去海外娶妻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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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欠发达国家寻找婚姻伴侣，正在成为部分中国男性的现实行动。相较于国内高昂的结婚成本，这些国家和地区很少有彩礼、房车等婚姻门槛，这对于家境普通的男性来说，无疑更具吸引。

出生于1991年，来自湖南的小向在理智衡量完自己的条件后，决定寻找一场跨国婚姻。最终，他如愿以偿娶到一位越南新娘。

越南恋人

我26岁那年，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婚恋问题，并为此制定计划。

我此前谈过两段恋爱，都失败了。我时常在深夜复盘自己的现实状况：个子不高，长相一般，父母都是农民，毕业于一所双非院校，买不起房子，凑不齐彩礼。总之，不属于婚姻市场里的“优质男”。

更何况，为了实现阶层跨越，我一直把创业视作梦想。可如果我在国内结婚，就会被买房掏空，创业便无从谈起。

偶然，我在新闻里看到一个怀化大哥娶了一位俄罗斯新娘的故事，他的现实条件和我差不多，新娘嫁过来时也是一无所有，在夫妻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实现了财富创造，过上了我羡慕的生活。

去欠发达国家寻找跨国婚姻，是很多普通中国男性的愿望。相较于国内高昂的结婚成本，一些在社会习俗上对婚前财产没有明确要求的国家，成为现实条件有限的男性的新选择。在一些跨国婚姻介绍所，针对男性的择偶需求，东南亚国家的女性推荐率甚高。

我有了一个想法：娶一个外国老婆。并由此开始了我的寻妻之旅。

寻妻之初，我通过一些跨国交友平台，认识了一些乌克兰的女孩。乌克兰女孩大多肤白貌美，也不歧视亚洲男性。交流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整个过程困难重重。中国和乌克兰有五个小时的时差，等女孩下班回家吃完饭后，中国已经是凌晨2点。并且，中国飞往乌克兰的机票，来回差不多要3万元，如果真有心仪的女生，往返成本我也承担不起。最终，我打消了找乌克兰对象的想法。

后来，我又结识了一些韩国、日本的女孩，都没有太多心动的感觉。日韩的女孩有一种“迷之自信”，面对中国人总有一种优越感。于是，我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

图 | 中越边界

2017年底的某天，我在网站上注意到一个越南女孩，照片看着很漂亮，合我眼缘。我添加了她的账号，可到第二天都没有通过，好在她的主页放了电话号码，我开通国际长途，拨通了她的电话。当时我想，如果和这个女生还聊不出火花，我就彻底打消找外国女友的念头。

电话另一端，传来了女孩好听的声音。大概是看到了来电属地，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吃饭了么？”然后挂断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唯一会讲的一句汉语。那通电话后，她通过了我的好友请求。

她叫同兰，大学主修英文，辅修汉语，可惜都忘得差不多了。现在有个中国人突然出现，和她成为网友，激起了她重新把汉语捡起来的欲望。我们每天都会视频通话一小时，聊天中我得知，同兰的父亲是一名退伍士兵，在家务农，母亲在工厂上班，家中有五个孩子，她排行第二，最小的弟弟只有8岁。

同兰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生活得很简单，平时也没有太多社交活动。她看起来平和、温柔、彬彬有礼。我们熟络之后，她变得更爱笑了，越发活泼开朗，还经常唱越南歌曲给我听。

经过长达一年半的交流，同兰的汉语已经很流利了，我觉得是时候了，鼓起勇气向她表白。可她说：“我只是想找个中国人聊天，没想过要嫁给中国人，毕竟离我家太远了。”我有些心灰意冷，没有再联系她。一个多月后，我以为我们都放弃了彼此，同兰却突然开始主动跟我通话。我想，也许她对我还有牵挂和留恋。

后来我又表白了两次，都被拒绝了，但她口风有些松动：“我们还没有见面，怎么能开始谈恋爱？”我心里燃起了希望，打定主意，等忙完手头的项目，去越南跟她见一面。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2019年年初，同兰告诉我，她的外婆给她介绍了一个本镇的男生，她对男生印象很好。我当下请求她：“我们都相处这么久了，给我一个竞争的机会好不好？”她答应了：“那你赶紧来。”我很快办好签证，从长沙启程飞往河内。

到达当天，同兰安排了出租车来接我，去她预定好的酒店。下班后，她骑着小摩托带我见了她的闺蜜，我们一起在河内还剑湖游玩。在燥热的夜风中，我们玩得很开心。合影时，我鼓起勇气牵她的手，却被甩开了。

趁着同兰去洗手间的功夫，她闺蜜告诉我，同兰觉得我和她理想中的男友还有差距。回到酒店后，我辗转难眠，内心仍不愿意放弃同兰。我突然想到，如果得到她家人的认可，事情或许会有转机。第二天午餐时，我抱着试探的心态向同兰提出：“我从这么远的地方飞来，想去你的家乡看看，拜访下你的家人。”再三思索后，她答应了。

图 | 同兰在南定的家

经过两小时的骑行，我们从河内到了南定。为了给她家人留下好印象，我每天都早早起床打扫卫生，把他们一大家子的衣服都洗了。后来同兰告诉我，她妈妈对我很认可：“这个孩子不错，温和、勤劳，也没有一些越南男生的傲慢和大男子主义，你找对人了。”并且劝她：“遇到好男人就嫁了吧！”

来到她家的第三天，同兰的“相亲对象”得知我来了，一直不停地给她打电话，同兰当着我的面一次次挂断，最后将他拉黑。那天夜里，同兰骑车带我兜风，走在乡间小路上，她主动搂住我的腰，我知道，她终于接受我了。

短暂停留几天后，我回到中国。过了两个月，抵不住对同兰的思念，我再次飞往河内。相处得越久，同兰身上的质朴和单纯就越吸引我，我对她的感情越发浓烈。

后来，同兰办理了旅游签证，来长沙探望了我两次，我带着她走遍了湖南的知名景点，体验凤凰古镇的历史民俗风情，领略张家界的绝美壮阔，也感受了一把长沙的网红城市气息。旅程中，我们越来越有默契，感情也越来越稳定。

2019年10月，我带着父母和哥哥一起飞往河内，正式向她的父母提亲。

语言不通的两家老人，在我和同兰的翻译下寒暄起来。同兰的父母含着泪，要求我好好照顾她，远嫁中国后也要回家看看。整个过程，没有谈及彩礼、房子等具体问题。我爸妈也当即承诺，会把同兰当做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受挫的国内恋情

遇到同兰之前，我在国内的两段恋情都不顺利，甚至给我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

2013年，我刚满22岁，在一次聚会上和中学同学小彤重逢。聚会结束后，我们在微信上联络频繁，最终确定了恋爱关系。

工作初期的忙碌和繁杂，被爱情的甜蜜抚慰着。可惜，相恋几个月后，某天小彤突然对我说：“我爸妈想要我嫁给同村的一个男生，全家都在极力撮合。”

小彤和我都来自衡阳的一个村镇，她母亲生了三个女儿，家里很早就想招个上门女婿。他们替小彤找的这户人家条件不错，最妙的是和她家同姓姜，如果结亲，不用赘婿就能拥有姜姓的传承。为了不让小彤来长沙找我，家里甚至将她禁足。

2014年2月17号，长沙正值寒冬，我接到小彤的电话，被告知她将在明天一早订婚。我们爆发了恋爱后最激烈的一场争吵，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妥协。她一直在电话里哭，说经不起所有亲戚一轮轮的规劝。

我当即买了从长沙到家乡的绿皮火车，凌晨4点到达祁东车站后，又顶着寒风步行5公里抵达她家。我至今记得，那天寒风夹裹着小雨，天空灰蒙蒙的。在她家门前，我大声地叫着小彤的名字：“我爱你，开门！”

喊声惊醒了周边的村民，他们聚集在低矮的围墙外，带着戏谑的表情看热闹。屋内传来小彤的抽泣声，接着是母女俩激烈的争吵。随后，她妈妈打开大门，说：“孩子，想娶我女儿也不是不可以，15万彩礼，一分也不能少，还必须买房子。”我坚定地回答：“好，我马上回去准备，小彤，等着我的好消息。”然后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踏上回程，甚至来不及和小彤说说话。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几乎没有存款。我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向父母开口，母亲泪眼婆娑地说：“家里就这个条件，你知道的”。我默默回到房间，掩面而泣。在久久不能入眠的深夜，给小彤发去最后一条信息：祝你幸福。

这段感情的失败，让我看清了男性需要在婚姻成本上的付出，房子和彩礼成为绕不过去的大山。曾经网络上盛传过一份“中国城市娶妻成本排行榜”，排名第一的深圳需要208.2万元，排名第十的成都需要55.4万元。如今在婚恋市场上，男女失衡的现象也很普遍，男性的选择不如女性多。今年江苏徐州邳州的一场相亲大会上，排队的男性有几百人，女性只有5个，男多女少，婚姻的选择权多数还是看女方。

分手后，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从长沙转战到广州、深圳，后来又回到长沙。在这段漂泊的日子里，小彤在我的记忆中逐渐淡化，我也没有任何开始新恋情的规划。

直到学妹小婕突然走进我的生活。当时，小婕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经常找我吐槽，也会跟我倾吐生活里的烦心事。在学校时，我对小婕的印象就很好，但一直以学长的身份和她相处，从未越界。

2015年的入夏时节，小婕突然告诉我，她要和现任男友分手：“他是学医的，一直没有生活来源，总是要靠我接济，我准备放弃这段感情了。”分手后她心情不佳，我尽量哄她开心，节日给她准备礼物，生病陪她去医院，偶尔安排一些短途旅行。渐渐地，我们越走越近，自然而然开启了恋爱。

有了上一段感情的前车之鉴，2016年的农历新春，我提议去拜访她的父母。我备好烟酒礼物，见面过程非常顺利。我计划在年底上门提亲，和小婕共度余生。

谁知，一条来自陌生人的微信，打断了我的计划。一位自称阿全的男士，在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后，发来了几张小婕的私密照片，告诉我他和小婕正在交往。阿全43岁，离异有孩子，家境丰厚，但这段感情一直不被小婕的父母认可。

 小婕向我解释：“如果阿全没有发现你的存在，我会慢慢和他断了，然后和你结婚。如果你不介意，我可以立马和他分手。”我当场提出分手，再没和她联系。

经过这两段恋情后，我失去了信心，自认为要在国内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没那么容易。遇到同兰后，这段历经现实考验的感情令我十分珍惜。

某种程度上，这场跨国婚姻也是我为了减轻压力的选择。在越南人的观念里，家庭财产可以婚后由夫妻共同创造，而不需要男方提前准备，所以越南的男性婚前基本不存钱，赚多少花多少，女性也更看重男性的人品和上进心。在云南和广西等不富裕的边境地区，存在大量与东南亚建立的跨国婚姻，根据2019年的数据统计，广西的跨国婚姻有4025对，其中外娶达到3444例，云南的跨国婚姻有3858对，其中外娶3203例。

我在新闻中得到寻找跨国婚姻的灵感，事实证明，在这场跨国联姻中，我确实很少遭遇来自婚姻成本的忧虑。我根据当地标准，只给同兰父母家置办了一些家具、家电，送了一笔礼金作为回礼。

图 | 越南吉婆岛，我们度蜜月的地方

艰难跨国恋

2020年1月初，我去越南办理了结婚签证，返回长沙不久，新冠疫情全面爆发。我们举办婚礼的计划，一再延后。3月底开始，国内逐步停止所有涉外签证的办理，同兰无法前来中国，我们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跨国恋。

我们每晚都会视频通话，分享彼此的生活点滴，可长期不见面，总有委屈和质疑产生。每当同兰情绪崩溃时，我只能在电话另一端安抚她，保证在中国会安分守己，绝对不会放弃这段感情。我时时查阅最新的防控政策，想着一有机会就立马飞去越南娶她。可什么时候能够娶到她，我心里越来越没底。

2021年7月的一天，我正忙于工作，突然接到同兰的电话，她边哭边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那天，同兰和同事在饭店吃饭，厨房的煤气罐突然爆炸，火势迅速蔓延，他们从阳台艰难地爬到了隔壁屋子，这才安全。餐厅被大火吞没，同兰的摩托车也被烧得只剩骨架。万幸的是，同兰和同事只有一些轻微的擦伤。

事发后，同兰第一个给我打了电话，连父母都没来得及通知。曾经我犹疑过，娶同兰是为了一段低成本的婚姻，还是为了一位真心相待的伴侣？那一刻我确信了，是后者。我压下内心奔涌而来的感动，告诉她：“这辈子认定你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放弃。”

这段感情让我明白，我们谁都不是人群中最优秀的那一个，感情也总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只有历经风雨的爱情才不会说散就散。

其实疫情爆发以来，我压力非常大，父母也开始劝我，疫情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要不重新考虑找个当地女朋友。每当我内心动摇时，都会想起那天同兰在电话里的哭泣声。我暗自下定决心，无论见面的日子会延后多久，都不会辜负她。

我们的等待终于迎来曙光。2022年5月，越南打开国门，外国人终于能办理签证。只是长沙直飞河内的航班还没有恢复，机票也比之前贵了几倍，我决定在广州转机。出发之前，除了爸妈，几乎所有亲戚朋友都劝我打消念头，奔赴新冠肆虐的地区，能不能平安回国都是未知数。

可我不想停止当下的脚步，我俩实在太久没见面了。我总是会想起两个月前坠落在广西藤县的那架客机，时光短暂，生命脆弱，再不去找她，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

5月19日，时隔两年五个月，我终于落地内排国际机场。同兰早就在到达层等着我，我们跑向彼此，在人来人往的机场相拥而泣，紧紧拥抱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

图 | 越南的结婚证

一个月后，我们拿到了结婚证，30岁这一年，我终于有了妻子。我和同兰商量好，先要一个宝宝，至于以后是定居在中国还是越南，再另行规划。

结婚后，我时常感到很幸福。或许以后我们也会迈入琐碎的生活，为柴米油盐而争执，可我会永远记得，我的妻子曾经跨过山海和人潮，坚定地选择了我。

- END -

撰文 | 覃月

编辑 | 孙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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