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定义小镇做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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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FT中文网，本文有添加了一些内容。

何谓小镇做题家，弄清这个概念所指，不仅关系到围绕小镇做题家的争论，也关系到更远的将来。

小镇做题家这个充满城乡二元歧视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

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大多数人都要依靠考试，通过教育体系的筛选，逐步升学，学习到更多技能，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会做题，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表现，而通过考试层层选拔，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奋斗的过程。

不过，嘲讽者的本意，未必是要讽刺这个出身与这种自我奋斗。小镇做题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真实存在的。

一、会做题，但不相信知识

先讲一个故事。在一所全市顶尖高中的一间教室中，天气炎热，教室里的电扇没有安装好调速器，在安装调速器的地方，两根金属线裸露在外面，只要搭上这两根线，电扇就会运转起来。不过，两根线的裸露部分都是直的，手拿着塑料部分搭上之后，摩擦力小，过不了多久两根线就会又分开，教室里就出现一片叹气的声音。有人过去，先看了看自己的鞋，是胶底的，确认鞋是干燥的之后，他用双手拿着一根线的金属部分，掰弯，再同样地把第二根线的金属部分掰弯，然后，拿着两根线的塑料部分，把掰弯的金属部分挂上，由于是钩住的，导线自然不会分开，电扇就保持转动。

带电操作的原理与方法，是初中物理的基本内容。教室里的学生，都是顶尖的初中毕业生，不过，他们似乎并不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害怕带电操作会触电。这样的想法，是出于经验，哪怕是精通理论知识，他们仍然选择相信经验。

这种相信经验，而不相信理论的现象在生活中很多很多。比如，医生完全放弃自己在学校学习的专业知识，放弃统计学、药理、最基本的判断药效的“分组、双盲、对照”原则。他们在考试的时候，都能写下正确的答案，但在实际工作中，都把这些原则抛之脑后，理所当然的给病人开出那些不能通过检验的药。

哪怕他们有着博士后的学历，难道他们不正是做题家吗？

虽然知道知识点，但不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并把恪守理论的人称之为书呆子，然后，演变为对规则的轻视。这些人都是做题家。

比如，矿工不相信防护，不愿意戴防护用品，最后出现矽肺。装修的时候，你会发现油漆工根本不愿意戴面罩。再比如，在驾照考试的时候，考了100分，但开车的时候，却不尊重规则，按照口口相传的经验驾驶，比如，转向不打转向灯。我国道路交通每万车死亡率约10人，是美国的10多倍，日本的20多倍。

二、会做题，但缺乏正确的价值观

很多知识背后是价值观。比如，课本上，他们会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包含自由、民主，这些人类知识、文明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描述。考试的时候，他们能准确地回答。然而，但一到了社交媒体上，这些东西，他们能立刻忘掉学过的知识。

考了公务员，经过高考、国考，可谓做题的顶峰，什么题都会。甚至知识点都知道，上到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下到各种规则制度、道德都懂。但是，遇到事，一拍脑袋，下指令的下指令，执行的执行，“把人门撬了”“把人硬隔离”了，这些人不正是做题家吗？

做题家只关注做题，不关注正确的三观，不关注怎么做人。

网上很多新闻，家长反对那些有多动症、自闭症、阿斯伯格症的孩子，与自己的孩子同班。如果这些孩子有攻击行为，涉及安全，当然应该想办法做出更好的安排，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攻击行为，家长担心的是影响到课堂纪律，影响自己孩子成绩。说白了，影响到做题技能的培训。

但是，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学会宽容、善良、善待他人、与人为善，难道不是一个人一生中，比做题更重要的教育吗？

知识、正确的三观，不一定通过做题学，会做题仅仅表示知道这些知识、知道这些三观，但并不代表做题家相信这些知识，认可这些三观。会做题与反智，是可以在同处于一人的。

三、何为小镇？

所谓小镇，并不一定指出生地，而是指：即便生活在城市，在大城市出生、长大；虽然生活在现代化的物质中，但价值观却是小镇的、小农的。打个比方，看到安娜卡列尼娜、简爱不会想到女性冲破礼教、追求爱情这类以往流行的现代性的观点，而是“该沉猪笼”。

从这个意义上，小镇崛起，是舆论场的事实。

不相信知识与小镇价值观，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内在联系。不相信知识，相信经验，可以说是一种农业文明的遗迹。在小农时代，生活和生产局限于一个地域的熟人社会，社会管理以氏族、宗族为单位，依靠经验就足以应对小农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对知识的相信，则是经历长期工业社会、技术进程后人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

更进一步的，小农、小镇的本质是服从。

中国教育缺乏对于鼓励学生进行思辨的训练。从教学理念，课堂纪律，到学生作业都是如此。缺乏鼓励学生质疑，也不鼓励辩论，对于老师，课本上的内容，要求学生相信、服从而不是进行思辨甚至质疑。那些有质疑的人，会被周围的老师和同学嫌弃。所以大多数中国学生缺乏思辨的理念、方法，只是在学习僵化的“死的知识”——更准确地说，学习做题。而不是通过学习某一种知识进行思维的训练，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四、回到具体问题上

利己没有问题，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利己的权利之上的。精致，也没有问题。但实质性的是，在利己的同时，是否漠视他人的权利被侵害、甚至侵犯他人的权利。小镇做题家当然没有侵犯易烊千玺的权利，但他们漠视了房间里的大象。

易烊千玺事件的实质在于，他从事的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行业，他是从市场挣钱，然后交给国家话剧院。稍具批判能力，就不难发现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明星的合法权利，很容易被当下网上舆论场中的舆论在法治、规则之外施加惩罚，所以，明星想寻求一个更好的保障。

小镇做题家的特点是，他们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但却从来不会去维护别人的权利。他们批评明星破坏了规则，但在明星在法律之外被社死、被惩罚的时候，却只会嘲笑“求生欲好强”，甚至本身就参与了这种非规则，非法治的攻击。

很多中国人似乎已经很难理解为他人说话，为同胞说话这件事了。在他们的想法中，一个人如果谈论到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那么，一定意味着这个人正在遭亲身遭遇这些事——否则，为何吃饱了管这事呢？

强弱之势，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明星怕社死，小镇做题家怕裙带关系。好的社会，是“任何场景之下的弱势者的平等。”分清楚权利与权力，是明白这一切的开端，但我觉得，即便小镇做题家，也不知道这个知识点，那怕是985毕业的人群中，能分辨这两个词的都是少数。

所以，在这波争论中，不管是小镇做题家的批评者，还是维护者，无人提权利，都是以强弱论胜负——嘲讽者说，做题算个屁的能力，维护者说，做题就是能力。但几乎没有人说，不管会不会做题，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北上广深，是全中国人的北上广深，户籍、限购，都是不应该存在的。也没有人说，每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应该受到法律之外的惩罚。

这才是关于小镇做题家争论中最为悲哀的一幕。

五、价值观决定了身份

辨析了小镇争论背后的价值观，才能真正看清这一波争论。

中国的城市化历史并不久，现在还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所有，大多数都于小镇有关。

在这一波争论中，从身份地位看，高官巨富，也可以自认小镇做题家，出来为小镇做题家辩护、正名；反过来，也可以是刚刚毕业拿了北上广深户口，年薪才20万的“才上船者”，对仅仅晚了一步的小镇做题家加以嘲讽。

从价值观来说，嘲讽小镇的人，可能真正与小镇做题家站在一边，只是怒其不争，反对他们的价值观，因为正是小镇做题家持有的这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小镇价值观”，限制了小镇青年的未来。而维护小镇青年的，赞美奋斗的，也可能不过是光面堂皇的既得利益者对自己利益基础的维护，是“磨坊主赞美拉磨的驴”。

所以，这一波争论，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敌友难辨。

六、与小镇做题家的反面是“人才”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在一次专题研讨“钱学森之问”的小型学术会上，3位并列而坐的老学者，各用了一个关键词，来表达自己对“钱问”出路的见解。84岁的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陈耀松说“要靠民主”；紧接着，88岁的力学家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之后不久，在2013年1月，他获得了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接着，95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备享盛名的李佩教授说“要能争论”。

其实，超越小镇做题家，不需要杰出，只需要相信自己书本上所学到的东西，并努力践行。从这个意义上，是否是做题家，不在于血统、出身、知识，而在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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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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