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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老师： 您好，新年好！ 　　附件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也是我亲眼看到的事情，给上海植生所及中科院举报反映过了，植生所调查了，但随后就没有消息了，而贪腐的事情还在发生，所以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贪污腐败的事情。希望您能帮助我！　　多谢！

一个中科院院士实验室的真实故事

作者：知雅信

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真实故事发生在一个中科院院士的实验室里。故事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国家科研经费是如何进入民营企业及个人腰包的；二是科研管理和科研道德诚信问题。

一、国家科研经费是如何进入民营企业及个人腰包的

故事从中科院上海植生所赵院士实验室自 2012 年 7 月搬迁到上海市漕宝路500 号 2 号楼一楼开始，建立这个实验室上海植生所出资了 200 万元人民币。故事的主人公王金也是 2012 年 7 月开始进入上海植生所工作，赵院士说他自己工作很忙，漕宝路实验室主要由王金代为管理，赵院士每年来漕宝路实验室的时间可以说非常之少。王金自 2013 年 11 月注册成立了上海吐露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吐露港公司”）之后，就开始招人经营起自己的公司。公司法人为其爱人成秋香（苏州人），自己为公司总经理。其爱人长期居住在苏州，并在苏州工作，因家庭因素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经营公司。王金是公司的实际创始人和实际经营管理者，为啥法人名字不用自己的名字，其中原因我们觉得大家都懂得。注册地虽然是在上海市嘉定区，但实际经营地点却不在那里的。自公司成立起到2015 年 9 月底，公司长期非法占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漕宝路园区的 1号楼 502 房间（同样是在漕宝路 500 号）作为其公司办公地点，并且不支付任何费用地长期使用房间内的低温冰箱、办公桌椅、空调等物品，为其公司服务。2015年春节之后，吐露港公司开始大量招收员工，公司员工上班都是在 1 号楼 502 房间，做实验全部都是在 2 号楼 1 楼赵院士实验室，大量非法无偿使用实验室内的各种耗材、仪器设备和学生宿舍等，为吐露港公司服务。1 号楼 502 房间实际上应该属于上海中科伍佰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原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工程中心）使用和管理的。伍佰豪公司的邹老师实在看不下去了，她觉得这完全是把公家的东西当成自己私人的东西在用，是典型的公私不分。所以，邹老师在下班之后把 502 房间加了新的锁，不让其他人使用，这才使得王金在 2015 年国庆节期间把他公司的经营地点搬到了桂平路 470 号，同时把赵院士实验室的部分实验台面也搬到了他自己公司，但其公司员工依然在赵院士实验室使用各种实验耗材和仪器设备，为其公司服务。桂平路 470 号离漕宝路 500 号距离大约只有 100 多米，步行也就 6、7 分钟的样子，之所以这么近也是为了他们公司员工方便来实验室干活，也方便王金去他自己公司进行管理（每周一上午，吐露港公司要开例会，王金要讲话的）。

各位领导及普通百姓可能还不知道，中科院上海生科院，包括目前独立的上海植生所，在多年前改革之后，实行所谓的“PI 制”，根据该制度，实验室里的员工其工资都要从 PI（实验室负责人）申请到的国家课题经费里来开支的，也就是说，王金的工资是从国家科研经费里支出的，但是他大部分时间却是在忙于经营自己的公司，不仅如此，他公司人员在赵院士实验室长期工作，使用的各种耗材和设备也都是从国家科研经费里面支出的，这就是国家科研经费如何变现到私营企业及个人腰包的一个典型例子，也是第一种方式。做生物的都知道，那些耗材价格并不便宜，随便一个试剂盒动辄都是上千元，甚至几千元的。

为了能够证明这些事实，图 4~图 6 都是吐露港公司员工在漕宝路赵院士实验室内为其公司业务做实验的照片。照片只是反映了很小很小一部分情况，事实是吐露港公司员工是长期在赵院士实验室利用实验室的各种耗材及设备为其公司服务。吐露港公司主要经营范围是分子生物学技术服务及卖一些 DNA 聚合酶、DNA 重组酶等，这些技术和赵院士实验室的技术平台高度重合，因而其公司能够大量地使用实验室内的各种资源为自己谋利，而赵院士实验室一些课题研究用到的技术反而要通过吐露港公司来购买技术服务，如基因合成、footprinting 技术等，当然是要支付费用的，这是国家科研经费被变现到个人腰包的第二种方式。吐露港公司前员工肖某在其公司上班一年有余，上班地点一直都是在赵院士实验室内，直到 2016 年 7 月左右离职。上海植生所正式员工王某某（赵院士实验室里技术员）从实验室领着全职工资，但是自 2015 年国庆节起却全职在吐露港公司（桂平路 470 号）上班，一直持续到 2017 年 4 月份可能是因为有人给所里说了此事才回到漕宝路实验室，其在吐露港公司主要负责技术服务及外联等工作。而在此之前及之后她也做和吐露港公司有关的事情。我们在实验室常常看到的是王某某从公司匆匆回到实验室，从-30 度冰箱拿一些试剂然后又匆匆返回到公司。这是国家科研经费被变现到个人腰包的第三种方式。

王金没有经过任何招标流程，在网上购买了二手仪器 AKATA 蛋白纯化仪（大约四、五成新），主要用于其公司生产一些酶，但蹊跷的是，该仪器后来在植生所报销，成为所里的固定资产。该仪器具体报销价格是超过 10 万元了的，用了几个经费本账号来报销的。具体有没有猫腻，是否符合正常的财务流程，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希望各级部门能够查清楚。在 2016 年，王金想让在实验室研究生做的一项技术以自己公司的名义报发明专利，此事被实验室人员实名举报到所里，后来却不了了之，没有做任何处理。可能有人要问，王金这么搞，把实验室搞得乌烟瘴气，至少把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科研经费变现到了自己的腰包，那实验室其他人会怎么想呢？现实是除了学生（包括博士后）没有办法挪动之外，实验室其他工作人员能走得都走了，很长时间在实验室里还能看到一眼的工作人员只有王金和同时为吐露港公司服务的王某某。

二、科研管理和科研道德诚信问题

王金在 2012 年 7 月开始代为管理实验室之前，只发了一篇 BBRC（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研究通讯）文章，这是个什么水平呢？如果仅从文章来看，国内毕业的大部分生物学博士应该都是高于这个水平的，有小部分生物学硕士研究生也是高于这个水平的。在代为管理实验室之后，王金做实验就做得很少了，而此后实验室发的文章，不管有没有学术贡献或者贡献大小，他大部分都要挂并列通讯作者或并列第一作者，连他自己都亲口说“谁谁谁送了他一篇 1 区的文章”，“这些文章全靠老赵帮忙啊”等，老赵指的就是赵院士。由此，他变成了副研究员。现在，王金自己一方面仍旧大量使用实验室内的各种资源为自己个人套现，另一方面也从实验室收获着文章，不仅如此，他觉得还不够，还要让其家人从中得到更多直接好处，图 9 就是一个例子，其爱人为文章的并列第一作者。可是他爱人根本就没有在实验室做过任何实验，也没有在公司做实验，这个并列第一作者从何而来？听说最近实验室刚被接受的一篇论文中，他爱人又是并列第一作者。各位领导及普通百姓，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文章对于科研人员意味着什么，在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下，论文就相当于科研人员的货币资本一样，有了论文（主要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才会有科研人员的职称，才会从国家得到高薪收入和优厚待遇，才会有话语权，才会有可能申请得到国家更多科研经费。很多学生或者研究人员，为了一篇文章，需要耗费好几年的光阴，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现在一些没有科研道德的人，为了提拔自己的人，或者说是为了自己某些私利，就不管有没有学术贡献，就送并列第一作者或者并列通讯作者。这对科研环境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

这并没有完，奇葩的故事还有呢，这些事情都发生一个院士实验室，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王金在 2013 年申报了一个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优秀青年人才领域前沿项目，课题名称是：地中海拟无枝酸菌 U32 中 amrE/amkE 双组分系统负调控利福霉素 SV 产量的机理研究，课题编号是：2013KIP208。这个课题之前他让多个学生来重复，但没有一个学生能够重复出结果。但是他依然用这样一个无法重复出结果的实验来申请国家经费，而且申请到了。这里面有没有科研诚信问题？

故事讲完了，是不是就这么一点事？也未必，但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目前能讲的也就这么多。很多事情，需要调查才能知道的更多，普通人能力是有限的，但这些问题已经足以说明腐败的严重性了。我们不知道你们看了之后是啥感觉，我们只是感觉到无限悲哀，也很悲凉，不知道天理何在？王法何在？而这是真实地发生在一个院士的实验室里。我们不知道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还能不能找到比这更混乱的实验室，反正这是我们见过的最为奇葩的实验室了。各位领导，最近 20 多年来，我国的科研水平的确是有进步，这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对科研的大力投入，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改革开放、国外回国人员增多等因素，但我们国家的科研管理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从著名的“汉芯事件”到最近的“韩春雨现象”，这些事件里都有科研欺诈的问题，他们用的科研经费都是国家科研经费，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要知道，一个最普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约 80万元）是很多的农村家庭几十年的收入总和，一所国内排名 500 多的综合地方高校全校一年能从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国家层面拿到的科研经费还不如一个院士实验室一年的科研经费多呢，更不用说排名更靠后的高校了（全国有2000 多所各类高校），但是产出怎么样呢？所以，政府有义务对这些不端事件进行责任追究，而不是不管不问，最后不了了之。我们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更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只有有了好的管理，才能让国家科研经费发挥更大、更好、更有效的作用。这方面国内的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在不同场合、不同媒体提了很多了，我们只想强调三点，一是增强国家科研经费管理和验收，而不只是在申请上加强管理。二是对于真正在做科研的人多投入，而不是投入给那些根本就不做实验，到处忽悠的人（科研掮客），而要如何鉴别，同样也是要靠管理的。三是奖励那些真正做出科研贡献的人，严惩那些弄虚作假、欺骗科研经费或者是把科研经费非法套现用于私利的人，这同样需要靠严格的管理。对坏人不惩罚，其本身就是对好人不公平。对科研工作进行立法是有必要考虑的。2016 年 11 月我国允许科研人员在经过单位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适度兼职，但绝不允许损害或侵占本单位的合法权益为自己牟利。这个政策本意是好的，但很容易被人钻漏洞，损公肥私，就像本文讲得一样，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进一步考察修正。

(XYS2018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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