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皇帝询问英国女王「有无匹配」始末
问:鸦片战争后,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刚23岁,竟想纳之为嫔妃,是真的吗? 这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所谓“历史自媒体”,通过摘抄媒体报刊或通俗历史著作中的二手、三手乃至四手五手材料,再进行脑补,添油加醋弄出来的一则谣言。 以“道光 英国女王”为关键词 …
不需要篡改,甚至不需要隐瞒,只需要稍微加一点主观感情色彩。
例如人类采集蜜蜂的蜜,你可以有以下多种表达方式:
人类养殖蜜蜂采蜜。
人类奴役蜜蜂。
蜜蜂无私献蜜。
每一种背后代表的意义都截然不同,而描述的其实是同一件事。
当你看到一段内容里有大量明显褒义或者贬义的形容词时,别怀疑,创作者正在试图影响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例如:
曹操这个人很自信。
曹操这个人很自负。
曹操这个人很骄傲。
曹操这个人很自大。
这其实写的是同一个内容,改换词语往往不会干扰事情的逻辑。也不是阐述过程中必备的。
这就是私货。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暗示俄罗斯是侵略者)
俄罗斯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的请求。(暗示俄罗斯是人心所向。同时强调俄罗斯是被动接受。)
克里米亚政府为了人民的利益请求加入俄罗斯。(你以为他在讲克里米亚政府请求加入俄罗斯?不,他在说克里米亚政府一心为民,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类似的话术一大堆。
不只是形容词,还有名词:
资本家、民族企业家…… 这是一个东西。
人民群众(暗示这是绝大多数人,提醒你屁股摆正)
不明真相的群众(将发起者与大多数人切割,准备弄死发起者但法不责众,不追究其他人)
暴乱分子(将发起者和追随者一起否定,准备全部干掉)
只要熟练地掌握语言技巧,歪的说成直的不是梦。
一个人谋求升职,我们可以说他为了 “进步”,为了 “实现人生价值”,也可以直接来一句 “不可告人的目的”。你看,语境完全不是一码事。
这是动机控制法。理论上只要一件事让一个人获益,我们就可以质疑他 “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经典的莫过于 “清君侧”。意思是说君主依然是好的,但君主被人蒙蔽了,君主身旁有坏人。如果你依旧效忠君主,那么你应该跟我一起 “清君侧”。我这么做是为了百姓!
另一个说法就简单了,“造反”。
一个人定下一个目标,你可以说是 “梦想”,也可以说是 “野心”。
任何故事都可以两说,甚至三说,四说,五说。理论上可以不修改故事的任何一个点,讲出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语境。
一般只有当作者直接在故事里开启说教模式的时候,人们才容易意识到对方在夹私货。真正的高手只需要调整叙事模式,修改形容词。
评论里有人提到死守。
死守(接到命令不惜代价守护,隐含视死如归,牺牲精神等正面成分)
防守、防御(中性词)
盘踞(占据该地,鱼肉乡里)
进阶版的还可以通过通篇褒义,但触碰读者的基本价值观,从而逆转对事情的看法,实现明褒暗贬。
例如:虽然你失去了双腿,但她失去了爱情呀!
再例如我的这个回答:
如何看待「中国人均书房面积仅 0.65㎡,没有马桶大」,没有书房如何在家打造学习、阅读区域?410 赞同 · 7 评论回答
记住以下理论:
人其实是社会关系的集合体。
一个人要变坏,必须有人教坏他,或者社会在他面前给予了他类似于做坏事却可以有正反馈的结果,从而带偏思想。
一个人要变好,同样必须有人教好他,或者社会氛围给予他必须好的呈现。
任何人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主观视角)。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人不能洗,也没有任何人不能贬,区别只在于你使用什么笔法,什么视角。
以及……
你胆子有多肥。
再给你们讲一点:情绪。这也是我这些年的一个重要研究感悟。
除非绝对理性的论述,否则所有的文字,底层都有一条情绪链条在走。就好像音乐的节拍一样。
一个优秀的文字工作者的终极追求,应该是触碰、了解、掌握,并运用这种底层情绪链条。
具体的手段千变万化。
这追求的是什么?这追求的是掌控当读者看到你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的情绪。
你想他欢快,还是悲伤?想他纠结,还是感动?甚至复合情绪都可以做到。
具体…… 嗯,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研究。这玩意只可意会。
我能告诉你的一个要诀是:暗示。
在文字中不断暗示,每一个字符都可以是暗示。通过潜意识挑动别人的思想。
只能说,文字的魅力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大许多许多。
有人说理科生歧视文科生。
其实不是理科生歧视文科生,而是中国文科不太行。不太行的原因有很多,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不可说。
你这么想:
这帮家伙,文字功底溜得一塌糊涂,一眼望去就知道文章、宣传的执笔者在打什么小九九。日常没事就探讨人性。对人性的弱点了如指掌……
惹他一个不开心,起笔就是:东风吹,战鼓擂……
把你的史迹遍成九集,拿到天桥底下每天不停轮流播……
写不了正史,丫的就写野史…… 说不了你功过就讨论你动机,实在不行把你闺房里那点事拿出来探讨,惹得大叔大妈一个劲地笑。
别说,普罗大众还就爱看这个。什么秦始皇与孟姜女不得不说的故事、乾隆皇帝下江南寻花问柳……
忽悠是没法忽悠的,这辈子都没法忽悠,也就平时以礼相待,维持一个表面平衡而已。
呵呵,你为啥要培养这种人?培养安分守己听话的理科生,还可以用来 996 的理科生不香吗?
整体而言,文科生太多,对统治阶级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文化输出什么的弱鸡,是有原因滴。
十月革命
十月政变(普京原话。你看,整个意思都变了。)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地方话术最密集,那我告诉你: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课本和政治课本。
密集得不要不要的,全部都是既定立场下的话术花样。而且其实都不高明,但骗骗孩子够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文科生既是这些技巧的最终掌握者,又是这些技巧的第一个受害者。
虽然这种技巧是文科生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得技能之一,也是文科生最有力的武器,但现实来说,文科生绝对不会系统地得到这方面的教育。
本质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到的所谓文科,都是被阉割后的文科。
一个姓韩的朝鲜女人,被进供给朱棣当妃子,是为韩丽妃。朱棣死后,韩丽妃只能陪葬,随她一同来中国的乳母后来回到了朝鲜,将事实讲述下来,被史官写进了《李朝实录》。
这本书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殉葬情况。
跟史书上写的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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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年,永乐最后一年秋,朱棣驾崩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北京城,也让后宫的一些妃嫔吓破了胆。她们很清楚,迎接她们的,将是比孤老宫中更为凄惨的结局——殉葬。
儒家向来反对人殉,明朝也以此为丑事,所以史官并没有在史书上留下细节,只记载了大略的情况。但是,因为系统中的一个漏洞,整个事件还是神奇地被呈现了出来,出现在了外国的史料上。
事情还要回到永乐年间,朝鲜王多次遴选本国的美女送到北京,成为皇帝(朱棣)的妃嫔,韩丽妃就是其中之一。韩丽妃的乳母金黑也随行而来,负责照顾韩丽妃的起居。那位从系统漏洞逃逸出来的老妪,就是这个金黑。
从金黑的口中,我们可以一窥明朝人殉制度的微观景象,看看那些无辜者人生最后的时间。
当时,金黑一把鼻涕一把泪,因为她一手带大的女孩韩丽妃就在殉葬妃子的名单里!
这份名单上,陪葬的宫人有 30 多个(明朝方面的记载是 16 个,这可能是有名位的妃嫔数,此外还有不知名的宫女)。有的颇有名望,有的默默无闻,有的很受宠爱,有的倍遭嫌弃。有朝鲜人,也有明朝人。
看起来五花八门,实际上她们有自己的共同点——身份弱势。
人殉有人殉的潜规则,宫内生活的女人,感受到的潜规则只会更加出奇。譬如,明朝的规矩中,有子女的妃嫔不用殉葬,从表面上看,这当然是一条铁律,但铁律也能有弹性。
那些有权势和心机的妃子们,倘使真的生不出孩子,难道就要坐以待毙吗?不会的。正如一些权贵的子女考不上学,他们的孩子真的就不上学了吗?不会的。自己没有,就抢一个,也就是「冒名顶替」。
未能生育的高阶妃嫔,对孩子的渴求是强烈的,可要真的生不出来,就往往会夺走宫女的孩子。后宫佳丽三千多,实际上是连普通宫女也算上的。皇帝宠幸过的宫女,就有可能被鳄鱼盯上。
可怕的是,有时候皇帝还会作为主谋,帮忙夺走普通宫女的孩子,送给自己喜爱的妃嫔。被夺走了孩子,等于没有孩子。老皇帝一死,作为既无名位又无子女,而又受过皇帝宠幸的女人,几乎一定会进殉葬大名单。
明英宗朱祁镇的母亲,极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宫女。抢走她孩子的是宣宗以及深受宣宗宠爱的孙贵妃。至于她后来到底是被人杀了,还是生病死了,抑或是让人推进了殉葬坑,没有人知道,到现在依然无人得知。
和英宗的生母类似,韩丽妃没有权势,家人都在国外,朝里朝外,孤立无援,而且也没能为朱棣生出孩子,像这种人,就算是集体投票,也是上榜的命。
那进了殉葬名单,韩丽妃们还可以想办法逃跑吗?
在明代,这几乎不可能。
明代有路引,性质等同于我们现在的通行证,上面都要写明身份、籍贯,去什么地方、干什么事、去几天,担保人是谁,还要有县级以上部门盖章。过关卡、走村镇都要遭受盘查,并不比疫情严重时查通行证轻松。而且政变大都是未雨绸缪的,朝廷对内宣布名单前,人员早都被锁定了。
她们被高墙围堵,被政敌算计,有的还背负着家人期望(主动殉葬的宫女,家人可以到锦衣卫当差,被叫作「朝天女户」,因此颇有一些是被家里人逼死的),重压逼迫,插翅难逃,即便出了皇宫,又能跑到哪里去呢?
那逃不掉,是不是可以找大臣帮忙,求个人身解放?
事实上,后来景泰帝朱祁钰的汪皇后,就是被场外的大臣救下来的。
朱祁镇当皇帝时御驾亲征,被瓦剌掳走。他的弟弟朱祁钰即位后,他又被放归回国,被弟弟软禁。然而,朱祁镇还是在几个失意大臣的拥护下复辟了。即位以后,便开始对朱祁钰进行全方位打击。
后来,朱祁钰突然「病逝」,朱祁镇秉承「斩草务必除根」的原则,起初是想让朱祁钰所有的妃嫔都殉葬,包括我们上面说的汪皇后。但吏部尚书李贤上书反对,说汪皇后绝不应该在殉葬之列。当初朱祁钰即位,汪皇后因为主张继续让朱祁镇的儿子当太子,惹恼了朱祁钰,很早就被打入冷宫,受尽虐待,算对朱祁镇有恩。而且,现在她还有两个小女儿需要照顾。
朱祁镇这才知道原来汪皇后还有站过他队的事,于是同意不让汪皇后殉葬。
幸运者汪皇后,倘使向人们讲述她死里逃生的经验,旁人也只能听听而已,绝不能当真。救她的,并非「有儿女不殉葬」的规则,而是她刚毅偏执的性格所导致的很久以前的一次错误的站队(反对易储),再加上她和朱祁镇的钱皇后有极好的私人关系。当然,李贤的上书也很关键,李贤是个很会察言观色的大臣,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但没人替韩丽妃们说话,是因为大臣们都明白这么干没有好果子吃。
既然大臣都不敢插手,那韩丽妃们可以直接去求皇上,赢得皇上的同情吗?
新皇帝是朱高炽,也就是明仁宗,是个仁德的皇帝。
有人会说,向他求救,兴许能行。
事实上,这个想法,就是天真他妈给天真开门——天真到家了。
偏偏朱高炽,就是那个必须要杀了她们的人。
一切都要从朱元璋说起。
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朱元璋下诏让曾为他侍寝的 40 多名妃嫔殉葬,开启了明初皇帝大殉葬的先河。
以前,没能为皇帝生育的女人是有自己的去处的。要么在后宫挪个位置,到太后、太妃的居所守寡;要么干脆剃发出家,去官方的寺庵当尼姑。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给(死去的)皇帝戴绿帽。但是,事情总有点让人不放心。守寡有宣淫的可能,出家也有思春的概率。一个说的是历史上一些太后、太妃;另一个的典型就是武则天,她起初是唐太宗的妃嫔(昭仪),太宗死后她出了家,后来又嫁给了太宗的儿子李治。
由此,就不能说朱元璋的担忧全是无稽之谈了。不过,担忧归担忧,秦汉以来,无数皇帝都有过这种忧虑,谁都没做得那么绝。只有朱元璋不一样,他是个为了扫除隐患,不惜大杀特杀的人。为了排除隐患,功臣都能杀得一干二净,更何况并没有建功的妃嫔呢?
不需要照顾孩子的妃嫔,等皇帝死后要殉葬,也就成了明朝的祖制之一,后代只能效仿。
对朱高炽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棺材里躺着的人是他的父亲朱棣,他得非常机械地遵守祖制,才能完成接班任务。朱棣这一支,最大的心病就是得位不正。朱棣本人在篡权之时和篡位之后,一直在努力塑造一个「父亲的优秀继承者」的角色。守朱元璋定下来的成法,就是最简单粗暴而又有效的方式,谁都说不出个「不」字来。
朱高炽本人应当很矛盾,但他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任务。由于有这个任务在身,就只能违背本性去杀人。
所以,在父亲朱棣花了 14 年建成的新宫殿(紫禁城)的广场上,朱高炽摆了几桌席,为即将赴死的女人们饯行。
女人们心情沉重地吃完饭,就「升堂」(登上殿堂)了。在贴身婢女和办事太监的陪同下,走到了停放着永乐大帝灵柩的殿里。这里肃穆庄严,白色和黑色的现场,有一半是为妃嫔们准备的,她们也即将成为死人。所以,升堂的过程中,她们就放声大哭。
上吊,就是她们「自杀」的方法。
殿上放着几排木桌,殉葬者被人扶上去。在她们脖子的位置有个绳套,从梁檁上垂下来。做起来比较简单,脖子一伸,桌子一撤,一了百了。
不过帝国的礼数是很周到的,由朱高炽亲自慰问,他会和殉葬者们说会儿话,问问她们还有什么愿望,他可以帮忙实现。大家的愿望当然是不想死,但不死是不可能的,于是包括韩丽妃在内的妃嫔们,都没求新皇帝格外开恩,只是趁机替亲属谋取了幸福。
韩丽妃没有血缘亲属,只有乳母一直照顾她,于是她替金黑求情道:「我母亲(金黑)年纪大了,能让她回国吗?」像这样的遗愿,朱高炽还是能答应的,虽然很快就反悔了,但毕竟当时答应了,使韩丽妃走的时候略微安详了些。
朱高炽反悔的主要原因,
前几天几个朋友聊起历史,正好有一个台湾的同学也在。当时正好提到孙立人,台湾朋友说:“孙立人是谁?”
“国军将领啊,远征军。”
“不知道。”
“汤恩伯?”
“没听过。”
“李宗仁总知道的,台儿庄那个。”
“没听过。”
“白崇禧?”
“不知道。”
“好吧,经国先生总知道吧?”
“这个肯定知道。”
“蒋介石?”
“那肯定知道”
“宋美龄?”
“知道。”
“宋子文?”
“不知道。”
“张学良?”
“那肯定知道的。”
“杨虎城?”
“他是干什么的?”
“陈诚。”
“好像听过,基本到我知识的边界了。”
“戴笠?”
“没听过”
“台湾历史都教什么?”
“就是世界宗教啊,十字军东征啊,你们刚才说的罗马帝国我都学过,不过抗日战争我们基本不讲的。”
今年是民国 110 年,距离民国 38 年败退的台湾不足八十年。且不说我共这边的诸多大佬,就是果党自己叱咤风云的诸多大佬,都已经被台湾课纲改的销声匿迹了。
至于像张自忠 王铭章这些为国家和民族流过血的英雄,更是早已消失在台湾历史课本中。
再过两年,你可以告诉他们,陈诚是唱歌的,汤恩伯是演戏的,李宗仁是跳街舞的,白崇禧是职业经纪人,捧红了李宗仁在内的好几个明星。至于孙立人,清华毕业,后来练田径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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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区都是人才啊,不看评论区我还以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挺好呢。
第一呢,如果你问一个大陆人,不应该举这些人问,而是拿 tg 的大佬们问。待会可以给简单对应一下。
第二呢,就算这些国府大佬,很多也是出现在了九年义务教育内的。就,我跟着评论区才学会了一个词叫 “九漏鱼”,这,还是挺有意思吧。
第三呢,好几位看到了重点,不是知道不知道的问题,而是对岸那边对自己的历史已经不怎么讲了。不讲真的,就是给篡改假的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说一下这些国府大佬在大陆这边九年义务教育的印记啊。蒋介石宋美龄不用问,宋子文在讲四大家族的时候,是宋家的代表。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有一张李宗仁在台儿庄火车站的照片。张学良杨虎城是西安事变的主角,陈诚在讲抗战时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时放了一张照片。张自忠在讲正面战场后续的抗战中会讲到,北京还有张自忠路。这是我的初中历史课本上都有的,而且这些都是历史课绕不过去的大事件 (除了陈诚)。汤恩伯比较有趣,历史课没有他,但是语文课有一篇毛主席在新华社发表的新闻稿,渡江战役时百万雄师过大江那个,会提到 “战犯汤恩伯”,好像是在八年级的语文课本里面。其他,戴笠 白崇禧 蒋经国均未出现在我的课本中。孙立人是中国抗日远征军的英雄,他可不是孙元良这样的 “飞将军”。王铭章是川军的抗日英雄,在徐州会战中已经以身殉国了。
然后给各位简单把国共的大佬地位对应下,很粗略,只是为了让各位理解下对岸已经把自己的历史简化到了什么程度,觉得不对的也不用向我汇报了。
蒋介石委座 - 毛主席,宋美龄 - 刘少奇,宋子文 - 周恩来,蒋经国 - 邓小平,张学良 - 张学良,杨虎城 - 王近山,李宗仁 - 林彪,白崇禧 - 刘伯承,陈诚 - 罗荣桓,汤恩伯 - 徐向前,孙立人 - 许世友。如果你想找大陆人问,可以按后半的部分来试试。
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去广东禁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关于此事的起因,传统解释是这样说的:因为英美等国对华鸦片走私严重伤害了中国社会并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要求严禁鸦片。经大臣讨论,以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驳倒了以琦善为首的弛禁派,林则徐于是被道光皇帝派往广东禁烟。
清朝原始史料向我们展示的事实,与这一传统说法却颇有出入:
黄爵滋与林则徐早就相识,二人都曾经住在北京宣武区(现已被划归西城区),是 “宣南诗社” 的活跃成员。宣南诗社不仅是一个北京官员交流诗词的文化俱乐部,更是一个政治俱乐部。林则徐、黄爵滋以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的真正作者张际亮,都是宣南诗社的骨干成员。在鸦片问题上,宣南诗社一直持严禁态度,其成员曾经多次就此问题向道光皇帝上奏。但是,与此前宣南诗社的其他禁烟奏折不同的是,《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不仅要求严禁鸦片,而且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把一年内还不能戒除鸦片烟瘾的吸毒者全部处死,主要论据是英国、荷兰等国也都有处死拒不戒瘾的吸毒者的法律条文。事实上,这一论据并非事实,正如上文所述,鸦片在英国、荷兰等国都是常见的合法药材,鸦片贸易和消费一直受到政府鼓励。
一直倾向于严禁鸦片的道光皇帝阅览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后,颇为动心,但出于谨慎,他将此折下发给各省总督巡抚,要求他们就此发表意见。当时,除两广总督邓廷桢曾经支持过弛禁鸦片之外,各省总督巡抚都支持严禁,但在 29 位督抚之中,直隶总督琦善等 21 人都反对《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认为全国吸鸦片者极多,瘾大而难以戒除者不下百万,如果要把他们都处死,是鲁莽地 “兴普天之大狱”,几乎无法实施,如果强行推动,会造成严重社会问题,不能盲目照搬传说中的西洋酷刑;他们还认为,禁烟的重点是“一口通商” 的广东,所以只要在广东严查鸦片就够了,暂时没必要将它扩大到全国范围内。赞成该提案者仅有林则徐等 8 人,占总数的 27.6%,黄爵滋的禁烟奏折因此被否决。
没想到,过了一个月,琦善史无前例地在天津外海抓获了一艘鸦片趸船,缴获鸦片 131500 斤,可供三四万瘾君子吸上一整年。外国鸦片贩子带着这么多鸦片到紧邻北京的华北沿海来销售,令道光皇帝极为震惊。一个星期后,庄亲王奕轼等贵族在北京的一座尼姑庵中聚众抽鸦片,被官兵当场抓获。烟毒侵染皇室令道光皇帝极度恐慌,于是决定对外国鸦片贩子采取严厉的反制行动。奕轼事发三天后,他便召林则徐进京,打算派他去广东禁烟。
道光皇帝严禁鸦片的决心毋庸置疑,但是,他既然决定在广东禁烟,为什么不选择要求只在广东禁烟的琦善,而选择要求在全国禁烟的林则徐?琦善尽管和大多数官员一样,不赞成宣南诗社要求处死全部吸毒者的极端要求,但他在行动上一直坚定禁烟,而且刚刚取得重大禁烟成果,经验丰富,出身贵族,政治可靠。林则徐虽然在奏折中有 “鸦片一日不除,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 的豪言壮语,但在辖区的实际禁烟成果上,还不如琦善的十分之一。现在,道光皇帝偏偏派林则徐去广东禁烟,而不对全国各省下达同样的禁烟任务,这不是让林则徐去执行琦善路线吗?至于黄爵滋处死全国吸毒者的要求,后来连道光皇帝自己都忘记了。难怪道光皇帝要连续八天找林则徐谈话,这根本不是什么恩宠,而是因为林则徐对让自己单独去广东禁烟的这个 “执行琦善路线” 任务有抵触情绪,道光皇帝不得不亲自耐心做思想工作。
林则徐确实对去广东禁烟这个任务有抵触情绪。按照他本人的记载,在抵达北京前四天,原本正在北京向道光皇帝述职的直隶总督琦善就专程南下迎接他,两人在安肃县(今河北省徐水县)相遇,交谈了一整天。[4]琦善本来可以在北京等林则徐,他之所以迫不及待赶往北京西南仅 100 千米的安肃县去提前会见林则徐,其实是因为道光皇帝的授意,召开一场预备会议,先行向林则徐做思想工作。传说,琦善当时告诉林则徐,皇上有意派他去广东禁烟,但是 “无启边衅”(不得因此引发与外国的军事冲突),林则徐不以为然,“漫应之”[5]。林则徐受任钦差大臣以后,同为宣南诗社成员的龚自珍专门为他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提出十条意见,并强烈要求随同林则徐一同南下。[6] 林则徐虽然感谢龚自珍,却表示 “事势有难言者”,托人劝阻龚自珍,不肯带他去广东。[7] 这大概是因为龚自珍恃才自傲,在官场上树敌极多,连时任礼部尚书的叔叔龚守正都得罪了。林则徐知道,如果带这种人在身边,会给自己惹麻烦。果然,一年后,龚自珍就辞官回家,两年后在赴上海迎战英军前夕突然去世,其子龚橙怀疑父亲是被清朝皇室毒死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主动参加英法联军,带领他们去火烧圆明园泄愤。[8]
林则徐可不是龚自珍那种恃才傲物、愤世嫉俗之辈,他在官场上磨砺了多年,八面玲珑,懂得规矩。他很清楚,道光皇帝和琦善正在给自己下套,自己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双方都希望严禁鸦片,此外却无共同诉求。道光皇帝授予了林则徐钦差大臣的职务,这是巨大的权力和无上的荣誉。可是,户部和内务府都没有拨一两银子的财政经费。也就是说,林则徐有义务自费查禁鸦片,他为此能够动用的,仅有钦差大臣、左都御史、湖广总督这三份工作的薪水及养廉银,加起来一年仅有几千两白银。即便再算上当时官场常见的各种灰色收入(从小面对巨大经济压力的林则徐对此并不排斥),充其量也就三四万两白银,而且需要在北京官场支付各种名目的感谢费,所余不过一二万两白银。以当时的物价水平,一万两银子供养一个普通官宦家庭还算充裕,但雇几位幕僚就很拮据,更别说给禁烟的官吏兵丁发放奖金、采购装备了。显然,对林则徐来说,自费查禁鸦片,是一个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摆在他面前的财政道路只有两条:第一,贪污;第二,劝捐。林则徐素有清名,号称 “林青天”,虽然不像海瑞那样拒绝一切灰色收入,但即便是为了查禁鸦片,他也不会选择大肆贪污这条不归路。所以,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只有一个:利用自己的职权,找广东的有钱人募捐,而广东的有钱人,又非广东十三行莫属。
于是,这个纷繁复杂的谜题又转回原点:道光皇帝为什么选择林则徐去广东禁烟?
因为林则徐是当时所有总督中唯一的福建人。 道光皇帝非常清楚,要想真正把鸦片赶出中国市场,就必须有广东十三行的全方位配合,而广东十三行与鸦片贸易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行商更是直接参与鸦片贸易,利用其遍布全国的购销网络将外国鸦片贩卖到中国各地。摧毁广东十三行是不可能的,那将会导致清帝国的经济大崩溃,甚至连道光皇帝本人的收入也会大大缩水,因此只能软硬兼施说服广东十三行与鸦片贸易脱离关系,并且资助清政府严禁鸦片,这就要求当事官员能够与广东十三行建立充分密切的联系。自雍正以来,广东十三行的核心成员几乎都是福建人,日常使用独特的闽南话。对琦善这样的老北京人而言,闽南话几乎和英语一样难懂。此外,鉴于广东十三行与反清组织天地会的秘密关系,如果这位福建籍官员还具备对天地会的斗争经验,那就再好不过了。 所以,道光皇帝选择了林则徐,也只能选择林则徐。基于同样的理由,精通福建各地方言却不懂广东话的林则徐选幕僚不要浙江人龚自珍,而是专门找了 “籍隶广东,于土俗方言本皆谙晓” 的老部下彭凤池。令他遗憾的是,他最亲密的福州同乡、协助他在长江三角洲推广占城稻的左膀右臂、江苏按察使李彦章于 1836 年去世,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也是不祥的兆头。
选择派林则徐去广东禁烟的道光皇帝,绝对不是什么庸才。他自幼好学,在文艺领域造诣很高,而且是大清帝国屈指可数的火器专家和武术高手,曾亲手杀过很多人,包括两名冲击紫禁城的天理教武装头目,甚至还有皇长子奕纬(传说是道光皇帝盛怒之下用 “弹腿” 踹中其下腹毙命的[9])。在这个受害者名单上,也许还要加上一个人,那就是与嘉庆皇帝同时神秘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刑部郎中伍元兰——广东十三行总商伍秉鉴的次子。
从登上皇位那一天起,道光皇帝就不是广东十三行的朋友,但他和清朝历代皇帝一样,需要广东十三行的银子。其实,道光皇帝刚刚即位就有机会好好治治伍秉鉴:1821 年 12 月 15 日,广东新安县民众与英国水手酒后互殴,几名英国水手被打伤,英国海军上尉汉密尔顿闻讯,率兵赶来报复,开枪打死新安百姓黄奕明、迟大河。英方将事件经过说成是新安县民众主动袭击在前,汉密尔顿被迫开枪自卫,船长理查德森还威胁两广总督阮元,要求他交出其他涉案广东民众,广东的英国商船也全部停止贸易以示抗议。在伍秉鉴等十三行商人建议下,阮元见汉密尔顿等当事人已经离开中国境内,决定大事化小,停止追究。死者黄奕明的弟弟黄奕通不服,多次向广东当局控诉无果后赴北京上访,控告伍秉鉴 “包庇凶夷”,却被道光皇帝发回广东,让阮元复审。可想而知,阮元判黄奕通对伍秉鉴的指控为诬告,应打一百板子,流放三千里,但念其自首,免罪释放,该案终于不了了之。[10] 可见,在张格尔入侵、军费紧张的背景下,道光皇帝并无决心与伍秉鉴撕破脸摊牌。向 “天子南库” 开刀,即使皇帝也是需要魄力的。在鸦片已经侵染紫禁城的局面下,道光皇帝才勇敢迈出了这一步。
除了鸦片走私肆虐之外,驱动道光皇帝向广东十三行开刀的,还有越积越多的外债——十三行商欠。就在他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一年的 1837 年,爆发了广东十三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商欠案——兴泰行商欠案。兴泰行是金匠严启昌、严启祥兄弟在 1830 年开办的新商行,初始资本仅有五六万银圆。严启祥自称:“我以有限资本开业,在支付了执照费,买下货栈和家具之后,我已一钱不名。”不幸的是,刚刚开业,就发生了盼师妻子进广州的事件,虽然对此负主要责任的是东裕行,但兴泰行也被广东当局罚了 10 万银圆。还没等他们缓过劲来,广州又发生火灾,烧毁了兴泰行价值 30 万银圆的棉花。于是,严家兄弟很快就陷入了连环债务。更糟的是,1834 年英国驻华贸易监督律劳卑要求进广州城时,兴泰行承保了律劳卑乘坐的船只,律劳卑与广东当局闹翻以后,严启祥便被逮捕,入狱六个月之久。严启祥出狱后,兴泰行已经处于严重资不抵债的绝境,被迫 “经营很大规模的贸易,可能是(所有行商中)最大的,因此它的债务非常巨大。”1836 年年底,兴泰行无力再偿还任何债务。以英国自由茶商(同时也是大鸦片贩子)颠地和查顿为首的外国债权人起初还帮助兴泰行拆东墙补西墙,但次年春天贸易季行将结束时便决定诉诸法律,索要的债务和利息总额高达骇人听闻的 285 万银圆,相当于兴泰行总资产的几十倍! 两广总督邓廷桢震惊了。他当即表示:“若不认真清理,何以恤远人而免效尤?”“不能使夷本竟归无着也!” 责成十三行商人与外国债权人共同研究解决。颠地要求中英双方各出三人,组成清债委员会,伍秉鉴建议被他多次誉为 “头等的老实人” 的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参加,但被拒绝。结果,伍绍荣、卢继光、潘绍光与颠地、记连、阿切尔组成委员会,经过近两年谈判,最终在 1838 年 3 月确定兴泰行债务总额为 226 万银圆,由于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出了广州公所基金,只能由广东十三行的其他商行分八年半支付,连本带息共计 247 万银圆。此外,兴泰行历年欠下的 40 多万两白银关税也由广东十三行的其他商行分摊。[11]
广东十三行 “无限公司” 的弱点,被英国 “有限公司” 牢牢地抓住了。虽然一些十三行企业能够在国际贸易中赚取到巨额财富,但更多的企业却会欠下越来越多的债务,由于中国企业没有“破产保护”,因此它们理论上的债务是无穷大。于是,像兴泰行这样资产仅有几万银圆的小企业,却可以欠下几百万银圆的巨额债务。即便有广州公所基金垫赔,这些债务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十三行各家商人分摊。
“东方化”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长期的亚洲贸易中理解中国的人情世故,在类似的情况下,曾经多次协助十三行商人渡过难关。然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在 1833 年破产,接替它在广东与十三行做生意的,是一群并不打算过度 “东方化” 的散商,他们一来没有足够的资本,二来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帮助困境中的十三行商人,反而推波助澜,疯狂地向他们发行高利贷,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1833 年之后,十三行财富的流出速度是惊人的。从此之后,中国人民将热切地憧憬一个 “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时代的到来。
对外贸局势感到困惑和绝望的,不仅有两广总督邓廷桢,还有道光皇帝。1833 年之后,广东十三行积累外债和拖欠关税的速度,已经快要超过粤海关关税的总额了。也就是说,从清朝中央政府经济利益的角度上看,曾经的 “天子南库” 广东十三行正在变成负资产。鸦片与商欠双管齐下,贪婪地吞噬着大清帝国的银子,纹银与铜钱的兑换价从 1820 年的 1:1000 上涨到 1838 年的 1:1600。联想到十三行商人的海外关系,清朝政府难免会认为 “商欠” 其实是一种里应外合,向国外转移资产的方式。道光皇帝虽然无法理解 “无限公司” 与“有限公司”的概念,但他非常清楚:广东十三行再不整顿是不行了。毫无疑问,这也是他交给钦差大臣林则徐的主要任务之一。
1839 年 3 月 10 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得到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及伍秉鉴父子为首的广东十三行商人等广东官商显贵的列队欢迎。广东十三行此时共有 11 家,即怡和行伍绍荣、广利行卢继光、同孚行潘绍光、东兴行谢有仁、天宝行梁承禧、中和行潘文涛、顺泰行马佐良、仁和行潘文海、同顺行吴天垣、孚泰行易元昌和安昌行容有光,伍绍荣和卢继光担任总商,但实际控制者却是伍绍荣名义上已退休的父亲伍秉鉴。林则徐与伍秉鉴这对福建双雄,即将在广东大地上展开惊天动地的博弈。两人虽然此前素未谋面,但一个不便明说的名字,却让他们难以忘怀——林则徐的死敌、伍秉鉴的挚友张保仔。
伍秉鉴父子很清楚,自己将要面临一个难缠的对手,因此在证实林则徐启程来广东的消息以后,他们就立即开始做相应的准备。林则徐南下途中的 1839 年 1 月 30 日,伍绍荣去澳门拜会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提醒对方重视林则徐,义律随即命令所有英国鸦片船只驶离珠江口;2 月,“旗昌洋行接受浩官的劝说,决定洗手不再做鸦片生意”。此时,马地臣、因义士等英国鸦片贩子拒绝遵照义律的命令,将鸦片船驶离珠江口,只是 “在浩官的诚恳请求下”,“才忙着把鸦片趸船从香港移到大屿山南部”[12]。
入住越华书院一个星期后,林则徐召见广东十三行商人,当面用官话指责他们蒙骗官府,包庇外国鸦片走私商,甚至亲自参与鸦片走私,偷漏税银:“查节次夷船进口,皆经该商等结称,并无携带鸦片,是以准令开舱进口,并未驳回一船。今鸦片如此充斥,毒流天下,而该商等犹混行出结,皆谓来船并无夹带,岂非梦呓?…… 夷馆系该商所盖,租与夷人居住,馆内行丁及各项工役,皆该商所雇,马占等皆该商所用,附近银铺皆该商所与交易者,乃十余年来无不写会单之银铺,无不通窑口之马占,无不串合快艇之行丁工役,并有写书之字馆,持单之揽头,朝夕上下夷楼,无人过问;银洋大抬小负,昼则公然入馆,夜则护送下船,该商岂能诿于不闻不见?乃相约匿不举发,谓非暗充股份,其谁信之?…… 乃不知朝廷豢养深恩,而引汉奸为心腹,内地衙门,一动一静,夷人无不先知,若向该商问及夷情,转为多方掩饰,不肯吐实。即如纹银出洋,最干例禁,夷人果皆以货易货,安有银两带回?况经该商等禀明,每年交易之外,夷人总应找入内地洋钱四五百万元不等,如果属实,何以近来夷船,并无携带新洋钱到港,而内地洋钱日少一日?该商中之败类者,又何至拖欠夷债百余万之多?可见‘以货易货’四字,竟是全谎!…… 叠奉谕旨,以鸦片入口、纹银出洋之事,责备大小官员,十分严切,而该商等毫无干系,依然藏垢纳污,实堪令人切齿。本大臣奉命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
受到这番严厉斥责以后,十三行总商伍绍荣回答说,行商并未参与鸦片走私,查禁鸦片利国利民,他们 “愿以家资报效”。这话表面上是被动的辩解,实为讽刺林则徐缺乏办案经费,结果触怒了一向以清廉自许的林则徐,引来他的怒斥:“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 现在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已另谕夷人将趸船所贮数万箱鸦片悉数缴官,并责令签名出其汉字夷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入官。此谕即交该商等赉赴夷馆,明白谕知…… 限三日内取结禀覆。如此事先不能办,则其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外向,不问可知。本大臣立即恭请王命,将该商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以昭炯戒!”[13]
表面上看,林伍之间的第一次交锋以林则徐取胜和伍绍荣惨败告终。实际上,双方未分出胜负:林则徐 “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尔!” 的话,8 年前广东巡抚朱桂桢早已对伍绍荣的四哥伍元华说过,威慑力有限。作为福建老乡,伍家与林则徐毕竟不是完全的敌我关系。饱经世故的伍家心里有数:在私下里用福建方言交流的内容,往往比在公开场合用官话说出的更重要。 伍秉鉴父子的反击非常迅速,而且一招致命。林则徐居住的越华书院并不缺他们的耳目:它压根就是一所教育广东商人子弟的学校,其学生大多与广东十三行有关联。更重要的是,越华书院的教师中有许多才子,却没有一位懂外语,只能利用不可靠的二三手资料来了解涉外事务,肯定无法满足林则徐了解外国事务的急迫需求。很快,他就雇了四名翻译:马来亚华人袁德辉(小德)、孟加拉混血儿亚孟、曾在美国生活的广东人林阿适(亚林)、曾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梁进德(亚轶)。[14] 这四个人全都来自伍秉鉴父子的怡和行,而且全都是有海外背景的基督徒。袁德辉祖籍四川,传说他原本姓朱,是明朝皇室后裔,早年在马来亚槟榔屿的天主教学校学习拉丁语和英语,成绩很好,自 1829 年起便在伍秉鉴的推荐下打入清政府内部,任职于理藩院,多年后返回广州。[15] 梁进德的父亲梁发是清朝第一位华人牧师,对洪秀全、冯云山等太平天国领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16] 基督教当时被清帝国视为邪教,所有基督徒一经发现,轻则发配新疆,重则处死,清朝也严禁华人出国,发现后同样要严惩。也就是说,林则徐雇佣的这四位翻译全都是严重违反清朝法律的罪犯,有些甚至不是中国国籍,对清朝的忠诚极为可疑。这肯定不是巧合,而是他们的雇主伍秉鉴父子有意为之。 就这样,通过给林则徐提供翻译,伍秉鉴父子不仅在林则徐身边安插了四名忠诚的特务,而且控制了林则徐的所有涉外信息。
通过这四名翻译,林则徐将会 “睁眼看世界”,但他只能看到伍秉鉴父子想让他看到的那个世界。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在与伍秉鉴父子的博弈中,林则徐其实一开始就败局已定。等待这位爱国政治家的注定将是悲凉的命运
如果没有这样的手腕和智慧,单纯靠封锁夷馆,林则徐是不可能让外国人迅速服软并配合禁烟行动的。 最终,在义律的命令下,英国商人接受了林则徐的 “茶叶换鸦片” 补偿方案,缴出了 20283 箱及若干袋,共 2376254 斤鸦片。除了伶仃洋上 22 条趸船的 15000 箱之外,他们又从中国和东南亚沿海各地调来了 5000 多箱滞销的鸦片给了林则徐,而林则徐给他们送去了 1640 箱茶叶。以每箱鸦片 120 斤、每箱茶叶 100 斤计算,等于林则徐用 6.9 斤茶叶换一箱鸦片,比之前他向道光皇帝承诺的 5 斤茶叶换一箱鸦片还多。然而,这样的 “优赏” 令义律大失所望,他当即变脸,立即停止一切中英谈判,并严禁各英国商船装载这些 “赏赐” 的茶叶。林则徐闻讯,也不许移动“奖品”,这 1640 箱茶叶于是滞留在码头上,很快就因日晒雨淋变质了。[30]
“波士顿倾茶事件” 毁掉了 342 箱茶叶,就挑起了美国独立战争,现在 1640 箱茶叶被毁,将发生的事情已经不言自明。
既然义律对 6.9 斤茶叶换一箱鸦片的交易不满意,那他为什么会贸然将鸦片全部缴出呢?当时,英方承诺缴出的鸦片数量从 1034 箱突然上升为 20283 箱,完全不符合逻辑,连林则徐都被吓了一跳,连忙多方核实。原来,义律听说的很可能是另一个数字,也就是梁廷柟在《夷氛闻记》中记载的 “赏缴烟夷船茶叶,计箱给五十斤”。50 斤茶叶虽然还达不到 1 箱鸦片在广东的零售价格,但如果运回英国国内销售,足以收回 20283 箱鸦片的印度批发价格。义律很可能就是接受了这个价格,才下令立即缴烟的。梁廷柟身为当时的越华书院监院(院长),等于是林则徐的房东,几乎每天都与其交谈,他的记载应当比当时不在广东的魏源等人可靠。照 “箱给五十斤” 的标准计算,林则徐应该给义律 9900 箱茶叶才够,结果只给了六分之一,难怪义律大怒。不过,按照当时的公文记载,如果外国商人能够全部签署 “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 内容的保证书,林则徐是会进一步 “优加奖励” 的,很可能就是更多的茶叶。由于义律同时兼任英国在华海上法庭裁判长,坚决反对 “人即正法”,主张领事裁判权,不同意清朝政府有权处死英国公民,双边关系最终破裂,进一步“优加奖励” 也就无从谈起了。
林则徐和义律闹翻了,最倒霉的当数以伍秉鉴为首的十三行商人。现在,鸦片没了,茶叶没了,白银也没了,留给他们的只有债务。
由于天天同外国人打交道,伍秉鉴对未来中英冲突的认识要比清朝官员深刻得多。据美国商人亨特回忆,伍秉鉴向来不苟言笑,但有一次却破了例。林则徐对夷馆的封锁解除后不久,颠地留驻广州的副手、宝顺洋行经理英格里斯去拜访伍秉鉴,告诉后者,大批英国军队正在扑向中国沿海,而且其目的地不是广州,而是北平。伍秉鉴回答,迄今为止还没有外国人能够在不遵守中国礼仪的情况下进京见天子。英格里斯强硬地声称,这次我们不仅要进京,而且还一定要见到天子才罢休。伍秉鉴随口回答:“如果英国人去北平,那天子就会去陕西。”[31]
全场外国商人闻言大笑,以为这是伍秉鉴说过的第一个笑话。 后来的历史证明,伍秉鉴这次也没说笑话。在外贸市场上半个多世纪的历练,使他早已预见到了天国的崩溃。
商人惧怕战争本是常情,可是在 1840 年前后,清朝社会上却有传言,说鸦片战争是广东十三行商人蓄意挑动的。这一惊天阴谋论的始作俑者,正是林则徐的重要顾问包世臣。
引自
《古代丝绸之路的绝唱:广东十三行》
作者:罗三洋
历史被篡改 ✖️
正确的集体记忆 ✔️
容易。
今年是第一个 “一百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想起来要纪念一下一大,结果想不起来到底是哪天开的了。
两个参加过一大的元老教员和董老,也只记得是 7 月份,就干脆定在了 7 月 1 日。
直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才考证出来,原来是 7 月 23 日。
在嘉兴红船上开会的那天,是哪一天呢?也想不起来了。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的表述是 “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直到 2018 年,《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历时 5 年,考证出来这 “最后一天” 是 8 月 3 日。
100 年前的一件大事,亲历者自己都记不确切,要动用这么多的力量、花这么多时间去去考证。
那些发生在古代,亲历者故去,记录手段有限,资料不全的历史,就更难考证了
如果有意篡改,是很容易的。就算不篡改,也容易以讹传讹。
已经有记载的东西,光 “抄写” 就能抄出很多错别字来,
字不同,后世的理解就不同,与真实的 “历史” 也就不一样了。
小孩子就能背的《静夜思》就有几个版本,举头望明月、望山月,床前明月光,看月光等。
更上一层楼的《登鹳雀楼》的作者,就有王之涣、王文焕、王焕,还有一说是朱斌。
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的作者,都有好多版本。
还有那个那个兰陵笑笑生是谁,也有许多版本。
以上这些,说起来也是有详实的文字记录的,受到的有意隐瞒、篡改和破坏不算多,都流传成这样了。
那些 “皇帝和大臣私下谈话,皇后给皇帝吹枕边风,× 王召集府君密谋,武将满身是血的去见皇帝皇帝表态我早就想这样了,某皇帝退位让贤继任者再三推辞勉为其难接下重担,这种历史,大概也只有结局是真的,起因、过程都有可能是改造过的。
我们所了解到历史都是作者笔下的,即使是当时历史经历者所记录的,都不乏一些主观色彩的存在。 比如,刘备到底有没有三顾茅庐请诸葛亮?
不识字历来说君臣关系融洽都会提到刘备和诸葛亮,尤其是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那是多少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事情。让我们仔细回味下小说《三国演义》里的经典描述——刘备听了徐庶和水镜先生的推荐,开始对诸葛亮日思夜想。第一次去访隆中,与诸葛亮擦肩而过(童子曰:「先生今早少出。」);第二次去,只见到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和一帮闲散野人;第三次终于见到诸葛亮本人,一番恳求后,刘备把他请下了山。
刘备百折不挠,求贤若渴,经受住了诸葛亮的考验;而诸葛亮从此委身侍奉,至死不渝。这便是「三顾茅庐」的佳话,令人神往。
**但小说毕竟是虚构的,在正史里,情节并没那么丰富。陈寿的《三国志 · 诸葛亮传》对此事的记载很简单,只有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意思是刘备主动去往隆中拜访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凡三往」中「三」为虚数,意为多次,为叙述方便,本文姑且认作三次)才见到。这和演义里的整体情节基本一致,只是具体细节没有罗贯中描绘得那样一波三折,吊人胃口。
而**《魏略》的说法大有不同。根据《魏略》的记载,是诸葛亮主动去樊城拜见刘备的,开始时他只被当作一般宾客对待,后来刘备知道诸葛亮「有英略」,才将其奉为上宾。**
在两家各执一词的情况下,南朝宋人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指出,诸葛亮曾在《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证据确凿,确实是刘备主动去访隆中,三次才请出了诸葛亮的。
现在大多数人执此观点,笔者也不例外。但这种观点存在两处疑点:一、诸葛亮既有出仕之心,为什么自己不主动投奔刘备?二、当刘备亲自去请诸葛亮出山时,为何会有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的情况?
先说疑点一。从君臣关系来看,刘备虽穷困新野却为「君」,而诸葛亮虽未出仕也为「臣」**,以君主的身份去拜见臣下的情况,自古少之又少,**距当时最近的还是几百年前齐桓公见小臣稷的传说。况且那是春秋时代,而经历过两汉大一统的三国时期,已不流行这种君臣风度。与诸葛亮同时代的谋臣,如荀彧、郭嘉、贾诩、陈宫、张昭、法正等,哪个不是主动择木而栖,偏偏只有诸葛亮「搞特殊」,要刘备亲自来请,不奇怪吗?
再说疑点二。关于去草庐的频率问题,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提出了一个「偶然说」,即刘备前两次无功而返只是一种遗憾的错过。**很显然,这不过是小说家笔下的一种美好假想。事实上,以诸葛亮后来展现的缜密心思,若他真想早点儿见到刘备,很难想象这种「偶然」会连续发生两次。可以说,这只可能是诸葛亮故意为之,是他刻意制造了前两次的「偶然」。
至此,两个疑点合为一:诸葛亮为何要刘备主动、多次前来拜访?当下最为流行的解释是,**这是一种考验——诸葛亮想要测试刘备的诚意。其一,诸葛亮掌握主动性。**谋臣最高的追求是什么?莫过于君主对其言听计从。诸葛亮如此行事,等于在告诉刘备:是你主动来请我的,日后相随时若对我所言半理不睬,我尽可一走了之。其二,频率反映地位。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很露骨地表明了野心——不出仕则罢,要出仕则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达此目的,必须突显自己的重要性。一两次的来访是不够的,重要的事情尚且要说三遍,确认过眼神又很重要的人,让他来访三次怎么了?
**不得不说,这个解释确实合乎情理,也为大众所接受。**只是,对于一件事情,只从动机和利益的角度来揣测是远远不够的;事在人为,对当事人自身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这之中又以对当事人性格的分析最重要。诸葛亮且先不论,只说刘备一人,只要了解他的性格,便会发觉事情并不是那么回事。
1945 年,根据 Ifop(法国民意研究所)的调查,57% 的法国人认为苏联是抗击纳粹贡献最大的国家。
2018 年,再次做调研的时候发现:
英国:
50% 的认为是英国人
13% 的认为是俄罗斯人
9% 的认为是美国人
美国
47% 的认为是美国
12% 的认为是俄罗斯
9% 的认为是英国人
德国
34% 的认为是美国人
22% 的认为是俄罗斯人
7% 的认为是英国人
法国
56% 的认为是美国人
15% 的认为是俄罗斯人
11% 的认为是英国人
别的国家我就不说了。
德国人居然认为是美国人。
看来挨打挨少了。
问题:那么再过 50 年,世界会怎么认为?
我猜,到时候二战可能是苏联发动的,而美国人帮忙德国人打赢了苏联的侵略吧。
毕竟据美国驻丹麦的大使馆都说了,解放奥斯维辛的是美国人。
何止是历史,就算是同一时间也方便得很。
当年各种防偷渡香港澳门的宣传材料还找得到,现在一看就知道这有多荒诞不经,但是我相信当年信的人不会少。
还有更新鲜的,朝鲜各种搞笑的视频,比如美国人民现状之类。
只要彻底把控信息来源,修改现实容易的很,大概就是永远健康看滑铁卢桥、人民群众看八大样板戏那样的水准。
何况是历史?
很容易。十年前我国自身施政不力制度不完善等等因素造成的问题,现在在某些 kol 嘴里就都是公知带路党煽动的了。
这图我能用到知乎倒闭
再过五十年,人们回想起 2020 年的新冠疫情,“历史真相”只有一本被译成多国语言的《fangfang diary》。子子孙孙们都会拿着这本书里记录的情节当作对真相、对实情的记录,纷纷称赞这是一本 “在被重重压迫之下依然勇敢写出被掩盖的真相” 的好书。
50 年后,美国在 2020 年抗击新冠疫情的表现彪炳史册,是当之无愧的抗疫主力——救助了最多的新冠患者、发明多款抗疫神药和疫苗,调遣了多台医疗船,连总统感染了新冠也继续奋战在工作岗位…… 最重要的是,美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好莱坞巨片《拯救大病雷恩》讲述了美国医疗人员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新冠患者的故事。华人患者河山硕气若游丝的最后一刻依然感慨着美国医疗的温情和有序,黑人弗洛伊德在因新冠病情 “不能呼吸” 的时刻依然感恩着美国警察的勇敢与友善。
想起了上次听一个首师大研究宋史的老师的讲座。
老师在讲座上说:其实欧阳修这个人,人品有很大的问题…… 欧阳修此人倾心结党,道貌岸然,而且有些任人唯亲,党同伐异的倾向。
就比如说有一次他担任科举主考官,苏轼和曾巩同时参加科举。考官们原想把苏轼的文章定为第一,但是欧阳修说:“这么好的文章,怕不是我的学生曾巩写的。” 然后欧阳修借口避嫌,顺理成章的把原本属于苏轼的第一给废了。
……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
后人都夸赞欧阳修高风亮节,但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欧阳修要是真的高风亮节,想要避嫌,就不应该让学生曾巩参加这次科举,对曾巩和别的考生来说都是一种公平。
第二,曾巩和苏轼文章完全是两个风格,曾巩文章以平实著称,苏轼文章以雄浑著称,你欧阳修作为堂堂唐宋八大家之一,能分不清?还能把苏轼的文章当做曾巩的文章?
可如果反过来说,欧阳修看出这篇文章好是好,但绝对不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才不想把他定为第一 ,这样是不是显得合理了许多。
第三,这届科举考试的结果,不但曾巩和他屡试不第的弟弟考上了进士,就连曾巩的两个堂弟也一并考中了进士。如果不是巧合,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欧阳修徇私了。
但是史书是会写这些推论吗?不会!
历史篡改了吗?没有!
即便是历史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一件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我们都不一定能还原历史的原貌。我们对历史作出错误的判断,有时候不是历史被篡改了,只是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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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家都爱看,我再加一条欧阳文忠公的事儿吧。
庆历新政时候,保守派和改革派互相论争。保守派夏竦、章得象、贾昌朝等人攻击范仲淹等人结党。
要知道结党可是封建王朝的大忌啊!封建官僚哪怕贪污受贿或者白拿工资不干人事儿,皇帝咬咬牙也就认了,但是结党这还了得?这是直接威胁到皇权了啊!
范仲淹等人知道这个罪名太重了,连连否认。
结果改革派的标杆,桃李满天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同志,二话不说把一篇《朋党论》甩出去了。
还别说,这篇文章单看文采绝对不辱没了欧阳修文坛领袖的名声。
但是其内涵令人直接深刻体会到欧阳修先生不甚高的政治双商~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我们就是结党了!我们这个朋党,是君子之朋。
“君子道同为朋,小人利同为党。”。小人那不算结党,只有我们这种君子之党才是真的朋党。
这…………
我要是范文正公,我能当场把他掐死~~
我用两条信息非常接近的宋代笔记史料举个例子
A 记载:出自《后山谈丛》 作者:陈师道(北宋)
仁宗每私宴,十閤分獻熟食,是歳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為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邪,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我常戒爾輩勿為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
B 记载:出自《邵氏闻见后录》 作者:邵博(南宋)
仁皇帝內宴,十門分各進饌。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數戒汝輩無侈靡,一下箸為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
除了螃蟹和蛤蜊的区别,其它信息几乎完全一致,
那么问题来了!
宋仁宗究竟是吃了螃蟹还是蛤蜊?还是他都吃了?!
非常容易
刚巧,昨天晚上喝大酒吃龙虾时刚和朋友们探讨了一个历史相关问题
我们商讨的对象是:
对,就是传说中取材于和氏璧,篆刻有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的传国玉玺
起因是某位电网民工坚持认为传国玉玺被李隆基埋在自己墓里了
当然这种说法被大家一顿喷,又有一位提出真正的传国玉玺是崖山海战时,陆秀夫背着小皇帝把传国玉玺系在腰上一起跳海了。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像是我们小时候听说的,于是大家又干了几杯,说了些玉玺的轶事:
1. 传国玉玺又名镶金玉玺,王莽篡汉时强索玉玺,其姑母既皇太后以玉玺掷地,破角,后世以金镶之
2. 汉末曾遗失,十八路诸侯讨董时,孙坚部下士兵发现于洛阳一井中夜晚放光,寻得玉玺。孙策用玉玺在袁术那借了 3000 兵马平定江东,后来袁术败亡,玉玺复归汉室,传于魏晋。所以光荣三国志系列里玉玺可以直接 + 魅力 100 或者信望 100。
大家正说的欢快,一开始被我们喷的那位不甘心,默默的打开了手机点开了百度,结果呢,他百度出来的信息(见本文末),大家傻了眼!
首先,从没有人证实过传国玉玺是由和氏璧所制
其次,史记,汉书从没确切记载过所谓传国玉玺的形制模样,连刻的字也有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昊天之命,皇帝寿昌” 等多种说法。
王莽篡汉时,太后拿玉玺砸王莽倒是后汉书和资治通鉴里讲的栩栩如生,可却没写到底砸烂没有,烂的是哪个角各种典籍说法也不一样。
最关键的是,这倒霉玉玺被丢湖里,河里,井里不止一次,最早一次秦始皇自己巡洞庭的时候就给丢到湖里去了,历史上传国玉玺又经过乱七八糟的倒手,还经常散失一两百年后被莫名其妙的找到献给皇帝,所以……
以成年人正常的逻辑来判断,最接近真相的事实是:
所谓的传国玉玺,不过就是一个各个朝代累次伪造的赝品,封建王朝拿出来标榜自己传承正统性的纯在罢了!需要的时候,就按照历史上的传说造一个出来!所谓镶金的特征,倒像是古玩造假产业惯用的利用传闻倒逼真品的手段,反正它只要被当时的权利中心认可了,那么它就是真的!
附:百度百科关于传国玉玺传承的全部传承:
据传,秦王政二十八年 (前 219 年),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慌忙将传国玉玺抛入湖中,祈求神灵镇浪。玉玺由此失落。八年后,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传国玉玺复归秦。
秦子婴元年(前 207)冬,沛公刘邦军灞上,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秦亡。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 [2] 但是《应氏汉官》、《皇甫世纪》记载 “汉传国玉玺” 字迹为“受命于天,既寿且康”。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权,时孺子刘婴年幼,玺藏于长乐宫太后处。王莽遣其堂弟王舜来索,太后怒而詈之,并掷玺于地,破其一角。王莽令工匠以黄金补之。
及莽兵败被杀,禁卫军校尉公宾得传国玺,趋至宛,献于更始帝刘玄。
更始帝刘玄三年(公元 25),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国玺易主刘盆子。
王莽手举传国玉玺, 让大臣信服
后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汉光武帝刘秀。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灵帝中平六年,何进入宫诛杀宦官,段珪携帝出逃,玉玺失踪。
至献帝时,董卓作乱。孙坚率军攻入洛阳。某日辰时,兵士见城南甄宫中一井中有五彩云气,遂使人入井,见投井自尽之宫女颈上系一小匣,匣内所藏正是传国玉玺。孙坚如获至宝,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
后袁术拘吴氏,夺玺。
袁术死,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献帝而令诸侯,至此,传国玺得重归汉室。
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 220),献帝被迫 “禅让”,曹丕建魏,改元黄初。乃使人于传国玺肩部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以证其非“篡汉” 也,实乃欲盖弥彰。
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公元 265),司马炎依样而行,称晋武帝,改元泰始,传国玺归晋。
晋永嘉五年(公元 311),前赵刘聪俘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
十九年后,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更别出心裁,于右侧加刻 “天命石氏”。
又二十年,再传冉魏。
后冉魏求乞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玺乃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南朝时,传国玺历经宋、齐、梁、陈四代更迭。隋一统华夏,将传国玺收入隋宫。
大业十四年(公元 618)3 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亡。萧后携隋炀帝孙杨政道及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乃刻数方 “受命宝”、“定命宝” 等玉“玺”,聊以自慰。
贞观四年(公元 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隋炀帝孙杨政道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
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佑四年(公元 907),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
十六年后,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转归后唐。
后唐清泰四三年闰月辛巳辰时,后唐末帝李从珂举族与皇太后曹氏自焚于玄武楼,传国玉玺就此失踪。 [3]
后晋天福三年七月辛酉,制皇帝受命宝,以 “受天明命,惟德允昌” 为文。 [4]
后周广顺三年二月,内制国宝两座,诏中书令冯道书宝文,其一以 “皇帝承天受命之宝” 为文,其一以 “皇帝神宝” 为文。 [5]
周广顺中,始造二宝:其一曰 “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一曰 “皇帝神宝”。太祖受禅,传此二宝,又制 “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又别制 “承天受命之宝”。 [6]
宋仁宗庆历八年冬十一月己亥,作 “皇帝钦崇国祀之宝”。 [7]
宋哲宗时,有农夫名段义者于耕田时发现传国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乃始皇帝所制传国玺。而朝野有识之士多疑其伪。至北宋末年,徽宗好风雅,增刻印玺十方,时人有画蛇添足之讥,其实徽宗似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
宋靖康元年(公元 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玺” 被金国掠走,此后便销声匿迹。
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 1294),世祖忽必烈崩。“传国玉玺” 忽现于大都,叫卖于市,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
印玺
后伯颜曾将蒙元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 1368),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号大明,改元洪武。继而北伐,元廷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明初,太祖遣徐达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然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明清两代,时有 “传国玉玺” 现身之鼓噪,然皆附会、仿造之赝品。如明孝宗时,曾有人进献所谓“传国玉玺”,孝宗认定其为赝品而未采用。
皇太极灭了蒙古林丹汗,其后裔献出所谓元朝 “传国玺”,上面刻着 “皇帝之玺”。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三十有九,其中一方就是皇太极之 “传国玉玺”。而乾隆时,清高宗皇帝颇好考据,钦定其为赝品。但权且以假当真,聊以充数,亦无深究者。后来清末,此玉玺存放沈阳故宫,不知所踪。
后来,开修黄河获得一块玉玺进献乾隆皇帝,乾隆考证为赝品。 [1]
故宫博物院藏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传国玺 [1]
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直至民国十三年(公元 1924)11 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 “传国玉玺” 复不见踪影。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
就此,玉玺失踪于世,皇朝至此完,又将中国推入了新世纪。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扑朔迷离,“传国玉玺” 数隐数现,最终湮没于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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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玉玺作为皇权的象征,就可以为它编造那么多似是而非的传说,我们的历史典籍里,到底几分真实几分虚假,又夹杂了几分春秋笔法,就很难说的那么清楚了。
非常容易。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和人类本身都是河外高等文明于 100 年前干涉的产物,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看到有些答案说到了「西方伪史」。
呵呵。
不要说「伪史」,就连「历史」这个概念本身,都是高等文明植入的。更准确地说,是连同记忆的载体一同受造的。
不但什么「希腊罗马」是假的,就连「「希腊罗马」是假的」这个概念本身都是假的!就连一百年多一点之前的「大清」都是假的!
假 的 !
都 是 假 的 !
从 来 没 有 存 在 过 !
综上所述,我们所认知的很多东西,即使存在,也往往只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
2018 年接到一个新四军题材电影,讲述的安徽宣城新四军烈士吕辉的故事,在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感受到了历史真相的魔幻。
吕辉是安徽宣城、旌德、宁国、泾县四地党委创始人,1937 年 15 岁时加入新四军挺进纵队,1941 年皖南事变后,在泾旌宁宣边区组织抗日武装游击队,抵抗住了日军的围剿,解放战争时负责泾旌宁宣边区党委工作,1948 年在国民党围剿时被敌人冷枪打中牺牲。
1946 年宣城传奇新四军女战士刘光国被其感召,与好友仰惠卿女士加入游击队。
1947 年仰惠卿与一名游击队苏北籍班长谈恋爱,两人准备私奔脱离游击队,被刘光国发现,刘光国劝说两人不要脱离部队,最后仰惠卿被劝离部队,由于山上仅剩一名女战士,刘光国被安排下山担任联络员工作。
以上是宣城地方党史办根据刘光国老人本人回忆,以及一些老战士回忆整理后,记载到当地党史里的历史小插曲。
宣城当地党史办把这件事当做刘光国传奇故事一部分,作为宣传资料宣传。
2018 年春天五月,我与几名编剧一起,和九十多岁的刘光国老人一起求证了这段事情,老人依然能清楚回忆当时一些历史事件,与其他党史吻合。
我们一行继续前往旌德党史办寻找吕辉资料,意外在旌德看到这段故事另一个版本。
旌德党史办本地史专家在旌德县委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当时仰惠卿与班长谈恋爱,被当时的部队发现,并且抓到准备脱离部队的两人,刘光国一直不知情仰惠卿要脱离叛变的事情。
两人被抓住后,对班长和仰惠卿审判后,发现班长准备带仰惠卿前往敌占区生活,有叛变嫌疑,最后对班长进行了枪决,仰惠卿被同属地方游击队的家人带回家。
听完这个故事,我开始有些唏嘘,不知道是该信哪个故事。
我们去宁国党史办的时候,介绍宁国有一位吕辉当年警卫员仍然在世,这位老人是吕辉当年警卫员,我们又去他家拜访了他。
老人回忆到这段故事时说,他是参与者。
当时吕辉和刘光国谈恋爱,但是没确定感情,仰惠卿和班长谈恋爱却准备前往敌占区,刘光国发现这件事情后,告诉了吕辉,于是二人在被抓住后,吕辉开始担心部队稳定性。
吕辉先把事情报告给上级,上级领导派来专员接走班长进行教育,在游击队驻地外进行了交接,班长被带回上级部队。
吕辉回到游击队后谎称已经将班长击毙,并且将仰惠卿交给在游击队的哥哥,仰惠卿从此脱离游击队。
而老人作为警卫员从头到尾都参与这件事,明明这件事有两个参与者在世,却讲述出了三个不同故事。
两位老人身体均很健康,思维清楚回忆当年其他事情,讲述起来不带停顿,其他事件均与书上吻合。
那么这件小插曲都是两个人亲身参与,可是讲述的故事就各有不同,带来的确实不同的感受。
还有一件事,陈毅当年在长征开始后,被留在苏区打游击,一直被国民党高压围剿,游击队一度只有几十人,1936 年国民党派出三万多人,带着火油进山,在梅岭地区全覆盖式放火烧山,准备把陈毅与队员全部杀死在山中。
陈毅当时被困在梅岭一个山洞里,由一个叫张千妹的群众送饭,陈毅才在国民党围剿的日子里熬过来,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停止烧山,陈毅躲过一劫,并写下著名的梅岭三章。
2019 年我当时接手一部陈毅电影,亲自前往梅岭这个山洞,由当地陈毅纪念馆馆长亲自带领,馆长告诉我,这个山洞是当年张千妹在解放后,亲自带路,告诉大家确定位置。
可是我爬了很久山路后,来到当年陈毅躲避的山洞,发现那里根本住不了人,根本就是山洞,而是一块凸出的岩石,下面仅能站立一人,根本不可能让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在这里躲避二十多天。
而陈毅一生再也没有返回此地,张千妹已经离世很久,那么到底陈毅躲在哪个山洞,没有人知道,但是每本写陈毅这段故事的书里,都写着陈毅躲在山洞里二十多天。可是那块岩石下,根本只能容人站立。
很久之前听马未都说,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
刘光国老人于 2020 年去世,她的传奇伴随她远去,当年某些人身边无意发生的事,事后几年或者十几年,才在别人那里被记下来,写在书里,有的是当事人口述,有的是旁听,有的甚至是传说。
当历史一次有一次被记载的时候,书写者未必是亲身参与者,参与者却又不是历史的书写者。
所以历史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后人猜测的结果,就如同古希腊,人们能找到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元 10 世纪左右,阿拉伯图书馆里,流传出来的抄本,没有流传记述,也没有早期文物,15 世纪后才开始拼凑出一个古希腊,欧洲用了五百年去探索和记述古希腊,那么在资料都是二手的情况下,哪些是真的,那些是假的呢?
现实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您知道 IBM 曾经是 IT 界超级巨无霸、但涉及 “垄断” 被强行拆分吗?但现在你搜搜看,有说的是 “案件不了了之”,IBM“顺应形势转向” 什么的。被司法强迫和自己转型,性质完全不同。
您知道宇宙第一大科技公司苹果公司曾经破产吗?但现在你搜搜看,说的是 “苹果当年濒临破产” 然后力挽狂澜。破产和濒临破产,是两码事。
不是概念偷换,是瞪着眼睛说假话。
若不是被司法针对、被迫拆分,现在的诸多 IT 巨头很可能都不会存在,只有 IBM,但资本主义秩序不允许——你妨碍大家赚钱不行,业界不是你一家的。IBM 的黄金时代在 1970—1980 年代前半叶,现在你看 IBM。
苹果公司当年是个先锋式公司,但它有些 “独” 了,自成系统也偏贵,结果给大量廉价电脑淹没——IBM 也有份儿。若不是破产后卧薪尝胆异军突起搞手机取得意外成功,如今未必有苹果什么事。
话说,这两家都是笔者比较尊重的企业,但历史总归是历史,平白改了算怎么回事啊。后果不严重但性质恶劣。
从动机分析,改动如上历史的当然是当事企业自己,但在国内,没有国内互联网各位巨头的联合作用甚至加上 “官方”,不大可能改得这么利索。
那谁、那谁还有那谁啊,你们自己说说你们对不对。
…
笔者是 70 后,一向关心媒体消息,上网很早,以上的历史是当时亲自读到的,其中包括官媒——开始都是官媒。
对美国 IT 和高科技业界,当年国内舆论相当程度上只是旁观者,业界更加不成气候纯属学步小盆友,档次差得太远联系不算明显。但现在不同了,全球化导致大家 “打断骨头连着筋”,媒体、资本等等也深深涉入,立场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笔者宁可相信当时有关的媒体信息,而不是现在国内互联网上的某些胡扯。
好意思吗?
别说删减篡改、剪刀加浆糊,就是用修辞就足够了。
“站好最后一班岗”和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是可以用来表述一个人在坚持工作,但效果不一。
看古代人事工作,会更了然 “江湖就是人情世故”,修辞真的很重要。
举一个简单例子:
企业人事负责人考察完一个员工,给总经理汇报。基本情况是,这哥们能干,但人缘不太好。
如果想提他。人事负责人可以说能干就会得罪些人,企业是要盈利,不是一团和气,我们不需要老好人。所以从大局出发,我们要提他
如果不想提他。人事负责人可以说,企业发展的核心在团队,只有和谐稳定团结的团队才能推动企业发展,所以说他很优秀,但我们要考虑大局,坚决不提他。
一个简单的事,就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两个解读,每个都看着很有道理。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诚不欺人。
选择性的线条加修辞就是无敌的存在。
毛选大名鼎鼎,当然我也没精力全读,里面我最爱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现在百度的话,百度百科已经不显示原文了。
其他以前(2016-2018)能非常轻易下到 pdf 版本,现在找不到书籍(由于以前存文的电脑坏了,书籍名字不一定全对),或找到资源比较困难的书籍如下:
1. 彭德怀自述
2. 黄克诚回忆录
3. 曾克林将军自述
4. 丁盛将军回忆录
5. 雪白雪红
离我们越近的历史,即使被改动,真相还是很容易被发现。随着时间向前推移,可靠的佐证材料越来越稀少,真正的历史也就逐渐变得 “不可考” 了。当然 “不可考” 并不是 “不可信”,只是是否“可信” 其实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偏主观的范畴。
就我在研究 1937 年华北抗战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抗战史中 “篡改” 这词可能有点过,但确实出现了过份夸大、过份贬低这类现象。很多时候由于缺乏佐证资料,而不得不使用文史资料中的个人回忆,导致错误大量出现。
无数的战斗被埋没,而个别的战斗被拔高而成为代表记录下来,久而久之,大量的战斗被遗忘,如果不去深挖资料,也就很难了解,有些甚至变得闻所未闻。
例如~
忻口下王庄战斗,一次打废了日军一个大队;
阳高保卫战,600 中国军队硬扛日军 3 个大队,虽败犹荣;
中国空军突袭平型关口日本炮兵阵地,炸毙日军数十人;
第 14 集团军主动进攻前插至门头沟以西与第 5、第 6 师团各一部鏖战近一个月;
沧州大血战,庞炳勋部与东北军 49 军密切配合,重创第 10 师团,毙敌数百;
……
还有涿保会战,此战刘峙部惨败,从永定河防线被日军击退至保定以南,刘也因此获得了 “长腿将军” 的蔑称。然而涿保日军投入的兵力实在惊人:
第 14 师团,第 20 师团,第 6 师团半部,战车第 1、第 2 大队,野战重炮兵联队 3-4 个,还有独立迫击炮、独立攻城重炮、独立机枪大队,独立战车中队数个,更有航空兵团的支持。
涿保日军投入总兵力 8.8 万人,甚至超过同期淞沪战场的日本陆军人数;而刘峙手下仅有约 10 个步兵师,算上零零碎碎的各种部队总数不过 12-15 万人,国内优质作战资源被优先配置给上海战场。涿保正面防守宽度太大,除河流外无险可守,而那可忽略不计的人数优势显然不足以补偿日军的火力和兵种优势。纵使中国军队利用三条河流防线对日军造成一定的杀伤,但双方力量差距过于明显,全军败退只是时间问题。
涿保会战,中方战败不假,但以当时日军在华北方面投入的力量来看,任何将军出马都无法获得更好的结果。抛开双方实力对比而一味的贬低讽刺挖苦败者,这就是最廉价的 “篡改” 历史的行为。更何况,即使按照日方的统计,日军死伤 4000-5000 人,中方伤亡 1.7-1.8 万,战损比也不过 1:3~1:4,中方的成绩远优于华北战场的平均表现。
那么我也来 “篡改” 一下历史~
9.14-9.24,刘峙部依托永定河,拒马河,大册河防线,以贫弱之部在平原地带力阻 9 万日军的攻势。在给予日军造成一定杀伤的同时,秉持 “不以一城一地得失为重” 的方针,攻守灵活,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为后续的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段是个玩笑。
也许此文也是个玩笑。
完。
附涿保会战日军动用兵力:
师团直属步兵大队 32 个,炮兵大队 12 个,骑兵联队 3 个,工兵联队 3 个
战车第一大队
战车第二大队
独立轻战车第六中队
独立机枪第四大队
独立机枪第九大队
野战重炮兵第三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五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六联队
中国驻屯军炮兵联队(山炮大队欠)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一大队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队
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一中队
迫击炮第三大队
迫击炮第五大队
第三师团第一野战高射炮队
第三师团第二野战高射炮队
第三师团第三野战高射炮队
近卫师团第三野战高射炮队
近卫师团第四野战高射炮队
独立工兵第四联队
第二师团第一架桥材料中队
第二师团第二架桥材料中队
第十四师团架桥材料中队
第十六师团第二渡河材料中队
航空兵团
第一军炮兵情报班
第一军通信队
铁道兵联队、自动车部队、陆上输卒队、装甲列车队等
听说过《竹书纪年》吗?这才是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例子。看完这本书,你就会开始思考:我们当下看到的历史,只是有人想让你看到的历史,而真正的事实真相,也许还长埋于古老而神秘的地底。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对《秦记》以外的史书进行了大规模的焚烧,导致后人研究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变得更加艰难,可这些史书并非全部化为了灰烬,其中就有一部史书由于长埋于地底,躲过了那场浩劫。
这部史书就是《竹书纪年》。
晋朝初年,河南卫辉市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盗墓贼偷偷地挖开了一个古墓,墓中一片漆黑,目不能视,他在地上随处扒拉了下,摸到了一大把竹片,于是他点燃竹片寻找宝物,可是除了成捆的竹片,啥金银财宝都没有,他大失所望,骂骂咧咧的离开了古墓。
周围的村民发现了这个古墓,就告知了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竹片上写满了文字,密密麻麻,数量庞大,于是他们把竹片捆在一起,运往了京师洛阳。
晋武帝司马炎十分重视这件事,派中书监和中书令亲自进行整理。谁也没想到,这次意外的发现,竟然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
这本深埋于古墓的史书叫《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唯一一部躲过了 “秦火” 的编年通史。
它记载了夏、商、周、春秋战国 89 位帝王、1847 年的历史,是十分宝贵的历史研究资料。
可是,当人们读完这部史书时,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仿佛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
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尧、舜、禹是脱离了低级趣味,道德无比高尚的上古圣王,他们的 “禅让制”,是中国历史光辉的一页,这也是儒家推崇了几千年的一种至高精神。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舜帝杀了大禹的父亲,大禹不计前嫌,没有任何抱怨,还坚守在治水的第一线,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成功的战胜了洪水,舜帝就把帝位禅让给了大禹。
这些上古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十分美好,让人神往?
可是《竹书纪年》彻底击碎了人们的幻想,里面记载道:
舜囚禁了尧,最后杀了他,然后夺得帝位。舜上台后,开始清算尧的死党,其中就包括大禹的父亲。大禹忍辱负重,靠着 “治水” 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就占领了夏这块地方,然后起兵击败了舜,将他流放于苍梧之地,最终凄惨而死。
再比如,《史记》说伊尹是一代贤相,先是辅佐商汤击败夏朝,建立商朝,然后教导太甲治理国家爱惜百姓,自己还不图名利,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圣人。
可是《竹书纪年》的记载又完全不一样,里面说:伊尹流放了太甲,自己称王,结果被太甲潜逃回来暗杀了。
还有就是,《史记》说周朝 “国人暴动” 之后,是由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
但是《竹书纪年》的记载则是:共伯和一个人代行了天子的权力。
后来历史学家们经过考证,发现事实就是《竹书纪年》记载的那样,共伯和一个人代行了天子的权力。
除了这些,《竹书纪年》在一些细节上也比很多史书考究,比如以前有人研究史料的时候,发现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个 “梁国”,搞得大家一头雾水,但是这一点在《竹书纪年》中就有合理的解释,里面说,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别称就是梁国,《孟子 · 梁惠王》其实写的就是魏惠王,这样整个历史就完整的串起来了。
看到这里,肯定有人会产生疑问:既然《竹书纪年》这么 “靠谱”,为什么官方不认可它呢?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官方也没有彻底地否认《竹书纪年》,目前史学界也有很多人把它当作参考书籍,只是出于一些考虑,没有把它列为正史。
至于原因,我挨个为你分析下:
第一、中国正统流传的史书都是儒家流传,像西晋这样夺权篡位的行为,最不受他们待见。
第二、现在流传的《竹书纪年》已经不是最初的样子了,从西晋古墓出土的第一手资料,由于战乱和一些特殊原因,散落民间,流失了大量的资料。而特殊原因,比如说宋代理学大儒朱熹看到《竹书纪年》之后,觉得是对儒家圣王的侮辱,破口大骂,将其归为邪说,导致古本被遗弃,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是经过南宋、元朝、明清和当朝数次收集考证重新编辑之后的版本,所以在真实可信度上,不如最初的古本。
第三、**《竹书纪年》的编写时间和出土时间,让人不免产生怀疑。**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竹书纪年》是什么时候编写的?平王东迁之后,三国分晋,在儒家看来,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魏国得国不正,为了给自己找到政权的合法性,故意抹黑上古圣王,让篡权夺位变成一种十分正常的事情。
再者,《竹书纪年》是什么时候挖掘出来的?目前公认的时间是公元 279-281 年,这个时间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公元 279-280 年,晋武帝司马炎发兵灭吴,结束三国时代,统一天下。
天下虽然统一了,但是司马家得国不正,一直被人诟病,所以有史学家猜测,《竹书纪年》的出现,有可能是为司马家政治服务的,既然上古圣王都是杀人夺权,我的老祖宗司马懿、司马昭的做法你们又有什么好埋怨的呢?
关于这些猜疑,我说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看法:
我们了解历史的真相,按照可信度排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可信度最高的是 “史实”,比如,2008 年北京举办了奥运会,这是可以得到无数亲历者佐证的事实。
可信度第二高的是 “史料”,比如,一千年后,后人在北京挖出了鸟巢和奥运村的遗址,无数证据表明:2008 年,北京举办了一场奥运会。
可信度第三高的是 “史书”,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史》记载:公元 2008 年,北京举办了第 29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也就是,越不容易被人为篡改的东西,可信度越高。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竹书纪年》的真实性问题。
首先,我们肯定找不到夏商周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所以了解不到 “史实”。
然后,《史记》和《竹书纪年》都是人为记载的,也就意味着二者都有造假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能用一部史书否定另一部史书。
所以,想要知道历史的真相,就必须从 “史料” 来入手了。
既然中国的历史记载从秦始皇焚书之后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那么,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关于上古时代的重要文物跟随秦始皇深埋地底?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从未露面的史书被完整保存?
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要等到秦始皇陵地宫开启的那一天。
我相信,那一天,一定会是万众瞩目震惊整个世界的一天。
原文首发于我的公众号 “枫冷慕诗”。
这是原文链接,大家喜欢可以关注下。
其实是很难被篡改的。
很多人所谓的篡改仅仅只是盲人摸象式的无知罢了。
他们首先就缺乏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拘泥于某种意识形态或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很多或自己无法理解、或左右矛盾冲突、或存在明显伪造的细节大肆批判,自以为发现了世界的真谛,觉得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着欺骗的 “幻象” 罢了。
但是,真的是这样么?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聪明的人,普通的小学初中高中,普通的大学就业奋斗打拼以至在社会竞争中黯然落败、怏怏的回到老家。正因为我的半生生涯太普通了,所以在我思考任何问题的时候都会明白这么一个道理:没理由我都能弄明白的道理、想透的东西,掌握的技术和原理其它人不明白,想不透,掌握不了。
所以我在看历史的时候就会想,如果历史的这种伪造和篡改直白到连我都能琢磨明白,那么千百年来的人杰们难道比我还蠢,天天去研读这些 “伪造”“篡改” 的“武林宝典”并且还真从中琢磨出名堂,还对其赞誉不绝,号召后人要多读史。
难不成,人类的精华全部诞生到当今这个时代,以至于我一个现今社会的 “卢瑟”“失败者” 思想境界和对历史的洞察力就比古代甚至于几十年前的近现代的优秀人物们还要厉害?
其实如果你想到这一层,那么你就会明白,历史并不像很多人所说的那般容易被篡改。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的评价。但凡读过书的人都应该知道史记是一本纪传体通史。
纪传体通史的本质就是以人物传记为核心的史事记录方式,其内容就跟看小说差不多,其中不乏作者大量脑补的人物对话和戏剧冲突。
如果拿某些人的历史观来看,毫无疑义史记就是一本大量被篡改、伪造的以历史为背景的 “硬玄幻小说”,毫无价值和意义。
但为什么史记被捧的如此之高,历朝历代不管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中的各色人物罕有不读此书的?
一本充斥着司马公脑补的 “硬玄幻小说” 难道还能教会无数的政治家、豪商、学阀、官僚们怎么分辨政治博弈的游戏规则不成?难道看个修仙小说真能学会修仙?
当你理解到这个程度后,再去反过去看史记,去思考,你就会明白的更多。
其实,历史的细节虽然不乏谬误,脑补,篡改甚至伪造,但历史的事实是没法欺骗人的。张三杀了李四,不管是情杀还是仇杀,李四死了,而且还是张三杀的这个事实是没法改变的。
纪传体通史的意义在于,理顺了人物之间的关系线。当你明白了这个人的关系网,所处交接的关系线,他的成功或者失败所涉及的主要人群和利益团体有哪些后,那么自然对于他为什么会成功或失败有着自己的判断。
皇帝身体不行快要挂了,后党和太子党相争,李四天天和后党一干人等喝酒,张三是太子党得力干将,司马公就算给你脑补一场双方酒后为了争夺一个青楼美女大打出手失手杀人的事,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你懂、我懂、大家懂的事,无非因为有些话不太好说罢了。
同样的,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恰逢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新党以 “为民请命”“革除旧弊” 的口号崛起,张三是新党的马前卒,李四是旧党的中坚力量。司马公就算给你脑补一场宫闱之中张三身为贵妃的堂姐和李四孙女的皇后之间宫心斗大戏引发的阴谋诡计,其实这场谋杀到底是什么个情况,也是不言而喻的事。
没有正确史观的人,总是拘泥于细节和表面而忽视大势与本质,在他们看来或许潘金莲没落下那根棒子,大宋就不会灭一样。
大宋灭亡的本质是什么?是一根棒子么?或者说是一个或几个官员做几件好事或坏事就能改变扭转的么?
就像张三杀李四一样,司马公的童话故事里面自然充满的偶然性,但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双方利益冲突无法调和的必然祭品罢了,无非具体的祭品或许可能是 “李四” 又或许可能是 “王五”“赵六”“孙七” 甚至可能 “张三” 被反杀成为反向祭品。
历史真的容易被篡改么?其实如果你真看懂历史的话,就会明白篡改历史是很难的。
因为历史本就是立足于结果的一种记录罢了,而结果本就是 “道” 的体现。就像胜利者总是倾向于美化自己崛起的过程,这本来就已经涵盖到历史的结果之中了。
你如果非要挑出来胜利者美化过自己崛起手段的案例来否定胜利者本身胜利的这么一个结果,其逻辑就相当于你盯着股票某一时刻有几手卖盘而无视更多的几千手买盘硬要杠明明有人卖为什么这股票还涨,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就是个阴谋,专门割空头的。
看历史就像看股票一样,市场嘈杂的观点信息、别人复盘的结论只是他的观点和看法,真正唯一可以相信的仅仅是成交后的涨跌结果,因为这些结果已经涵盖了所有的嘈杂信息。
无视结果反而专注于那些嘈杂信息之上,那么自然会觉得历史充满的篡改和欺骗。
我个人认为,历史书是很容易篡改的,但历史不是。
毛主席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大半都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
但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如果因为历史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老人家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具体国情方面的最大的权威了,他这么说,是有信服力的。
为什么说历史书容易篡改,而真正的历史不能够篡改呢?
因为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社会意识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但是任何国家的历史书的编写,大都免不了要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意识形态毕竟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服务的对象自然是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
在封建统治时期,意识形态为王侯将相所驱使。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意识形态为人民民主专政所服务。
因此,当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是反动的,则历史书也免不了颠倒黑白。当一个社会形态是进步的,则历史书也必然会相对的实事求是。
怎样判断反动还是进步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同时也是客观问题。
打个比方。我们家是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但起码温饱可以得到满足,父母也勤劳努力。
我父母的感情还不错,但我的父亲有个缺点就是,非常爱面子,又喜欢帮助别人。因此经常借钱给他的朋友们周转。
有一次,我们家的收支不平衡了,平时性格随和的母亲就在饭桌上跟我父亲吵架,母亲埋怨他总是借钱给人家,导致自己家都没有足够的钱用了。结果是他们两个冷战了好几天。
你看,如果把这件事独立的提取出来分析,不牵扯其他别的什么元素。在这件小事儿中,我的父亲就好比是一个 “反动派”,他的一些行为伤害了以我母亲为代表的家庭内部和谐。
我的父亲损害了家庭的内部利益,因为他不考虑家里的柴米油盐,还有我和我弟弟的学费开支以及老人的生活费用。
我的母亲则代表了家庭的内部利益,因为她代表了家里的柴米油盐,还有我和我弟弟的学费开支以及老人的生活费用。
那你说如果十年后也就是现在突然开一个家庭会议,大家来判断一下当年我父母吵架的责任在谁?错误在谁?来一个《关于家庭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话,我们家会怎么投票呢?
我想我,我母亲,我弟还有我已经去世的爷爷奶奶恐怕都会投我的父亲。
因为我的母亲是家庭利益的代表,她管钱袋子,她的钱袋子里没有钱,我们家所有人这个月就吃不上肉,就会有抱怨,就会有矛盾。
如果把我们这个小家庭比作一个国家的话,我的父亲即使是权威,是一家之主,但他不代表家庭内部的利益,让大家的生活水平下降。那在这件事上,他就是 “反动派” 的角色。
而我的母亲,她虽然对我们比较严厉,但她代表我们大家的利益。如果我和我弟还有爷爷奶奶是这个 “国家” 的人民的话,那我母亲就是人民的代表者和参谋部。是和我们的利益相一致的进步力量。
所以,你看,关于我们家十年前父亲和母亲吵架的是非问题开个会的话。这个时候,谁替我父亲说话,谁就是和我父亲站在一起的 “反动派”,谁就是在曲解我们家的历史。谁要是替我母亲说话的话,谁就是和我们家除我父亲以外的全体成员站在了一起,捍卫了我们家的历史真相。这也就是前面说的,立场问题。
但为什么说又是客观问题呢?
还是拿我们家的成员举例。我的爷爷喜欢看电视,三国西游记什么的都爱看,但他本人没有受过教育,不认字。而假如我的爷爷当年仗着在电视上学到的几句什么 “学而时习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 之类的,到了大街上见到人就说一通,还鼓吹自己多么多么有文化。等到若干年后的今天,我在大街上突然被人家认出来,对我说 “你爷爷生前真是有文化啊,你作为他的孙子肯定也很有出息吧?” 那我肯定会害臊的面红耳赤,还得跟人家解释说我爷爷没读过书,不认字之类的话。
还是刚才那件事,如果现在大街上又走过来一个人,对我说,“你们家十年前就那么有钱,到处借给别人,现在肯定更有钱了吧?家里现在几处房产?” 那我不得不再害臊的面红耳赤一次,对人家解释,我们家并没有钱,我父母还因为家庭经济问题互相吵过架……
你看,就是这样。当然了,我大可以不承认,甚至顺着人家的话往下说,帮助我爷爷和父亲圆谎,但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我的爷爷确实是没有受过教育,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我们家确实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吃到肉。所以你看,我们家因为经济问题发生吵架这件事确实是反映了家庭内部某一时期的历史状态。这就是我所说客观问题。
我们家的历史,我作为家庭成员,是见证者和主体承担者的一份子。如果我是一个虚假的人,自然可以为了面子说大话。但我弟弟呢,我母亲呢?至少可以肯定我的母亲不会说这个谎话吧。
这还是一个六口人(现在是四口人)的家庭里无数具体的生活时光里的一件抽象出来曾经发生过的小事,就需要这么琢磨。
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每个国家都起码有个几百年历史。小国里的家庭数以百万计,大国里的家庭数以千万计。这些家庭里的人,都是历史的主体和承担者,他们各自家庭里发生的各种事,都免不了反映出当时所在国家甚至时代的历史状况。
如果说历史是不需要考虑主体和承担者的因素就能够独立存在于所谓的历史书上的话,请问那是什么历史书呢?无所谓了,不管什么历史书也好,说的再天花乱坠也罢,我是不愿意承认的。
人类的历史,是由无数时空里的无数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他们是解释历史的绝对权威。只是封建社会时期和官僚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人民群众说话的渠道和权利得不到保障和尊重,放任了各种性质的 “王侯将相” 们占据了所谓的历史的舞台,才有了什么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的无知言论。
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人民的生活状态是极端困苦的,则封建皇帝在他的龙椅上也坐不了几年。人民群众稍微不那么困苦,则封建皇帝还能在他的龙椅上多坐几年。
站在他们的一边,就是说了真话,就是站在了捍卫历史的一边。
不站在他们的一边,就是说了假话,就是站在了歪曲历史的一边。
经常有国粉用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 这个口号,作为蒋坚定抗日的证据。
事实上,当年青年学生认为延安才是真抗日,纷纷冲破千难万险去延安,1944 年,蒋为了改变民众对国党的这种认识,蒋为了争取这些知识青年,才喊出来这个口号,这些青年军被许以优渥条件入伍,这些青年军后来成为小蒋接班的家底。
1944 年 10 月 12 日,蒋介石出席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做内部讲话,曾谈及组建“青年远征军” 的目的,其原话如下:
“我们此次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宗旨,昨天我已经说过:第一是要使一般社会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来充实我们作战的实力;第二是要使社会民众改变对于本党的态度,…… 这两层用意,后者尤重于前者。”①1944 年 9 月 16 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 他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的口号。随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广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远征军。
比较容易,在研究断代史中,历史学者倾向更为明显。
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清朝为什么没有拆掉长城”,里面提及,清史学者乐于否定清代 “长城” 的历史来给朝代加些分。
但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文物考古部门发掘出虎山南北连绵不断的长城墙体和墙基,经过罗哲文等一大批长城专家学者实地考察认定为万里长城东端起点,使教科书中的传统说法得以改写,政府部门也随即组织展开了大规模的修复工作。现在看到的虎山长城,就是依据 1992 年通过的《虎山长城修复设计方案》,在明长城遗址上修复起来的。
“历史真的很容易被篡改吗?”很多人对历史是不关心的,对 “明”“清” 或者 “宋”,“秦” 历史,中国都曾有过大转向。
近代历史中,对一些边疆历史的”评价 “,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 官方 “说法就大不相同,而《南渡北归》中的” 苏联“形象和中苏友好的形象又是一个颠倒。
“历史真的很容易被篡改吗?” 春秋笔法。在一些书中,笔法已经高级到,专切一句话中的一小段改换原意变成”事实 “了。史料也可随意裁剪,在古代友好“外交史” 中,实在是“平常事”,出了国门没人信的那种。
扪心自问,你还记得一个星期前发生的事情吗?
一日晌午,司马迁走在路上,偶遇一女子,归家后,司马迁凭着记忆对女子的体貌特征进行了记录,最后总结道:女子为三代未有之美女也。
后人观司马迁记录,谓司马迁造假也。
为何?
第一,司马迁不是照相机,也不是录影机,如何能完全记得女子的体貌形态?
第二,就算司马迁能够完全记得女子形态,也难免受到其本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影响,所看到的也未必是女子本身形态。
这两点无疑都是在从哲学的角度来批判历史本身的缺陷,这本是老生常谈,无可厚非。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事物,那世界上几乎无一事可真,而不独历史如此。
在这里,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无一事可真如果为真,那便是有一事可真,那便是自相矛盾,先不说你是不是证明了司马迁篡改了历史,至少你的批评是自相矛盾的。
因而,用哲学标准来衡量历史,如果这个人不是在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探讨历史哲学本身,而单就一个历史事件纠结,你就应该多想想,为啥他只告诉你这个历史事件是很容易被篡改的,而不告诉你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很容易被篡改的(包括他所认为是真实发生的那个)?为啥他只告诉你历史是很容易被篡改的,而不告诉你其实除了历史以外的其他东西也都是很容易被篡改的?
当然,除了我上面所举的与历史哲学有关的例子外,还有一种更普遍地说法是这样的:历史会被人故意造假。
然而说真的,就有意识地造假这方面来说,历史也并不特殊,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有意识地造假,只不过历史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更难确切地知道真相罢了。
但是,更难知道真相不代表不能知道真相,更不代表你真能随意造假。
大约除了那些明知历史不易造假却故意说历史能随意造假的人之外,还有说历史能随意造假的,几乎都是从不读历史学家写的书,而只知道历史事件的人。
几几年,发生了什么事,这样的东西当然好造假。
你能说公元 1000 年大丰收,也能说公元前 1000 大旱灾,无非就是改个词而已,难在哪里?
然而,你要一方面记录说公元 1000 年社会稳定,土地大丰收,人民生活富足快乐,另一方面却又要记录说人口大幅度减少,人均寿命普遍缩短,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有多大可能会发生呢?
所以,历史想造假,在历史课本上很简单,改个词罢了,一点都不难。但在专业的历史书中却很难,因为事情地发生都是要有前因后果的,你要想把前因后果都造假,这可太难了。
然而难归难,前因后果上想都造假终归还是可以的,因而在历史研究上,孤证不能算很充分地证据。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只有你这样说,而没有其他地证据证明你说的是真的,你所说的东西就不能算作比较有信服力地历史。
所以,孤证不立又让历史的篡改变得更难了。
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传统史观来说,还有一点至少是应该提及的,那就是史官写史的精神,这和儒家思想有关。孔子作史,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而孟子言民贵君轻,又让作史让乱君惧,所以就算是从写史的人本身出发,历史也不是那么容易被篡改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儒家价值观不允许他们这样做,当然这并非绝对。
但是说到这,你还会觉得篡改历史是件很容易的事吗?
若论乱世雄主,曹操可称得上文韬武略,但他为什么不做那田氏代齐的事,而要当周文王?难道他不能篡改历史吗?
其实正是因为曹操博古通今,所以他才知道篡位易,堵众人之口难。篡改历史,你改的了人心吗?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历史确实是起到了孔子所说的使乱臣贼子惧的效果,但这也只是对很有水平的 “乱臣贼子” 来说的。
对于一般只有匹夫之勇的乱臣贼子来说,他们可不在乎什么历史,他们觉得历史只要篡改了,便是如他们所说了,所以这种人,一般都在本朝 “万民敬仰”,而在历史上,无一例外都被绑上了耻辱柱,他们所篡改的历史恰好成了他们昏庸无能的证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来自历史本身的巨大讽刺。
然而,我们今天不但有原本就有的历史讽刺,却又出现了新的历史讽刺:
那就是总有人想证明历史是很容易被篡改的,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让听众舍弃和他们不同的历史观点,而转而相信他们的历史观点。可是,既然历史是很容易被篡改的,他们又如何证明他们的历史观点不是被篡改的呢?一样的逻辑对他们不是同样适用吗?这不是杀敌一千,自损一千吗?这不就是所谓的损人不利己吗?
当你没有办法用正常的逻辑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你也许可以加上利益二字,好好想一想,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到底是谁在受益呢?
我五年前来西安,我同学带我自驾游西安附近各景点,其中有一次带我去袁家村玩,我的印象是,这个地方的各种美食我很喜欢。生意特别红火,村外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大量游客自驾游的汽车停在那儿。
然后村里有一个村史展览馆,里面的村史,坚称他们是从 1967 年开始富起来的。而且还把历年富起来的过程的历史照片在展览馆展览。这个你们如果不信,自己去袁家村看。袁家村是上了百度百科的:
[袁家村(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下辖村)_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item/%E8%A2%81%E5%AE%B6%E6%9D%91/8051697?fr=aladdin
赫鲁晓夫: 库尔斯克会战是我指挥的。
周汉华,新会大泽区五和乡螺山村人,仅读过 4 年小学。
1955 年在大泽五和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任水稻育种员,进行水稻丰产试验,采用经过穗选、粒选的 “齐粘” 和“金山粘”,采取深耕改土、精耕细作、施足基肥、 合理密植等措施种植,当年创造亩产 750 公斤和次年创造亩产 826 公斤的丰产纪录,比一般耕作的亩产高两倍有多。接着, 又试用水稻和高粱进行杂交试验。
1957 年 4 月,周汉华被邀请参加广东省第一次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受到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丁颖的关注,向他询问培育新品种的经验。会后,他回来又继续进行稻谷与高梁的杂交 30 多穗,每穗结出谷子 100 多粒,获得远缘杂交的成功,震动了农业科学界。是年 6 月,全国种子参观团 120 多人来县参观了他的试验田,听了他的汇报,给予很高的评价。
1958 年 7 月 2 日,周恩来总理视察新会期间,曾到周汉华家参观杂交试验田和新品种标本,晚上又和他亲切交谈,赠给他一盏空气电池灯,鼓励他培育出一穗千粒的水稻新品种。同年 11 月,周汉华出席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会议期间,周总理邀周汉华到家里作客,并书写 “高举共产主义旗帜,为培育良种,大搞杂交运动而奋斗” 的题词相赠。这年,周汉华被任为大泽人民公社农科站副站长。
1959 年,周汉华进行粳、籼稻杂交和自然杂交试验,成功地培育出幸福一号、幸福二号、青森五号、十月粘、八一种等 6 个新品种。同年早造,培育印二东 11 号,最高穗粒达 1190 粒;二造又育成 1208 穗粒。还培育出一株出蘖达 280 穗,每穗平均 150 粒,一科 1.2 公斤谷的 “水稻王”。次年又有新突破,穗粒最高达 1400 粒, 并培育出 10 多斤的 “万粒斤” 的良种。
1955-1960 年,周汉华在引进 130 多个杂交组合、220 多个自然杂交组合、引种全国各地 1181 个水稻品种进行观察和对 80 多个良种进行比较试验的一系列工作中,费尽心力,取得可喜的成绩, 被誉为农民育种专家,多次被评为县、省劳动模范,优秀共青团员, 受到团中央的奖励。
1960 年, 他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1967 年 11 月 17 日病逝,终年 34 岁。
早在数 20 年前,日本产品,劣质问题就出现在大众视野,甚至在大工程中问题层出不穷。但是经过媒体宣传,到现在,日本产品成了可靠,高质量的代表。
历史方面。
在日本两百多处二战纪念馆中,很少有纪念馆主动展示有关中日战争的内容。
日本的二战纪念设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馆名多冠以 “和平” 二字,很少用 “战争” 作为馆名。
应该不叫二战纪念馆,叫日美纪念馆,美日战争占纪念馆主要内容,刻意避开日本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
日本所有的二战纪念馆都会在最后部分,将曾经的战争与现今世界各地发生的武装冲突、恐怖袭击、核实验等联系起来,有选择地谴责当今世界的军事冲突和恐怖袭击。
倒是原子弹遇难者纪念馆不少,附带一些日本战俘被虐待的照片,给人感觉日本在二战才是受害者。
所以中国人不明白现代日本人为什么不反思二战,因为日本现在的统治阶层就美国扶持起来的战犯后代,他们弱化,篡改历史。
一个普通日本人从出生待在日本根本不会接触到日本二战对他国侵略历史。
这玩意,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
当年朱棣靖难之后,修改历史直接删除了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建文帝就变成了建文君。
可朱棣毕竟还是死了,大明朝也没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再比如某群体的造谣日常
你看,篡改历史多简单。
几个大 V 敲敲键盘,百度百科有词条的事就没发生过了。
粉丝们义愤填膺,公知真是大大滴坏了。
但我知道这事发生在 2016 年。
百度百科有词条。
我为啥记得这么清楚?
因为当年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类似的事。
修改历史容易吗?
说容易也容易,他的拥趸可都在义愤填膺地斥责 “公知”。
说难也难,毕竟互联网尚有记忆。
更何况,亲历者还没死绝。
去四行仓库看一下那个墙上七八年前的人造弹孔、里面对于战斗的离谱描述,就能明白什么叫人造的历史记忆
确实很容易,易如翻煎饼。
先说在民间,篡历史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个碰瓷的,讹了司机几千块钱,靠的就是篡历史,他说的历史和真实历史不一样。还有诬陷栽赃,也是篡历史。打官司的双方必然有篡历史的。
民间有大量篡历史的,而同样都是人,上面不比民间高尚,篡历史同样大量。
红军在井冈山、瑞金等地闹割命时,官方称他们为土匪、赤匪,说他们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共铲共七,天天喊着剿匪。各地老百姓听到的消息都是江西那边闹匪患了,都巴望国家赶紧把匪除掉。
如果红军失败了呢?
肯定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书就是另一个版本了。
再说个宋朝路线豆争的事。
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政变法,好多保守派反对变法,阻挠破坏新法,例如司马光、苏轼。王安石就把他们都打为奸党,贬的贬,罢的罢。
宋哲宗元佑年间,司马光主政,又把王安石一派打为奸党,贬的贬,罢的罢。
宋徽宗时,蔡京主政,刻了 “元佑党籍碑”,把司马光、文彦博、黄庭坚、苏辙、苏轼等 309 个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刻了上去,说他们都是奸党。
到后来蔡京被撤职死了之后,司马光一派又抬头了,把蔡京一派打为奸贼。
历史就像翻煎饼一样。
不过从此以后进入宋金战争时期,主要精力在打仗,蔡京一派就没有人为他们翻煎饼了,他们奸贼的名号也就遗臭万年了,司马光一派就永远伟光正了。
可是,真实的蔡京并不坏。
对内,他一生都在克服保守派重重阻力,励精图治,打击豪强,充实国库,扶贫救弱。蔡京很崇拜王安石。蔡京年轻做县尉时,看到家乡水患严重,老百姓困苦不堪,就上书朝廷请求兴修水利,筹钱 70 万贯,修了木兰陂水利工程,至今还在利国利民。这主要是王安石新法和蔡京的功劳。但是他的这一功劳硬被后人给抹去了,甚至还是保守派官员到皇帝那里告蔡京修木兰陂水利是为了迎合古谶,想谋权篡位。这些保守派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可是现在都还夸他们好。蔡京执政后,在全国办官学,办养老院,让穷人的孩子免费上学,让贫困老人进养老院颐养天年,给穷人免费医疗,还专门划拨土地给买不起坟墓的穷人安葬。还废科举,兴新学,办了书学、画学、算学等专业学校,实行小学、州学、太学三级考试升学制度,学生考试的路费也由国库负担。我想,如果中国从那时起一直实行专业学校的话,说不定牛顿、莱布尼兹就生在中国了。蔡京废除旧盐钞,使用新盐钞,让富商巨贾辛苦盘剥的财富一夜化为乌有,使财富得到少许平均,而保守派官员则指责他坑害 “良民百姓”。我想这也应该是蔡京被骂为奸贼的一个原因。至于蔡京生活奢侈,通过走后门拉关系上位,也很可能是敌对派的诬陷栽赃。
对外强硬主战,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
而司马光呢,也不是像某些人的宣传给我们造成的那个伟光正的形象,也不是与 “华盛顿的斧头” 类似的 “司马光砸缸” 的故事里说的那样聪明。他一上台就立即发布神宗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脚议,彻底否定王安石的新法。当然,我在此不说他这么做是错误的,不然又陷入了毫无结果的争论中了。但是他割地给西夏求和,真就无法洗了。
如果西夏有什么杂志的话,肯定要把司马光请到封面上。
自己都满眼的迷津,不知道他专门写给帝王指点迷津的《资治通鉴》能有几分价值。
现在都骂秦桧是汉奸,可是在秦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伟大的司马光影子。咦——
保守派把金国入侵和农民起意的原因都归于蔡京、童贯,这也是他们被骂为奸贼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把这些原因都栽到蔡京、童贯身上是不对的,保守派也难辞其咎。保守派对新派的阻挠破坏,连修水利他们都要挑刺找茬,老百姓吃不饱闹事,造成北宋灭亡,能说没有他们的原因?而且保守派认为割地赔款,当缩头乌龟就能永保太平根本就是错误的。再说,即使北宋灭亡的原因全怪蔡京、童贯,也不能说他们是奸贼,至多只能说他们的策略不当。童贯这个人,伐青海,攻西夏,平方腊,联金灭辽,收复燕云十六州,都立下赫赫战功,凭哪一点能说他是奸贼?
但是保守派仅因为政见不合,就能骂他们是奸贼,一切的锅都甩给他们,还反说他们走王安石路线是守旧派,把自己洗得像白莲花一样,还用官编的民谣污蔑他们——打了桶 (童贯),泼了菜 (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以显示连老百姓都厌恶他们。人都喜欢拿民意说事,没有什么能比让老百姓都恨还坏的了。
宋史为了蔡京,还专门首创了奸臣传,把他列为六贼之首,宋史对他的评价是: 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
今天,蔡京、童贯在大众眼里是奸贼的形象,与史书有关系,也与水浒传的广泛传播有更大关系。而水浒传的作者,不能不说受到了北宋保守派史书的洗礼。
还能再翻一次煎饼不?
难啊!改历史,易,也不易。
篡改历史 ×
思想启蒙 √
要不是这次日本倒核废水,大家都以为美剧《切尔诺贝利》是黑毛子的,现在看来即使是剧中的毛子,和现实的日本一比,人家最起码干的还算人事
结果不太容易篡改。
背景,原因,当事人目的,当事人想法,影响各说各话。
具体细节,真相肯定会被记录的,但是采用与否不一定,还存在与否也不一定。
谢邀。
中国传统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层次越高,历史就越显得复杂与模糊。
第一层:秉笔直书
前 548 年,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妻子通奸,怀恨在心的崔杼设计杀死庄公。
齐国太史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弑其君 “,被崔杼杀害。
太史的两个弟弟前仆后继,依然坚持记录崔杼弑君的罪行,都被崔杼杀了。
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没办法只得放了他。这时候南史氏带着竹简来了,原来他以为太史一家已经死绝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
后世文天祥《正气歌》中提到 “在齐太史简”,便是此事。
齐庄公并非明君,与大臣之妻通奸,自有其取死之道。**能使太史一家不畏强权,前仆后继记录史实者,非出于其忠君报国之立场,而仅仅是淳朴的史官责任心而已。**只是这份淳朴的责任心,在后世已不多见。
第二层:春秋笔法
春秋之世,各国都有史书,晋国称为《乘》,楚国称为《梼杌》,鲁国则称为《春秋》。
原本各国史官都如齐太史一般,简单地记录真实的历史,直到孔子笔削《春秋》,记录历史的意义发生了改变。
孔子周游列国,虽然育人无数,终究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到晚年删定春秋,就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全部融入到这部书中去。
他把自己认为该记录的就直接记录,该删除的就断然删除。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行文多有断绝不连之处。例如开章明义第一条,只有 “元年,春,王正月” 几个字,没有下文。
孔子为官时,审案在文辞上需要和别人商量,从不独断专行,但删定《春秋》,即便子夏这样长于文辞的弟子都不曾参与斟酌一字一词。
吴国、楚国的国君自行称王,而《春秋》则贬斥他们为 “子” 爵;践土的会盟,实际上是晋文公召周天子,而《春秋》避讳这件事,则说是“周天子狩猎于河阳”。这些记载,虽未改写历史,但笔法之间,儒家法统礼制自现。
个人认为,“春秋笔法” 虽是孔子首创的叙述技巧,但其诞生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方面,当孔子之世,史家单纯秉笔直书的传统依然强大,历史是决不能容人随意篡改扭曲的;
另一方面,面对 “高山为谷、深谷为陵” 的大变局、大乱世,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地叙述历史,而是期望借助历史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于是这种不改变事实、仅删减文字,并通过笔法暗含个人褒贬的表述技巧便应时而生。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表述技巧是建立在先有立场(礼法),再有文字(笔削)的基调上的——凡是与立场不符的文字,尽可以被删去。这种基调后来为历代官方史家所秉持,最终取代了春秋时的齐太史精神。
第三层 消灭异端
孔子笔削《春秋》,以明王道,后人为之注疏者无数,《左传》便是其中之一。
《左传》的作者相传为春秋时鲁人左丘明,按照司马迁《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中的说法,左丘明的创作意图是: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丘明害怕孔子的弟子们各自发挥,失去了孔子本意,于是就编制了《左氏春秋》。
按《论语》与《汉书》的记载,左丘明应与孔子是同时期人,但《左传》中提到了一些预言的应验时间已经延伸到了战国中期。
可见左丘明顶多算是《左传》的初稿作者,前后编撰上百年的《左传》还能体现多少孔子本意实在难说。
当然这对于本答案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司马迁看来,《左传》的意义是在于给《春秋》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标准答案,从而消灭异端!
考虑到司马迁所处的年代,正是汉武帝试图独尊儒术一统人心的时期,我们可以猜想,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大概已经意识到:
孔子笔削《春秋》,以笔法暗含褒贬还是太含蓄了,出于教(维)化(护)人(统)心(治)、防止异端的目的,历史需要有明确且唯一的标准答案。
所以司马迁作《史记》,态度比孔子大方得多,一段段 “太史公曰” 就附在正文之后,这种点评方法多为后世史家所效仿。
从此以后,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修史,作者都会给出自己的 “标准答案”。当然,没有哪个答案能够始终成为 “唯一”,因为历史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变化。
至于题主问,历史容易篡改吗?
很多时候,修史者甚至不需要篡改历史。题干不用变,换个答案就行,或者 “笔削” 一下,都足够了。
历史真的很容易被篡改吗?
对于具体的人比如你,很容易。
比如 “信息茧房”。
但就整个历史长河而言,篡改谈何容易。
或许不能穷尽每一处历史细节,但任何一处历史的不合理之处都会被反复拷问。
及 “真实的历史” 或者无法做到,“历史的真实”,即当时历史环境下,所有参与人,基于人性与历史逻辑,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还是可以做到的。
篡改很容易,但是为了掩盖一个漏洞,会产生更多漏洞。
天衣无缝太难了。
!!!!!!!!!!!!!!!
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部分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在目前国内互联网鱼龙混杂的环境下来说很容易篡改,比如最近某位当代的列夫 · 季霍米洛夫(Lev Tikhomirov)andre 先生又把我早辟谣过的冷饭拉出来为他喜爱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君主专制反动政府招魂大唱赞歌,这位先生反复论证沙俄在军工方面的所谓巨大成就,然后想方设法论证俄国是个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强国,任何反对该帝国主义进行在亚洲对奥斯曼清朝日本的不义战争的良知人士就是所谓的工贼。另一位热爱满清的的 geosmin 先生也立刻学习到了 andre 先生的马赫主义式辩证法,用所谓的清朝可以用买来的外国零件按照厂家图纸组装速射炮日本不行来强行论证满清相比日本工业在部分领域不上相下来体现清政府的君主专制还有那么点可取之处,但他们的很多言论暴露了他们毫无历史工业管理学常识甚至歪曲史实为君主专制辩护而辩护的一面,稍微有常识的知友朋友就会看得非常可笑,andre 先生在他的所谓 “左” 的历史范式下的陷阱一文中提出的如下有趣论点;
马赫主义是什么?详细的内容可以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简单的内容概括如下:马赫主义的特征是披着唯物主义外衣的唯心主义,是跪着造反的修正主义:它们不敢直接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就用尽各种法子偷运唯心主义的各种东西(有时候也被迫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塞在 “马克思主义” 的外衣下。
为什么说这位 andre(用马赫主义的方法论)先生是马赫主义者?因为他首先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用假装唯物主义式的材料分析(用各种不全面的材料,尤其是绝口不提沙俄政治反动性),去否决真正唯物主义(甚至是历史证明的战争结果)的日俄战争过程中与战后体现的沙俄专制制度的反动与溃败。这样,就能为他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马赫主义——披着 “左人” 马克思主义者皮的保皇保沙俄派立场去背书了。他看似客观分析,实际上是为了得出俄国失败只是偶然,俄国仍然先进的荒谬结论——于是仍然先进的俄国就没有必要和机会去革命了!反对 1905 年革命,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以此为依据的策略和行动,才是他的主要目的。对他完整的史学观方法论批判在文中已有阐述,不再重复
我对 andre 先生感觉最吃惊的就是他的马赫主义式辩证法,在沙俄对中亚人民的野蛮的种族主义大屠杀时他拿还没有建立的苏俄去反对亚洲人民反抗俄帝国白人至上种族主义者的反殖民反帝运动,甚至为了替尼古拉二世当局在日俄战争里暴露出的反动性辩护用上了了指鹿为马的手法。
比如我引入了沙俄陆军参谋总长奥布鲁切夫将军在 1893 年说的;“俄罗斯不能与相距一万俄里、人口四千万、拥有发达工业的文明国家展开战争。在无论是西部还是高加索的安全都没能确保的时候,俄罗斯不能在远东进行战争” 来做俄国方面有识之士对日俄战争预判的总结时,这位先生立刻根据这位沙俄将军对亚洲局势的预判给我发明了一个论点,也就是所谓的的我说日本是工业国,沙俄是落后农业国的推断。
但我本人从未发布过这个言论,倒是这位平顶船先生为我发明了这个论据从而回避我批判沙俄注重军事和重工业发展而忽略轻工业和现代化高等农业发展产业发展畸形从而在一战前全国持续性的爆发饥荒和物资短缺的史实材料和主要论点,因为他只懂得这种马赫主义式的庸俗辩证法,一旦脱离这个套路,他就无法为沙皇君主专制的反动性做进一步辩护。
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他自己倒是提出了俄国是落后的农业国的论据,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论据给我扣上然后强行来让自己的辩证法预设前提可以成立,并且承认了沙俄是落后农业国的论点,这个论点在俄国本国和欧美历史学界也早已广泛流传被论证,也并非一家之谈,俄国的饥饿出口世界闻名,而农业人口人数也居欧洲之冠,可谓是欧洲最大的农业出口国。
而 KS 鋼这些问题上暴露了他的这些所谓证明沙俄先进的技术论据的基础,实际是建立在对史实时间线的篡改模糊上的,这种笨拙的障眼法有些甚至明显到小学生都看得出;
andre 先生面对我拿出的磁钢论据,故意忽略了新字,甚至不查百科就直接迫不及待的要给我扣帽子,这个障眼法我觉得实在是太笨拙了,新老 KS 鋼维基都有写明,就是本多光太郎先生和其他日本的专家团队合作发明了新老 KS 鋼两种物理特性完全不同的磁钢罢了,新老 KS 鋼什么时候物理特性是同一个东西了?
然后是关于 andre 先生日本钢铁制造业的神奇推论,一如既往的采用了混淆篡改史实时间线的神奇辩证法,我觉得他说这些话前起码应该要看看《日本经济史》这些专著在来发表他这些无常识暴论比较好;
andre 先生把日本引入平炉炼钢法的时间都弄错了,而且世界钢铁协会给出的定义是 1850 年以后的技术都算现代工业化制钢,这位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被我和另外一位知友朋友胡乱闯先生指出了他颠倒篡改日本钢铁技术发展时间线的事后立刻开始诡辩,甚至说引入了平炉法都不算掌握工业化制钢技术,但我们知道沙俄是 1910 年才开始掌握电炉技术的,所以这位 andre 先生不知不觉就把沙俄的钢铁工业都黑了一把,当然哪,他还在宣传轻工业无用论,但到最后除了他自己制造出来扣给我的所谓日本钢铁工业比沙俄先进的说法外,在无其他他自己还可以自圆其说的论点,转炉和电炉都是 1960 年代以后才开始取代平炉的地位,之前因为一直无法解决杂质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摆脱平炉,包括美国和苏联,所以明治日本为了保证钢质量决定选择从德国克虏伯公司引入坩埚炼钢法作为本国炼钢法的主力,这是当时德国主流的工业化炼钢技术;
特に草創期の海軍にあっては、1853 年(安政元年)のペリー来航、1863 年(文久 3 年)下関事件、同年薩英戦争などを通じて西洋諸国の艦船に装備された近代的軍備、主に鉄製の船砲の威力に圧倒されていた。このことから陸軍よりも早くから近代洋式製鋼技術の獲得の必要性を実感していた。
海軍が当初、近代製鋼技術獲得の手本としたのはアームストロング製鉄所を有するイギリスであったが、すぐにドイツ、エッセン市にある製鋼会社クルップ(Krupp)からも学びたいと思うようになる。当時クルップは世界第一位の鋼の生産量を誇り、近代重機、兵器を製造している近代的製鋼所であった。クルップの製品への需要は伸び続け急成長を続けていた [注 3]。
クルップの製品の優秀さについては福沢諭吉が 1862 年(文久 2 年)ロンドン万国博覧会視察の際、1 万 100 キロの巨大船軸、8,000 キロの鋳鋼塊を目にし著書『西洋事情』の中で紹介している。当時の海軍の実力者である海軍大丞川村純義は 1873 年にウィーンで開催された万国博覧会でクルップの 30.5 インチ沿岸砲、5 万 2,000 キロの鋳鋼塊を視察している。これらクルップ社の製鋼品は当時の最新技術で造られており、毎年高い技術の向上があり人々を驚嘆させるものであった。
クルップの製鋼工場および関連工場自体について最初に日本および日本海軍関係者に紹介したのは、1871 年(明治 4 年)11 月-1873 年(明治 6 年)9 月に派遣された岩倉使節団である。岩倉使節団一行は欧米で、国会・役所・鉄道・港・教会・公園・学校など多くの施設を視察しているが、各国で各種の工場も訪れている。その工場視察の中でもっとも感銘をうけたのが、ドイツのクルップ製鋼所であった。久米邦武によって使節団の報告図書として明治 11 年に発行された『特命全権大使 米欧回覧実記』には、8 ページに渡りクルップ製鋼所の規模、近代的設備、製造される製品の多様性などが記録されている。
当時、クルップ製鋼所はアルフレート・クルップ(Alfred Krupp 1812 年‐1887 年)が父フリードリヒ・クルップ(ドイツ語版、英語版)より工場を受けついでから 25 年がたっており、2 万人が働き、その規模、技術の高さ、経営方法どれをとっても最先端であった。明治海軍が手本とするに充分な近代製鋼工場であった。
明治政府考察了德国克虏伯钢铁厂后决定选用该厂采用的欧洲各国那时作为主流的坩埚工业化炼钢法,海军引英德技术建设的现代化制钢厂出钢是在 1882 年,质量足以制造钢质炮架这些军用武器的钢制配件,沙俄到 1917 年仍旧有大量工厂使用风箱制钢技术,这位 andre 先生说的 20 年不出钢和日本 1914 年后才引入工业化制钢法结论如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去了平行世界吧。
同样的 geosmin 先生用速射炮和所谓的清朝具备独立生产 2000 吨级的钢甲舰和相关设计能力日本不具备得出清朝工业不亚于日本的辩证法其实也是采用了这种马赫主义式的手段让论证强行成立,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犯的一个明显常识性错误的论据;
但实际上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是可以自造三千吨以上采用钢面装甲的的防护巡洋舰的,秋津洲和桥立就是这样的产物,也具备 3000 吨以上的防护巡洋舰设计能力,相比之下清朝到灭亡江南和福州马尾造船厂也没有生产秋津洲这种 3000 吨位水平的防护巡洋舰的能力,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只能从德国采购和秋津洲吨位性能接近的海容级防护巡洋舰,还难以结清尾款,这就是清朝在工业发展上已经落后于日本的最好证明;
geosmin 先生的另外一个论点就是用甲午战争时清朝可以仿制英国的 QF 4.7-inch Mk I – IV naval gun,日本这个时候没有仿制这种 120 毫米 40 倍径的管退炮,所以清朝工业在军工业方面肯定比日本强大,我只能说,按照这位先生的推演法,我们甚至可以得出清朝军工业部分领域领先美国俄国的结论,我们看看美国引入仿制这种英式 120 毫米 40 倍径管退炮的时间,是在 1898 年,而沙俄海军引入对标英国阿姆斯特朗 120 毫米管退炮系列的法国加奈特系列 120 毫米 45 倍径管退炮【120 mm 45 caliber Pattern 1892】是在 1897 年实现国产,按照这位先生的论据,只要大清引入一两个性能指标先进的武器,甚至不能大规模量产清朝军工业就可以凌驾于美国俄国这样的欧美列强之上或者与之旗鼓相当了,这样的逻辑演绎法显然是荒诞的,何况外网根本没有清朝量产过 QF 4.7-inch Mk I – IV naval gun 的记录能,不管是是 navweaps 还是维基,引入量产过这种速射炮的国家都没有提到过清朝。
geosmin 先生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菲特利曼中将对清朝军工业赞不绝口,但英国那时在太平洋只有中国和东印度两只舰队在活动,英国远东舰队成立是在 1941 年,这位先生发明了一个不存在的舰队让他的司令官强行夸清也是典型的混淆时间线的马赫主义辩证法,甲午战争时担任中国舰队司令的爱德华 · 弗里曼特尔在他的著作里从来没有说清朝军工业可以达到和美俄相提并论的程度,事实上他在原书就没有提过什么清朝的军工业非常现代化,这位先生说远东舰队司令官菲特利曼提督对清朝由满清贵族和官僚买办控制的军工业评价很高,实属无中生有,事实上弗里曼特尔对清朝的军事力量是非常藐视的,以致他甚至在甲午战争时就预言了清朝的崩溃以及英国应该预防性的占领台湾等清朝领土,而对日本采取防御性战略,他对日本的评价要远高于清朝,这与沙俄陆军参谋总长奥布鲁切夫将军对待日本整体工业和军事实力的评价不谋而合;
By then, Fremantle’s tenure as the C-in-C of the China Station came to an end. He was scheduled to leave his post in May 1895, but he kept a close eye on the war. In March, he warned the Admiralty of the possibility of a Japanese attack against Formosa, as the central and south China coast was in reality protected by the China Station. He suggested occupying the Pescadores, as this move would “neutralise the danger to our China trade of the Japanese holding the Formosa channel.”124 He noted that all the foreign trade in Taiwan was British, and “both the Chinese and aborigines” would “receive us with open arms.”125 He also predicted a Japanese offensive against Peking, but he thought it “does not much matter” as he considered it irrelevant to the maritime situation of Britain.126
This kind of strategic realism, however, found little audience in Whitehall: Kimberley asked the military services about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but took no action despite it being suggested by Joseph Longford from the British Consulate in Japan tha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would at once necessitate a large permanent increase both in the garrison and defences of Hong Kong, possibly also of Singapore, and of the British fleet on the China Station.”127 When the Chinese offered Formosa to Britain, Kimberley refused, as he believed that such move would be tantamount to an intervention.128 As Ion Hamish suggested, Fremantle was “three years” more advanced than his contemporaries in suggesting the British should secure more footholds along the China coast before the collapse of the Qing.129
安德列【平顶船】先生采用马赫主义的辩证法强行能论证出高炉不能用于工业化制钢过程也是非常无常识的结论,高炉制钢法现在很多国家钢铁厂还在普遍使用,这位先生论证高炉不能用来制钢的论证法是很简单粗暴的,坩埚炼钢法就会用到高炉,andre 先生抽掉高炉产出的生铁通过风箱,坩埚,电炉等高炉制钢法生铁转粗钢的过程,从而简单粗暴的就可以得出高炉不能用于炼钢的结论实在让个人叹为观止,而 1900 年日本才整明白高炉制铁这个结论也是纯粹的信口开河了,大概在 andre 先生的平行世界位面坩埚炼钢法从来不用到高炉吧;
在日俄战争对马海战的俄国海军炮术问题上 andre 先生也是采用了这种指鹿为马简单粗暴的法子强行让自己的论点成立,他引用弗里德曼关于黄海海战的论述去套对马海战日俄海军的炮术,得出的结论是大俄炮术远超日本,在类推亚历山大三世到尼古拉二世让军队的将军们管理帝国教育不让无产阶级子弟入学的反智教育模式是非常高明的。沙俄的教育水平可以达到同时期其他列强的水平,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先生宣传的沙俄教育究竟是什么水准;
布拉索尔写道,公共教育部的预算为 1894 年至 1914 年。从 2520 万卢布增加到 1.612 亿卢布。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但是,这种增长是否符合世界生产力技术进步条件下俄国人民的需求?只能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而作者会谨慎地避免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关于任何文明基础的基础 - 群众的素养 - 我们进行了比较(见表 13)。
如图所示,相对于居民数量,俄罗斯的小学数量比西方国家少三倍。学童人数比欧洲 “开明” 国家少 3.2 倍,比欧洲 “弱势” 国家少 2.3 倍。就教师人数而言,俄罗斯落后于其他国家,分别为 4 倍和 1.8 倍。仅就每位教师的学生人数而言,俄罗斯领先于 “弱势” 国家。
当局对俄罗斯的初等教育的理解极为狭窄,这些学校主要由教会举办,主要教授读,背圣经,初等数学【很多沙俄高中生甚至无法掌握九九算数】的能力。因此,绝大多数小学是一年制(“一班制”)。二级学校很少(例如,在 1903 年,只有 9%的学童从二级学校毕业)。为农民妇女准备的文凭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奢侈么,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多次下令由军部接管全国的教育并且关闭女子高等院校,限制无产阶级,特别是犹太人入学。
沙俄的识字率也是非常弱鸡,1913 年才达到日本 1850 年的水准,沙皇当局为了数据好看,把女性直接剔除出识字率统计,沙俄 1897 年识字率 28.4%,1913 年通过不统计女性识字率勉强弄出来 54% 的 “好数据”,1916 年因为波兰等西部领土被同盟国占领总人口下降上升到 56%,同期的日本 1889 年就有 97% 的人识字,1913 年在本国人口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识字率是 98%,远高于沙俄的教育水平,这一点甚至得到了沙俄军队高层的承认。
埃渥盖尼 · 马丁诺夫是参谋本部大学教官,在战争中,他作为步兵联队长出征,其后担任过第三西伯利亚军团参谋长。战争结束时,他被晋升为少将,以此军衔写下了这本书。
埃渥盖尼 · 马丁诺夫在书中盛赞日本人和日本军队的同时,彻底批判了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军,其批判矛头首先指向了库罗帕特金。俄罗斯军集结兵力需要时间,库罗帕特金作为司令官,对日军采取拖延时间的战略无可非议,他起初回避决战的做法可以理解。然而,在回避决战的过程中,俄军开始在意识上萌生出无法与日军作战的想法。1904 年 9 月,在发出 “进攻的时刻到了” 这个著名的命令后的沙河会战中,俄军又一次退却,从而使军队丧失了对库罗帕特金的信赖。奉天会战“使得官兵们对他作为司令官的才能的最后幻想也烟消云散了” 。
马丁诺夫对波罗的海舰队的回航也很肯定地写道:“这是一个丝毫没有成功机会的计划,谁都一目了然。” 他认为对马海战(日本海海战)败战迫使政府寻求和谈,然而当时陆军的战势已变得十分有利,没必要急着和谈。马丁诺夫甚至极端地写道,俄罗斯应该暂时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继续战斗。接下来,他对陆军也进行了批判。那些成为败战战犯的将军们,他们的任命完全是靠关系决定的。大多数军官没有使命感。留在军中的,除少数例外,都是些 “升迁迟缓、无精打采的家伙”。士兵的素质也逊于日本。“日本士兵都识字,能阅读报纸。” 在日本,军事训练从进入军队之前就开始了。
马丁诺夫反复追问道:“日本到底强在哪里?俄罗斯又弱在哪里呢?”他进行了这样的对比:“日本国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受到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 而在俄罗斯,爱国心只是一句空话,人们认为战争是 “犯罪或时代错误” 军事是“可耻的工作”。
这种抨击俄军的书自然很受日本军人的喜爱。该书很快于 1907 年就由偕行社以《令人悲痛的日俄战争经验》之名翻译出版,想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吧。马丁偌夫在俄国革命后返回国内协助红军,他对日俄战争的总结至今是日俄双方研究日俄战争战史的重要材料。
andre 先生又来了个经典的发明历史,首先 andre 先生说日俄战争时俄国的盖斯勒系统是集中式火控系统,但实际上 对马时现代火控系统还在萌芽阶段,双方战前都紧急从英国订购了一批火控部件。日俄都买了自备基线测距仪,也就是英国 Barr and Sroud 公司的测距仪;日本则在开打前不久取得英国最新发明的德梅里克变距率盘,俄国貌似没有类似工具,但日本也没时间普及运用;传输方位距离等数据用的通讯器俄国是自产的,日本是自英国外购的。
所谓初代的(以日德兰为准)现代火控系统必须具备三大部分:一是感测用的方位盘与测距仪,后来集成指挥仪;二是计算用的变距率盘、射击钟和弹道计算器,后来集成射击盘或称火控计算机;三是通信用的参数收发器,后来配合随动而成为同步讯号传输表盘。对马时双方都没有指挥仪和火控计算机,要靠人工作业,通讯器也不够精确。
比较前两段内容,就知道对马时双方根本谈不上有火控,顶多是为延伸射程的传统炮术增加一些辅助机器而已,而所谓俄国的盖斯勒系统至多是指挥通讯系统,而非现代配套的火控系统。从英国观战员的报告可以看出,虽然双方都配备了一些新法火控部件,但实际运用还是七七八八,所以也不必深究到底谁的火控好,要比较最多也就在传统炮术的训练与实战表现上做点文章,当然,实战证明了对马海战日本人的炮术要远高于他们的俄国同行,这在炮弹命中率和实战结果上有非常明显的体现,日本方面对马海战只有 117 人阵亡,俄国方面是 5045 人,整个第二第三太平洋舰队都被彻底摧毁,
也就说,当对马海战结束时,俄国在这场战争中全面落败的结局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俄国的武装力量承受了惨重损失,其中海军尤甚,俄国海军几乎丧失了全部曾经拥有的现代化战列舰、巡洋舰,以及绝大多数的驱逐舰,舰队的处境可以用「全军覆没」来简单概括。;
俄国海军在日俄战争里的炮术表现,甚至可以高到连自家旗舰巡洋舰都认不出一通炮打,对无辜的英国渔船使用从 12 英寸主炮到 75 毫米速射炮射击了半天只击沉了 4 艘的程度,俄国的战列舰因为超重问题在高海况情况下 75 毫米速射炮会因为大量进水冲走炮手根本无法使用,这就是俄国海军本位面真正的炮术水平,守护帝都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舰队拥有这位先生所说的所谓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盖斯勒集中式火控系统,结果连英国渔船都认不出可以当日本雷击舰加以射击,如果不是机器的问题那自然就是水兵和士官教育和素质的问题,欧美舆论界对俄国海军如此 “精湛” 的炮术评价我觉得非常贴切,那就是是“疯狗舰队”,英国和沙俄差点为此直接就在地中海开战了;、
有些眼睛是不能闭上的,因为司令大人解除的只是全体人员就位的临战状态,而不是警戒航行本身。在旗舰 “苏沃洛夫公爵” 号右舷的某个哨位上,一个简单的动作正在畸变成一场集体的狂躁。某位神情紧张、眼神疲惫的瞭望哨在海上看到了一些异常状态:在某个波浪的顶端仿佛有些微光在闪烁。是鱼群游动激起的磷光么?怎么可能呢,以现在的海况鱼群都躲在水下才对呀!而且这位水兵分明是看见构成闪光的红、白、绿的三色光!这是…… 日本人!
航行在旗舰前一个船位的 “亚历山大三世” 号是这样叙述当时情景的:我们的瞭望哨看见旗舰突然点亮了探照灯——照亮了海面上的 1 艘身份不明的船只,随后就开始炮击。并没有军官下达过射击命令,第一炮很可能是纯粹的误射。但是,在这样一艘危机感尚存在的军舰上,炮声是最能召唤起人们心魔的咒语。称职的舰桥值更人员在听到炮声的第一时间就鸣响了战斗警报,但其实不需要警报声的催促,就炮声鸣响的那一刻,沉寂的 “苏沃洛夫公爵” 号转瞬间即被唤醒。脚步身、撞击声、炮弹输送道的 “嘎嘎” 声,这些声音汇聚成一种奇怪的嗡嗡声在舰内回响着,好似一个被突然捅了一棍子的马蜂窝。不止是 “苏沃洛夫公爵” 号,在旗舰之前的 “亚历山大三世” 号、之后的 “鹰” 号以及队列最前的 “博罗季诺” 号,都像是被瘟疫感染了,对海探照灯被一一打开,战斗信号灯在桅顶点亮,看起来活像一株株被点亮的圣诞树。 水兵们重演着前一天发生过的景象,冲向各自的岗位。
然而这一次警讯对他们的触动远超空洞的战斗警报,犹存耳际的炮声对许多毫无战斗经验也未接受足够训练的人来说,具有着释放出心中一切恐惧的魔力。海面上,探照灯一台接一台的被点亮,漫无目的的炮火四处射击着。起初是那些 75 毫米和 47 毫米的反鱼雷艇炮,渐渐的各舰的 6 英寸(152 毫米)副炮也加入进来,最后甚至连战列舰的主炮都不再对准中轴线,这些顶着大铁罐子的粗大管子任意的朝左舷和右舷转着,似乎也打算搜索目标。起先,探照灯投射在水面上那惨白的光斑,只是在海面上漫无目的的晃荡着,似乎拼命地想寻找出那所谓的日本鱼雷艇。居然真的给他们 “找到” 了!几分钟之后,灯光汇聚到几个实体之上。透过强烈的灯光,水兵们可以看到它们被映衬得惨白的桅杆和船艏。“雷击舰!是日本人的雷击舰!”许多声音从桅杆上响起,负责甲板纪律的军官此时才发现,很多非战斗人员跑到了甲板上,挤在上层建筑外的走廊里,甚至挂在桅杆上的缆索上。纪律此时已经荡然无存。 与船上的热闹相伴的,是铺天盖地射向 “日本驱逐舰” 的炮火,其凶猛程度大有将那片海水打沸的架势。那些 “驱逐舰” 很快就起火了,渐渐被不断前进的俄国军舰甩在了后头。然而炮击根本没有停止的迹象。一些狂乱的炮手仍旧瞄准逐渐远去的火光开火,而另一些则开始努力寻找起别的目标。有些水兵朝着探照灯投射在海面上的光斑射击,炮弹轰鸣着击向海面,却只不过激起一大片破碎的白色水波。
于是舰队那原本有序的航行队列解体了。恩克维斯特少将统帅的巡洋舰队航行在旗舰编队右后方数海里处,尽管来自第一战队的警讯明白无误,但是他们的理智并未被第一战队的狂乱所波及,在仔细搜索了周围海域后,毫无收获的他们对这所谓的攻击困惑不已。然而,发生在第一战队方向那漫天的炮火又不能不使他们感到迷茫。
为了查问详情,恩克维斯特少将的舰队不停地朝着旗舰方向打着灯光信号,查问情况。可是一群近乎丧失理智的人又怎么可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呢?事实上在第一战队内的人看来,这分明是另一股日军舰队正从侧后围堵上来! 第一战队的左侧有船靠拢过来,似乎是航行在前头的 “奥斯利雅维亚” 号,第二战队司令费尔克萨姆少将的座舰。当然,这一点此时仅有少数人能分辨得出来。“奥斯利雅维亚”号对第一战队的状况似乎并不理解,因为航行在队列之前的第二战队也发现了几艘小渔船,但是他们很准确地判断出了对方的身份,悄然无声地驶了过去。而现在竟然发生这种情况,费尔克萨姆少将自然也难免会怀疑自己的判断,甚至对这些发了狂一般火力全开的战列舰究竟是何方神圣感到了怀疑。为了查探究竟。他朝这几艘战列舰打去了探照灯。而对第一战队那些歇斯底里的人来说,这道光就好似地狱射来的一样。 “是日本巡洋舰!” “天哪,我们被包围了!被包围了!” “日本人一起攻过来了!” 第一战队毫不客气地对不识相地打来灯光的船只回敬以炮弹。“奥斯利雅维亚”号上的水兵事后回忆说,听闻有炮弹嘶嘶怪叫着从头上掠过。这还不算完,十几秒之后航行在战队最前列的 “博罗季诺” 号也调转主炮,朝着 “日本巡洋舰” 轰击。凭借探照灯和炮口焰的光芒,费尔克萨姆少将很无奈地核实了这是第一战队的 4 艘僚舰,他的船运气很好没有被打中,但是位于第一战队后面的巡洋舰就没有这么好运了。“阿芙乐尔”号和 “德米特里 · 顿斯科伊” 号遭到了友舰的炮击,大吃一惊的 2 舰随后开炮反击,双方你来我往打得好不热闹随着战列舰的主炮加入到这曲杂乱的大合唱,“战斗”有了升级的趋势,而 “博罗季诺” 号 12 英寸主炮开火时压倒性的闪光和轰响也使得谣言进一步滋长。
一些水兵们相信这是鱼雷命中了 “博罗季诺” 号,而那艘船即将沉没。进一步,他们推导出整个舰队都已经完蛋了,而他们自己所在的船也即将一起玩完。谣言一经散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一点,于是俄罗斯帝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第二分队顺利地完成了从舰队向浮动疯人院的转变。 这场闹剧演出至此,实在是到了该收场的时候了。率先恢复秩序的是旗舰,显然罗杰斯特文斯基将军并未和他的大多数部下一样被 “敌情” 冲昏头脑。不知是什么时候,有人看见 “苏沃洛夫公爵” 号熄灭了多数的探照灯,只留下一台笔直指向天空。这是停止射击的信号。但要让一群陷入集体性狂躁中的人恢复理智是很不容易的。大喊大叫外加一大堆脏话的形式下被贯彻下去的。当然,对于最为癫狂的人,谩骂也是起不到作用的,对付这类家伙最好的办法是照着他的鼻子给上一拳,就好比给死机的电脑按下热启动开关。
在宪兵和军官的竭力弹压之下,舰队终于逐渐恢复了各舰的秩序,当挨了上级两拳后嘴唇肿胀的号手在甲板上反复吹奏 “停止射击” 的号令时,这出戏终于到了落下帷幕之时。这场 “海战” 持续了大约 12 分钟,舰队重整队列又花了大约 20 分钟。将近 01:00 时(22 日)海面恢复了平静,只有 4 艘即将沉没的英国渔船残骸还在燃烧。俄国人没有搭理这些受害者,也许他们真的相信是有日本军舰乘着夜色借助渔船的掩护朝他们发起攻击吧…… “战斗”中,“鹰”号发射了 6 英寸炮弹 17 枚、75 毫米炮弹超过 500 枚,“苏沃洛夫公爵”号和 “亚历山大三世” 号的情况也差不多,至于航行在最前面的 “博罗季诺” 号,还得算上 12 英寸炮弹 2 枚。“阿芙乐尔”号挨了 5 炮,舰长擦破了点皮,随舰神父则身受重伤。这个不幸的神职人员没有能撑下来,几天后便死去,成了这次远征的首个“烈士”。
俄舰炮击英国渔船时正值 “特拉法尔加之战” 的九十九周年纪念时期,这引起了英国传媒的一阵穷追猛打和最为恶意的揣测,更使俄国舰队在英国国民心目中成了 “疯狗” 的代名词。 1904 年 10 月 22 日早上,事情还在向更为严重的方向发展。接到英国海军部的命令,驻扎直布罗陀的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已经升火待发,将要对俄国太平洋舰队第二分队采取行动。~《日俄战争全史》
俄国海军的著名战舰设计师科斯坚科在他的作品《在鹰号上亲历对马》里介绍了日俄战争时俄国海军的火控系统和炮术的实际情况,参加过对马海战并以在舞鹤海军医院和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正面发生辩论而在俄国海军史闻名的他在他的回忆录里承认日本人的炮术要比他们的俄国同行精湛的多,而 andre 先生大力吹嘘的盖斯勒系统也是中看不中用,测距误差可以达到惊人的 2400 米,俄国的军官和水兵甚至在白天也认不出自己的旗舰,在对马海战中鹰号战列舰对受到重创的旗舰苏沃洛夫公爵、使用 152 毫米副炮进行了炮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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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 先生这个辩证法实际上是就是种典型的马赫主义辩证法论述,这位先生不厌其烦的用一些错误的伪唯物史论叙来堆砌沙皇所谓相对于落后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先进性,回避最致命的问题,也就到 1917 年沙俄灭亡为止沙皇野蛮君主专制的反动性和上层建筑的落后问题,营造出了沙俄所谓经济高速飞涨,在 1905 年可以避免革命的太平盛世假象,在他拿出一些奥尔登堡为代表的白俄沙皇救世主派御用文人提供的材料为尼古拉大帝大唱赞歌的同时,却对我个人和列宁列举出的沙俄经济实际是建立在工人农民的苦难,年年发生大饥荒的虚假繁荣视而不见;
andre 先生列举了沙俄的先进性主要有两点,军事和经济。他大吹特吹沙俄的军工业繁荣,经济发展迅速,以此来类推沙俄因为所谓的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在 1905 年不比日本奥匈等其他列强落后(要比日本更先进或者至少是不落后),所以俄国的失败是偶然的,而不是沙皇专制本身的问题,是腐败无能的贵族,他口里所谓的工贼(列宁斯大林普列汉偌夫)等害了尼古拉大帝,而 geosmin 先生拿几门零件基本都依赖进口,炮弹也依赖国外供应无法大规模量产的速射炮来论证已经被历史认为完全落后于日本的大清工业,最后和 andre 先生都转到鼓吹沙皇和老佛爷开明专制的成就的道路上,这种看似没问题但实际上是唯心的假唯物分析是靠回避关键的 “战争是资本主义实力最可靠的体现” 这一历史证明的客观规律以及披上 “客观真实的材料分析” 外衣的唯心结论。
andre 先生在断章取义的截取了我的文章的一些片段后,发明出了所谓个人提出日本是工业国沙俄是落后农业国的说法,然后开始不厌其烦的堆砌他搜罗来的诸如钢产量这些的数据来证明尼古拉二世这个昏君其实还有那么点贤明之处,要维护所谓的俄国经济高速增长无产阶级必须和资产阶级一道去维护尼古拉 · 罗曼若夫这个手上沾满了无辜者鲜血的戴着王冠的刽子手,他把反对沙皇专制和俄帝国主义的人都一股脑的扣上工贼的帽子百般辱骂,甚至把列宁斯大林这些 1905 年组织反帝国主义起义反对沙皇封建军国主义专制的老布尔什维克和盖德这些人并列暗示列宁为首的老近卫军和盖德他们一样就是工贼,对沙俄封建帝国主义所谓的 “先进性” 没有清楚的认识。
我们来看看列宁是怎么回答这位先生提出的问题的,沙皇和他的封建君主专制政府真的先进经济繁荣么?什么样丧心病狂的人才能在本国发生大饥荒很多人饿死街头的情况下不把国家的财政资源用来救济灾民,而是进一步把本国的人民当干电池加强饥饿出口把主要的财力用在对清朝朝鲜的殖民侵略战争上,让一个什么都不懂患有精神疾病的德国女人管理一个拥有 2 亿人口的大帝国随意撤换帝国的部长们,甚至在日俄战争战败后连最反动的立宪民主党和黑色百人团都恳求沙皇立宪的情况下尼古拉 · 罗曼若夫仍旧拒绝做任何让步搞假立宪为自己的专制独裁垂死挣扎,结果就是沙俄到灭亡都没有一部正式的宪法。连普鲁士的二元君主制宪政都没有确立。
首先是经济方面,列宁在《俄国的新公债》和《欧洲资本》,《专制制度》这些文章里对沙俄的穷汉帝国主义因为常年对清国朝鲜波斯发动侵略战争濒临财政破产靠牺牲俄国人民利益像像法德帝国主义大举借债有非常详细的分析描述,在俄国从 1897 年到 1905 年全国都持续不断的爆发瘟疫和饥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沙皇和他的走狗们还在像农民们强制征粮,剥夺工人们的救济粮去讨好法德的垄断资本金主太上皇们,他们可曾有一点为自己的臣民着想么?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沙皇政府不仅压迫亚洲的黄色人种,对本国的白色人种无产阶级和农民也是百般折磨压迫,贪得无厌。
沙皇的政府甚至没有相比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明治日本那样正常的普鲁士二元君主立宪制政府运作框架,皇后和围绕在他身边诸如拉斯普京之类的宫廷奸党甚至可以直接玩和大清一样的后宫干政那套,一个什么都不懂歇里斯底的德国女人就能随意罢免内阁大臣和让沙皇免去在军队德高望重的尼古拉大公这样的罗曼若夫宗室勋贵职务,架空帝国部长委员会破坏神圣王定下的皇族掌军的祖制,这是一个正常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建设的国家该有的表现么?答案无疑和清国的 “两宫太后摄政”,“皇族内阁” 一样,也是否定的,连平顶船先生口中所称的野蛮落后的明治日本都不会出现沙俄这样后宫乱政的盛况。
尼古拉 · 罗曼若夫先生和他的专制政府一面剥夺占俄国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农民的参政议政权,一面却又对法国德国的帝国主义者和金主们卑躬屈膝,为了镇压 1905 年在全俄爆发的大革命中走上街头对抗尼古拉 · 罗曼若夫先生和他的警察政府的 andre 先生口中所谓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组成的 “工贼” 们领导的革命武装,沙皇当局自己到是毫不犹豫的赞翼财阀和威廉皇帝甚至奥斯曼苏丹了,只要他们能出钱出人帮沙皇镇压国内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尼古拉 · 罗曼若夫先生是不介意牺牲点本国经济利益让人民多流点血去讨好这些俄国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的敌人。
我们在来看看 andre 先生为尼古拉 · 罗曼若夫先生和他的专制政府辩护和所做的描述,和马尔丁诺夫的小册子《两种专政》提出的吉特伦式保皇主义论点竟然不谋而合,可见他的立场和拥护沙皇专制政府和封建帝国主义的新火星派和黑帮分子,司徒卢威主义者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嘲笑走上街头反抗沙皇和他的哥萨克亲兵和刽子手暴政的的俄国人民和革命的军队,用经济派和马赫主义者的庸俗唯物主义为沙皇的封建君主专制辩护,暗示革命只可能出现在工业生产力发达的国家,我不知道他怎么看待古巴这样的农业国革命,大概他会直接嘲笑卡斯特罗乃至斯大林他们愚不可及吧,面对革命条件已经具备的俄国他却在大声质问无产阶级和农民可以革命的人在哪里,反对列宁建立工农联盟的主张和俄国农民出现贫富阶级分化和受专制政府剥削的事实;
andre 先生这些言论颇有当年司徒卢威主义主义者和新火星派 “爱国左人” 的遗风,司徒卢威先生用肥力递减理论来强行论证革命在俄国是不可行的,布尔什维克只能在沙皇的恩赐下走议会斗争的线路,这位先生也采用了经济学派的伪唯物主义学说用马赫主义的辩证法为尼古拉 · 罗曼若夫先生和他的警察政府的暴政辩护。他的马赫主义式诡辩实际列宁早就在诸如布列斯特问题,《1789 年式的革命还是 1848 年式的革命?》等诸多文章上给出了驳斥;
主张立刻进行战争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签订和约在客观上就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为这样不但使德国帝国主义能从我国战线上腾出军队,并且还能获得数百万名俘虏等等。但是,这个理由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现在进行革命战争,会帮助英法帝国主义达到自己的目的,使我们在客观上变成英法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英国人曾经直接向我军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建议,只要我们继续作战,他们每月可以发给我们每个士兵 100 卢布。即使我们不拿英法一文钱,但是,由于我们牵制了一部分德国军队,在客观上我们还是帮助了他们。
从这方面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完全摆脱同帝国主义的某种联系,并且很明显,不推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就不能完全摆脱这种联系。因此,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从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的时候起,解决各种问题时就不能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较好这点出发,而只能从发展和巩固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策略的基础,不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现在帮助两个帝国主义中的哪一个较为有利,而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或者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
这位先生现在开始负隅顽抗玩弄起可笑的小把戏了:“从列宁全集里断章取义来给第二国际跪舔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头目背书”、“完全无视列宁之后与第二国际的工贼决裂的历史事实”。要驳斥这些荒唐的言论,单复述列宁的论述是不行的,这位先生似乎之前被我们用死去的列宁批评的不够过瘾,非要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再狠狠训斥他一番了。
首先,这位先生是怎样驳斥我们给他 “扣白种帝国主义帽子”(实际上我们批评他假左派实则反列宁反布尔什维克的保沙皇派立场,这点是很明确的)的呢?他给我们反手扣上了“乞丐版本黄种帝国主义的帽子”!这样,他就免去为自己辩解的徒劳,可以向我们不断进攻了, 但是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没有摘下自己的“白种帝国主义” 或者说反列反布保皇派的帽子,他也摘不下来,因为要摘下这个帽子就要承认列宁同志的判断,承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列宁一起站在最反沙皇的立场上了。和他摘不下这个帽子的逻辑一样,我们也经带不上这个他按照自己的头围定制的帽子:我们这里要彻底驳斥我们的立场是乞丐黄种帝国主义的荒谬攻击,连带着列宁同志的那一份(因为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不过是复述了列宁同志在《旅顺口的沦陷》一文中的观点与立场)。
在日俄战争的过程中与战后,我们的立场一直是列宁同志的立场:日俄战争的结果与胜利证明了日本是比沙俄先进的帝国主义;日俄战争中沙俄军事冒险的惨败营造了并且极大激活了俄国国内革命的氛围,因而要抓住时机准备并发动革命推翻沙皇。这个立场在《旅顺口的沦陷》(第九卷)一文表现的非常明显,任何人都可以查阅原文原卷甚至是列宁全集前后的几卷看看我们的立场是不是就是列宁的立场。
因此,我们和列宁绝不可能带上黄皮帝国主义的帽子——如果这样,我们不应该关注俄国革命的可能,而是要给天皇歌功颂德了——这位先生看到这就兴奋地跳起来,说我们就是给天皇歌功颂德,这是我们宝贵的自供——醒醒!我们是怎么 “给天皇歌功颂德” 的呢?我们把战争结果和战争反应的最直接的问题给这位先生复读了一边:沙俄败得很惨(这点我相信列宁和我们一样非常乐意看到);这场战争的过程与胜败表现出日本(虽然不是全方面,但是是整体上)比沙俄先进(尤其是日本可没有因为国内革命情绪高涨而大损战争实力,沙俄这种最直接的政治上的反动总是被这位先生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
关于否认战争结果所最直接最肯定反映的帝国主义的先进落后问题,本文其他地方已经对这位先生的马赫主义式史学观作了批评,不再重复。事实上我们是干了什么呢?我们说这场战争反映出日本是先进的一方,并且起到了进步的作用(极大地动摇了沙俄的反动统治)。承认一个混蛋有时候无意间干了好事是很正常的,指责我们为某个流氓揍了另一个罪大恶极的暴徒一顿(尤其是这个暴徒平时鱼肉乡里)叫好,这才是让人迷惑。
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我们既没有断章取义也没有给什么修正主义头目背书了。任何人去看看列宁全集《旅顺口》原文原卷甚至前后几卷都能明白我们绝没有断章取义——只有在这位先生口中,我们才断章取义了。恐怕哪怕我们把全文贴上来他也会说我们是断章取义。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他对我们的指责实际上是对列宁的指责——他实际上(尽管他根本不敢明白着说)在说 “列宁给第二国际跪舔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头目背书”。因为我们的立场全然是列宁的立场,他攻击我们立场的每一句话都同样砸在列宁的立场上——可惜他绝对砸不动一丝一毫。
于是我们要为列宁同志辩护,正如这位先生仅存的良知(或许是怯懦)所称赞列宁与修正主义决裂的。我们的这个和列宁同志一样的立场,是给修正主义 (社会帝国主义)背书吗?绝对不是。社会帝国主义是什么?是鼓吹革命护国主义,鼓吹全民的民主与正义,要求各国工人支持各国政府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我们和列宁全然相反。
我们给日本起到的进步作用叫好,但我们绝没有鼓励本国(列宁同志的话,是沙俄)人民支持本国战争(实际上列宁同志等革命者趁机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搞的沙皇叫苦不迭),也没有鼓励日本人进行殖民侵略(我们和列宁同志等给过日本军一丝一毫的帮助过吗?我们只是在战争结果(阶段性结果和最终结果)出来后说了几句小鬼子打沙皇真痛快打得好,虽然这话这位先生怕不是永远说不出口),更没有给日本人一丝一毫的支持。我们和列宁同志一样,在做最正确的事——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这位先生倒是跳了出来,说我们和列宁(尤其是列宁同志,毕竟我们没有参与革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舔狗了!这里这位先生说的跪舔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头目是什么情况呢?是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俄国帝国主义起到了进步的作用——这句话可不是鼓励革命护国主义,而是称赞或者说和列宁在一战时说的一样,欢迎反动政府(一战时是本国政府)的战败!
我们现在要转入进攻了。从这位先生最后一句 “完全无视列宁之后与第二国际的工贼决裂的历史事实” 就可以看出他攻击列宁攻击列宁主义的实质。这句话中的 “之后” 是一个绝好的自供,因为这说明他承认自己认为现在列宁的文章(就是《旅顺口》)一文没有和第二国际的工贼决裂了(声援了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
但是我们在上面已经驳斥了他指责我们、列宁、“同情击溃俄国专制制度的日本” 的茹尔 · 盖得和海德门的荒谬的修正主义的指责。因此,这只剩下两种情况:要么是这位先生指责列宁前期(要跳跃到一战前了,毕竟没和国际修正主义决裂)的理论是不成熟的(甚至不能攻击策略,因为我们已经论述了列宁在 1905 年的行动与策略完全是正确的革命的),要么就是这位先生无条件反对列宁的一切策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判断,来维护自己保皇派的立场了!
第一种情况很明显是错误的,承认列宁策略的成熟与理论的不成熟并存本身就是反列宁主义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更何况,这位先生倒是说说并且论述列宁全集(这位先生看过列宁全集吗)里哪些文章是不成熟的错误的?划到最后只剩下《旅顺口》的话,那就是最彻底的滑稽和揭露了:这位先生不过是为了给沙皇的政治反对作辩护,就说列宁这里判断错误罢了。
第二种情况,也就是这位先生的实际情况,就是他根本不是列宁主义者,也绝不是对列宁的论断作科学客观的批判——他是为了自己的保皇主张无条件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于是他就在这里(《旅顺口》)不得不犯了昏,不得不攻击明显是列宁同志本人的并且是正确的真正列宁主义的立场和论断了。他作出这样的论断,给我们扣帽子泼脏水来回避我们对他维护沙皇帝国主义的批判,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保持他沙俄先进的论调(当然以掩盖沙俄政治上的反动为前提)来证明 1905 年不应该革命了。
任何一个意识到沙俄政治反动性的人都会因为日俄战争中沙皇惨败而高兴,认为日本起到了击溃沙皇专制制度的作用,并且主张抓住革命时机推翻沙皇——这位先生很明显不是这个立场,那么他就站在主张推翻沙皇的人民的对面,站在沙皇那一边去了,和列夫 · 季霍米洛夫,司徒卢威之流没有啥区别。
篡改是很难的,但是让大多数人记住 “该记住” 的还是很容易的。
当年明成祖朱棣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世,毁掉了绝大多数档案书籍,结果现代历史学家通过各种资料考证挖出了事实。
还有就是光绪帝的死,之前学界一直认为光绪帝是病死,可民间一直认为光绪帝是被毒死了,之后的开棺验尸证明了民间的 “谣言”
你要完全篡改一个历史,你得把物证毁掉,所有可能的书籍全部毁掉重写,历史上很多人试过,很少有成功的,因为你重新写的历史很容易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而且就算你销毁书籍档案再仔细,总会有那么一两个漏网之鱼,这一两条漏网之鱼会揭露出真正的历史。
此外,这么大的销毁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而这些人很大程度上又成了新的证据,怎么办呢?杀掉?那么杀他们的呢?
有人很喜欢那推特上苏联胜利照片的事情来论证说历史很容易被篡改。
这真是笑话,真就推特是世界呗,他们能确保美国国内流传的二战书籍没这照片吗?他们能保证俄罗斯没有这张照片吗?他们能确保全世界都没这张照片吗?
实际上他们连禁售《使命召唤 · 战争世界》都做不到。
但是让大部分人相信 “该相信的” 能不能做到?
这个绝对可以,别说国家了,就是个稍微有点粉丝的营销号都能做到,君不见矮大紧,袁腾飞之流吗?
现在是个娱乐至上的时代,通过列举数据资料做科普的时代过去了,现在你不想想怎么整活,怎么说骚话,怎么发点爆论,你做的东西都不会有人来看,事实是怎样?根本不重要~
凡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历史,很难被篡改。比如刘邦打败了项羽,秦始皇焚书坑儒,霍去病封狼居胥。
但是对后世影响较小,甚至没什么影响的历史不仅容易被篡改而且容易被遗忘。比如秦始皇的皇后是谁叫什么名字,这事儿就没什么人知道。再比如,兵马俑。在兵马俑出土以前,史书上对它没有半点记载。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此众多的佣人,两千多年无人知晓。可能的猜想是有人系统性的隐瞒此事,竟能如此密不透风!
秦始皇到底是临死传位给胡亥还是扶苏,这事儿也无据可考。新出土的《赵政书》就说秦始皇临死就是传位给了胡亥,这跟《史记》说法不合。《史记》说秦始皇要传位扶苏,死后李斯赵高,篡改遗诏,拥立胡亥。但是问题在于,李斯和赵高的密谋,司马迁如何得知呢?所以《史记》这段历史有很大可能是篡改的。当然真相无从得知。
只是,无论是李斯赵高篡改遗诏还是秦始皇临终传位胡亥,其实对后世没有太多区别。就像佛指舍利是不是真的出自佛陀遗体,这个事儿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历史的无数这种无关紧要的小细节都很容易篡改,而且要存在大量的误解,误读甚至误记。这也是为什么太过于纠结历史上的某些细节,尤其是权谋上的细节,没有太多意义。
大局势,大趋势是改不了的,主要的脉络是无法篡改的。
非常的容易,教员曾经说过,所谓的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假的。尤其是所谓的精神,气象,人物关系,个人描写。一切不能够以实体所体现,反映在精神,意识方面的东西。大多已经物是人非了,只有当时的人才能明白。
你在新闻上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对于人物事件的评价,过个几十年,就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评价,一会儿变成神,一会又被打成鬼。几十年的光景都让人看不到真相,就不要说几百年或者几千年了。历史不定被多少别有用心的文人,笔吏粉饰过多少次了。刚开始是只猫都可能画成虎,甚至是化成人。
所以我建议看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寻找历史的真相,而是去找到其中历史运行的规律。不不求甚解,要观其大略。
没人邀。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比篡改历史更重要。
通常各种历史事件的解读或者说建构都是由社会思潮引导和思想引领阶层把控的。比如中国建国初期对于农民起义的重新解释,改开后对农民起义的重新思考。对义和团运动的认知在建国之后也经历了肯定否定重新肯定的阶段。
总的说是因为群众中的大部分是盲从者,很少有人能真正很全面的认知各种历史事件的意义。人的脑子也很奇怪的能容忍很多矛盾,只要加入各种假设就能解释通一切。。。
不止中国如此,历史上和现实中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如此。
这种不断解释和建构有好有坏,而且往往是被动的,和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篡改历史的作用往往是负面的,可见的很多,比如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模糊化,乌克兰建国初对二战中乌克兰独立运动的美化也是如此。
历史事件很少是一面的,比如义和团运动,反帝反殖民是一面,愚昧封建是另一面,自发群众运动又是一面。不同认知阶段就会为这个运动的认知设置各种不同权重,强调反帝的,强调愚昧的,然后对整个认知就会翻转。
这种宣传或者思潮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缺乏意义,但对于整个的社会思潮,意义就很重大了。
能被篡改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整体的框架根本改不掉,因为这些历史大事件的发生必然会留下大量痕迹。我举个栗子,秦王灭六国实现国家统一,实行郡县制,统一车辙货币度量衡,这叫做大的历史框架,你篡改成花来,郡县还是郡县,全国大量的郡县治理记录摆在那。而相对无关紧要的细节,就比如焚书到底焚了什么书,坑儒坑了什么人。这些也不能说不重要,但是怎么改来改去都不影响对历史脉络的定性。再比如商纣王,他在不同的时代层累地获得了各种罪状,于是现代有些人试图给他平反。但是这个人到底是恶人还是善人,只是对粉圈比较重要,对历史不重要。历史上武王伐纣灭商,分封诸侯,建立宗法制度,这是重要的大事件。周朝能留下的可印证记录已经比较都,更早的商朝考古记录也不少,但显然不足以构成对各种历史细节的叙事。考古所见的商王朝世系表能够与文字记载印证,就足以将商朝的记录定性为信史。但在此基础上,你去塑造一些人物形象,甚至创作一些爱情故事,开局一个龟壳,剩下全靠编,只要不与已有的记载想冲突,也没有人会追究你什么,只是因为是你创造的大家看看就过,不会真当作信史。有个叫马伯庸的作家很擅长这种创作,他熟读史书,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学演绎。他的故事可以不违背任何已有的记载,但在各种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全部是艺术加工,你说他篡改历史了吗?他啥也没篡改。但你相信他叙述的故事吗?大家都知道那是他编的啊,不会真当成历史事实。
举个前段时间手机圈的例子。
有一天小米高管王腾把自己的一条微博删了,但是他假装不知道微博怎么没的,他和雷军卢伟冰把这件事栽倒了友商华为头上,说是华为竞争不过小米,耍阴招删小米高管微博。
之后大量的数码区 KOL 参与转发,正义的米粉看到了,他们愤怒了,邪恶的华为删了善良的小米微博,能忍吗?不能啊,怎么办,骂华为,然后正义的米粉出动了,贴吧微博知乎酷安疯狂骂华为,当时主要玩酷安,这么说吧,十条头条动态有七八条骂华为的,贴吧里的华为吧一类的也差不多,十分壮观,足足骂了华为一个星期。
但是这事牵扯的可不止华为啊,那可是微博动态,微博高管看不下去了,直接查后台数据,发了出来,后台数据证明了一件事,这完全就是小米高管自己删的,和华为半毛钱关系没有,证据都出来了,王腾不得不出来承认微博动态是自己删的,只不过骂华为的一个星期都没想起来。
事情发展到这只能说是一次小米诬陷华为没能成功的案例,可能不少人怀疑我跑题了,没跑题。
事情还没结束,反转之后不久各平台就出现了疯狂删帖删动态的情况,原本大量的小米粉丝小米高管数码 KOL 骂华为的动态都没了,酷安上可以说是删的一干二净,搜王腾微博被删几乎搜不到什么东西,知乎那段时间上过热榜的相关问题和众多回答也没了,现在也就有几个几十赞的小回答,又过了一段时间那些在反转之后介绍事情经过描述小米诬陷华为情形的文章也没了很多,现在网上能搜到的不全而且夹杂了不少王腾删 855 新机的文章,微博上也是删的挺干净,贴吧稍微好点,因为还有一些人截了图。
这件事情过去没太久,一个星期吧,小米和米粉又开始了宣传小米白莲花,友商黑小米,小米无辜这种米粉洗脑包,怎么说呢,现在去微博或者酷安逛逛,如果不是我当时亲身经历了那一个星期,还因为说了一句 “没有证据证明是华为做的” 被几十个米粉网爆,我都怀疑我是不是记错了,只能说历史真的太容易篡改了,至少在米粉的脑中已经改了。
[小米高管自导微博被删乌龙事件,友商无故躺枪 - 搜狐大视野 - 搜狐新闻www.sohu.com/picture/297305613
](https://link.zhihu.com/?target=https%3A//www.sohu.com/picture/297305613)
【图片】如何看待小米这波操作,自删微博,引导舆论,结果被新浪微博 CEO 打脸【巴塞罗那吧】_百度贴吧 (baidu.com)
历史本身不容易被篡改,但可以通过潜移默化地改造和转换价值观,引导人看历史的角度和背后的利益取向,从而达到事实上 “篡改” 的作用。
同时,辅以各种断章取义,一笔带过,“详略得当”的篇幅调整进行误导;通过各种 404 和 “不宜讨论”,人为设置一定的讨论禁区,强化“篡改” 的效果。
所以,相对于篡改 “史实”,更重要的,是塑造读历史的人的价值取向,不同价值取向和立场的人,看完全相同的历史事实,观点都是不一样的。
就像近 70 年来,对曾国藩、李鸿章、刘备、诸葛亮等等原本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评价那样,史实本身并没有变,但解读史实的角度变了,立场变了,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真相只有一个,我们无法改变,但如何解读真相,是我们和后世的责任,就是这种感觉吧。
当然很容易。
你随便翻开不同时期的,
各国的政治史教科书,官方表态,人物年表,前后矛盾,南辕北辙,比比皆是。
你也可以进随便一个互联网平台的的内容舆情部门,也能开阔一下。
只要一个国家的政府开始全面做这种事那很快的,而且也不一定要篡改只要加杂私货和淡化就可以达到比篡改更好的效果。https://www.zhihu.com/answer/1861634461 我就拿我之前回答的有关乌克兰的问题来说。补充一点冷的在 2014 年之前哪怕乌克兰最民族主义的利沃夫从市官方到民间也搞胜利日纪念的,就那个前段时间下令拆除苏联二战雕像的市。乌克兰 1999 年的总统大选,得票率前四的候选人除了本就亲俄亲苏立场的库奇马之外。第二到第四全是自称前苏维埃乌共继承人的政党,要不是 1991 年取缔苏维埃乌共导致左翼力量分裂,也许那一次乌共就能取胜。这可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制度下的选举。而当时乌共得票优势最大的地区是在中部地区。
乌军在 2014 年之前也有大量苏军的延续,比如 2017 年之前的军服。
乌克兰空军军旗在颜色革命前延续了原苏空军军旗的设计
乌克兰空军还直接沿用了斯大林空军进行曲做为乌克兰空军进行曲直到 2016 年【【编曲 / 扒谱】乌克兰空军进行曲 -Марш Військово-повітряних сил України- 哔哩哔哩】https://b23.tv/XUqLlJ 也就是说解体后有十五年时间俄乌两空军是共用一个军歌用着差不多的军旗,有二十五年时间是共用一首军歌。 哪怕使用至今的乌克兰海军进行曲也是根据苏联军乐胜利所改编的【乌克兰海军进行曲(纯音乐)- 哔哩哔哩】https://b23.tv/JUykLw https://www.zhihu.com/answer/1880772788 以前的乌克兰胜利日的时候各大小城市都会举办包括阅兵在内的各种活动。
乌克兰在 2014 年之前军队在胜利日哀悼的时候是要单膝下跪的,如今当初这些单膝下跪为苏联军人默哀的人在目前背景下又是什么样子呢?
2014 年以后的乌克兰对苏联除二战以外的历史采取的是全面否定。对二战历史大体延续以前的看法,但是使用了淡化处理和夹杂私货。乌俄之间闹到今天这一步,坦白说两国都有责任。但是乌 2014 年之后的变化可以证明这个提问是正确的。
只要手握摄影机,拖个十年八年谁知道真相。
乔治 · 奥威尔的《1984》有段话
“如果所有的记录都如出一辙——那么这个谎言就会被载入历史,成为真相。口号如是说:“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然而过去从未被改变过,虽然究其本质来说是可变的。任何现在真实的事情,就会永远都是真实的。就这么简单。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永不停歇地战胜你自己的记忆。他们称之为 “现实控制”,用新话来说就是 “双重思想”。”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 “谎言说了一万遍就是真理”。
就像同样是核事故,切尔诺贝利被黑出了翔。
福岛还有人洗地。
这不明显么?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篡改,换个角度答案就完全不一样了。历史是借助亲历者的视角来讲述的,人作为历史中的一个孤点,难以洞察全局,所以是由一个个孤例拼凑起来的,而研究者不可能凑齐所有的视角,更别说部分视角因为立场,缺失等原因出现失真。
之前看苏联二战飞行员实录,采访者问一位老苏联飞行员现实中是否存在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对头空战的情况,老飞行员矢口否认,认为正常人不会这么做,现实中不会存在。但是波克雷什金和阔日杜布的回忆录里都提到过对头空战,波克雷什金开战初期有队友使用空炸火箭弹对头击落过数架敌机,而阔日杜布和德军战斗机对头之后,虽然击落敌机,但是被吓出心理阴影。
这个问题对老飞行员来说无关紧要,老飞行员为此掩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只能解释为老飞行员漫长的军旅之路上正好自己没有经历过,队友又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同样的例子还有关于苏联飞机性能的问题,一位老飞行员认为动力充沛了,发动机性能很好,但是其他资料则说苏联战斗机的生产版普遍发动机输出功率低于标称功率。
往下细细一看,原来老飞行员来自王牌部队,新飞机送到部队先让他们使,飞完 70 个小时的作战任务之后,后方会送新的飞机来,老的飞机移交给其他部队。这时候老的飞机因为加力使用过度,连引擎盖上的漆都烤起皮了。
他们每次都用最好的飞机,所以老飞行员得出了与多数亲历者不同的结论。你能说他错吗?不能,因为他飞的所有飞机都是动力充沛,光滑发亮,甚至是选配出来的高性能特装机。历史上就是这样的。同时,多数人也没有错,他们手里的飞机就是油漆剥落,动力不达标。
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而且不仅仅局限在这种无关痛痒的问题上,有很多涉及更严肃层面的不同材料。而历史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意愿,从类似情况中挑选材料,历史就真的变成斯大林口中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举个例子,去百度一下各个时期的高级领导人,会发现有些人虽然经历很多事,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通俗历史上就跟根本没存在过一样。
容易被遗忘,但不容易被篡改。
遗忘只要尽量不去提就行了,篡改可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
记不得谁说的了,历史就像个任人打扮的小碧池。
这话我是强烈反对的。
碧池大家还知道她是个女的。
要我说历史就是个任人打扮的雌雄同体心里性别和生理性别周期性变化的同性恋和异性恋。
说些大家都不知道的篡改历史吧。
其实吕不韦有埃及血统,异人是希腊人和波斯人混血。据吕氏春秋记载,吕不韦的曾祖父自西分水而来,与摩西出埃及的故事符合,说明吕不韦是埃及犹太人,其经商才能就是犹太人的缘故。异人卷发而异瞳,一蓝一棕,与希腊人和波斯人特征各有一半相似。在咸阳发掘的吕不韦墓中,曾出土了一幅壁画,画里描绘了异人与吕不韦宴席的场景,两人的装束和相貌印证了这个猜测。但孙中山在当时对参与发掘的张艾嘉说,为了尊华攘夷,驱除鞑靼,这壁画不能公开,应予销毁,但朝鲜族大文学家朴埠成觉得不能让历史瑰宝就此湮灭,就悄悄藏到高丽王墓葬中。结果韩国人近代错认壁画,以为是孔子见耶稣,于是宣布孔子和耶稣都是韩国人。
历史就这样被篡改了。
去年年初的很多事情,你现在在网上还查得到么?
营销号能不能别只是下论断说 “xx 怎样怎样”、“xx 人怎样怎样”?给点统计数据和官方教科书的资料好不好啊?这两方面的材料我没有,但越南学者写的通史我还是有的,里面对越南的神话时代予以否认,其后写的是蜀氏,结论是 “蜀氏就是文郎国邻近的一个独立的姓氏”,稍后写的就是赵佗的事,哪儿来的篡改历史?
自从丁氏 (公元 968- -980 年) 平定十二使君之乱,建立起一个自主国家,遂改国号为大瞿越。李圣宗改为大越, 至李英宗时, 中国宋朝才承认为安南国。至嘉隆皇帝统一南、北之时 (公元 1802 年), 以南即安南、越即越裳为理由,方建国号日越南。明命帝又改为大南。
……
总的来看, 我国从 13 世纪之末始有国史, 至陈圣宗时, 才有翰林学士黎文体编成《大越史记》,记述自赵武王至李昭皇时期的历史。250 年之后,又有黎圣宗时之礼部左侍郎吴士连重修《大越史记》, 起自鸿庞氏, 止于黎太祖。也就是说, 从吴士连开始, 自 15 世纪以后,我国的历史才记述了有关上古时代的传说。由此足可得知,有关这个时代的事情是难于确凿可信的。不过,历史学家却也收录了这些俗传的荒唐无種的故事, 它们全属神仙鬼怪之说, 完全违背自然的法则。
但是, 我们应该知道, 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在混沌初期, 谁都希望从神话之中寻找自己的根源来光耀自己的民族。无疑也因为这个道理, 我国的史书记载鸿庞氏为 “仙子龙孙” 云云。
现在, 我们根据旧史而叙述了各种故事, 读史者应该分辨何为真实的, 何为捏造的, 这样才对学习历史有益。——[越]陈重金《越南通史》
这部通史的地位如何呢?中文译者的序写的很清楚:
此书在越南民间甚得好评。1946 年任西贡 (今胡志明市) 举行的越南书篇著作比赛会上,“经大众评议, 越南史略》竞压倒《金云翘传》而膺冠军, 其为人重视至如何程度可知矣”(李文雄《越南杂记》,1948 年,堤岸出版)。
太容易了,只要话语权在手,想怎么写怎么写,以后的人只能将就着这么看,时间一长就变成真的 “历史” 了。
元夕夜读《春秋》,不绝于缕、映入眼帘的尽是些舍生忘死的故事,以致其后我辗转反侧,脑海里充斥着一个关于生死的命题,虽然风华正茂时这些离我尚还久远,但及至深夜,思维的汹涌波涛竟愈演愈烈——我又失眠了,于是便率尔操觚把这些如麻的思绪记述下来:
人生如梦,醒时皆终了。放浪形骸也好,豪迈狂狷也罢,姹紫嫣红都付这般断井颓垣 — 为了摆脱对生命觞逝的恐惧,人们只得在有限生命的无数次沉思顿悟中去考量死亡的价值和生命的真谛——因为向往活着是连虫豸鸟兽都与生俱来的天性。
在充满洪荒的先秦时代,虽然现今耳熟能详的那些 “礼、义、廉、耻” 国之 “四维”,“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温、良、恭、俭、让”之 “五德” 等中华文明的道德基石尚还在形成中,但彼时的仁人志士们却早已对生死之别构建了独到的见解:至圣先师 “朝闻道,夕死可矣!” 的感叹,表达了对天道、对真理的崇尚与敬畏;亚圣在 “鱼与熊掌”的取舍之后,对死生大义的理解更加彻人心魄:“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也”。还有旧时代被列入 “三纲件” 中被妇孺皆知的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而双双饿死于首阳山下,近代风靡欧美的《赵氏孤儿》的千古佳话,以及《史记 · 刺客列传》中那些以绵薄脆弱的血肉之躯延展灵魂深度的侠义之士无不在如今东方社会的纲常秩序孕育过程中奉上了一抹抹灿若星辉的颜色——他们为社稷、为故主牺牲的情怀早已融汇在华夏子孙的热血与脊髓深处。
然,古人对生死的诠释不仅如此。《左传》有载:姜齐末年崔杼因私恨而弑荒君,太史伯、仲、叔前赴后继因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而惨遭屠戮,仅存的四弟太史季面对如期将至的死神仍然坚持己见,他的凛然之语竟令权臣生畏,“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捍卫真相而死,更是源于史家的责任感和文人之气节而死。感叹辄服之余,观之今人之风骨却有如此多的不堪入目之景:为金帛荣华做聒噪杜撰、哗众取宠的狗仔比比皆是;为沽名钓誉做搬弄是非、冲锋陷阵的走卒数见不鲜;为仕途腾达做对上摇尾乞怜、对下虚掩伪饰的御用文人大有人在;眼见着如今还在荼毒青年的历史教科书对前代嘲讽贬损、极尽挖苦,对本朝颠倒黑白、山歌海颂时——春秋时代的史家精神荡然无存!那精心创作出的华美历史与高大全的神人形象虽然看起来赏心悦目,深读之却是索然无味,令人哭笑不得;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未经历过 “启蒙运动” 洗礼,而深受数典忘祖的历史教科书熏陶影响的国人竟然怀念灭绝人伦、饿殍遍野时代的 “五毛” 层出不穷,希望 “江山无锦绣,遍眼杜鹃红” 的“左愤”之流数不胜数;没有春秋大义,空余春秋笔法,昔日的文人傲骨与武者血性如今皆幻化成了网络论坛上的谩骂和街头的打骂群殴,那些对生与死的思考和舍生忘死的传奇被遗忘,人们只顾得在铅华粉黛、笙歌绕梁的良辰美景中肆意的恣睢、迷醉。
不需要篡改,春秋笔法用一下,就是俩意思!
《史记》霍去病率 1 万骑兵,斩杀俘获河西匈奴 5 个部落 8 千多牧民。
霍去病牛不牛?
《汉书》霍去病率 1 万骑兵,斩杀俘获河西匈奴 5 个部落 8960 牧民,自损骑兵 7000。
霍去病废不废?
同样记载一件事情,想夸,就把他的损失抹掉,想贬,就把他的功劳抹掉。
(李广)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破军杀将,乘闉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为名。
知乎网友:李广就是 “常败将军”“经常迷路”“每次都全军覆没”。
自古就有微言大义,春秋笔法。
换句话说,压根都不需要什么攥改,也不需要隐瞒,根据史书书写者的立场,看到同样的史料就会读出不同的意思。微言大义,春秋笔法会让同一件事就变成了罗生门。
[都说古代人保守,为啥可以接受手都没牵过甚至没见过面,第一面就洞房花烛?678 赞同 · 81 评论回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46559312/answer/1758488383)
比如上文讲到了孔子的出身,司马迁说孔子是野合而生。
但是野合是啥意思就有不同的解读。具体看上面的一文下面的评论。
[史书中有哪些细思恐极的细节?28 赞同 · 1 评论回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242211/answer/1736212829)
在中国历史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史书少,即记录历史是在官方的寥寥几本。而且记录的方式是寥寥几笔。比如史记总共就 52 万多字(无标点符号)。
而记录的事情非常多。这导致了里面的内容很精干,很多细节需要推理。需要猜。
从李二凤一朝开始,私人修的史书开始多起来。这使得隐瞒与修史相对困难一点。
到了宋朝以后,有很多春秋笔法会让人产生很大的迷惑。对这些春秋笔法的追踪会很头疼。
[怎么解释「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1314 赞同 · 69 评论回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7471640/answer/1648264783)
比如上面的跪而吮乳的操作,讲的是李世民见到他老爹,哇的一声吮吸着他老爸的奶子,然后嚎啕大哭。有人甚至引申出了奶翁这个名词。
我以前的语文老师就解释说,家祭无忘告乃翁中的乃翁其实是通假字是奶翁。他当时是老师,那只好他说是就是了。
还是以李二凤的事情为例子。民间文学的出现,以及某些国家过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的出现,会出现攥改历史的事情。
比如韩国。
比如贴吧中的一些历史发明家。
当然还有起点的一堆穿越小说。
总体来说越往后,大的历史事件越难攥改,因为史料变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扒拉出真相。
有一位伟人说过,
但凡对研究历史感兴趣的人都会知道,不能只看正史,不能只看一家的史书。需要各方各种资料对比研究。
最简单的例子,中国历史经历了这么多王朝,有个历代都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所谓 “得国正不正” 的问题,既然历史那么容易被篡改,哪里还会有这个问题。满清统治天下这么久,一直标榜自己历代得国无有如此之正的,结果挡住我们知道它干了些什么了么?满清没篡改历史是怎么的?!
文字狱白搞了?
那些说历史很容易被篡改的,只不过抓住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和“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两句能让人精神高潮的话来自嗨罢了。
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没有大型机械的情况下,修建了四万多座水库和大坝,70 年代省吃俭用引进了化肥生产线,中国粮食的肥料从有机肥改变为化工肥,同时袁隆平等一批专家在搞杂交水稻,然后 80 年代粮食产量提高,吃饱饭的原因是因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软硬实力足够的话,确实很容易。
去年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以新冠疫情为例,如果中国疫情防控失败,又或者国家竞争失败,那么,未来由欧美控制的舆论会如何叙述这段历史?
我可以肯定,到时候的历史,将会告诉后人,中国是罪魁祸首,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再一次拯救了世界,美国、英国、法国总统奋斗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宁可自已感染,也不忘人民家中那一条快要饿死的狗。
而欧美人民万众一心,为了人类的命运和未来,为了自由,前仆后继,以感染上千万,牺牲数十万的代价,将病魔阻挡在外。最后,在天降圣人拜登的带领下,终于战胜了疫情,又又又一次从邪恶的中国手里挽救了地球灭亡的命运。
拳头硬,嗓门大,就是这么任性。
“1945 年 5 月 8 日,美国和英国打败了纳粹。”
“75 年前,美国士兵解放了奥斯维辛。”
还有私自给加加林改国籍。
国际主义赫鲁晓夫。
要真的篡改历史其实挺难,因为越重大的历史时间,留存的关联证据也就越多,你不可能把他们完全消灭。很多专业的历史学者,所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只鳞片爪的证据,还原历史的拼图。有些证据就算当时被藏起来了,附带的其他证据也有可能在多少年之后出土。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通过修饰历史来带节奏其实是很容易的。
举个例子吧,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宣传建国之初的工人待遇是多么多么好,现在的资本家是如何如何不当人。
但是前段时间呢,当国家宣布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上调的时候,又有人说不要忘了那些每月那几百块钱的农民如何如何。
这种发言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建国之初中国工人相对较好的待遇,正是建立在工农业剪刀差的基础上的。家里如果有 80 岁以上的老人,并且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进的城市生活,也完全可以听他们聊聊建国前三十年农民的生活如何。实际上在 2000 年前后的时候,公知们叙事常用的话语是描述建国前三十年农民生活如何悲惨,但到最近几年,某些人 的关注点就转移到当时的工人待遇是多么好。在前一种话语体系内,建国初年的中国可谓是民不聊生,简直比民国还要惨,而在后一种体系内,那是一个工人真正当家做出的时代,全然忘了在当时极低的城镇化率下,工人想要过上好生活需要多少农民的付出。
在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有基本学术素养的历史学者,都不太会被这种情绪化的东西左右,他们关注的依然是史实与证据。但是对于不同的时代来讲,输出不同的内容却可以迎合不同的时代情绪。而问题在于,大多数普通人并不具备查证史料与辨别史料的能力。如此一来,历史也就在民间的传播中被篡改了——就如同现在真的有不少人对建国前三十年的 “工人翻身” 念念不忘一样。
总的来说,篡改历史之所以难,是因为篡改历史一来无法消灭所有的证据,二来一些证据被消灭之后,事情的逻辑也会改变。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这些是可以通过考证进行复原和质疑的。但如果 要对大众传播这些东西的话,就可以片面选择事实,有时甚至都不需要考虑事实,直接传播结论的效果都挺好。
现在,乌克兰说:“邪恶的苏联和盟友德国瓜分波兰。”
现在,美国说:“二战是美军插旗国会大厦。”
这才过去多少年,当年参加二战的人还有人在世,真相已经不在。
很容易
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全世界铺天盖地的报道都是武汉病毒。仿佛这事是中国搞出来的,真 TM 日了 gou 了。结果后续调查发现,病毒很可能起源于美国。当初一战的时候,美国人把流感病毒带到欧洲,随后流感病毒迅速从欧洲向世界传播,杀死了一千多万人。这就是 “西班牙大流感”,是的,美国人把锅甩到了西班牙头上。可怜的西班牙没有话语权,为美国人背了大黑锅。可想而知,万一中国在抗疫中失败了,后世的历史书上,是不是也会记载着“中国病毒”“武汉病毒” 的字样。
苏联才解体几十年,苏联在二战时期的功绩都快被抹杀干净了。Facebook 甚至明目张胆的删除了苏联攻入柏林帝国大厦的照片。俄罗斯还在呢,美国人就敢这样。如果俄罗斯也垮了,保不准二战历史被美国人篡改成啥样。当初击垮纳粹德国的主力,明明是苏联,现在可好,大多数西方民众都把功劳归结给美帝。美国的诺曼底登陆,明明是来抢人头的,现在搞得好像是带节奏,抗压翻盘的。
前几天我在看日本人写的书,上面就明目张胆的否认旅顺大屠杀。明明整个旅顺都被屠杀完了,居然说清朝军民死伤就 2000. 明明屠杀的是平民,居然说屠杀的是混在平民中的清朝溃兵。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我们打输了抗战,以后历史上,会不会记着:南京的 30 万冤魂都是战败作乱的暴民和溃兵,慰安妇都是自愿效忠皇军的(某些傻逼的台湾青年,已经骨子里认为慰安妇是自愿的了,这就是殖民教育的后果)。
活下来,才有资格书写历史,这真是世上最荒诞最悲哀的事
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很困难。毕竟,有良心的人和没良心的人都有。
但是在你控制不了的范围内,想篡改,那是做梦。
容易也不容易,关键看你篡改的是什么历史。
是一个人的某件事,而是一场大事件。
别的不说,李世民知道吧,他难道不想后世都不知道他杀哥哥么?
但是他做到了么?
他在怎么改,也无法保证这件事完的记录传承完全消失,只要别人愿意,总是可以偷偷摸摸的记录下来,后世就能看到。
同样的,历史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奸大恶之人,他们何尝不希望自己的不光彩历史不被记录。但是也和李世民一样,他们只能有限的篡改历史,甚至篡改都做不到。
历史的发展很多时候是不可控的。
但是你要说历史不能篡改吧,其实也是可以的,很多时候历史的篡改,并不需要完全,只需要让假的多余真的,假的比真的可信。那么后世的人不知道真相,只会选择更容易相信的。
就好像现在,由于西方世界的各种宣传,倒是很多人渐渐遗忘了苏联在二战里的贡献。
同样对于一些历史,你可以限制可以禁止,久而久之历史的记录越来越少,人们知道的真相也会越来越少,同时进行自我美化,人们就不会相信历史上曾经那样子过。
例如美国的对本土原住民的屠杀。
说到底历史也只是记录传承,只要保证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化就可以了。
而现实里,很多时候欺骗并不需要百分百的谎言,真真假假即可。
历史容易篡改么?当然容易。
历史和炒股很相似
个股涨跌很难预测,影响个股涨跌的因素太多了
历史细节很难准确,因为你又不是亲历者,你怎么知道他们私下说了什么?
但是股票大势却可以大概预测出来,无非是涨多了跌,跌多了涨,所谓大势,就是众多和股合成的趋势
历史呢?细节可以不对,但是王朝更替这些大事,却应该是真的。
越小的事情,涉及到的人越少的事情,就越容易更改。毕竟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哪怕有一两件证据,有一两个关系人,但很容易湮灭在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事情就只能沦为后世发挥的素材。
但越是大的事情,涉及到的人越多的事情,就越是难以更改,而且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让人看清真面目。
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拿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地位来说事。尽管有人在做小动作,也影响到了许多人,但真的能成功?我不看好。
只要不是发生废土那样的世界灭绝性的事件,在几百年,上千年后的人们研究二次大战这样的历史事件,根据所收集的材料,很容易就能得出苏联是二次大战胜利的头号功臣这个结论。
很容易。
最近几年,每到四月一号,铺天盖地的呼唤 81192 就充斥着互联网。
真正陪伴烈士长眠南海的 81194 却被刻意的忘却了,理由是 “号码不重要,我们纪念的是人,不是飞机……”
那军事博物馆里的武器还有什么价值呢?
任何将缠足定义为「男权社会压迫」的说法,都是篡改历史的真相,只会暴露她们的智力或居心。
缠足,是中国女孩为了追求美而诞生的。缠足,是中国女性为了增加自身竞争力而自愿缠的,从来没有人逼她们缠足。最初的中国姑娘缠足,她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美」。
在一千年前,南唐宫廷里的贵族女性为了取悦异性,自己率先开始缠足,南唐的宫中有个叫窅娘的宫嫔,用帛缠足,令脚纤小弯曲,南唐后主李煜就非常喜欢,所以裹脚就由此出名。后来有人作了首诗:「金陵佳丽不虚传,浦浦荷花水上仙。未会与民同乐意,却于宫里看金莲」,后世说的「三寸金莲」就是由此而来的。这个道理就和波旁王朝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欧洲女性,为了取悦男性,自愿束腰一样。和今天的欧洲姑娘去做削鼻手术一样。是姑娘们自愿的,没有人逼她们。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所有地方的审美,往往是率先流行于上层社会,之后再慢慢地普及到下层社会。这种裹小脚的对女性审美,并没有伴随着南唐的灭亡而消失,在北宋时该风俗从南唐宫廷普及到宋朝中原精英阶级。到了明代,普及到汉地十八省的上流社会。这本就是身份和阶层的象征。如同西欧贵族妇女才会有的束腰行为,贫苦人家的劳动妇女,怎样都不会束腰裹脚的,因为那样是无法劳动的。
当代反华女权恐怖份子拿中古中国的小女孩就开始缠足,没有自主权来说事,更是非常可笑。上海有些小女孩从五岁开始穿高跟鞋练舞,七岁的时候想多吃两块麦乐鸡还被妈妈教训:「女儿啊,你要是吃的太胖,以后小心嫁不出去哟」,这些上海小姑娘也没有自主权,所以她们妈妈对她们的教导也是「男权社会压迫」吗?
宋元明清时代的中国女孩进行缠足,和共和国时代的中国女孩开双眼皮,垫鼻子,压身高到底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取悦异性。就像今天男性为了取悦异性去做断骨增高手术一样。所以这也是女权社会压迫吗?
在满清入关之后,缠足更是成为汉民族表达自我身份的一种方式,原先在明代,缠足还仅流传于士大夫阶级和中产阶级,但在剃发易服政策的刺激下,缠足进一步成为全体汉民族,无论贵贱的共同身份标签。我们是汉人,我们虽然被你们满人给征服了,不得不剃发易服,我们没有办法,只能留和你们满人一样的金钱鼠尾,但是我们「男从女不从」,你们的姑娘不缠足,我们的姑娘却缠足,这就是我们的区别,我们是汉人,你们是满人,我们不一样,这就是华夷之别。
满清的康熙皇帝曾经下令禁止缠足,可是剃发容易,禁止裹脚的难度就大了,毕竟头发一眼就能看出来,而脚裹没裹很难看出来,亦不方便挨家挨户查证。所以禁缠令和剃发令不一样,收效甚微,至康熙七年(1668),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上书请求解除缠足的禁令,康熙见风气难改,故而应允,这标志着清政府默认了汉族女子缠足的事实,这就是当时两亿汉民族的民意。
所以,从来不存在什么「男性为了打压女性,增加对女性的控制力,逼迫女性缠足」。缠足作为一种习俗,在宋朝明朝都是「我家很富裕」的阶级身份象征,在清朝则添上了「我是汉民族」的民族身份象征。这就是缠足的意义。
后世有人将缠足定义为「男权社会的压迫」,篡改缠足的真相,只会暴露她们的智力或居心。
其实我们正本清源,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缠足分明只是特定时期的一个阶级身份的「表达」,民族身份的「表达」,是中国姑娘自愿缠足的,从来没有人逼她们。
想把历史篡改掉,那是很难的一件事,尤其是近现代史,基本没有篡改的可能。
至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一,那再正常不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因为对历史人物评价你不认同就说谁谁谁篡改历史。比如对斯大林的评价,在俄罗斯都绝对是冰火两重天,但是斯大林做过的事情都是很清楚的、基本没有争议的,不可能把斯大林没做的事安在他头上~
我国自元代以来的古代史,史料相当丰富,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史料上基本上没有严重的缺失,无非是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不同而已。更别提近代以来的历史,用汗牛充栋形容并不为过,想篡改自然是难上加难。
“历史篡改” 四个字主观色彩很强、带有强烈的贬义,可以说任何一段历史的描述都肯定有主观色彩,每个朝代的掌权者当然会极力美化有利于自己的历史,丑化不利于自己的历史。
但即便如此,被篡改的历史仍然是历史,仍然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历史篡改难,想歪曲、丑化其实也很难,往往还会起反作用,岳飞在清代的待遇就是一例。
对历史篡改最努力的皇帝当属清代的皇帝了。满清得国不正,一直有 “鞑虏” 的心理自卑,“夷夏之争”在清朝整朝都是绝对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大事,对于一些中原的民族英雄,比如抗金英雄岳飞,清朝入关前就又敬又怕,不仅严禁提及,还禁了民间小说和画本。一直到了雍正朝,对岳飞的评价都是清朝官方 “意识形态工作” 的“难点”,满清高层一片思想混乱之下,还把岳飞请出了岳王庙。
但就算官方这么打压,对心理不满的老百姓反而起了反作用,民间供奉岳飞香火不断,连八旗子弟都视岳飞为大英雄,最后清朝官方不得不修改 “舆论引导方向”,大力称赞岳飞“精忠报国”,不仅把岳飞请回了岳王庙,还嘉奖岳飞后人,也算是“不计前嫌” 的大方了一把。
乾隆皇帝本人特别勤奋和自负,在篡改历史这方面花了巨额精力,但是发现很多事情根本篡改不掉,索性一禁了之。
但即便如此,清朝的历史黑料也不照样大白于天下?清朝入关的种种劣迹,哪件也没藏住啊~
洪承畴、孔有德这些叛国投敌分子(我不太喜欢用 “汉奸” 称呼明末的叛徒)都被写进了清朝的官方历史决议《贰臣传》,这些明末的叛徒给清朝出了大力,还是没办法成为“忠臣良将”,还是被定性成了“黑五类”。
不要太低估人类八卦的本事,即便史料再缺乏,无论篡改者再涂脂抹粉,后世人总能在一些字里行间找到篡改的痕迹,并且通过大量比对,找到最贴近真相的那个事实。
清朝的历史也表明,在大是大非的历史问题上,也没有几个人敢于随意篡改,即便是皇帝也不敢随意颠倒黑白。
完全扭曲事件是不容易的,但是换个角度,换个说法,避重就轻,只写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还是很容易的
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当然,这是对某些拥有巨大优势的人和势力来说。
造谣一段历史、宣传一段伪造或扭曲过的历史故事本身并不难,影响力大点的营销号都有可能做到。
真的想要 “篡改历史”,难于登天。
这二者的区别,前者相当于某 A 杀了人,你去引导舆论把关注点聚集到某 B 身上,网暴某 B 是杀人凶手;而后者相当于某 A 杀了人,专业的刑侦人员介入调查,你要去把某 A 所有作案细节都给抹干净,并且嫁祸到某 B 身上,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不见得完全做不到,但是难,难于上青天。
引导舆论本身不要太简单,有选择性地放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伪造一些经不起内行推敲的证据,借助媒体宣传造下势就完了。
误导刑侦可是个技术活。天网恢恢,想要把一切证据都抹除掉,哪那么容易?
某 A 去杀人的那天,他自己的行踪有没有被人看到?楼下看门大爷你可以收买、灭口,你能保证没有路人目击吗?大楼监控有没有拍到?你当然可以删掉监控,但是明明安装有监控系统的大楼某一天监控视频不见了,这本身就是个漏洞……
更别说真实历史,那些涉及更多当事人、更长时间更多见证者的历史了。
完全没了解过历史研究的人往往会有的两个误区:1. 历史 = 被公众所知的历史,用宣传手段扭曲后者等于篡改前者;2. 史学家就靠着一本所谓的 “正史” 当圣经,“正史”说什么信什么,不去辨伪考证,也不去参考所谓的 “野史” 资料(同时期出土文物、墓志铭、大量官方档案、民间笔记、文学作品、地方志…… 和所谓的“正史”、民间私修史书等到底怎么互相印证、怎么辨伪是个专业技术,确实不是外行人轻易做到的,但你不会做不等于专业人员也不会做好么)。
历史学家又不是复读机。以为篡改一两本 “史书” 就等于篡改历史,那怕不是把人家当傻子。
如果说封建社会早期,文献资料太过匮乏,书写记录的特权本身被极少数利益一致的贵族所把持,加上年代久远大量资料散佚,最终留下的少量资料经过认为篡改后代难以再辨伪考证,是有这个可能的(但也很难说会不会哪天挖出来个出土文物就出现个惊天证据推翻前代 “记载”)。
但最迟唐宋以后,书写文字记录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当然,书写仍然是贵族阶级的特权,但是这个所谓 “贵族阶级” 本身体量已经太大,根本无法利益统一保持一致口径了,更别说后世随着科举制的兴起,读书写字的人口基数越来越大,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得书写、保存文字记录的成本越来越低(最早需要青铜器、需要竹简等,而后来低价纸张已经大量普及)——你说王族、大的士族能给统一口径一起篡改历史为勉强相信,你想要所有寒门弟子(寒门指小地主以上阶级)都统一口径对某些事缄口不言、不在自己的记录里穿帮?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更不要说进入现代化以后的历史,可用于佐证的资料实在太多,根本就不可能篡改。
就好像某年某月某地发洪水,冲毁了某个村子——你可以从官方报告里把这件事删除,可以在宣传上压热度,让外人不讨论不知情,但是你拦得住当地人自己写日记、写微博、发抖音记录吗?你管得住当地人跟亲戚朋友提起、亲戚朋友再跟他们的亲戚朋友提起吗?你可以不提发洪水,那么当地政府地财政报告、人口统计、GDP 数据你也能按照没有发洪水去造假吗?那么多的资料、那么多眼睛,一件真实发生的事,不是你想掩盖就能掩盖掉的。
历史也一样。
太古老的历史,可能那时候条件所限,确实就一个看门大爷,左邻右舍都没有,没有监控没有指纹采集没有 DNA 检验,看门大爷给你造假你也只能认了,那是没办法。但是随着资料越来越多,侦查手段越来越缜密,你还想瞒天过海?难于登天。
哪怕你今天可以贿赂来侦查的警员,但所谓 “历史”,是要档案留存经过千万年后来者的检验的,总有一天后来者会与你毫无利益瓜葛,你以为一点拙劣的造假手段还真能瞒天过海,“篡改历史” 了吗?
警方不是只靠询问看门大爷确定杀人犯的(虽然看门大爷的证词重要性确实比偶然路过的外卖小哥要高一些),史学家也不是靠着那两本所谓的 “正史” 就当作历史真相的。真觉得 “篡改历史” 那么容易的人,大可以去试试,进邻居家偷东西,是不是只要小区保安没看到,警察就找不到你了?自己想想吧。
能改过程,改不了结果,你不可能把刘邦赢了项羽改成项羽赢了刘邦。
至于刘邦是怎么赢的项羽………… 我个人觉得刘邦记录的历史肯定比项羽记录的历史有价值的多。
不容易。
因为史学界永远不缺乏有骨气的人,“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即使戴着镣铐跳舞,也会尽全力告诉你真相是什么。就拿陈寿来说,由于种种原因,蜀汉人物的事迹是很简略,但是也会把高光时刻写得足够精彩,关羽斩颜良和张辽逍遥津的篇幅相比是很少,但是绝不影响读者感受到的震撼程度。而且只要读者看全《三国志》,看到魏吴对蜀汉人物的评价和谈论,就不会觉得蜀汉的人物菜。
因为胜利者不总是蝇营狗苟的,唐太宗敢把他杀哥哥杀弟弟逼亲爹退位的事写得清清楚楚,宋太祖敢说李煜无罪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明太祖敢说予本淮右布衣开局一个碗…… 真正登上历史之巅的人,自己的过往又算得了什么。
反而是现在很多人,不相信骨气,不相信大气。
历史面目全非,只有认真思考,才能从历史书认识到一点真相。
现在有些想法,随便找答案写写。
也许有一天全面整理一下。
1. 如果是说具体的历史事实,那简直太容易篡改了。不要说篡改,就一件当下发生的事情,即使没有谁去刻意阻挡你去研究,你非要搞清楚细节,那简直是扑朔迷离。就比如墨茶事件,我想很多人应该还有印象。
2. 要承认一个事实:不可能了解历史的每一个细节和真相。可以通过去解剖几个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获得这个感性认知。在原则上,绝对真相就是不可抵达的。更不要说,为了现在和未来,所有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去篡改过去的历史。
总有人会有这样一种立场:
从根本上来说,历史不可能被篡改。它发生了就是发生了,谁也不可能穿越回去把它改掉。但是,对历史的 “解释” 却很容易被操纵。胜利者对历史享有“最终解释权”,他们的解释能够影响大多数人。只有极少数具备怀疑精神和查证能力的人,可以摆脱这种影响。
不,不是的,没有人可以摆脱这种影响。如上所述,在客观世界确实存在着一个发生过的事实,但任何个体的认知都没办法抵达这个事实的所有细节。越复杂,越久远的历史,越发是如此。而且篡改这种事情,不要以为只有胜利者会篡改,失败者也一样会的。
如果对历史抱有一种 “真相” 的信念,那本身就是一种最为危险的错觉。因为总有一天这种错觉会让我们觉得,我们掌握的就是绝对真理。但是并不,我们永远只掌握相对真理,时刻记得我们会犯错误,这是好的。
3. 那么我们研究历史究竟有啥意义呢?
①失去历史,我们没有未来——历史是必须的。
人的一切判断都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一个完全没有此前的记忆的人没办法决定未来。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无法往下走。
所以,某种程度上很无奈。明知道历史不可靠,但离开历史,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在一个草台上唱戏,随时可能需要对这个草台进行修补,以免它承载不住我们的活动,把我们摔下去。
不过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可怕,每个人自己就在篡改自己的记忆,人们经常会想起没有过的经历,忘记不重要的事物。如果过去的经历和现实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人的生活会一片混乱。为了取得这种一致性,人甚至会通过斯德哥尔摩这种极端的方式来主动篡改自己经历的历史。
②虽然真相不可抵达,但取得更加贴近事实的认知,从而从中吸取经验是可能的——历史是有用的。
尤其是,当你放弃对细节的追求,而是把握大势的时候,更是如此。墨茶是怎么死的细节很难确定,但我们可以确定,确实有一个 ID 墨茶的人死掉了。你很难搞清楚鸿门宴上那些栩栩如生的细节是究竟有人在旁边写随时可能被删改的起居录,还是太史公发明创造(虽然我觉得他不会纯脑补),但你可以确定,项羽和刘邦发生了对峙,然后解决了。或者过上几十年你会很难搞清楚淮海战役是谁指挥的,但至少淮海战役发生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如果篡改足够强力的话,至少在公众舆论场中,是连大势都可以被篡改掉的,比如过上几十年可能二战是世界人民抗击邪恶红色帝国的故事。这个问题留到下一条说。
③如果你不研究历史,你连按照你希望的方向去篡改它都做不到。
4. 怎么办?
(等我有空了继续写……)
题主你知道吗,古代能确定的史料一般来讲必须有直接的考古成果能证明。如果时代近的话就是有原始史料和诸多其他史料来佐证即可,但就算是有多种证据也不能下定论,因为由于编纂者主观性,很多史料不能保证真实性。
这么看想篡改历史简直太容易了。
比如我是学世界史的,我现在如果嘲讽国学(中国历史)班的同学,就可以说你读的史记夏朝部分是伪史。夏朝不存在。
理由就是哪怕很多历史界学者大牛反复论证二里头遗址跟夏朝怎么怎么有关系,没有在考古过程中发现关于夏朝的直接文字记录和夏王世系,史记的记述就是孤证不立。
凭啥你说有就有,出土文物也没说这是夏朝。要知道在殷墟发掘前,商朝的存在都有极大争议。
所以历史很容易被篡改,历史典籍是历史学最重要但也最不一定能靠得住的。
水平有限,才疏学浅。希望我这个瞎打的回答能引出真正的大佬。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本身既然已经发生了,当然无法改变。
虽然历史无法改变,但是历史事件那么多,后代史官记录哪个,不记录哪个;详细记录哪个,粗略记录哪个;用什么样的话术来记录…… 这些操作可以极大影响读者对历史的认知。
历史就是 “篡改史”。这是因为所谓开端的“正史” 其实是大部分是 “伪史”。为什么?台大哲学教授傅佩荣先生认为:历史的根本属性就在于它“无法还原” 的性质。为什么无法还原?
当然任何历史事件,人物都是在当时的时空中产生,但当时的产生不是历史学的开端,它需要后世的整理、考古,评价,诠释… 只有这些还不够,这些对历史的解释需要当时的当政者批准,至少给与默认。此时,产生的某个历史事实,评价,与当时的发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要紧的不是这个,而是当时的历史场景不可能被正确记载下来…
我们可以设想,某个历史事件或者重大影响人物,有某个在现场者作了片段的不完整的记录,那么这个现场见证记录人记录的动机非常复杂,可能迫于当时当政者记录某个方面,隐瞒某些方面;也可能他当时没有这个限制,但不否认的是他对这些事件,人物的看法,受其立场、观点或价值观限制,肯定有褒有贬,而为了褒贬,也必然暴露一部分,遮掩一部分,无法记录当时全面场景。即使最初的所谓 “历史事实” 的形成,他就是由曝光与掩盖的双重性质,所以说,在其源头上它的 “客观真实性” 就被 “污染” 了。
接下来,历史进入漫长的流传历史,按照怀特的说法,历史事实遭遇”多重遮蔽”:比如,大量史料的流失,当政者按照 “迫切需要” 的“修正”,也就是篡改–添枝加叶一部分,删除遮蔽一部分,甚至像秦始皇 “焚书坑儒” 式的毁灭一部分,就如德里达说的:
一个历史 “邮递员”,从其源头出发,步入漫漫长途,像接力运动员走下去。途中就如古代邮差,经历一个个“驿站”,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那些“邮件” 不断破碎,发霉,撕裂,丢失…。任何一处驿站都使历史的 “邮件” 与出发时不可能一样了。我们就是按照这些极不真实的 “邮件” 研究历史的…
所以,克罗奇认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科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怀特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每个人心目中的历史…。
历史记录,流传的是依靠字符,图片和有限的残缺不全的考古资料,尤其是字符,它的遮蔽远远大于揭示,尤其是篡改… 轻易而举…
人们看待历史总是倾向于梳理一条故事出来。在很多语言例如德语里 “历史” 和“故事”是同一个词(Geschichte)。
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前因后果。对于一个相同的结果,判断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结果的发生,不仅仅会因为史料完整性,客观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你想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并不仅仅限于别有用心之人想篡改历史的问题,所有的历史研究者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事件之间的相关性是一个非常难判断的事。
比如说如果你的两个朋友是情侣关系,后来他俩分了。他俩各自给你讲得故事往往大部分事件本身是重合的,但是双方对此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叙事方法也会不一样。
这时候你跟别人聊八卦谈到这段 “历史” 的时候,你必然会带上自己的感情观价值观去重建这个故事。而你的感情观价值观又是怎么构建的呢?就是从无数别人跟你讲的故事中来的。
所以,想篡改历史很容易,甚至不需要伪造事实之类的。只要只允许一种叙事方法存在即可。
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问法,叫隐瞒真相有多难。
对于后人来说,事件属于历史,但对于当世人来说,则是事件是否被隐瞒和修改了,部分或者全部。
以卡廷惨案为例,这个事件的揭露德军占领卡廷森林之后发现大批波兰军人尸体,如果德军未占领呢?事后德国和苏联打嘴战,苏联坚决否认。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向波兰移交了卡廷事件的绝密档案。卡廷惨案尘埃落定,如果苏联并未留下档案呢?如果苏联一直没有解体,档案永久封存呢。
又例如扬州屠城的幸存者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但是在清朝时期,相关记载和讨论都是不允许的,事件被刻意掩盖了,辛亥革命前夕《扬州十日记》从海外带回中国,扬州十日才广为世人所知。
从时间上看,历史真相越往后隐瞒越难,文字记录、文献资料、照片、影像资料等等越来越丰富,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更是加速了信息的传播。
从事件上看,历史事件是否隐瞒成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官方主观上想隐瞒,但客观上总是会留下蛛丝马迹,这些蛛丝马迹是否会留存下来,具有偶然因素。
由于历史记录的不完整性,由于历史资料的残缺,所以对于历史事件的争议,会持续很长时间,甚至可能一直存在。面对同样的历史信息,不同人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这就是历史真相,没有疑问,有人认为不合情理,被隐瞒和修改了。
很遗憾,确实很容易被篡改。哪怕是在当事人都还活着的情况下。
比如在现实里制造了无数悲剧的日本成人产业:
[
曾公开发文想要自杀,麻生希到底经历了什么?
李毅的视频
· 3873 播放
](https://www.zhihu.com/zvideo/1379366538625994752)
日本却为这个产业的始作俑者村西透立传。硬生生地把他的经历改成了 “励志故事”:
其实真正了解的人都知道,在明星制建立以后,从饭岛爱再到明日花,真正决定销量的是演员而非导演。可明明应该是故事主角的黑木香,在这里反倒成了配角。
最后黑木香自杀未遂,村西透让未成年人拍戏的事当然也被按下不表。只能感叹,篡改历史有时候真的太容易了……
就算历史记录都是真的,那么每个人对历史的认知一样吗?
譬如民国,一派向往 “大师辈出、歌舞升平”,一派非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人的认知是具有很大局限性的。
即使告诉你客观事实,你也未必能接受,未必能全盘接受。
活着的每个人,都在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篡改历史。
毕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创造,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的年代,也在当代。
历史很难篡改。
但是很多方面的人会处于很多的方面,让人相信历史以另一种方式呈现的。
举个例子来说,每年的这个月很多人都会提起撞机事件,但是撞机事件的发生过程和真实原因,很多人却留下一大段的不太正确的集体记忆。
但是这件事其实是不难查找的,资料记录都很多。
我是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的——对温斯顿们来讲,历史很难篡改;对奥布莱恩们来讲么……
很容易啊。
看看当今世界上前苏联的风评就知道了。
这还没过百年呢,还有很多前苏联时期的人没死呢,就这样了。
百年之后,苏联就不是历史上的苏联了,而是西方国家历史课本上的苏联。
怒答一发,所说全错!
真的,就像邪不胜正一样,为什么邪不胜正,因为失败的都是邪恶,用另一句话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你就看二战的历史吧,美国的光环有多大,现在各种吹,好像美国是胜利的最主要的力量,把苏联的地位人为降低多少,几千万斯拉夫人平推德国啊,牺牲巨大。
你信不信,若中国不强大,就美国那德行,绝对会安排世卫组织调查出一个中国实验室泄漏的谎言,如果未来战败,那么还会出现一个中国军备竞赛,引发战争的锅……
历史,最重要的不是是不是真实发生,因为无法考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道理,那个统治阶级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
问:鸦片战争后,道光帝得知英国女王刚23岁,竟想纳之为嫔妃,是真的吗? 这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所谓“历史自媒体”,通过摘抄媒体报刊或通俗历史著作中的二手、三手乃至四手五手材料,再进行脑补,添油加醋弄出来的一则谣言。 以“道光 英国女王”为关键词 …
说在前头:网上所谓的辟谣文章就不要拿来这里复读了,等这些所谓的辟谣文章能拿出比我这里的引用来源同等级的可靠文献之前,我一概不对那些三无文章做任何评价。 大家好久不见。 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在这里,如果忘了前景提要可以回头看看。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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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嘉佑征和 发表 辛德勇先生的研究范围其实相当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历史地理和版本目录学。 读研时候,我们历史人文地理的任课老师张伟然先生选定的精读论文里辛德勇先生的篇数好像是仅次于谭先生的,尤其是他关于秦郡和汉郡问题的考证文章,做得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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