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猎身的自由与责罚：中国归化运动员的认同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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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尺在成绩与国籍身份之间任性游走，这本身已是一种混乱的认同体系。

2022年2月15日中国张家口，中国队的银牌得主谷爱凌在冬季奥运会的女子斜坡滑雪决赛中披上中国国旗庆祝。 摄：Lu Lin/VCG via Getty Images

2月8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完赛。这项运动此前在中国毫无知名度，但这一切都因金牌得主而改变：领奖台上的谷爱凌面容精致靓丽，有明显的混血特征，她身穿绣有金龙的战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只有一个小细节：镜头特写，谷爱凌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中微笑，她显然并不会唱国歌。

在整体气氛较平静的本届冬奥会中，谷爱凌可谓是最热的话题人物，她在美国训练，选择效力中国，这吸引了中西方媒体的注意，也让一个词“归化运动员”成为热点。人们发现，在本届冬奥会上，越来越多明显陌生的面孔身披中国国家队的战袍。以中国冰球队为例，男队25人有15人来自加拿大、美国、俄罗斯等国，女队也有13名归化运动员。

出于何种目的，他们选择为中国而战？他们如何处理原属国与归化国的身份摩擦？他们的加入对中国体育意味著什么？

尽管有难民代表团、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等新现象，但奥运会仍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参赛单位，代表队队员须拥有本国国籍身份，也要以国家之名争取荣誉，在国家的旗帜下高唱国歌。也正因此，这些“异乡异客”的精英运动员才更引发关注：出于何种目的，他们选择为中国而战？他们如何处理原属国与归化国的身份摩擦？他们的加入对中国体育意味著什么，会改变饱受诟病的国家专业训练体制（“举国体制”）吗？

2022年2月7日中国北京，中国队的朱易在冬季奥运会第三天的女子单人滑自由滑团体赛。摄：Matthew Stockman/Getty Images

全球猎身：自由流动，抑或奥运任务？

无视现有状况，全项目参赛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最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109个小项中的104个，基本上完成了这一任务。而要完成第二个目标，则至少需要获得7枚金牌，在奖牌榜上挤进前六名。中国冰雪运动存在许多弱项和零项，归化运动员很大程度上就要填补这一需求。

归化（naturalization）指的是在出生国之外主动获得另一国家的国籍身份，入籍国往往会给入籍者设定门槛，包括直系亲属血缘、在本国居住时长、是否为本国做出贡献等。近年来，高水平运动员在全球市场上自由流动成为一种趋势，有研究者将其视为服务于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人力资源外包形式，这从欧洲顶级足球联赛上越发多的外籍军团中可见一斑。然而，归化运动员却是这种全球人才流动中非常特殊的一种：它不仅意味著运动员签下一份劳动合同，更与其公民身份紧密相关。一定程度上，入籍者将割裂自己原有的国族与文化脐带，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在现有的国际体育法中，归化运动员不仅可以参与职业比赛，还能代表本国参与国际间的高水平竞技，不失为快速提高国际成绩的捷径。

正因此，尽管归化运动员受到严格限制（如奥组委规定必须在入籍三年后才能代表新的国家参加奥运会，国际足联也对归化球员的年龄、参与比赛级别、居住时长等有细致规定），但这仍是财力雄厚的国家的上上之选。以2019年亚洲杯足球赛为例，24支参赛队伍有17支拥有归化球员，夺冠的卡塔尔队更是购买归化球员的大手笔。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归化也并不罕见：2018平昌冬奥会，东道主韩国男子冰球队靠归化球员提升成绩；中国短道速滑队技术教练安贤洙曾是俄罗斯的归化运动员；匈牙利运动员刘氏兄弟原籍中国……也正是在本届冬奥会上，中国归化运动员第一次引发了国际注意。

在中国，尽管自90年代以来就持续有强项目运动员出走海外，接收归化运动员却是非常晚近的新现象，这与中国严格的入籍政策相关。中国的国籍法规定，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后，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归化运动员无法再保留双国籍，这使得许多顶级运动员陷入犹豫。在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的运作下，最早一批归化运动员出现在2019年，包括九名男子足球归化运动员、出现在冬奥会上的谷爱凌、朱易和参加2021东京奥运会的田径运动员郑妮娜力。

归化运动员选择入籍国，自然是因为该国该项目实力较弱，自己才能获得在原属国得不到的报酬、训练资源和比赛机会。中国向外输出的运动员多从事乒乓球、艺术体操、女子排球等“内卷”严重的项目，曾经为卢森堡赢得世乒赛铜牌的倪夏莲在采访中感慨，国家队的竞争太激烈了，明明都有拿冠军的实力，队内排名低的人连参加比赛的机会都没有。运动员向外流动是摆脱竞争困境的方法，也能促进国家之间该项目的均衡发展。而从2019年的归化名单上看，引入归化运动员的项目几乎都是中国在国际赛事上的弱项，也是新的奖牌增长点。归化运动员将在国内竞争者较少、管理部门重视度高的情况下，获得超过本土选手的环境。

职业化程度高且改革愿望迫切的男子足球成为引入归化运动员的试验田。早在2015年，前国家队主教练里皮就大力倡导归化球员，官员们在犹豫和考察后，率先在商业性联赛中试水，广州恒大、北京国安、山东鲁能等财力雄厚的强队开始签下归化球员，目前已有侯永永、艾克森、费南多、高拉特、阿兰、蒋光太、洛国富等人。2019年3月，中国足协还发布了《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了“俱乐部应对入籍球员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制定中文学习计划，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可谓用心良苦。

如果说，归化足球运动员还仅仅是商业联赛的利益驱动，那么大量引入冰雪运动员，则是北京冬奥会奖牌任务下的紧急措施。

然而，在俱乐部表现抢眼的归化球员，在国际比赛中却似乎并没有明显提振中国足球。前不久的世界杯预选赛，在场均三名归化球员的情况下，中国队依旧只赢一场，完成冬奥年的开年第一输。原籍巴西的归化球员洛国富还在与日本比赛之前在社交网站上炮轰足协，称“你们一点都不尊重我们”。尽管手握千万年薪，但归化球员非但没成为拯救中国足球的海外灵丹，反而摩擦不断，这使得不少球迷和媒体指责他们是只爱钱、不爱国的雇佣兵。

如果说，归化足球运动员还仅仅是商业联赛的利益驱动，那么大量引入冰雪运动员，则是北京冬奥会奖牌任务下的紧急措施。自2015年获得冬奥会举办权后，中国的体育最高管理机构——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两大目标：全项目参赛；获得冬奥会金牌数和国家排名的最好成绩。局长苟仲文对此态度坚决：“全项目参赛就是办赛要精彩、要出彩的一个关键的环节。美国两次做冬奥会东道主都是全项目参赛，我们同样能够做到。”无视现有状况，全项目参赛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最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109个小项中的104个，基本上完成了这一任务。

而要完成第二个目标，则至少需要获得7枚金牌，在奖牌榜上挤进前六名。中国冰雪运动存在许多弱项和零项，归化运动员很大程度上就要填补这一需求。引入归化球员之前的中国男子冰球，实力从未入围奥运比赛；谷爱凌弥补了中国自由式滑雪的大短板，朱易所在的花滑虽是中国传统强项，近年来女子单人赛却成绩堪忧。几乎每一个归化运动员都有重任在身，他们被寄予厚望，要让国旗在赛场上升起。

目前，冬奥会赛程已过半，归化运动员表现颇能令人满意，但在冬奥会后，体育总局是否会尝到甜头，进一步地大规模引入归化运动员，尚有待观察。

2022年2月15日中国北京，中国队的朱易于冬奥会女子单人滑短节目中。摄：Cui Nan/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菜是原罪”：归化运动员的资格大考

奥威尔就曾在一篇名为《体育精神》短文里精辟指出国际间运动会的本质：“国际比赛中，体育简直就是模拟战争。其中最要命的还不是参赛选手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观众背后的国家。”

归化顶级运动员，往往意味著重大国际赛事中奖牌易主，这也使得他们身上的火药味极为浓厚。早在1945年，奥威尔就曾在一篇名为《体育精神》短文里精辟指出国际间运动会的本质：“国际比赛中，体育简直就是模拟战争。其中最要命的还不是参赛选手的行为，而是观众的态度，以及观众背后的国家：面对荒唐的比赛，各个国家无法自制地沈浸在狂暴的情绪中，并且煞有其事地坚信——至少短时间内——跑个步、跳一跳、踢踢球都是在检验本国的品德。”胜负输赢同运动员个人相关，更同运动员所背负的国族身份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归化运动员所承载的厚重期望亦成为一种苛刻的审视。

紧张的中美关系让谷爱凌、朱易两位弃美投中的运动员深陷舆论焦点。对获得金牌的谷爱凌来说，压力来自记者会上对中美国籍的提问；而对表现不佳的朱易来说，中国网民铺天盖地的质疑更凸显了民族身份的残酷。花样滑冰运动员朱易在2月6号、7号的比赛中接连出现重大失误，直接泪洒赛场，网民却并不买账，纷纷嘲讽“摆烂到奥运赛场了”“内定”“让你爸爸替你黑进系统去啊”“抢了别人梦想还有脸哭”。2019年人们有多期待这位“花滑天才少女”入籍成功，现在就有多痛恨她的跳空和摔倒。赛前她曾坦言，网络评论给自己压力很大，赛后她清空了自己的微博账号。

作为某种官方声音，胡锡进号召网民们友善发言，“我们大家应比福克斯开放豁达，也要比他们更文明”，朱易有归化身份，网民更应做出欢迎姿态。然而，与官方的友善姿态正相反，归化身份才是朱易遭到网民苛待的直接原因。网民往往会引用一句来自电子游戏竞技的口号“菜是原罪”来为自己的泄愤言论辩解，即在竞技体育中，“菜”（成绩不好）没有任何辩解余地，不应以任何同理心去原谅。对归化运动员来说，网民期待她有远超出本土运动员的表现，一是对得起引进成本，二是非此不足以证明她有资格代表“我们”。

Storey和Holmes曾研究过爱尔兰归化球员的身份认同问题，他们发现，“对本国做出贡献”和“真诚的文化认同”成为国民接受归化运动员的关键指标，民族或种族反而并不那么重要。与本土运动员不同，归化运动员的身份资格要靠自己来挣得，不是所有归化球员都有资格穿上爱尔兰队的绿衫，也不是所有人能为五星红旗歌唱。朱易力压本土选手获得参赛资格，就应当比她更好地完成比赛，否则便必定有黑幕。

网民、运动员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网民和运动员都是分有同一种国家身份的个体；作为精英代表，运动员的成绩代表著国家实力，运动员形象塑造了国家形象；网民只能分享而无权创造国家身份。失败的运动员打断了网民对国家的慕强认同投射，于是他们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比起讲求和谐的官方态度，网民的情绪更极端，也更赤裸表露为强权崇拜，对强者的喜爱、追随和崇拜反过来成为对弱者的憎恨、厌弃和嘲笑，而这个弱者仅仅是在顶尖水平的竞赛中成绩欠佳。在此，网民、运动员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网民和运动员都是分有同一种国家身份的个体；作为精英代表，运动员的成绩代表著国家实力，运动员形象塑造了国家形象；网民只能分享而无权创造国家身份。失败的运动员打断了网民对国家的慕强认同投射，于是他们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运动员的失败让她代表的国家蒙羞，于是，归化行为也被网民反推为动机可疑的谋利。在朱易失败后，无数阴谋论产生：朱易靠拼爹——著名科学家朱松纯——才不公正地获得了参赛资格；父女回国只为捞钱；甚至有人认为，朱易参加奥运会是为了申请常春藤大学攒简历。实际上，按照知情者科学家饶毅的说法，朱松纯是在朱易归化后才被清北二所高校注意到的，体育总局接触朱易时，她的父亲尚无归国计划。但，比起一个失利痛哭的爱国者，一个居心不纯、骗取荣誉的反派叙事更容易为人接受，它过滤了归化身份的不纯性，让国旗上蒙受的羞辱找到了外部原因。

慕强心理同国民对举国体育的认知有关。

慕强心理同国民对举国体育的认知有关。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同国家具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他们从小在官方举办的体育学校中训练，经历严格的“一条龙”选拔制度，优秀者得以进入国家队，享受最集中的资源倾斜。国家系统完全为运动员的训练资金、教练配置、营养和康复负责，同时运动员也必须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在这种身份关系下，赢者举世加之，输者举世毁之。被官媒封为“体操王子”的李宁曾因1988年汉城奥运会发挥失误，收到舆论铺天盖地指责，由“王子”变为“亡子”，更收到刀片、绳子等死亡威胁。更不要提刘翔在18年北京奥运会退赛之后遭到的恶评，让他从此远离公共视线。从举世加之到举世毁之，运动员是汇聚公众期待的对象，唯独不是他自己。

完美人设：运动明星的形象必修课

顶级运动员是明星的一种，在奖牌外，公众还期待著运动员的个人形象能满足大众期许。正如明星研究（star study）所指出的，明星的形象是社会心理的理想化集成，他们既是活生生的个体，也是一种虚构的形象，是媒介营造的神话。归化运动员除了获得奖牌外，还需要在文化上表现出认同，成为有魅力的明星。

在国籍所代表的国家认同外，文化认同成为官方之外的普通民众的考验标准，尤其是语言能力，成为考验归化运动员文化认同感的关键指标。谷爱凌一口流利而带有北京口音的汉语让她极易获得大陆网民的好感，而朱易并不流利的汉语，成为她遭到网络谣言的关键点：比赛失败后，新浪微博上立即流传她拒绝央视采访、只愿接受西方媒体英文采访的消息。尽管很快就被央视亲自辟谣，采访录像也被放出，其个人形象也大打折扣。

朱易并没有著力营造自己在运动员之外的形象。除了家庭背景外，人们能从她身上知道的甚少。而谷爱凌的策略则更加去政治化，早在官方媒体将其定义为国家运动员之前，她就靠社交媒体形成了一套更个性化的人设形象，借此回避了一切直接的政治表态。

或许是性格内敛，或许是抵制商业化运营，朱易并没有著力营造自己在运动员之外的形象。除了家庭背景外，人们能从她身上知道的甚少。这在举国体制下没有问题，但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归化运动员的好奇心。人们质疑，并非世界级冠军运动员的她如何能被体育总局征召归化；人们还质疑，反复申述自己热爱祖国的她如果连汉语都说不流利，又如何能代表中国。所有这一切疑问，在朱易失误后化为对她的攻击。

而谷爱凌的策略则更加去政治化，早在官方媒体将其定义为国家运动员之前，她就靠社交媒体形成了一套更个性化的人设形象，借此回避了一切直接的政治表态。谷爱凌很早就有意识地经营个人形象，她的团队深谙社交媒体的喜好侧重，从2019年开始，ins上除了谷爱凌的赛事外，还有精美的个人自拍、时装、奢侈品和名车；而面向国内的新浪微博则充满了做作业、猫咪、美食、家人、过生日等生活细节，评论区里，她以幽默娴熟的中文同网友们唠嗑儿。

这些人设塑造都有了回响⋯⋯这种变现速度对于传统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归化的身份却能让她游走在官方、商业和新媒体多重之间，迅速积累身份资本。

新科奥运会冠军展现出一个亲民的完美形象：爱好中国美食，念念不忘奥运村的饺子，符合官方对归化者的身份期待；频发训练状态，符合大众对运动员的期待；青春靓丽，倡导女性价值，符合新一代都市年轻女性期待；家教良好，最崇拜的人是外婆和母亲，满足中年一代的家庭观；奥运冠军仍需担心作业和课业，更同青年人迅速拉进距离……谷爱凌的媒体形象就像一颗每个切面都雕琢完美的水晶，能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即使她从未直接宣誓效忠，也从未遭到反感。

这些人设塑造都有了回响，时至今日，你已很难不被谷爱凌的身影刷屏：除了赛事转播外，她的身影出现在朋友圈、营销号爆款文章、移动应用开屏广告，甚至是中国银行借记卡上。她目前已有包括安踏、红牛、凯迪拉克、雅诗兰黛在内的二十余项代言，代言收益高达两亿人民币，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运动员。这种变现速度对于传统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归化的身份却能让她游走在官方、商业和新媒体多重之间，迅速积累身份资本。

2021年3月18日中国上海，滑雪运动员谷爱凌的广告。摄：Xing Yun/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

“更高、更快、更强”：从国家荣誉流向阶层专属

谷爱凌之所以能有如此商业价值，更在于她是中国中产阶级想象限度内的完美偶像：高颜值独立女性，名校学霸，体育天才，贯通中西，性格开朗成熟，举动大方，言谈精致，整个世界尽在掌握之中。营销号更是想中产之所想，将她外公外婆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顶级投资人的家庭背景也尽数挖出，无数人感慨“三代积累才能成就一个天才”，“培养下一个谷爱凌”成为阶层流动趋缓时代的一剂强心针，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新神话、新魔咒。

谷爱凌像是横空出世，其实这种“别人家的孩子”也早有脉络，她可被视为新一代的“哈佛女孩”。在2000年前后，一本名为《哈佛女孩刘亦婷》的畅销书在中国大卖，家长几乎人手一本。一位母亲记录下自己如何周密地将自己女儿从一个二线城市普通的单亲家庭后代培养成为被美国四所名校全奖录取的精英。时逢中国赴美留学热潮，家庭教育也开始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关心的话题，“哈佛女孩”成为全国效仿的榜样。

刘亦婷与谷爱凌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相貌姣好的年轻女性，都有母亲的精心规划人生，性格独立勇敢，学习能力强，热爱家庭，多才多艺，与谷爱凌跨界时尚圈相似，刘亦婷也从小在母亲的安排下不断出席社会活动，还曾参演电视剧。谷爱凌成就更卓越，人生可能性更多，但也更像是同一逻辑下的升级版本刘亦婷。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从哈佛毕业后的刘亦婷入籍美国，嫁了美国校友，目前是职业投资人，这同谷爱凌母亲的人生选择颇为相似。

不应将谷爱凌视为一个无比独特的体育偶像，她是二十年来中国中产崛起、并在全球人才范围内优化流动的结构性产物，她的卓越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民族和阶层财富累积的成功。在这种逻辑下，我们才能理解以谷爱凌为代表的新一代对国籍问题的暧昧。

因此，不应将谷爱凌视为一个无比独特的体育偶像，她是二十年来中国中产崛起、并在全球人才范围内优化流动的结构性产物，她的卓越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更是民族和阶层财富累积的成功。在谷爱凌、朱易、男子冰球队员和三位美籍华裔花滑运动员身上，尽管文化归属各异，他们之间的共性却远大于差异：父母是精英留学生第一代，倾整个中产家庭之财力心力培育后代，投资精细化的体育教育，让孩子成为藤校精英中的精英，奥运赛场上的新星，再经营完美的个人形象，进入上流社会。

当底层网民还在为归化运动员万邦来朝而欢欣鼓舞，在观赏奥运比赛中宣泄慕强逻辑时，中产早已发现“寄生上流”的新指向标，这条向上之阶艰难狭窄但却充满诱惑力。

在这种逻辑下，我们才能理解以谷爱凌为代表的新一代对国籍问题的暧昧。朱易和谷爱凌都没出现在放弃美国国籍的公示名单中，这成为西方媒体追问的重点，谷爱凌则坚决不做选择：”我是完全的美国人，外形和说话的方式都是美国人。没有人可以否认我是美国人。当我去中国时，没有人能否认我是中国人，因为我的语言和文化都很流利，而且完全认同这种身份。”

这个回答在坦率中透露出某种残酷：对于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地缘冲突而言，这种和稀泥的论调难以接受；但对于依托自由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经济实力的全球新中产而言，搁置意识形态的逐利不过是寻常的游戏运行规则。这一点，即使在中美新冷战的背景下也难以改变。

整个20世纪的奥运历史被书写为民族国家彼此竞争的历史，1936年，柏林奥运会成为纳粹德国赤裸裸展示国力、宣扬种族论调的工具；在美苏冷战期间，更是1980年莫斯科、1984年洛杉矶连续两届遭到敌对阵营的集体抵制。奥运会的世界图景建立在民族国家相互分立的基础上，因而也成为民族主义情绪各占胜场的舞台，运动员的国族身份成为竞逐更高、更快、更强的基础。

正如网友调侃所称，“归化回来成绩好叫弃暗投明，归化回来成绩差叫丢人现眼，归化出去成绩好叫背主求荣，归化出去成绩差叫自食恶果”，评价标尺在成绩与国籍身份之间任性游走，这本身已是一种混乱的认同体系。

然而在今天，当民族国家的边界本身在被侵蚀，推动人类挑战身体极限的动力也在悄然改变。无论是单国籍还是多国籍的归化运动员，他们在国际赛场上日益增多，都以灵活的身姿宣告了固守国族身份的无效。顶尖运动员的实力，也越来越多地同耗资甚大的科学训练方案、庞大精密的负责团队，甚至是对赛事细则的掌握相关，而鲜少纯粹的为国争光神话。正如网友调侃所称，“归化回来成绩好叫弃暗投明，归化回来成绩差叫丢人现眼，归化出去成绩好叫背主求荣，归化出去成绩差叫自食恶果”，评价标尺在成绩与国籍身份之间任性游走，这本身已是一种混乱的认同体系。纠结归化运动员的民族身份乃至文化归属，都已并无必要。

在冬奥会的一场采访中，谷爱凌轻松应对网络上的批评者：“他们和我有著不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也不打算浪费时间在没有受过足够教育的人身上，他们可能也永远不会体验到我有幸每天感受到的喜悦、感激和爱。”云顶之上风景独好，挑战运动极限的喜悦同个体的成功交织成激昂乐曲，这的确是底层网民永远也无法体验的人生。在现在和未来，谷爱凌们将继续他们的向上曲线，将“更高、更快、更强”这一神话从老旧的国家荣誉中解放出来，变成阶层世界里理所当然的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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