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月｜奥斯维辛的“特别工作队”：“帮凶”还是抗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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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尹月
2020-05-16 11:4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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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泪而泣：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特别工作队”》， [以色列]吉迪恩·格雷夫著，曾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540页，69.8元
近年来，一大批关于犹太人大屠杀和集中营的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奥斯维辛：一部历史》总览这段历史的全貌。著名奥斯维辛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和让·埃默里的作品，以及《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逃离奥斯维辛》《呐喊——大屠杀回忆录》等以自述和他述的形式回顾了囚禁于集中营的惨痛经历。《罪行与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平民如何变成屠夫：一〇一后备警察营的屠杀案真相》等学术著作致力于探讨将普通人转变为恶魔的情境、制度和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奥斯维辛的摄影师》《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奥斯维辛犹太医生纪述》《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奥斯维辛的药剂师》《纳粹猎人》等作品则几乎涵盖了集中营内外的各类角色。
尽管围绕集中营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但以色列犹太史学者、大屠杀问题研究专家吉迪恩·格雷夫的《无泪而泣：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特别工作队”》仍然值得关注。该书于1999年以希伯来语出版，2005年被译成英文，2019年12月在中国面世。《无泪而泣》聚焦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专门负责搬运和焚烧尸体的“特别工作队”。作者通过对七名幸存工作队成员的采访，细致地还原了他们的苦难经历。书中一个某工作队队员只处理孩子尸体的细节启发了匈牙利影片《索尔之子》的拍摄，令集中营里这一最隐秘和罪恶的环节更加为人所知。
特别工作队在集中营里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们日夜与死尸为伍，却能享受到其他囚犯梦寐以求的待遇：睡软床、不挨饿，用不着担心死亡突然而至，尽管他们的最终命运与其他人并无不同。他们同样是囚犯，但又像是党卫军的帮凶，所以许多幸存者耻于这段经历，对亲友也三缄其口。战争结束后，特别工作队所遭受的贬损更是不绝于耳。批评者认定他们为虎作伥，不仅将同胞骗入毒气室，更亲手毁焚毁了纳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证据。
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书中曾对犹太委员会提出卑躬屈膝、通敌合作的尖锐指控，她对“特别工作队”也不容情。她说：“灭绝营里实际的屠杀行为都是由犹太工作队一手完成的，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已经被（艾希曼的审判）里的证人的证言牢固地建立起来。”历史学家雅各布·罗宾森认为，阿伦特的认识并不正确，很可能轻信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另译“霍斯”）的记录。然而，如果说没有集中营经历的阿伦特不幸被赫斯所蒙蔽的话，那么曾被囚禁于奥斯维辛近一年的普里莫·莱维同样借用赫斯日记来批判特别工作队的举动就十分耐人寻味了。他在《这就是奥斯维辛》（114-115页）中写道：“这是一种逆向的‘筛选’，被选中的往往是最卑劣的、最有暴力倾向的、最凶恶的人，只要他们能好好合作，就赋予他们一切权力，发给额外的食物和衣服，可免去繁重的劳动，可免除去毒气室送死。他们也确实是好好合作着，于是，司令官赫斯可以毫不内疚，可以举起手说‘我的手是干净的’，‘我们并不比你们肮脏，我们的奴隶，他们自己与我们一起共过事’。你们可以重读一下赫斯在其日记里写下的可怕的篇章，里面讲到在毒气室和焚尸炉工作的特遣队，你们就会懂得什么是罪恶的传染。”莱维这番话存在多重面向上的批判。他一方面认定工作队成员是因其低劣暴虐的性格特质而被党卫军选中从事最卑贱的焚尸工作，同时将他们服从命令的行为视为主动合作，甚至认为他们的配合使最凶恶的纳粹分子被免除了部分罪责，可谓相当严厉的指责。
此外，尽管莱维对由特别工作队发动的起义非常熟悉——这也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唯一一次犹太人起义——并援引此次行动驳斥“犹太人不反抗”的偏见时，他仍然不忘补充一句：“这些人绝望而且愤怒，但他们有着充足的饮食、衣物和鞋子”，似乎在暗示特别工作队的成员并非典型囚犯，他们既然坐拥更好的资源，理应借此发挥作用。因此，特别工作队起义的价值在莱维眼中打了折扣。相比之下，他更看重“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暴发的起义”，因其是“唯一毫无胜利希望和获救可能的起义”（《被淹没与被拯救的》176-177页）。
既然连向来以温和冷静著称的莱维都对特别工作队如此苛刻，可想而知幸存成员自身的羞耻和罪恶感。格雷夫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访谈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不愿回忆这段可怕的往事。他们想把它从记忆中抹去。我得同时扮演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外交官和侦探的角色，要用许多技巧才能让他们开口袒露内心。有时我的态度必须很强硬，几乎是‘强迫’他们去说——当然我没有使用暴力。”格雷夫认为，特别工作队的任务和处境不仅极端艰难，而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后人难以想象他们的经历，也不宜用事后之智和刻板印象衡量和批判他们的作为。他强调：“‘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身处的极端环境提醒着我们，要用最大的感性去思考他们所经历的苦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行为的具体分析会不加分辨地导向廉价的同情。”（《无泪而泣》76页，以下引用仅标注页码）因此，他力求通过大量材料和访谈重现囚犯们身处的极端环境，探讨他们的心理和道德，为这些受害者正名。对他的努力，本书译者曾记给予“不可超越的深刻与公正”的高度评价，笔者认为是恰如其分的。
极端环境下的“非人化”
格雷夫首先指出，特别工作队在党卫军逼迫下承担的任务堪称史上最恐怖的工作：“事实上，历史上从来没有类似奥斯维辛这样的实情，更没有‘特别工作队’经历的情形，没有人做过他们做的这些差事。”（75页）因此，在对其行为进行评判之前，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工作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赫斯在庭审时详细叙述了毒气室的运作流程：“这并不难，消灭更多的人都不难。”他说：“杀人本身耗费的时间是最短的，半个小时就能除掉2000人；真正花时间的是焚尸过程。”如今研究者普遍认为，被这种方式杀害的犹太人在一百一十万到一百三十万之间。赫斯还介绍说，与特雷布林卡相比，奥斯维辛的“改进之处”在于，特雷布林卡的大部分受害者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千方百计地愚弄守受害者，让他们以为自己要经历的是除虱程序”。特别工作队所担负的，恰恰便是欺骗犹太囚犯和毁尸灭迹这两项奥斯维辛里最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帮助新到的人迅速脱下衣服，全裸着进入毒气室；如果囚犯中有人提问或表现得烦躁和怀疑，特别工作队则要予以安抚或尽快上报，避免紧张情绪扩散。等受害者死亡后，他们要将尸体从毒气室中搬出，拖至焚尸炉。然后，特别工作队中被分配担任“司炉”工作的队员把尸体塞入炉中，用特制的叉子来回翻动。为了提高焚烧效率，摆放尸体的方式和位置都有讲究。格雷夫提到，司炉工作尤其可怕，只有身体和心理最强大的人才能承受，“这些队员们被认为是十分冷血、‘野蛮’的人。他们身上令人作呕的恶臭和粗鄙冷漠的生活方式”令工作队中的其他成员都感到厌恶（24页）。最后的环节是将没有烧尽的残骨分拣、捣成粉末，和骨灰一起倒入集中营附近的河中，将谋杀痕迹完全抹去。除此之外，特别工作队还需执行清理留下的衣物、收集贵重物品、剪下死尸头发、拔下金牙等任务。
由以上简述可见特别工作队处境之极端与可怖。他们并无选择，从被选入工作队开始，其性命便注定在搬运和焚烧死尸的日夜中向终点逼近。更扭曲的是，成员们“陷入一个可悲的悖论。他们潜意识里希望送来的犹太人越多越好。因为，姑且不说‘死亡工厂’的任务终止，只要送来的人变少了，他们就会有被杀掉的危险。他们能不能活下来，完全取决于是不是有囚犯被源源不断地送过来”（123页）。
许多研究都曾指出，德国大量下级军官和普通民众之所以服从纳粹暴行，是由于彻底放弃了理性思考，在权威的压迫下陷入“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即认为自己只是执行强权意愿的无责任的代理人，从而逃避良心的谴责。《无泪而泣》则认为，受害者一方同样会在极度变态的环境中激发出一套自我保护机制，以避免被绝望吞噬。格雷夫采访的多名前工作队成员不约而同地回顾了自己以冷漠麻木填塞人性被强制剥除后留下的情感空白的心理状态。一名受访者表示：“那些活又累又折磨人，尤其是刚开始那几天。每个人都很怕在尸体里发现自己的亲人。第一次总是最艰难的。不过说真的，你什么都会习惯的。我们有时会在晚上干活，半夜时分，我就坐在一具尸体的旁边，但是却丝毫影响不了我的情绪。”（323页）另一名受访者也说：“我的确变得冷漠了。人已经失去感知的能力。对于我来说，尸体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慢慢地，我对尸体已经产生不了人的情绪了。我已经不能把它们和人体联系起来了。有时，尸体上全都是血污和粪便。你会习惯这样的场景，所以在休息间隙或者感到饿的时候，人们就会在尸体上坐下，然后吃起东西来。”（502页）
莱维曾经谈到为何集中营里很少出现自杀的现象：“自杀是人类的行为，而不是牲畜的行为。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选择。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会杀死自己。”（《被淹没与被拯救的》77-78页）无独有偶，当格雷夫向受访者询问他们为何不选择自杀时，同样有幸存者用“牲畜”形容自己惨遭“非人化”的精神状态：“我们不只是机器人；我们已经成了畜生。我们什么念头也没有。我们只想着一件事——逃出去，活下来。”（324页）还有一个生理现象显示出这些囚犯所受折磨之深重：他们都失去了流泪的能力。格雷夫的受访者表示：“哭过很多次。不止一次。工作的时候会哭，但不会流泪。从那时起，我的眼泪就干涸了。我们会哭泣，却流不出一滴眼泪。”（161页）“我已经再也哭不出来了。所有的人类情感，还有那种想哭的冲动，都已经在我体内死去了。……我觉得我已经不再是个人了。”（519页） “无泪而泣”也因此被选用为本书的书名。格雷夫还注意到，“没有任何一名大屠杀的见证者在谈论他们的经历时潸然泪下”（140页）。他们流泪的能力难以复原，相当于没有彻底从集中营获得解放。集中营经历对囚犯的毁灭性摧残由此可见一斑。
这里不得不提到格雷夫从事口述历史访谈的高超技巧。他向每一个受访者都提出类似的问题，通过问答内容的多轮重复，获取同一事件的丰富细节，从而提高了相互校对和印证的可能性。正是得益于问答的堆积重叠，令我们不断从不同受访者的声音里听到相同的回忆，使得事实如波涛般反复拍击海岸，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采访，格雷夫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特别工作队建起了象征前所未有的残酷与苦难的群像。
记录与起义：特别工作队的抗争
格雷夫进而指出，尽管特别工作队的成员饱经苦难，但仍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清醒和尊严。明证之一就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执着于记录和保存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证据，不容纳粹的罪恶轻易烟消云散。这也是许多成员存活下来的重要动力：“‘活下来作证’这一信念，在‘特别工作队’囚犯们的书面和口头叙述中都表达得很清楚。”（27页）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写下日记、保留死者牙齿和头发，以各种方式藏匿起来，等待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一位名叫扎曼·格拉多夫斯基的日记作者希望确保后人能找到他的记录：“亲爱的发现者，在这儿的每一寸土地找找吧。这儿埋着几十份文件，都是由我和其他人写下的，里面揭示了这里发生的实情。这儿也埋着很多牙齿。我们这些‘特别工作队’的队员把它们散布在这个地方，埋在我们能到达的每个角落，好让无数惨遭杀害的冤魂留下的痕迹有朝一日能被发现。”（68页）
囚犯们留下的证据（还有证词）不仅对后人正确地了解大屠杀至关重要，还在另外两个层面上极具意义。其一，从这些记录中，我们能看到特别工作队成员对即将进入毒气室的犹太人所展露出的人性，而并非如后世所批评的那样冷血无情。尽管双方接触的时间极为短暂，但工作队成员仍然以充满温情与怜惜的笔调记录下受害者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比如，一名工作队成员痛楚而无助地写道：“我们没有勇气和胆量跟我们亲爱的姐妹们说：必须除去衣衫。毕竟，身上的衣服仍是庇护她们生命的铠甲。当她们脱去衣服，像刚出生时一样站在那里的时候，她们是失去了生命的最后的支柱，最后的依持。所以，没有人愿意告诉她们必须立刻脱下衣服。让她们在那里再站一会儿，在那件铠甲里、那件生命的外衣里再待一会。”（18页）类似的记录比比皆是，是《无泪而泣》中读来最令人心碎的部分。
其二，特别工作队的成员十分清楚工作的低贱，也对来自其他囚犯的鄙夷有所感知。对此，他们并未一味辩解或咒骂，反而进行了坦率的反思。这种对自身处境的真诚思考也在记录中得到了保留。格雷夫写道：“当我们发现‘秘密写作’的作者们从未试图隐瞒任何事，也从未粉饰、歪曲事实的时候，真的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的文字里反而包含着大量的批评，针对的是道德滑坡的队员以及整个小组。”（71页）格雷夫指出，这些记录者往往是虔诚的教徒，他们痛心于同伴“变得淡漠，甚至慢慢习惯了这份差事”，更难以忍受队员们退化为“亚人类”，写下劝诫文字抵制弥漫于工作队的麻木情绪。即使在炼狱一般的奥斯维辛，依然有一些人拒绝堕落，没有因为绝望而放弃抵抗，他们的勇气和高贵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如果说做记录是相对静态和迂回的抗争方式的话，那么武装起义就是直接且孤注一掷的抗争。这场起义的参与者和目击者无人幸存，因此起义的具体过程尚有不少疑点。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是，1944年10月7日，预先设定的信号一发出， 特别工作队的队员在比克瑙集中营的焚尸场揭竿而起，杀死了三名党卫队员，打伤多人，并用事先秘密准备的手榴弹和炸药盒炸毁了焚尸场。当然，起义一方损失惨重。几乎所有起义领袖都被处死，四百五十一名特别工作队成员惨遭杀害，留下两百一十二名囚犯继续工作。四名被发现与工作队里应外合的女囚犯被公开处以绞刑。这是一场注定失败，但虽败犹荣的抗争。正如活下来的工作队员们所写的那样：“我们中间最出色的那些人在那里倒下了，最好的、最珍贵的、被选中的那一群人……他们带着尊严，不管是活着还是死去。”（65页）“尊严”是囚犯们的记录和受访者的回忆中反复出现的字眼。在“绝对的恶变成制度，任何道德行为都无从谈起”（德国社会学家沃夫冈·索夫斯基语）的集中营，人们依然没有丧失道德判断和对“人”之价值的确信。他们被强行压制的人性随时在寻觅缝隙，投射出光芒。特别工作队成员的记录和起义向我们证明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人类可以在高度体制化的极权环境中保持自尊和理智，同时坚持抵制和抗争，而非坐以待毙。论证至此，格雷夫完成了对特别工作队的正名。
“即便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树都变成了笔，所有的海洋都变成墨水，人们也不可能写尽大屠杀期间发生的一切。”《无泪而泣》为大屠杀史学著作垒起的丰碑又添上一块坚实的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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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奥斯维辛集中营,特别工作队,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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