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1200的体制内临时工,选择从考公围城跑路 | 我所躲避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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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围城,过去我一直以为考公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但或许我真的太高看这座城,太低看自己了。

配图 | 《县委大院》剧照

2010年7月,我大学毕业了,没有职业方向,更没有人生方向,对校外的世界一头雾水。家人听说我们市人社局需要2名临时统计员做3个月的数统工作,就给我报了名。他们劝我:“既然不知道干什么,那就考公务员吧,机关事情不多也不忙,你可以有大把时间看书,准备明年的公考。”

一直以来,体制外的人对体制内的工作大都有刻板印象,以为公务员的工作日常就是喝茶、看报、混日子,按年纪升官,按年纪退休。那时的我也这么认为,作为对90年代下岗潮有深刻印象的北方孩子,考公是我有限认知里的“最优出路”,所以我没有拒绝家里的安排,去参加了考试。

统计员要统计的数字,都在老档案的窄小表格中,还要核对早已模糊了字迹的手写档案,最终,我凭借年纪小、眼神儿好,顺利得到了这份工作。和我搭档的女生也刚大学毕业,据说她本来要进银行工作,结果岗位被人顶了,她家里人就让她暂时来这儿先干着,再等机会。她妈妈说:“就当实习了,能在政府实习,名声好听,企业招人看实习经历,也有优势。”

那时,我们市人社局的基层科员的月平均工资是3、4千块钱,临聘人员一个月只有1千元,还不交社保,唯一福利是免费午饭票,稍微迟到早退也没人说。

刚开始,除了管我们的科长,偌大的局里没人理我们俩。数统的截止日期是固定的,每天我把计划的活儿干完,就在办公室里做卷子,即使被人看见,也没谁说闲话——没人对临聘人员的行为有硬性要求。3个月后,和我搭档的女孩儿提前离开,如愿进了银行,我一个人做收尾工作,顺便等省考。

因为和处里的人混熟了,处长告诉我,省考前有一次“派遣员考试”,“如果你还想在系统里待着,那就先去考那个”。

人社局的办公楼里有不少派遣员,3个月里,我对这个身份多少了解过。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分几种:第一种是通过考公、军转等正规方式得到编制的公务员;第二种是由企事业单位借调去做某专项事务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般都是事业单位或国企的员工,也很稳定;第三种是通过单位、部门用工考试,在特定的人力资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派遣员,因为派遣员入职率和离职率都高,所以也被大家戏称为“机关临时工”;第四种就是我这样的临聘人员了,没有所属单位,还是短期工。

相比临聘人员,派遣员的身份更尴尬,因为不带编制,无论干多少年,干得有多好,都没有上升空间。而且不管处于什么岗位,月薪都是1200块钱(当年我们市的标准),同工不同酬。他们有社保,但没有住房公积金,相对稳定,只要不犯错、不主动离职、不被投诉,就可以一直干到退休。

处里的同事也劝我先考派遣员:“你看人事口的小瞿,考了好多年才入编,人家在局里待了4年多,谁不认识她?面试官一半都是熟人。你要能混个脸熟,但凡笔试过了,大家同事一场,面试的分肯定不会低。”

我觉着这话很有道理,于是半个月后,就第一次见到了壮观的“临时工招考大军”。在那所定点考试学校里,所有的教室都坐满了人,其中还有不少是研究生和博士。我匪夷所思,心里嘀咕:“难道大家都是为了‘曲线救国’来的?”

派遣员考试和公考的性质完全不同,它的试题都与日常工作密切相关,更实用,也更接地气。因为单位招派遣员的目的就是来干活的,没人义务带教,所以只要是上过班的人就很容易考过。没有意外,我考过了,成为了一名人社系统派遣员,负责为因公受伤的职工做伤残鉴定。当然,我不是医生,只负责收发表格、讲解政策、整理档案和安排鉴定事项。

从此,我从没有社保的短期工变成了有社保的临时工,工资涨了200块钱,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也有米面油领了。我觉着自己总算有了一份专职岗位,进步了。

2010年年尾,很多老企业将原来由单位统管的工伤职工陆续纳入社保系统里。当时还不流行“无纸化办公”,我的办公室里装有4个大档案柜,里面都是1米长的医疗档案袋。等柜子塞不下了,就把档案袋摞在沙发上,等沙发也没地方放了,就堆在地上。我每天和成千上万的医疗档案共处一室,对牛皮纸的味道极其敏感。这些档案有的会被工伤职工拿走,有的则要等档案局的人来收纳,但往往旧的还没走,又有新的运过来,一轮接一轮。

我的工作十分繁琐,每天要收发几十上百张表格,不停地向不同的人重复同样的政策。遇到文化程度低的个人申报者,我要帮他们填那些一式四份的致残原因表,写字写到手指起泡不说,还要应付最难的工作——吵架。我的办公室里永远嘈杂,有人因为对鉴定级别不服来闹,有人因为单位既没缴纳社保又不承认是工伤而大吵。

我觉着自己入了个大坑,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复习啊?我只能天天加班把纸质档案录入计算机,想降低自己找资料花费的时间成本。没想到,这一举动却被很多单位的经办人夸赞了,他们说:“自从你来以后,我们找资料、填资料都快了,和年轻人一起工作,效率就是高。”

我们科长30岁出头,也夸我,说原来负责这事儿的李老师是返聘的老同志,电脑玩儿不转。他想招个年轻的,但编办不给编制,只能找临时工顶上了。他随口说:“如果放在‘外面的世界’,你这就算解决了个难题,是个工作能出成绩的人——”

讲到这儿,他突然收住了后面的话。

我说:“你说吧,没事。”

科长这才开口:“派遣员就算能做出成绩,得到的也不务实,别把你亏了。如果你不是个得过且过的人,就不要对任何事较真儿。”

“比如考公?”我问。

他点了点头。

因为工伤时常会牵扯劳动仲裁,所以我认识了仲裁处的内勤小吴——她也是派遣员。那时我俩都没结婚,中午总在一起吃饭,不忙的时候就互窜办公室,无话不谈。

那段日子,小吴经常坐我对面,看我往电脑里录档案:“你咋还给自己整无纸化办公呢?就你一个,这么录不累死了?”

我告诉她,如果我不弄,她现在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小吴深表理解,说:“咱啊,就是给他们擦屁股的人。”

小吴比我早来两年,得知我干派遣员是为了将来考公,并不认同我这种“曲线救国”的做法,她说:“说句不怕打击你的话,小瞿是个例,不说各大厅了,单单这一栋楼里都有几十号派遣员,人人都想走她那条路,最后有几个考上的?而且,一年成绩不如一年。”

我对她的说法很好奇,大家的成绩为什么会越来越差呢?

小吴开玩笑:“众所周知的原因啊,都是‘腐败’给闹的。”

这个“腐败” 并不是收贿赂,而是身边的大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比如在实权部门做派遣员,见惯了点头哈腰来办事的人,就容易忘了自己临时工的身份,飘了;再比如,有些单位的派遣员人数庞大,没有“进步”的机会,同事关系很和谐,经常一群人呼朋唤友,吃喝玩闹,时间浪费了,想“上岸”的初心也被惰性慢慢消磨殆尽。

我从没见过小吴在单位看书,也没听说她有后路,就很好奇:“派遣员不是长久之计吧,不为考编,你为啥一直留着?”

小吴说,如果知足的话,干派遣员也可以长久。她学的设计专业,不好找工作,还累,她妈说女生没必要把自己累那么扎实:“她给我算过笔账,你看,咱虽说工资不高吧,但给交社保,算下来能摊不少钱,外面想找个给交社保的私企不容易。”

“就为了社保?看来你家不缺钱。”我知道,本市派遣员的社保交的是最低标准。

小吴摇头说自家不是富户,可她不想受累,出去工作压力太大了。我问她之前出去工作过吗?她摇了摇头,说没有,然后我俩就一起无奈地笑了——我们都是刚大学毕业就当了派遣员的,并没有真正在社会上闯荡过,对“社会”的印象,都停留在家庭影响和舆论印象里。

体制内的人会把社会分为“里面”和“外面”,我们在里面,一旦想去外面,就要狠下心来才行。但是我们当时都狠不下心,一是家庭给我们传达了刻板的价值观;二是惰性和胆怯像一把无形的锁让我们把自己困住了。当时我已经工作了大半年,逐渐适应了体制内的工作节奏,还是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够“上岸”。

工伤鉴定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对外工作忙,所以没有繁琐的职场社交。但小吴却没有我这么幸运,作为仲裁处的内勤,她要做很多工作之外的事。在走廊遇到她,她怀里基本都是满着,一摞摞公私皆有的快递都由她收发,她每天要在楼里跑多次。

一天,小吴问我借平底鞋,说单位司机们忙的时候,要她顶替司机去送领导办事。

我问她:“你们处长不会开车吗?”

小吴说他们处长会开车,但觉得自己车去车回没有气派,而且停车费、过路费都要自己垫钱。我很同情小吴——这些钱没多少,但架不住次数多,财务室的李姐一见小吴去报销,就抱怨她贴的发票面值小、张数多,浪费报销单,数着也烦,小吴每次都乖乖站在李姐桌前,听她絮叨,不吭声。

内勤干点杂事可以理解,可我实在理解不了仲裁处的处长要小吴帮自己代养乌龟。处长交代,他的乌龟只能吃肉,于是每天午饭后,小吴就会到街头菜市场的肉摊上买2块钱的生肉,小小一疙瘩。

趁她用裁纸刀给乌龟切肉丝的时候,我给她算了笔账:“每天2块,一个月60,一年700,这钱你处长给你吗?”

小吴摇头:“不给,谁会每天问他要2块钱?难道我敢问他要年费?”

我替她感到不平:“他工资比你高那么多,停车费都不愿意垫,自己的乌龟不养,你一个月才几块钱工资就给他出钱出力,他好意思?”

“那咋办?”小吴说,“刘姐能撂挑子,因为她有编制,谁都不能把她怎么样。我不行啊,万一处长年底给派遣公司说我不合适,再给我重新调个远地方,我更麻烦。”

刘姐被大家称为“处室最硬气的内勤”,她平时只做能摆得上台面的工作,像给同事取快递、给领导养乌龟、代当司机的事情,她都一律拒绝。刘姐这个人很佛系,没啥野心,所以不巴结领导,也不伺候人,领导拿她没辙,这才去要了派遣员。

无聊的时候,刘姐不“研究”领导,反倒“研究”起了我们这群派遣员。她对我说:“小吴知足,干活儿只当是干活儿,她比你想得明白。你不知足,妄想把活儿干成事业,那你混这儿干啥?”

我说我不知道去哪儿,我没想法。刘姐却说:“真没想法的人就老老实实窝这儿了,你又不出去试试,又不甘心窝着,井底之蛙光激动没用啊!又想够天,又不往外蹦,指望谁捞你?想试就去试,要我说,你比我好。”

见我吃惊,她笑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要啥没啥的时候,捡到锅里都是肉,赚了是净赚,赔也赔不了啥,这一个月1000的工作搁哪儿找不到?但我不行,编制才是笼子,想出去,又怕后悔了进不来,挑挑拣拣年纪就大了,跟人说憋屈,别人还骂我矫情,惨不惨?”

刘姐的这番话挑动了我心里扎着的一根刺——其实我很讨厌那只与我无关的乌龟,因为看到它,我就觉着看到了自己缩着脑袋,把身体套在壳子里。

干着干着,我的老朋友说我变了,“身上有戾气”。这并不奇怪,当时我每天的工作要不断跟人扯皮、吵架,除了满心疲惫,几乎满脑子都是“自保”——因为一旦工作出了差错,被人投诉,我就会被直接辞退。

我有些迷茫,不知道做这种朝不保夕的派遣员和出去打工有什么区别。我也变得矛盾,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劝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毕竟我的直属领导很好,当他听说哪个窗口单位的派遣员因投诉而被辞退,总会打抱不平:“这帮娃干着最多的工作拿着最少的钱,搁谁都气不顺,派遣员态度不好得从上面找原因呢,光罚他们有啥用?根上的问题都没解决。”

可是,这种有共情能力的领导,在体制内很难遇到。

一次,社保相关处室一起开会,作为鉴定窗口唯一的员工,我也参会了。医保处的周处长主持会议,他50多岁,说话声音很洪亮,听说脾气也大。会开到一半,周处长想要一份资料,便问:“王莉哪儿去了?这个表不是她做的吗?”

王莉是医保处的派遣员,平时我们工作联系最多,听说她父亲是人社局的一个副科长,因为不求上进,都快退休了才混到副科——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级别的单位比较少见,一般到这个年纪,怎么也得是个处级领导了。

很快,有人把资料递给周处长,说王莉请了假,去做产检了。谁知周处长当即就不高兴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生娃就辞职回家专门生,一个烂临时工,占着茅坑不拉屎!”

我很震惊,局里请假去产检的女公务员多了去,却从没听说周处骂过谁。后来王莉离职了,听说她爱人在部队,她随军去了。她父亲见到周处长依旧跟原来一样,该低头低头,该赔笑赔笑——在体制内,就算是有编制的,尤其是男性,到了高龄混不上去,一样没人尊重。

女临时工遭到的轻视不止在明面上,有的歧视不显山不露水,却十分膈应人。我们局里有一位女副处长,爱化妆,爱喷各种各样的香水,分办公室的时候,她想要一个单间,可因为空间紧张、级别不够,她不得不跟派遣员金姐共用一间办公室。她对此耿耿于怀,当她得知金姐怀孕后,不仅不控制香水的用量,还每天在办公室里喷。金姐无奈,想跟其他人调换办公室,人家同情地对她说,之前这位副处长和蔡处共一间办公室,蔡处怀孕时候她谨慎得很,从不喷香水,到现在蔡处还夸她细心体贴——蔡处的老公,是组织部的领导。

除了这些日常的琐事,在单位的各种活动中,派遣员也很被动。逢年过节举办大型活动,主持人、领舞、领唱都是带编人员,派遣员一般是伴舞、伴唱、扮演凑人头的“背景板”。我们局里有位派遣员长得特别好看,个子高,气质好,却只能做礼仪小姐,有人说她更适合做主持人,带队的科长毫不掩饰地说:“出这个风头对她有用吗?单位的活动,每个位置,每个节目,谁站哪儿都有数,不参与竞争的就往后稍一稍,别挡了别人的道。”

在内部,派遣员只要没被人指着鼻子侮辱,自己也别对身份差距太敏感,也能得过且过。但很多尴尬都是来自外部的误解,身份,有时就成了一道验证势利眼的过滤器。一些来鉴定室办事的人以为我有能力和权利,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规则外的帮助,有的邀请我吃饭,有的提东西送礼。我不能、更不敢答应,并且感到十分害臊。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轻易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旦被他们知道我是临时工,各种逢迎奉承的脸就会在片刻间消失,只剩下不信任,有人上一秒还叫我“领导”,下一秒就直呼“那个小谁”。

一次,我和某企业的3位经办人外出鉴定,办完事,他们不厌其烦地邀请我去吃饭,我都一一拒绝了。

路上,我们闲聊,有个人夸我这么年轻就考上公务员,真厉害,还问考试难吗?要找关系不?

我没多想,如实回答:我考的是派遣员自招,不难。

“合同工?临时工?”这次,轮到他们愣住了。但很快,他们就反应过来了,打着哈哈宽慰我,说我还年轻,以后机会多着呢。

回了单位,没人再提一句一起午饭的事了。

再后来,但凡与这家企业有关的事,经办人总是绕过我,直接去找领导。有一次,因为一个多年悬而未决的老案子,其中一个经办人指着我破口大骂,翻脸比翻书还快。

处长纳闷,问我:“企业把当事人资料丢了几十年,骂你干啥?找你软磨硬泡没用啊。”

我告诉他之前的事,处长明白了,教我:“以后别瞎透底,遇上办不下来的事,他们得找人背锅呢。越难办的事,‘雷点’就越多,你一透底,人一看你好欺负,你的麻烦就来了。”

后来,我学会了适时沉默,日复一日地被人当成“领导”,只能在心里脸红。每当莫名其妙地被吹捧或被骂时,我都有种难以名状的憋屈。

和小吴吃饭时,我告诉她我背锅挨骂的事,她却说起了最近在局里的见闻:“你知道吗?小瞿自从考上编制,变化一天一个样。”

这事儿我也有所耳闻——自从小瞿成功上岸后,不仅气质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连穿衣风格都高调了。我觉着人家从媳妇熬成婆了,骄傲点也无可厚非。可小吴愤愤地说,刚才她和黄婷在走廊里跟小瞿打招呼,人家连正眼都没瞧她们一下,直接过去了。

我很诧异,黄婷也是局里的派遣员,之前小瞿和她玩得挺好的。

“所以啊,差点没把黄婷气死。”小吴意味深长地说,“其实她有啥生气的,在这个环境里,早该做好心理准备不是?人走茶凉,阶层的力量。”

见我没回应,小吴突然警告似的对我说:“你可不许这样!不过你要是当领导了,我给你开车。”

我们相视一笑,那一刻,我突然想跟她说,我不想干了,也不想考公了。我已经深深地感受到体制内的各种身份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这让我感觉不适。

食堂充饭卡的阿姨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云淡风轻地说:“心大点儿,有编的一个月充500块饭卡,没编的一个月充200块饭卡,那又怎么样?谁不是最多都只能吃200块的饭,人的肚子都一样大,没必要太高看别人,你也别小看了自己。”

我像被什么给击中了。身处围城,过去我一直以为考公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但或许我真的太高看这座城,太低看自己了。

第一年,我考公失败,同样失败派遣员还有不少。人社局的楼里真走了几个派遣员,其中一人我认识,是信息中心的陈曦。我们送他离开时,问他以后去哪儿,陈曦说:“不知道,考了3年没结果就算了吧,人都是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不走怎么行。我先给兄弟们探探路,换个工作而已,屁大点儿事儿!”

是啊,做派遣员和干其他工作一样,想走很简单。我也有离职的心了,因为这一年我毫无成长,我的时间仿佛停滞了。但在家人的劝说下,我最终同意留下再考一次。

2011年年末,工伤鉴定办公室搬离社保局,迁入了政务大楼,我和小吴彻底分开了。

政务大楼里涵盖了所有性质的事业单位,每家单位的窗口都有各自的分管科。窗口人多,编制少,除了分管的正副科长是事业编制,余下办理业务的都是派遣员。派遣员多了,没有硝烟的战争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有人为了50块钱的奖金,在背后说闲话;有人因为别家单位发取暖、降温费,而自家单位没有,就闹到派遣公司要求调单位;有人的网坏了,催网管员好多遍都不来修,但科长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人,于是气愤地与网管员对骂……提不上台面的事,在这里都是当正经事争论的,却鲜少有人认真考虑自己的现状和未来。外面的世界每一秒都在变化,但这座城的门闭上了,没人向外看。

政务大楼的四楼是人才中心,我在那里认识了派遣员石楠。他比我还惨,连考5年都失败。他的妻子于晴也是派遣员,在七楼职业鉴定办公室上班,因为只有大专学历,她甚至都没有考公的资格。

他们两人父母都是公务员,算是门当户对,结婚时男方买房,女方买车,父母把家里的东西都置办好了,他们的生活毫无压力。但是自从于晴怀孕,他们就没有了往日的洒脱,午餐都是老老实实吃食堂,也不参加聚餐,很有过日子的样子。

后来于晴生孩子,石楠他妈来派遣公司走报销流程,我恰好在场。听阿姨抱怨,我才知道,原来两个派遣员结婚,日子会那么难过:小两口每月加起来只有2400元的固定工资,于晴怀孕后,这点钱根本不够用,他们又不好意思张嘴问父母要,于晴把父母给的心意钱都花在给孩子准备衣物、奶粉上了,结果到了冬天,俩人没钱交暖气费,于晴只好借口需要老人帮忙看孩子,把母亲和婆婆叫到家里来,俩老太太这才发现孩子居然在家受冻,赶紧一个去补交暖气费,一个去超市采买。后来,两边老人每月都给孩子发“零用钱”,这才让石楠他们小两口不至于因为养孩子而经济紧张。

石楠他妈对派遣公司的人说:“咱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哪儿受过苦?临时工咋了?临时工干的活只多不少,就不能提高点儿待遇?”

我默默地退出办公室,心想:“寄希望于提高待遇,还不如靠自己找出路,廉价的稳定绝不是出路。”

工作2年,每月1200块钱的工资已经把我毕业时的意气风发给磋磨没了,再加上无聊的内耗,我看不到稳定,更看不到希望。公考越来越近,我告诉自己,如果这次再考不上,就离开。

第二次参加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比头一年多了几十万,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松了口气。考前我收到了陈曦的消息,他说自己开了一家小餐馆,现在已经是网红店了,让我去试吃。

陈曦没什么变化,但明显活泼了许多,我问他赚钱了吗?他说:“赚了,都花了,别看店不大,广告投了不少,不然你以为咋网红的?先保持不亏,就有资本走一步看一步,路是人趟的,一步不走怎么行?”

他还是那样乐观勇敢,但好像又完全不同了。

考试结果公布,我以一名之差无缘编制,说实话,干了两年的派遣员,让我看明白了自己,离开这座围城,我没有遗憾。

一开始,我打算骑驴找马,等慢慢找到合适我的工作再辞职,但接连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毅然决然选择了裸辞。

那年春节收假的第一天,一些群众来政务中心办事,结果发现大厅里几十个窗口,只有四五个办事员在上班。群众等得冒火,与办事员发生了冲突,一怒之下拍了视频发到网上。为了平息舆论,最后那个窗口的办事员被解聘,主管科长得了个警告处分。

在这条新闻底下,我看到“又是临时工”的留言评论,觉得无奈极了——年后第一天,各处室领导带着员工相互拜年是由来已久的传统,最后却以解聘临时工来抚平群众的怒火,怪谁呢?总不能怪当今媒体发达吧。

可这事儿没过多久,我自己也成了“炮灰”。

工伤鉴定办公室确定从上级处室独立出来成立中心,编办给了4个名额,新上任的中心主任姓赵,是个50多岁的瘦削男人。此前他一直在政务大楼工作,我在人社局,彼此并不熟,我也不知道他的为人脾性。头两个月,他几乎没来上班,只来过鉴定中心2次,一次是互相介绍,一次是送了2个人来,让我把他们带出来,“可以分担你的工作”。

等两位新同事对鉴定业务基本熟悉后,赵主任才正式走马上任。他来中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叫进办公室,给我倒了杯水,先是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和对那2个新同事不遗余力地培训,然后就切入了正题:“你做个准备,到楼下窗口单位工作,手头事情变动变动。”

我吃惊——他这是要我换一个单位。

赵主任完全没有要瞒着我的意思,直接讲:“你能来中心,肯定是为了考这儿混‘脸熟’,你已经很熟了,事业编也比公务员好考,但是编办给4个名额,现在他俩和我已经占了3个,还有1个名额我有安排,所以把你留到这儿是很不负责任的。其实,你考别的地方还有空缺,咱这儿你已经没机会了,我不想坑你,是为你负责。”

之前我们从没沟通过,他的话让我摸不着头脑。他把水递到我手上,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你是临时工,跟我没冲突,我就不跟你客套了——是这样,我和你们原处长之间有一些小矛盾,他的人我不能留,希望你理解。这不是对你不认可,你工作能力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自己挺悲哀,赵主任竟然直白地对我说我是内斗的炮灰,没有一丝隐晦。

尊严掉了一地,下午我就写了辞职信。赵主任看完一愣,问我:“你不考事业编了?”

我没告诉他我早放弃了,但我还是生气,毕竟他打乱了我骑驴找马的节奏。

离职当晚,我和小吴约了顿饭,小吴觉着我冲动,还说:“你没把自己位置找准,你这个脑子,如果有编制,猜猜想想还能有点儿用。但是临时工就别想那么多,纯纯浪费精力。”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每种工作都有适合它和不适合它的人,我就不适合体制内。“靠岸”的我,终是选择了“离岸”。

尾声

在工伤鉴定办公室工作了2年,我接触的人多,案子也多。每当遇到超出想象的案件,我都会在自己的博客里记录一笔,素材积累多了,就自然而然地写起了故事。

或许是运气来临,又或许是努力得到了收获,我离职后不久,就接到了一家影视集团HR打来的电话。她说她很早就关注了我的博客,趁着集团招人,她把我写的故事推荐给了领导,他们邀请我去参加面试。

经过28天,四轮笔试、面试,我竟以非影视科班出身的背景,在几十名应聘者中成为了唯一通过选拔的人——那才是裸辞的第二个月,我找到这份工作的顺利程度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感到出乎意料。

原来,“外面”的世界并不可怕,找工作也并非难如登天。

之后的14年里,我又从影视集团离职,进入地产行业,做过整天在国内外飞来飞去的进出口贸易,还和出身医疗行业的先生一起创业。我品尝过赚钱的喜悦,也遭遇过疫情的打击,其中快乐不少,困难不少,血和泪不少,教训也不少。但我深知,我迈出的每一步都踩实了,再也没有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飘摇之感。

偶尔,我也会参加以前派遣员同事们的聚会,大家约个饭,聊聊近况。这些年,有人离开体制去创业了,有的挣了钱,有的碰得头破血流;有人力求稳定,换了空闲岗位,用大把的时间去研究股票、基金;还有的人坚持备考,终于考上村官,成功上岸……

小吴已经年过而立,还在干派遣员,听大家讲起“外面”的世界,她抱怨:“你们活着是体验,我活着只是活着而已。一晃10年,如果当初我也早早离开,哪怕累几年,拼一拼,是不是就不会一事无成了?但我走不了了,现在这岁数,我不知道出去以后我能干啥。”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 | 罗诗如     运营 | 梨梨     实习 | 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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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 葵

一粒长着眼睛的微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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