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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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的隆冬季节，宋将岳飞遇害 。这一悲剧使他本人成为汉民族主义的高度象征之一，在身后赢得了仅次于关羽的战神般的地位，并塑造了牢不可破的忠奸对立斗争的神话 。

这给很多人一种感觉：假如当初朝廷公正，这样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岳飞之死之所以成为悲剧，乃是因为它不可避免。

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

几乎所有岳飞的故事都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假如不是奸臣当道，岳飞冤死，本来宋军是可以收复中原的。这也是后人怀念、推崇岳飞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性假设。其中最著名的传说就是岳家军在朱仙镇大捷后，迫于十二道金牌而放弃中原。

历史学家邓广铭早已证明：朱仙镇以五百骑兵败金军十万、十二道金牌等均非史实，而是岳飞之孙岳珂虚构出来的 。文学化的历史故事往往流传极广，但这与信史仍是两回事：如我小时读《说岳全传》，看到杨再兴战死小商河，未尝不惋惜流泪；读史时才发现杨再兴战死时正当七月初，怎么可能马足深陷于大雪后的河中而死？小商河又不是在南半球。

岳飞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实际上夹杂进了很多汉族人因愤懑而未能满足的愿望，在这个叙事-回忆的过程中，岳飞身上集聚了所有的希望，以安抚惨败之下的民族自尊心：若非奸臣当道，我们本可胜利。

但历史事实往往更严酷。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确取得了一些胜利，并罕见地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战果其实颇为有限：如颍昌之战金军参战有三万骑兵和十万步兵，而宋军战果是：杀敌五千，俘虏二千多，缴获马匹三千多匹。郾城之战宋军对阵金一万五千骑兵，战果仅夺得战马两百多匹；小商河之战杀敌二千多。

以上还是宋朝方面的记录，在《金史》中，南宋初年五次军事大捷，只提到一次和尚原之战，其余不着一字 。当时国史大抵夸胜讳败，不可尽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记录，看起来金兵的损失也远未达到丧失反扑能力的程度。

连环画上的朱仙镇之战

这次北伐岳家军最多五万战士，人数上并不多，而且更重要的是缺乏战马补充 ，并且随着战线的推进，呈现出孤军深入的态势。后人将当时态势描绘为金军狼狈败奔，甚至燕京恐慌、女真人准备北撤回老家，似乎岳飞只要在房门上踹一脚，整个金朝统治都会立刻垮塌下来。

这实在是过于低估了金军的战斗力，当时如果岳家军不回撤，继续挺进河北，结局很可能不是“解放全中国”，而是疲兵惨败。邓广铭十分推崇岳飞，但他也在《岳飞传》中承认：

若以为根本不需要别路友军的配合，仅凭岳家军即可抗击从河北和山东发来的几路南侵金军，却完全是不恰当的。……及至张俊的部队从亳州撤退之后，金军并力来打击岳家军时，在郾城和颍昌府的几次战役当中，岳家军虽然还勉强获胜，不曾落得失败的下场，而用战略眼光来估量这场战争，却已注定是必败之局了。

这一战事可与1883年中法战争齐观。现在的官方史学承绪当年的主战派言论，指责当时清政府在冯子材镇南关取胜的情况下与法国议和，丧权辱国。实际上当时清军攻势已衰，如不趁势议和，必将反胜为败。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云：“惟李（鸿章）明大势，识时务，只求先敷衍下台，徐图将来办法，他人则坚欲与法立决胜负，结果遂不可问。李之所以高人一筹者，即在此也。”

1136年，岳飞出兵豫西，宋高宗在得到克复克卢氏县喜报后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兵家不虑胜，唯虑败耳。”——这被一些史家评为怯懦无能的表现 ，但当时岳飞此次攻陕洛，发现这片土地经过十年战争，土地荒芜，无法补充粮草，宋军中已经出现士兵因饥饿而成逃兵，可见战线已拉得太长，被迫回撤。当时宋军后勤供应无法支持他作长距离进攻。

金军主力是重装甲骑兵，签发的汉人兵丁，才编制为步兵。主力核心大约六万万 ，但在冷兵器时代，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很难抵挡一支重装甲骑兵，好比现代步兵也难以与坦克对阵一样。

北宋与辽缠斗百年而不能胜，但辽基干骑兵也仅五万（全国十万），而金军灭辽、北宋均势如破竹，可见其战斗力之顽强。建炎四年（1130）秋，宋将张浚以战士二十万，马七万匹投入富平之战，自谓可攻到幽燕，结果大败于金军 。岳家军主力比当时张浚部战斗力要强，但于此也可以想象：十年来几乎每战皆败，南宋朝廷必不敢轻信岳飞就能一定胜利。

后人出于民族感情，往往忘记岳家军是在与优势敌人作战。南宋初年，大量宋将投靠金军或伪齐（如悍将李成、郦琼等），他们的人品固不值一提，但这种时刻的投机者往往体现着双方力量的对比——因为投机者总是最注意观察这点，并出于利己的目的投靠较强的一方 。当时“反正”的伪将并不多，于此也可看出当时人对金宋军力的大致看法。

而更困难的在于收复失地后能否长期坚守。中原地势平坦开阔，最能发挥重骑兵优势，而不利于步兵守卫。东晋淝水之战能遏止北方南侵，但也无力北进。后人常视宋高宗欲守淮河一线为怯懦，但问题在于：如果战线向北推进，则凭何处天险为界？后人叙史，往往有一种感觉：当时南宋处于战争中“正义的一方”，只要坚持抵抗就一定能赢，然而此时南宋国势未稳，冒然挺进，更有可能招致惨败。

宋军几乎90%都是步兵，这在冷兵器时代与骑兵对垒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之一。所以李纲才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

当时宋军约近二十万人，而其中大部分战斗力远不及岳家军，要靠这支军队在野战中彻底击败金军、并坚守住收复的失地，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趁胜越过三八线后就发现战线过长的弱点，最终收缩回来才守住，这是同样的道理。

岳家军的财政来源

岳家军在南宋初年是政府军四大主力之一，但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却更类似于东晋时流民组成的军队。岳飞作为一个前朝的低级军官，率领这支小型武装，转战南北，吞并其他部队并收编贼寇、农民起义军等，最终依靠军纪才编定成这样一支军队。

王朝崩溃时，各地为求自保，往往会自发成立地方武装，迫不得已担负起维持秩序的任务，如罗马帝国末期和东汉末年均是。但这些向私人效忠的地方武装反过来又会妨碍帝国的统一，常常变成一片混战的局面。

东晋初年由北方流亡南下的流民帅就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雄踞一方，各行其是，无王法亦无军纪，有的还要靠打家劫舍，拦截行旅以筹给养，连祖逖所部也是这样”（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因此朝廷十分提防流民帅，惟恐其恃功反噬；而流民帅则最怕被夺兵权。

南宋初年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乱世。1128年，宋高宗下诏解散勤王兵，认为“遂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1130年，南宋宰相范宗尹向宋高宗建议：盘踞在江淮间的游寇，政府既无力制服，不如面对现实，承认他们已造成的这种藩镇割据局面，并将他们的权力合法化，正式委派他们为地区军事首脑，负责地方治安 。军区设镇抚使负责两个以上府州县的防务，兼管民政和财政，但权力又有限。

乱世中军事首脑兼管财政，是割据的主因，但当时南宋朝廷无力，唯一的办法仅是在划分时将各人负责范围划得尽可能小一些，以防止其势力过强而无力制衡。岳飞所部因战斗力强，在南宋初年上升极快，可以设想，朝廷的中心考虑是如何利用其战斗力，而不致其坐大难制。

打仗是最花钱的事 ，岳家军每到一地，首要问题也是需索军饷和犒赏。1129年岳飞移军到广德军的钟村，本是因为到那里后就可“资粮于官”，可以使部队不再专靠劫掠来维持生计。

岳飞也说过：“臣闻兴师十万，日费千金，邦内骚动七十万家” ，在后期屯驻江汉成军后，岳家军每月军费约56万贯，稻谷收入最后达18万余石，约可供应两个半月左右的军粮 。

值得注意的是，宋高宗屡次命有司和地方官供给军费，有时大军未发，赏赐的钱已准备好了，这种优厚待遇实际上也是一种笼络手段，并且宋高宗无疑意识到：假如缺乏军饷，岳飞自行筹集，那么将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北宋时朝廷财政收入颠峰时期在神宗时，岁入6000万贯，而南宋初年仅1000万贯 ，1157年经过各种开源节流的财政措施，才增加到6000万贯。而以岳家军的年军费就达到近700万贯，可见南宋朝廷当时军费开支之庞大，已算苦苦支撑。

在中央政权财政崩溃、无力供给军饷的长期战争期间，军队只能自行筹集（通常意味着抢劫），由于朝廷不是军队的收入来源，军队的效忠就会转向能维持军费的统帅。例如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湘军领袖一直为财政问题烦恼，而军队也具有半私人性质；袁世凯练兵时，也很明白“半私人性质军队对于他们统帅的忠诚，主要靠他们所领到的饷银”；1900年英国海军观察员卜朗登上尉访问张之洞的军队，他听说“只要把饷银发给他们，军队就给张氏打仗，不管他的敌手是谁都一样” 。

岳飞以军纪严明著称，所谓“冻死不拆屋”，但这前提是他能始终保证军队后勤、军饷的供给，否则治军严厉只会逼出更多逃兵。岳飞军原来都是“四方亡命、乐纵、嗜杀之徒”，只靠严格纪律约束，但仍时有逃兵（如平曹成时，北方人不习南方暑热，至有478人逃亡）。

晚清袁世凯练兵时军法也很严，但仍受爱戴，因为他亲自照管他们并按时发饷，同时“向他们灌输了忠诚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岳飞当年能保持军纪，一定程度上肯定得益于朝廷的财政支持，而这反过来又阻止这支部队成为对岳飞效忠的私人武装——南宋朝廷后来杀害岳飞、岳云、张宪三人，解散岳家军，而未引起任何骚乱，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

一般来说，初期的半私人武装，还是忠于朝廷的，但如果这种趋势演变下去，就会引发军队的骚乱 ；如1909年清廷还能罢斥袁世凯，但民国初年类似的行为会引起内战。

战与和

即使是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岳飞的悲剧长期以来也被描绘成南宋政局主战和投降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 ，而忠奸是毫不含糊的价值对立，没有选择的余地。如上所言，这建立于这样的一个假设上：即抵抗到底必定获胜。但至少在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却远非如此明了——假如抵抗必胜，那么谁愿意担一个投降的恶名？

因此这一点不免有后人强求宋人之嫌，许多人早年在国之将亡的阴影下度过，始终有“救亡”意识，乃不免夹杂自己的感情在内，对主和的贬斥不遗余力。在人们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强烈的单一价值判断：主战光荣且必胜；主和可耻而必败。

然而现实并不如此简单明了。王应麟《困学纪闻》评价说：“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他意谓南宋初年应克复北方，主和者为小人，而开禧年间，权臣韩侂胄力倡北伐 ，乃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势，后又遭惨败，实是假借主战之名而谋私利。

东晋时，朝廷一直担心桓温依靠征伐之功不断积累政治威望，因而在他试图北伐时遭到各种阻挠，《晋书·桓温传》记载桓温“先上疏求朝廷议水陆之宜，久不报”；但反对恢复故土，在道义上又说不过去，因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朝廷以自己的名义亲自北伐。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中评论东晋三次取洛阳：“此事实际意义本来不大，因为它只说明北方混乱无主，而不说明南方真有力量；只说明南方可暂得洛阳，而不说明中原可以固守。”

南宋初年与金朝的国势对比未必强于当年东晋之与北方，岳飞北伐同样只能暂时收复，难以固守。就这一点而言，宋高宗比岳飞看得更远，而且作为皇帝，恐怕他心里不能不提防有将领以北伐的名义捞取政治资本。

1134年宋廷决意灭李成，在岳飞出兵前高宗照例支付大笔军费（60万贯钱），又反复叮嘱不可反击过界，目的只在有限反攻，以战求和，不要全线追击。这也被史家认为过分怯懦，但实际上恐怕高宗有多重目的：不要招致强敌反攻、不要孤军深入、同时防备岳飞积累太多政治资本。当时宋军十分被动，一直是金军具有选择发动战争的时间和地点，因此辛弃疾1165年奏陈《美芹十论》，认为当争取主动，不要使“和战之权常出于敌”。

然而历史上的困境往往在于：有时使尽全力也不能取胜，那么该怎么办？势弱的一方，通常选择很少。历代诟病宋高宗急于求和，与秦桧共为阴谋 ，尽管他的做法有可争议的地方，但作为一个皇帝，他首先考虑的是赵氏王朝能一直维持不坠，他对岳飞的叮嘱，正是自己政治考虑的体现。

南宋初年基本被动挨打，岳飞北伐的短暂突击式的胜利，在高宗看来乃是为数不多的可与金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一旦失去控制，则可能这一点筹码也丧失无余。

北宋沦陷时，东京留守宗泽主战，身后留下美名，但宗泽是儒生出身，一如后世的史可法，用兵实不见得强。晚清时书生主战更多，这些言论有时却不免空谈可笑，甚至根本不懂军事，只一味以为忠义在心，所向无敌。忠奸二元对立的话语，成了军事失败的唯一解释。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中说到，“在鸦片战争中，‘汉奸’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或难以解释的事由、责任、后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汉奸’的身上。”这一解释的内在逻辑是：我们其实未败，只可恨内奸作乱才有眼下的局面，这仍是拒绝面对敌人优势军力的态度。

从这一点上说，宋高宗对整个军事形势的判断与岳飞显然有所不同：北伐只能有限出击、以攻为守，将混战局面限制在北方。当然从军事战略上说，交战状态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也就难于防守，“收复失地”又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凝聚人心的口号，但攻守完全要服从于这一政治目的。

这就好比黄信介的名言：“反攻大陆是能说不能做，台独是能做不能说。”而岳飞显然过分认真地相信了高宗对收复中原的话，却下意识地忽略了皇帝屡次叮嘱的有限反攻策略。

被低估的宋高宗

宋高宗长期以来是一个中国史上得到颇多劣评的皇帝，原因之一是他对待岳飞一事极其不得人心。愤激者痛斥他丧心病狂地执行投降路线，其原因是他贪生怕死、又贪恋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归 ，甚至暗示他受惊吓不育也导致精神不健全。

从历史上来看，这些指责未必靠得住：

1.绍兴七年（1137）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报宋徽宗死耗，而五年后才杀岳飞，因此不存在怕徽宗南返夺位的问题；钦宗也未必能动摇他当时的地位。复辟之说，应是明人有鉴于英宗归国复辟才出现的说法。

2.他已是皇帝，何来卖国投降动机？如果说他是被吓破了胆，为求活命而投降，那么即使是白痴也知道，他“卖国”后的下场大致和父兄差不多，倒会死得更快。

3.如果他一味执行投降路线，那么岳飞一死，按说最大的障碍已去，金军为何也无大举进攻？

宋高宗 赵构

北宋灭亡时，康王赵构受蜡丸密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星夜驰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虏，但嗣机逃脱。此时，北宋1300多名皇室成员、900-3000名宗室及众多官员、侍从等被掳掠北去。之后战乱中宋军一路溃败，赵构饱受追兵惊吓，这一点也常被用以论证他的怯懦无能的性格缺陷。

然而宋徽宗31个儿子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贾志扬《天潢贵胄》中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北宋覆灭，赵构与哲宗的孟皇后 是唯一幸存的两名皇族。当时如果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战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纪，而是12世纪就征服中国了。

除赵构之外，当时南方仅有一些旁支的赵氏宗室：如无皇子，淮南知府赵子崧（宋太祖后）很可能被拥立为帝 ，太宗系已经绝嗣，高宗后来也不得已立太祖系后人。于此可见当时危急的程度 。正因此，皇储问题在高宗时期是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1137年秋岳飞上书建议立皇储，乃触犯了最大的政治忌讳。

不妨比较一下后来明末的类似情形：李自成大军将破北京，但任何建议皇帝出逃或太子南下的举措，却被群臣一概曲解为不忠。崇祯帝恼怒之下拒绝南迁，也不派遣太子去南京继续抵抗，结果有利于满清相对完整地接管了中央政府，导致皇族之间继承关系的不明，旁系的诸多宗室派系倾轧，最终被清军各个击破。“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魏斐德《洪业》）

事实上在南宋，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冒牌宗室问题（这个问题在南明亦极为严重，所谓“朱三太子案”等），如果没有一个关键的纯正血统的皇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当时的南宋是很可能会崩溃的。从当时危乱的局势来判断，宋高宗有能力与金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分立局面，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而不必因为失地未收复就轻易对他加以激烈的指责。

历史学家常常也会有一些预设立场。邓广铭《岳飞传》中竭力驳斥李成伪军与杨幺起义军有合谋 ，实际上按当时形势，不无可能，但却显然不符合现在的政治正确性。太平天国李秀成投诚，在其供状中态度卑下，史家不断为他辩解，以为那只是为东山再起的不得已战术性言辞；而宋高宗对金称臣，却似乎没有史家认为他只是忍辱负重的战术，而群以为可耻之极，是其投降路线的铁证。且不论这些言辞，单就当时的政治任务而言，我认为宋高宗是一个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祖宗之法与岳飞之死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赵宋家法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自建国始，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定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

1071-1073年，王韶对西夏作战，王安石力排众议，付以王韶相机处理前线军务的全权，决不遥制。取胜后，神宗也对王安石极为嘉奖，但对王随即一再提出的向西夏本土进军的建议，却一直不予采纳。1081年神宗发动西北五路大军会攻西夏灵州，每路各有统帅，却不设主帅，大帅实际由皇帝承担；结果以粮草不继、指挥不统一而被各个击破 。

从这些事例可看出赵宋一贯的猜忌武将传统，王安石进军西夏本土与岳飞收复中原的建议，在皇帝看来都是臣下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野老记闻》）

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宋廷又一向加以优渥待遇。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300贯，从二品的节度使却有400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3000贯至1万贯，而岳飞建节两镇，月薪至少万贯无疑。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1/3-2/3，“唯统兵官依旧全支”。这一些无疑也激发了岳飞效忠的决心。

高薪养兵的用意，在于使之乐于享受，而无政治野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载秦将王翦伐楚，出兵前再三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齿，王翦却说，秦王惯常猜疑，如今将秦国所有大军全交给了我，我不这样做，难道让秦王对我起疑吗？

当时南宋各大将，也无不贪财好色，这些人或许战斗力不强，但朝廷却大可放心认为他们没有政治野心。

北宋开国时太祖杯酒释兵权，就曾暗示诸大将不妨“好富贵”，“多积金银”、“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这样才可“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岳飞没有老将王翦那样洞察世故，陶元珍认为岳飞之死恰在于好学、清廉、得民心，的是高论。这些都是触犯当时赵宋家法的性格特征。

我们后人在看待岳飞故事时，遭遇到一个强有力因素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岳飞是个赤诚的爱国者，这一点在我们回顾他的一生时不断起到印象加固和证实的作用。这就像“疑人偷斧”的故事：当认为邻居偷斧时，觉得处处可疑；但已知他没偷后，回顾前事，觉得他事事清白。

问题在于：宋高宗和我们不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难以判断岳飞是忠臣还是野心家。犹如英法百年战争中，法王查理七世对圣女贞德的胜利反应冷淡，因为他和身周的贵族，都担心这种攻破英国堡垒的热情，同样也会推翻他们自己。

高宗作为当时唯一幸存的皇子，心里必定时刻戒惧；而且他即位时年龄也只有20岁，在这种乱世中，很可能随时被老谋深算的大臣、身边难以控制的将领逼迫退位而另立新君。

更何况，他确实曾经历过一回：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当时22岁的高宗在金兵南侵时，因护驾的亲卫军将苗傅、刘正彦对恩赏不满而被迫退位，三岁的皇太子赵旉即位，改年号为明受元年。苗傅二人且说：“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宋钦宗）来归，不知何以处。” 幸亏当时江淮两浙制置使吕颐浩组织张浚、刘光世、韩世忠等人的勤王军，于二十天后使高宗复辟成功 。

可以猜想，此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有时会反应过度。岳飞接近士大夫（臣子多纳士人宾客也是“天子切齿”的事，参见《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又清廉自好、得军心，能答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这样的话，显示出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物，而雄心与野心常常是一回事，在难以确认岳飞是否忠诚的情形下，他宁可错杀。

高宗曾为大将韩世忠书《郭子仪传》，对张俊亦寄语要以郭子仪为榜样，盖郭子仪为唐中兴名将，握重兵于外，而心尊朝廷。1136年，高宗调岳飞军东下救援，虽然最终是虚惊一场，但见岳飞行动及时，高宗亲自下诏夸奖，称“刘麟败北，朕不足喜，而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也。” 于此可见他的心态仍时时以诸将之不从为忧惧。

这并非仅仅是多疑多虑，因为此前的历史再三证明，在君弱臣强之际，一旦难制，将造成政权倾覆的严重后果。曹魏权臣司马昭以灭蜀汉之功受封晋公，次年进爵晋王，又下一年其子司马炎即灭魏建立晋朝。东晋时桓温也以北伐入关中为自己谋取巨大的政治利益，虽然桓氏一族最终败亡，但之后刘裕仍挟北伐胜利之势，篡夺了东晋的皇位。甚至赵宋王朝，当初也是因镇、定二州谎报辽兵南下，赵匡胤奉命率禁军抵御，结果出城二十里，就在陈桥驿黄袍加身了。

担心在外征伐的大将居功坐大、尾大不掉，这并不仅仅只是赵宋皇室好猜疑，而是乱世中政治权谋的延续。

南朝刘宋正因开国皇帝刘裕便以积军功而夺权，因而当元嘉十三年（436）彭城王刘义康担心曾主持北伐的宿将檀道济在重病的宋文帝刘义隆死后谋反，矫诏捕杀了檀道济，檀氏临死前愤恨地留下一句名言：“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说他谋反并无实际证据，但正如沈约在《宋史·檀道济》传中所说的，“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 

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后唐以庄宗李存勖的长子李继岌为都统，郭崇韬为招讨使，率军六万伐蜀，出兵仅七十天便顺利灭蜀，立下大功的无疑是郭崇韬。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郭崇韬功高震主，结果在不到一年之内，郭氏遭李从袭、向延嗣、马彦珪和皇后刘氏联手构陷而死，其五子全遇难 。

岳飞的悲剧在于：他身居高位，但性格刚正清廉，对这样的政治权谋和巨大风险却并无预见。他忠诚正直的一面曾使他成为高宗最欣赏的将领（南宋初年，岳飞是擢升最快的大将），岳家军番号正式改为神武后军时，高宗亲笔题写“精忠岳飞”战旗，赐白银两千两犒赏，以笼络其心。

得到徽宗死讯后两月，岳飞升太尉，高宗单独召见，予以极高的重托：“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此举使岳飞节制军队达十六七万人，一举掌握全国近七分之五的军事力量。

但不久后高宗肯定意识到，把如此大的军权让一个将领掌握太危险了，于是反悔了。岳飞眼看收复无望，表现得极为愤恨，称病三个月，不肯复职，遭到李若虚严厉责备：“是欲反耶？……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

岳飞显然并未意识到自己这番举动已遭朝廷疑嫉，1137年秋又上书建议立皇储，遭高宗训斥，出来面如土色；1138年，再提增兵，反对议和，这更触犯高宗嫌疑。

须知，在赵宋看来，将领只负责作战，不得参与参谋和政治决策，军事尤其要严格服从政治需要，这一观念现代完全正确，但在当时却产生猜忌的效果，高宗很可能认为岳飞企图干预朝政。尤其建议立皇储一事，乃是赵宋家法极大的政治禁忌。

北宋淳化（990-994）间，左右正言宋沆、冯拯等先后上书乞立储贰，太宗大怒之下予以严惩，甚至牵连到宰相吕蒙正，自此“中外无敢言者”，因为立谁为皇储，被视为皇帝垄断的权力，任何人不得干预其决策。如今岳飞作为一个武将，竟莽撞地闯进这一言论禁区，必使高宗勃然大怒。正因此，岳飞之孙岳珂在《金陀粹编》中要专门写一篇“建储辩”来为乃祖力辩 。

高宗内心并不求取对金朝的军事胜利，他认为那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尤其在南北对峙格局基本形成后，他已经放心：金朝无力也无心灭宋。

此刻，最大的恐惧又转到对内乱和防范有野心的将领出现。1141年，秦桧密奏，现在各军号岳家军等，表明“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虑”，这种对私兵化的忧虑南宋初年无时无之，罢大将兵权酝酿多年，如今战争暂停，于是再次浮上台面。

岳飞平常“一钱不私藏”，严禁部将克扣军俸，因此能得人心，宰相朱胜非一度派使许岳飞战胜后可授节度使，他却答：“岳飞可以义责，不可以利驱。”

这些话听起来光明磊落，无懈可击，但身居高位的高宗却不免会怀疑岳飞有高的政治图谋：在这样一个乱世，岳飞什么也不贪图，一心只忠心皇帝、收复中原，这说起来谁信？看起来倒像有更大政治图谋。

岳飞又不知政治顾忌，以为自己问心无愧，直言进谏，即使在当时朱熹看来，却是“骄横”了。岳飞在狱中听一个狱子说：“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不禁悲愤难当，大书“天日昭昭”，这也意味着，他的“心”只有天日可鉴，但却不被自己所忠心的皇帝所知。

高宗一向认为不宜与金军正面打硬仗的，岳飞打赢了的确不坏，不过岳飞强烈的独立、自尊又使高宗感到极大的威胁，而他最终能处死岳飞，也表明仍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邓广铭以为秦桧是岳飞的主谋 ，可谓不曾见到此事中，君臣矛盾才是最大的冲突，秦桧不过是个工具罢了。

少年时看岳飞故事，愤激之余，往往也惋惜于他的愚忠。但时下想想，岳飞当时也只有一死，被捕时他只说：“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说明他也了解：天下之大，无处可逃。

希波战争时，为希腊立下大功的地米斯托克利却被判叛国罪，他不得已逃到死敌波斯王那里，但修昔底德等仍对他予以极高的评价，而我们不妨假想：假如岳飞不死，而是逃到金兀术那里，我们将如何评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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