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四川人真的都被张献忠杀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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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用户 凤凰军事 发表

　明末清初，在四川发生了大屠杀，人口急剧减少。清朝期间所编撰的 “史料” 以及一些 “记录” 等都把大屠杀的责任归于张献忠。由于清朝的统治延续了两百七十多年，以至绝大多数人都对此深信不疑。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

　　影响最大的是一本过了近百年後才出的名叫《蜀碧》的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 “记述” 深信不疑而对“流贼” 痛恨不已。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只不过 鲁迅“後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病後杂谈之余》）

　　《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 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可说是满清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御用文人，所以他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明 末清初时期的张献忠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善待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反倒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所以清军侵入四川时支持张献忠的人不多，因此引起张献忠愤怒的可能 不是没有。而且张献忠在看到大明王朝被李自成推翻，清兵又乘机入关，并很快占了大半个中国之後，明白了天下已属满清再也轮不到他自己，因此而自暴自弃的可 能性也不是没有。

　　但如果把造成四川 “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的大屠杀都归于张献忠，则实难苟同。因为这并非张献忠所为，而是清兵自己所干的好事。最後还赖到早已死亡的张献忠头上。

其实，只要仔细查看一下清兵侵入四川的那段历史，真相不难知晓。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 “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

　　“民 · 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这是 16/4/9 年满清贴出的公告！！！！！！

　　这种残忍的镇 / 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欺骗中国人，满清居然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试想，假如张献忠真如满清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麽，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

　　这不是明显的矛盾嘛。

四川人民的反清活动被残忍地镇 / 压後，的确是到了 “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的地步。清廷不得不迁移湖广的人口至四川（即有名的以湖广填四川）。造成这种惨状的不正是满清们吗？可见当时的满清们不仅穷凶极恶、而且栽赃的手法也卑鄙至极。

　　当 然越是夸张和宣传张献忠的 “屠杀”，就越能证明真正的刽子手们的行为是“正义” 的。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满清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 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 “记录” 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 “历史” 代代相传，两百年後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不过，如上面的例子，还是可以从满清自己的记录里找到矛盾的地方，从而还回历史的真面目。也有後来的出土文物戳穿了当时满清所制造的、流传两百多年的谎言。

　　例如，有一个栽赃的著名例子：满清的 “七杀碑” 传说。满清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後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 “圣谕碑”。碑文上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

　　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即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丝毫的杀气。

　　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後一句改成了七个 “杀” 字以宣传张献忠的 “残暴” 和满清的“正义”！

　　张献忠绝对没有像自满清征服全中国後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制造 “弥望千里，绝无人烟” 惨剧的决不是张献忠，而是当时的满清军队。

知乎用户 徐草央​ 发表

亡灵法师张献忠

知乎用户 天日昭昭 发表

没有啊。多重原因造成的。张献忠背黑锅

湖广填四川是 “假象”，四川人多是古蜀后裔

作者：邓经武 雷兵

明清之际战乱对四川造成的灾难性恶果，当时的材料是这样记载的：“白乙酉以迄戊戌，计九府——百二十州、县，惟遵义 (当时遵义府隶属四川一一引注)、黎州、武隆等处免于屠戮，上南——带稍存孓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乾隆版《富顺县志》卷五载，当时全县“民之存者刁；一人，若能完其家室者，千万中不一见也，鸡彘绝种已数年”，甚至在最富饶、人口最密集的成都平原，荒芜的情况严重到“成都所属州县，人烟断绝千里，内冢白骨亦无一存，孓遗无可为食，地中拥枯骨而糜之以糊口”。于是，就有了“湖广”(今湖北和湖南) 移民 “填四川” 的人潮。绝大多数四川人都是移民的后代，并且人多数都来自于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众多历史学家如是说，几乎所有的四川人如是说，甚至各类家谱、族谱亦如是说，简史自就是定论。

一、川人的普遍寻根指向：麻城县孝感乡
确实，由于巴蜀人盆地的气候温湿，物产丰富，具有 “天府” 般的自然优势，以至于历来都是中国人大规模移民潮涌向之处。在中国大一统格局形成之初，秦始皇就以国家的意志，开始向巴蜀人移民，即史载 “秦移万家入蜀”，后又将商鞅、嫪毐的门客数千人强制迁移入蜀。这批“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 的杂家和异端邪说者入蜀，正与极具 “蛮夷” 风的巴蜀地域文化构成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为巴蜀地域文化增加了新鲜血液，浓化了巴蜀文化的“边缘” 特色。汉、唐等历代王朝统治者，一旦面对国家范围内的灾害，往往都采用驱令人民 “就食巴蜀” 的措施来缓和矛盾来转嫁经济危机。因此，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程度不同的 “移民巴蜀” 的事件。至于扬雄先祖伯峤，在晋六卿争权之乱中为避祸而 “逃于巫山，因家焉。” 后又 “溯江上处巴江州”，再于汉代为“避仇” 而“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李白、苏轼等先人的入蜀等，则是个别，此略。我们必须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巴蜀的潮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四川人的民系 (人种) 构成，也未能改变大盆地制约所形成的巴蜀民俗风习以及 “四川话” 的方言方音特征。按照人类文化学的理沦，一种异质文化进入只有强势话语的新环境中，常常会 “入乡随俗” 地被当地土著文化所化。

　　我们还是把名人作为个例研究。前国家主席在其《杨尚昆回忆录》说：“历史上四川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一次是元末明初，阅为连年的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芜了，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为了恢复元气，从两湖还有广东人量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第二次，是明末清初，起义的农民军和官兵连年激战，四川人口降到全国倒数第二位。据县志记载，安岳县甚至 “户不盈十，厂不满百，难以设官”，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所以，清朝前期又出现了一次“湖广填四川” 的移民运动。这次移民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各省有 100 多万人入川，占当时四川人口总数的一半。所以，清代四川的人口，大多是两次‘湖广填川’移民的后裔”。杨尚昆又联系自己的家史说： “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 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 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入籍，就住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 (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二县落户”。“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 意识伴随着作者的大半生，这当然是由于家庭的口耳相传和整个社会民间传说的浸润，作者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误会”? 作家比政治家更注意历史文化的寻根。

1947 年，艾芜这样追述着自己的家族历史：“明末的时候，张献忠在四川大肆屠杀，弄得好些地方，都没有人烟了。湖广人大量地迁徙进去，才把空下的地方，填满了人家村落。所谓湖广人，便是指湖南湖北两省人说的。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艾芜生活的时代，人们普遍重视自己的 “根” 在何方，他听到的传说或看到族谱，使他对之坚信不疑：1948 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 自己 “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他这里已经明确地把自己的籍贯落实到“乡”!。而《汤氏族谱》所载的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 年) 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 (今武冈县) 高沙柿杨家桥 (今属洞口县)。在互联网上，寻根指向“麻城孝感乡” 的人比比皆是：一位叫陈益蛟的网民说白己的 “祖籍是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四川简阳县普安乡杨金章在网络上留言追寻“祖上在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的情况” 并自述 “：据我父亲讲，我祖上杨惠杰是洪武年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马桑坪(当时在湖北有 12 代) 迁到四川简州府东乡烂坝子 (即现四川简阳县普安乡) 的……，我家族谱没有记载湖北麻城杨氏家族的情况。最好能帮助寻找我家前辈在麻城县孝感乡马桑坪 (家谱记载的地址) 的情况”：四川沪州易小平在网上说：“相传明末清初我祖易朝鸾、明鸾、鸿鸾三公由湖黄州麻城县孝感乡填川蜀都, 定居沪城 (现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我分支无古谱可查”，这两份“族谱没有记载湖北麻城杨氏家族的情况”、“分支无古谱可查” 的情况，其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深思的东西，最讲究 “郡望” 和“根”之所在的中国人，常常不厌其烦地要寻根到 “三皇五帝”，怎么会把中间一段家族迁徙历史遗漏? 为何要“填四川” 的说法也很不统一。

《宣汉县志 · 人口志》记载，韩氏一族，原籍湖北麻城，明初 “奉旨入川” 居万源县，后迁宣汉县：川南内江县 {周氏族谱 · 修谱白序} 云：“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插入川”，隆昌县民国 28 年版《黄氏族谱》载；“明初，洪武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 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一一此为 “奉旨说”：《明太祖实录》卷 181 记，洪武“二十年三月丙子，汉州德阳县知县郭叔文言：‘四川所辖州县，居民鲜少，地接边徼，累年馈饷，舟车不通，肩任背负，民实苦之。成都故田万亩，皆荒芜不治，请以迁谪之人开耕，以供边食，庶少纾民力从之”——此为“填川垦荒说”；光绪版《张氏家谱》载，“康熙年间，瑞贤公嘱子恭人：‘蜀地甚好，胡不往归。’于是恭人公于雍正已酉年，承父命，偕兄俊人，至于新都马家场”。又如光绪《严氏族谱》载：“西蜀古称天府，扬子云、诸葛武侯之所居也。凡吾子姓往川者，俱意气勃勃，莫不争先恐后。于是或居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者，处处大有其人在也”；再如民国版《周氏族谱》载：“蜀都土沃财丰”，“族中人饱间而羡慕之。到清之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徙居川省者不啻是星罗棋布，幸何如也”；民国《范氏族谱》也有类似记载：“十一世端雅公称，‘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而行’，于雍正六年辛酉，遂率子五人相随入蜀，乔居永宁” 一一此为仰慕巴蜀而自愿迁徙说。

　　我们的看法是，三种说法都有事实依据，移民入蜀也是确实发生过。道光年间魏源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清初)“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但明清之际的战乱真的把四川土著 “连城带邑，屠尽杀绝”? 对此我们不敢苟同。

许多史学家根据当时的一些史料，统计出清初人口 “稍存孓遗” 的严重程度，又计算出后来人口猛增的数量，得山当今四川人都是 “湖广填四川” 移民后代的结论，甚至肯定 “没有十代以上的四川人”! 其实，战乱之后四川人口的增长，应该有外逃漂流的土著战后返归家园等因素。在康熙三年(1664 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就在奏疏中揭发：蜀省绅士，“旅寄于秦、楚、滇、黔、江、豫等处”，拒不回籍，康熙六年(1667 年)，张德地再次上书建议颁诏天下，外省“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清政府重申：“四川乡绅应回原籍”。四川省蒲江县临溪漕《陈氏族谱》就这样记载：“遇张献忠兵乱，遂率家避兵乱于洪雅钟宝寺，国家太平后，奇龙公遂籍于洪雅，奇虎公迁仁寿，奇彪公迁嘉定，我始祖妣赵氏(奇凤公已卒) 携二世祖芳毓公迁蒲江，生三世祖”：蜀州火井塘《杨氏家谱》就说自己本是土著 (重庆市潼南县)：“据家谱记载，在明末清初张献忠进入四川后，在潼南县将我杨氏族人杀得血流成河，只有一个人逃了山去，在西秦大概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避祸二十余年返回潼南。从此香火延绵，这人就是我的第一代先祖：杨正文”；民国版《荥经县志》卷九载：“相传石、黄、王三姓以避深山得免”；清代著名诗人吴伟业在《绥寇纪略 · 盐亭诛》中也说：“叙州人逃入深山，草食木衣，久与糜鹿无异”，如此等等，已经透露出，四川土著很多只是暂时逃离战场另寻安身之所，并未被完全屠杀殆尽，战乱后又返归家园。邓小平女儿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引述过{邓氏分谱} 这样的记载：“爰逮明末，天人乱，四川为最。(邓氏族人)持谱而散四方者，不可胜数。时，吾祖日方携眷属之粤东廉机任上，以避之河 (祸)。过三叉河，海贼劫抢，举家溺水。其子嗣祖、绍祖弟兄独存，所带之行李、谱牒，随之损失矣。及至清初，嗣、绍弟兄奉谕回籍”；咸丰版《云刚县志》载：“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洪武时由湖北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也透露出“北岸” 是土著原居地的信息。

二、一个纯属虚构的地名：麻城县孝感乡。
民国版《荣县志》等代表着一批清醒者的怀疑：“明太祖二年，楚人入蜀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对此，当今专家也指出其可疑之点：洪武二年 (1369 年)，四川地区正值明异人夏政权的开熙五年，当时蜀地尚非明太祖所有。所谓“奉旨” 入川之说，显然不能成立。清雍正五年 (1727 年) 的资州《陈氏老谱原序》上，原本写道：陈氏乃 “湖麻城孝感乡居民坝人氏，自洪武十八年入川是实”。但是，到嘉庆十四年(1809 年) 的《陈氏族规序》上，却改为：“自明洪武二年己酉又二月十四日入川”。到了同治年间，又把入川时间改为 “明初”。” 这种把从麻城孝感乡 “奉旨” 移民入川时间，通通提前为洪武二年，或者笼统为 “明初” 的现象，在四川是较为普遍的。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就警告过我们，其文标题就是：《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 既然迁徙的时间可以造假，假造地名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是来看 “移民之根”。湖北古为楚、荆州，北宋初年，以洞庭以北至荆山，西包沅澧二水之地，置荆湖北路，简称湖北路，在元代，湖北的东南部和湖南、广西被划为湖广行省(“四川省” 得名亦在此时)，省内有襄阳、黄州、蕲州、兴国、峡州、武昌、江陵 (中兴) 等州和德安、沔阳、安陆等府，康熙六年 (1776 年)，湖广左司改为湖北省。元明时流行“湖广熟，天下足” 的民谚，这种鱼米之乡环境，人们是很难割舍的，更何况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是“安土重迁”?
　　先说 “麻城县”。沈昫《1 日唐书 · 志第二十 · 地理三》：“麻城，汉西陵县地。隋置麻城县。武德二年，于县置亭州，领麻城、阳城二县。八年，州废，仍省阳城入麻城，县属黄州”；到明代“黄州领黄冈、木兰、麻城、黄陂四县”，中国 16 世纪著名思想家李贽卸任姚安知府(1580 年) 后，所居住的 “芝佛院” 就座落在麻城城郊的山上，当时的利科绘事中张问达上书万历皇帝揭发李贽：“尤可恨者，寄居麻城，律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李贽在《预约 · 感慨生平》中也说：“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别省之人哉!”此外《清史稿 · 志一百三十四 · 邦交七》也明确提到这个地方：“(光绪)十八年五月，瑞典国教十梅宝善、乐传道二人往麻城县宋埠传教，被殴致毙”。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就修有《湖北通志》、《麻械县志》，如此种种，都显示着这个地名从未变化过。
　　再说 “孝感”，该地在周王朝时，为楚、郧、贰、轸等诸候国割据之地，贰国、轸国、郧国均建都于此。秦属南郡，汉属荆州江夏郡，晋以后为安陆郡。南朝宋孝建元年(公元 454 年)，因此地“孝子昌盛” 之故，遂置县 “孝昌”。唐改名为安州(唐代诗人李白“酒隐安陆” 就是这里，他在安陆娶妻栖居十年之久，并写有大量咏吟当地风物的诗歌)。后唐同光二年 (公元 924 年)，庄宗李存勖因县名中的“昌” 字犯了其祖父名讳，遂根据孝子盂宗哭竹 “至孝之所致感” 和董永卖身葬父等孝子行孝的事迹，改孝昌县为孝感县，为孝感得名之始。宋时为德安府，府治安陆，属县有安陆、孝感、云梦、应城、汉川、应山、随州等地。明正统四年 (1439 年)，孝感知县黄巩在撰写《修孝子墓记》中说：“孝感县旧为安陆县地，后置县，以孝子董永名”。明万历时的德安知府张惟方撰写《孝感县志序》中说：“今上(明神宗) 御宇之二十七年 (1599 年) 余方由孝感入视郡事，顾瞻邑南有汉孝子董永遗迹焉，考南宋 (南朝宋王朝) 时始号孝昌，说者谓因董永得名，此邑所由也”。明清之际，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所著 {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七专设《孝感县》云：“汉安陆县地，刘置孝昌县，以孝子董永名也”，{清史稿 · 本纪 · 仁宗纪》：“秋七月辛亥，明亮奏剿平孝感县教匪”，康熙十二年(1673 年) 修有《孝感县志》，清末的湖广总督、学者张之洞在其所编《百孝图》中云： “汉董永千乘人也，奉父避难于湖北德安…… 湖北孝感县名本此”。由此可见，“孝感县”这个地名至少在明清时期是固定的、清楚的。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麻城县和 “孝感乡(县)” 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政地区，于是，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是一个纯属虚构的、子虚乌有的地名! 这个地名太重要了，我们只得再罗嗦几句，用明、清两代 “地理志” 的专门材料来证明。《明史 · 地理志第二十。湖广 · 黄州府 · 麻城》说：“麻城，府北。东有龟峰山，举水出焉，流入黄冈县。东南有长河，又南有县前河流入焉，下流注於江西。有双城镇、鹅笼镇，东北有虎头关三巡检司。又西北有木陵关，在木陵山上。东北有阴山关，在阴山上。又北有黄土关，与木陵、虎头、白沙、大城为五关。又西有岐亭镇，嘉靖五年筑城”。而该书的《湖广 · 德安府 · 孝感》部分说：“孝感，府东南。洪武九年四月属黄州府。十，年五月省入德安州。十三年五月复置。北有滠水，下流入於汉水。南有沦河，自湖河分流至汉阳，合滠水入江。北有小河溪、东南有马溪河二巡检司。”(清史稿 · 地理志第四十二 · 湖北 · 黄州府 · 麻城)：“麻城，繁，难。府东北一百八十里。西；大安。西北：羚羊。东南：白臬。举水出县境龟峰、黄蘖诸山，受阎家、柏塔、麻溪、白果、浮桥诸河，下流至黄冈入江。又木樨二里河与东义州河，并南流，亦至黄冈入巴水。东北：殷山畈，上有阴山关，相近有虎头关巡司。又北木陵山，上有木陵关，与黄土、虎头、白沙暨黄安之大城，为麻城五关。又西鹅笼山巡司，一名铁壁关，后移县西南宋埠。同知驻岐亭镇”。从 {中国政区地名检索} 中可以看到：麻城全部的乡 (镇)地名有；宋埠、白果、夫子河、岐亭、中馆驿、浮桥河、福田河、黄土岗、阎家河、三河口、木子店、张家畈、铁门岗、闵家集、罗家铺、顺河集、西张店，就是没有 “孝感乡”。《清史稿 · 地理志．湖北 · 汉阳府 · 孝感》：“孝感，冲，繁，疲，难。府北一百四十里。雍正七年自德安府来属。北：黄茅岭，东北：大悟，一名上界山。又北有？水，自河南信阳州流入。南；沦河，即？水下流也，上通湖水，东会滠水入江。太平、双桥二镇。县丞驻东南马溪河巡司，后移东北杨店驿。又北小河溪巡司，嘉庆十一年改驻滠。有九里关，一名黄岘关，义阳三关之一也。县及小河溪、杨店三驿”。两个地方的辖屈，绝无交叉或重叠之处。其实，早就有细心人提出过怀疑，民国版《南溪县志》就质疑过：“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多，且湘楚州县与蜀邻比者尽人皆可以移往，何以独适孝感乡?” 在中国所有的乡的地名中，只有四川叙永县有 “麻城乡”，四川德阳市有“孝感乡”，这也许是两个县移民入蜀的真实的聚居地。另外，四川省内一个个“客家方言岛” 的残留，也记录着这种真实的历史。但它毕竟处于四川土著的汪洋大海之中，否则何以称为“岛”?
三、时代移民大潮：并非仅是四川
　　据专家统计，元代中书省 (河北、山东等地) 和河南江北行省 (河南、安徽等地)，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平均不超过 10 人。安徽风阳一带，人口密度更降至每平方公里不足 5 人。尤其是湖南常德府武陵等十县，“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因此武陵人上书要求：“邻近江西州县多有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移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朱元璋“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寸‘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可见，需要移民的绝非只有四川。明洪武二十一年八月(1388 年)，户部郎中刘九皋上书建议；“今河北诸处，白兵斤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清王朝建立之际，所面临的残酷现实是：“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这里当然有夸大的成分，以显示“当朝” 治理国家的辉煌业绩，即所谓 “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但战争所造成对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也是不争的事实。顺治年间，“直隶，山东、江北、山西，凡驻满兵，给无主地令种。四年，给事中梁维本请开秦、豫及庐、风荒田。六年，令各省兼募流民，编甲给照，垦荒为业，毋豫徵私派，六年后按熟地徵粮。十年，定四川荒地听民开垦。陕荒则酌调步兵，官给牛、粮。于是湘、鄂、闽、鲁、晋、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种，限年垦齐” 仙。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尤其是 “湘、鄂、闽” 省自己就有人量 “空荒” 之地需要开垦 “填” 充，为何要舍近求远? 据《清史稿 · 本纪 · 仁宗纪》记载： “免湖北被贼之孝感等四十七州县卫新旧额赋”，“免河南、湖北被兵六十七州县新旧额赋，徵兵经过直隶、河南、湖北田赋。又除江苏、湖北各一县坍田额赋”， “免顺天、江苏、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七十州县灾赋，及兵差经过、坍田额赋各有差”， “免直隶、山西、浙江、安徽、四川、云南、甘肃等省二百二十一州县卫额赋有差”， “免直隶、陕西、江西、四川等省五十六州县灾赋。除江苏、福建、山东十县卫坍田额赋”，“(8 年)免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湖北、四川、云南、甘肃等省四百十八州县卫灾赋逋赋有差”， “(9 年)免直隶、湖北、四川等省二十一州县灾赋有差”， “(10 年)免直隶、山西、陕西等省三十四州县灾赋及两淮十一场额课有差”，“(11 年)免直隶、四川等省三十五州县灾赋有差”。由此可知，巴蜀大盆地并不是当作当时中国最荒芜的地区。 “湖广”自身的问题，比四川也好不了多少。
　　移民问题在当时中国很普遍，安徽凤阳人到处漂移，成为明清以来最突出的现象。“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南方客家人都把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作为他们的发祥地，在北方，人们会普遍地说自己是山西大槐树 (洪洞县大槐树) 下的移民，在安徽这一带，人们会说自己是江西瓦西坝山来的移民。云南人会说自己的根是老家南京杨柳巷。明代四川也发生过向山东移民的问题，有研究者提出： “由四川移民到山东的多集中在莱州，因此，莱州风俗多有与东邻不相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1087 记载，乾隆 43 年、44 年 (1778—1779) 两年中，四川就有大量移民进入陕西兴安县一带垦荒。
其实，在民间传说和众多史籍记载中，山西移民的规模更是远远大于 “湖广填四川”。山西《洪洞县志》中记载说：“明洪武、永乐年间，屡迁山西民于滁和(安徽)、北平、山东、河南、保安(湖北) 等处，树下为荟萃之所”(树下指洪洞县广济寺 “树身数围荫遮数亩” 的汉槐之下)。当时的迁民条令又规定同姓不得落籍一土。移民不忍手足分离，无奈分同宗为数姓。故至今河南、山东等地区仍流传 “回、翟、常一个娘”、“魏、梁、陈一家人”、“祟、刘、顾是一户”、“山东没二郭” 等说法这就是遍及中国十几个省份的 “山西洪洞县人槐树下” 移民的传说。中国很多省区到处流传着 “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的民谣，并且到处可以看到各种碑刻、家谱把这种传说记录在案，言之凿凿，使人难以怀疑。这些传说把人们迁移的原因，指定为明初大将常遇春或者胡大海幼年时受到当地人的百般欺辱，得志后大肆报复屠杀当地人，迫使洪洞县大槐树旁边的人们外迁逃难。这些传说，实际上和四川地区民间的 “八大王剿四川” 以至于带来 “万户萧疏” 的恶果等传说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张献忠昔日在四川地区饱受凌辱 (甚至植物都与他过不去) 为报仇而大肆屠杀川人，导致四川地区人口锐减，才有 “湖广 · 填四川” 的移民大潮。这两处关于人口锐减原因的传说，同是一个模式，值得怀疑之处甚多。
四、结语
1644 年张献忠由楚入蜀，建立大西政权，完全按照国家的运行方式 “开科取士”，实施“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 的战略，于此他肯定要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作法，无 “民” 何有 “君”? 张献忠应该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没有绝望到选择自杀而是在转移中战死，这说明他始终没有放弃“东山再起” 的打算 (鲁迅把他描绘成一个因绝望而变态的杀人狂，是上了彭遵泗《蜀碧》的当)，这也需要“民” 众的基础 (无论是兵源补充还是作战后勤保障)。1646 年(顺治 3 年) 张献忠战死，其部流入云贵继续战斗，其中就包括相当一部分巴蜀人，战争结束后他们应该返归故里。还有，清王朝军队入川遭受了长达 10 年之久 的抵抗，难道是 “鬼兵” 所为? 康熙三十九年，梁永祚任蒲江县令时，针对 “民多四散” 的现状，“永祚按籍招徕，计日授食，且给以牛种，履亩劝耕，复业者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移民入蜀”确实发生过，但大量四川土著存在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外来移民与当地土著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纠纷，常常见诸史籍，康熙四十八年 (1709 年)，徐缵功任四川蓬溪县令，因为“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 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导致地产纠纷不断，徐善调解之，不数月 “四境晏然”。同样的情形在康熙四十五年李维翰任中江县令时也发生过，李“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不逾年而尘案一清”。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外来移民开垦的只能是“真正的荒芜之地” 当地土著耕种的土地是不准 “侵夺” 的。也就说，战乱之后巴蜀人地的一片荒芜，是歪曲历史的。像康熙版《成都府志》所描绘的 “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 等情况，以及《明清史料 · 第六册》说的 “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寅夜入食者； 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栏食者” 等，那只是骗人的“鬼话”。
　　有专家指山：“人口失实是清代普遍存在的问题，只是在不同的时期火实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地户籍编审只以壮丁为对象，乾隆前半期虽然已有以大小男女为编查对象的保甲户口．但人—了编审制度一直到乾隆三十七年 (公元 1772 年) 才正式停止，所以其间口数和丁数往往混见”。乾隆 (1775 年) 在一次圣谕中就批评过地方上报的民数“竞有不及实效什之二三者”，他强调今后各省奏报民数必须大力奉行，甚至警告道； “倘仍因循疏漏，察出定当予以处分”。雍正其实也对这个问题有过怀疑：“去岁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
真实的答案是，地方官员夸大困难以获取中央政府免税的优惠 (犹如当今有些地方费劲地申报“国家级贫困县”)，一些文化人或出于讨好当朝、或基于封建正统价值观而仇视“贱民作乱” 等目的，极力夸大和过分渲染张献忠给四川造成的灾难。大量的土著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为获取利益而假冒外来移民，这些才是今天大家误认为 “没有十代以上的四川人” 的真止原因。乾隆十年 (1745 年) 川陕总督公庆复就在上奏中就揭发说： “仍有捏造姓名，指称依傍”现象普遍存在的。“冒籍”移民的好处之一，我们可以从雍正四年 (1726 年) 颁布的圣旨去认识：“择湖广、江西在蜀之老农，给以衣食，使之教垦，俟有成效日，题给老农顶戴，送归原籍，不愿归者听之”， “在蜀之老农”究竟是外来者还是本地十著，恐怕难以认定；更何况／顷治十年 (1653 年) 有特别规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其各省入蜀氏人，户 q 给水田亩三十，旱田亩五十”。除了假冒的 “移民”，还有冒籍的“贱民” 也得到好处。
　　当时的户籍制度是 “且必区其良贱。如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署应役之阜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K 随与奴仆等。其有冒籍、跨籍、跨边、侨籍皆禁之”，乘大乱之后的浑水好摸鱼，尤其是还有“准入籍山仕”，“入籍者，准其考试之类是也” 等，有这等好事，为何不作假?“冒籍”既能够获得生存乃至于致富的 (土地) 资源，还可以得到未来的最美好的 “出仕” 前途，于是人们就纷纷编造一个子虚乌有的 “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 以糊弄 “必察其祖籍” 的官府。“贱民”们在重新登记户籍时获得了改变身份的机会，于是土著们纷纷改籍成了 “移民”。而最关键的环节，还在于地方官员在这场“大冒籍” 运动中是最大赢家，因为人口的增加是地方官业绩的重要考评指标。四川巡抚张德地就这样向康熙请求过： “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 30 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民 60 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辛辛苦苦外山 “招商引资” 还可能毫无收获，而就地登记一人批 “移民” 却来得轻松容易。果然，这位四川总督就因为 “移民人口猛增” 的辉煌业绩而获得 “加工部尚书衔” 好处。在这当中，一些避乱外流者纷纷返乡，摇身一变为 “移民”，一大批“贱民” 也于之 “改变家庭出身”。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的四川土著，都在这场“捏造姓名，指称依傍” 冒籍大潮中成为赢家，何乐而不为?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明清之际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仅是巴蜀人盆地，其他省区也在所难免，有的省区遭受破坏的程度甚至大于巴蜀四川，移民现象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普遍现象而并非只有四川；“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其背景是假造 “移民潮” 运动；今天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著的后代。
——本文作者为成都大学教授邓经武 雷兵

来源：中华邓氏族谱网

为着探访 “湖广填四川” 移民运动大潮的起因以及它的历史贡献，而对它进行系统考察时，地方志和族谱无疑是最理想的参考资料。移民大潮来有痕，去留踪。作为私家档案性质的族谱，在记录下家族世系渊源和人口繁衍历史的同时，也把移民运动潮起潮落的蛛丝马迹留给了后世。

一、战乱 – 白骨堆 · 万人坟
2002 年 4 月 3～4 日，在成都新南门立交桥修建的过程中，在红星路与滨江路交叉口的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连续两天从土层中挖出大量死人的尸骨，具体数量在百具以上。后经成都考古专家初步勘察，结论是：这些尸骨是 “非正常死亡”。根据尸骨颜色、分布和地层情况来看，这是一种 “二次性集中埋放”，时间可推断在明末清初。有专家还指出，这些尸骨不是一具具埋放在一起，而是采用腿骨放在一起，指骨又放在一起的埋葬方式，估计可能是因为战争或瘟疫大规模死人后，集中进行埋放的。
正当人们在追问成都 “万人坑” 之谜，试图弄清这些尸姓，其理由是解放前这一姓，其理由是解放前这一带是民房，不可能把这么多的尸带是民房，不可能把这么多的尸骨埋在房子下面。
对于成都、崇州两地何以会发现这样的 “万人坑” 的问题，尽管各家解释不一，留下重重迷雾，但是，在某些地方志上，却是有着明确记载的。
例如，光绪《潼川府志》记载，三台县有座 “万人坟”，位置在县城东门外，系遭张献忠 “屠戮” 所致。顺治二年 (1645 年)，南明政权 “左都督杨展封筑。光绪四年重竖碑”。清人万谷踢曾作有《初到东门外见万人坟诗》，可以为证。另据记载，在盐亭县也有座 “万人冢”，位置也在县城东门外江神庙右，乃明末张献忠所 “屠戮”，“白骨如阜”。清康熙二十七年 (1688 年)“邑人张士标募人封之。冢高二丈，周围六尺，立碑以识之”。民国《简阳县续志》记载，“万人坟，在县西南蘑葭桥里许。其地为镇金桥往来县城要道”。相传明末张献忠 “草杀简人，聚男妇于此，围而歼焉。后耕者往往锄得遗骸。清咸丰间，乡人悯其暴露，遂深掘而搜括之。白骨累累，盈筐满载。爰募赀就道旁合葬一冢，并立石表日’万人坟’，至今尚存”。

匹各地出现如此众多的白骨堆、“万人坑”，绝非偶然。人们之所以把这些 “非正常死亡” 现象与明末以来四川所遭遇的空前浩劫联系起来，是有大量历史依据的。

原来，从地理条件看，四川是一个大盆地，四面为群山险阻环绕，土地肥沃，经济上故能自给自足，历来是人口稠密地区。但由于对外交通不便，故每当长期兵燹，妨及农事，必然引起饥荒而成浩劫。在历史上，因此而造成的人烟绝灭有三次：两晋间、宋元间、明清间。
明清间的这一次浩劫，始自明末天启元年 (1621 年) 永宁 (今叙永) 土司奢崇明父子的叛乱。当年，叛军先陷遵义，后据重庆，建国号日梁。次年，奢崇明军向川西进攻，围困成都达百余日之久。叛军败溃后 5 年 (1627 年)，明末农民大起义便从陕西开始爆发了。从崇祯七年(1634 年) 李自成一度攻破夔州开始，明末农民军李白成、张献忠，不断轮番向四川内地展开进攻，转战于川境内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无不遭到兵火的摧残。

崇祯十七年 (1644 年) 三月，明朝覆亡。八月，张献忠再度人川，攻破成都。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由此拉开了四川境内各派武装势力各据一方、互相攻战的序幕。在张献忠的大西军与南明军队之间，展开坚壁清野、对垒攻伐，持续了两年之久。正当双方势均力敌，战事犹酣之际，清顺治三年(1646 年)，清军在豪格的率领下，一路从陕西杀人川北。十一月，张献忠北上抗清，出发前把成都焚毁一空，后战死于西充县。张献忠的余部于次年退至贵州、云南，联合南明政权抗清。清军长驱直下，一度占领成都，后被入川的南明军队击退。清军不得已从成都撤退，据守于川北重镇保宁(今阆中)。

从顺治七年 (1650 年) 至顺治十四年 (1657 年) 问，四川战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清军占据川北，张献忠余部孙可望部占据川东，刘文秀占据川南。三方互相攻伐，兵连祸结达 7 年之久。最后，孙可望降清，清军因而占有川东。刘文秀死后，李定国退走缅甸，清军又趁势占领了川南。顺治十六年 (1659 年)，清朝派四川巡抚高瞻进入成都，四川总督李国英进入重庆。清朝基本统治全川，并随之将四川农民军余部镇压下去。至康熙二年(1663 年) 境内的战乱才告一段落。

初安不到 10 年，到康熙十二年 (1673 年)，又发生了 “三藩之乱”。吴三桂据云南叛清，遣部将王藩屏人川播乱。清四川巡抚、提督叛清附逆，使全川许多州县沦入吴军之手，川境又遭 6 年蹂躏。康熙十八年，清军大举进攻四川，吴三桂已于去年死去，两军在四川展开激战。十九年(1680 年) 清军攻克成都、重庆等地，基本上重新占领了四川。不久宣告叛乱平定。
从以上史实勾画可见，．从明末天启元年 (1621) 永宁土司奢崇明父子之乱开始，截至康熙十九年(1680 年)“三藩之乱” 被平定，前后共计 60 多年间，四川境内的兵灾战乱一直持续不断。正是在长期战争、灾荒与瘟疫的交相摧残之下，一直被誉为 “天府之国” 的四川，到了清初，已成为全国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

经过这次浩劫之后，到了清初统计人口时，情况之严重让人吃惊。据官方的统计数字，顺治十八年 (1661 年)，全川仅有 16096 丁；康熙九年 (1670 年)，仅 25660 丁。由于清初典章制度荡然无存，没有更多的文献可供参考依据，再加之统计的州县不全，因此，这个数据肯定大大低于实际的人口数。后来，经过学者的修正，有的主张清初四川人口总数应当在 50 万、62 万左右。这个数字一般被认为是康熙二十年前四川的人口数。

为什么清初只有 “人丁数” 而没有人口数? 如何理解清初 “人丁数” 的真实含义? 如何运用清朝的人口统计数据来推算实际的人口数字? 这些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清代人丁编审制度完全是为征派赋役而建立的。清代的 “人丁”，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人丁，不再是承担丁税的实体，而只是一种抽象的计税单位与尺度。一个丁只代表一份税额，不再代表一个人头。由于清初编审认定人丁，各地大体皆沿袭明代旧制，情况错综复杂，编制方法五花八门，很难用同一的丁口比例来推测各地的人口数据，因此，四川的学者就采用丁 (或户) 与口的比例大约在 1：5 之间的主张，并结合清代四川的人口增长率，从而推算出清初四川的人口数为 50 万左右。

与明朝四川的人口数字相比，清初四川的人口损耗是空前严重的。据四明代官方记载，万历六年 (1578 年) 四川总人口为 310 万人，实际上明代后期人口约为 600 多万。到了清初，一下子跌落到只有 50 万的低谷，仅及明代四川人口数的 10％左右。这虽不能说 “靡有孑遗”，或 “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但也可以说是残存无几了。以至后来人口史专家评价说：这是 “四川境内人口第二次大幅度下降(另一次在宋末元初)，也是四川人口史上最低的低谷”。

50 万人口数在清初四川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 顺治中期，清朝在四川所能统治的地区，仅限于保宁、顺庆、潼川、龙州 “三府一州"29 县的地方，当时有官员说，这些地区所得的人口数，只有 9350 余人，“不及别省半县”。也就是说，按照当时情况，在其他省，1 个县起码也应该有 2 万左右的人口，而在清朝直接统治的 29 个县范围内，总人口还不到 1 万人，平均每县实有人口只有 322 人左右，只及同期外省 1 个县人口的 1．6％。这尚且是清朝军队最初所能控制的地区，至于清朝统治所不及的地区，肯定早已不及此数。这是顺治中期的人口状况。

如果以明末册载人口 310 万，或者推算人口 600 多万作为基数，再以平均 10％的残存率来计算，这一次空前的战乱给四川造成的人口损耗，大约在 300 万～480 万之间。因此，在四川各地民间不时发现白骨堆，在地方志上屡见万人坟的记述，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清朝官修的《明史 · 张献忠传》说张献忠 “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因为明朝全国人口也才 6000 多万，区区一个四川，何以会杀人 “六万万有奇”! 封建史家出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一股脑儿地把四川人口锐减的责任推给张献忠，编造出如此荒唐离奇的谎言，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清初，四川由于遭受明末战乱，人口或死或逃，致使田地大量荒芜。先看来自民间的报道：

一个与张献忠同时代的名叫欧阳直的广安庠生，曾在张献忠、清军以及残明军队三方军营中任事，随军到过四川许多地方，后来他逃回故乡，根据亲身目击，写成《蜀乱》一书。

其中，对清军平定全川时的景象作了如下报道：
自此，东、西、南三川全归清，蜀乱暂定矣。自乙酉 (顺治二年) 以迄戊(戊戌，顺治十五年)、已(己亥，顺治十六年)，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等处免遭屠戮，上川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且田地荒废，食尽粮空。未经大剿地方，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五残黎。初则采芹挖蕨，既则食野草 r 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且相食矣!

另一个名叫刘达的阆中库生，在顺治十五年 (1658 年) 曾经奉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之命，前往西宁口外购买战马，解到重庆，对于沿途景象，尤其是当时川东北一带不堪入目的残破多有观察。他在辞去督府幕僚时，给李国英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道经孔雒，返乎三巴。见夫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孤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还有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利类斯、古洛东，曾经在张献忠军营中生活过一段时间，根据在川见闻，后来写成《圣教人川记》一书。书中对清初以来四川的景象作了如下记述：迨至 1660 年 (顺治十七年) 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 1667 年(康熙六年)，至 1681 年(康熙二十年)，一连 15 载，川民各处被掳，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 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再看来自官方的报道：

顺治十七年 (1660 年)，四川巡抚张所志奏称：“寥寥子遗，兽奔鸟散…… 至若剑州、南江、通江，虽系简辟而哀鸿未集，生聚需期，巴州、梓潼城廓丘墟，人民远窜…… 自南部以南是为顺庆 (今南充)，而顺城之与顺属，其萧条景象更难言绘。”

康熙九年 (1670 年)，王法奉命随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人蜀安辑地方，后写成《蜀游记略》一书。书中写道：四川各地具有废弃的盐井，“修复者十未及一”。又说当时的成都 “官民庐舍，劫火一空”。登楼四望，“人烟久绝，尽成污莱，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野外高丘累累…… 城中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

通过以上官方和民间当事人的现场目击，可以看出，截至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清朝开国已经达 40 年之久，历史上著名的 “天府之国” 尚如此残破，其景象仍如此荒凉! 这些文字大多属于客观记述，虽然其中难免有夸张成分，但无疑把清初四川残破的基本面貌勾画出来了。
清初以来四川所遭受的破坏，带来的是全局性、长期性与灾难性的后果。

有人认为，战乱之后巴蜀大地一片荒芜， “是歪曲历史”。说康熙版《成都府志》所描绘的 “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唯看白骨崇山” 的景象，“那只是骗人的’鬼话 “’。其实，对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内容，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应该采取有分析有鉴别的态度，否定要有依据，肯定也要拿出事实。

那么，以上官方和民间的记述是否真实呢?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来检验：

一是拿战后物质文化的遗存来检验。

对成都城市史颇有研究的李劫人先生，终生致力于成都历史文化的研究，其成果大都公开发表过，唯有一部《成都历史沿革》未曾发表。其中涉及他对明末战乱后成都物质文化成就保存状况的考察和论述：

明朝复兴的成都是在公元 1646 年上半年被消灭的。事情是由于张献忠…… 在公元 1646 年初开始有计划地将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集中起来，所有城墙都拆平，所有房屋东西都烧毁。单以成都而言，在他彻底破坏了六个月，将人民和军队一起带走后，城内城外几乎全光了。古代的遗迹只剩下五担山和金河以及城内的丘陵河流，那是无法改变的。至于人力建设的只有藩王府的端礼门，跨越金河的三座大桥，桥南两只大石狮，一道影壁，这都是明朝的建筑。有些较古艺术，如铜铁佛像等，大抵在他攻入成都时埋藏在土内，尚零星保存了一些。据书记载，就是公元 1646 年起一直到公元 1659 年，13 年中成都是一片荒芜。城内只有野兽而无一个人的踪迹的。

二是拿战后制度文化的痕迹来验证。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乱之后，留在地面上的物质文化成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化为灰烬，但可以通过与战前的对比，以及通过发掘埋在地下的部分遗迹来复原。同样道理，制度文化的东西虽然是无形的，但记录其变迁过程的文字，却把相关时代的本来面目部分地保存下来了。

清初各地由于人民或死或遁，人口太少，因而清朝在建立统治秩序、设置构时，不得不对原有的行政建置作较大的压缩和调整。情况往往是两个县并作一个县，有的则是有官无民。当时许多县就是因为 “户丁无几”、“凋敝不堪” 而被并损了，如岳池并入南充，射洪并人潼川，遂宁归并蓬溪等等首府成都府也不例外。有清一代成都府领 13 县，但是在清初就有 4 个县被合并过，即约有三分之一的县遭到压缩合并。其中，康熙七年 (1668 年) 合并 2 个县：崇宁县并人郫县，彭县并入新繁县；康熙九年 (1670 年) 合并 2 个县：华阳县并入成都县，双流并入新津县。当时这些被合并的州县的景象，在地方志上有所记录，通过这些文字便可以将那时这些县境的残破程度反映出来。例如，有一个名叫常九经的陕西人，康熙元年出任新津县知县，当时新津 “人民稀少”，境内的男女劳动力白天出去耕田干农活，临走时把婴儿交官，托官代管。到了夜晚，收工后才把自己的孩子带回。一时间，官府竟然成了托儿所。民国《双流县志》更把清初双流县并人新津县的过程及背景，以实录的形式记载下来：康熙元年，江南人袁景先被授予双流县知县，其时，“双流当兵燹后，侨署西之三圣寺听治”。

由于战乱后人口稀少，田地荒芜，原有县城遭到焚毁，这位知县大人不得不搬到县西一个名叫三圣寺的庙子里去办公。后来，双流县并人新津县，改称为新双县。只是到了雍正年间，才恢复设置双流县。

双流县有一个刘氏家族，其先世名叫刘朝弼，“自楚之麻城迁蜀”，传至四世刘嘉珍时，始移居双流。刘嘉珍的孙子刘汝钦，给其子刘沅 (嘉庆进士) 写有一封《示子书》。这原本是一件私家文书，主要是为警示后人而写的，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在书中记述了雍正年间的见闻，称新双县的建置，给原双流县民带来不便，“以民赴新津较远，且皂江渡难也。” 所以后来又恢复设置双流县。双流县新知县到任后，依然 “无公费，民间轮供薪米”。一个县连知县大人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以至不得不依靠民间轮流提供柴米，其残破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单方面原因形成的。“湖广填四川” 作为一个跨省际的长途迁移运动，它的形成肯定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巴蜀地区在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出现了人口大量耗损，沃野千里沦为草莽的现实，为渴望到四川获得土地、大展宏图的外省移民，共了广阔的空间，对他们所产生的吸引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许多移民就是在这种推力与拉力的交相作用下，跟随当时的时代潮流而奔赴四川的。

二、虎患酷烈
于清初四川何以人口锐减、田地荒芜，乃至创下历史性人口与耕地面积新低的原因，过去，大多归结在 “人祸” 上。清朝统治阶级出于对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仇视，在把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又采用各种手段大肆夸大张献忠杀人的后果，说这一切都是张献忠农民军一手造成的。

解放以来，史学界为了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大翻张献忠在四川 “杀人” 的历史旧案，结果仍逃不出从 “人祸” 角度来解释清初四川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全部责任推到张献忠身上，后者则是把责任转移、分摊在与之敌对的其他势力身上。而对于 “人祸” 以外的因素，例如灾荒与瘟疫问题，在当时条件下，却没有将它提升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和探讨。

先说虎患问题。上文已经提到，清初成都有虎豹横行的现象，但有人不相信这一事实，认为 “那只是骗人的’鬼话 “’。

根据专家研究，清初活跃于四川各地的老虎，在动物学上的名称叫做华南虎。历史上四川地区曾经是华南虎的出没之地。凡是森林密布的地区，都是华南虎的栖息地。远的不说，就是在唐宋时代，虎迹还主要分布在川北大巴山一带的山区和川南沿江丘陵地带的密林之中。此外，川东南的涪州也是华南虎的主要栖息地，渝州也时常有华南虎出没。其余浅丘地带，也间或可以发现华南虎的踪迹。在五代和宋初，在成都城和永康军 (今都江堰市)，甚至出现过华南虎入城之事。可见，在四川历来就有虎患，只不过还不至于谈虎色变，还未上升为一个足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时过境迁，到了清初，华南虎又一次在四大肆活跃起来。清初虎患具有数量多、分布广、成群出没、活动频繁、对人的危害甚大等特点。

清人赵彪诏在《谈虎》的文章中谈到：“蜀雨后山行，虎迹去来可数”。据他估计，仅在顺庆、保宁二府，虎群出没，数量约有千只：
蜀顺 (庆)、保(宁) 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窝，数百里无人迹

仅庆、保宁二府从山中出来的虎群，即达千只，横行全川的华南虎的数量，又该有多少! 据调查统计，虎患绝于 20 世纪 60 年代，贵州历史上共有 30 只华南虎出没，在整个中国 80 年代初，华南虎存有 40～80 只，到现在仅剩下 20 只了。因此，清初四川历史上出现的虎患，应该是华南虎在整个西南地区活动最为猖獗、最为罕见的时期。清初虎患首先自川南发难，然后遍及全川。所谓虎患 “始于川南，至于川西北而川东，下南尤甚”。这一描述，大体勾画出清初四川虎患的发生发展趋势。

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虎患在四川各地泛滥的情况和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川南长江沿岸地区是明代一个重点开发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但经过战乱后，此区竞成为虎患渊薮之区，从顺治八年即开始发现 “虎豹大为民害”。清初欧阳直谈到，他在叙南 (今宜宾一带) 坐船，“见沙际大虎成群”。过泸州，又看见数十只老虎 “鱼贯而行”。有一只白虎走在前头，“头面长毛，颈上披须，长径尺”。此外，江安、南溪、庆符、长宁、江津、綦江、彭水等县，虎患也十分酷烈。其中，江津县更是 “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

川西平原原本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在明末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以至在成都城中心地带 – 明蜀王府废墟之内，就有 “野兽聚集”，军士射杀，日不暇给。此外，在成都附近的汉州、温江、双流、新津、新都等县，也都有虎迹。其中，汉州、新都一带 “虎迹遍街”，新津 “虎迹纵横”，虎患也是相当酷烈的。

川北地区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战场，饱受战乱摧残，以至在顺庆、保宁二府，公然发生虎群出没噬人的现象。其中，南充县尤为严重，学宫竟为虎窝。在潼川府，三台县、盐亭县也是虎患严重之区。康熙十九年 (1680 年) 前，三台县还时常发生老虎入城伤人的事件。广安州也是 “荆榛满地，虎踪遍野”。广安邓氏家族的回籍祖之一邓绍祖，在康熙十年 (1671 年) 从广东返回广安插业，未几天亡，据传闻，他是 “为虎所食” 的。

众所周知，华南虎只有在人口稀少、生态系统良好，且植被良好的环境中才可能生存。如此酷烈的虎患出现在一个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的开发地区，尤其是号称沃壤的天府之国，这的确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植被环境和生态系统，华南虎是断然无法在其上纵横驰骋的。四川之所以在清初衍生出这样良好的适合华南虎生存的环境，正是由于明末以来长时间的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烟稀疏，人与自然生态失衡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从虎患酷烈程度所反映的生态环境失衡中，再一次反衬出清初经济残破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三、鼠疫流行

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在一场大规模的兵荒马乱、刀光剑影之后，百姓或死或逃，生存环境恶劣，卫生状况恶化，人们的抗御疾病的能力低下，社会医疗救助体系不存，死亡的人与动物的尸体得不到及时的掩埋，环境与饮水遭到污染，时间一久，必然滋生各种病菌。而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又得不到及时医治，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为祸及一方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 – 瘟疫。

中国学者曹树基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明代华北地区鼠疫大流行的问题。依据他的研究成果，鼠疫 (Plague) 是由鼠疫菌所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病死率极高，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明代后期中国华北地区曾经两次大范围地流行鼠疫，其鼠疫菌的来源当为乌兰察布高原长爪鼠鼠疫疫源地。由于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旱灾。旱灾之年，由于食物的匮乏，也使人类个体的体质下降，抵抗疾病的能力随之下降，加上灾年外出寻食人口的流动，卫生状况恶化，都会导致鼠疫流行范围的扩大和流行强度的增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万历年间大同鼠疫大作，波及山西全境时，鼠疫很快就传染至邻省河北、河南等地。崇祯年间，大同再次流行鼠疫，很快传染至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陕西的部分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流行于华北地区的鼠疫，其表现症状有一种名叫 “大头瘟” 者，有的地方 “俗名大头风”，实即为鼠疫患者因颈部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这种大头瘟的死亡率极高，如见之于河北真定府武强县的记载说：” 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甚至有死绝其门者，远近大骇，号为大头瘟。

西方有一位勇敢的目击者，还记录了鼠疫的另一类病症，即败血型鼠疫的危害后果。他目睹了鼠疫患者从染病到死亡的全过程，在记录中写道："(鼠疫) 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持续了 2 个月；人们持续高烧、吐血，在 3 天内死亡；第二种在剩下的全部时间内一直发生着，也是持续的高烧，四肢溃疡，溃疡主要出现在腋窝和腹股沟，在 5 天内死亡。(它) 是一种如此严重的传染病 (吐血时尤其严重)，以致不仅生活在同一座房子的人相互传染，哪怕是看一眼，也会传染给另一个人”。

崇祯末年的鼠疫在山西大作之际，有的

县的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这就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地区。于是，与山西接壤的陕西也在劫难逃。瘟疫从山西蔓延至陕西，传染的方向是从北往南，从西往东。到崇祯十三年 (1656 年)，“凤翔府等县大旱饥，流移载道，死者枕藉。次年大饥，疫起，居民阖室俱毙，野无人烟”。可见，陕南地区也是这次鼠疫的重灾区，据估计，该地区因为饥荒和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超过 50％以上。
陕南与四川山水相连，是明末农民军两大主力李自成、张献忠进入四川的门户。李自成、张献忠在明末曾经多次由陕南攻入四川，这就意味着，在瘟疫区纵横驰骋的这两支军队，都可能成为瘟疫的带菌者和传播者。因此，从当时山西、北直隶北部的长城一线起源的这次瘟疫，很可能就是随着军队以及躲避战乱与瘟疫的人群的大量流动，直接经过陕南这个门户而进入四川的。

根据史料记载，瘟疫大范围地降临四川，发生在明万历二十六年 (1598 年)。是年，“全蜀诸郡邑大疫”，“人民死者甚众”。这种能够造成全川范围传染、并且死亡率极高的 “大疫”，在当时只可能是瘟疫。

崇祯十四年 (1657 年)“江北鼠” 大规模渡江南下。张献忠据蜀宫时，“夜为鼠扰”，遂下令士兵 “各杀一鼠”，天亮时将杀死的老鼠上交辕门，不交者 “代以首”。于是，“是夜兵毁壁穿窖”、“薰窑窦、搜仓廪杀鼠”，第二天黎明，只见 “积鼠成京观”。从此以后，“全川糜烂”。在鼠疫大范围流行的年代里，这些在蜀宫大肆猖獗的人间鼠，难保不与带有鼠疫菌的长爪鼠接触，因而也可能成为鼠疫菌的传染者。通过这些带菌的人间鼠的大量繁殖与活动，就会把鼠疫传播到人间，所以，自此以后，四川各地瘟疫不断。

以下是见于地方志、笔记野史中，有关明末清初以来四川瘟疫大流行的情况的统计：

从上表可见，在明末清初，鼠疫集中在川东、川中与川北的接合地带，如重庆、遂宁、潼川、内江等府州境内。这些地区，正是军队出没、人群活动频繁之地，随着疫情的继续扩散，其严重后果到了清初便集中显现出来，以至出现了 “大兵之后，凶年饥馑，瘟疫频仍”，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顺治四年 (1647 年)，四川流行头肿，即 “赤大如斗” 的 “大头瘟”，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顺治十五年 (1658 年)，刘达在致李国英的信中，提到清初以来虎患、虫灾、瘟疫给四川造成的悲惨局面，“回忆豺虎纵横，瘟蝗诊厉，尸山血海，万死一生”。一个名叫施成泽的简州人，因为担任陕西安定县令，奉命调运军饷进藏。当时，沿途仍有瘟疫流行。据记载，瘟疫过后，景象惨不忍睹：“瘟疫时行，枕骸遍野。骷髅颠倒，骨暴沙砾。举目魂销，移步惨烈”。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下降，持续时间长，数量大，结合上文推算，从明末载册 500 余万下降到 50 万 (或 60 万)，只残存了大约 10％左右的人口。也就是说，在战乱中损耗的人口数量大约在 300 万～480 万之间。分析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除了直接死于刀兵战火之外，其他还有饥馑、瘟疫、虎患等。

而排在第二位的当数瘟疫。假如以平均 20％的比例推测死于瘟疫加上虎患的人数，至少也在 60～90 万之间。
遗憾的是，这个隐形杀手却长期被湮没在铺天盖地的 “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 的传言之中。

知乎用户 武星辰 发表

简单说，查查张献忠哪一年死的。四川抗清到哪一年，

两者相差几十年，所以才有张献忠是死灵法师的说法

另外七杀碑的原文早挖掘出来了，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知乎用户 荷包牡丹​ 发表

最近在写论文，大概看了四川上百部清代地方志和几十部明清鼎革之际各阵营人员的记录，七杀碑一事是到晚清才出现的，早期不论是南明，参加过大西军的人还是清廷的文人著作，都没有七杀碑的说法，至于有的答主提到的屠城公告，能查到的记录是一个奏疏，并不是公告。
至于谁才是四川被屠戮殆尽的凶手，其实很有趣的是早期清廷官僚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康熙年间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尚书张烺在给康熙问及张献忠屠四川情况的回奏中说：“今统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除了为清军曲笔没说外，基本上是符合各种史料记载的。

知乎用户 M3 小蘑菇 发表

知乎用户 匿名用户 发表

呃，我问了我爷爷，川大历史系教授，黄土都埋到脖子上的人了，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肯定是夸张，那个时候的四川人死于战乱太多太多，张献忠的本质也是打打杀杀，搜刮搜刮，其实和上面那些评论差不多，去妖魔化很重要，但是张献忠能洗白吗，可能需要证据还很多，前对这个人还不太好下非黑即白的定义吧。

还有湖广填四川是假象吗，我的妈也，还好我们有家谱，还有这些作者来过四川没有，去过一个叫成都市天回镇的地方没有，那里的人说的语言你听过没有，还有很多地方，他们说的不是四川方言好吗，还能是假象吗？

我们整个大家族，姓氏如此之多，经历的事情如此之多，今天第一次听说是假象。

知乎用户 勃兰登堡龙骑兵 发表

根据问题的描述，四川在明末有一亿八千万人。

另外，四川大屠杀是鞑虏的劣迹之一，请不要把锅扣到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的头上，别人是不会干出在根据地无脑杀人的事的。

知乎用户 李定国 发表

我相信能培养出李定国这样品格人才的领袖不会这么无脑，当然战争中杀人是免不了了的，更多的是满清杀的，满清最爱屠城！ ～～～～～～～～～～～～～～～～～关于满清屠城的惨烈从一件史事可以看出端倪，李定国为恢复南明决定攻打广州新会，20 万大军围住了城池，而守城的清军得到了要死守的命令，被围困三个月后城中粮草殆尽，无奈之下新会清军决定让城内百姓每家每户贡献出一人作为 “人肉口粮”。在实施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忠烈妇女，为自己的丈夫和家人自愿爬进油锅。数月下来，新会清军竟吃了一万多人。这些人是甘愿牺牲自己帮助清军守城吗，其实不是，当时扬州十日屠城刚发生不久，他们担心如果新会将来被清军反攻又要面临满城屠城的悲剧，所以，到当年十二月城围被解后，剩余百姓因自觉“安全” 了，所以也没多少人痛恨清军的“吃人之举”。

知乎用户 杭州城市公子 发表

这锅，张献忠不背。

知乎用户 沉茶 发表

可以可以，知乎水平越来越低了。
杀了六千万男的，杀了六千万女的，又杀了六千万不男不女的。
总计杀了一亿八千万人。
请问明朝末年四川能有那么多人？
想想就应该知道不对劲的东西，你居然一本正经拿来知乎问？
你真感兴趣就去翻翻资料看看。

知乎用户 张勇勇 发表

我只想晓得，今天天气非鸡儿 that，姑头烙点木木扯，是四川原住民的方言吗。因为今天岷江流域的人讲的这种所谓 “南路话”，大不同于满清影响下的成都话、西南官话。

但是没看到有人有资料从语言这个角度来研究明末四川战乱。

知乎用户 司马道子 发表

没有，今年回家在老家祠堂石碑上发现我们这一枝是由洪武年间从陕西富平迁入到四川的。

知乎用户 流星海世 发表

显然并没有。

明朝之前的土著还是遗留下不少的。特别是川北、川东北一带。

标志性的家族就是 “蒲氏家族”。

三国时代就有蒲元，为姜维造刀。

这可是妥妥的土著了，流传至今。

知乎用户 金克丝的含义 发表

emmmm，我这个明史小白咋就被邀请了呢，有点受宠若惊哦，不过还是要说一句，谢邀。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们来详细剖析一哈
根据史料记载，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国是在崇祯一十七年，也就是西元 1644 年，也是崇祯吊死，清兵进关的那一年，然而仅仅过了 3 年，张献忠就在抗击清兵的战争中死于非命。
不难看出，张献忠之所以在四川建国，当然是想建立一个稳固的大后方，是想经营四川。可是一建国就在自己国家搞灭绝性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自己的后方？？？这不是自相矛盾咩？这样的话他建国的意义有何在？
清兵攻陷四川是在 1659 年，也就是在张献忠死后的 12 年后。？？？？这样一来问题就显得特别明显了，你说张献忠这样一个神对手已经帮清兵把路子都铺好了，就等他们自己来接受地盘了，可是清兵却还是用了十三年全盘接手四川。难道蜀道真的有这么难？
假如川人当时几乎被张献忠杀光了的话，那就根本不用花如此长的时间。就算张献忠真在四川进行过大屠，那么可以想象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么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把清兵当作把自己从恶魔中解放出来的王师对待之心了。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
当然有网友认为四川百姓抵抗清兵和张献忠无关，因为他们抵抗的是异族入侵。可是好不容易才躲过张献忠的 “大屠杀” 的四川百姓即使不像北京城的百姓那样欢迎清兵，但也应该明白这些清军是来剿灭曾屠杀过他们的亲人、且还在屠杀他们的恶魔，是把他们从这群恶魔中解救出来的 “及时雨” 吧。再退一步，即使不把清兵看成 “及时雨”，即使处于对夷狄的仇恨，那也应该知道他们面对的是击败了“凶恶的” 张献忠，且对抵抗者格杀勿论的强大的清军，因此也很清楚假如抵抗这样的军队的话，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能活过张献忠的大屠杀（如果真发生过的话）的人早已没有了几个，究竟会有多少人拿起武器才能抵抗清军长达十三年的呢？ 难不成真的像有些网友说的一样？亡灵召唤师张献忠？
四川沦陷后，满清统治者为了把 “几乎杀尽川人” 的责任推给张献忠，就利用民间流传下来的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 的口碑，在后面加上七个 “杀” 字，而且声称这块 “七杀碑” 就在官署中，以证明其说词可信。
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 “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 字。另一块 “圣谕碑”，是 1934 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满清的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 字以宣传张献忠的 “残暴” 和满清的“正义”！
还有一点，满清所编的史料宣称张献忠在四川屠杀了四万万人，换成现代数字就是四亿人？？？excuse me？这一看就知道是弥天大谎。有人说那是笔误，应该是 600 万，即使是如此，如上所述，仍然是一个让人怀疑是否渗入了大量水分的数字。在官方的史实记录里都如此夸张，那麽清廷极力丑化张献忠的行为不难想象。而且，清廷早已稳定了全国，张献忠本人及其残部也早被消灭，即使照实记录、甚至稍有夸张，也不至于影响到清廷政权的稳固。那麽为什麽还要这样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得四川 “千里无人烟” 的真正凶手就是清廷自己。因为这大屠杀的规模太大、死者太多，以至于不得不从湖广一带大批移民到四川，所以无法掩盖，所以就必须把责任推给早已死去了的人，以免其统治下的国人知道真相而影响其政权安定。
种种证据不仅完全驳斥了清史记录所谓 “张献忠屠尽四川人” 的说辞，而且还有力的把他们对张献忠污蔑的 “记录” 打回原形，成为他们自己 “供述” 清军屠杀四川的罪行！

知乎用户 卢光宗 发表

六千万不男不女的，这不是无脑黑是什么？

知乎用户 景育 发表

没有干货
首先，张献忠确实参与了屠杀，人口锐减肯定有张献忠的锅。
但是，又不全是张献忠的锅。一来是满清的屠杀，二来是因为自然灾害、战争产生的饥饿和疾病，三来是因为征丁入伍导致人口外移。

知乎用户 Vivian 发表

沒有呀，還有倖存者的！不過確實也殺得差不多了！

知乎用户 拨云见日 发表

一亿八千万人？？？？

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数字大多有夸大的情况！各种屠杀记载皆有这种毛病！

知乎用户 石头 发表

那时候成都有老虎，经常有吃人的事情发生。

知乎用户 不要落单 发表

数字可能不太准确，但现在川北，川东，部分川中地区的人都会说自己是湖广填四川来的。

本人川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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