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更冷酷自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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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的北京发热门诊

昨晚,有读者留言来骂我,他说,看看现在放开之后的感染者的病痛、街市的萧条,就可见像我这样的共存派“骨子里是冷酷自私的”,只顾抱着自己的抽象理念,却浑然不顾这可能会给现实中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冲击,“难道你家里没有老人和孩子吗?”

我不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以至于如此愤激。当然,我个人被骂几句是无所谓的,但这确实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社会心态——现在确实有很多人认定,当下放开之后出现的问题,印证了自己原先的预感,也反过来证明当初坚持清零、封控才是对的,而那些嚷嚷着要放开的观点则是在“草菅人命”。

问题是:当下的放开,真的是受共存派影响所致,并贯彻了其主张吗?这其中无疑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区别,但对抨击者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自己的愤恨找到一个现成的替罪羊。

我注意到一点:他们在这么控诉时,通常不是说自身利益受损,而会说是为了老人和孩子,仿佛放开就是无视老幼的冷酷心肠,所谓“自私”的逻辑是:“你反正阳了也没事,想到的只有自己生活因封控而不便,不顾别人死活。”

这样一对比,封控所带来的种种次生灾害,就仿佛都不成问题了,那被轻描淡写为一些私利的小小损失,是理应当服从大局而牺牲的。你受不了?那越发证明你吃不得苦、自私自利,眼里看不到更大的善。

在上海封城时,就曾有人对我说,目睹种种事件,他也“很痛心”,“但是,放开管控后,许多人的年迈父母,更有可能应新冠并发症而不幸去世,你我会不会更痛心?”

吊诡之处就在这里:抨击他人冷酷的人,却认为他人在封控之下所遭受的苦难是可以接受的,理由是为了保障集体的绝对安全,不得不如此——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这样是“冷酷”的。

微博“张忆安-龙战于野”12月14日博文

日前,通俗读物作家张忆安说,他母亲不幸肺癌晚期脑转移,在医院感染新冠去世,宣称“因为我母亲的缘故,我是最坚决的清零派”;然而同样是死,别人的死则被他视为“为更多人的福祉、安康做出的牺牲”。

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孩子而支持清零,但现实是:清零之下,孩子可能是最不需要过度保护,却又是受苦最多的人群之一,其结果,让许多人更不愿意生孩子了。当下的社会环境,已经让“养孩子”这件事变成了普通人的英雄之举。

我当然也上有老下有小,母亲寡居乡下多年,为免我担忧,一直让我安心,她会照顾好自己。她甚至反过来怜悯我们,因为上海封城时,她还能在村里活动,“你们都不能出楼道,两个孩子是真可怜!”

乡下的很多老人,平日原本也不怎么出门,尤其是老头,家里油瓶倒了也不会去扶一下,封控对他们的生活几乎谈不上什么损失,种种不便都没有感受,当然支持。有一次说起,母亲说:“你们是无所谓,但睁眼看看年轻人吧,都快没饭吃了!”

她说,老人不能那么自私,拖着年轻人一起受罪,人这一辈子生死有命,该做的防护做了,万一真感染上没了,那也坦然接受,谁还能一直不死呢?

当然,像她这么想的,在乡下绝对是少数,但关键是这一点:在她看来,其实那些自己利益没多大损失、因而支持封到底的人,才是“自私”的。支持她这样想法的,也未必是多么现代的权利意识,倒不如说是一种传统的命运观:该做的做了,剩下的都是命,老人不应该为了自己去拖累年轻一代。

2022年6月,辽宁丹东隔离错了单元

如果封控的代价不用自己来承受,那就会出现一种吊诡的现象:声称为了“老人和孩子”的“伪利他主义”,内在的却可能是利己的。

像张忆安的声讨看起来斩钉截铁,但有人翻出他的记录发现,其实他在母亲病逝的前天晚上还去看《阿凡达2:水之道》,何况其母本已病重,其死亡在多大程度上是因新冠引起的都很难说,不仅如此,在丧母的悲痛之下,他竟然还不忘在微博上长篇大论,这不是为了流量又是为什么?

要指望一个人的观念发生转变,那是极难的事,也因此,我有朋友说,烦琐争论已经没有意义了:

只有沉浸式地体验一下才可能醒悟,譬如下个月起他收入都没有了,医院封半年其他病他也去不了;那些拉横幅要把阳性拉走的,不过因为他和他的家人没有阳啊,等他们阳了,还会拉横幅吗?总之不过是没有到他那个临界点。

我并不希望那些磨难降临到他们头上,只要不拖着别人一起封控,如果一个人愿意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自己封自己,这当然是他的权利。并不需要在我们理解的意义上“醒悟”。

作家张明扬日前也说:“其实放开后,恐惧的人还是可以自我封闭啊?有谁拦着了?封城是强制所有人封,而放开并没有强制所有人放开啊,爱封的人还是可以封自己,而且不用担心没快递,不用担心做核酸聚集感染,不用担心经济崩溃没退休金,太好了呀。因此,防疫爱好者就是又想绝对安全(呆在家当然更安全),又看不得人家在外面吃喝玩乐,就想拖着大家一起。”

实际上,流感每年也造成全国88000人超额死亡,但没有人会说:“为什么让我家人流感而死,难道不能封城吗?”毕竟那听起来很疯狂。换言之,眼下烦琐争论的背后,其实是默认的自然状态不同:哪一种生活才应当是“常态”?

在广州放开后,有一个观点曾引发很多人的共鸣:“首先要搞清楚,放开是常态,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居家是非常态。居家的人自愿放弃权利是可以的,但他不能要求别人也放弃这种权利。”

支持放开的那些人,并不一定是“自私”的。我有些朋友,虽然也曾被封控,收入影响却很小,但他们照样支持放开,因为他们早早就意识到,只有这样,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

但这就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在放开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磨难呢?我有一次曾说,放开是正常的,虽然不可避免会有死亡,但社会还是会生生不息,不然若论人口,那单单是这三年,恐怕就少出生了不止百万人。结果有人说,这话让他相当震惊,隐含的意味“极为冷酷”。

我想他这么说也未必就是支持清零,只是在他看来,任何个体的价值都是至上的,不应被当作一个数字。当然我并不是说那些人是“应该死”的,事实上我一贯主张为放开共存做好尽可能周全的准备,减少伤亡和冲击,每个人的死亡对亲友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损失,但事实是:不论是哪一种方案都不可能避免任何死亡,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不完美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尽力而为,就像医生无法包治百病,如果他在程序上做了所有能做的,那就不应为病患的死亡承担无限责任。

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公共利益”的视角都可能隐含着去个体价值的危险,我们所争的是如何权衡这两者。公共卫生法原本就需要个人让渡一些自由和权益,但如果一个人不能清楚地理解个人和群体利益的边界,寸步不让,那规则势必就难以建立。

也因此,当下的争论,撇开“冷酷自私”这样混杂着情绪的道德指控不论,乍看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但在背后其实是对“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不同理解。

说到底,这需要自治、自主、自立的现代个体在权利得到保障的基础上,自我负责,并自愿遵守规则,而这或许意味着可能由此诞生一个新的社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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