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的死亡嗅觉 | 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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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死去，从生物学角度讲，是各种代谢的停止，是细胞的凋亡。多年后，记住他们的除了家人、朋友，还有一个医生。

配图 |《在一起》剧照

大概是在医院上班第8年，我会在病房附近闻到一种特殊的气味。

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它，但后来渐渐觉得，这是一种河流流到尽头、即将汇入海洋的气味。或者，就像某种物品燃烧到尽头的气味。这种气味究竟是个什么味儿？不好详细解释，也许就是一种感觉。

我发现，只要这种气味一出现，病房里就必然会有病人死去——在我自己的班上，在别人的班上，这种情况验证了一次又一次。自从我熟悉了这种气味后，就开始警惕它。

这种气味出现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5月8日的中午。它明目张胆地出现在病区走廊里，隐隐约约地飘荡。我闻得见它，却看不到它。这天晚上正好是同事杨缓缓值班，她平时就大大咧咧的，晚上10点不到就躺上了床。其他值班医生睡前一般都要看看手机，翻一下朋友圈，她呢，只要脑袋接触到枕头，3分钟之内必定发出鼾声。所以交班的时候，我忍不住提醒她：“今天我看了黄历，诸事不宜，你最好注意一点。”

“哎呀，别乌鸦嘴了，我看了一圈，连我那18床，半个月没吃东西的，今天中午居然喝了两碗稀饭。”她说。

杨缓缓负责的18床病人是个癌症晚期患者，胃癌肝转移，骨瘦如柴的，突然能吃下这么多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结果到了第二天交班的时候，杨缓缓就跟我诉苦，说18床凌晨3点的时候氧饱和度垮了，家属死活不放弃，又不转ICU，“我和实习生心外按压按了一个小时，家属才同意放弃，今天早晨吃牛肉粉，手都是抖的。”

也许医生大都是无神论者，但我却有一些私人的忌讳或“仪式”，比如：值班时，我查房要按顺时针方向走一圈；夜里睡觉前，除了自己的电脑，办公室里的其他电脑我都要关机，值班室也要关灯、锁门；半夜起来方便，我进厕所前会先敲一下门或者发出一个声音……到了准备交班的时候，千万不能提前写交班记录，尤其不能写这9个字——病区安静，无特殊交班。

通常来说，医生的交班本上要写手术病人、术后三天病人、危重病人、新病人的相关情况。护士交班也要写这些内容，而且要比医生写得更详细。但后来有的医生偷懒，就只写手术和危重病人，如果某天正好没这类病人，交班本上就可以写那9个字加两个标点了。

当然，这是最好的状态，说明“一线无战事”。

5月13日，轮到我值班了。那种燃尽的气味依然在走廊里飘荡，但位置还不精确。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想它最好就待在某间病房，这样我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实际情况却是，我只能猜哪一位病人最有可能被它带走。

查完一圈房，整个病房好像都还平稳，没有哪个病人看上去像是处在弥留之际。但我还是习惯性地拟出了一个“候选名单”——这样既可以事先给家属说一声，让他们拿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不至于太慌乱，又可以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

当天，我的重点关注对象有4个——

12床，一个老头，肝癌晚期，已经昏迷3天了；

17床，一个80岁的老太，胆总管结石引起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3天前我们就准备做急诊手术了，但家属不同意，说老人年龄大了，怕一麻醉，眼睛一闭就再也睁不开。昨天老太休克，家属又要求做手术，但凝血功能障碍，手术没办法做了，从早晨起老太的体温就没低于39.5°C，她呼吸急促，用面罩吸氧，家属拒绝送去ICU；

21床，是个常年酗酒的中年男人，已经到了肝硬化晚期，大量腹水，两天没尿了；

35床，是个老头，胆囊癌晚期，广泛肝转移，全身发黑。其实3年前我们就劝他做胆囊切除术，可老头说症状不重，不做，家属也觉得医生就只想挣钱，于是病情就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也就这4个病人了，我想。到了晚上，会有一个要离去。

12床的老头年纪大了，肝癌又痛，在一次谈话之后，他的家属签了《拒绝抢救协议书》，愿意让老人早点解脱；

17床就比较麻烦了，一大堆家属意见不一，一会儿这个说要抢救，一会儿那个说要让她走得平静点——坚持要抢救的是老太的小女儿，3天前谈手术时，持反对意见最坚决的也是她——我让家属们继续吵，半个小时后统一了意见再来找我；

21床的肚子鼓得老大，呼吸已经是一副叹气样了，我跟他的妻子说这就是老百姓说的“倒气”，“进气少，出气多，等最后一口气出完也就结束了。”他的妻子抹了把眼泪说：“医生，十年前我就知道他最终要死在这个酒上。”

那个浑身发黑的35床估计也快了，因为从下午到现在，他只排出了不到100毫升的小便。

走了一圈，我还是无法下判断。到了夜里9点半，我又带着实习生按顺时针方向在病房巡了一圈，重点看了那几位“候选人”。12床还是那样，就像睡着了；17床的家属终于统一意见要抢救，不过仅限于使用药物，什么胸外按压、气管插管这类有创伤性的就不要搞了；21床还在倒气，我给他上了组尼可刹米，兴奋呼吸中枢，至少可以延长一点生命；35床的尿量没有增加，他的床头灯已经关了，护工躺在旁边的行军床上，手机发出的光照在脸上，看上去有点瘆人。

我嘱咐实习生重点关注一下这几个病人，就独自回到了值班室。

我第一次闻到那种燃尽的气味是在10年前，也是我在医院工作的第8年，当时肝胆外科还在老住院楼5楼。

一个平常的日子，26床住进了一个男病人，正巧也是26岁。小伙子的病很常见，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黄疸，手术也是常规胆囊切除术、胆总管切开取石术，不难做。

那天，主任带着我上手术，小伙子的炎症不算重，切完胆囊才花了半小时。然后我们切开胆总管取石，只是那块石头卡在胆总管的下端，取石的时候费了些周折。整台手术用时不到3小时，小伙子术后恢复也还可以，第二天排了气，第三天解大便，慢慢恢复了饮食。只是每天下午他都有点低烧，38°C左右，温水擦一下就退了。

术后第7天，小伙子竟突然流起鼻血，他先用纸巾塞，结果血流到口腔，一口一口吐出来。家属吓得直喊医生，我尝试用纱布去塞，也没止住，最后是请了五官科的医生用凡士林纱布后鼻道填塞才止住了血。再一查血常规，小伙子的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明显升高，血小板只有12，而正常数值是100-300。

大家分析，这是腹腔或者胆道感染了，可做CT又看不出来。于是主任就把抗生素换成了亚胺培南，这是当时最好的抗生素之一，病人情况又好了几天。

术后第10天，小伙子开始高烧，打了退烧针很快一身汗，体温又正常了。但是第二天又会重来一次。小伙子被送去做了各种检查，可还是不清楚感染灶到底在哪儿。

术后第20天，我跟着主任去查房，小伙子正斜靠在病床上吃东西。他妈妈坐在病床边，用勺子把稀饭喂到他嘴里，他想努力多吃一点，但每一口都很费力，稀饭到了嘴里总会顺着嘴角流到下巴，他胸前垫着的那块毛巾也已经湿了一大半。

我看着他这副样子，不知道该说什么，主任一直说着鼓励的话：“多吃点才有力气，身体有了抵抗力，病才会慢慢好起来，你还这么年轻，你爸你妈还等着抱孙子呢……”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闻到了一种特殊的气味，隐隐约约地从病房的某处传来。一开始我以为是煮在稀饭里的肉末和蔬菜的味道，后来他妈妈抬起勺子，我看了一眼才确定不是。

那天晚上不是我值班，差不多8点，我就离开了医院。我在街上买了个蛋炒饭，才扒了一半就没了胃口，回到家洗完澡就睡了。之后，我做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梦：

白天，我走进医院上班，从走廊开着一半的门外看到护士站，那个小伙子就站在那里和值班护士聊天。他没有穿术后一直穿着的那套蓝色条纹棉睡衣，而是穿了件黑西装。人也不像平时那么佝偻着，小心翼翼地提着引流袋，而是笔直地站着，就像身上没有任何创伤。我走进肝胆外科大门时，他侧过头，对我微微一笑。

就在这时候，我蓦地惊醒了，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一看，才5点15分。如果放在平时，我会心满意足地侧过身，在10秒钟内再次熟睡，等待闹钟在45分钟后将我叫醒。但那天我睡意全无，只好望着头顶的枝形吊灯发呆。

这天早上，我出门比平常更早，穿过市区一路缓行开到医院停车场，时间才7点半。医院楼下的电梯还不算拥挤，我越过排得不长的队伍爬楼梯。走进5楼肝胆科的大门，穿过走廊，准备去值班室换衣服。路过26床时，病房门开着，我特意斜着往里瞟了一眼，发现26床是空的——昨天夜里，小伙子走了。

此后，26床就成了我们肝胆外科最“邪门”的一张床，住这张床的病人总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并发症。后来肝胆外科搬去新楼，肾内科搬到了那里，26床依然是“邪门”的存在。据说，有透析下来的病人住在这个床上，伤口明明包得好好的，可总是出血；有时26床没住病人，半夜呼叫铃响起，值班护士一看显示的床号，吓得都不敢按应答键……

对此种种，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觉得遗憾。如今10年过去了，我已经是高年资副主任医师，再回过头分析这个病例，我估计可能是当时胆总管取石后，用胆道探子去探查胆总管下端是否通畅时，造成了胆总管后壁的穿孔——这是后腹膜的感染，一开始没有明显症状，可后面就无法收拾了。如果放在现在，还可以选择手术去给病人引流，但当时的我人微言轻，只能祈求有奇迹发生。

杨缓缓曾跟我说过一件事，她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当医生，一天夜班时，在病房走廊看见了已经死去的病人。一开始她以为是幻觉，后来又经历了几次，她不能排除是不是自己的心理出现了问题，于是就辞职了。“她说自己辞职倒不是因为害怕，那些擦肩而过的死去的病人似乎也没有恶意。”

听到这里，我想起一句话：“每个医生的心里都有一座坟墓。”

2017年，无论是自我感觉还是外人评价，我已经是一位比较成熟的医生了。只是每每想到在26床附近闻到的那股特殊气味，我总觉得它在某个角落窥视我、嘲笑我。我也曾尝试忽视这种气味，但最后的结局就是吃了个闷亏。

那应该是4月的一天，下午5点，我从手术台上下来，随便吃了几口，就回值班室修改论文了。中途护士进来说34床喊痛，我就让护士给他打支曲马多（非阿片类中枢性镇痛药物）。

34床是个胰腺炎病人，据他的管床医生说，这人性格比较“作”。来了医院以后，这种药他不让用，那样药他不让输，胃管上上去，回头他就自己拔了。住院十多天，34床差不多快好了，结果他一高兴，出院头一天就溜出去和朋友吃了顿火锅，当天下午5点左右，又捂着肚子回到了病房——病又发作了。

为此，他的管床医生挨了主任一顿训。医生表示委屈，说自己已经跟他强调了，只能吃素。34床也很委屈，“我也没吃肉，就烫了点菜吃。”

晚上9点多，我带着实习生查房，刚做完手术的病人都没事，几个重病患者的情况也相当平稳。34床打了止痛针之后好多了，睡着了，心电监护仪的线又被他扯下来甩在一边。一个小伙坐在他旁边陪护，专注地看着手机。

回值班室之前，在走廊拐角处，我又突然闻到了那种燃尽的气味。我站在那儿好一会儿，在心里默默排查了一遍“重点病人”，觉得他们应该都没啥问题。突然，我想起论文当中的一个关键点，短暂犹豫之后，我便走回值班室关上了门。

事情似乎是在一刹那发生的。

深夜11点40分，护士喊值班医生去看一下34床。实习生先过去，没一会儿就跑过来说：“老师，34床！”我冲过去，人已经叫不醒了，他面色苍白，四肢冰冷，叹气样的呼吸。我们给他上面罩吸氧，打肾上腺素，加快补液，可呼吸、心跳还是停了。接下来就是心肺复苏，通知ICU、麻醉科插管。最后，心电监护仪上的波浪还是变成了三条直线。

我走出病房时，走廊里已经来了二十几个家属，有人骂了我两句，还想冲过来，但被旁边的人给拉住了。我走到办公室补登医嘱，完成抢救记录，一个家属在旁边用手机录像。

医务科封存了病历，科室医生在一起讨论，觉得最大的可能是胰腺炎再发，渗出的胰液腐蚀了一根大血管。这种情况非常凶险，即便急诊手术，死亡率也非常高，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做到严密观察病情，也有一定的责任。

这种事，医生要是发现得早，跟家属沟通了，问题就不大，但若是发现晚了，就有很多问题会成为医疗事故鉴定或者法庭上的不利因素。医院处理这种事一般会征求科室的意见，是走鉴定还是调解，调解就是赔钱。

2个月后，医院选择赔钱了事，最后再按比例扣到了科室和医生个人头上。

还有2个小时，就是5月14日了，燃尽的气味依然飘荡在走廊上，我猜测这次要走的人可能是17床的80岁老太。她的氧饱和度只有70了，我又开了组呼吸兴奋剂给挂上，还让值班护士提前把抢救车推到病床前。

当晚大概有十几个家属挤在走廊里，我再次重申老人病情凶险，估计救不回来了，“你们该准备的要准备。”一个留着地中海发型，戴着眼镜，60多岁的男人接话，说该置办的东西已经备齐了。他是老太的大儿子，应该是当家的。

交代完这些，我让实习医生盯着老太，自己回办公室去补医嘱。在走廊里，我看到一个护工正在17床的病房门口往里探望——医院里有些护工除了看护病人，还接了殡仪馆、风水先生的业务。他们遇到弥留之际的病人就会在一旁候着，听家属交谈，看能不能插上嘴，如果能介绍成一单，就有提成可以拿。

这种事儿，医生护士没法管，也不想管。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有时病人家属因亲人去世悲痛入骨，在别人眼里，死亡或许只是一笔生意罢了。

12点还差2分钟的时候，急诊科打来电话，说有个因车祸受伤的病人，让我下去看看。我赶紧回到17床的病房，老太的氧饱和度升到了75，估计这几分钟没事，我便让实习生继续候着，自己去一楼急诊帮忙。

医院的急诊科永远喧嚣忙碌，一张担架床上躺了个快递小哥，一旁有个交警正在和一男一女说些什么。我问怎么回事？急诊科医生递过一张刚拍的CT，说快递小哥是车祸受伤的，“怀疑脾破裂。”

我拿起CT片对着天花板的灯看，他的脾脏的确有个裂口，周围的积血还不少。“什么时候的事，怎么伤的？”

“他逆行。”交警身旁那个男人插嘴道。

交警打断了他，让他先不要说这些，责任以后会划分的。我把片子放下来，语气带点责备：“怎么想到逆行呢？你看这撞得厉害。”

快递小哥讲：“今天下雨，单子太多了，跑不赢。”

我望着窗外，雨从灯光前落下，斜的，一丝丝，各种色彩的反射、弥漫。值班一天忙忙碌碌的，真没注意到外面下雨了。我快速收回目光，交代他们要马上办理住院手续，给伤者抽血、完善各项检查，再通知家属来肝胆科找我签字，病人被直接送手术室。

从急诊科出来，我赶紧打电话通知我这一组的主治医师老梅，住院医师李东。不久，他们赶到医院。快递小哥的妻子签字时手一直在抖，她身边站着个小女孩，四五岁的样子，手里还拎着个毛绒玩偶。

“医生，有危险吗？”女人问。

“当然有，不过我们尽量。”

想到17床老太的氧饱和度掉到了68，应该是“快”了，我就让李东暂时不上手术，盯着那间病房。接着，我、老梅带着实习生去给快递小哥做手术。他的脾脏中间有一道裂口，足有6厘米长，捏住脾蒂，出血控制了。上止血钳夹住脾蒂，切下脾脏，再连续缝合脾蒂，检查胰尾有没有损伤……手术中间李东上来了，说17床的老太走了，死亡证明也开给家属了。

“你带着他们关腹。”我对老梅说。

麻醉师问我，这个病人是送回病房还是去ICU，我说送回病房，“送快递的没什么钱。”回病房不仅省钱，他醒来还可以看到家人，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其实他不用出钱，对方车主保险公司会出的。”老梅说。

“不一定，这龟儿逆行。”

离开手术室时，我看了墙上的挂钟，是凌晨2点5分。回到病房，17床老太住的病房已经空了。与她同病房的病人被临时安排到了其他房间，那间病房的门关着，透过上面的玻璃窗可以看见紫外线消毒灯蓝莹莹的光。

12床像睡着了，不知道会不会苏醒；21床还在倒气，又上了组尼可刹米，氧饱和度到了91，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事；35床的尿量有300ml了，他床头柜上的监护仪屏幕被护工调暗，绿色波形如海浪般起起落落。

我在走廊里使劲嗅了嗅，那种气味消失了。

站在办公室窗前，城市的天空有一团暗红，对面的楼宇还有稀稀疏疏十几盏灯，飞山街上偶尔有汽车大灯扫过。突如其来的疲惫包围着我，胃也空空，像无数双小手在抓，我从手机里调出街对面烤肉店老板的电话号码，让他送一百串烤肉上来。

这位老板胖乎乎的，在飞山横街开烧烤店十几年了。还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和老梅凌晨做完一台急诊手术，下班后就带着满身疲惫去他家喝啤酒。那天凌晨3点，烧烤店里居然还有三桌客人，我们旁边的一桌是情侣，正在相互喂饭，你侬我侬。门口一桌在下象棋，激战正酣，还有两个人站着围观。

现在，距离凌晨3点还差5分钟，老梅、李东和实习生都从手术室回来了。我把手术记录写了，医嘱也开了，又从柜子里翻出一罐啤酒放冰箱里——这不合规，但紧张的急诊手术后，人需要一点点放松。

老梅吃了十根串儿就匆匆走了，说要回家眯一会儿，天亮了他还要送女儿上学。李东吃了十几串儿也走了，说女朋友独自在家，他得回去陪着。值班护士也过来吃了几串，剩下的，我只好和实习生一起消灭了。

我把冰好的那罐啤酒拿出来，找了个一次性杯子给实习生倒了一杯。她有些惊讶：“还要喝酒啊？”

“啤酒算什么酒？”

“也是，就像酱油不算油。”说完，她先笑了起来。

这是我们科室的一个梗——3天前，一个因胰腺炎饿了半个月的病人从早上到中午追着我问自己能不能吃油？先是问能不能吃猪油，我说不能；之后又问我能不能吃菜油，我还是说不能；过一会儿又来问能不能吃花生油？我终于忍不住，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他说：“花生油不行，玉米油不行，橄榄油不行，芝麻油也不行……”

“那医生，我到底能吃什么油？”

我做出无比同情的表情说：“你只能吃酱油。”

仔细想想，医患关系有时真让人无奈。医生明明拼尽全力想让患者早点好起来，但有些人却总是难以克制自身的欲望。就像那位胰腺炎病人，要是不去吃那顿火锅，现在应该还活着。可惜，没有没那么多如果。他死的时候只有46岁，离婚，没有孩子，家里只有一位快70岁的母亲。

一个人死去，从生物学角度讲，是各种代谢的停止，是细胞的凋亡。多年后，记住他的除了家人、朋友，还有一个医生。

也许是年纪大了，也许是带的实习生太多，我越来越记不住实习生们的名字。眼前的实习生跟了我一个星期，干活儿很麻利，她叫安然，名字好听，寓意也好，我应该能记住。我举起杯，和她碰了碰。

“说点什么呢？老师。”

“要说什么？”

“庆祝一下，为10床。快递员回病房了，就在10床，我们拯救了一个生命。”

“也为17床吧。”我说。

安然的眼帘垂下来，轻轻叹了口气。

以前同事们在一起开玩笑，说医生每送走一个病人，就应该在白大褂胸前绣一个方块标记。一开始是绿色的，满十个以后，变成一个蓝色，十个蓝色又换成一个黄色，然后橙色、红色、紫色……以此类推。最后，老医生的胸前就全是花花绿绿的小方块，这有点像军人的资历章，可不同的是一个代表荣耀，一个记录悲伤。

安然突然问我，明年是否带研究生，她想考。我觉得女孩子进肝胆外科很辛苦，于是劝道：“你看杨缓缓，都成汉子了。”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手起刀落，刀光剑影，快意江湖。”安然左手拿肉串，右手举杯子，把最后一口啤酒一饮而尽。之后，她把竹签、快餐盒装进垃圾袋，又扯一张纸把桌子擦了。

吃饱后，我们渐渐放松下来，就一起去看10床的快递小哥。安然轻轻推开病房门，10床就躺在帘子后面，因为失血过多，他的脸色有点苍白。他的妻子趴在床沿上，见我们进去，立马坐了起来。小女孩蜷在床尾，身上盖着半截被子，鼻子里发出儿童特有的鼾声。那个玩偶被她放在爸爸的枕头边上，瞪着眼睛张着嘴，永远是一副萌萌的欢快表情。

简单和家属聊了几句，准备离开时，我又蓦地闻到了那种燃烧到尽头的气味。隐隐约约又实实在在。我猛然回头盯着10床的监护仪，心率103，呼吸18，血压112/73mmhg，氧饱98%，绿色的呼吸波形图依然如海浪般，我似乎听到了浪拍打沙滩的叹息声。

“怎么了医生？”10床家属警惕地看着我。

“没事。”我退出病房，瞄了一眼走廊里的电子钟，是3点51分46秒。

安然也感到大惑不解，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该如何跟她解释那种玄妙的气味，只能说要带她去看看那几位剩下的“重点病人”。

12床依然在沉睡，各项指标都还正常；21床下巴上抬，长长吸一口气，脑袋下点，又长长吐出一口气，中间是漫长的间隔，应该还能再拖一段时间；35床的尿量没有增加，但比之前好多了，他的护工醒过来看了眼监护仪，说“好着呢”，又重新躺下，身下的行军床“嘎吱”了几声。

我们离开病房，走廊上挂钟的时针正好指到4点，分针就停留在12点，似乎没有动。这时，走廊里有个老人走过来，像是23床——他是杨缓缓昨天才收的一个肝癌病人，增强CT预约在今天做。

“医生，疼。”他掀起衣角，右上腹往外高凸出一块，有小皮球那么大。我看过他的CT片，知道肿瘤已经占满了他的整个肝脏。估计他是实在疼得睡不着，就来走廊转转。

“走，回床上去，我给你打一针止痛的。”

23床往回走了几步，突然扶着墙，瘫倒下去。我连忙冲上去扶住，又呼叫护士，加上安然，三个人才把老人抬回病床。他的情况十分不妙，意识丧失，颈动脉搏动都摸不到了，我开始心外按压，给他戴面罩上氧，肾上腺素1毫克静推……

家属匆匆赶来，安然再次替换我，跪到床上给老人做心外按压。我跟家属说现在估计是巨大肝癌破裂，很危险，需要大量输血，“然后急诊手术去止血，手术风险极大，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老人有四个孩子，但只来了三个，还有一个小儿子没到。其他几个子女商量过后告诉我，他们要等小弟来了才能做最后的决定，于是我把安然换下来，继续去做心外按压。

6点3分，小儿子终于到了，他哭了几秒钟后，就和几位兄姐商量完毕，说不抢救了。我示意安然可以停下了，一缕湿润的头发从她的额头垂下来，接着监护仪的那条波浪越来越低，最终变成了一条白色的直线，越来越远。

“收了吧。”我看了看时间，对护士说。

回到办公室，安然把死亡三联单拿出来，对着电脑填写。我先拿起茶杯灌下去大半杯，才拉了张椅子坐下。不久，安然拿着《死亡通知书》和《拒绝尸检协议书》去找家属签字了。

我走出办公室，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厕所，然后再折回。一路上，我使劲吸了吸鼻子，发现那股燃尽的气味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它走了，一夜之间带走了两个老人，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9楼俯视下去。脚下的城市已经苏醒，街上有了寥寥的行人，还有小贩推着早餐车走过。飞山横街除了路灯余晖，被镀上一层暖红色的光芒。那层光芒越过一排排屋顶，在高楼间歇，有风穿行。风之上，有鸟群如剪影缓缓飞过。城市的东方有连绵的青山，现在是浓重的黑、墨绿，逐渐过渡到淡淡的灰色，如水墨般洇开，和天空融为一体，被染成淡淡的红色。

安然站在窗前，突然回过头问我：“人死了，为什么偏偏是日出？”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新人。经历多了，特别是那些癌症晚期的病人死亡，好像就是走一个相同的流程：抢救、宣布死亡、签署各种文书、补医嘱、写抢救记录。而那种气味的突然出现，似乎只是一个提醒，而我根本无力改变结局。不知道昨天的雨是什么时候停的，我只知道，现在，一轮红日正等在群山之后。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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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涯 舞

外科医生，伪摄影师，

附庸风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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