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孝感的外卖员:生计暂停47天,他们“很急” | 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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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  实习记者/ 林亦桥

编辑/石爱华  宋建华

滞留孝感期间,外卖员搬进合租房

**2019年底,丁满、李文、张强三人先后选择在武汉做外卖员。此前,他们过得都不如意,有人走弯路进过监狱,有人负债累累,但向往稳定生活的愿望从没改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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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把“送外卖”当作2020年的新开始,听人讲,外卖跑得好,一个月万把块不是问题。

当听说孝感赚钱机会比武汉多时,丁满三人主动加入了公司的派遣队伍,在春节支援孝感的外卖业务。不少同行回家过年时,他们一行三十多人,于1月20日从武汉出发,带着简单的行李,搭上了前往孝感的高铁。孝感之行的收入很可观,“工作到正月十五,起码能赚一万块”。

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变,超出了所有人想象。1月27日孝感市全市交通实施隔断,在跑单一周后,外卖业务全面叫停,他们被赶出招待所,搬进一间出租屋,开始了漫长的等待。“赚钱计划”变成了孝感出租屋里的“困局”。

对于靠打工维生的人,每一个不出工的日子都是煎熬,没钱进入口袋,意味着一家人的生计都没着落,他们很急。

孝感街头门店关闭,1月27日起外卖业务全部叫停

赚钱

从武汉去孝感的原因很简单——趁着过年多赚钱。

元旦假期之后,武汉市内84所高校陆续放假。近百万学生离开武汉,李文的订单量随之下降,年前几天每天最多只有30单,以往至少也有35单。

入行3个月的李文听前辈说,孝感每年春节生意都很好,平常一单能挣6元,春节能挣7元,还有200元补助,春节也是平台奖励力度最大的时候。李文细算,若今年过年不回家,在孝感工作到正月十五,能赚一万块。

丁满原本就打算春节时留在武汉的站点值班,春节前,站长问他“想不想赚钱”,他很爽快地回答站长,“当然想,过年值班就是为了赚钱。”于是,站长给了他一个赚钱的机会——去孝感。

站长告诉丁满,孝感的外卖业务多由本地人负责,他们春节都不工作,公司决定从武汉调派一批人支援孝感。丁满果断答应,除了赚钱,他还想着“作为刚刚入职的新人,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一下”。

张强也从站长那里得知孝感每一单的收入比武汉高,他当即决定听从安排,“上面领导说可以多赚点钱,我们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所有人都没想过在孝感长待,按照计划,他们1月20日出发,正月十六就能返回。收拾行李时,李文只带了一床被褥、三套衣服和洗漱用品。因为有鼻炎,长时间骑车在路上,灰尘可能导致鼻炎复发,李文随身带了20多个一次性医用口罩。

丁满和张强从去年12月中旬才开始做外卖员,他们前后投资了几千元置办装备,买电动车的机身花了大几百,租电瓶每月300多元,加上外卖箱、雨衣、防护服、手套,这些看似零散的支出,开销不少。

不过,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这些投入可以承受,因为在孝感工作20天,他们就有希望工资破万。

1月20日,他们离开武汉前往孝感,包括三人在内,共有30多人去孝感。出发前,李文曾听说汉口有肺炎情况,他在火车上一直戴着口罩,但仅仅是预防鼻炎养成的习惯。

到了孝感,丁满看到孝感街道上人很多,少有人戴口罩,一切看似正常平稳。入住公司安排的招待所后,他们马上开始接单。

初到孝感那几天,生意很好。1月21号,李文接了40多单,这个数量让他很满意。丁满前五天共跑了159单,是同屋中单量最多的人,但“好生意”随着城市管控通知的发布,很快没有了。

出租房里没有热水器,洗澡最不方便

暂停

到孝感两天后,情况发生转变。1月22日,他们入住的招待所开始赶人,这是丁满到孝感以来第一次意识到疫情变得严重。

丁满记得,那天孝感下了一整天雨,他送完一单,全身湿透,因担心感冒,折回招待所换衣服,还没来得及进屋,招待所的老板便通知他赶紧走,“再不走,我把东西给你们甩出去。”老板很急也蛮凶,丁满回了句“你不要这样说话”。

他一边联系站点领导,一边和招待所老板争取,得以多住了一晚。这个50元一晚,两人一间的招待所是他们到孝感后的第一个住处。

第二天他们被迫换到了另外一家招待所,但1月25号,这家招待所也接到关门通知,几人不得不再次搬走。在站点领导的协调下,他们住到了当地外卖员曾租住的一处房子里。

出租房位于一个老旧小区,两室一厅的房子只简单粉刷了墙壁,客厅摆着一张没有床头的双人床,靠墙堆着储存的食材。另外两个房间各摆着两个单人床和三个上下铺,窗户边还立着多余的床板遮阳。

这间老旧的出租屋后来成为他们的大本营,丁满、李文、张强还有另外三个人住在一起。

搬到出租屋以后,孝感市的管控开始严格,商家接到通知,相继关门,他们逐渐没单子可跑。年三十那天,李文一早9点出门,到下午三点左右,只送了5单。

结束工作,李文回到出租屋,同事们不在,他睡了一觉,醒来独自出去吃饭。傍晚,街头行人稀少,餐厅基本是关闭状态。李文找到一个夜宵摊,点了一份炒饭和烧烤做年夜饭。他有一点想念荆州老家,他知道家里一定备着他最爱吃的鱼糕和糯米丸子,他从没想过第一次在外过年会是这样。

1月27号,社区严格管控进出,外卖工作被彻底叫停。1月27日,孝感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10号令:全市交通实施隔断,所有出入道路必须进行物理隔离和设卡进行管制,禁止本地人员外出。

孝感的疫情逐渐蔓延,确诊人数不断增加,成为武汉之外最严重的地区,趁着过年多赚钱的愿望完全破灭。1月23日,在武汉开始管制时,他们还庆幸来到孝感,逃开了疫情严重地区,现在丁满开始后悔了。

丁满听说,在武汉的同事们还在跑单,每天少说能挣三四百。他常想,如果自己在武汉的话也会去跑单,他不怕肺炎,就怕没有收入。现在只能坐着、等着,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工作,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孝感,一切都不知道。

这身外卖服已经40多天没有穿过了

等待

在出租屋的日子单调,吃饭之外,几个人就凑在一起玩游戏、看电影。湖北的春天依旧阴冷,大家总冻的打哆嗦。白天,大家也盖着棉被蜷在床上休息,那身送外卖的工作服堆在床边,已经很久没有穿上身了。

困在出租屋初期,李文和同事们还会关注疫情新闻,他们讨论过买不到口罩、感染人数不断上升的问题,也曾痛心李文亮医生的离世。但如今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

出租屋没有热水器,没有浴霸,最麻烦的事情就是洗澡,只能用电热水壶烧几壶热水,简单冲洗。幸运的是他们有一个室内卫生间,虽然破旧,但已是安慰。

这段时间,孝感物价上涨明显,他们在孝感的生活开销变大。与站点几经协商后,公司愿意承担他们滞留孝感的生活费,但也有明确要求——六人每次买菜不超过200元。

每隔三五天,几人出去采购一次,一次性买够几天的菜。大白菜、萝卜、西红柿、芹菜、土豆、鸡蛋是他们的首选,李文解释,出租屋没有冰箱,这些菜的储存时间比较长。当地的肉价涨到五十多元一斤,他们很少吃。

出租房内的六个人分成两组吃饭,丁满和另外一个会做饭的同事掌勺,一天只吃两顿饭,偶尔饿了,就另外煮碗面条充饥。

出发前,李文随身带的20个口罩成了“稀缺物资”。在跑单过程中,疫情扩散,李文又陆续买了50个,他把口罩给同事们分了分,目前还剩十几个。因为很少出门,口罩问题他们并不担心,“反正也用不上。”

至今,李文和同事已经在孝感滞留了47天,因封城停工的工资补贴“一直在向上申请”,最近他们收到了答复。公司承诺,会从三月开始发放一部分补贴到工资卡上。

最令李文和同事担忧的问题是,不知道这样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这份外卖员的工作,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很重要。

在武汉坚持送餐的外卖小哥

出路

在做外卖员之前,李文、张强和丁满人生有各自的不如意。

李文做过室内设计和销售,但因为长期熬夜加班、业绩压力巨大,他选择做一段时间外卖员过渡,给自己一个缓冲期。入职三个月以来,他从没有好好休息过。他计划在这个春节多赚一点,元宵节后再回家过节,往常一个月也就休息一天,这次他计划休息的时间长一点。李文是家中的独生子,他很想多陪陪父母。

张强1987年生人,家里做生意亏了,负债累累。几年前父亲去世,母亲一人住在乡下,他还有个四岁的孩子,和妻子分开后,他每个月要给孩子2000元的生活费。“我们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边工作边还债,每个月也要往家里打钱,对于他来说生活等不起也耗不起,“时间过的太快了,老人老了,孩子也在长大。”

他的上一份工作是跟着朋友接工程,为迎接军运会的市政亮化项目做外墙脚手架。到现在,工程尾款还没结完。工程结束,没了收入来源,考虑到一家老小等着用钱,他开始找事干,“听人讲,跑外卖只要好好跑,肯吃苦,一个月挣万八千的没问题,有的还一万好几千。”他决定把外卖员作为自己人生下一个开始,坚持做一段时间,再寻找新机会。

外卖员也是丁满给自己寻找的新出路。

17岁时,他年少冲动,犯了罪,被判刑12年。29岁出来以后,他当过保安,在工厂上过班,洗过酒店的被褥,也开过洗车店,“刚出来的时候没听父母的话,走了一些弯路,俗话说家有1000万,养不起一个劳改犯。我出来后,也被别人忽悠过。”

出狱6年,经历过这些,丁满打算规规矩矩地上班,让父母少操心。上一份工作因为老板拖欠工资,丁满辞职了,后来听人说外卖员只要肯吃苦就能赚钱,他决定跑外卖。

丁满从去年12月15日开始工作,半个月跑了600多单,当月工资到手4000多元,还完之前的欠款,自己手里剩下不到2000元。困在孝感这些日子,丁满不仅没有收入,还得按时上交每月300元的电瓶租金,身上的钱花没有了,他不得已又找家里要了钱。

三人的窘境也是无数打工族面对的生计问题。李文说,相比感染新冠肺炎的人,他们已经是幸运的,但对于每个普通的打工者来说,一年的钱管一年,生计难以维持也是另一种煎熬。2020年,他们都有一些新的打算,如今疫情尚未结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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