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正常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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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问，可能会激怒不少国人。但我只是想由此说明一点：中国这些年来“与国际接轨”的热切期望、与“国际社会”交往的磕磕绊绊，甚至对“世界”与自我的认知，究其根源，都在于中国自近代不情不愿地被拖入“国际大家庭”以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一直不能、不愿自视为其中的一个普通成员。

现实当然并不简单地只是对历史的回响，但此时重温法国学者Michel de Certeau那句话是有必要的：“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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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之下，网上涌现出很多小粉红。对这样的现象，很多人都感到无法理解。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年轻一代肤浅无脑、遗忘了历史教训；有人归结于洗脑教育的成功；还有人痛切于现在网络舆论环境的嘈杂，怀疑这是水军操纵。这些或许都有部分道理，但实际上大抵都否认了这些年轻人的主体性，假定他们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因而受人蒙蔽、欺骗或误导。

但一个人完全有可能自主判断后，主动选择这样的立场，否则就没有“出国之后更爱国”这一说了。有人就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留美中国学生中有一个不小的群体，往往就读于精英名校，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主流的自由理念（liberal idea），和小粉红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又有很强的身份意识，其结果是在拥抱后殖民话语的同时，不断批评西方将中国视为“未启蒙的他者”的倾向。

这被许多人批评为错位、割裂，甚或是一种特权与世故，认为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出身够好，而批评西方又是更“安全”的。这同样否认了他们的主体性与道德真诚，但这种心态也许并没有那么矛盾：当作为个体的“自我”权利意识越发强烈，希望得到尊重时，他也许会发现，这个“自我”与作为“中国人”一分子的“自我”无法割裂，于是捍卫前者自然转向了捍卫自己的集体身份。

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恰恰是高涨的自我权利意识，会激发对自身所属族群的认同。这样的事例，历史上不胜枚举。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16岁去英国留学七年，1912年回国时，已被亲朋好友视为完全“非印度化”，他进而申请加入英国人俱乐部，却不料遭拒，他为此痛苦不已，久久难以忘怀，开始回归印度认同，争取印度独立。同样的，写出《东方学》的萨义德（Edward Said）也在自传中谈到过一件让他永志难忘的事：作为富商，他家本是开罗一家俱乐部会员，十岁回家经过时，一个英国人拦住他说：“你不准在这里，你是阿拉伯小孩，出去！”

虽然后殖民的世界早已不像以往那样赤裸裸地将种族视为决定性的因素，但不难想见，中国仍然或多或少被视为一个异类，即便没有亲历这样的事，历史记忆也足以构成无法忽视的“塑成体验”（formative experiences），对人们的自我认同（identity）和外界感知起到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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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痛苦交战的焦点在于：当中国开始获得繁荣与权力之后，渴望被接纳甚至奉承，内心认定中国是一个“正常国家”，但却羞愧地发现自己仍被视为徘徊在俱乐部门口的异类。

事实上，每一个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就说，在19世纪德意志有教养的市民内心最深处的悲痛，就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被忽视感”，高涨的自尊带来了更折磨人的相对剥夺感。德国历史学家鲍姆加滕在1861年曾痛心地严厉批评德国人虽然多才多艺，但“我们在政治上是个极为愚蠢的民族，严格说来是个劣等民族”，就像“每一个经历了多年政治虚弱、突然在实际上获得了权力和声望的民族”一样，狂热地“迷恋本土的一切而贬低外来的一切”——这种自大狂，正是对此前自卑的一种心理补偿。

中国近代的经历更为惨痛而复杂。因为，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它是“天下之中”，甚至就是“天下”本身，这都意味着，它自成一个世界。正因此，毕生从事中国研究的白鲁恂（Lucian Pye）才有那句著名的断言：“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China is 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这意味着，中国从“天下”转变为“国家”，本身就是在现代转型的压力之下不得已的自我矮化，既不是自愿的，也谈不上是愉快的。

徐中约在《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间的外交》中，曾梳理当时英法为主的西方，如何借助于条约、国际法知识等措施，逼迫、诱导东亚国际大家庭的家长——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家庭。所谓“国际大家庭”，现在虽然涵盖整个国际社会，但在最初仅指签订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西欧各国。两种互不相同的体系碰撞的结果，是中国到1880年前后不情不愿加入了其中，但却仍然不时格格不入，“对于过去的怀念，产生出了一种炙热的期待甚至是强烈的确信，有朝一日中国必将变得再度强盛，重申其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在此，“正常国家”具有双重意味：与原先的“天下之中”相比，这是降格；但在“文明”体系中，这却是升格。讽刺的是，这倒与很多人厌恶的日本右翼不无相通之处：这些日本右翼近些年来不断强调的一点，就是“普通国家化”，认为战后的日本未能完全独立自主，要求获得包括交战权在内的完整国家资格，获得国际社会的“平等对待”。这似乎是东亚差序格局的社会所共同面临的难题：如何学会平等地对待他人，也接受自己成为平等一员。

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内心里，这种“合群”只是一种暂时的战术性隐忍退让，但即便是在近代国势最弱的时候，我们也从未怀疑过，中国是“大国”，也因此应当是这个俱乐部里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作为朝贡社会那种森严等级制观念的遗产，中国人其实并不相信“国家之间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但与此同时，我们又认为中国没有得到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尊重**。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在很多人看来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重回世界中心——这实际上意味着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喜剧演员Groucho Marx曾有一句著名的俏皮话：“任何一个愿意吸收我为会员的俱乐部，我都不打算参加。”这话集自嘲与自傲于一身，既暗示“愿意吸收我为会员的俱乐部”都很差，因而在别人眼里“我”也不怎么样，却又示以一种高傲的姿态，隐藏着另一半没说出来的话：“我渴望加入的，正是不愿意吸收我为会员的那种俱乐部。”

公平地说，这也指向一种“俱乐部的两重性”：“国际社会”按说是普世的，但内在隐藏的逻辑又是排他的。就像许烺光在《宗族·种姓·俱乐部》中表明的，“俱乐部”实际上是西方个人主义社会的缩影，它以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观念、契约原则为基础，满足个体对归属感的追求。就此或许可以说，“国际社会”乍看是“原基性的”（primordial），似乎每个国家生来就应是其中一员，但其实却并不是，而是双重的，其另一面是是价值观为纽带的自发认同。

这就是“与国际接轨”的逻辑：为了被接纳，我们应当作出相应调适；但另一面，这种调适又仅仅只是出于一时的工具性动机，并不意味着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情形生变时也可能随时再度调整。其结果，就像电影《教父》系列中那位神父所说的意大利人：他们就像鹅卵石，在水里浸润了漫长的岁月，看上去外表是湿的，但敲开来一看，里面仍然都是干的。

现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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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或许没有注意到的是：“与国际接轨”和“韬光养晦”是一体两面，而“厉害了我的国”所带来的，则是一种高涨的自尊意识——“我们也要争取平起平坐”。这无疑是对此前“脱亚入欧”思路的一种反拨，而这说到底是基于对实力对比的不同判断。

既然原先那种自我调适，仅仅是为了获得接纳而不得已的暂时屈尊，那么很自然地，国人就觉得在强大起来之后，已经没必要这样了，这种对现状的特殊不满实际上是在说：“我理应得到更多尊重，如果你不愿意给我，我就自己来夺取。”

这绝不只是少数人的偏激想法，而恰是社会繁荣的产物。吴飞在《浮生取义》一书中剖析了华北农村的自杀现象后认为，正是因为1978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瓦解了原本父权制的基本稳定架构，家庭政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微妙和不可预期，其结果是“妇女们有了更大的平等权和自由空间，对不公就极为敏感，更容易反抗一点点委屈”。

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对人格价值更敏感的个体，同时自我身份与国家又尚未松绑（“我是中国人”），那么他们自然会觉得，对自己、对国家的任何一点侮辱，都是不能忍受的，而必须报以激烈的回应。这差不多是每一个经历了多年政治虚弱、突然在实际上获得了权力和声望的群体所免不了的毛病——你可以称之为“暴发户心态”，也可以说是一个群体对此前所遭受压抑的猛烈反弹。

多年前，有记者在滇西北采访时，曾问及当地的生活困难，多说了几句，一个蹲在那边的山民极为不快，回呛说：“我就不明白了，现在天天有白面馍馍吃，怎么就叫贫困县了？”

这几乎是人们在生活改善后的本能反应：他内心本来就把“贫困县”之类的名号视为耻辱而非事实陈述，以往或许还不得不忍受，但现在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去除这一污名，并把外界的探查视为不怀好意的抹黑。

生活相对孤立、封闭的农民，也更难反观自身，在社会交往中动态调整自身的认知。作为一个在小岛上一直成长到18岁的乡下人，我深切理解这种“农民进城”的内在紧张感：拒绝改变不是出路，彻底认同也不见得讨好，刻意标榜则更无必要。当我有一次自嘲是“乡下人”时，一个上海朋友嗤地一笑，她说，你其实根本不必有意无意老强调这一点，因为没人真的在乎。

对弱者来说，不卑不亢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在此最重要的，是把自我与行为分开——人们很多时候对你报以冷眼，未必因为你是乡下人，而是因为你随地吐痰。如果因为感到自尊受损，就把“随地吐痰”捍卫成为自己身份本质化的象征，就像在择偶时那样宣称“我就这样了，你必须接受我全部”，那无疑是任性的愚行。

如果对方希望你改变的，却是你不能妥协的呢？就像土耳其，多少年来都试图加入欧盟，真正“脱亚入欧”，但欧盟的暧昧拒绝已经表明，他们不可能接受一个如此异质的大国进入欧洲俱乐部，而要土耳其完全放弃自己核心的属性是不可能的。就像普京一度提议俄罗斯加入北约时，一位惊呆了的北约官员说：“这就好比大象洗澡，最后大象洗不成澡，澡盆也会破掉。”

不可否认，19世纪的西方思想家大多以近代欧洲文明本身为标准，而差异就表现为某种消极评价，晚期中华帝国也因此被视为一个不会变革的社会，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正常化”。这一点不仅无法做到，事实上也没有必要，就像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非要把女人都变成男人。

现在的一个问题倒是相反，我们把一些老毛病留着不改，却把自己的某些优点改掉了，而别人其实也未必期望你要跟他们完全一样。这次在新冠疫情中去世的意大利建筑家Vittorio Gregotti是上海浦江新城的设计者，他就曾说过一句：“我还是想把中国当成一个文明，而不是一个国家：只不过，想这么认为已经越来越难了。……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就中国文化来说，要紧的并不是它相对于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是中国文化对它自身的漠然。”——他这里所说的，正是老一代亲华派的观点：“中国”应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但现在它在文化上正失去自己的特点。

正如王明珂所言，现代中国对“民族传统文化”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方面认为它能促进民族团结而值得强调、推广；另一面又认为“传统文化”有其落后之处而必须接受改革。事实上，这不仅是对国内少数民族如此，在与国际接轨时，我们对待中国自身的态度也同样如此。

这种矛盾纠结的态度，恐怕还会持续，但毫无疑问，拒绝自我审视、自我调整，仅凭力量说话，既不能完成真正的复兴，也无法重塑国际秩序。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那是否来自“他者的眼光”，而在于中国人自己是否有足够冷静理性的主体意识去完成自身的改造。那实际上是中国近代以来从未完成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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