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人已经不发朋友圈了”的时候，开始谈些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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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正义的热情，会让我们忘记慈悲为怀；对公正的热望，使许多人变成了铁石心肠。

—— 迈克尔・奥克肖特

(Michael Oakesh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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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厚辰

1.

“武汉人已经不发朋友圈了”

前段时间又一篇爆款文章出现，叫做《“武汉人已经不发朋友圈了”》。

文章淡淡地将整个疫情中的情绪揭露，最后为了凸显出人们的无力，将疫情抬高到对人类整体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并在最后说：

“这场疫情，是自然给我们上的一课；在这一课面前，身处痛苦中的平凡人，失去了表达欲；每个人都在沉默中期待，期待平凡的日子，早一天回来。”

看来，这一个月来激昂的愤怒快速燃尽了人们的热忱，也燃尽了愤怒本身，知识分子怒其不争的“歌颂”也没有发生，人们仅仅想复工，想上街，想过日子。

文章中有一句话也许描述出了绝大多数人现在逐渐拥有的心境：“不能抱怨，又不合适感恩，于是她选择了沉默。”

我们曾经选择与建制激进的决裂，一切建构和规范在我们眼中都变得俗套和伪善，拒斥其一切行动和话语，找出决一死战的姿势。然后疲惫失望，终于归于沉默。

不过在这时看，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有不少。

2.

疫病中的激情神话

一只来自过去的巨兽，它这次对绝大多数人展露锋利的獠牙，而我们承受共同的痛苦和恐惧。

这一切要么终将化作改变的力量，带我们进入注定的未来，那是被理性和历史证明的未来；要么也可能一切都于事无补，因为我们好像背负某种注定悲惨的命运。

基本上在过去的一个月，上面这段简短的叙述，代表了我们的处境。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冷战初期，针对法国知识界的风气，有一本批判的名著，叫做《知识分子的鸦片》（The Opium of the Intellectuals），里面的观点在今天依然毫不过时。

《知识分子的鸦片》/ [法]雷蒙·阿隆 / 译林出版社

**深刻的思想有时会展现为片面简化的二元对立。**良善的化身，代表理性和正义，因而属于未来；邪恶的化身，代表失智和贪婪，因而属于过去。

一种总体的善，在对抗一种总体的邪恶，这种“决战”姿态不能不使人热血沸腾。

近代史充斥着这样的政治激情，19世纪的每一种“民族主义”背后，都有这种“决战”的架势，然后到左翼革命的“决战”，到德意志民族两次妄想中为了“德意志精神”的“决战”，到“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决战。

原因很容易理解，动员总需要一些决战的紧迫性。

因此塑造紧迫性，就可以达成共鸣和动员，在一种神话里面维持着这种紧迫，就是“知识分子的鸦片”。

我对神话没什么偏见，在《翻转电台》的一个系列节目里，我曾大力鼓吹神话思维对个人的作用。

事实上在民众并不具备政治激情的年代，知识分子也一直依靠神话，维持着对政治的情感，但自从有报纸这个媒介之后，我们进入“政治激情”的年代。

尤其是本次，与2003年的SARS相比，彼时移动互联网还未兴起（微博诞生于2009年，微信诞生于2011年），一种呈现在公共言谈中的“政治激情”并不显著。但在这次疫情期间，却是每个上网的人都明明白白感受的。

在这种氛围之下的“神话”，成为一种公共领域的“单向度力量”，成为一种压抑“个人感受”的强制力，具有同样政治激情的人当然显得像是一个紧密而团结的群体，且他们的激情也近乎“同质”了。

该关心哪几个话题，这几个话题的事实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该仇恨谁？以什么样的态度，近乎成为了一种**“规范”**。

因此这次，本来反对着“建构”和“秩序”的人们，在他们的感受中，重新找到了这种“秩序的力量”。

这明显地体现在昨天的一段视频中，一位湖北女士在微信中大声谴责着社区的工作人员，虽然我想网络上的人们，包括我，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和细节近乎一无所知，但因为其主线是个体和自组织（业委会）对于建制的谴责，因而显得解气和正当，成为这场神话中的注脚。它毫无疑问增加了我们的激情。

**构成这个神话核心的，是对正统性的敌视和对苦难的敏感，**这次毫无疑问是“受难者的共同体”，虽然他们实际上千差万别，一线医生的受难，武汉市民的受难，网民的受难，海外人士想象中共情的受难，其实毫不相同。

他们必须在一套观念和理论中才找到一种受难的共性，必须抽象到某种命定的与那个巨兽相关的苦难，才被写入这个神话。

因此在这里，这种敌视和苦难，必须与“观念”和“知识”结合，来完成这种理论上的抽象和构建，历史的观念，政治哲学的观念，医学伦理的观念，传播学的观念，女性主义的观念。这构成了过去一个月诸位知识分子的写作和阅读，共同为这个现代神话添砖加瓦。

我们的人民是一种集体的救世主，因苦难而团结，担负这种“独特的命运”，因而可以获得拯救。

有没有发现，这与近代史意义上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神话”是多么的相似？

我还不想粗暴走到“凝视深渊注定成为深渊”的逻辑，只是想提示我们其实面对着一种被“观念”和“知识”建构的政治激情。

这就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共同发明的，这个速朽的游戏：用一种激情对抗另一种激情。而激情嘛，总是渴望复归平静。

3.

都是知识分子的时代，

和知识分子的姿态

对这个激情对抗激情的警觉，是每个知识分子该有的。

但我说“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可不是在说某位教授或学者，我在说阅读这篇文章的每一个人。接受过系统教育，获得了理性思考能力，并大量在网络上阅读和表达的每一个人，这是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的时代。

我因而没有想责备任何自媒体或学者发明了这个神话，这是我们每个人参与到其中发明的。

是我们认为自己具有“思考和分辨”的能力，并自比为“理性和良知”的化身，熟练地戳破一个个谎言，洞悉一个个骗局，读懂并推荐着一个个“深度分析”和“结构性问题”，仓促地在“自由”或“权利”的修辞下，为这件事快速盖棺定论中发明的。

面对如此巨大的事件，我们竟然很少表现出某种理解的疑惑和困难，或是某种两难和道理的背反，而是熟练地洞悉了问题的实质，就像是我们对它已然了如指掌。

当然，因为激情其实代替了思考。

知识分子们在互联网表达时代成为了符号的吞吐和交换机，符号交换可不仅仅在娱乐和消费中才有。

实际上在过去一个月的绝大多数表达中，一些巨大的符号包裹着肤浅的见解，以先知预言的方式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间传播。

这是一种幻觉中的参与感，符号表达出勇猛和正义，但在隔着哪怕仅仅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看到那仅仅是一种隔靴搔痒。话语的精致，术语的复杂，言辞的深邃，替代不了真实性的匮乏。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喜欢的这种正义表述，并没有捍卫什么特殊的权利，要我说，它们捍卫着我们这个神话中需要的一种风尚，一种道德叙事，感觉方法，一种文学性，一种更像是艺术性的概念，而非公共道理的实质。

知识分子的政治表达，成了一种“艺术形式”。

而这种“政治激情”，与其说里面有多少道理，不如说里面的美学价值和情感价值，粉饰着我们过于急躁的判断。

是否包含这种“符合风尚”的激情，隐隐地成为了表达合理性的要素。

神话的对面，是平民主义的人道价值，一种民族的，国家的，共同体的。

神话的这边，是个人主义的人道价值，一种“尊重个体”，“尊重权利”的。

这里面蕴含着阿隆总结出的两种说辞：“爱国高调”和“人人互相拥护”。

在这里面，激情和利己的算计调和着，又形成了一种共性。神话在彼此之间总是如此相似。

因此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们互相煽动着，甚至与他们的一切言行互相煽动着。

认同着这个神话，而非认同着任何道理，因为神话总是比理智更加具有“民族性”。我们成了一个受害者构成的独特民族。

4.

从激情的抉择，

进入对具体问题的妥协

对过去一个月的激情和其快速的消退，我描述的足够多了。包括其中对“个体”的抽象尊重，里面无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恨”。

在这样的激情里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共识”和“团结”，我想，也许这种“共识感”和“团结感”才是我们真正渴望的。

那句流传甚广的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成为了这个神话的高潮和箴言，但对于这句话其实掩盖着我们巨大的差异和分歧。

这也是我主张“能做的事还有很多”的部分：

• 各个城市的隔离措施是必要的吗？

• 中医在这次诊疗中扮演的作用是好是坏？

• 我们是否应该禁止食用一切野生哺乳动物？

• 这件事中，存在对女性的显著恶意吗？

• 疫情中防疫物资和日用品的涨价是正当的吗？

• 这两天各个城市都有人们上街和涌入景点，这是不负责任的吗？

• 现在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是他们也搞砸了，还是一种更理性的防疫态度？

• 电子健康码等防疫手段，是合理的还是隐私侵犯？

• 在公共舆论赞扬”牺牲精神“是否是不负责任和应该摒弃的？

• 特殊时期，行政权力超越立法权是否是必要的？

这当然完全没有穷举，大大小小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着我们日常抉择的根本分歧，和早已有之的网络争论，甚至网络暴力，每个人看上去都认可的“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在这样的分歧下非常脆弱。

因此我们过去一个月的经历，其实是让这些问题解蔽，展现其真正的复杂，因而引导我们进入困难的讨论。难道这不是改变现实的途径么？

当然这些讨论破除了我们轻易得来的团结和共识，展现了在口号之后，其实我们的看法具有根本的分歧。

相信我，对上述任何一个问题的讨论，也都不可能取得一种“理性”的必然回答，即有人能够提出一种根本的理论，让这些争议一次性的消失，我们能够做的，是在讨论中找到分歧的根本，因而发现调和的方法。

这也是阿隆的观点，知识分子的作为“不在于激进的选择，而在于难以明言的妥协”。

这才是实质性的改变。而我们也能发现，**我们之前轻易的共识和团结，不过是在以激情逃避真正的现实和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带来任何改变，这些妥协也许才是关键。

雷蒙·阿隆在对“福布莱特计划”学生做演讲

这需要诸位，也就是我口中的“知识分子”一改我们教育中的“唯理性主义”倾向，一种笛卡尔式的建构理性，即认为这些问题其实清楚明了，只要通过一个道理，一段推论，或者一个技术性的方法，就可以消除争议。我们的经验当然已经无数次证明了——不行。

而且不行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他人的愚昧和迷信，无法和你一起屈服于你完美的道理。实际上对于上述的所有问题，其中都因为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未知”，知识分子就是要不断克服和探索这种未知，当然，这不是一种医学研究意义上的探索。

在医学研究探索的意义上，知识分子和他的知识依然超然于这些问题，并引导着这些问题最终的解决。而我是说，我们得首先确定，知识分子应该不可能就上述任何问题提出完备的解决方案，一劳永逸的解决。

而要将其当作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一种“说服、实践和妥协”，任何人都不认为自己可以轻易地“胜券在握”，我们才开始被这些问题推动而真正改变。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道德。也是我认为真正值得花很大的功夫去了解、思考和探讨的。

5.

狂热后的冷漠，虚无主义

在这个基础上，回头来看看我们的狂热。

为何这种狂热如此轻易地攫取了我们？其实是因为我们逃避了这些具体问题的复杂，大大简化了我们面对的处境。

我们自信，我们的处境是由对方的邪恶和压抑造成的，而为了解放，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的准备，只要枷锁消除，美好的未来就会降临。

“理性”让我们相信这个“社会计划”，相信社会简单地符合我们“理性构想”的结构。

这也是对诸位，即所有知识分子的诱惑，我们企图全面掌握和解释世界，解释我们的处境。

本质性的，结构性的，这种耐心的丧失与我们想象中的对手一样，知识的探索成为了知识的断言，我们从个人到社会组织，已然得出了具备合乎理想的样式。

为何我们想要简化问题呢？其实恰恰因为对现实的悲观，这些悲观不无道理。

在无从下手的时候，我们才希望回退到一个结构性的位置，来根本地把握和改变，孤注一掷地认为只要一个要素变动，梦幻中的世界就能降临。

这个神话弥合着我们梦幻中的乐观和现实中巨大的悲观主义。

这当然是虚无主义的矛盾样式，虚无让我们迷恋一种深刻而迅速的改变，像我们读到的最精彩的历史故事和电影里描述的那样。对剧变的想象和期待。

当然，这种狂热会必然带来狂热褪去的冷漠，狂热和冷漠根本就是硬币的两面——

这枚硬币就是虚无主义，有时它也释放巨大的能量，诉求彻底的否定，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当然很多时候结局是失望的，因为总能发现，在巨大的能量释放之后，好像什么都没变。

因而知识分子们，失望于一个难以下咽的事实，他们力图彻底否定的这个东西，显得如此难以改变，持久地像是会永远如此下去。

所以他们发明天灾的隐喻，最后竟然真的开始相信天灾的作用，因而变得激进和激情。

着眼于现实的问题和分歧，求取“难以言明的妥协”，能够帮助我们克服这种虚无。

尾声.

“让意识形态的诗歌下降到平凡的现实”

阿隆在《回忆录》中，说他撰写《知识分子的鸦片》，是要“让意识形态的诗歌下降到平凡的现实”。

这句话很有份量，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读这篇文章的诸位其实很有挑战。

它需要我们放下具有历史渊源的“权力与政治的敏感和依赖”，转向有点单调乏味的公共问题。

抵制“良心代言人”的诱惑和与邪恶斗争的想象，跳出要么“乌托邦”，要么“反乌托邦”的虚无主义。能够讨论实质的问题。

知识分子必须讨论实质的问题，而不是把这些问题交付“专家系统”或“经济学”，并埋怨着大众对真知的漠视冷淡。拱手将真正的问题的探讨交由技术体系。停止空谈“具体的人”，开始谈论“具体的事”。

所以接下来，如果可能的话，我将以每周一篇的频率，尝试探讨我上面列出的那些具体的问题，当然我能做的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这些讨论还能够引起诸位的兴趣，让我们共同探索这些问题的复杂。

这恰恰不是“冷思考”，不代表我们失去了感受和意志，开始冷冰冰地使用“技术理性”。

恰恰我们要将情感与意志，投入这些具体的问题中，让这些问题具有“人味儿”和“价值”，我不敢说这就能带来实质的改变，不过这个过程会让我们看到一些新东西吧，这也许是才是公共理性和个人成长的条件。

而真正的改变，不像一个电影剧情奇妙的转折，起码在那之前，还有一条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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