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投票：台湾“民主圣地”的世代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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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投票：台湾“民主圣地”的世代交锋

作者：AMY CHANG CHIEN　　2020年1月9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冻蒜！”、“保家卫国，票投14号”、“2020，台湾要赢”……宽阔的市立棒球场停车场上，大屏幕和人们手上的牌子满是各式竞选口号，粉色与绿色的加油道具飞扬，一些年轻的支持者在蔡英文压轴出场时尖叫欢呼。

随着台湾大选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我回家的第二天（1月6日），现任总统蔡英文的拜票车队也驶入了嘉义——这个人口不到27万，却有“台湾民主圣地”之称的台湾南部城市，并于周一晚间参与民进党的造势晚会。

“这是我第一次回嘉义（投票），”现场一名现年30岁、在台北居住多年的嘉义人Hiro Huang告诉我。“回到嘉义之后，才真的体会到两个政党的对立，或是两边选举派系的对垒。”他说，这可能是因为他目前身处于一个有蓝有绿的地方，之前在台北的政治“同温层”比较厚一点。

周一晚上的同一时间，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的阵营也在城市的另一头举行造势。我抵达国民党的造势现场时，舞台上的主要流程已结束，但许多穿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装的支持者仍留在现场。一名现年58岁、退休的嘉义营造业老板向我热烈地讲述他对于韩国瑜的喜爱，“韩国瑜喔，我感觉到他的真，真的是很真。”他表示，自己也曾经投过民进党，身边也有朋友支持民进党，“大家互相尊重就好。”

今年1月11日大选前，我从中国大陆回到台湾的家乡嘉义投票。成千上万的台湾人也在最近几天从世界各国、台湾的各县市纷纷返乡。在台湾大众在两岸关系与社会经济等问题上的立场越发两极化之际，许多政治立场不同的人都认为有必要藉由投票来捍卫他们认为迫切需要的利益与价值。对于他们来说，行使这项参政权利的价值似乎大于飞越这段距离带来的价格和时间成本。

回想过去的几次台湾选举，台湾总是会出现类似的“返乡投票潮”。只是与往年相比，今年许多人回家投票的理由因为香港“反送中”、两岸关系的恶化而多了焦虑与恐惧，“很怕是最后一次投票了”、“这次投票对台湾民主很关键”这类的说法，在台湾的社交媒体上传播、发酵，也成为助推一些台湾人返乡投票的动力。另外，从制度层面来说，台湾一直尚未推行“不在籍投票”，亦即想投票的台湾人需要回到自己户籍所在地，才能行使这项参政权。

对于一些台湾年轻人来说，返乡投票的背后原因往往掺杂了更多对中国政府的恐惧，这很大部分是来自于“台湾人”身份认同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觉醒。但对那些长年在中国大陆经商、生活的台商族群、海外侨民来说，推动他们返乡投票的背后动力一般更务实，更多地触及了商业利益的考量。

面对不同的选民群体，蓝绿两党在打选战时的手法也出现差异，蔡英文在选战最后几天向海内外工作、求学的年轻族群喊话，希望他们返乡投票；韩国瑜的支持者则在造势现场和网上宣传时更强调中华民国的形象，呼吁海外华侨回台投票。近期香港“反送中”和来自中国的假信息干预选举等事件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多家民调结果皆显示蔡英文半年多来的支持率领先。回家第三天我出门买午餐时，在离家几百米的路上遇见了蔡英文扫街拜票的竞选车队，马路一侧的支持者们热切地和总统握手、问好。

在香港抗议与中国影响力的阴影笼罩台湾之际，嘉义喧嚣的地方政治是台湾人热衷于捍卫民主价值的证明，也是台湾竞选文化的缩影。近年来，这座城市从早期由地方派系主导、暗潮涌动政治生态，逐渐走向蓝绿两大党的对抗。

嘉义市是台湾南部第三大城市，大选前热闹的造势场景不仅止于蓝绿的隔空较劲，自1950年代以来，每到选前之夜，市中心的著名地标、有“民主圆环”之称的中央喷水池畔会上演一场嘉年华式的造势晚会。当夜，不分党派的候选人会开着宣传车、带着大批人马集结在市中心的圆环，互相叫嚣、造势。坊间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哪个候选人在选前之夜喊得越大声，就越有可能在隔天的投票日中胜出。

在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中，嘉义是一个相对“摇摆”的城市，并有着较为进步和无党派的特色。1968年，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女医师许世贤以无党籍之姿，成为全台湾首位民选女性政治人物，其女儿张文英、张博雅也先后以无党籍身份当选嘉义市长，“许家班”的治理也为嘉义市赢得了“民主的圣地”的称誉。过去30多年来，嘉义曾有5位女性市长，仅2014年至2018年曾出现一任男市长，这在男性主导的政治领域中实属罕见。

自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以来，台湾共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历年投票结果显示，嘉义市支持绿营总统候选人的投票者高于蓝营，但蓝绿得票差距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而在市长选举中，蓝绿历届互有优势，地方选举中的政党轮替对于嘉义选民来说并不新鲜。

尽管身在异乡，我仍时常关注着台湾政治，而家乡相对胶着的选情也加强了我回家投票的念头。嘉义乃至于全台湾总统大选结果的不确定性让我更加相信，投下手上的这一票会更有影响力。很快地，我就发现，专程从海外返台投票在我的朋友群体中不算少见。从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香港……平时因工作缘故而分散世界各地的友人，很难得地因为返乡投票而有在台湾见面的机会。

“香港的抗争给我蛮大的影响，去反思自己过去虽然去投票但显得很被动，也不太关注候选人的政见，听人说谁好就投谁。”我的高中同学、现在在香港工作的Katie告诉我，她在看见“香港人的和平抗争一点用都没有、政府无视人民的生命和呼喊”的時候，内心涌起了一股很深的恐惧，无论如何这次都要排除万难回家投票。“希望还能用选票守护自己未来安身立命的地方吧。”

我偶尔会和一些常住北京的朋友聊起，自北京奥运前后，中国发展腾飞，在经济方面更加开放，努力地要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好，也通过较为温和的对台政策，试图加强台湾人对中国大陆的好感。而同时，那段时间也是台湾人的身份认同迎来巨变的时刻。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击败了主要对手宋楚瑜，台湾迎来第一次政党轮替，开启了绿色执政的篇章。随之而来的教育改革对于台湾中小学学生的课程大纲产生巨变，小学的课程除了学习国语，还要在乡土教育课上学唱台语歌。到了中学，台湾史也独立于中国史成册，并大幅增加了相关章节。

1990年代末，我和一些80后、90后的台湾人上小学时，作业簿上总是会出现那一行字“做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刚开始学英语时，也不觉得说“I’m a Chinese”（我是中国人）这个表达有任何奇怪之处。但随着台湾政治上的变化、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变，我和一些同龄人从小学、中学到高中阶段，都不约而同地经历从“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过渡到“我是台湾人”这段身份认同的转变。

我国中时的朋友权豪告诉我，他在小学时喜欢描绘“秋海棠”的全幅中国地图的概念，并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希望台湾变成联邦制国家。但随着课程的变动与调整，他开始有了关于“台湾人”身份的新的认知。“我是跟着新的台湾认同一起成长的，”权豪说，“在这个教育下，会让我觉得投票很重要，也会受到民主的召唤去投票。投给谁不一定，会倾向民进党。”

我发现身边年轻一辈的朋友大多偏绿，支持强调本土化、警惕中国威胁的蔡英文和民进党，还有台独立场鲜明的基进党；但其中的许多人也提到，他们的父母或长辈长期支持国民党或泛蓝阵营的候选人，会在这次大选中投韩国瑜或宋楚瑜。

从欧洲返乡工作的朋友Amélie是外省三代，家中长辈长年支持国民党，还将自家住宅商借给国民党地方政治人物作为竞选总部，她自己曾在近两年投入蓝营的地方辅选工作。即便如此，曾投给国民党候选人的她对于这次将做出的选择也没那么肯定。她说，身边似乎很难找到支持韩国瑜的年轻人，“支持蔡英文好像成为了一种潮流”。

反观在中国大陆工作多年的台商群体，他们的返乡投票之路又是另一个故事了。长居大陆经商的他们多期盼两岸关系稳定，因此传统上较支持泛蓝的候选人。在台湾民众对于中国政府的疑虑渐深、国民党候选人民调声势逐步下滑之际，由中国国台办批准成立的一些台商协会也助力大选期间的返乡投票潮，与航空公司协商，推出给居住在大陆的台湾人在大选及过年期间优惠的机票促销方案。

早在去年10月、11月，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公布的“台胞返乡团购机票”的优惠方案在一些有台湾人的大学校友会群组流传。多家大陆与台湾的航空公司都祭出团购优惠和促销活动。

在北京三里屯，我和同事常光顾的咖啡店的老板小游来自台湾，在一次闲谈时，他开玩笑地提起：“韩国瑜又不会赢，我不回去投票。”后来他改口说，自己有点事无法回台。身为青岛台商协会的常务副会长的他表示，他们的协会今年在青岛也做了一些动员，如果青岛的台商回去投票，可以凭登机牌向协会申请补助款1000元人民币。

去年12月31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反渗透法》，让许多台商担忧自己以往惯常地与大陆官方交涉的模式，也会在台湾的法律中被定义为“渗透”。小游表示，许多台商对于政府通过《反渗透法》的反应比较激烈，因此今年台商返乡投票的情况比较踊跃。“现在台湾政府对台商这边还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他说，“所以说对台商来讲啊，大部分还是比较希望支持这种，要鼓励两岸交流的那个政府领导人。”

台湾青年与台商团体之间的差异并非这场选举中的唯一分歧，许多家庭中的政治倾向差异也是选举期间另一场火药味十足的交锋。当我与年龄相仿的朋友聊到返乡投票话题时，支持蔡英文、民进党和一些小党的朋友提到了自己与支持蓝营的父母之间谈到政治时的不睦。

“我爸是支持韩国瑜的，他觉得蔡英文学历是假的。”从美国返乡投票的小学同学Austin告诉我：“我太震惊了，我吓到，没办法讨论下去。”

“家里不能谈政治，会吵架。”我在国民党的造势现场偶然遇见的一名拿着民进党助选旗帜的18岁高中生、蔡英文的支持者庭榕告诉我。“不要谈政治气氛比较好。”她表示，很期待自己在两年后达到20岁的法定投票年龄时能有投票权，但说自己“不会投给像是韩国瑜这种说话不经大脑的候选人”。

跟许多台湾城市一样，嘉义市也拥这样的特点：青年人口流失严重，常住居民大多以军公教人士为主。所以当离乡的青年返家时，他们与长辈之间的对话也经常聚焦于台湾社会近年来的矛盾：政治倾向的世代差异与年金改革问题。蔡英文上任之后，于2018年7月推动军公教年金改革新制，台湾军公教人员的退休退抚基金因此逐年缩水，这项政策也立即引发了广大军公教群体的不满与抗议。

前年，我身为退休教师的父母也曾走上台北的街头参与军公教游行抗议，表达他们对于现任政府的不满。早在几个月前，我们家的Facebook聊天群组就掺入了一些关于政治的讨论，父母也会因为年金改革这项难平之伤，向我们表达希望总统“换人做做看”。

最近在国外旅游的父母预先算好了时间结束旅程，在选前两天返台投票。妈妈说，在旅程中也遇到了两个要返乡投票的台湾退休老师和农会员工，这两人还特别叮嘱了他们要投给韩国瑜。我在台北、高雄工作的妹妹们也将回到嘉义投票。我们突然发现，这次民主选举将是除了每年农历年之外，把我们全家人聚在一起的珍贵时刻。

在嘉义，立委候选人的宣传车已满街跑，蔡英文、韩国瑜等人的大型竞选看板也出现在市区和郊区；回家三天，我已经接到了三通催票电话（其中两通来自韩国瑜）。到目前，嘉义的选情已经让返乡投票的我看得津津有味。

周五，那场盛大的选前之夜造势晚会又将在圆环上演，我和一些朋友已经相约在圆环相见，要在自己的故乡见证一个很地方同时也很台湾的民主时刻。五年前，我也在选前之夜去了圆环，但因为现场实在太吵了，很难分辨到底哪个阵营喊得比较大声，难以按照传闻中的用声音大小来预测隔天谁会胜出——但这或许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去投票的原因吧。

Amy Chang Chien是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XYS20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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