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阳过日记”很好，但不能代替专业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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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大媒体也刊载起了新冠康复者的经历，有年轻人，有耄耋之年的老人，有的毫无症状，有的觉得甚于流感，共同点是大家不再对“阳”过的经历遮遮掩掩。

在微博上，许多新冠患者和康复者还开起玩笑——现在是“杨过”（“阳过”），等待“杨康”（“阳康”），也不惧成为“王重阳”（感染两次，就像感冒后还可能会感冒）。

大家成了命运共同体

大部分民众恐惧病毒，既有对病毒的无知，对后遗症的偏听偏信与夸大，也有对感染后被拉去方舱集中隔离的“恐惧”。哪怕方舱的环境再“舒适”，整夜不关灯、噪音、缺乏隐私、活动空间的限制等，都让这种生活显得“难熬”。

对感染的恐惧，自然会延伸到感染者身上。大家从恐惧病毒又变成恐惧感染者，对他们产生排斥心理，鲜明地反映在对感染者的语言和态度上，比如一度把他们称为“投毒者”，经由他们的流调信息编排出各种流言——无中生有的各种“黄色段子”，再后来，把感染者称为“羊”：“两脚羊”“公羊”“母羊”等，防疫人员带他们去隔离则被称为“抓羊”“捉羊”“逮羊”……

一些感染者康复后回到社会生活，发现歧视如影随形，一些用人单位甚至拒绝招聘感染过新冠的人……就在不久前，还发生了感染者轻生的悲剧，就因为她害怕“阳”了被老家的人说闲话。

但“新十条”出台前后，出现了迅急的转变。**一个是国家的防疫政策，在短短几天里的变化可谓迅速而密集——从不再扩大范围封控，到不再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再到允许无症状、轻症的患者居家隔离……**人们不再担心被拉走集中隔离，不再担心被迫前往方舱，自然也不再怨恨感染者。

**第二是随着防控措施的放松，加上奥密克戎超强的传播能力，被感染是早晚的事情。**疾控专家指出：最终80%-90%的人会感染奥密克戎。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下，感染者是极少的比例，可能被视为“异类”。现在大家早晚都要“阳”一次，感染者成为大多数，彼此之间也就形成一个“人多势众”的共同体。

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在研究香港地区SARS流行时，将“巨大的个人无法抗拒的命运降临而形成的个体成员间的特殊集合”称为命运的共同体。

群体成员面临共同的危机或命运挑战；这一共同的命运，会持续一定的时间长度；由此，群体成员相互之间形成了守望相助的道德密度；群体成员会发展出一套由语言和认同组成的精神的汇聚轴线；等等。

当共同体形成，对感染者的冒犯就成了对大多数人的冒犯。

“阳过日记”也是科普

“阳过日记”，本身也是重要的科普，让民众、尤其是信息渠道相对有限的人群，慢慢建立起对病毒更科学的认知，进而消除恐惧。

国内的权威专家，现在不是纷纷出来科普了吗？个体讲述的作用，能大过专家？事实是：公众对于专家的信赖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新十条”出台后，专家们纷纷出来告诉大众：奥密克戎一点都不可怕，感染了基本是轻症，只有极少数有基础病的人会重症……这些的确是国际医学界对奥密克戎的共识。问题是，几个月前、甚至仅仅一个月前，这些专家接受采访时还不是这么说的，那时他们强调的还是，奥密克戎不是“大号流感”。

当专家的科普没办法“一锤定音”，舆论空间的话语权反而被一堆大V夺走了。

这些人是外行，科学素养也远远比不上专业人士，却对病毒、对防疫政策指点江山，仿佛真理掌握在他们手里。大V信徒众多，他们大肆传播关于病毒的谣言，典型的比如新冠病毒是境外势力“投毒”、感染了新冠很容易有后遗症、感染了两次就会死亡等，民众的恐惧成了截取流量的密码。

**现在看，一二线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大抵已经消除对病毒的恐惧，但仍有数量庞大的沉默的人群对于新冠病毒充满恐慌。**这与民众的科学素养不高息息相关。

中国科协于2020年4月至10月组织开展了第十一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显示，2020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0.56%，10个公民里有1个具备科学素养，农村居民科学素养低于城市居民，只有6.45%；老年群体、低文化程度人群的科学素质水平更低，60至69岁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为3.52%、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的科学素质水平为2.11%。

疫情三年，本来是进行专业科普的大好机会，奈何专家公信力不足、公共空间群魔乱舞、谣言泛滥。这时，不断出现的“阳过日记”一定程度上也承担了科普作用。

很多人不相信科学，但相信“经验之谈”，相信身边人的说法。当身边“阳”过并康复的人，一个个以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感染了也不可怕，康复后也没什么明显的后遗症。这些“经验之谈”，会让人慢慢消除偏见与恐慌，建立起对病毒更理性的认知；真的与病毒相遇时，也才能以一个好心态去抗击。

当然，应该看到，任何讲述本身都是主观的。它与讲述者的个人经历、身体状况、价值立场、社会关系等相关，有可能带来“罗生门”效应，比如支持放开的人，可能有意无意地淡化感染的症状；支持防疫的人，也有可能在“阳过日记”里放大症状和后遗症。

虽然“阳过日记”是宝贵的经验讲述，但以经验主义来评判防疫政策的是与非、进行科学普及，也可能是偏狭的，甚至，只是强化了知识孤岛上的“回音壁效应”：人们只阅读符合他们认知的“阳过日记”。

所以真正有效的科普，还得依赖公共空间独立、自由而开放的专业讨论。比如饶毅与金冬雁的论争，如果更早更广泛出现该多好。

否则，“阳过日记”固然有助于消除恐惧，但三年了，直等到当“阳过”成为大多数，才换来这一刻的讲述，这过程也实在漫长而沉重了些。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作者立场。

编辑｜萧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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