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强人怎样让专制制度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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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张弘

全文共8695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

忽必烈1260年即位之后，“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沿袭宋、金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监察机构和军事体制，取消官员的世袭制而代之以迁转之法，定赋役，颁俸禄，整顿户籍，建立学校，等等。金帐汗国的鞑靼蒙古人作为统治者，将古老的中华的典章制度扭曲后搬用于俄罗斯。但是，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制，主要还是俄罗斯统治者自己的理性选择。

彼得一世让俄罗斯专制君主制定型。

**▌拜占庭文化是俄罗斯专制制度最早的来源 **

俄罗斯争夺世界霸权、侵占他国土地，需要以军事胜利为基础，而军事胜利又离不开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并集中调度所有的资源，这需要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其前身莫斯科公国，都频频发动对外战争。可以说，俄罗斯专制主义传统历史悠久，与其长期推行的对外侵略及军事强国主义有着密切关系。

从基辅罗斯、莫斯科公国一直演变到18世纪初的俄罗斯帝国，俄国政治制度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基辅罗斯的“维彻君主制”；(2)莫斯科公国的“等级代表君主制”；(3)彼得堡罗斯的专制君主制[1]。

9-10世纪的基辅罗斯，是罗斯国家的形成时期。11－13世纪初，随着罗斯国家的发展，城市的壮大形成了多个城邦，城邦制是古罗斯迈入文明世界的方式，其政治制度是多元化的非专制政治。在基辅罗斯时期（882-1240年），大公和王公的统治还远未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君主制，基辅罗斯是由维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力量差别而形成的政治多元化的城邦文明[2]。

基辅罗斯时期，主要政治机构包括大公办公厅、杜马（贵族委员会）和维彻（市政会议）组成。分别对应于专制或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大公统率军队、执法和行政管理；杜马类似于元老院，是基辅大公的顾问与合作者；维彻类似于西方诸蛮族王国中自由人的集会，各家家长都有权参加，通常在集市上就战争与和平、紧急立法、与某个王公的冲突或王公之间的冲突等重大问题做出决定[3]。

基辅罗斯深受拜占庭文化影响，而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从戴克里先开始就堕落为君主专制，拜占庭的皇帝权力更大，地位更加尊贵，这一做法被延续下来。在西方，基督教的教权和皇权持续抗争了好几个世纪；在拜占庭，基督教（希腊正教，即东正教）被皇权控制，皇权控制了教权。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为国教，神父和主教们在说教中把拜占庭的皇权神授观念应用于罗斯王公。大公的统治被说成是神的意志，它是上帝派来保卫国家、维持内部秩序和扬善惩恶的，教徒们被要求敬畏上帝、崇拜大公，在做上帝奴隶的同时，也要做大公的奴隶[4]。

1453年拜占庭灭亡，此时莫斯科公国已经崛起。1472年，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伊凡三世迎娶了拜占庭公主索菲娅，他将拜占庭双头鹰标志添加到自己家族的圣乔治标志上，并且模仿拜占庭设计出一套复杂的宫廷仪式，并使用“沙皇”和“专制君主”这一最高头衔，并将加冕礼设计得如同宗教仪式般庄严[5]。

1510年，一个来自普斯科夫名为菲洛修斯或菲洛费的长老写信给莫斯科公国统治者瓦西里三世，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将永立于世，再也不会有第四罗马。“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学说中的政治含义，最近它又被世俗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的证据而被引用。[6]”

很多人认为，俄罗斯最早的专制主义源头来自拜占庭。但有学者认为并非完全如此，比如，“沙皇”完全是俄罗斯人自己的创造。

作者：闻一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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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王权专制主义通过蒙古传播到俄罗斯？

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另一来源，就是蒙古人从1240-1480年的统治。在此期间，罗斯和西方的往来几乎完全中断。

1240年，蒙古人侵略导致基辅罗斯灭亡，蒙古人随后建立了金帐汗国，统治着罗斯各地的的众多公国——莫斯科公国只是其中一个。莫斯科公国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击败竞争者特维尔公国，成为整个罗斯的领导者。

在统治方式上，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并不对罗斯实施直接统治，而是由金帐汗赐给罗斯王公“诰封”，授予罗斯王公为各自公国的统治者，但这些王公必须向金帐汗称臣纳贡。有时，罗斯人必须为蒙古军队提供兵源，有些人还参与了蒙古军队对宋朝的战争[7]。

由于金帐汗国统治俄罗斯达240年，其野蛮和独裁的统治模式也影响了其后的俄罗斯政治制度。别林斯基在《小俄罗斯史》一书中，就用不少篇幅谈到鞑靼蒙古统治给俄罗斯人打上的深刻精神烙印。他主要是从鞑靼蒙古统治对俄罗斯人风俗习惯、心理性格有过影响的角度来讲的。别林斯基认为，俄罗斯人较为内向隐忍的性格和家长制传统就同蒙古二百多年的统治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一些较少受蒙古统治的民族，比俄罗斯人更开朗、更豁达一些，也更少一些宗法家长制的传统，这同受蒙古统治时间较短，较少受其影响有关。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在《蒙古人与罗斯》一书中，则更加集中地，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俄罗斯在蒙古统治下，从蒙古人那里接受到的来自中国的种种影响。维尔纳茨基作为历史学家，更将蒙古入侵前后的俄罗斯，即基辅罗斯同莫斯科罗斯进行比较，认为在基辅罗斯时期王权和教权是平等的，民众对国家事务也有较多的发言权；而蒙古人二百多年的统治则改变了这种情况，使王权明显上升，百姓必须服从沙皇，连以前较为独立的王公贵族也变成了沙皇的奴仆[8]。

而元朝的政治制度，与中国秦代以后的君主专制制度有着密切关系。铁木真曾经拥有一批由汉人和契丹官员组成的顾问，麾下也有一些汉人和契丹人担任官员。成吉思汗及其继位者窝阔台最为重用的谋臣耶律楚材(1190—1244年)，则是一位具有家传汉学渊源的契丹贵族，后者曾向蒙古统治者建策汉地传统制度，并于1235年拔都西征之前两年，在燕京创立国子学，选派蒙古子弟学习汉文，并招收大批汉人进入蒙古民政机构[9]。忽必烈1260年即位之后，“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沿袭宋、金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监察机构和军事体制，取消官员的世袭制而代之以迁转之法，定赋役，颁俸禄，整顿户籍，建立学校，等等[10]。金帐汗国的鞑靼蒙古人作为统治者，将古老的中华的典章制度扭曲后搬用于俄罗斯。

虽然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宗法家长制传统和习俗，家长和族长在家庭、族人中具有掌管一切和说一不二的威严和权力。但是，这种特征在东方似乎更为突出。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历代国家制度中也能找到许多东方的特征。例如，1649年法典规定了一系列维护沙皇、教会和国家权力的条文。如明文规定：叛国、阴谋反对国家者处死，图谋反对教会者处死，携武器进宫或在宫廷内打架杀人者处死，连百姓偶然过失者也遭严厉惩罚。审判常常采用刑讯。刑法极其野蛮——削耳、剁手、刖足以及各种死刑，等等。这部法典是在鞑靼蒙古统治时期之后，在向绝对君主制转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仅在俄罗斯古代法典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俄罗斯日后的法律制度也有深远影响。历代沙皇后来在颁布敕令和法律时，都曾不断因袭借鉴它的有关条文，直到1830年编纂法典时还把这部法典视为重要依据。客观地说，这种法律制度不能不说带有更多的东方的特征[11]。

蒙古人的统治和拜占庭的影响都有明显的专制主义特征，蒙古人的统治深刻影响了莫斯科公国政治制度的道路选择。可以说，蒙古人的统治为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个专制的样板。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俄罗斯专制暴政是蒙古统治的直接产物，两者都可用统一和征服统一所需要的力量来说明，它也是野蛮和独裁的蒙古政治的直接回响[12]。唐纳德·奥斯特洛夫斯基指出，14世纪上半叶蒙古的政治和军事制度广泛施行于莫斯科公国，但随后莫斯科罗斯在政体上所发生的同化、重塑与选择并不是蒙古强加的，而是莫斯科王公们有意将可汗制度与军事制度作为自身军政制度的样板。莫斯科罗斯的王公们正是在反抗金帐汗国统治的过程中接受了蒙古人在政治制度、军事行政组织、人民普遍纳税服役，尤其是关于王权无限的教诲，从而才拥有了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种种手段和武器[13]。莫斯科王公正是积极继承拜占庭遗产、巧借金帐汗国统治之力、从联合东北罗斯到逐渐统一整个罗斯，伊凡三世时初步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俄国专制君主制即起源于此。其专制统治的外部因素更多来源于拜占庭、金帐汗国的东方式独裁君主制，而内部根源则在于其居民和政治权力中心转移到东北罗斯[14]。

这意味着，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制，主要还是俄罗斯统治者自己的理性选择。很明显，专制君主制能够让沙皇权力最大，实现刘泽华先生所说的“五独”：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只要条件许可，在没有强有力的约束之下，统治者总是会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力，俄罗斯专制君主制从建立到完善正是如此。

《俄罗斯史(第8版)》

作者：(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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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四世是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始作俑者

在蒙古人统治期间，莫斯科公国吞并了很多了其他的公国，这些被吞并公国的王公不得不宣示效忠于莫斯科公国。但是，他们丧失了权力和独立的地位，一些王公一有机会就像推翻中央集权，恢复到封建割据的状态。对此，伊凡三世（1462-1505年在位）严厉镇压。他不允许大贵族们干涉自己制订政策，坚持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继承人。1493年，伊凡三世采用了“全罗斯大君主”的头衔。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人称是“统治全俄罗斯领土的君主之君主”，他严厉统治贵族阶层和已经成为莫斯科仆从的前诸侯国王公家族，原先的世袭王公都必须“遵照他的一切意志”为他服务；伊凡四世(1533一1584)1547年加冕称沙皇，号称“伊凡雷帝”，他自称“专制君主”，强调自己拥有充分主权，不受制于任何势力。他排除阻力，对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各方面进行改革，其目的都是继续打击王公割据势力，强化君主专制政体。1550年，伊凡四世召开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但这些参会缙绅只是沙皇的代理人，效忠于沙皇个人。1565年2月，伊凡四世在莫斯科公国实施特辖制，他用恐怖手段摧毁了大贵族赖以生存的世袭领地，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力，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15]。

伊凡四世的统治专制而残暴，他在莫斯科公国实施恐怖统治，先是杀害了逃往立陶宛的库尔比斯基公爵及有关联的人，然后杀害了自己的堂弟，斯塔里茨的弗拉基米尔公爵及亲戚、朋友和下属。其后，杀死的人范围进一步扩大，很多大贵族及其家属、亲戚、朋友，甚至仆人和奴隶都被杀，这些受害人的财产和所述农民的村落都被国家没收，经常被洗劫一空甚至一焚了之。1581年，恐怖的伊凡在暴怒中用削尖的棍子打死了自己的儿子兼太子伊凡[16]。

俄罗斯专制君主制形成的过程，一直伴随着沙皇权力的提高。伊凡三世为始作俑者，瓦西里三世继往开来，到伊凡四世逐步完成。16世纪初期，到莫斯科访问的西欧贵族对莫斯科公国的君主拥有无限权力感到惊异，认为沙皇的权力超过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所有君主，因为他可以任意处置所有人的生命财产；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所有人不得违抗；他的统治纯粹是暴君式的，以最露骨和野蛮的方式使一切都服从于他的利益。在莫斯科公国，贵族的人身属于沙皇，且只是沙皇的财产保管人[17]。

1584年伊凡四世去世后，他的儿子费奥多尔登基，当他于1598年去世时没有子嗣，这标志着留里克王朝灭亡。费奥多尔的幕僚鲍里斯·戈登诺夫大权在握，特别召集的缙绅会议选举他为沙皇，经过牧守、神父和民众一再恳请之后，鲍里斯·戈登诺夫才登基。在这之后的15年里，俄罗斯陷入动荡时期。鲍里斯·戈登诺夫1605年4月去世，他的遗孀和年少的儿子费奥多尔被废黜，并且在莫斯科被暗杀。之后，一个伪称费奥多尔弟弟的人——伪德米特里1605年6月登基，不久又被推翻。1606年5月，瓦西里·舒伊斯基公爵和其他贵族率军进入莫斯科，一个士兵射死了伪德米特里，瓦西里·舒伊斯基成为沙皇。但是，莫斯科教士、波雅尔、贵族和平民联合起来，推翻了他的统治，以费奥多尔·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公爵为首的七位波雅尔组成的杜马接管了政府，一直到1613年。

1913年1月，800名代表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缙绅会议，选举菲拉特列总主教的儿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当选为沙皇。至此，罗曼诺夫皇朝开端。米哈伊尔和缙绅会议、波雅尔杜马分享权力。他交出过一份宣誓文告：遵守和保持东正教信仰，忘记过去那些家族的旧仇宿怨；不得擅自颁布新法律，也不得擅自改变旧法律；不得擅自宣布战争和缔结和约；要依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重大诉讼案件；最后，要把自己家族的世袭领地交给亲属或并入王室领地。大贵族们秘密限制了沙皇的权力，但不妨碍米哈伊尔保持专制君主的称号[18]。

费奥多尔1598年去世到米哈伊尔1613年登基的这15年里，沙皇更迭频繁。在伊凡四世时期衣服沙皇的缙绅会议，此时成为了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只有得到缙绅会议的支持，新沙皇才能保住皇位、新王朝才能得以巩固、国家才能重新立足。在米哈伊尔在位的头十年，缙绅会议几乎不断召开。沙皇的父亲菲拉列特1619年被波兰人释放回来，成为莫斯科的牧首和他儿子的共同执政者。如果没有缙绅会议，米哈伊尔政府在执政初年就难以征收新税，也就不能重建国家的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A．C．阿希耶泽尔就认为可以把大混乱后莫斯科国家的政治理念称作是“和谐联合各种社会阶层进行全体协商的早期新理念”。当代俄罗斯著名学者米罗诺夫将17世纪的俄国专制君主制称之为“人民君主制”。缙绅会议为新王朝的建立提供了政权合法性，而罗曼诺夫王朝的新沙皇使用这种类似于西方等级代表君主制形式的“人民君主制”重建了国家政权[19]。

但是好景不长，米哈伊尔的儿子阿列克谢（1645-1676年在位）登基之后，就开始加强君主专制，1653年为解决乌克兰合并问题的缙绅会议成为了最后一届。而波雅尔杜马的作用和地位也下降为沙皇的咨议机构，为沙皇提供建议，沙皇自己做决定。阿列克谢喜欢独断专行，他设立了私人办公厅枢密衙门，取代了波雅尔杜马。进入枢密衙门的都是沙皇的亲信，枢密衙门也是沙皇监督管理机关的特殊机构，不受波雅尔杜马的一般监督[20]。

沙皇喜欢挑选那些聪明的、有才干的人，按能力而不仅仅按家族名望来提拔。这样很容易产生一种观念：君主把高官显位赏赐给出身卑微的人，同时也就使他具有名门贵族的身份，这种观念只看功绩不看出身，是否定门第制的基础，也是大动乱时期开始产生的新政治概念。1676年，阿列克谢14岁的儿子费奥多尔即位，6年后去世。费奥多尔在1682年废除了门阀制。后来，这种观念也成了彼得一世1722年的官级表的基础，而且它极大地促进了有官职的贵族官僚集团吞掉旧的波雅尔集团[21]。

《娜塔莎之舞》

作者：[英] 奥兰多·费吉斯 著，郭丹杰/曾小楚 译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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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一世让君主专制更加稳固

1682年，彼得一世即位，一个严厉的专制统治时代由此开启。

彼得一世尊重法律，视自己为国家的第一仆人，他看不出波雅尔杜马和缙绅会议有什么作用。1699年，他设立近臣办公厅，取代了波雅尔杜马的大部分功能。1711年2月22日，彼得一世又设立了参政院作为监管所有司法、财政和行政事务的最高国家机构，取代了波雅尔杜马。参政院由9名参政员组成，所有人都是彼得一世的亲信。为了监督参政院的工作，彼得一世专门设立了一个总监察官作为“朕的耳目”，没有总监察官签署，参政院任何决定都不能生效。参政院和总监察官的分歧，只有沙皇本人才能裁决。1718-1721年，彼得一世设立了11个中央管理机构——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50多个衙门。然后，用独立的监察官监督每个委员会。

在军事上，彼得一世学习西方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1716年和1720年颁布的《军事章程》和《海军章程》确立了君主对陆军和海军的绝对领导，其中宣称：“沙皇陛下是专制君主，作为基督教君主，他对自己的事务，无需向世界上任何人负责，他有力量和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宽容治理自己的国家和土地。”陆军和海军成为专制制度的军事支柱。[22]

1721年，俄罗斯在北方战争中最终打败瑞典，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和东岸大片土地。俄国从此跻身于欧洲强国行列，定国号为俄罗斯帝国。参政院和圣主教公会为了表彰彼得的功绩，尊奉他为“祖国之父”和“全俄罗斯大帝”。从此，沙皇俄国成为俄罗斯帝国。正是在这一年，俄罗斯颁布了《宗教规程》。10个（后来扩展到12个）高级僧侣宗教事务管理总局，彼得一世任命一个世俗官员担任总局长。这一改革让政府牢牢控制了教会的组织、财产和政策。在此前的莫斯科公国，沙皇和牧首都是至高无上的领袖。但是，在从此以后圣彼得堡时期（1713年圣彼得堡被定为俄国首都），只有沙皇才是领袖，而宗教事务管理局对教会的支配一直延续到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灭亡。[23]

1722年，彼得一世公布了“官职等级表”，把文职和军职官员分为14级，文职官员从14级文书到1级总理大臣，军职由准尉到陆军元帅和海军大将。“官职等级表”废除了门第制度，建立了论功取仕原则，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建立了官吏等级制度。凡达到8级官衔，就可获得世袭贵族称号。9级为终身贵族。这一改革使官吏人数大增，形成了强大的官僚贵族阶层，成为专制制度的另一支柱。[24]

此外，彼得一世还实施了地方行政改革，建立了省-州-区（县）的行政机构，加强了中央集权。

通常认为，英国从1485年都铎王朝起进入绝对君主制时期，至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宣告结束；法国从1589年波旁王朝起进入绝对君主制时期，至1789年大革命时期为止。但当代更多学者认为，英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绝对君主制时期，比如1607年11月10日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企图亲自参与司法案件的审理，法官们以“案件应由法官审理，国王对法律并不精通”为理由集体抵制，法官柯克曾宣告：“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25] 伊丽莎白成为女王之后，因为政府没有从宫廷中独立出来，她以君主名义要求议会拨款，常常遇到周折和麻烦。后来，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她不得不变卖王室土地和自己的珠宝。[26] 而即使最典型的绝对君主制的法国，其君主权力也远非不受限制。例如，路易十六要征税，遭到教士和贵族阶层的反对，高等法院拒绝将税收法令登记，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路易十六被迫同意召开三级会议，这才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在俄罗斯，与1680年相比，政府收入在1702年翻了一番，到1724年已经增加了4.5倍。[27] 由此可见，即便是法国的绝对君主制时期，国王的权力也远远不能和俄国沙皇相提并论。

总体上，俄国专制君主制融合了西欧绝对君主制与东方独裁君主制的特征。其表面现象符合绝对君主制的特征，实际本质却属于独裁君主制类型；国家上层是绝对君主制的权力架构，社会下层却是独裁君主制的精祌内涵。俄国专制君主制是在欧化时代背景下经彼得一世的强力改革而确立和定型的，也是专制君主制最终完成国家中央集权化和官僚化的成功自我强化的产物。[28]

近千年的专制君主制不仅深刻影响了俄罗斯社会，铸造了俄罗斯人独特的国民心理，而且影响了其历史道路——俄罗斯的现代化道路曲折坎坷，俄罗斯人迷信强人政治，都与此相关。

作者谨以此文致谢燕京书评的所有读者，愿我们还有机会再见。

明日（2022年11月1日）起正式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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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曹维安、周厚琴《从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到彼得堡罗斯：俄国政治制度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月） 。 

 [2]周厚琴博士论文《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与形成研究》，2014年。   

 [3]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49页。   

 [4]姚海《俄罗斯文化》2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6月版。   

 [5]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104页。   

 [6]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120页 。 

 [7]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70页。   

 [8]马龙闪《试论俄罗斯文明的特性》，《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三期。   

 [9]马龙闪《试论俄罗斯文明的特性》，《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三期。   

 [10]白钢主编，陈高华、史卫民著《中国政治制度史》第八卷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   

 [11]马龙闪《试论俄罗斯文明的特性》，《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三期。   

 [12]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71页。   

 [13]曹维安、周厚琴《从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到彼得堡罗斯：俄国政治制度的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14年1月）。   

 [14]周厚琴博士论文《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与形成研究》，2014年。   

 [15]赵克毅《俄国封建君主制的演变》，《史学月刊》1986年第6期。   

 [16]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147页。   

 [17]姚海《俄罗斯文化》6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6月版。   

 [18]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6月版86页    

 [19]周厚琴博士论文《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与形成研究》，2014年。   

 [20]周厚琴博士论文《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与形成研究》218页，2014年。   

 [21]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6月版84页。 

 [22]刘祖熙《试论俄罗斯文明》，《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4期。   

 [23]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226页。 

 [24]刘祖熙《试论俄罗斯文明》，《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4期。   

 [25]周厚琴博士论文《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与形成研究》 241页，2014年。 

 [26]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157页。   

 [27]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227页。 

[28]周厚琴博士论文《俄国专制君主制起源与形成研究》 242页，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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