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丘成桐：行政不干涉学术研究 学术环境就会干净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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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丘成桐：行政不干涉学术研究 学术环境就会干净一些

特约记者 方玄昌 黄月HY　　来源：界面新闻

22岁博士毕业，25岁任副教授，27岁攻克世界级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34岁获得有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哈佛大学数学系与物理系“双料”教授，以其名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是物理学中弦理论的基本概念——他，就是丘成桐。

他关注教育与华人数学事业，近20年来，不仅发起组织了全球华人科学界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数学家大会，请来当代一流大数学家参与评选“晨兴数学奖”，成立了华人数学家联盟，还为华人中学生及本科生做了一系列数学竞赛，期望加强国内数学的基本训练和水平。他愿意花时间在年轻学生身上，也很欣慰看到年轻人才在国内数学研究取得更多成就。

10年前，丘成桐曾公开揭露北大数学系教授、自己的学生田刚抄袭，对国内的学术环境有过严厉批评，自己也受到攻击。10年后再谈到国内的学术环境，丘成桐认为，“学术环境主流在变好，只不过变得有点慢，不像我们期望得那样快。”

在第七届华人数学家大会期间，界面专访了丘成桐。当我们谈起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学术届造假事件频发，丘成桐依然如十年前一样仗义执言，“政治与教育、研究不分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如果黄禹锡和小保方晴子生活在中国，“他们不但是重要的科学家，还有可能当上了大官”。丘成桐希望中国学术界能认真对待“真”和“假”的问题，“否则科学无法进步，科学是求真的，大科学家学术作假是不可容忍的”。

界面：在这一届晨兴数学奖的颁奖仪式上，你多次强调了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性。

丘成桐：数学是抽象的，不过不能脱离大自然的结构，这个结构也包括社会上的一些规则。有时候太过抽象是没有用的，“用”不是我们平时说的用处或用法，而是指一个数学结构本身要有更深入的发展。我们做学问时，希望这是一个大潮流的起源，以后能够滔滔不绝产生新的学问。假如数学离开大自然，单纯从想象中来，这是不够的。就好像《红楼梦》不仅深入人性，而且对社会的观察十分细微，对社会的描写与我们内心的感受不断互动，所以三百年后，我们依然觉得《红楼梦》是十分有意义的作品。可能一些武侠或神怪小说起初读来蛮有意思的，但想象力用完了，就没有什么生命力了。这与数学很像，一些定理最开始看起来很有趣，可是它与大自然的整体没有什么接触，慢慢就消失不见了。好的数学是要跟大自然相关的，大自然具有很丰富同时很严谨的结构，而人类的想象力不及大自然自身丰富，对于数学、物理，甚至文学来说，都不能离开大自然的真理。

界面：在华罗庚那一批人之后，中国数学研究一度有式微的迹象，你认为主要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丘成桐：第一个，大批中国优秀的年轻人选择出国，留下做数学的人少得多了。第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选择下海从商的人越来越多，影响了小孩子和家长的一些认知，觉得赚钱更重要，功利心太强，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的人越来越少，这也很大地影响了学问的进步。

界面：从这次数学家大会和年轻数学家的涌现来看，中国当前已经走出数学研究的低迷或困境了吗？原因在哪里呢？

丘成桐：中国正在慢慢走出这个困境。坦白来讲，原因是中国现在有钱了。没钱是不可能做学问的。很多人说在最穷苦的时候也可以做学问，最穷苦时，你可以做基本学问，但是尖端学问的研究者是不可能花太多时间来为家庭温饱发愁的。从古希腊一路到近代，伟大的数学家基本是不愁衣食的。国运兴，数学兴；反之，数学兴，国运也会兴，数学发展对科学技术来说太重要了。

界面：之前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中小学生数学基础比美国好太多，这是一种自我陶醉。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丘成桐：这是我15年前讲过的话。在改革开放中期，也就是大概20年前，中国的中小学和大学都遇到了很不好的教育环境，急功近利很严重，学生不想念书。但这十几年来有很大进步，比以前好得多了。15年前，北大的几个学生到了哈佛，最基本的博士考试都考不过，有考零分的，比较好的学生也考不及格；现在不一样了，清华北大的学生考哈佛的博士资格考基本没有问题，也可以拿很高分数，说明国内的基本训练比从前好太多了。

界面：十年前你曾经揭露自己的学生田刚教授有学术不端行为，同时对国内的学术环境有过严厉批评；最近这十年来，你觉得国内的学术环境有好转迹象吗？

丘成桐：西蒙·唐纳森（Simon Donaldson）是当代数学大家，他说田刚抄袭了他的重要论文，但田刚坚持否认。在很多人看来，一字不差地把别人的文章搬过来才是抄袭，其实，挪用别人的想法就是抄袭。田刚是我的学生，假如我不指出他的问题，别人也许会以为是我在帮他做一些坏事。全世界许多专家对这件事情都很不高兴，可田刚在国内还是没有遭到处罚。中国还是有一些人会认为，抄袭不是重要的事。如果重要科学家抄袭而不受到惩罚，其他人会跟着走，因为抄袭是最简单快速的方法。

田刚很懂得如何拉拢北京大学和一些院士，在数学院士选举里，田刚和北大掌握了大部分票数，所以到后来，谁要得罪了田刚，是肯定做不了院士的——这就变成了一种接近黑社会的性质。

国内学术风气的确不好，但总的来讲还是在进步。原因之一是很多留学的学者愿意回国了，他们的父母不再像五六年前一样，觉得回国是丢脸的事情。国内学术环境主流在变好，只不过变得有点慢，不像我们期望得那样快。我们有一批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好的。

界面：最近一二十年，中国学术圈的造假事件频发，而鲜有得到恰当的惩处者；许多包庇行为来自学术机构本身，甚至是政府机构。甚至，一些已经被揭露的造假者依然还在呼风唤雨。问题出在哪里？

丘成桐：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在中国，政治与教育、研究不分，往往利用一些政治手腕来压制或抬高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应当的。媒体不懂学问，政治家也不懂学问，何苦要掺和科研本身呢。中国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只要领导讲过某个人好的，别人就不敢再说他不行，因为领导讲的话总不能错。比如当年田刚也受到了吹捧，可是他的错误和问题被指出之后，这种吹捧并没有被收回。

中国学术界应该花更多时间在改善学术环境上面。十几年前，美国科学院要从中国、韩国、印度等国家的许多科学家里选拔海外院士，我在评审委员会里面。当时，韩国的黄禹锡做出了克隆狗和干细胞系等成就，我们认为他是其中最好的，打算选他作为海外院士。后来看到新闻，韩国政府指出黄禹锡的研究有一系列问题，于是我们赶快撤掉，海外院士没有给他。韩国政府本来是捧他的，可一旦发现他存在学术作假，荣誉立即收回。对学术作假不予容忍，是很重要的事，日本的小保方晴子事件也是一样。如果黄禹锡和小保方晴子生活在中国，我想，他们不但是重要的科学家，还有可能当上了大官。

中国在真和假的问题上一定要把持住，否则科学无法进步，科学是求真的，大科学家学术作假是不可容忍的。无意的作假还可以原谅，比如实验室里有个博士生作假，而科学家本人作为实验室带头人，他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可以另做讨论。但是明知故犯地作假，得到好处，并且拒绝道歉，政府还因为这样造假的成就而提拔他，这非常不应该。

2006年，上海交大出了一个“汉芯事件”。1月份，所有的作假证据已经在网上曝光出来，他们自己也不能否认作假。而在当年4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还在用很大篇幅吹捧“汉芯”，这很明显是出于政治的考量，一直到6月份，他们才报道了作假的消息。据我所知，“汉芯”作假这件事情到现在依然没有受到法律惩罚。

界面：从学术圈的角度，我们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抑制学术造假？

丘成桐：学术界自身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行政不干涉学术研究，学术环境就会干净一些。政府官员不要无缘无故地拔高和吹捧一些学者，应当由学术界自己做出决定，然后呈现给政府看。学术的归学术，学术的荣誉大家自己晓得，并不需要有人吹捧。中国的同行评议机制太差了，中国最顶级的科技大奖常常都受到嘲笑，很多人不服气。如果科技大奖都到了一个连学术界也看不起的地步，这样的奖项还有什么意义？

(XYS2016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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