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琛｜郑州多名律师出庭激辩 “公安抢管辖权”，法院带走记录此说法的旁听人员交给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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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 月 10 日上午 10 时，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门口，来自青岛的公民吴云鹏，在旁听一场公开审理的涉黑案后，被法院人员带走，失联。

他是一个职业旁听人，笔名 “青岛天光云影”。他习惯于用文字记录法庭内外的一切，并在一个叫“旁听士” 的公众号上发表。

这一次，他被带走，也是因为文字。

他发了两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极具预言性：

《郑州市公安局抢来的黑社会》

故事就从这篇被 404、却又点燃了现实引信的文章说起。

文章的主角叫王颖超，一个 60 岁的登封农民企业家。2025 年 8 月 8 日，他和另外 17 名被告一起，站在了管城法院的被告席上。

庭审现场，王颖超朝着国徽和法官的方向，悲愤控诉，

“我们不是黑社会！法院这是把我们放进绞肉机！”

话音未落，18 名被告中，除去病重无法行动的，齐刷刷跪倒一片，哭喊 “冤枉”。旁听席上几十名家属的哭声，瞬间淹没了法庭。

这是一场试图将王颖超等人定为黑社会组织的审判。

根据其辩护律师张锦宏的说法，这是郑州市公安局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通过指定管辖的方式，强行从河南滑县抢来的案子：

为了完成这个黑社会的 KPI。

郑州警方表现出了惊人的叙事建构能力。

起诉书的故事，要从 41 年前讲起。

1984 年，王颖超还不到二十岁，被村支书派去 “看渠”。他们的村子在灌溉渠的下游，上游的村子总是不交钱还偷水，导致他们交了钱也浇不上地。村里便组织各生产队出人，沿着渠走，防止偷水。

这个维护村集体利益的临时举动，41 年后，被警方追授了一个响亮的名号 “护渠队”。

这支队伍，被认定为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萌芽。

起诉书里，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还包括王建设和崔现宾。办案人员或许忽略了一个细节，1984 年，这两位骨干成员的年纪是：

十二岁。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带着两个十二岁的孩子成立护渠队，霸占水渠，随意殴打百姓。这个故事的开篇，就奠定了全案荒诞的基调。

此后，王颖超的人生轨迹被裁剪、拼接、重新上色，每一步都走在了通往黑社会老大的康庄大道上。

他离开村子做生意，又回村建砖厂，再去洛阳开煤矿，成了乡亲们眼里的企业家。2002 年，他以 70% 的得票率当选村委会主任。

在检方的叙事里，这一年，正是 “以王颖超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正式形成的时间。他的高票当选，被描述为：

贿选、逼迫竞争对手退出。

他当村主任期间，带领村民致富，修路修学校，设立乡情基金会捐资助学，这些事迹被上百名村民写进《请愿书》，称他为 “好党员、好干部”。

但在起诉书里，这些行为被重新定义为：攫取基层政权、欺压百姓、树立恶名。

甚至，他调解村民间的土地纠纷、邻里矛盾，这些村主任的日常工作，也被一一列为黑社会组织的违法事实，逻辑很简单：

凡是他调解的，就是他指使的。

故事的高潮，是 2011 年发生在河南滑县的一场聚众斗殴。这起已被滑县警方以行政处罚处理完毕的旧案，在十多年后被重新挖出，并被郑州警方指定为侦办王颖超涉黑的标志性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王颖超公司借给商人喻家合的 7000 万元到期未还，对方还玩起了失踪。王颖超组织了几十名作为股东的村民，去郑州喻家合的小区讨债。

检方指控，他们静坐示威。

在喻家合家里，双方发生争执，王颖超的头被对方的儿子用烟灰缸砸破，血流如注。根据公开报道，这位黑社会老大的第一反应是：

报警。

在派出所的调解下，双方同意去债务担保方所在的滑县解决问题。然而，在去滑县的路上，他们被喻家合的另一拨债权人截停。对方手持长刀、铁锤，不由分说，先捅伤了一名颍北村村民。

一场混战就此爆发。

最终，这起由欠债不还引发、对方率先动武的事件，在 14 年后，被郑州警方定性为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标志性犯罪。而那个被烟灰缸砸破头的 “黑老大”，成了主犯。

吴云鹏转发的文章，冷静地记录了上述庭审细节。他或许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记录别人的被抢：

而亲身体验一次被抢。

2025 年 9 月 10 日，他被带走。据后来一位律师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的说法是：

吴云鹏文章的标题《抢来的案件》，让公安局特别生气。

故事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

郑州市公安局，因为一篇指控他们 “抢” 案子的文章而感到愤怒，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抢，他们决定：

把写这篇文章的人也抢了。

被郑州警方从法庭外抢走的吴云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的公众号旁听士上，他留下了自己行动的轨迹。他不是一个空谈理论的文人，而是一个用双脚和笔杆，一次次冲撞司法程序顽疾的行动者。

他似乎把自己看作是法律共同体的一个哨兵。

2024 年 11 月，海南曾武律师在洛阳中院休庭期间，因关闭了律师休息区多达五六个、辐射巨大的信号屏蔽器，被警方以 “扰乱单位秩序” 传唤超过 12 小时。事后，曾武律师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暨维权申请书》。

吴云鹏在他的公众号上，全文转发了这份申请。他将自己的平台，变成了一个：

律师蒙冤后可以发声的渠道。

他关注的，常常是那些决定案件走向，却又极易被公众忽略的程序问题。

在山东汶上，他旁听王海东等 41 人涉恶案。庭审一开始，他就：

记录下辩护律师提出的异议。

法院补充了三张移动硬盘、几十卷的证据材料，却不提供电子卷宗，只允许律师在开庭前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拍照。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法庭上的荒诞一幕。当律师指出，这种重大涉黑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不合法时，审判员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二审你们可以提”。

吴云鹏将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几天后，当法院在律师的反复抗争下，终于同意提供电子卷宗时，吴云鹏又专门写了一篇《给汶上法院点赞！》。他写道：

权利是靠斗争得来的。

即便面对的是一块坚冰，律师的每一次申请和抗议，都是敲在冰上的一锤，总有一天坚冰会消融。

他赞美这微小的进步，像珍惜黑暗中的一丝火光。

但他的笔下，更多的是对那些被程序正义遗忘的角落的深度挖掘。山东泰安的高丙芳律师案，便是他投入心血最多的战场之一。

他不仅仅是去旁听，而是几乎成了案件的随军记者。在他的系列文章中，高丙芳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符号。开庭那天，他细致地描绘了她被法警带入法庭的瞬间：

一个身材小巧、面色苍白的女人。

头后的小辫子只扎住了不到十分之一的头发，其余的乱蓬蓬向外张着，像一个刚从草丛里被抓出来的逃荒难民。

他捕捉到她进门时那干燥、急切、又带着一丝胆怯的目光，如何扫向旁听席，寻找着什么。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她是在寻找她的儿子。

案件本身，是一出法理与天理激烈冲撞的悲剧。包工头自己掏钱垫付了 70 多名农民工的工资，之后在律师高丙芳的帮助下，想以农民工讨薪的名义向耍赖的总包方追索这笔欠款。

当地司法机关的逻辑是：既然农民工已经拿到了钱，那就不存在欠薪事实。因此，这场讨薪官司是：

虚假诉讼。

最终，垫付工资的包工头被判有罪。那位帮助讨薪的律师高丙芳，作为主谋，一审被判四年。

吴云鹏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记录和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那个违法分包、并且在明知欠薪的情况下，依然将千万工程款支付给二包导致资金去向不明的总包方——不仅逍遥法外，甚至还以受害人的身份出现。

他将此案，称之为：

建设领域的彭宇案。

他警告，这样一个违背常理的判决，会让社会道德倒退，其潜在的危害是：

今后将再没有一个包工头敢为农民工垫付工资。

他的关注点，永远是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个体痛苦。在洛阳，他记录了赵永林律师和赵大地法官的故事。

年过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赵永林律师，因无法支撑法院强推的 “夜间加班庭审”，在明确告知身体不适并得到法官“可以走” 的答复后离开，第二天却收到了将被取消辩护人资格的通知。

而那位强推庭审的赵大地法官，吴云鹏也记录了他的另一面：为了审案，曾三次推迟自己的婚礼，经常加班到深夜。

他看到了律师的挣扎，也看到了法官的苦衷，但他最终：

将笔尖对准了那个不人性的制度。

他质问，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安排庭审，非要过度透支所有人的身体？

这样一个记录者，一个旁听人，一个始终关注程序、关注个体、关注那些 “不值钱” 的冤屈的人，带着他对法治的全部理解和经验，走进了郑州的法庭：

他旁听，他记录，他转发。

如同过去无数次一样。

他看到了熟悉的配方：一个漏洞百出的涉黑故事，一个被强行抢来的管辖权，以及一个在法庭上哭喊冤枉的被告。

于是他做了他一贯会做的事。

然后，那只无形的手伸了过来，将记录者本人，变成了被记录的故事。旁听席与被告席的距离，原来只隔着一篇文章。

他被那台他一直观察的绞肉机，稳稳地叼了进去。

就这样，一个习惯于在别人故事里寻找法治刻度的人，自己成了刻度。

2025 年 9 月 10 日，庭审休庭：

吴云鹏走出法庭，随即被几名法院人员围住，带走。

整个过程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有现场目击者称，他被强行带离：

随后，失联。

近 24 小时后，消息才逐渐清晰。家属接到他的电话，说自己被带到了郑州市的一个派出所，但没能说出具体是哪个所。

律师的介入，让事件的荒诞性达到了顶峰。据一位律师后来在视频中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给出的抓人理由，极其坦诚：

吴云鹏因为所写的文章标题是《抢来的案件》，可能说公安局特别生气。

因为法院第一天已经就管辖权问题作出了裁定，说案件 “不是抢来的”。而吴云鹏在第二天的文章标题里，还在说抢的案件。

这位律师在视频里发出了法律人的天问：

“如果这样能抓一个人的话，全国几乎所有的刑事辩护律师都会被抓的。因为‘抢来’的话，据我所知，辩护人不光是第一天说，第二天说，第三天还要说，甚至到了二审还要说。”

事件发酵，我今天便写了一篇题为《正告郑州警方立即释放 “旁听士” 吴云鹏》的文章。

我在文中写道，这让我想起旧闻里，当年的日军进了城，第一件事，便是查封照相馆，毁掉一切可能记录他们罪行的底片。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

那罪行是不应被记录，更不应被看见的。

如此一来，错的不是问题，而是提出问题的人。抓走吴云鹏，删掉他的文章，便似乎带上了一点为民除害的和谐。

我接着写道，这哪里是抓捕，分明是保护！

是怕他那脆弱的心灵，被法庭上的景象所玷污，所以要请他：

到更安全、更公开、更不像黑社会的派出所里去好生款待。

在吴云鹏暂时失联的那段时间，另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

画面里，好几个人站在一个派出所的铁栅栏门内，门外，是一位光头、身穿浅色衬衫的男士，正在与他们交涉。他似乎在解释自己与王颖超案的关系，说自己 90% 的材料都来自法庭，并且有证据。

那是吴云鹏。他在铁栏另一边，成了他往常记录的一部分。

而在另一段视频的结尾，是关心他的律师在派出所内的一个场景。他们站在一面挂满了锦旗的墙壁前，背景是一面蓝色的旗帜，上面有警徽和管城公安的字样。

那面墙上的锦旗，鲜红夺目，上面用金色的丝线绣着各种赞誉之词：

雷霆出击 破案神速、公正执法 热心为民、排忧解难 一心为民。

这些锦旗静静地挂在那里，像一个个沉默的、烫金的注脚，为这场关于抢与被抢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背景。

它们见证了这一切。它们什么都看见了，却什么也没有说。

有时候，最颠覆的行动，不是去违法，而是去记录。最让一个系统恐惧的，不是钻法律空子的罪犯，而是那个坐在后排，带着笔和眼睛的普通人。

当公开二字，成了一个只许观看、不许记录的陷阱时，那支笔、那个键盘、那双眼睛，便成了比凶器更危险的存在。因为它们讲述的，是一个他们不愿被听到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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