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关停、转型，“双减”之后中国教培行业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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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地的90天内，3.3万教育相关的企业在市场中消失，中国人的教育焦虑因此缓解了吗？

端传媒记者 杨钰 发自新加坡 2021-11-01

2021年7月26日中国北京，人们走过好未来教育集团旗下的学而思。 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编者按】7月，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培训学校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并禁止上市融资。在教学内容上，禁用境外教材。

8月31日，中国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要求一、二年级不能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原则上只组织一次期末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不传播，不得根据考试成绩设置“重点班”。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是否真的能缓解内卷、降低育儿成本，又触及到中国应试教育系统的哪些痼疾？9月起，端传媒推出“中国教育专题”，试图从教培行业、职校教育、创新教育等领域回答上述问题。今天是专题的第四篇，透过从业者、老师、家长的视角，讲述重压下的中国教培行业。

冯菲在公司大会中听到“原地解散”的消息时，既意外又好像听到心里的石头终于“咚”一声落了地。自“双减”政策出台，公司里的气氛就变得有些诡异——每个人都惴惴不安，却又彼此心照不宣地遮掩著，依旧照常工作，焦虑的同时又心存侥幸。冯菲所在的公司，是深圳一家面向中小学的小型教育培训机构（下简称教培机构）。就在大会的前一天，冯菲还在逐个联系家长缴纳新学期的费用。甚至有慕名而来的家长刚从另一家教培机构退费，搪塞的理由是“双减”政策出台，孩子不再愿意周末补习文化课，被冯菲通知机构结业后，转身又立刻打回早先退费的教培——这次的理由是，“早上继续做了一下孩子工作，他又愿意了。”

2021年7月24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被外界简称“双减”——减轻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措辞严厉与执行力度远超外界预期。教培从业者、家长、甚至部分体制内的教师，均被政策的大手挥至不知所措的境地。管理咨询公司奥纬咨询（Oliver Wyman）2020年的报告评估指，2019年 K-12（Kindergarten to 12th Grade）教培行业规模超过8000亿人民币，其中课后辅导细分市场占比六成。“双减”发布后，已上市的新东方、好未来等大型培训机构股价大跌，裁员过半，新东方更在10月25日宣布，将在11月底前完全裁减掉内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在线培训业务，同时，新东方在线开始招募编程、考研等领域人才，旗下多个子品牌也开始发展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培训。

从公司大会开始到宣布解散，只用了不到10分钟，冯菲及同事们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情绪，便忙于逐个通知学生退费——如前一天通知缴费时一样。据企业征信机构企查查数据，在“双减”公布后的三个月里，中国有超过3.3万家教育相关的企业注销。从业者们或愁于房贷等生活压力的突增，或苦于找寻出路，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教书育人、估值近千亿的产业，为何会在短短两、三个月内便土崩瓦解。

26岁的冯菲是2020年6月才进入教培领域的，她此前在一家媒体就职，经朋友推荐，到教培机构中辅导小学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有时也会安排看护晚辅——主要在工作日傍晚，看管放学的学生在机构中完成作业。

这家教培机构最早的核心成员，是自另一家更大的机构中拆伙独立，曾经的投资人因此很不满。“双减”出台后，这位前投资人便在微信朋友圈里大呼“太棒了，早该管管了”，并不断向深圳市政府、电视台等渠道写举报信、打举报电话。由于举报过于频繁，当地城管及网格员（注：巡查、纪录区域内疫情等社会管理事务的人员，是中国网格化管理的一部分）便对冯菲所在机构做了突击检查。

冯菲记得，那天是8月中旬的一个周五。暑期上午班一般排课在10点至12点，而网格员和城管是11点到的。

几位表情严肃的男性站在教室外，猫著腰，通过窗口磨砂玻璃中间一条透明的窄缝，扫视教室。上课中途的冯菲，就这样冷不丁看到窗边的一张人脸。12点下课后，这些监管人员便在走廊通道里各处指点，称很多地方不符合消防标准，要求机构在周五下午及整个周末都停休整顿。

机构只好以电路整修为名停课了三天，学生们也被这次突击检查和网格员、城管们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到。

托管机构是否需有办学许可证，这在中国各地的相关规定中是一个模糊地带。办学许可证要求严苛，需有符合标准的校园面积、消防安全申报材料、有资历的校长及有数量规模的师资等；而一般托管机构，符合基本消防、卫生要求，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即可。

由于办学许可证审批难度大、日常并不会被有关部门检查，因此多数中小教培机构会选择申请托管，开设在商场或写字楼内部，有需要时再转换营业范围，逐步申请办学许可。“双减”之前，有关部门对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双减”落地，标准就严格了起来，消防、疫情、办学资格，什么都可以成为勒令停办的理由。

“标准是可松可紧的，”冯菲说，这种标准有些类似2018年年底，北京以消防安全为由清退“低端人口”。

在深圳以外的其他地方，举报也作为打击同行、表达对老师不满的武器，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社会新闻里。有学生在中考后，家长将补课老师连同课程录音举报至教育局，老师全额退费并多加1000元，希望撤销举报；某地高中数学特级教师被授课学生举报，全额退费，仍遭校方开除；安徽黄山一教师在别墅中开办补习班，经举报被查……

8月30日，中国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双减”一个月，专项举报平台已收到8000余条举报。

2019年5月30日中国北京，高中学生在夜间自修中为应付 2019全国高考。图：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双减”落地

经历过举报和接连不断的坏消息，机构里早已人心惶惶，因此宣布解散时，同事们或多或少都有了些心理准备。

与大多数从业者的描述相似，在冯菲看来，教培老师日常工作主要和孩子相关，不会受到应酬校方家长、填写表格等杂务的侵扰，自由度较高，工资相对可观，算得上是一份还不错的职业。对意义感有追求的老师，可能还会协助亲子沟通，给予一些家庭教育的建议。

“跟成年人打交道久了，你很容易被小朋友治愈的，”冯菲说，通知解散退费的过程中，听过许多家长的场面话，但孩子们有时会给予真诚的同情——有人脱口而出“老师我好同情你啊”，有人安慰，还有人者偷偷买零食塞给冯菲。

不过，退费的通知一个个打到机构初中部学生，就没那么顺利了。初中面临中考升学，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就读高中的质量，某程度上决定著可以报考的大学。因此对于机构的停运，不少家长表达惶恐多于惋惜，甚至有人称“我不退费，我孩子只有一年，耽误不起。”

在冯菲看来，这样愿意退费、照发工资，亏损自偿的教培公司，已是“很有良心的”。她转述同事伴侣的经历指，深圳“学而思”等部分机构，要求员工转换为非全职的雇佣合同，不转换便不给排课、没有收入；而非全职解雇手续更简单、未有明确工资计算方式，员工权益难以保障。这与网络上的一些爆料基本相合。

很多机构将大幅裁员称为“优化”、裁减冗余，但这样的措辞却无法掩盖所涉面积之广，与方式的粗暴。不少媒体报导及网络爆料提到，很多准备新入职的教师原本签好了“三方协议”，却突然被通知取消，求职群或新入职群被解散，甚至有机构上午通知解散，下午连宿舍都无法进入。

此外，多地教培机构出现负责人携款消失的情况。深圳少儿英语机构 PlayABC，8月17日的经营状态就已是“已注销”，但直到8月底，家长们还在机构微信群中给老师上传英语作业，甚至被通知缴费。缴费翌日，公司才宣告破产，并劝说家长们将剩余课程转入其他培训机构。有超过100位家长因此蒙受损失，数十名家长联合到政府部门讨要说法。

在湖南省的政府投诉平台中，也有类似的案例。有投诉者指长沙“一书阁”书画培训机构45家门店，在一夜之间关门，卷走了家长们续费和考级的费用，长沙伯明翰英语培训机构情况相似，又因学费高昂而涉及金额更加庞大，家长们被卷走的学费少则几千，多则十几万。

田婧是长沙一家教培机构的从业者，她回忆，在8月底时，长沙市电视台的民生频道，连续一周的新闻都是某某教培机构倒闭了，家长和任职教师讨钱无门。

27岁的田婧在长沙本地一家较大的教培机构担任中学英语老师，机构在她读中学时就存在，当时还有很多体制内的老师在其中兼职，名师的课程往往一课难求，场场爆满。后经几次整顿及行业规模化 ，如今的教培机构都配备了“产品研发”部门，同一间教培机构中不同老师的课件、教学内容相差不大，在田婧看来，现在的教培老师们渐渐趋近于这条产业链上的一颗螺丝钉。

“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连教育这样子老一辈眼里常青的行业，也会迎来它殒落的一天。”

田婧所在的机构已运营多年，证件齐全，老板是当地的人大代表。但“双减”出台之后，机构仍免不了隔三岔五便要迎接检查。一些年资老、教学功底深厚、但此前未在意考取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便在检查后被辞退，还有一些教师因迟迟没有新学期的招生计划而离职，另做了打算。

除此之外，还有教材审查，主要审查内容是否超纲。以往只需要提交课程目录，但“双减”出台之后，必须要将完整的课件都要提交至有关部门。此外，广告宣传也是次教培行业被打击的重点，以往“三个月速成”云云的广告词，都要进行整改。

对田婧而言，教培老师只是她职业的一个中转站，因此未有太多失业困扰。但看着身边在行业里深耕数年的老师被辞退、大范围机构倒闭，她还是很感慨：“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连教育这样子老一辈眼里常青的行业，也会迎来它殒落的一天。”

有关教培机构直面冲击的原因，从业者们有很多自己的猜测。在广州任职教培老师7年的李锐就总结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次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大量低端劳务，“说白了就是（缺）干体力活的”，而多年的大学本科扩招，使得职业教育缺失，但中央无法先触动大学校方利益，使其缩减招生，于是选了“软柿子”教育培训行业，期望用这样的方式，将一部分学生在中高考时分流进入职校。

此外，他还认为，教育行业的资本化运作可能也是原因之一。2018年，中国国家教育部，就曾要求对校外培训进行专项治理，但政策的风口一过，这些机构就又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线教育平台“猿辅导”甚至因疫情发展迅猛，一路将广告打到了2021年年初的春晚。

资本运作，是多数受访教培老师提到打击教培的主要原因。教育市场蛋糕做大后，鱼龙混杂，不少机构都有进行投融资，资金链并不健康。同时，境外资本也入场，一些一线城市的的英语培训机构引入了境外教材，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审查部门可能对此心存芥蒂。

“你爱国家，但国家爱你吗？唉，爱国是不能有前提的，国家每百年一次大变，只是刚好不幸砸中了我们。”

从业者们还有一些其他猜测。例如，不少机构用“培养你的对手”等宣传词扩大教育焦虑，教育培训加剧了社会“内卷”；还有最多的是有关促进三胎生育的猜测。冯菲的同事们就不断讨论认为，近年在中国大陆，所有有关人口的职业都可能有风险，不好再进。

“感觉到了风口浪尖上，就什么都成了理由，教育培训就是众矢之的，什么都是这个行业的错。”田婧无奈地补充。

冯菲所在机构宣布解散的当晚，同事们聚在一位家长开的小餐馆里吃散伙饭。席间，机构的负责人站了起来，一一举杯感谢过同事后，又喃喃地自问自答到：你爱国家，但国家爱你吗？唉，爱国是不能有前提的，国家每百年一次大变，只是刚好不幸砸中了我们。

2020年9月2日中国湖北武汉市，爆发2019冠状病毒病后，戴著口罩的学生走出小学。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焦虑的家长

8月31日晚，学校开学前一天，刘淑拉着要儿子画画问，“明天就要开学了，电视里天天播双减，你觉得双减跟你有什么关系吗？”画画即将升小学五年级，不久前因冯菲所在机构解散而不再上暑期课。

“没太大关系，我有我自己的目标。”刘淑转述画画的回答。她说，画画的理想是做“为人民服务”的市长，他认为因此就要努力学习，没有补习班和作业减少对他并没有影响。

刘淑是保险业者，在画画二、三年级时曾一度非常焦虑，担心自己的文化程度无法在后期帮助画画的学习，进而因成绩不好而无法进入理想的大学。后来了解到可以不通过高考，转而申请境外高校后，便逐渐放松了下来。“总有其他办法，”刘淑说，“我只是觉得他一定需要上大学，因为那是一个人受完整教育的过程。”

在刘淑看来，她的客户们相对焦虑得多。有一位客户的小孩和画画同龄，自小学一年级起便开始上各式校外培训课程。“双减”出台的暑假里，行业备受冲击，这位妈妈便不断转换各家机构，一个停了便到下一家去，最夸张的时候，孩子有8个课程同时在进行。

这位客户还在几年前深圳学区房房价高位时入了手，如今房价大跌，损失惨重。刘淑认为，这些家长补课和买房都很盲目，看到身边人都在这么做，便一拥而上，焦虑是被身边同样焦虑的其他人带动的，好像花钱了，便安心了。

“万一就这样浑浑噩噩过完了初三，最后自己是无法就读高中的那50%，怎么办？”

女儿开学读小学一年级的张蓓，也恰好撞上“双减”。女儿放学后，张蓓还是会为没有作业、没有补习班的孩子，布置一些如练字等的巩固练习。

张蓓在珠海某小学任教，既是家长，又是教师，她眼看着教育行业里学生们的竞争愈发激烈，内心也忍不住对孩子的教育感到焦虑。张蓓说，2020年珠海市中考数学很难，考哭了很多人，其中有的解题方式涉及高中知识，曾在外参加过教育培训有这样储备的同学，就占了先机。

无独有偶，中国近年来大举推动职校教育，就在教培行业受冲击的同时，中考将分流成一半高中、一半职校的消息，也在坊间流传。纵然有关部门称不同地区形势不同、职校教育将逐步推进等，仍无法缓解家长们心头的不安。

田婧说，由于“双减”要求初中不可进行月考，她常听到一些家长慌张的抱怨：参加的教育培训机构中途没了踪迹，找不到新的教育落点，经过一整个暑假，却无法得知孩子目前的学习情况，万一就这样浑浑噩噩过完了初三，最后自己是无法就读高中的那50%，怎么办？

在中国大陆，人们常把中高考比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如果不挤破头冲过去，就有可能被社会所淘汰。“就是，你始终都要考试。”冯菲总结。

2021年9月1日中国北京，一所小学新学年第一天的开学仪式前，学生们准备一面国旗，老师们正安排凳子。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疲惫的老师

除了对教培的打击，“双减”还有指向体制内教学的改变——大幅削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小学提供课后服务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

9月23日，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记者会中表示，目前有96.3%的学校提供课后服务，约7,743万学生参加，由500万教师负责看护或教学，97.5%的家长对新学期的减负政策表示满意。“双减”之下，各地小学开始增加午托和晚托服务，安排任课老师及班主任值班。

事实上，“双减”出台前，为学生“减负”的口号就不时会在教育政策中出现。有网民调侃称，曾经“减负”没了晚自习，如今“减负”又加回了晚自习。

在珠海任教的张蓓就是小学安排值班的教师之一。她说，一些学校会和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将体育、美术等晚托的兴趣类课程外包，但她所在的小学均是校内老师承担，加大了教学之外的工作量。据她说，晚托到下班时间尚可接受，但午托时间是12:50至14:00，午餐之后无论孩子还是老师，都需要短暂的休息和调整，否则没办法顺利完成下午的课程，因此午托让老师很为难。

“双减政策下，其实老师是更焦虑的。”

冯菲也听过体制内教师朋友称“日均工作10小时”的抱怨。此外，在她10月参加的一次儿童艺术论坛里，听众有许多是深圳小学的美术、声乐等艺术类课程的老师，这些老师原本就承担著校内乐团、运动队等的教练辅导，如今又要为全校学生提供每日40分钟的课后服务。曾不被重视的“副课”，忽然同时有了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这让艺术类课程的老师们也感到无所适从。

“我觉得双减政策下其实老师是更焦虑的，”在初三担任化学老师的陈好说。初中的体制内老师，也在疲惫和焦虑之列。

陈好任职于北方的一所中学，“双减”出台后，学校一开学便召开大会强调政策，要求严格执行每一科额定时间作业量，每周相应课组都要开会，讨论如何对作业精挑细选，如何在20分钟内完成课程巩固。

陈好认为，“双减”政策对体制内教师课堂授课效率及对每一个学生的关注度，都要求更高了：“因为你面对的孩子要参加中考，中考难度就在那放着，作业减少了，考试也减少了，可你得把孩子教会啊！”

2021年7月26日中国北京，一名背著书包的女孩站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一家店附近。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无奈的转型

教育培训机构，从业教师，家长，甚至体制内的老师们，似乎每一个人都在这场大风暴中承受重压，但在大环境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只有转型寻找新出路。

10月20日，业务板块大幅缩水的“猿辅导”跨界投资羽绒服产业，引起不少讨论。其工作人员回应称，羽绒服是独立的“小业务”，“猿辅导”宣布推出新品牌，为公立学校提供智能教育平台及相关教学产品。

最常见的，是“素质教育转型”。已上市的教培企业新东方就在北京、南京、天津等地推出素质教育成长中心，一家以英语教辅起家的企业，如今开设人文发展学院、优质父母智慧馆、围棋国际象棋等训练项目，厦门校区更推出街舞课程。

更多的机构则是用疑似“擦边球”的方式，试图在夹缝里求生。例如，将英语培训更名为“外国文学赏析”，或在体育活动的素质教育课程中全程使用英文。

田婧所在的机构也在尝试素质教育转型，老师们都被要求去接受素质类课程的培训。例如，英语老师被培训的课程是思维导图，即第一天上课内容是一篇英文阅读，第二天一篇中文阅读，第三天是一首诗歌，请学生在这其中找出一些思路和脉络，用思维导图的形式画出来。

“这不就是我小学时候的手抄报吗？”田婧对这样的上课内容非常不解。

8月，中国教育部在其官网转发了《校外培训机构转型路子多》一文，提出助力校内教育、加强素质教育、指导家庭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服务终身教育、促进乡村振兴、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七个转型方向。于是，提升专注力、记忆力，学习素养课，家庭教育，情商课，机构们绞尽脑汁扩展着教育培训定义的边界，但据一位仍在教培行业中的从业者向端传媒透露，这些课程开课时间都很短，师资大多为重新招募，并没有哪家企业打响了名声。

相对于仍有资金支持的企业，曾经的从业教师们则更孤立无助。据线上招聘平台智联招聘8月发布的《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教培行业7月新发布的职位数较“双减”政策前的3月大幅缩减32.4%，一线城市降幅最大，为38.2%，其中，北京又以49.3%的缩减程度居首位。

北京市于8月中旬召开“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的活动，称将由9800余家企业提供近9万相关岗位。在首场招聘会中，共354家企业参与，发布4300个岗位，多为销售、运营等行业；另有从业者在播客节目中提到，北京的部分公立学校也打开300余个岗位，但这些仅对有北京户口的人开放。

教培从业者在离开原先机构后，有人重新准备读书，有人先暂停工作出去旅行，有人选择考公务员或考取事业单位编制，还有新东方高层选择到山区支教。不过，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六成业者仍期望能继续从事教培行业。

升学压力下，市场对教培的需求仍然庞大，尤其是直面中考的中学学生和家长。于是除了转型之外，业者们更直接的改变是更地下、更隐形，从事一对一教学或搭伙租用小场地。

冯菲的前同事们，就在普通商业楼里临时租用了一间小的办公区，只摆课桌和上课，不挂任何机构名称或介绍，也有人暂时租用家长的地方。在网络社群平台豆瓣小组“教育培训”小组中，也有大量“会议室场地出租”、“员工宿舍出租”等为标题的帖文。

更有夸张的社会新闻称，上海“保姆式家教”月薪超过3万元人民币，要求本科以上学历、英语六级、有教师资格证、可用英文辅导全科、有海外留学经历、且年龄在40岁以下。

“补不补课，有没有教培，好像都进入了一个黑匣子里，”田婧说，自己偶尔也会接一些一对一课程，在准备出国留学期间赚点零花钱，她自嘲业者们的状态，是“薛定谔的补课”。

尾声

发稿前一周，田婧也从原机构离职了。纵然是长沙屈指可数、运营多年的教培机构，仍免不了资金链断裂、情况急转直下的命运。

公司内部有传言称，老板将公司一部分钱拿去广东成立私立学校，掏空了这家公司。有部分家长因迟迟未拿到退款，每天都到公司大楼前讨要说法。就在田婧办理离职手续时，还撞见同事们躲在漆黑的办公楼里，借助电脑微弱的光亮办公，而大楼里唯一的灯光，落在了门口家长、警察、公司管理层的谈判中。

“很奇怪的是，这件事一直没有被闹大，”田婧说，8月看到民生新闻栏目日日播报类似新闻，以为公司的事至少会在当地地方台中见到，但却未见半点风声。“9月这种新闻就很少了，我感觉就是有意在压吧。”田婧猜测。

与此同时，公司也开始强迫仍留在机构的老师们离职，通知所有人将劳工合同转为兼职——就和之前深圳“学而思”的某校区一样，且部分员工的工资未能正常发放，仍在职的员工们私下组成了集体仲裁群，希望能找公司谈判。

田婧提到，这些仍在职的同事里，有一些是从周边其他地级市到长沙工作的，每个月有房租水电的压力，还有的同事要扶养弟弟、妹妹。虽然行业新闻已狂风暴雨刮了两、三个月，但生活的压力让他们难以做出主动离职决定，都在等待一个“判决”。

“被时代的巨浪反复拍打的年轻人。”田婧发了一个“捂脸”的表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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