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抗疫“武器”：流行病学家出身的副总统陈建仁 -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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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摄于2018年。 Tyrone Siu/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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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台北——电话是在晚上打来的，此时台湾副总统陈建仁通常穿着睡衣待在家里。科学家向他寻求关于抗病毒药物研发的建议。正在调查一艘军舰上冠状病毒暴发的卫生官员请求他的指导。

与许多世界首脑一样，陈建仁正在努力控制冠状病毒，并预测大流行的进程。他在追踪感染情况，推动疫苗和检测试剂盒的生产，并提醒公众要勤洗手。

但与大部分官员不同的是，陈建仁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他是一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培养的流行病学家和病毒专家。

这段经历也将陈建仁从幕后推到了台湾应对这一危机的最前沿。他欣然接受了罕见的双重角色，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威批评中国最初试图隐瞒病毒的做法，即便作为科学家的他，一直在埋头分析病毒的传播趋势。

在科学变得越来越政治化的当下，当中美两国的官员总用未经证实的理论就病毒起源问题攻击彼此时，陈建仁横跨了这两个世界。

在世界各地，公共卫生专家与政治领导人经常就病毒传播和封锁的成本与效益展开争论。陈建仁说自己作为副总统的决策，只会以事实为基础。

“证据比玩政治更重要，”他最近在台湾首都台北市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今任期已至最后几周的陈建仁，作为副总统的首要功绩或许将是台湾的防疫成功。

现年68岁的陈建仁有一头卷曲灰发，微笑时会露出牙齿，在台湾被亲切地称为“大仁哥”，许多人相信是他帮助这个岛国避免了冠状病毒的大规模感染和死亡，尽管这种病毒已经淹没了许多国家。

早在2003年的SARS危机期间担任高级卫生官员时，他就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为下一次疫情暴发做好准备，包括建立隔离病房和病毒研究实验室。

台湾的早期准备工作使它在病毒来袭时可以无所畏惧，而它的应对措施也赢得了广泛赞誉。目前台湾报告了约400例确诊和6例死亡，远远少于许多国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政治学副教授庄嘉颖说，陈建仁的“政治影响力和技术专长”在台湾发挥了作用，他说在台湾社会，人们对科学有很强的信任，对医学专家尊重有加。

现在，陈建仁希望台湾能在帮助世界从疫情中恢复和重启经济增长的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他正在监督疫苗和冠状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等工具的研发。

上周，台湾台北市一所高中里的学生正在测体温。 Ashley P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当其他国家面临巨大的危险，台湾不能袖手旁观，”他说。

陈建仁保持着科研工作者的书生气，大部分时候不习惯被关注。他在政治生涯中远离了政治斗争，甚至拒绝加入由蔡英文总统领导的执政党民进党。

“他本来是一个学者，其实不太会介意权力游戏，”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说，1990年代，陈其迈作为一名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选修了陈建仁主讲的流行病学课程，两人至今仍是好友。“因为他的中立，反而受到大家欢迎。”

总统已经把陈建仁当作一个主要的游说声音，让台湾在全球舞台上获得更大认可，包括争取进入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陈建仁现正处于关于病毒如何在全球传播的争论的中心。

他说台湾在去年12月底就试图警告世卫组织关于该病毒人传人的可能性，但被忽视了。世卫组织否认这一指控，称台湾只是要求该卫生机构提供信息，并未发出任何警告。

陈建仁抓住了机会，谴责中国阻止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活动，并呼吁世界各国研究疫情防控的“台湾模式”。

陈建仁的声望导致他总成为中国大陆评论人士批评的对象，他们指责台湾政府利用大流行寻求独立，而中国政府一直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其披着专业外衣，背离科学严谨，公然胡说造谣，”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在最近一篇时评中表示，“性质尤为恶劣。”

今年1月，连任后的蔡英文总统（中）与身后的候任副总统赖清德（中左）和陈建仁。 Carl Court/Getty Images

“中国必须把更多精力放在Covid-19的控制，而不是政治上，”他说。

陈建仁从小生活在一种政治氛围里。他是台湾南部一位有权势的县长之子，他说自己很快就学会了妥协的艺术。

“从父亲那里，我明白了政治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互斗到死，”他在2016年接受台湾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的采访时回忆道。“一旦人们在这样的对峙中陷入困境，就会不断互相指责。”

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可以避开政治，专注于他的“初恋”——自然科学。1982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流行病学和人类遗传学博士学位，并成为乙型肝炎和砷暴露相关疾病的权威。

在SARS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台湾有671人感染，84人死亡，陈建仁被任命为卫生署署长。

在当局封锁了一家尚有1000多人的被感染医院后，政府面临着信任危机。这一举动引发了恐慌，医院里的一些人相信他们或他们的亲人感染了病毒，因此试图自杀。

“我们看到有人跳窗，”陈建仁回忆道，“形势确实十分混乱。”

在控制住SARS后，陈建仁领导台湾为下一次疫情做准备。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灾害管理中心，增加防护装备的生产，修订传染病法等等。

上周，在台北一家百货公司的美食广场，一名顾客被隔断板包围，以保持社交距离。 Ashley P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陈建仁回归了学术生活，直到2015年，当时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选择他为自己的竞选伙伴。

作为副总统，陈建仁还面临着其他挑战。他着手进行养老金改革，引发了公务员对削减开支的抗议。作为天主教徒，他以副总统的身份三次访问梵蒂冈，这激怒了北京，令其敦促梵蒂冈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虽然受到其他基督徒的批评，但他支持去年在台湾合法化的同性婚姻。

大部分时候，他都保持着低调。但在去年12月底，位于台北西北方约600英里的中国武汉发现神秘肺炎的第一批报道出现后，他担心疫情可能蔓延，并立即采取了行动。

陈建仁迅速命令当局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进行筛查，并隔离出现感染症状的人。到1月21日，台湾出现了第一例感染，政府很快开始配发口罩。

在一艘军舰暴发疫情后，他敦促官员对700多名船员进行检测，希望为一项针对无症状患者的研究收集数据。

5月20日那一天，陈建仁将卸任副总统一职。他打算回到学术界，并表示冠状病毒将是他研究的重点。

上周，在台北市南港站内，一名台湾高铁的保洁员对设备进行消毒。 Ashley P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每天早上7点左右，陈建仁都会去教堂，但弥撒已经因为病毒而取消。

“我祈祷能有勇气去改变我们能改变的东西，”他指的是生产质量更好的试剂盒、药物和疫苗的努力。“对于不能改变的东西，我们只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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