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香港，实现不可能之事 -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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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石硖尾附近山顶上的景色。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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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也就是香港开始抗议引渡法案的一个月后，我续签了公寓租约。这是我18岁以来第一次在同一套公寓里住了两年多。感觉像是一种成就，好像我是真正的成年人了。

我的住处有近300平方英尺（约28平方米），窗外有树，有台阶，比起我上一套公寓有了很大的改善，有时看着窗外的景色就会让我感慨万千。我订购了一块便宜的宜家地毯，贴了几张旧海报。我重新开始购买黑胶唱片和实体书。我可以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这里开始有了家的感觉。

香港算不上特别适合居住的城市，有太多的理由让人想要离开，即使中国共产党没有威胁要把异见者关进监狱。

没有窗户的公寓、㓥房、上下铺。如果你有孩子，要么把他们送进本地学校，面对严酷的教育体系；要么送他们进国际学校，每年的费用可能高达1.3万美元。高昂的租金、陈旧的土地法规和官僚主义，会把任何试图经营独立的音乐、艺术与表达空间的人赶走。抑郁症发病率最近达到了10年来的最高水平，但是高质量的精神卫生保健对普通人来说太昂贵了。

我今年27岁，年轻的时候，我非常想离开香港。小时候，我生活的社区感觉像是一滩文化死水。没有书店、没有艺术、没有唱片店。我上的是一所保守的基督教学校，但从来没有真正融入其中。我一个人去看音乐会。我写同人小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Tumblr上。

我觉得我应该去伦敦或者纽约上学，那里肯定能找到“自己人”。我离开香港最长的一次是去苏格兰上了四个月的交换学期。到头来我也没有去任何地方。

不过没关系，我终于还是找到了自己人。我遇到了社区活动人士和其他年轻的创意人士，他们向我展示了香港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我成了我家附近茶餐厅的常客，那里的服务员发现我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就开始在晚餐时多送我一碗汤。有些本地音乐人的演出我绝不会错过。上大学后，我开始参加抗议活动。

每年的7月1日是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人的周年纪念，很快，我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冒着酷暑，汗流浃背地在街头游行。我属于这里，我为能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而自豪。香港依然是严酷的，但我们可以为这里的可能性拓宽空间。

7月1日，警察与抗议者在香港一家购物中心发生冲突。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诗人玛吉·史密斯(Maggie Smith)写道：“任何像样的房产经纪，/ 带你走过一片粪坑，/ 都会叽叽喳喳说 / 这是片风水宝地：这地方可以变得很美，/ 对吗？你可以让这个地方变得更美。”

今年，在6月30日的晚上，我开始接到慰问。当天早些时候，中国通过了新的国安法，将在几个小时之内生效。天空开裂了，珊瑚色的夕阳像警告一样渗入地平线。

生活在国外的朋友们给我发来短信：很遗憾，希望你没事，挂念你。餐馆开始揭下玻璃窗上的抗议贴纸。我认识的一些作者试图抹去自己在网上的作品，删除聊天记录。这部法律很宽泛，为中国惩罚抗议者和压制异议提供了新的途径。

以前的同学们在讨论移民计划或结婚，这样一来，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和伴侣一起逃离。还有人研究自己的英国国民海外(BNO)护照如何续期，这些护照专门发给1997年以前出生的香港人，并可以让他们在英国居留5年。

在新法律可能将“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定为非法之前，我最喜欢在小型音乐俱乐部听到这句话，也就是晚上关门时总是散发着啤酒和汗味的“livehouse”。安可曲结束后，最后一个吉他音符还在回响，会有人喊出口号的前一句，其他人齐声应答。12月底，我在一家支持抗议的小咖啡馆里庆祝新年前夜，一位朋友演唱了非官方的抗议赞歌《愿荣光归香港》，所有人都跟着唱起来。

经历了六个月的街头抗议和警察暴力之后，我们都筋疲力尽，但感觉我们仍处在变革的关口。

当香港政府于2003年试图引入一项国家安全法时，我才10岁，在50万人上街抗议后，该法案被迅速撤回。那份提案是一把悬在我们头上接近20年的剑，对香港人最珍视的东西——抗议文化、法制和自由——构成了威胁。我们为“自由”这个抽象概念奋斗了太久，都不知道失去它会是什么样子。它以惊人的速度——整个过程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通过了一项包含66个条款的立法，而我们没有任何发言权。香港人、学者和海外评论员说，这就是终局，在这一立法之后，香港将“死去”。

但我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750万人还生活在这里。7月1日那天，一些抗议者挥舞着一条横幅，上面用脏话写着对香港的爱，那句话很快就成了话题标签。它的潜台词是，可能不会有一个让我们热爱的地方了。我有一个法学学位，以前做过记者，所以习惯于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念，那就是法律程序是公正的，写在日历上的年度抗议活动是被允许的。那个香港如今已成为历史遗迹。

一位被捕抗议者的支持者们举起白纸代替被新国安法禁止的抗议标语。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并非一切都消失了。我公寓附近的书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信息：“生活继续，克服恐惧。”我认识的一位记者发推称，“我会尽力假装这个法律不存在，保持冷静，继续前进。”

我不想低估国安法的可怕。这一法案实行的第一天就有人被逮捕，其中一些仅仅是因为携带了印有突然变成“非法”的标语的旗帜。法院可以拒绝保释并进行秘密审判。没人知道如何适应这个新现实。

然而，人们还是已经想出了顽皮、幽默的办法来规避新规定，抵制过于顺从和屈服于寒蝉效应的诱惑。我们将继续在意想不到之处发现反抗精神。

过去一周里，我看到了一篇又一篇报道，称这项法案通过后，大批香港人将如何逃离这座城市。但对于那些没有英国或BNO护照，或是那些家里没有能力送他们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无法选择离开。

我认识的音乐人兼社会活动家黃津珏(Ahkok Wong)最近搬回香港，他告诉我，“我认为眼下正是来到这里的重要时刻。”他说，在香港生活一直都关乎要求实现不可能之事，努力让种子在水泥里开花。

国安法在7月1日生效之后，我尝试写点什么。但我只想在这座城市四处走走，然后去海边，那里的微风散发着盐和夏天的气息，情侣们在亲热，西环码头的大叔们在从货船上卸下的货盘附近慢跑。用一个刚搬到这里的人的眼光来看这座城市，然后想，“我愿意永远留在这里。”

位于香港西环的码头也被誉为“Instagram码头”。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曾经认为离开就是抛弃，但现在留下来的代价可能是终身监禁。当罗冠聪宣布他离开了这座城市时，我想起了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那是在一个月以前，当时他正在山道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拉票。我希望我当时能多待一会儿，好感谢他为了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宜居所做出的努力。四年前，当选举似乎还有意义的时候，我投了他的票，帮助他成为了香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只不过很快他就丧失了议员资格。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其他地方，都会有新的反抗形式，我知道他一定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还记得7月1日的前夜，好像我所有朋友都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同一首歌，是来自香港乐队My Little Airport的翻唱作品。歌词写道，“今宵多珍重 / 明天又不一定是这样”。在主歌段落之间，有一段来自香港最后一任英国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的讲话录音，他说：“现在由港人治港，这是诺言，是不可动摇的命运。”

那个诺言已经被打破，但这不是终局。我们将继续在一个不完美的地方安家。擦掉霉斑，重新粉刷墙壁。或许有一天我们会被强行驱逐，或许这一切都可能被烧成灰烬。但现在，我们还在这里。或许我们还可以努力把这里变得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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