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区日记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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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封省记

2020.01.25

今早6点，宜昌也封市了。我所在的县级市，连乡镇道路都封了，公共交通全部停运，但受影响应该没武汉那么大，因为城镇面积不大，出行普遍不算远，并不太依赖地铁，食物也有一部分可依赖周边乡村农民的供应，基本上能自给自足。唯一匮乏的是医疗资源，我们的县级医院唯一能做的大概是排除与转治，如果出现聚集性爆发，基本上只能靠自己抵抗力抗过去了。

宜昌不与武汉直接接壤，是湖北离武汉最远的三个地级市之一，也是最后一个封市的。宜昌封市后，除开与外界人员往来较少且多为季节性旅游者，无机场、火车站的神农架林区，湖北就算非统一意义上的实际封省了。

昨天去给外公上坟，顺路路过住在乡下的亲戚家，我们告知今年不必互相拜年了，他们极其错愕，虽从新闻上知道爆发肺炎的事，但不知道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在他们看来，正月拜年是风雨无阻的传统。今天6点开始的封路，大概会给消息闭塞的人以更大的政策冲击。

一份对本地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的排查通知不知为何流传出来，引起议论纷纷。当地对居民隐私保护太差，疑似病例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住址竟全部公开，都是我耳熟能详的地名，有些甚至是生活过的地方，也许二度分割就能到达的相识。03年sars的时候，虽然本镇也飘荡着白醋与板蓝根，但最终一例病例都没有，时局从来没有这样亲密过。

宜昌火车站已封，机场还没有。但由于县与市之间道路管制，只有宜昌市区的人能到达机场。暂时不回上海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

别人问我，你还好吗，我说并不好，然后便问，你有症状吗。不是这个意思。宜昌目前只通报了一例确诊，却是死亡病例，大家都有些不安与疑虑，都很紧张，但也不知道情况到底如何，将会发生什么。我个人的问题是被一种巨大的荒弃感压着，哪怕周围都是亲人，口罩不缺，物资不乏，身体无恙，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这么久，与人交际也不多，从未有过这种无力，像是被困在一个单向可视的泡泡里。

昨夜的春晚，我看了个开头，就走开了。那种醉醺醺的虚假幸福，令人愈发伤感。

牛顿在伦敦鼠疫大流行时避居老家，于是有了多项重要发现，我在武汉肺炎大流行时滞留老家，什么都做不了。

02

得闲记

2020.01.26

一觉醒来，宜昌确诊病例增至20例，反倒有一丝苦涩的心安。此前一直保持1例确诊，且是武汉外的唯一一例死亡病例，总是令人疑心宜昌不仅没有确诊的能力，连往上送样本确诊的意愿都没有。

本地也有传言，我们（县级）市也有9起高度疑似病例，这在因为七嘴八舌而被迫信息透明的小城镇里，可信度是极高的。大家也都清楚，没有确诊只是因为我们县级医院没有确诊的资格罢。

我已经三天未出门了。今天天气极好，一改前两日的阴雨，云半裹阳，冷冽的微风令人清醒。我站在窗前，看着空荡的街道与紧闭的店铺。这样好的风与光，却不能踏及。

封路的范围比我想象得还要缜密。我们县城往其他的镇的路已断，甚至有些乡村公路也不可通行了。宜昌封市的那天，我们高中同学群里有人说他爸叫他赶紧买米，我还觉得夸张。如果这样的封路程度持续到春节假结束后还不解除，城镇的运作势必会受到影响。

就像孤岛又被分割成一些更小的礁石。

机场终于也不出预料地封了，回沪时间无限延期。我从没有想到过，在毕业以后，我竟可能在这个曾经印迹过无数步履的地方，还呆上这样久的时间。所以生活啊，哪怕是重复，稳固，周期，看得到头的当代社会化生活，也有被历史的玩笑冲乱的时候。

宜昌下面有两个土家族自治县，五峰与长阳，都紧邻着我们，但位置相对偏远，到宜昌市区，比我们要花更多时间。我有一位五峰的高中同学，本来初一离开的机票，行李在前夜已收拾好，打算一早父母送去机场。半夜临睡前，封路消息传来，发现不用去了。

其实第二天六点才正式开始封路，但她终于决定不走了，担心父母送她到宜昌市区后回不去了。她说，她爸妈还准备了保温盒，给她带了午饭，甚至还准备了酒精炉子。她又好笑又想哭，晚上无比难受，刷新闻刷到三点多。

我是21号晚到的家，距离现在也不到五天的时间，但感觉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世态的剧烈变化，异化了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希望一切都尽快过去，我现在只想出去走走。

03

犯嫌记

2020.01.26

我妈今天做饭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懊恼，哎呀，我前几天和谁谁谁讲过话，我忘了她是武汉她儿子那里回来的了。

谁让你路上见到个人就聊半天，我说。

路上见到了总要打个招呼嘛，她说，她自己也是的，武汉回来的还不在家好好呆着。

我向来便不太舒适于小镇里这种路上闲聊的亲密人际生态。每次过年回来，和我妈在路上走个500米，能遇到10个熟人，哎哟，儿子回来啦，越长越帅啦，在哪儿工作啊，有没有带女朋友回来呀。

这堆龌蹉话里只有一句话是我爱听的，越长越帅，但人家往往不很真诚。于是我往往也不很耐烦，喊她快走，否则我的隐私便要全部给她透露去当介绍对象的材料。她便和人讲，不好意思，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不讲礼性。

但今年回来这么久，因为肺炎故，我们多居于家中，在街上走的次数大概就四五次，街上越来越荒冷，拢共也没遇到过几个人。这场疫情极大地重塑了我们的年味，再也没有走亲访友，再也没有哪一天该干嘛的规矩，许多我从小质疑与反抗的，看上去牢不可破的传统，在一纸公文前，原来并不是那么顽强。老一辈总是看不起后辈的意见，却不敢忤逆“上面的决定”。

睡午觉时被循环播放大喇叭吵醒，隐约听来，是要外地回来的到社区登记。一个隔壁楼的中年男子推开窗大喊，那个谁谁谁，两口子，他们从武汉回来的，登记了吗。然后又有一个女子声音稍小地说，登了登了，我们又没走蛮远。男子继续说，个狗日的，过年害得几天不能出门，拜年都不能拜。

我妈说，两口子从武汉儿子那儿回来的，真是犯嫌。

“犯嫌”是我们宜昌的方言。《庆余年》的作者是宜昌人，便用了这两字的谐音当作男主的名字。比起“遭人嫌”的被动，它更有一些主观能动的责任在里面，而比起“讨人嫌”，似乎又有更强烈的倾略性。

我心想，你们在这里嫌弃武汉（回来的）人，却不知在中国其他地方的人的眼里，我们都是犯嫌的湖北人，才不会管你是不是武汉人。而在这里，我和从武汉回来的人一样，同为“从外地回来的”，都要去社区登记，承受一样的眼光。

我便悟得我们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是很灵活的，有时候，“我们都是中国人”，一个偌大的成龙舞到脸上，中华儿女拉着台湾人不说不让走。又有时候，“你们xx人”，可以细分到邻里之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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