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边缘,那些结伴长大的“坏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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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

青少年涉法涉罪,大多是以团伙形式完成的,这顺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近墨者黑”。也因此,朋辈影响是关注越轨少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长期关注这一群体的社工和心理咨询师都发现,如果放弃道德判断,对这些孩子来说,友谊的性质和内容并无不同,他们也只是结伴一起成长而已。

记者 | 王海燕

越轨少年的聚集

大多数孩子刚跟吴志娇接触时,都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谨慎,抗拒,一言不发。实际上,就算他们说出同伴的情况,吴志娇也无计可施,她可找不到他们。吴志娇是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的驻校社工,这里的孩子大多有过不良行为,乃至轻微违法犯罪。在全世界的青少年越轨行为研究中,同伴都被视为与他们不良行为最强相关的因素之一。

因此,了解孩子们的朋辈交往情况,这是吴志娇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也是最难的。但也有一些特殊的契机,他们会主动在吴志娇面前展现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一次,一名刚刚入学海淀寄读学校的学生李刚,主动问吴志娇:“××是在你们那儿参加活动吗,我能去吗?”他知道吴志娇所在的机构,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常年跟海淀区公检法系统合作,在为一些涉法涉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帮教服务,强制他们参加社工设计的集体活动。

李刚一问,吴志娇就明白了,那个孩子是李刚的老朋友,并且是他想要结识的人。吴志娇答应了他,在那之后一段时间,即使是周末的空闲时间,只要那个孩子在场,李刚总会如约而至,和大家一起爬山、清理城市垃圾、为弱势人群提供服务。吴志娇明白,**是那个孩子,而不是社工或者活动本身吸引了李刚。**他们会在活动结束后,一起离开,一起吃饭。

后来,花了一段时间,吴志娇才弄明白两人的关系。转到海淀寄读学校前,李刚上初三,脾气暴躁,经常跟人打架,也参与过打群架,在原来学校的所在年级,属于出名的刺儿头。虽然还在上学,但李刚跟父母关系不好,课余很少在家,那个孩子正是李刚在校外的朋友之一。他跟李刚年龄差不多,但早已辍学,在街头少年里,地位比李刚略高一筹,两人经常一起活动,但关系并不密切。

找到吴志娇时,李刚不久前才转学到海淀寄读学校。她猜,一是因为没有玩伴,二是想要向新的同学证明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李刚才想要更多地跟那个孩子接触。从行为上来说,那个孩子的越轨程度比李刚更严重。根据一般的经验,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互相影响,双方变得更出格。

但她并没有阻止李刚,事实上,后来两人也的确没有产生更密切的关系。李刚在海淀寄读学校做了主持人和班干部,开始变得开朗活跃,繁忙起来。吴志娇接触到的这些孩子,伙伴关系都非常复杂,关系变化的理由也千奇百怪,有的是因为男友或女友,有的是一句话触怒了对方,有的仅仅是新鲜感。但她说,重要的是,要相信他们会自我权衡,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朋友。

在松弛的状态下,这些孩子会展现出不一样的状态,比如长期来看,社工事务所开展过一项名叫“城市历奇”的活动,其中一个活动内容是,社工们带着服务的孩子,到公共场合免费发放暖宝宝。为了鼓励孩子们,也为了拓展服务对象,社工经常会开放带朋友的名额。吴志娇记得,一名叫曾志鹏的孩子就带过很多同学过来。

曾志鹏是来京务工子女,在吴志娇的印象里,他前几次独自参加活动时,手里的暖宝宝总是送不出去,非常失落,第三次才全部送出,之后就开始申请带朋友前来。他带到活动中的第一个朋友,也是一名外地务工人员子女。在活动中,两个人一开始并没有显得特别亲密,相反,都是各玩各的手机,直到曾志鹏手里的暖宝宝都送完了,而朋友还一个没送出去的时候,他才上前去帮忙。

两个人说话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人关系不好。吴志娇观察到,他们的默契度非常高,比如买水喝什么、吃什么,两人不用问就知道对方的喜好。有时,如果一个人不在,另一个人通常都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吴志娇意识到,**对这两个家庭背景、爱好和成绩都相似的孩子来说,虽然在原来的环境中,他们都属于不被重视的平凡存在,但他们对于对方非常重要。**他们看起来都高冷疏离,但吴志娇明显注意到,在有朋友的情况下,曾志鹏完成任务更加积极活跃,更想变得厉害一点儿。

在吴志娇看来,**这种想要在同伴中间表现自己的愿望,其实跟普通学校里的孩子是一样的。**她说,在海淀寄读学校,孩子们最关注的事物依次包括:穿着(主要是潮牌、球鞋),发型,公开活动中上台露面的机会。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攀比显得肤浅而虚荣,但吴志娇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主流教育系统挤压出来的孩子,主流人群在意的学习成绩,他们并不突出,就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示自己”。

跟社工接触久了,曾志鹏还经常主动邀请吴志娇去观看自己打篮球,并帮忙录下一些帅气的视频,剪辑后发给他,这样他就可以在周末上传到社交网络了。事实上,除了原来学校的朋友,曾志鹏后来还带过海淀寄读学校的朋友一起参加活动。其中一个朋友也是因为喜欢打篮球,才和曾志鹏关系变得亲密的。那是一个更加孤僻的小伙子,刚开始加入活动时,吴志娇的一大乐趣就是,记录他一次说了几个字,因为他永远只用最简单的词语回答必要问题。但吴志娇当时并不太担心,因为一转眼,他跟曾志鹏又会热络地聊起来,这意味着,他只是性格有点慢热,并不是孤僻。

更让她欣喜的地方在于,曾志鹏其实和他的大多数同学不一样,进入海淀寄读学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户籍限制,难以升学,而非有什么出格行为,但这并不影响他依然能在这里交上朋友。实际上,他前后一共带过6个同学去参加社工们组织的活动,帮助吴志娇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

来自团伙的影响

**但有同伴的支持和帮助、形成团伙后,越轨少年们的确显示出更具破坏力的行为倾向。**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名誉理事长宗春山从1990年开始研究青少年成长问题,他提醒我,在最容易成为不良行为起点的校园欺凌中,欺凌者往往都是有团伙的。他说,会产生攻击行为的孩子,实际上往往是弱者,自卑,缺乏安全感,需要通过攻击别人才能获得平衡。

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宗春山的解释是,**欺凌者往往都受到过不良对待,比如来自家庭的冷漠,父母的暴力,同伴的欺凌,这类孩子的自我概念非常低,所以非常需要依附群体获得力量。而一旦从群体中获得支撑和壮胆,正处于青春期身体发育的孩子们,非常容易产生虚假的强大感,并萌生对弱者的攻击,因为弱者看起来已经成为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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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春山以前接触过一个案例,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在北京郊县某个上百人的黑社会组织里,听命于组织“大哥”,先后杀害了6个黑车司机,手段残忍,目的只是为了帮助组织抢到车辆倒卖。宗春山在实际接触后发现,那并不是一个天生冷血残酷的孩子,相反,杀害6个人以后,他已经高度恐惧,甚至不敢关灯睡觉,总觉得身边有鬼魂缠绕。在宗春山看来,这个孩子实际上只是一个被逼迫的弱小青少年,家庭管理失控,被学校放弃,以至于成为一个傀儡。

在宗春山看来,**和这类依附于组织或团伙而做出越轨行为的青少年不同,更加值得警惕的,实际上是那种单独越轨的青少年。这个类型的孩子,一旦涉法涉罪,往往是因为反社会人格,非常危险。**宗春山说:“在团伙里面,所有的成员实际都有一种盲动性,需要证明自己被团伙信任和接纳,所以他多少是一种被动的行为,内心脆弱,但一个独立的欺凌者、攻击者或犯罪者,内心往往是比较强大的,人格独立成熟,难以控制。”

**但一个需要区别的概念是同伙和朋友。作为同伙,一个孩子往往是放弃判断的,自我边界模糊;而作为朋友,他会更多地展现出个性魅力,逐渐发展出完整的自我。**在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数个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都表明,普通朋友和最好的朋友,在触发青少年越轨行为上,影响力实际差不多,因为这类行为常常带有冲动性。如果有亲密朋友的高质量陪伴,一个孩子反而不太可能参与越轨行为,甚至,他们会因为担心受到负面评价隐瞒自己的行为。

这种区别让我想起,2019年听过儿童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陈默的一个讲座,有家长询问,自己的孩子性格内向,是否需要矫正。陈默反问,孩子有朋友吗?家长答,有一个。陈默随即说:“那就没事,只要有真正亲密的朋友,哪怕只有一个,也足以证明孩子只是性格内向,并非出现了成长困境。”

宗春山则把不良少年和班干部放在同一维度进行对比,“班干部只是学习好,但同样会结成团伙,攻击别人,只是方式更隐蔽而已”。和陈默的观点一致,宗春山同样认为,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完全没有朋友,往往意味着心理严重畸形,彻底封闭自己。从这个角度看,那些总是成群结队的越轨青少年,心理甚至更健康一些,也更容易矫正。

这一点吴志娇也同意,她以前在海淀寄读学校帮教过一个名叫王小刚的个案。和学校里的大多数孩子不一样,王小刚从小就学习优异,也没有严重的不良行为。他进入海淀寄读学校,是因为从小学升入初中后,在顶尖私立学校的尖子班,成绩排名下降,冲动之下,他试图在考试中作弊提高成绩,却被抓住,遭到通报批评。

从那以后,因为感觉丢面子,王小刚拒绝上学,开始在家里黑白颠倒地玩游戏。他平时和单身母亲生活在一起,母子俩原本关系不错,但在王小刚辍学的那段时间,两人常常争吵,王小刚甚至因此砸掉了家里的门框、茶几。这样的对抗并没有将王小刚逼回学校,相反,他自愿转入海淀寄读学校,原因是他在游戏中碰到的一个网友告诉他,如果喜欢游戏,并且想要在未来从事相关工作,还是需要基本的学历证明。这个建议触动了他。

吴志娇后来了解到,王小刚喜欢玩的游戏里,队友大都是20岁至30岁的成年人,有正式工作,经济和个人能力水平不低。王小刚从小就聪慧成熟,很少把同龄人真正视为朋友。相反,在他看来,游戏中认识的网友是真正能顺畅沟通的人,他们既不逼他,也不评价他,只是跟他讨论事情的可操作性。

**在宗春山看来,通过同伴获得支持、力量或指引,度过惊涛骇浪的青春期,是青春期孩子们发现自我、探索世界、验证判断的一部分,非常自然。**他说:“几乎每一个孩子都经历过高危行为的诱惑,或者做过高危行为,吸烟、酗酒、吸毒、打架、偷东西、尝试性行为、破坏公物等等,只不过程度、性质不同罢了,或者异常幸运,还没被抓到就改邪归正回来了。”

宗春山援引了犯罪学家马文·尤金·沃尔夫冈(Marvin Eugene Wolfgang)的一个知名调查,来说明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和微妙的危险性。在那项调查中,沃尔夫冈考察了美国9000多名青少年的越轨行为,发现直到18岁,他们当中的1/3都在警察局有过作案记录,但其中6%的人犯下了累计52%的罪行数量。在更大的群体里,即使没有任何专门的干预措施,犯罪率从7岁到11岁会逐渐增加,从11岁到16岁则迅速增加,但到了17岁则有所下降,成年后大部分人终身不再犯罪。

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的社工在海淀区也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他们告诉我,很多孩子会在十四五岁进入街头团伙,但在20岁左右,绝大部分成员都会淡出这些街头团体,开始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在意是否能够融入主流社会,关心自己能不能挣钱养家。他们会主动选择自己经过判断和尝试的成年生活。

成为他们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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