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关停、转型,“双减”之后中国教培行业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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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落地的90天内,3.3万教育相关的企业在市场中消失,中国人的教育焦虑因此缓解了吗?

端传媒记者 杨钰 发自新加坡 2021-11-01

2021年7月26日中国北京,人们走过好未来教育集团旗下的学而思。 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2021年7月26日中国北京,人们走过好未来教育集团旗下的学而思。 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编者按】7月,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培训学校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并禁止上市融资。在教学内容上,禁用境外教材。

8月31日,中国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要求一、二年级不能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原则上只组织一次期末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不传播,不得根据考试成绩设置“重点班”。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是否真的能缓解内卷、降低育儿成本,又触及到中国应试教育系统的哪些痼疾?9月起,端传媒推出“中国教育专题”,试图从教培行业、职校教育、创新教育等领域回答上述问题。今天是专题的第四篇,透过从业者、老师、家长的视角,讲述重压下的中国教培行业。

冯菲在公司大会中听到“原地解散”的消息时,既意外又好像听到心里的石头终于“咚”一声落了地。自“双减”政策出台,公司里的气氛就变得有些诡异——每个人都惴惴不安,却又彼此心照不宣地遮掩著,依旧照常工作,焦虑的同时又心存侥幸。冯菲所在的公司,是深圳一家面向中小学的小型教育培训机构(下简称教培机构)。就在大会的前一天,冯菲还在逐个联系家长缴纳新学期的费用。甚至有慕名而来的家长刚从另一家教培机构退费,搪塞的理由是“双减”政策出台,孩子不再愿意周末补习文化课,被冯菲通知机构结业后,转身又立刻打回早先退费的教培——这次的理由是,“早上继续做了一下孩子工作,他又愿意了。”

2021年7月24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被外界简称“双减”——减轻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措辞严厉与执行力度远超外界预期。教培从业者、家长、甚至部分体制内的教师,均被政策的大手挥至不知所措的境地。管理咨询公司奥纬咨询(Oliver Wyman)2020年的报告评估指,2019年 K-12(Kindergarten to 12th Grade)教培行业规模超过8000亿人民币,其中课后辅导细分市场占比六成。“双减”发布后,已上市的新东方、好未来等大型培训机构股价大跌,裁员过半,新东方更在10月25日宣布,将在11月底前完全裁减掉内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在线培训业务,同时,新东方在线开始招募编程、考研等领域人才,旗下多个子品牌也开始发展科技、艺术等领域的培训。

从公司大会开始到宣布解散,只用了不到10分钟,冯菲及同事们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情绪,便忙于逐个通知学生退费——如前一天通知缴费时一样。据企业征信机构企查查数据,在“双减”公布后的三个月里,中国有超过3.3万家教育相关的企业注销。从业者们或愁于房贷等生活压力的突增,或苦于找寻出路,他们无法理解,这个教书育人、估值近千亿的产业,为何会在短短两、三个月内便土崩瓦解。

26岁的冯菲是2020年6月才进入教培领域的,她此前在一家媒体就职,经朋友推荐,到教培机构中辅导小学学生的阅读和写作,有时也会安排看护晚辅——主要在工作日傍晚,看管放学的学生在机构中完成作业。

这家教培机构最早的核心成员,是自另一家更大的机构中拆伙独立,曾经的投资人因此很不满。“双减”出台后,这位前投资人便在微信朋友圈里大呼“太棒了,早该管管了”,并不断向深圳市政府、电视台等渠道写举报信、打举报电话。由于举报过于频繁,当地城管及网格员(注:巡查、纪录区域内疫情等社会管理事务的人员,是中国网格化管理的一部分)便对冯菲所在机构做了突击检查。

冯菲记得,那天是8月中旬的一个周五。暑期上午班一般排课在10点至12点,而网格员和城管是11点到的。

几位表情严肃的男性站在教室外,猫著腰,通过窗口磨砂玻璃中间一条透明的窄缝,扫视教室。上课中途的冯菲,就这样冷不丁看到窗边的一张人脸。12点下课后,这些监管人员便在走廊通道里各处指点,称很多地方不符合消防标准,要求机构在周五下午及整个周末都停休整顿。

机构只好以电路整修为名停课了三天,学生们也被这次突击检查和网格员、城管们气势汹汹的样子吓到。

托管机构是否需有办学许可证,这在中国各地的相关规定中是一个模糊地带。办学许可证要求严苛,需有符合标准的校园面积、消防安全申报材料、有资历的校长及有数量规模的师资等;而一般托管机构,符合基本消防、卫生要求,在工商部门进行注册即可。

由于办学许可证审批难度大、日常并不会被有关部门检查,因此多数中小教培机构会选择申请托管,开设在商场或写字楼内部,有需要时再转换营业范围,逐步申请办学许可。“双减”之前,有关部门对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双减”落地,标准就严格了起来,消防、疫情、办学资格,什么都可以成为勒令停办的理由。

“标准是可松可紧的,”冯菲说,这种标准有些类似2018年年底,北京以消防安全为由清退“低端人口”。

在深圳以外的其他地方,举报也作为打击同行、表达对老师不满的武器,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社会新闻里。有学生在中考后,家长将补课老师连同课程录音举报至教育局,老师全额退费并多加1000元,希望撤销举报;某地高中数学特级教师被授课学生举报,全额退费,仍遭校方开除;安徽黄山一教师在别墅中开办补习班,经举报被查……

8月30日,中国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双减”一个月,专项举报平台已收到8000余条举报。

2019年5月30日中国北京,高中学生在夜间自修中为应付 2019全国高考。

2019年5月30日中国北京,高中学生在夜间自修中为应付 2019全国高考。图: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双减”落地

经历过举报和接连不断的坏消息,机构里早已人心惶惶,因此宣布解散时,同事们或多或少都有了些心理准备。

与大多数从业者的描述相似,在冯菲看来,教培老师日常工作主要和孩子相关,不会受到应酬校方家长、填写表格等杂务的侵扰,自由度较高,工资相对可观,算得上是一份还不错的职业。对意义感有追求的老师,可能还会协助亲子沟通,给予一些家庭教育的建议。

“跟成年人打交道久了,你很容易被小朋友治愈的,”冯菲说,通知解散退费的过程中,听过许多家长的场面话,但孩子们有时会给予真诚的同情——有人脱口而出“老师我好同情你啊”,有人安慰,还有人者偷偷买零食塞给冯菲。

不过,退费的通知一个个打到机构初中部学生,就没那么顺利了。初中面临中考升学,在应试教育的体系下,就读高中的质量,某程度上决定著可以报考的大学。因此对于机构的停运,不少家长表达惶恐多于惋惜,甚至有人称“我不退费,我孩子只有一年,耽误不起。”

在冯菲看来,这样愿意退费、照发工资,亏损自偿的教培公司,已是“很有良心的”。她转述同事伴侣的经历指,深圳“学而思”等部分机构,要求员工转换为非全职的雇佣合同,不转换便不给排课、没有收入;而非全职解雇手续更简单、未有明确工资计算方式,员工权益难以保障。这与网络上的一些爆料基本相合。

很多机构将大幅裁员称为“优化”、裁减冗余,但这样的措辞却无法掩盖所涉面积之广,与方式的粗暴。不少媒体报导及网络爆料提到,很多准备新入职的教师原本签好了“三方协议”,却突然被通知取消,求职群或新入职群被解散,甚至有机构上午通知解散,下午连宿舍都无法进入。

此外,多地教培机构出现负责人携款消失的情况。深圳少儿英语机构 PlayABC,8月17日的经营状态就已是“已注销”,但直到8月底,家长们还在机构微信群中给老师上传英语作业,甚至被通知缴费。缴费翌日,公司才宣告破产,并劝说家长们将剩余课程转入其他培训机构。有超过100位家长因此蒙受损失,数十名家长联合到政府部门讨要说法。

在湖南省的政府投诉平台中,也有类似的案例。有投诉者指长沙“一书阁”书画培训机构45家门店,在一夜之间关门,卷走了家长们续费和考级的费用,长沙伯明翰英语培训机构情况相似,又因学费高昂而涉及金额更加庞大,家长们被卷走的学费少则几千,多则十几万。

田婧是长沙一家教培机构的从业者,她回忆,在8月底时,长沙市电视台的民生频道,连续一周的新闻都是某某教培机构倒闭了,家长和任职教师讨钱无门。

27岁的田婧在长沙本地一家较大的教培机构担任中学英语老师,机构在她读中学时就存在,当时还有很多体制内的老师在其中兼职,名师的课程往往一课难求,场场爆满。后经几次整顿及行业规模化 ,如今的教培机构都配备了“产品研发”部门,同一间教培机构中不同老师的课件、教学内容相差不大,在田婧看来,现在的教培老师们渐渐趋近于这条产业链上的一颗螺丝钉。

“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连教育这样子老一辈眼里常青的行业,也会迎来它殒落的一天。”

田婧所在的机构已运营多年,证件齐全,老板是当地的人大代表。但“双减”出台之后,机构仍免不了隔三岔五便要迎接检查。一些年资老、教学功底深厚、但此前未在意考取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便在检查后被辞退,还有一些教师因迟迟没有新学期的招生计划而离职,另做了打算。

除此之外,还有教材审查,主要审查内容是否超纲。以往只需要提交课程目录,但“双减”出台之后,必须要将完整的课件都要提交至有关部门。此外,广告宣传也是次教培行业被打击的重点,以往“三个月速成”云云的广告词,都要进行整改。

对田婧而言,教培老师只是她职业的一个中转站,因此未有太多失业困扰。但看着身边在行业里深耕数年的老师被辞退、大范围机构倒闭,她还是很感慨:“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就是连教育这样子老一辈眼里常青的行业,也会迎来它殒落的一天。”

有关教培机构直面冲击的原因,从业者们有很多自己的猜测。在广州任职教培老师7年的李锐就总结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次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大量低端劳务,“说白了就是(缺)干体力活的”,而多年的大学本科扩招,使得职业教育缺失,但中央无法先触动大学校方利益,使其缩减招生,于是选了“软柿子”教育培训行业,期望用这样的方式,将一部分学生在中高考时分流进入职校。

此外,他还认为,教育行业的资本化运作可能也是原因之一。2018年,中国国家教育部,就曾要求对校外培训进行专项治理,但政策的风口一过,这些机构就又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线教育平台“猿辅导”甚至因疫情发展迅猛,一路将广告打到了2021年年初的春晚。

资本运作,是多数受访教培老师提到打击教培的主要原因。教育市场蛋糕做大后,鱼龙混杂,不少机构都有进行投融资,资金链并不健康。同时,境外资本也入场,一些一线城市的的英语培训机构引入了境外教材,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审查部门可能对此心存芥蒂。

“你爱国家,但国家爱你吗?唉,爱国是不能有前提的,国家每百年一次大变,只是刚好不幸砸中了我们。”

从业者们还有一些其他猜测。例如,不少机构用“培养你的对手”等宣传词扩大教育焦虑,教育培训加剧了社会“内卷”;还有最多的是有关促进三胎生育的猜测。冯菲的同事们就不断讨论认为,近年在中国大陆,所有有关人口的职业都可能有风险,不好再进。

“感觉到了风口浪尖上,就什么都成了理由,教育培训就是众矢之的,什么都是这个行业的错。”田婧无奈地补充。

冯菲所在机构宣布解散的当晚,同事们聚在一位家长开的小餐馆里吃散伙饭。席间,机构的负责人站了起来,一一举杯感谢过同事后,又喃喃地自问自答到:你爱国家,但国家爱你吗?唉,爱国是不能有前提的,国家每百年一次大变,只是刚好不幸砸中了我们。

2020年9月2日中国湖北武汉市,爆发2019冠状病毒病后,戴著口罩的学生走出小学。

2020年9月2日中国湖北武汉市,爆发2019冠状病毒病后,戴著口罩的学生走出小学。摄:Aly Song/Reuters/达志影像

焦虑的家长

8月31日晚,学校开学前一天,刘淑拉着要儿子画画问,“明天就要开学了,电视里天天播双减,你觉得双减跟你有什么关系吗?”画画即将升小学五年级,不久前因冯菲所在机构解散而不再上暑期课。

“没太大关系,我有我自己的目标。”刘淑转述画画的回答。她说,画画的理想是做“为人民服务”的市长,他认为因此就要努力学习,没有补习班和作业减少对他并没有影响。

刘淑是保险业者,在画画二、三年级时曾一度非常焦虑,担心自己的文化程度无法在后期帮助画画的学习,进而因成绩不好而无法进入理想的大学。后来了解到可以不通过高考,转而申请境外高校后,便逐渐放松了下来。“总有其他办法,”刘淑说,“我只是觉得他一定需要上大学,因为那是一个人受完整教育的过程。”

在刘淑看来,她的客户们相对焦虑得多。有一位客户的小孩和画画同龄,自小学一年级起便开始上各式校外培训课程。“双减”出台的暑假里,行业备受冲击,这位妈妈便不断转换各家机构,一个停了便到下一家去,最夸张的时候,孩子有8个课程同时在进行。

这位客户还在几年前深圳学区房房价高位时入了手,如今房价大跌,损失惨重。刘淑认为,这些家长补课和买房都很盲目,看到身边人都在这么做,便一拥而上,焦虑是被身边同样焦虑的其他人带动的,好像花钱了,便安心了。

“万一就这样浑浑噩噩过完了初三,最后自己是无法就读高中的那50%,怎么办?”

女儿开学读小学一年级的张蓓,也恰好撞上“双减”。女儿放学后,张蓓还是会为没有作业、没有补习班的孩子,布置一些如练字等的巩固练习。

张蓓在珠海某小学任教,既是家长,又是教师,她眼看着教育行业里学生们的竞争愈发激烈,内心也忍不住对孩子的教育感到焦虑。张蓓说,2020年珠海市中考数学很难,考哭了很多人,其中有的解题方式涉及高中知识,曾在外参加过教育培训有这样储备的同学,就占了先机。

无独有偶,中国近年来大举推动职校教育,就在教培行业受冲击的同时,中考将分流成一半高中、一半职校的消息,也在坊间流传。纵然有关部门称不同地区形势不同、职校教育将逐步推进等,仍无法缓解家长们心头的不安。

田婧说,由于“双减”要求初中不可进行月考,她常听到一些家长慌张的抱怨:参加的教育培训机构中途没了踪迹,找不到新的教育落点,经过一整个暑假,却无法得知孩子目前的学习情况,万一就这样浑浑噩噩过完了初三,最后自己是无法就读高中的那50%,怎么办?

在中国大陆,人们常把中高考比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如果不挤破头冲过去,就有可能被社会所淘汰。“就是,你始终都要考试。”冯菲总结。

2021年9月1日中国北京,一所小学新学年第一天的开学仪式前,学生们准备一面国旗,老师们正安排凳子。

2021年9月1日中国北京,一所小学新学年第一天的开学仪式前,学生们准备一面国旗,老师们正安排凳子。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疲惫的老师

除了对教培的打击,“双减”还有指向体制内教学的改变——大幅削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小学提供课后服务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

9月23日,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记者会中表示,目前有96.3%的学校提供课后服务,约7,743万学生参加,由500万教师负责看护或教学,97.5%的家长对新学期的减负政策表示满意。“双减”之下,各地小学开始增加午托和晚托服务,安排任课老师及班主任值班。

事实上,“双减”出台前,为学生“减负”的口号就不时会在教育政策中出现。有网民调侃称,曾经“减负”没了晚自习,如今“减负”又加回了晚自习。

在珠海任教的张蓓就是小学安排值班的教师之一。她说,一些学校会和校外培训机构合作,将体育、美术等晚托的兴趣类课程外包,但她所在的小学均是校内老师承担,加大了教学之外的工作量。据她说,晚托到下班时间尚可接受,但午托时间是12:50至14:00,午餐之后无论孩子还是老师,都需要短暂的休息和调整,否则没办法顺利完成下午的课程,因此午托让老师很为难。

“双减政策下,其实老师是更焦虑的。”

冯菲也听过体制内教师朋友称“日均工作10小时”的抱怨。此外,在她10月参加的一次儿童艺术论坛里,听众有许多是深圳小学的美术、声乐等艺术类课程的老师,这些老师原本就承担著校内乐团、运动队等的教练辅导,如今又要为全校学生提供每日40分钟的课后服务。曾不被重视的“副课”,忽然同时有了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这让艺术类课程的老师们也感到无所适从。

“我觉得双减政策下其实老师是更焦虑的,”在初三担任化学老师的陈好说。初中的体制内老师,也在疲惫和焦虑之列。

陈好任职于北方的一所中学,“双减”出台后,学校一开学便召开大会强调政策,要求严格执行每一科额定时间作业量,每周相应课组都要开会,讨论如何对作业精挑细选,如何在20分钟内完成课程巩固。

陈好认为,“双减”政策对体制内教师课堂授课效率及对每一个学生的关注度,都要求更高了:“因为你面对的孩子要参加中考,中考难度就在那放着,作业减少了,考试也减少了,可你得把孩子教会啊!”

2021年7月26日中国北京,一名背著书包的女孩站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一家店附近。

2021年7月26日中国北京,一名背著书包的女孩站在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一家店附近。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无奈的转型

教育培训机构,从业教师,家长,甚至体制内的老师们,似乎每一个人都在这场大风暴中承受重压,但在大环境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只有转型寻找新出路。

10月20日,业务板块大幅缩水的“猿辅导”跨界投资羽绒服产业,引起不少讨论。其工作人员回应称,羽绒服是独立的“小业务”,“猿辅导”宣布推出新品牌,为公立学校提供智能教育平台及相关教学产品。

最常见的,是“素质教育转型”。已上市的教培企业新东方就在北京、南京、天津等地推出素质教育成长中心,一家以英语教辅起家的企业,如今开设人文发展学院、优质父母智慧馆、围棋国际象棋等训练项目,厦门校区更推出街舞课程。

更多的机构则是用疑似“擦边球”的方式,试图在夹缝里求生。例如,将英语培训更名为“外国文学赏析”,或在体育活动的素质教育课程中全程使用英文。

田婧所在的机构也在尝试素质教育转型,老师们都被要求去接受素质类课程的培训。例如,英语老师被培训的课程是思维导图,即第一天上课内容是一篇英文阅读,第二天一篇中文阅读,第三天是一首诗歌,请学生在这其中找出一些思路和脉络,用思维导图的形式画出来。

“这不就是我小学时候的手抄报吗?”田婧对这样的上课内容非常不解。

8月,中国教育部在其官网转发了《校外培训机构转型路子多》一文,提出助力校内教育、加强素质教育、指导家庭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服务终身教育、促进乡村振兴、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七个转型方向。于是,提升专注力、记忆力,学习素养课,家庭教育,情商课,机构们绞尽脑汁扩展着教育培训定义的边界,但据一位仍在教培行业中的从业者向端传媒透露,这些课程开课时间都很短,师资大多为重新招募,并没有哪家企业打响了名声。

相对于仍有资金支持的企业,曾经的从业教师们则更孤立无助。据线上招聘平台智联招聘8月发布的《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教培行业7月新发布的职位数较“双减”政策前的3月大幅缩减32.4%,一线城市降幅最大,为38.2%,其中,北京又以49.3%的缩减程度居首位。

北京市于8月中旬召开“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的活动,称将由9800余家企业提供近9万相关岗位。在首场招聘会中,共354家企业参与,发布4300个岗位,多为销售、运营等行业;另有从业者在播客节目中提到,北京的部分公立学校也打开300余个岗位,但这些仅对有北京户口的人开放。

教培从业者在离开原先机构后,有人重新准备读书,有人先暂停工作出去旅行,有人选择考公务员或考取事业单位编制,还有新东方高层选择到山区支教。不过,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六成业者仍期望能继续从事教培行业。

升学压力下,市场对教培的需求仍然庞大,尤其是直面中考的中学学生和家长。于是除了转型之外,业者们更直接的改变是更地下、更隐形,从事一对一教学或搭伙租用小场地。

冯菲的前同事们,就在普通商业楼里临时租用了一间小的办公区,只摆课桌和上课,不挂任何机构名称或介绍,也有人暂时租用家长的地方。在网络社群平台豆瓣小组“教育培训”小组中,也有大量“会议室场地出租”、“员工宿舍出租”等为标题的帖文。

更有夸张的社会新闻称,上海“保姆式家教”月薪超过3万元人民币,要求本科以上学历、英语六级、有教师资格证、可用英文辅导全科、有海外留学经历、且年龄在40岁以下。

“补不补课,有没有教培,好像都进入了一个黑匣子里,”田婧说,自己偶尔也会接一些一对一课程,在准备出国留学期间赚点零花钱,她自嘲业者们的状态,是“薛定谔的补课”。

尾声

发稿前一周,田婧也从原机构离职了。纵然是长沙屈指可数、运营多年的教培机构,仍免不了资金链断裂、情况急转直下的命运。

公司内部有传言称,老板将公司一部分钱拿去广东成立私立学校,掏空了这家公司。有部分家长因迟迟未拿到退款,每天都到公司大楼前讨要说法。就在田婧办理离职手续时,还撞见同事们躲在漆黑的办公楼里,借助电脑微弱的光亮办公,而大楼里唯一的灯光,落在了门口家长、警察、公司管理层的谈判中。

“很奇怪的是,这件事一直没有被闹大,”田婧说,8月看到民生新闻栏目日日播报类似新闻,以为公司的事至少会在当地地方台中见到,但却未见半点风声。“9月这种新闻就很少了,我感觉就是有意在压吧。”田婧猜测。

与此同时,公司也开始强迫仍留在机构的老师们离职,通知所有人将劳工合同转为兼职——就和之前深圳“学而思”的某校区一样,且部分员工的工资未能正常发放,仍在职的员工们私下组成了集体仲裁群,希望能找公司谈判。

田婧提到,这些仍在职的同事里,有一些是从周边其他地级市到长沙工作的,每个月有房租水电的压力,还有的同事要扶养弟弟、妹妹。虽然行业新闻已狂风暴雨刮了两、三个月,但生活的压力让他们难以做出主动离职决定,都在等待一个“判决”。

“被时代的巨浪反复拍打的年轻人。”田婧发了一个“捂脸”的表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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