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职工盟:三十一载工运路,历史留了未来的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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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戴上黑色头巾的大良特意提早出门,撑着两边拐杖,到达位处葵涌石篱山上的职工盟培训中心。年过60岁的大良是地盘工会前主席,在职工盟(香港职工会联盟)创会时期已经加入,这个下午,职工盟在培训中心举办特别会员大会,商讨解散的议程,但他得在其他教室教导工人做木模板,无法参与大会。一个年轻员工看到他,急急翻找桌上近百本的旧相簿,“我刚才见到你张相!”“唔好揾啦,过咗去啦。(不用找啦,已经过去了)”

“过咩去?你仲系度。(过什么去,你还在这里)”员工最后翻出一张摄于2001年5月1日的照片——职工盟在中环遮打花园办一年一度的劳动节游行大会,年轻的大良头戴黄巾拿着“工潮最多奖”的锦旗,笑得有点含蓄。“你不要问我(现在的)感受,我是个喊包(哭包),”大良说,“我感觉就像要送家人上山(出殡)一样。”

几个小时后,三楼的会员大会通过了解散职工盟的决定。出席会议的属会代表共有67张票,其中57票投赞成、8票投反对、2票投弃权,仅仅有3票超出8成会员通过的门槛。末代班底在随后的记者会上宣布正式解散职工盟,30多个属会代表坐在身后,映衬着一幅手写“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在一起”的黑色横额。“好庆幸,原以为只坐两排,最后坐了四排。”副主席邓建华说,“创会时有25个属会,临尾这么大政治压力,约76个属会留下来,真的不差。”

职工盟成立于八九六四的阴霾底下,成长为香港第二大劳工组织平台,主张独立自主、民运与工运密不可分,解散前​会员人数超过10万​人。走过九十年代组织资源最匮乏、却发生工厂北移潮的时期;进入千禧年代后确立“社运工会路线”,将工人与社会议题互相扣连,并与国际组织结盟;2010年代发展出工学联盟路线,面对愈趋严重的外判制度和工人零散化,抗争方式亦更加多元……

近20年,香港愈发涌现大大小小的民主运动里,都能看见职工盟绿色的旗帜。

职工盟打过胜仗,也有其无法否认的困境。作为老牌泛民团体之一,它在雨伞运动后遭受挫败,与本土思潮下的年轻人分歧渐深;2019年反修例运动,泛民团体再次追着年轻人跑,但未赶及摸索出新的转型路径,强大的政权就先掉头反噬,咬住了这些龙头大佬——在亲中媒体报和政府的炮轰下,创立多年的民间人权阵线(民阵)、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陆续解散,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前主席吴敏儿,皆因不同罪名入狱。

敲门声来临了,末代主席黄迺元说,“整体的公民社会,我们是其中一块骨牌。”这块骨牌倒下之际,会址所在的油麻地永旺行的电梯没有一刻是静止的。穿上“滴水穿石”衣服的职工盟职员上上落落,忙着把办公室改头换面,竖起展板和物件,抓住最后的热度讲述职工盟31年走来的故事。

天台顶楼,在阳光照射不到的阴翳角落,有野蛮生长的盆栽。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摄:林振东/端传媒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摄:林振东/端传媒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摄:林振东/端传媒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摄:林振东/端传媒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摄:林振东/端传媒

职工盟司库钟松辉在《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举行的天台上。

职工盟司库钟松辉在《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举行的天台上。摄:林振东/端传媒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摄:林振东/端传媒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摄:林振东/端传媒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摄:林振东/端传媒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

《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摄:林振东/端传媒

末代

9月19日,在永旺行7楼,几十个记者把职工盟办公室挤得闷热。黄迺元待在一角,待自己平静下来后,与其他成员陆续步入会议室。

“对不起,我们撑不下去了。”他宣布,因职工盟成员收到继续运作就将威胁其安全的信息,执委会决定启动解散程序,让会员就解散的意向投票。前一天,团体的重要人物蒙兆达在社交媒体公布离港,并辞任职工盟总干事,“一种强大力量,逼使我必须在总干事和爸爸两个身分之间,作出痛苦和无奈的抉择”。

8月11日,《东周刊》在全港最大单一行业工会教协解散后,引述消息指警察国安处正紧盯职工盟,首次扬起了风声。一个月后,副主席翁爱明及徐考澧辞去职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大公报》专访被问及职工盟时,指任何组织和团体违反国安法都要负上责任。

左报连日炮轰,指职工盟“收黑金”、“靠境外势力豢养”、“疑操控近百工会反中乱港”。

会上,一名记者问及职工盟创办人李卓人对启动解散的想法,黄迺元竭力稳住的声线顿时如风中烛光般晃了一晃。他交叠在大腿上的双手紧抓一团纸巾,手背上是未擦干的泪水。他嗫嚅,“对不起人哥。”

黄迺元的发根泛灰,戴一副方正眼镜,常身穿牛仔裤、揹布袋出现,外型看来粗犷,说话柔声细语,喜双手合十向人致谢。曾有摄影记者把握不定地问职员:“蓝色衫的那位是主席吗?”被称为“末代主席”的他以前并不为公众和媒体所熟悉。

上任前,他是清洁服务业职工会会长,及后加入职工盟执委会,2020年当选副主席。今年2月,吴敏儿因参与民主派初选被控违国安法,卷入漫长的诉讼,在狱中辞去职务,职工盟要选出顶替人选,“我不想见到大家你眼望我眼,多过一秒,我就举了手。”

职工盟主席黄迺元。

职工盟主席黄迺元。摄:林振东/端传媒

黄迺元出身中产家庭,艺术系毕业,擅长后现代表现主义的创作风格。毕业后在拍卖行工作,常见买家贵价投得画作,随便卷起带走。他心生厌闷,开始思考阶级的问题,便转职无家者的支援工作,露宿街上,想要理解街头生活的肌理。

直至街友介绍他一同去当清洁工,“做散工有粮出,可以租‘别墅’不用瞓街”,他才真正走入基层的世界。“基层工友的生活都是餐揾餐食餐餐清,他们不发声的原因,self-esteem,很清楚自己没有议价能力。”三四年前,第一天上班,黄迺元在垃圾房吃饭,听着女工友用三种不同的大陆方言吵架、劝架,“现在经济形势这么严峻,就是汰弱留强,清洁工工作是很多基层妇女、新移民、少数族裔,甚至是长者的就业救生筏。”

他及后升职至管工,每天清洁工陈伯在厕格里面打开门跟他打招呼,“他就好像打开自己的房门一样,拿着一杯奶茶和一个面包,说:早晨啊元哥!”他当时被这个画面震撼,“what the fuck……这就是行业的生态。”

那正是2017年间,工会连结学界和传媒广述工友困境,激起了一波关注清洁工的浪潮,清洁工被逼在厕所吃饭、酷热天气戴三双手套在户外工作等等的新闻接连爆出。炎热的八月夏天,在黄迺元工作的商场,有外判清洁工被客人发现在育婴室换制服上班,经投诉后被解雇,网民蜂涌至商场的社交媒体给出批评,指商场根本没有空间给工人更衣,工人最终复工。

黄迺元意识到声音联结起来所造成的压力,后续发展更超出他预期——公司在走廊搭起枱櫈让工友吃饭喝水——这成为他心中一个重要的起点。而那名最初想着认命就好的女工,后来也向工会表达:以为自己没人关注,但发声时,原来有人会来帮忙的。

2018年,参与海丽罢工的工友们早上到房屋署外请愿,但在门外坐了数小时后仍未有人接见,唯有在门外的阶梯吃著饭盒继续等候。

2018年,参与海丽罢工的工友们早上到房屋署外请愿,但在门外坐了数小时后仍未有人接见,唯有在门外的阶梯吃著饭盒继续等候。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2017年底,长沙湾海丽邨清洁工指被外判公司剥削遣散费,在寒风中罢工,举起“怒”字抗议牌。职工盟组织干事落场协助,并启动2013年码头工人抗争中累积下来的劳工权益基金,发放每天250港元的罢工津贴,工人于10天后成功追讨遣散费。

工潮泛起的连漪,牵动其他屋邨清洁工奋起罢工,这时黄迺元也看到了职工盟的身影。那年,他在真人图书馆活动中分享工作日常,职工盟和前清洁工会会长罗智伟特意找他,游说他加入工会。他想到在育婴室事件里,曾经用管工身份调停但成效不彰,“真的可以试一下,当个人力量不能发挥太大作用的时候。”2018年,他加入职工盟属会的清洁工会担任理事。

这时的职工盟面对着伞后加剧的威权政治与本土思潮的双重夹击,正陷入瓶颈。2014年雨伞运动落幕,政府拒回应市民对公民提名行政长官的诉求,中央亦加强压制,年轻人逐渐倾向支持“香港人优先”的政党及组织。这股思潮与身为左翼的职工盟所紧跟的国际主义原则大相径庭,其关心中国劳权、提倡外雇居留权等等说法,不为本土派年轻人所认同。

2016年劳动节前夕,九间大学的学生会发表联合声明,批评工会抗争“行礼如仪”,指不会参与职工盟主办的五一大游行。这一年,不少年轻本土派议员高票当选,而职工盟的领军人物李卓人,则丢失了自1995年起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席位;当时职工盟争取标准工时、全民退休保障等劳工权益,都未获2017年行政长官的主要参选人承诺推行。

香港工运学者陈敬慈形容,那是一种“内外交煎”的状态。而这时,黄迺元才刚起步。

他到职工盟上培训课程,听蒙兆达强调当组织者的同理心,吴敏儿分享在英国航空工会的经验,李卓人解释工运历史,从九七前争取到集体谈判权讲到临时立法会废法,从最低工资谈到标准工时,“哇,那时听到,发现那种团结力量充权不只是工友,我很记得Carol(吴敏儿)说的——你成为工会理事也是很重要的个人成长。”慢慢,他开始实践工运技巧,在区议会提出反修例运动中催泪烟对清洁工的影响、抗议抗疫基金忽略了在商场和工厦工作的清洁工。只是这张试卷不过写了一阵,就突然被撕破。

2021年9月19日,职工盟举行记者会宣布启动解散程序,干事们在走廊观看直播。

2021年9月19日,职工盟举行记者会宣布启动解散程序,干事们在走廊观看直播。摄:林振东/端传媒

黄迺元在记者会后重看新闻片段,才发现自己脸上有厕纸屑。他会前洗了把脸,忘记抹走。

承载着31年香港独立工运历史的职工盟,最后一段路,由投身工运不过数年的黄迺元仓卒地担起了大旗。50岁的他当过5年清洁工,从工会理事、会长,做到职工盟副主席、主席,相比在航空业工会耕耘18年的前主席吴敏儿,他自觉站得不够稳,话说得不够好,有时眉飞色舞地表达了心里话,随即又提醒自己正襟危坐,“远远不是那级数。”

压力快压垮了他。他如常工作,工余处理职工盟的事务,把咖啡混着酒喝,“你饮咖啡应该是想醒,你饮酒应该是不想醒,其实很像我现在的状态——早点解散好抑或不要解散好?其实我想点?”他看着办公室内走动的同事,自觉辜负了职工盟,公布启动解散程序的集体决定,“感觉很像医生要跟亲友说,对不起我们尽力了。”

自主

职工盟或会解散,在人称“娥姐”的邓燕娥心里,早有意识,但她没想过那么突然。她甚至忘记了,得知职工盟几天后要宣布启动解散程序的那个夜晚,她在做什么,只有那震惊和难以接受的心情,到现在都未能消化。最近,她去探望李卓人,“他就说他正在写回忆录,都未写到职工盟成立,怎料到职工盟已经解散……”

2021年10月3日,职工盟记者会后,干事们相拥道别。

2021年10月3日,职工盟记者会后,干事们相拥道别。摄:林振东/端传媒

媒体往往描述她为“李卓人太太”、职工盟元老,但其实她在劳工领域低调耕耘了数十年。2011年,邓燕娥卸下总干事职务、退出职工盟,接下另一个NGO组织“亚洲专讯资料研究中心”(简称亚专)的董事会主席工作,在亚洲劳权和性别议题的跨地连结上,又一做十年。

但如今,除了丈夫入狱、要顾着一头家的千丝万缕,邓燕娥自己的两大事业,都面临解散的打击。运作了45年、历史比职工盟还要久远的亚专,被左报攻击为“职工盟的相关组织,收取境外资金为职工盟泵水”,亚专也随之宣布在9月底自行关停。

走了一世、如今危机重重的劳权路,始于七十年代末她在理大读书期间,加入大学生组织“天主教大专联会”。她自中学起信奉天主,热心在教会帮忙,以为信仰就是忙弥撒、念经、圣诞节报佳音。但大专联会关心弱势社群的定位让她一下对信仰有了新的理解:“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对于社会里那些贫穷和受压逼的人,原来是有种责任。”

大专联会把她从自己的世界里带了出来。放了学,邓燕娥就和不同院校的学生一起,去九龙界限街、明爱中心借出的一个地方开会学习,“那时很热闹的,晚晚都灯火通明,我们参加活动比上堂还要投入。”暑假社会实践,有同学做小贩,邓燕娥也去过电子厂“体验工人生活”;艇户事件热议时,学联态度鲜明、争取艇户上岸,大专联会的学生就去帮艇户的小孩补习。

“和学联比,我们是很弱鸡、小儿科”,她指出在当时的左翼学生组织中,大专联会的活动比较软性,学生多在“读信仰、读中国历史”,但这段经历从此将她和弱势、劳工话题紧紧扣连在一起,“我整个人都改造了”。

与此同时,七十年代香港外围经济正发生变化,欧美把生产线转向东亚地区,香港成为世界工厂;到了八十年代,工厂又开始倒闭、北移,很多工人早上回厂,去到厂门才发现老板漏夜跑了。劳资纠纷不断,维护劳权的工潮兴起。

虽然六十年代的香港不乏意识形态强烈的工会联会(包括左倾亲共的工联会和右倾亲国民党的工团)、以及相对中立的行业工会,但前者在国共互斗时期,主要为政治目的抢工人,互相敌视,难以合作及争取工人权益。六七暴动后,人们对左派工会发动的炸弹及暴力袭击感到恐慌,工会生态被大大改变,工联会转趋沉寂,工团也因政治色彩强烈而未能取而代之。

左右工会未能在之后新兴的、出口导向的制造企业中建立工人组织,而行业工会则规模和会员人数都较小,也仅以福利性工作为主。以制衣为例,“行业工会很多,譬如缝盘又有一个会,钉钮又有一个会,染的又一个会,应该只是制衣里面都有十多二十个。但这些工会全部都是不做事的,只是有个名字在,然后可能饮饮食食,搞下蛇宴。”

“所以那时为什么觉得这么重要,要搞工会?”邓燕娥回忆,“这是很清楚的,如果工人要保障自己,要争取权益,你一定要自己搞。”

职工盟前总干事邓燕娥。

职工盟前总干事邓燕娥。摄:林振东/端传媒

1982年,为了“实践信仰”,邓燕娥加入基督教工业委员会(CIC),从学生活动正式进入到劳团工作。成立于六七暴动之后的CIC,七、八十年代的工作除了工业宣教外,就是尝试扮演协调政府、商会雇主、工人和本地劳工研究学者的角色。邓燕娥一去到,就被民主派元老、当时的主任刘千石着去组织独立工会,然而“(那时的)我连工会是什么都不知道,一条劳工法例也不懂”。

人是白纸一张,老板刘生也没什么招数可以过给她,社会上的组织经验更是一片空白——左右政治战的模式当然不可学,而个别成功的独立工会经验,如司徒华组织的教协,也难以应用在工人组织:“一个清洁工、一个普通的蓝领工人,生活现实是很不同……我们只能一边摸一边学。”

关厂裁员问题很常见,为工会的职场组织创造了难度,外在的劳工团体多以危机介入的方式与工人接触。邓燕娥和同事们就有空就去工厂区派单张,大型纠纷起来的时候,就去现场挂街板和横额;工友慢慢知道了CIC,“其他工会完全不出现,我们都是一枝独秀的。”倒闭潮最厉害的时候,早上9时半到晚上9时半,打来咨询的电话没有停过,“很紧急的时候,电话一放下,大家都跑出去。”

往日不过读书上教堂的女子,一开始甚至听不明白工人的说话,但她以非工人身分介入工运、慢慢融入的过程,又似乎相当自然:“我想我本身对于工友的生活、经验、故事,都很感兴趣……和大家一起为同一个目标做事……也是很愉快的过程。”

邓燕娥打过一些胜仗。新蒲岗的一间制衣厂,最后一批时装造好,准备搬去货柜,厂子就要倒闭,百名女工出不到粮,她一个人跑去支援,和大家商量决定所有人坐在厂门不让货出。一些讲义气的搬货男工,故意抱怨女人塞住门口,放软手脚,不冲也不搬。厂方报了警,对着外籍警察,邓燕娥扮听不懂英文,拖延到晚上八、九点,老板放弃,货也不要了。后来工厂清盘,这些出口欧洲的值钱时装卖了些钱,女工们才终于有了一点钱分。

到了八十年代末,二十年间,大大小小独立工会有了雏形,但抗争力量实际上还是零散而孤立的。1984年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各界热衷讨论前途问题,左派工会又再度活跃。香港工运界左中右一度出现大团结,但统战和排斥还是因政治利益发生,左派工会和独立工会形成分化和竞争。

放在这种现状下,一人介入自发组织的方式,更见孱弱。对邓燕娥来说,最严重的一次,是嘉士伯啤酒厂工友投诉经理粗口烂舌,她和几个核心工人在一人家里秘密开会,欲成立工会来和公司谈判,谁知消息走漏,公司反而不动声色地派人跟踪,最后以“违反公司约章”的理由解雇了“搞事”工人。其中一位工龄14年的工人,原本享有一笔优厚的退休金,被解雇后却“斗零也没有”。邓燕娥始终觉得是自己害了人家,没人怪自己,她却耿耿于怀。1988年,她决定“停一停”,去英国一年,进修劳工课程。

七十到八十年代也是国际工运壮大之时,国际工会联盟(ITUC)留意香港,提供资金及培训,“我走之前,国际工会代表和香港这边就开过会,讨论要如何结束一盘散沙的状态。”加上中港政治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内外都感受到或许有需要成立一个独立于工联会、工团总会之外的工会联会。但这种想法并不是那么强烈,刘千石曾回忆,当时比较强调工会之间的合作,不一定要另办工会的。

1989年,李卓人在北京登上返港的飞机上被公安带走,软禁四天,后签署悔过书才重获自由。

1989年,李卓人在北京登上返港的飞机上被公安带走,软禁四天,后签署悔过书才重获自由。 图:职工盟提供

议程转化的关键事件,是突然发生的八九六四。CIC支持学生诉求及北京工自联,由工运领袖李卓人带着香港市民捐赠的190万港币到北京支援学生,但钱还没有给到,惨剧就已发生,李卓人联系港府组织回程包机,自己却为保护全机被公安带走,软禁了四日,后签署悔过书,承诺“不再在北京搞活动”,才重获自由。在香港平安落地之后,他在迎接的人群里找到已结婚四年的邓燕娥,抱着她痛哭失声。

“天安门除了学生,也都看到工人搞自主工会,而他们也都被镇压了”,邓燕娥点出当时的忧虑,大家觉得不能再等到九七,要在主权移交之前就成立中国共产党控制以外的工会平台。刘千石也曾确认,“民运之后我们觉得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工会,然后以工人的利益为优先,这是民运前后的区别。所以90年就成立职工会联盟,其实当时凭信心而已,大家一群人有想法,觉得应该要实行。”

1990年9月29日,职工盟成立,由25个协会、97000名雇员组成。刘千石把李卓人等工委会里的四、五个人调过去,并放手让路给年轻人。从英国回来了的邓燕娥也顺理成章加入。草创之初,职工盟就这样定位自己:撇除左右,维护劳权,也争取民主。

2020年5月1日,职工盟在旺角设街站,王宇来、李卓人、吴敏儿与蒙兆达在现场展示诉求手势。

2020年5月1日,职工盟在旺角设街站,王宇来、李卓人、吴敏儿与蒙兆达在现场展示诉求手势。摄:林振东/端传媒

海龟

这些变化,都被巴士车长钟松辉看在眼里。钟松辉现在是职工盟末代班底中的司库,总是一身白衬衫、黑裤子、软底黑鞋的职业打扮,他从1979年、约莫26岁入行,工作第二年加入中华巴士职工会(中巴职工会)做会员,本来“只是这样而已”。很多人被六四吓怕,他也“不知道自己想点”,大脑一片空白,却开始往前走,“人在江湖,神推鬼拱”,渐渐汇流到了工运与社运的潮流中。

1998年他带领新世界巴士职工会(新巴职工会)加入职工盟,之后做过执委、副主席,一路上参与组建了社民连、工党,2005年做了民阵的召集人,今年民阵解散他做了最后的临时召集人,“又是我一手结束它”。

加入职工盟前与后,他在巴士工会里都有自己的战场,做人求公平,做事讲策略。“你话我烂仔风格又得,话我傻傻地路见不平又得……我最嬲上级欺凌下级”,他顿一顿,“大家都做嘢咋嘛(做事而已),点解你要欺凌人呢?”

曾有男下属向他投诉外籍副总经理性骚扰,也被钟松辉“搞”走了,“是我一手一脚砌(搞)的,我什么都做得出……不合理、不公道,是谁都好,我都照砌。”

1997年港府宣布取消中巴专营权,由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新巴)接手营运,中巴员工平移去新公司。旧工会也应该要平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职工会条例》去信登记局,将中巴职工会改名成新巴职工会,只不过需保留旧工会工团属会的性质。

但面对左右派工会,理事们都存疑,钟松辉分析大家的心理,“觉得他们都为了共产党或国民党,对照顾劳工的方面没有那么积极。”

最终,大家觉得不如索性成立一个新工会,由钟松辉和其他六个人签名申请。到了1998年8月尾,中巴成为历史,中巴职工会“自然死亡”,新巴职工会的成立顺水推舟。

职工盟司库钟松辉。

职工盟司库钟松辉。摄:林振东/端传媒

新工会要加入一个大的工会联盟,钟松辉给会员提出了职工盟的选项。他解释其实一直很留意职工盟的新闻、活动,“一直mon住去比较”,而且他们“打过几场仗”,其中一单就有关巴士车长。

“巴士噪音令九龙巴士(九巴)一个车长耳膜受损,结果九巴炒了他,职工盟协助那位车长抗争,在九巴的荔枝角车厂扎营、静坐抗议,最终成功让他被重新聘请。”

这件事震撼了他,他也去过车厂现场观摩,“几多人的,收了工大家都不走,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气氛。那个气氛很重要……如果没有气氛,不多不少(大家)都会有些怀疑,掂唔掂啊(行不行啊),但你看到这么热闹,那么多伙计去慰问支持,你是看到的。”

他更加意识到劳资谈判的策略和手法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或者没有抗争策略、谈判技巧,要如何完成这个工作呢……”

最终,新巴职工会的百多个会员,投票通过加入职工盟。

在邓燕娥眼里,钟松辉加入的九十年代,是组织的建立期,什么资源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当时的国际自由劳联有提供工人培训的基金,“其实是很少钱……我们都是靠很少的钱,以及不断去募捐去撑住。”

钟松辉加入职工盟的首要考虑也不是资源,而是工会知识,他感叹很多东西都是从职工盟的培训中学到,“例如如何做一个理事长,面对资方什么态度……旧工会对工会运作、劳资谈判技巧、策略,其实都没有的,工团也没有开班教过。”

这些知识被运用到他和公司的交手中。在他的记忆中,左右派旧工会没有发起过工业行动,只会在谈判中斗快“扑锤(决定)”,将问题速战速决,钟松辉做会长的新工会则让公司直呼受不了:“从1999年开始,我们年年都有嘢搞,有时一年两次”,时任新巴公关关则辉直接斥责,“他说没有见过一个工会这么痴线(神经)的,五年搞八次行动。”

慢驶过,静坐过,罢工过,行动涉及公司上下的安全、福利、薪酬。他并非对资方毫无同理心,“亏本啊赚得少啊,不要紧,可以体谅”,但他强调资方的诚意,“得把口,那我如何相信你呢?”职工盟教会他,劳方也要做功课,“你一讲资方就知道你有没有做,知道你做了,唔呃得几多(骗不了多少),他就好一点……事前功夫是最重要的。”

他心里有一盘数。计钱,“经济增长、通胀、消费,用这些数字去谈薪酬。假设说通胀2%不加薪,那其实不仅没有加,而且还一个钟减2%。”计人,“严格来说(某次罢工)是失败的,第一天包括车房300多人,整间公司有2千多人,车长都1600人,车房都几百人,300多人罢工,真的湿湿碎(小意思)。”计日子,“以前是年头1、2月开会谈加薪,新巴就4月……不过不是剥削我们,就算4月谈,谈到6、7月都好,都还是追溯到1月1日的。”

2018年2月26日,九巴车长叶蔚琳与约20名车长到九巴九龙湾车厂外,要求资方与大联盟会面。

2018年2月26日,九巴车长叶蔚琳与约20名车长到九巴九龙湾车厂外,要求资方与大联盟会面。摄:林振东/端传媒

巴士行业的特别之处是,如果有罢工,公司的压力来自政府运输署,工人的压力则来自市民,经济环境、社会气氛,都会影响同事参与行动的心态和谈判能量。因此钟松辉也注重和管理层做非正式沟通,“好像摸底一样,有时谈判达不到自己目的,视乎相差多远”,非正式沟通更像信任的交换,“甚至可以留返条尾的,资方信不信得过,下次就知道了。”

林林总总,都是“抗争搞手”钟松辉对职工盟的肯定。他给出很高的评价:“不论是再培训中心这边(培训工人),还是秘书处这边培训工会理事,何谓工运,如何营运好一个理事会,诸如此类,在香港独一无二。”

1994年起,职工盟承办政府职业训练局课程,成立培训中心,结合培训和组织工作。事实上,这种依靠培训来催化工运的方式,和职工盟成立初期资源匮乏、使用“危机介入”策略是相辅相成的——因没有资源吸引一般工人参加,也没有足够人手到工作地点进行宣传,所以相对被动等待危机发生。这种策略后来也成为了职工盟中的主导路线,缺点是渗透力低,组织力弱。

邓燕娥形容培训的作用就像海龟上岸生蛋,百几只蛋,去掉被挖起来吃掉的、变成小龟就被叼走的、走到半路晒死的、去到大海被大鱼㗳了的,能活下来成为大龟的可能只有十几只,“那个困难是这样,很多都是回去了,可能被老板镇压了下来,吓怕了,或者有些又收买了。”

九十年代中,不少人筹划移民,职工盟则筹款买会址,跟市民筹到原价一半价格的330万港元来付首期,买下油麻地永旺行的19楼连天台。组织架构开始慢慢建立,议会内外的两条路线也越发清晰:钟松辉擅长的厂房组织和街头抗争还在继续,同时职工盟也争取进入议会、改善法例。后者被认为是相较危机介入更有效的、推动工人权益的方式。

1996年筹钱买永旺行职工盟会址。

1996年筹钱买永旺行职工盟会址。图:职工盟提供

左翼

新世纪前后,因应1998年金融危机,企业裁员、减薪、改变劳动合同的手法层出不穷,许多人失业或成为“口停手停”的散工。自1989年新机场兴建开始,港府就引入劳工外判政策,这在经济状况不好的时日更与本地劳工的利益形成分化。

在左翼人士看来,这些现象反映的是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全球化带来经济便利的同时,也让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广泛延伸,资本投机化、劳动非正式化、临时工化,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工人也被吸纳来完成资本积累。

多年来有一句笑谈形容香港的自由经济:税有多低,劳工保障就有多差。

这种状况下,职工盟除了要帮助本地劳工争取权益,也没有放弃关注外判及外劳利益,甚至还连结了其他国家的劳工问题。这些群体的共同“敌人”,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千禧年之后的职工盟,走上“社运工会”路线。

钟松辉心里的标志事件是强积金对冲。强积金(MPF)制度于2000年实行,对冲指的是当员工被解雇时,雇主可以用MPF中公司的供款部分,来抵销因解雇员工而需要支付的遣散费、长期服务金,俗称“打工仔贴钱炒自己”。事实上,这些政策方向在殖民末期就有讨论,学者周永新指是港英政治妥协的手尾。

“这也是属于工人的权益,虽然好像不关工会(行业内的)事,但好像又关工人事㖞。那你出不出声?”钟松辉强调将工运扣连社会问题的意义:“很多社会议题都关工人事,住屋问题、退休问题、强积金对冲……全都影响工人的生计。如果你关心同事、关心工人的压逼,那你就要关心社会的政策……”

2005年韩农反世贸示威。

2005年韩农反世贸示威。图:职工盟提供

邓燕娥心里的标志性事件是反对世贸。2005年WTO会议在香港召开,会期一周,全球约有3、4千人来了香港,职工盟用了整年的时间去筹备。对当时的香港人来说,反对世贸或许与个人经验相悖,毕竟香港一直是个自由港。但这议题对职工盟的自我定位非常重要,“我们反对,是基于我们看到其他国家工人的利益,他们很受这些开放政策影响。”

邓燕娥认为“社运工会”的“社运”可以理解为和其他地方的连结,连结的对象也可以不仅仅是工会。事实上,韩农团结、多元、新奇的抗争方式,对邓燕娥是一个冲击。邓燕娥记得,韩农不喜欢按警察画好的游行路线走,职工盟去协调,韩农也觉得不必要,“他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跟足警察呀?不是说警察话乜就乜,你也可以反建议呀。”

韩农的抗争形式也富有戏剧性,最经典的莫过于三跪一拜,又跳下维港。见到香港舆论并不太接受这些方式,他们又立马调整策略。“其实他们是有一个很强的组织和纪律,白天再多活动,晚上匆忙吃完饭盒,就会开会去检讨,然后又谈第二天是怎样,接着会排练,搞到三更半夜才睡觉。那种纪律、文化真是令我觉得眼界大开。”

副主席邓建华说,香港反世贸一役,令不同的行动者有机会深入交流,“譬如我们和韩国民主劳总那个友谊,那时加深了很多,韩农几百人被捕后,我们做法律支援,去绝食,要求释放韩农和其他示威者。”他说,“香港像一个hub一样,亚洲的人会在这里交流经验。我后来做FADWU(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时发现,香港搞出来的印尼团体,从什么时候认识自己本国的社运人呢?就是WTO。”

2007年扎铁工潮,李卓人脱去上衣亲身上阵。

2007年扎铁工潮,李卓人脱去上衣亲身上阵。图:职工盟提供

回到职工盟本身,2007年的扎铁工潮和2013年的码头工人罢工,均是尝试把工运连结社运的重要例子。2007年,扎铁工人抗议薪酬被资方压榨,要求加薪,工联会与商会闭门谈判未能达到工人诉求,工人不满遂自发游行。后来职工盟介入,向社会募捐罢工基金,工人开展为期36天的罢工,民间团体亦大力支援。2013年,码头工人工潮更是紧密地与传媒互动,利用社交平台发放信息,并连结学生组织如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

比较特别的是,职工盟班底在2011年筹组工党参政,“就是为了将劳工法例改善的倡议带入议会,亦利用议会资源帮建制外的工会抗争。”

在这几个人看来,政策带入议会倡议,最成功的案例就是最低工资立法。1998年职工盟发现麦当劳的时薪为全港最低,之后就由1995年进入了议会的李卓人去倡导法定最低工资,推动逾十年,终在2010年成功立法、2011年开始实施。初初每个小时是28元港币,2019年调整到37.5元。

2005年最低工资请愿。

2005年最低工资请愿。图:职工盟提供

邓燕娥在茶餐厅吃东西,也偶然听到做奶茶的人闲聊,“呀,我们以前没有最低工资呢……以前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人工了。”这让她感到欣慰。但她也曾听过有基层抱怨,设定了最低工资后,最低反而成了最高,让她意识到要去研究标准工时的立法。

钟松辉则指,职工盟刚推出这个概念时市民还比较陌生,但现在人们甚至都开始留意“生活工资”的概念。黄迺元以清洁工人的经历讲述生活工资的重要:“投身清洁工会便知道,原来没有50蚊楼上(50元以上),根本是生存不到。”

钟松辉感受到香港的劳工文化似乎有些变动:“以前大家就觉得外面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现在就很不同了。”

邓燕娥最遗憾的事情,是集体谈判权的得而复失。李卓人曾于1997年在立法会中提出私人法案《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获当时的立法局通过,但在主权移交仅仅16天后,条例就被临时立法会冻结,其后被废除。李卓人立刻绝食五天以表抗议。后来数十年职工盟争取复法,但至今香港也没有法例保障集体谈判权。

2021年10月3日,会员大会现场挂了一幅照片,是97年李卓人于立法会提出《集体谈判权条例》获通过,但回归后旋即被董建华废法,李卓人绝食五天以示抗议。

2021年10月3日,会员大会现场挂了一幅照片,是97年李卓人于立法会提出《集体谈判权条例》获通过,但回归后旋即被董建华废法,李卓人绝食五天以示抗议。摄:林振东/端传媒

劳工研究认为,集体谈判权的缺失会大大影响罢工成效,因为罢工的最终目的也只是为了谈判,但若“罢了无用”,则于事无补。由于没有法例保障,香港的雇主并没有和劳工谈判、协商的责任,也容易强化劳资对立。

如今左报给职工盟扣上“反中乱港”的罪名,对此,钟松辉明确指出,工会对所有政权都是投不信任票的:“因为工会觉得政府所有政策都是偏帮资方的,就算政府立任何法例,都是劳方着墨少一点,美国英国的劳工政策也都是这样,虽然他们是民主国家……独立工运在运作上是不会受到政权的制宰的。”

“其实搞工会的人,真正去搞的,一定是左翼思想。现在没有人再用这个名词去解释工运的最终目的——阶级斗争,实际上两个阶级就是资方和劳方。资方用它的优势和话语权去剥削劳方,劳方为了争取应有权益,就同资方谈判、抗争,都是想要拿回工作尊严。”

对于集体谈判权的废除,邓燕娥就感慨:“回归和不回归都是一样,不会说因为回归了脱离了殖民地政府,香港的工人就会有好些的日子过。”她叹了一口气,“其实都是一样的。”

1997年废集体谈判权绝食。

1997年废集体谈判权绝食。图:职工盟提供

左报另一个指控是职工盟收取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的资金,并指这个组织属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辖下。翻查NED网站,NED表明资助“团结中心”用以推动独立工会。“团结中心在世界各地都有支援独立工运的计划,我们确实是长期 partner。那些计划就是不同的劳工倡议项目,例如集体谈判权、理事培训。”邓建华说,职工盟也有很多本地伙伴,例如乐施会。

“它文章说ITUC(国际工会联盟)是美国操控的,这个更搞笑,他们和中国总工会都很友好。”ITUC是代表163个国家、332个地区的全球最大工会联盟,“这些对搞工会的人来说是很荒谬的事,等于说联合国或者世卫是美国操控的。”

他说,“好像回到冷战时的共产主义立场。”

“太古工会如何不跨国呢?”邓建华举例,像太古饮料(香港)职工总会就跟国际食品劳联(IUF)有很强的连结,这种关系有助他们与各地可口可乐的工人交流,也有利处理劳资纠纷,“很小地方的工潮,像amplifier一样直接通去总公司那里。”

“我们和世界不同工会及NGO有长期交流,这个本身就是很正常的事。工会不能只在香港搞,一定是跨国的,跨国企业的问题要透过跨国工会去解决。这本身就陷入香港工运的传统里,由头到尾没有变过。”他说,“我觉得它现在不是只在攻击你、把国际连系说成‘勾结外国势力’那么简单——它是在攻击整个工运的传统。”

职工盟解散了,邓燕娥认为是最坏的时刻:“有些很独裁的政府,譬如菲律宾杜特尔特,他也有独立工会嘛。以前在殖民地时代,职工盟都可以出生、长大……那为何现在这个特区政府不可以容忍呢……可以有一些规范,我都会接受。但要逼这些民间组织解散,标志着这个社会真的……是极权化了。”

职工盟副主席邓建华。

职工盟副主席邓建华。摄:林振东/端传媒

城堡

宣布启动解散程序前,邓建华在社交媒体分享讲述韩国光州民运的电影《华丽的假期》,写了五个字:“最后一哩路。”李卓人和吴敏儿入狱后,邓建华决定参选副主席,源于“顶上别人本来要顶那一份”的念头,本打算走到最后,却发现“原来现在就行到尾”。

邓建华并不讳言,在这之前,“我们旧有的模式,可能雨伞运动之前应该当是一个终结来的。”他同意议会路线有成果,但随着香港的政治矛盾日渐激烈,大众的注视点亦从深耕细作的工作上移走,“政策倡议的路愈来愈窄。如果讲劳工政策的改善,那个空间已经没有了。慢慢,人们意识到要有一个更加阔的、政治体制的改变,才可以改变到其他东西。”

新旧工运的组织形式区别在2019年更加明显。“旧方式是自成一国,外面急速的变化,和里面的气候不一样。它也有它的好,强的时期很多人去帮忙民阵游行、六四集会,但网络动员这回事,就和我们工会模式底下的动员,真是两种。”

“你的议题未必是没有人关心,但手法本身脱离了某一大批人的生活。”

他同意反修例运动中政治罢工的根基是弱的,但他更在意新工会运动带来的冲击。于邓建华来说,2019年6月出现了一个大的、香港人的主体,接着有不同的人发现可以用某些身分参与运动。其中,“劳工、或者 professions (专业)这回事出现了,不同的机场集会、医护集会、公务员集会出现了,行业的Telegram group一下子就几十个弹了出来。”

“它不是工会,但其实它是一种聚合的雏形。艺文界集会在爱丁堡广场有千多人,说了很多 freelancers长期面对的问题,然后催泪弹就来了。”而这种对行业处境的关注,又自然地回头与社会议题接轨,2020年,医护界罢工要求政府因应疫情封关,保障医护人员。

如今,曾高度活跃的医管局员工阵线也迅速被政权盯上。“是不是很像(北京的)工自联?八九年,其实他们也是想搞罢工,它也是刚诞生就要差不多没有了。”他说,“虽然我们正在散,但我觉得那个聚合的过程,自发性的高度,仍然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答案。”

2020年2月4日,医管局员工阵线宣布进入第二阶段罢工,多个工会到医管局大楼发起请愿活动, 以“一人一信”方式要求医管局向港府施压全面封关。

2020年2月4日,医管局员工阵线宣布进入第二阶段罢工,多个工会到医管局大楼发起请愿活动, 以“一人一信”方式要求医管局向港府施压全面封关。摄:林振东/端传媒

未来工运如何走,受访者暂时无法给出确切回答,他们唯一能肯定的是这31年建立的工人连结并不会一夜消失。一直以来,各大工会独立运作,职工盟作为平台,除了支援工业行动,也承担了部分会务。清洁服务业职工会最近讨论到职工盟解散后的会务分担,虽然工友大多基层出身,上班是耗精神的体力劳动,但各人主动接下会计、文书工作,会长黄迺元看在眼内,“那一刻你是很感动的,你找不到位退缩。”

在最后的会员大会上,很多工会表达了想要继续走下去的想法。邓建华说,会上一个清洁工会姨姨说,因为学历问题、工时过长,清洁工长年都靠工盟干事支援,她忧虑未来工会能否迅速回应社会议题。“但她也不是只说惊,不只是表达无助,而是提到唯有自立去生存,我觉得这就是多年的工会教育精神。”他说,工会思考很多补位的问题,也明白到它们之间主动的连结和资源互补,“就应该自己去做。”

邓建华觉得,职工盟不应对这些工会的未来多作评论,但是组织者可以回想工盟出现前的年代,那来时的路,“而人与人连结不只工会,可能还有社区、兴趣小组。未来人与人之间还是要织网的,如何织?这是我们要问的。”这一切就像回到1990年前的原点——即便当时的政治形势、组织空间与今天截然不同,但组织者也是在九七前抱着即将被灭顶的心态做事,他说,“那种摸黑前进的精神,也是摸着有多少空间去走多少路,我们也是一样的。”

在他眼中,香港以往跟别的国家比,不论是运动的处境、空间、自由度,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长年担任外籍家务工工会的组织干事,他和印尼、菲律宾工会朋友有深入交流,这些同样有后殖民经验的工会,为邓建华带来了启示。

“永远都见不到运动可以升起那一下,他们如何自处呢?那样东西可能是很共通。”菲律宾借反毒之名暗杀不少工运人物,韩国的工运领袖入狱也不鲜见,“但人家都是继续做,人家都是可以在一个很沉重的压力里面,没有空间,甚至死人的情况里面继续做。”

对于香港,他的外地工运朋友从多年乐观变为今天的担忧,“为什么香港霎时间就可以进入这个阶段呢?他们感觉到他们的政府很差,但不是很渗入骨髓、社会肌理的一个政府。他觉得我们无处可逃。”

生于1989年,邓建华毕业于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中学和大学是学生会干事,后来加入学联。毕业后他加入职工盟,一做八年,“我是执委中很后辈的,但年轻同事笑我已经是叔叔了。”邓建华说,在民主运动的浪潮中,他总是处于中间,“被视为泛民的代表,但我这种人又知道这里跟那个世界脱节得紧要。”他说,“本土派思潮转变时,我都笑同事世界拗咩(争议什么)你都未知。”

算起来,邓建华几年前也是个会冲的年轻人。2010年,议员们发起“五区公投”,翌年他与社民连梁国雄等闯进科学馆,冲击政府的“替补机制”论坛被告上法庭。这十年里,街头上异议者的年纪与他差距愈来愈大,对行动的想法愈来愈广,他紧跟香港的变化反思,写新的论述,在职工盟内部提出质疑和挑战。

但他自问直至2019年才对群众有更透彻的理解,以往的抗争记忆也回来了,“19年换了一个人”。2019年反蒙面法游行当日,他因“管有攻击性武器罪”被捕,去年被判囚4个月。

职工盟属会成员将干事王宇来抬起。

职工盟属会成员将干事王宇来抬起。摄:林振东/端传媒

在职工盟最后的记者会后,邓建华忙着接受访问,错过了同事大合照的欢腾时刻。访问途中,年轻的、资深的干事一个个跟他道别。他在培训中心里关灯的角落,犒赏自己般从容地喝着一罐汽水,“我每次都这样,被不可抗力的东西带走,增加自己capacity的东西却没有做,”像练字、读书,“自己抓紧不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他像一个容器,多年来注入工人运动和政治反抗的理论和实践,自己反而缺乏容身之处。

“我大学的时候,学生运动正在上升,刚巧是2008到2012年。”尔今,他的一些伙伴有的在狱中、有的在海外。“这一辈的社运人已经黄咗(曝光),现在的社会管控是看你的file。你的生命选择是一回事,你去做什么事情,都会被盯住。”

“表现出来很英明神武,但很攰(累)。”他说,“我们这辈是遗民来的,过了今天,我有什么适用(于世)呢?我不知道㖞。”他不会惧怕没有组织的生活,他有时也跟自己说,“终于可以放低,做咩成日要背负住30年嘅嘢?你条命是自己的。”但当组织生活成为习惯,那些话也不见得有效,“要不是不会留到今天。”

“我现在这个位置,不如就说是什么都不知道,去探索吧。旧模式在今天终结了,但过往我们在里面仍然有变化,仍然有东西照射出来,是做得到的。”

解散之后会不会再入狱呢?邓建华尽量不去想了,他现在只在意有没有说好职工盟的故事。“你先要保留这些故事,其实最令人害怕的是这个故事而已。未来的人如果要搞工运的时候,不可以做国际连结,那他也要知道完整的工运,也包括争取民主。”

几年前,邓建华曾经跟印尼的年轻组织者跑到万隆(Bandung)的山上,一批农民占领了一片土地,生活了多年。他记得,那些农民两三句便把自己的占领故事,扣连到印尼人抵抗荷兰人的历史,接续九十年代民主化后,他们如何大规模进占那块土地。“他们对自己抗争历史的了解都很深。他不是只是做眼前的东西。”

“历史给了他们能量,不只是意识形态。抗争的历史给予了他们能量。”他说,“他们那个城堡就是他们的。”

2021年9月25日,职工盟举行《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展览部分场地位于大厦天台,并有“When will we be back?”涂鸦。会员大会于10月3日表决通过解散职工盟。

2021年9月25日,职工盟举行《序:职工盟三十周年展览》,展览部分场地位于大厦天台,并有“When will we be back?”涂鸦。会员大会于10月3日表决通过解散职工盟。摄:林振东/端传媒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李智贤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香港职工会联盟,《铁杆起义 千个扎铁工人的36天》,2008:鼎丰文库 陈惜姿、谭晖、叶沛渝,《不认命的故事 工盟20年》,2010:香港职工会联盟、快乐书房 潘文翰、陈署峰、黄静文、陈敬慈、蒙兆达,《团结不折弯——香港独立工运寻索40年》,2012:进一步出版社 香港职工会联盟,《撑到底!——码头工潮40昼夜》2013:香港职工会联盟、大众码经

陈敬慈,“‘双层危机’之下的香港工运”,载郑炜、袁玮熙(编)《社运年代:香港抗争政治的轨迹》,2018: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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