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切都是因缘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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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奴隶社会的第 2052 篇文章

Photo by Matthew Waring on Unsplash.

作者：沈迪侪（Andre），播锐智咨询创始人，不咋精致的利他主义倡导者。本文初版来自：朝阳乙方（ID: bridgebeijing）。

我叫沈迪侪，经营着一家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公关传播公司。2012 年起，我以第三方传播顾问的身份服务盖茨基金会，由此认识了一诺，并在 2015 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后，以“晕蔡”作为笔名与一诺在奴隶社会上发表了一篇“联名文章”《诺奖三个人，救了多少人？》。

自从钟南山院士 1 月 20 日宣布“新冠病毒人传人”开始，我就密切关注中外媒体上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同时撰写评论文章，发布在个人微博和公司公众号上。我希望利用在过去这些年不断积累的公共卫生知识、不断操练的信息梳理和分析能力，为人们在解读媒体相关内容时多提供一个理性而乐观的视角。我不是微博大 V，公司公众号一开始也只有几百个关注者而已，但个别文章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一篇在微信上有超过 30 万人阅读，另一篇在微博上超过了 200 万阅读。

如今，这场起始于武汉的疫情已发展成全球大流行，并且海外确诊数在周一首次超过了中国境内。随着各国政府对不断变化的疫情做出反应，中国在国内防疫中积累的经验也在逐渐受到世界的正视和重视。

前天，我写了《团结让我们坚立，分裂使我们跌倒》，动员国人积极参与抗击新冠疫情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你可能会说：中国为遏制病毒付出了巨大代价。可现在看来，世界非但没有珍惜中国争取到的宝贵时间，一些国家反而诋毁我们的努力，歧视我们的同胞，将新冠病毒污名化为“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我现在凭什么要去帮助这些白眼狼？

我的回答是，因为这不仅是一件正义的事，而且有机会改变近代西方社会对于中国人的偏见。

最近在西方国家内部，我们开始听到更多关于中国抗疫的理性声音。这些声音的发出者都是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却有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例如世卫组织专家组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他在实地调研后将中国抗疫的有效做法形成具体建议，积极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还有《纽约时报》科学与健康记者小唐纳德·麦克尼尔（Donald McNeil Jr.），在几天前的电视采访里，用不带任何立场的清晰语言，向西方受众介绍中国如何对疑似病例进行识别、检测和隔离。由于这场大流行关乎每一个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将有更多西方人愿意放下成见听听中国的声音，因为这也许能帮助他们解决自己当下的问题。

此外，在我们为中国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欢呼的同时，请不要忘记，在武汉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超过70个国家向我们伸出了援手；而在更早的时候，我们一些地方的医疗系统是在西方友好人士的帮助下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

我在这里想分享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讲的是我在三年前听到的故事，关于一个挪威家族与中国的情谊。带着过去两个月的经历阅读这个故事，你会发现它的迷人之处 — 不论何时何地，总有一股无可推诿的力量，透过一些自知蒙福的个体，为另一群陷入患难或绝望中的同类带去帮助和祝福。

01

四海之内皆兄弟

大约一个月前，上千名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前为中国人民祈祷，愿罹患新冠肺炎的人早日康复。作为活动的参与者，歪果仁研究协会创始人高佑思（Raz Galor）和父亲 Amir Galor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人应该铭记在一战和二战期间中国给予犹太人的支持，他们不能忘记这样长久而亲密的友谊。

1938 年 3 月，德国吞并了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奥地利，随即开始迫害当地犹太人，将他们抓起来送进集中营。虽然纳粹当局规定，凡持有目的地国家签证的犹太人可以被允许离开奥地利，但当时许多国家惧于纳粹淫威，不敢向犹太人发放签证。在这样的情形下，时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对申请前往中国的犹太人伸出援手。尽管在柏林的上级向他下达了停止的命令，他还是继续勇敢地为犹太人发放了上千张签证。

▲ 何凤山和由他签发给犹太人的签证，图片来自网络。

何凤山通过发签证救助犹太人的事迹在他去世前鲜有人知，因为他认为此事不足称道，发签证是他的职责，而帮助人 — 不论来自哪个国家、属于哪个种族 — 是他的原则。他的女儿何曼礼对他的人格曾有这样的描述：“人若蒙受恩泽，就必须学会回报，这便是他的道德观。他基本上都依循这一原则在生活。”

何凤山 1901 年出生于湖南益阳。一年后，一个名叫约根·爱德文·倪尔生（Jørgen Edvin Nilssen）的年轻挪威医生，与另外两位来自挪威信义差会（Norwegian Mission Society）的传教士一起，先乘坐蒸汽轮船，再换乘邮轮，历时两个多月抵达了湖南长沙。约根来中国的目的很简单 — 他要在这里救死扶伤。

19 世纪末，还在上中学的约根就有了坚定的信仰和明确的人生目标。他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 — 尽管我们民族、肤色、语言、禀赋特征各不相同，但作为人类，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而兄弟姐妹就应该分享各自获得的幸福。

1891 年，约根考入医学院，刻苦学习的同时积极参与信义会学生运动（Lutheran Church Student Movement），并从中结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玛丽·维斯洛芙（Marie Wisløff）。后来，他又在一次全国学生大会上认识了沃尔拉斯·沃格特（Volrath Vogt），这名学生钦佩约根的理想，决定追随他的脚步学医行医。

▲ 约根医生与妻子玛丽·瓦伦丁·维斯洛芙（Marie Valentine Wisløff），图片来源：tekstualitet.no。

约根一到长沙就建立了一家小诊所。一年后，意识到当地社会对医疗的巨大需求，他向挪威差会提出资金申请，计划在长沙租用场所建立临时医院，并在距离长沙 25 公里的益阳另开一间诊所。

千万不要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挪威。事实上，挪威当时正处于发展的困顿中，与英国、美国、瑞士等国相比，其人均收入也算不上高。差会在收到约根的经济资助申请后，将这一需求发送给全挪威成百上千个地方教会。而个人的点滴奉献汇聚在一起，就能实现一个更大的目标。

1903 年，玛丽独自带着两个分别是一岁和两岁的孩子前往中国与丈夫团聚，旅程之艰辛可想而知。再加上那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外国人普遍不被信任。选择这个时候来中国，除了出于“分享幸福”的信念之外，我想不到任何其他的理由。

约根为家人在益阳找到了安身之处，随后便在住处附近资江边的桃花仑买下一块地。他爱上了这里，在日记中称益阳和桃花仑是他在中国见过的最美丽的地方。他向挪威差会发出申请，计划在桃花仑建立医院。1904 年 4 月，他得到了差会的批复。1906 年，信义教会医院（今益阳中心医院）在桃花仑落成。1907 年，信义中学又在约根等人的主持下在益阳落成。

▲ 约根（一排中）曾是信义教会医院唯一的医生，所以他不得不亲自为中国护士提供培训，图片摄于 1907 年，来源：挪威差会档案馆。

1908 年，7 岁的何凤山失去了父亲，他和家里的其他一些人被约根等人在当地建立的信义会收养。在那个时候，约根正在建造一所孤儿院。因此，何凤山与和他同龄的约根大女儿伊丽莎白（Elisabeth Nilssen）在桃花仑一起成长、读小学，然后升入益阳信义中学。再后来，他就读于雅礼书院，又于 1932 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五年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维也纳领事馆总领事。

何凤山一直没有忘记约根等挪威传教士给予他的帮助。正因有了他们的帮助，他才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并且最终完成了高等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1948 年 8 月，他写信给自己桃花仑时期的导师沃尔拉斯·沃格特医生（就是那个受约根影响的青年学生，他最终也成为了一名在中国服务的医生）：“我何其荣幸，能够在桃花仑度过我的年少时期，在那里接受基本的教育。我要感谢挪威差会及其传教士们。他们无私的奉献和爱，使得桃花仑有了今日的气象。”

1985 年，84 岁高龄的何凤山访问挪威，唯一的目的是感谢在近一个世纪以前来到益阳帮助自己和当地人民的挪威朋友。在奥斯陆的一次致辞中，他这样说道：“上苍不会随意播撒好运。我们沐恩之余，须得饱含责任感地善用这份福气。”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2015 年，时任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董事会主席达芬·霍博腾（Dagfinn Høybråten）访问益阳。这不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早在 1999 年，他就以挪威卫生大臣的身份访问中国，洽谈中挪两国医疗卫生合作事宜。此后他多次以不同身份访问中国和益阳，每一次到益阳，他都要去中心医院看一看，因为他是这里的名誉院长。这一次，院领导和他分享了一个好消息：中心医院将与以色列斯奈德医院（Schneider Hospital）共建一个儿童医学中心，该项目将由以色列发展银行资助。

▲ 益阳中心医院曾跃红院长为达芬介绍医院的新发展，图片来源：Gavi。

“为什么是以色列？”达芬对此感到好奇。于是他便听到了上面这个关于何凤山、犹太人和益阳的故事。而当年与何凤山一起在桃花仑长大的伊丽莎白，就是达芬的外祖母。

约根全家于 1918 年告别了服务 17 年的中国。回到挪威之后，伊丽莎白始终渴望回到中国继续为中国人民服务，可惜再也没有机会。1957 年，伊丽莎白的外孙达芬出生。据他回忆，自己在孩提时代常坐在外祖母的膝上，听她讲在桃花仑的故事。她一直牵挂着中国，为中国祈祷，直到 1978 年去世。而达芬本人对于中国的感情，以及直到现在还在从事促进中挪、中欧友好的事业，正是受到了外祖母伊丽莎白的影响。

▲ 1961 年，4 岁的达芬坐在外祖母伊丽莎白的膝上，听她讲述在中国的故事，图片来源：达芬个人收藏。

02

一切都是因缘际会

而我又是如何知道这个故事的呢？

我从 2015 年起开始以第三方顾问的身份服务 Gavi，它是我们公司目前几个重要的国际客户之一。2017 年 5 月 26 日，我前往上海参加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北极光照耀桃花仑》图书发布会，作者正是一年前刚刚卸任 Gavi 董事会主席的达芬·霍博腾。

▲ 达芬在复旦大学北欧中心参加《北极光照耀桃花仑》图书发布会。

当时我的工作是为他联系几家媒体专访，为 Gavi 在中国进行宣传。但当我从他对这本书的讲述中得知这个故事之后，我完全被它迷住了。

我本来就计划在专访结束后同他单独交流，主要想询问他如何帮助 Gavi 在 2015 年柏林筹资大会的最后一刻实现了 75 亿美元的筹资目标，以及在担任挪威卫生大臣时如何有效推动了国内的控烟。但那次我们聊得更多的却是他们家族的故事，我也与他分享了我家族里某位长辈的故事，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受到了她极大的影响。

达芬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因缘际会。”然后拿出一本书，在扉页签下名字，送给我留作纪念（下图）。

▲  我与达芬·霍博腾。

时间再次回到 100 多年前。1911 年秋天，辛亥革命爆发。时年 18 岁的毛泽东积极投身这场民主革命，加入了湖南新军。时局的动荡造成了大批的伤病，使得医院不堪重负。鉴于这种情况，约根开始在长沙开展人道主义工作。1911 年 10 月 28 日，湖南红十字会成立，约根在董事会里负责财务，协助主席颜福庆建立了湖南第一所红十字会医院。

颜福庆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近代医学教育先驱、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1914 年，颜福庆等人与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联合创建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医学院。

▲ 1913 年，颜福庆（右一）等人参与组建湘雅医学校的谈判，图片来源：湘雅健康。

为应对此次新冠疫情，中国医疗界的四大王牌军“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于 2 月初会师武汉，加入武汉当地的医护人员队伍，一同抗击疫情。其中的“南湘雅”指的是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其前身就是颜福庆等人创办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而“北协和”指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 年 9 月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建立；“东齐鲁”和“西华西”分指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其建立都离不开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三国教会的帮助。

03

我的家族故事

在之前发布的文章里，我没有写自己的故事。但在这一版里，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我的姑奶奶（爷爷的姐姐）叫沈勤琢，1906 年出生在宁波附近的一个小镇。在当时的社会，人们并不赞成送女孩去上学。但姑奶奶生来反叛，始终保持独立思考。她坚持自己必须上学，并靠辅导低年级孩子赚取自己的学费。从那以后，教育成为了她生命中的主旋律。

从教育学院毕业后，她任教于宋美龄在南京创办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教导那些因战争而成为孤儿的孩子。后来，她认识了后来成为自己丈夫（也就是我的姑爷爷）的杨超尘，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当时在南京政府学院做艺术系主任。

1934 年，姑爷爷的一个叔叔是当时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也是后来何凤山的同僚，他向姑爷爷提供了一个在领事馆工作的机会。于是，姑爷爷就带妻子移民到了美国，一开始在芝加哥边工作边进修，在二战期间移居西雅图，任中国驻西雅图副领事。再后来，他成为彩色摄影的先驱，成立了美国西北部第一个彩色摄影工作室。

由于篇幅所限，我只能省略他们在美国打拼的过程。但不论家里有钱还是没钱，他们始终在尽力帮助别人。起初的时候，姑爷爷总会拿钱给在领馆遇到的急需用钱的中国水手，一段时间后，他们总会将钱如数奉还。而姑奶奶则总是忘不了自己的老本行，她创办了西雅图中国妇女俱乐部，成为了一位在当地中国社区广受尊敬和爱戴的导师。许多受到帮助的人从来没有忘记姑爷爷、姑奶奶对他们的恩惠，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存到生命的尽头。

姑爷爷于 1969 年因肾疾离世，这极大改变了姑奶奶的生活。在此后的近 40 年里，她的角色可以用两个词语概括：精明的投资家、慷慨的志愿者。她始终认为自己只是钱财的管家，所以没有把财富留给子女，而是以慈善的方式投资给他人的教育。

姑奶奶在丈夫去世后第一次回到南京探亲，感觉那里需要一所学校，便捐钱建立了一所崭新的学校。听我的父母讲，在我出生后，姑奶奶格外关心我的教育，不仅从美国寄英语学习资料给我，而且为我买了一个债券，到期后可以用于支付我的大学学费。

从我很小开始，我就与姑奶奶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她祝贺我在学习上取得的进步，并且总是教导我要常怀感恩之心。1991 年，85 岁高龄的她从报纸上得知安徽省遭受特大洪水灾害，毅然向 60 年前她曾任教过的定远县捐助 1 万 1 千美元，用于兴建建设小学教学大楼。她的子孙辈明明有很多人，她却单单用我名字中的“迪”字将教学楼命名为“迪智楼”，不久后，她再次捐资修建了另一座“迪仁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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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小学老教学楼和新教学楼（迪智楼），照片摄于 1992 年。

2006 年，我想为姑奶奶 100 岁生日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在联系了当地教育局后，我独自拿着摄像机来到定远，拍摄了两座教学楼现在的样子，采访了多位见证当年教学楼修建的老师。当地一位 80 多岁的书法家在听说姑奶奶的生日之后，特地写了一副祝寿的书法，表达当地人民对她的感谢。正是这次经历，让我切实体验到一个小小善举所能产生的巨大力量。也正是这次经历，让我下定决心追随姑奶奶的脚步。

两年后，我的姑奶奶沈勤琢去世，享年 102 岁。在她离世前最后一封托儿子写给我的电子邮件里，她祝贺我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目标。她说她知道这一切很开心，却并不意外。因为自从在我 1 岁时她见到我 — 也是她此生唯一一次见到我 — 的那天起，她就知道与我有缘，并且每一天都在为我祈祷。

面对新冠病毒，我们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是人类的一份子。张文宏医生在预测此次疫情结局时曾说，人类从来没有在任何一种病毒面前失败过。因此我们要团结，与湖北武汉的同胞团结，与四海之内的兄弟姐妹团结。所谓的“因缘际会”，其实就是当你意识到自己与他人的相同远大过差异时，自然而然发生的命运牵引。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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