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霜的金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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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霜的金莲花

作者：黄明红

在朋友圈看到王晨光老师发了一张图片，题为“傲霜的金莲花”，下面写了一句话：“摄于９月28日，致敬不图私利、不惧权威为中华民族呐喊的真侠士。”瞬间，我的双眼模糊了。

9月28日，是真侠士方舟子先生的生日。9月28日，也是孔子的生日。

在文明的世界里我总是时时看到方先生的影子。我总是惊奇于方先生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践行着智者们总结出来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沟通方式。

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教授平克先生的新书发布也是在9月28日。他的新书标题是：《理性：它是什么？它为什么罕见？它为什么重要？》他在一个访谈中最后阐明了他书中的主要观点：

“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时，当看到一个民主党副总统和总统候选人，共和党人马上就反对说：如果戈尔支持，我就反对。那是不理性的态度，但这是人性，我们需要去处理去面对。这是其一。

第二，我认为理性、客观和追求真相应该作为优点和好事来提倡。也就是说，当人们说：“我可能错了。” 或：“我以前根据证据相信X，但现在我相信不是X。”这不应该被人们当作弱点或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而应该时理性的表现，是个优点。对于辩论，我们也不应该把它当作旨在打倒对手赢得论战的争输赢的运动，

我们应该共同寻找真相 – 把追求真相当作一种文化价值。那就是所谓的积极的开放心态，意指当你面对不同观点时，你是用证据去辩驳，即使这证据也可能证明你是错的。我们应该珍视、弘扬并培育这种价值观。第三点就是要在学校里教一些理性思维工具，包括三角学，但更有用的是如统计学说理之类的，还有逻辑，这些应该更早地加入学校课程当中。

我们只有在交朋友时才需要考虑他们的优点，而在听他们的观点时则不需要。”

说到理性、客观和追求真相，我就想起方先生，还有谁比他践行得更彻底的呢？看方先生的推，读方先生的书，听方先生的课，听方先生的视频分享，从时事点评，到科普文章，到文史解说，无不体现着理性、客观，无不在用证据逻辑说话，以还原真相。

比如说，这些天，方先生做了两期时评节目评论杨振宁：《杨振宁甘当权力的奴仆》和《杨振宁的最后爱国秀》。方先生说到，几年前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要建一个超级粒子对撞机，这是很大的科学项目，需要投资300多亿人民币。很多著名物理学家包括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格拉肖、戴维?格罗斯，还有霍金，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还有几十名在美国当教授的华裔物理学家也曾经联名写了一篇文章支持这个项目。支持方还有丘成桐，虽然他是数学家，但做的工作与理论物理关系很大。反对方主要就是杨振宁，还有物理学家何祚庥及一些外行。方先生对比了正反两方的学术力量，说反方的力量很弱，要么外行，要么退休或已退出科研前沿，但是争论的结果却是这个项目被叫停。因为杨振宁给中国一号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反对这个项目，一号领导人就批示“看来此事还不成熟。”

方先生指出，杨振宁反对建超级对撞机的理由是一贯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三十年前，杨振宁就说高能物理已经走到尽头，很难有更大发现。但是，那以后高能物理还是有重大发现。如2012年物理学家发现了希格斯粒子（被称为上帝粒子），还得了诺贝尔奖。第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去建对撞机。问题是中国经济比三十年前好多了，但是杨先生还是持同样理由。

方先生认为，杨振宁反对建对撞机是他的学术自由。但作为一个科学项目是否要建立，应该由科学辩论来解决。杨振宁向一号领导人写信，由大外行拍板，把项目叫停，不是正常程序。是借助政治力量干预科学讨论，体现他对政治权力的崇拜，甘当政治权力的奴仆。

由此我想到最近在读的马歇尔.卢森堡的《非暴力沟通》，书中提到法国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 Bernanos）有段话引起了作者的共鸣：“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技术的进步最终被用来摧毁人类，那么，并非是暴行导致人类的灭亡，当然，更不能说是复仇行为使人类灭亡……人类的灭亡，却是因为现代人唯唯诺诺、缺乏责任感，毕恭毕敬地服从各种命令。我们所看到的悲剧和马上就要看到的更大悲剧，并非是世界上反抗的人、不服从的人增多了，而是唯命是从的人、听话的人越来越多。”

杨振宁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却去崇拜政治权力，确实不得不说是非常遗憾，不知这与他年轻时代成长于专制国家有关。《非暴力沟通》书中提到， “对于国王、沙皇、贵族来说，将臣民训练得具有奴隶般的精神状态符合他们的利益。‘不应该’、‘应该’和‘不得不’这些表达方式特别适合这个目的：人们越是习惯于评定是非，他们也就越倾向于追随权威，来获得正确和错误的标准。”

方先生正是深切了解杨振宁这种思想对国人的危害，以一己之力大声疾呼。方先生说到：“对撞机该不该建，应该由科学家去争论决定。但是杨振宁把它扯到民生问题，就把它变成爱不爱国的政治问题，做这种忧国忧民状，演一出爱国的戏，能引起很多外行的共鸣、同情、支持，让自己的形象变得更高大，更光辉，这是杨擅长的。可是，自己显得很爱国，那些跟他持相反意见的人岂不就显得很不爱国，岂不变成在搞劳民伤财的事，在祸国殃民？网上就有这样的论调，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在把杨振宁树立成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科学家的同时，就把另一个阵营的人给妖魔化了。如果是外国的物理学家，就被妖魔化为想来占中国的便宜，如果是中国的物理学家，就被妖魔化为自私自利，想来为自己谋利益。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就变成一个爱不爱国的问题。就像网上很多争论，一扯起来就标榜自己多么爱国，对方就变成恨国党，这种争论的方法是很无耻的，就像杨振宁给一号领导人上折子叫停对撞机项目，也是一样无耻的。”

方先生尽管认为杨振宁的人格很卑微，却不否认他在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实事求是。他在《不必夸大杨振宁的学术成就》一文中，批评国内把杨振宁说成当代牛顿爱因斯坦的过分吹捧，但非常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杨振宁的伟大学术成就。杨振宁除了和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奖，还有一项诺贝尔级别的成就 “杨-米尔斯方程” ，在物理学上的贡献比霍金还大。还有在《也说说杨振宁和李政道关系破裂之谜》中，他非常客观地指出杨振宁和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后，互相争名夺利，以致于搞得两个人关系破裂，成了仇人。但是，在署名问题上，方先生以数据说明杨振宁并没有那么在乎谁排名第一，反而是李政道斤斤计较。

评完杨振宁，谁也无法预知明天方先生明天要说什么话题。方先生阅读量极广，涵盖内容无所不包：科学、政治、历史、文学、诗词等等，每日阅卷不已，笔耕不止。看到方先生每天那么多的产出：一条条的推，一篇篇的文章，一堂堂的课，一帧帧的花卉郊游照，还有一个又一个的视频节目，除了佩服方先生的博学，更是佩服方先生勤勤恳恳地耕耘的耐力，傲然于世独立思考的锐气，不惧权威为民呐喊的勇气。

最近，在读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和古贺史健的《被讨厌的勇气：“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哲学课》这本书，觉得里面的很多观点和方先生不谋而合,方先生似乎先知般地实践着哲人的勇气哲学。

书中有一句话：“阿德勒在说了‘并不存在普遍性的人生意义’之后还说：‘人生意义是自己赋予自己的。’”我想起方先生在《何必为进化绝望》写道：“宇宙的演变没有目的，因为宇宙没有意识。但是人生可以有目的，因为人有自我意识。在一个冰冷的、凄凉的宇宙中，同样可以有、也应该有温暖、亲密的人间。”

另一句话：“人生就像是在每一个瞬间不停旋转起舞的连续的刹那。无论你过着怎样的刹那，即使有人讨厌你，只要没有迷失‘他者贡献’这颗引导之星，那么你就不会迷失，而且做什么都可以。即使被讨厌自己的人讨厌着也可以自由地生活。聚焦‘此时此刻’是认真而谨慎地做好现在能做的事情。”这不就是方先生正在实践的吗？自由自在地过着日子，珍惜每一个刹那，认真而谨慎地用心工作和生活，回馈社会，做着“不抱希望”的努力。

书中提到，阿德勒在回答关于共同体感觉问题时说：“必须得有人开始。即使其他人不合作，那也跟你没关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应该由你来开始。不必去考虑他人是否合作。”方先生就是这样一人自顾自地往前走着，永不停息。

还有，书里还提到哲人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很大”。不！应该说是“我的力量无穷大”。也就是，如果“我”改变，“世界”就会改变。世界不是靠他人改变而只能靠“我”来改变。

方先生说，百年之后，人们只会记得像鲁迅这样充满人格光辉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或许还会记住虽然人格卑微但作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的杨振宁，但是无人会记得今天的所谓一号领导人。

我相信，百年之后，那时的人们，除了记住鲁迅先生，还会记住方舟子先生，一个和鲁迅一样伟大的开民智的充满悲悯情怀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为， 方先生“一个人的力量很大、无穷大”。

（动笔于2021.9.30，写于2021.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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