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病呻吟，师者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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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话题 #教育 12个

就现在而言，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尚没有太大问题。而且生存得很好，能保证顿顿吃肉、天天抽烟。想想小时候，见年见月才吃一次肉，每次我爹买肉的时候，从看见拎回家的那一块肉到吃到嘴的那几个小时，心中充满过节的盼望。

——这也是我无论如何都绝不肯回到那个供销社、粮站还存在的时候的巨大原因。我应该是最后一代工作的时候还要使用粮票的中国人。刚刚工作，粮票忽然就废弃了，粮站也忽然就消失了。（刚刚查了一下，果然是，粮站制度是1993年取消的，十八岁的我，拿着剩下的几斤粮票不知所措，以为是自己的巨大的损失，其实是中国的巨大进步。——那些觉得那个时代不错、民风淳朴、没有贪腐的人，真希望祖国设立一下特区，比如划出十万平方公里，让怀念那个时代的人去生活，使用各种粮票糖票肉票布票自行车票，看工作人员各种不屑的脸色，想轻松办成事必得走后门，住店必须出示单位证明，没事的时候就开批斗会。）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希望它永远过去。以中国的整体人口基数之大，根据统计数据，就现在的家庭收入而言，我家的收入应该会排进全国前10%，大概率在前5%。——所以，当有一个前学生指责我“不知道你现在混得有多差才这么不满意这个社会”的时候，我嘴痒了痒，没有反唇相讥，也没有一脸沉痛地来一句：你根本不能理解我的难受与痛苦与个人的生存状态无关，是另一个层面的灵魂之痛，是你老师我忧国忧民。我知道他不会同意，因为他不能理解，虽然我曾经教过他几年。有些东西的隔绝，就像是生殖隔离一样，几乎注定无法击穿。他应该认为我是在祸国殃民。

但生活的状态，却大有可疑。很多事都不能提，不敢提。往低处说，是一种怯懦，不愿意伤害自己的生活。往高一点说，是一种选择，选择所谓“以有为之身，行可为之事，不空掷力量，不虚耗生命”。或叫“大道不行，各尽本分”。或叫“略尽人事，而听天命”。

这中间当然有一个难点，曾经和叶玉林叶大爷讨论过的那个点：当我们不断往后退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早已退过了本应该、本以为能守住的底线——不管是在具体工作上，还是在所谓人生意义上。

因为，我们赫然发现，下坠的世界，忒妈极可能没有底。当下坠的苏格拉没有底的时候，我们真能守住原定的那条线？就算手牢牢攀住那条线，但踩在地面的那只脚呢？最后，被拉成兰州拉面？

十年前似乎很久远，但一说2010级、2013级的学生，他们一个一个还在眼前，恍如昨天。而就在那时的课堂上，我们还可以相互叫骂指责，他们中那些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虽然在周记随笔里骂得我狗血淋头，但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们会举报，而他们中那些被我骂得狗血淋头的人，也从来没有人想过至少从来没有人干过举报这样的事——我们都似乎明显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所有的争吵，都是在我们之间；我们之间，可以有任何观念上的争吵，但不涉人格羞辱、智商蔑视。

我还记得杨师群这个名字。这是当年一个标志性的名字，在他之前，那个时代里举报老师几乎闻所未闻。我也曾经写过这个事。而到今天，短短十年，这样的事件已经数不胜数。更重要的是，舆论的方向。杨师群事，几乎的共识是“课堂讨论属于知识、观念、学术争论，不应成为举报内容”。而今天，大家都已经看到正在走向哪个方向。是什么东西让它蔚然成风？例不多举，总之就是，2017年之后，这个风尚突然似乎就雨后春笋。这是正义充斥人间，还是有什么力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见仁见智。

那时候，看到不学无术的孩子，有伤感；看到时代发展似乎必然会带来的一些动荡与非公义，有痛苦。但就现在的状态看，那个让人倍感难过的时代，竟然并非更严重的时刻。

而那些年和学生讨论的话题，现在根本不可能再去涉及。连给学生讲一讲南京大屠杀、w革，西南联大，都反复自查是否超出了网络可得范围，只要是网上查不到的、只要是非能正式出版物上的内容，一定切割得干干净净。

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年轻人关心的问题是“祖国在发生什么”“祖国往何处去”“我们的国家怎样才能更好”。今天，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的问题是，“谁是反贼？”“谁是汉奸？”端着放大镜，显微镜，甚至哈哈镜，到处明察秋毫。

哀歌从心头响起。

我自然知道，这哀歌不是从今日起，也不会有尽头。我也并不如何失望（可能源于本身也对人类没什么希望，鲁迅说的，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站在原点，看世界向左走，向右走，都是它自己本身有的规律）。

我知道人类永远是这样：似乎明天就是末日，转过山口却又见到一片生机勃勃的原野。当然，走过原野，我们也并不能确定后面是悬崖还是桃花源，一切皆有可能。

除了网上这些大大小小的事，包括尘埃还没落定、整个事情透着诡异的李田田事，还有身边的具体小事，在给这哀歌提供背景音乐，如破城墙头之埙，如掩抑夜哭之音。

1、前几天看一个前同事转了一个学生骂他的话，“这东西”。而这个同事虽然和我对这个世界有明显的观念差异，但作为一个老师，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好老师。

2、我的一个前学生深深为我忧虑，觉得我对这个美好世界的批评是陷入执念，甚至觉得我早已误入歧途。这还是我教过几年的学生，虽然已经是成年很多年的人，那些不理解我完整状态的人，又怎么看？而在此之前，也有过一个过去的学生和别人的聊天中说“看到他说的就想反对，哪怕明知他是对的”。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心里骂过“这东西”。

3、我一直在每一届的课堂上宣扬他们今后的存活率不会超过3%，也就是顶多只有3%的人会在未来遥远的时光里，还能想起今天我们课堂上讲的关于理性、关于注意剔除自我天性里的毒素、关于有点家国情怀、关于能不能有“守住底线”的意识、关于“在自己身上克服整个时代的可能”之类。而绝大多数人，会毫不迟疑放下它们，然后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坑里如鱼得水，而且不管那坑里的水质如何都能如丝般顺溜。

而今天的教室里，很多孩子还没有走出学校，就已经要打回原形。比如他们八卦同学的私事，热烈传播他人或真或假的恋情，考试压力大了就直接忘记什么叫克制而肆意放纵自己的焦躁，又或者仅仅因为自己没能成功请假竟然会不爽请到假的同学，完全无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悠远古典毛病，简直等于是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看到逃出集中营的犹太人不是为他祝福，而是怨恨“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可他们明明信誓旦旦说不要自己“打回原形”。含着奶嘴长大的一代，越来越没有持守性。连3%都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数字。

一个高一教了半年的学生分科后没有在我班上了，他们班级搞了一个“给每个高三老师写一段话”的活动，他不知道是抽到了我还是选了我，写来了这么一段：

4、近段时间，有学生在厕所里写骂老师的话，仅仅只是因为高三不放假，因为还有二十来天高考首考（浙江高考考两次），连我这么宽容学生的老师都觉得“放假没问题，不放也真的可以而且应该接受”。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做的事情和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差不多，偷老师一支粉笔，然后在路上写“XXX是坏蛋”，这是小学三年级就已经不屑再干的事情，而他们竟然干得起劲。只要还原场景“一个三个五个牛高马大的高中生，竟然鬼鬼祟祟揣着一支笔去上厕所，然后在蹲位格间木板上偷偷摸摸写骂人的字”，而且那些词句间，竟然充满得意与快意。我无意中上厕所看到，觉得无比伤感。他们有没有争取放假的权利？有！但这种方式，既没有用、达不到目的，也展现出思维与处理事情的格局之渺小之劣质。

这么多年来，

我碰上过直闯校长室提合理化建议并达成目标的学生（2006级），

我碰上过到主管领导办公室直接呈递陈诉书要求公示学生寝室超支水电费并达成目标的学生（2010级），

我碰上过联合所有班级要求不过度缩减七天长假并达到目标的学生（2013级、2016级），

现在，他们沦落到去厕所写脏话了？苏格拉果然没有底。厕所里的革命？粪坑边的抵抗？亲爱的同学，你们是十七八岁、青春活力的年轻人，那儿是厕所啊，是人类大小便的地方。是什么生物才在那儿活动？如果忍心说得难听一点，这是苍蝇的嘤嗡、蛆一样的格局。

我不能去把那一层楼所有的学生都教育一通，去告诉他们这样的方式很不高上，去告诉他们人应该有点格调气度，因为我无权认为就是他们干的，无权把他们都当成潜在的小坏蛋。

我唯一自慰的是，厕所不在我所教班级的楼层，我所正在教的学生应该无人参与——否则，我只能……我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连一口老血都吐不出来，没这表演能力。

我唯一的抵抗是，我从此不再去这个厕所上厕所，它们已经配不上我的大小便。

我不知道这样的现象与层出不穷的举报老师现象有没有内在联系，是正气的飞扬所致还是人格的萎缩所致。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暗淡，角落里浊气弥漫。

我只希望有生之年，没有学生会像多年前他们的先辈一样，在我的额头上来订上一排图钉，或拉我去烈日下暴晒三小时。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纪录片，《90后》。是说现在已经90多岁的那一代人，那一代西南联大学生。

而他们的老师们，按现在的标准都不配为师，他们都在引导学生关注时事，关注世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就是明目张胆的超纲教学，他们每个人都在被举报之列。《最后一课》的那个老师也是。

纪录片中，其中一个90后，翻译家杨苡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活过了一百岁，一生无愧，但也是虚度。”

我们的一生，注定也是虚度。

暮色苍茫，夜已近。

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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