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 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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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诺贝尔奖得主的提名和选择信息都要保密 50 年。今年是第一次有关于经济学奖得主的私人信息公开，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只有 1969 年的信息公开

引言

1895 年，瑞典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Alfred Nobel) 在遗嘱中注明，他的财产将用于设立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以及和平五个类别的年度奖项，以表彰那些「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这五个领域的诺贝尔奖于 1901 年首次颁发。(早在 George Stigler 1982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他就在 1964 年的一次演讲中向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校友们声称「如果诺贝尔先生是一个更明智的人，他就会把奖颁给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以更好地实现文明社会这一人类真正难以达成的目标」。)

1968 年，为了庆祝瑞典国家银行成立 300 周年、支持其从瑞典政府中独立出来，并宣扬其工作的科学性，瑞典国家银行向诺贝尔基金会捐款，设立了第六个奖项——「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基金会董事会决定，将不再允许进一步扩充诺贝尔奖覆盖的学科领域。)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于 1969 年颁发，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选出，为拉格纳·弗里希 (Ragnar Frisch) 和简·丁伯根 (Jan Tinbergen)，两人分别来自挪威和荷兰。2018 年 10 月，第 50 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授予威廉·诺德豪斯 (William Nordhaus) 和保罗·罗默 (Paul Romer)。201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其他五个领域的奖项在本文付印后的 10 月初宣布。因此，本文附录中的表格不包括 2019 年的获奖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也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称，包括「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经济科学奖」、「瑞典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经济科学奖」以及「单一经济科学和多元科学奖」。自 2006 年以来，它一直被称为「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本文中，我们将其简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将生理学或医学奖简称为「诺贝尔医学奖」。由于性质和标准的明显不同，我们在文中省略了有关诺贝尔文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的信息，也不再与它们进行比较。

「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于 2019 年 10 月开启了它的第二个 50 年。在过去的 50 年里，它被单独或联合授予 81 位获奖者，其中 25 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个人独揽，19 个由两人同享，6 个由三人共分。 (科学领域的奖项最多由三名个人共同获得，并且奖项不能颁发给已经去世的人。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定，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瑞典皇家卡罗林医学院 (卡罗林斯卡学院) 评定，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评定，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出。其中五个奖项在斯德哥尔摩颁发，和平奖颁奖典礼在挪威奥斯陆举行。) 在化学领域，58%的时间里是一个人获奖，而在物理学和医学领域，该比例则分别为 42%和 36%。(在经济学奖评选的前 25 年里，共有 34 位学者入选；在第二个 25 年里，有 47 位——最近联合授奖的占比相对更大。)

随着 1994 年数学家约翰·纳什 (John Nash) 因其在博弈论方面的贡献而与约翰·海萨尼 (John C.Harsanyi) 以及莱因哈德·泽尔腾 (Reinhard Selten) 共享当年的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范围不断扩大，逐渐覆盖其他社会科学，政治科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和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一定是你最先想到的例子；此外，经济学博士穆罕默德·尤努斯 (Muhammad Yunus) 因对孟加拉乡村银行发展的贡献而荣获 2006 年诺贝尔和平奖。(长期执教于 Wellesley 学院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和平主义者 Emily Balch 与 John Raleigh Mott 共同获得了 1946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她的获奖比经济学奖问世早了 20 多年。鲍尔奇于 1961 年去世。)

各领域诺贝尔奖得主的提名和选择信息都要保密 50 年。今年是第一次有关于经济学奖得主的私人信息公开，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只有 1969 年的信息公开。

在本文中，我们提供了奖项本身的背景信息以及奖项得主的背景信息——他们的个人背景、所属机构、学术谱系，他们与他们同样受人尊敬的同事——一些本可能获奖却最终没能获奖的人的联系，以及某些经济学奖得主对政治、社会政策、商业部门和个人决策领域的贡献的重要性。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学、化学、物理学和医学这四门学科的诺贝尔奖得主进行了分组比较。附录列出了截至 2018 年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人口统计与学术谱系

在所有的科学领域中，美国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获奖者都要多，达到了 377 位。英国排名第二 (130 位)，接下来依次是德国 (108 位)、法国 (69 位)、瑞典 (31 位)、日本 (28 位)、俄罗斯 (26 位)、瑞士 (26 位)、加拿大 (26 位)、奥地利 (21 位)、荷兰 (21 位) 和意大利 (20 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都是美国人口的 4 倍多，但这两个国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却并不多。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共拥有 6 项大奖，而印度仅拥有 5 项。在经济学领域，美国人或在美国院校工作的学者的优势地位则更为明显。81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有一半以上 (46 位) 出生在美国；英国以 5 位位居第二，远远落后于美国，紧随其后的是加拿大、法国和挪威，各有 3 位。(在美国境内，就出生州而言，有 11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生于纽约州，6 位出生于马萨诸塞州，5 位出生于伊利诺伊州。)

按获取本科或硕士学位的院校划分，整体而言，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医学奖和经济学奖得主多与哈佛大学相关——人数达到了 157 位，比其他任何一所大学都多，其后依次是剑桥大学 (116 位)、伯克利加州大学 (104 位)、芝加哥大学 (97 位) 和哥伦比亚大学 (95 位)。之后十名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牛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洪堡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而单就经济学领域来说，芝加哥大学以 32 位获奖者占据榜首，随后是哈佛大学 (30 位)、麻省理工学院 (28 位)、斯坦福大学 (25 位)、伯克利加州大学 (23 位)、耶鲁大学 (21 位) 和普林斯顿大学 (19 位)。按获取博士学位的院校划分，则约有一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集中来自以下五所大学，它们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 (11 位)、哈佛大学 (10 位)、芝加哥大学 (9 位)、卡内基-梅隆大学 (4 位) 和伦敦经济学院 (4 位)。另外还有六所大学也各自培养了 2 位获奖者。

从专业领域来看，在独自获得或与他人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81 人中，有 70 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数学及其相关领域——应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和运筹学方面也都有数量可观的获奖者代表。心理学、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则远远落后。在此方面，获奖者的分布似乎没有随时间发生改变。

一方面，经济学奖得主在研究型博士机构中的分布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有一大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拥有另一位获奖者作为其博士论文导师。(一个有趣的分类参见 https：//economics.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9117/thesis-advisor-student-pairs-that-won-thenobel-prize) 例如，下面是我们发现的一些经济学奖得主间的师生关系。

简·丁伯根是佳林·库普曼斯 (Tjalling Koopmans) 的论文导师。 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是劳伦斯·克莱因 (Lawrence Klein) 和罗伯特·默顿 (Robert Merton) 的论文导师。 肯尼斯·阿罗 (Kenneth Arrow) 是约翰·海萨尼、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埃里克·马斯金 (Eric Maskin) 和罗杰·迈尔森 (Roger Myerson) 的论文导师。 华西里·列昂惕夫 (Wassily Leontief) 是保罗·萨缪尔森、托马斯·谢林 (Thomas Schelling)、罗伯特·索洛 (Robert Solow) 和弗农·史密斯 (Vernon Smith) 的论文导师。 理查德·斯通 (Richard Stone) 是詹姆斯·莫里斯 (James Mirrlees) 和安格斯·迪顿 (Angus Deaton) 的论文导师。 弗兰科·莫迪格利亚尼 (Franco Modigliani) 是罗伯特·希勒 (Robert Shiller) 的论文导师。 詹姆斯·托宾 (James Tobin) 是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Edmund Phelps) 的论文导师。 默顿·米勒 (Merton Miller) 是尤金·法玛 (Eugene Fama) 的论文导师，而尤金·法玛是迈伦·肖尔斯 (Myron Scholes) 的论文导师。 罗伯特·索洛是彼得·戴蒙德 (Peter Diamond)、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kerlof)、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和威廉·诺德豪斯的论文导师。 托马斯·谢林是迈克尔·斯宾塞的论文导师。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 (Edward Prescott) 是芬恩·基德兰德 (Finn Kydland) 的论文导师，他们共同获得了 200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埃里克·马斯金是让·梯若尔 (Jean Tirole) 的论文导师。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 (Christopher Sims) 是彼得·汉森 (Peter Hansen) 的论文导师。

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 是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和罗伯特·福格尔 (Robert Fogel) 的论文导师。

正如人们可能猜到的那样，经济学奖得主在本科院校的分布远没有在研究生院校那么集中。哈佛大学以授予 7 位经济学奖得主学士学位的成绩位居榜首，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所学院或大学超过 4 位。将近 40%的获奖者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接受本科教育。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Buchanan) 和西奥多·舒尔茨 (Theodore Schultz) 分别在中田纳西州师范学院 (现在是田纳西州立大学)。和南达科他州立大学接受本科教育，着实令人称奇。当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获奖者们受雇于不同的大学。在这一方面。芝加哥大学以 13 位居首，其次是普林斯顿大学 (7 位)、哈佛大学 (6 位)，麻省理工学院和伯克利加州大学都有 5 位。

经济学奖得主的本科专业可谓五花八门。毋庸赘言的是经济学和数学，但也有物理学、哲学、政治学、商业领域 (管理学、商学)、工程学、历史、心理学、法律和罗曼斯语 (尤金·法玛)。

只有一位女性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截止到 2018 年的情况，下同。)，她是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相比之下，有 12 位女性获得了医学奖，3 位获得了物理学奖，5 位获得了化学奖。(经济学奖涉及的时期是从 1969 年到现在，而其他三个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涉及的时期始于 1901 年。杰出的已故女性经济学家包括 Joan Robinson、Anna Schwartz 和 Barbara Bergman。) 阿瑟·刘易斯 (Arthur Lewis) 爵士是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黑人学者，他因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与西奥多·舒尔茨在 1979 年共同获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年龄的中位数为 67 岁。51 岁的肯尼斯·阿罗是最年轻的获奖者，列奥尼德·赫维茨 (Leonid Hurwicz) 是最年长的，他于 90 岁获奖。(阿罗也是作为经济学奖得主存活时间最长的人——45 年，存活时间最短的威廉·维克里在获奖后 3 天就去世了。) 其他科学领域的获奖者年龄略小，化学奖得主平均年龄 63 岁，医学奖得主平均年龄 62 岁，物理学奖得主平均年龄 61 岁。

美国经济学会 (AEA) 从 1947 年开始颁发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John Bates Clark Medal)，以表彰那些对经济思想和知识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者。 (虽然克拉克奖是作为美国人的奖项设立的，但获奖者不需要是美国公民，只需要在颁奖时在美国机构工作即可。该奖项在 1947 年至 2009 年间每两年颁发一次，从 2010 年开始每年颁发一次。) 从 1947 年的保罗·萨缪尔森开始，已有 12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获得过克拉克奖。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于 1991 年获得克拉克奖，他是最后一个同时获得这两项荣誉的人。目前，有 5 位尚未获得诺贝尔奖但年龄不小于迄今为止诺奖得主年龄中值的克拉克奖得主还健在。在 20 世纪末又有 5 人获得克拉克奖，而在 21 世纪还有 15 人。从历史看，这 20 位学者即便不是诺贝尔奖的年轻候选人，也肯定在评选委员会未来的考虑之列。

反对者，至亲好友

自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从炸药的发明中获利开始，有关诺贝尔奖的争议就不绝于耳。有人认为和平奖是出于政治动机颁发的，并且其对「和平」的定义不精确，围绕几位和平奖得主本身也有颇多争议，因此和平奖在这六个奖项类别中受到的批评最多。争议对诺贝尔文学奖来说也是家常便饭，它受到的大部分批评来自它对欧洲作家的过分看重，以及对许多文学大家的遗漏。当然，将数学排除在诺贝尔奖之外也让很多人感到不快，但数学界菲尔茨奖 (Fields Medal) 和阿贝尔奖 (Abel Prize) 的出现已经缓解了一些人的不快情绪。

经济学和文学、和平一样，都是诺贝尔奖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首先，正如一句著名的俏皮话所言，「经济学是唯一一个两个人可以因为相左的意见而分享诺贝尔奖的领域」。冈纳·缪尔达尔 (Gunnar Myrdal) 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 于 1974 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尤金·法玛和罗伯特·希勒也于 2013 年共同获奖。(彼得·汉森与这两位共同获得了 2013 年的奖项。) 1976 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因其在消费函数和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由于他同其他「芝加哥小子」(Chicago Boys) 一道与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的来往，他的获奖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诟病。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中对乔治·布什的持续批评，为 2008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增添了政治色彩，并可能削弱了他早些时候在国际贸易理论和模式中做出的重大贡献。纳西姆·塔勒布 (Nassim Taleb) 围绕全球金融危机、随之而来的衰退以及哈里·马科维茨 (Harry Markowitz)、默顿·米勒和威廉·夏普 (William Sharpe) 的模型展开批评，认为他们低估了风险，这一批评也是对经济学奖的尖锐反对之一。约翰·纳什于 1994 年的获奖 (与约翰·海萨尼和莱茵哈德·泽尔腾共同获得)引起了一些关于他的反犹太主义倾向和心理健康的评论。同样引起的还有关于什么构成了经济学学科领域的讨论，这一讨论修正并增补了该领域的覆盖对象，使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将所有的社会科学纳入考虑范围。纳什获奖 7 年后，一部讲述他一生的长篇传记剧情片《美丽心灵》于 2001 年问世，这部由朗·霍华德 (Ron Howard) 执导，罗素·克劳 (Russell Crowe) 主演的电影总票房超过 3 亿美元，并且赢得了四项奥斯卡奖，无疑是所有经济学家「传记」中收入最高的一部。这部电影改编自 1998 年西尔维娅·娜萨 (Sylvia Nasar) 的同名小说。

经济学奖得主的贡献绝大多数限于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和学术会议上的报告。除了偶尔在全国性报纸上发表专栏文章外，这些学者一直远离公众视线。但也有例外：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多年来一直在《新闻周刊》 (Newsweek) 的双周专栏中论战不休；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 为《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 撰写专栏长达 19 年；十多年来，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社论版的双周专栏文章中，系统地抨击了历任共和党总统、大老党 (GOP，共和党的别称) 的国会领导人，以及右倾经济学家。2004 年，乔治·阿克洛夫亲自为阿特·斯莫尔 (Art Small) 竞选参议员发表演讲，然而斯莫尔未能成功使艾奥瓦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 (Charles Grassley) 失去席位。(弗里德曼和哈耶克还就自由放任经济学提出了著名的论点，分别见于《资本主义与自由》与《通往奴役之路》。)

50 年的伟大思想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根据「为经济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这一宗旨颁发的。特定奖项背后的动机或目的对该学科及其从业者而言是有价值的，但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却难以理解。例如，拉格纳·弗里希和简·丁伯根之所以在 1969 年获得首届奖项，就是因为他们「为分析经济过程提出和应用了动态模型」。特里夫·哈维默 (Trygve Haavelmo) 在 20 年后被授予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对计量经济学概率论基础的澄清以及对联立经济结构的分析」。詹姆斯·赫克曼 (James Heckman) 和丹尼尔·麦克法登 (Daniel McFadden) 共同获得了 2000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赫克曼和麦克法登分别提出了分析选择性样本 (selective samples) 和分析离散选择 (discrete choice) 的理论与方法」。这五个奖项的公布是否会促使公众蜂拥至最近的大学图书馆，阅读更多有关他们贡献的书籍，这一点存疑。

多年来，经济学奖对众多基本经济理论、度量和实证分析方面的贡献给予了肯定。对于几乎所有经济学家来说，这些贡献都是有用的且每天都会被用到，包括一般均衡理论 (即经济扰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一切的理论)，国民收入核算和经济增长，帮助美联储和财政部预测价格水平和经济方向的计量经济模型，博弈论 (即假设每个参与者都考虑所有其他参与者的最佳策略，并以此做出预测)，从时间序列分析推导出因果关系 (一个原因先于结果的观点)，以及市场摩擦和信息不对称会影响市场竞争结果。有些奖项表彰直接改善社会成员个人福祉的具体贡献，但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至少间接地产生了这样的影响。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表彰他们有关信息不对称的研究。阿克洛夫是第一个阐明该问题的经济学家。在传统的竞争市场分析假设下，所有买家和所有卖家都完全知情，但这很少符合现实。因此，资源配置的后果是重大的：许多买卖双方都不愿意参与交易，因为他们害怕在质量未知的情况下被占便宜。

乔治·阿克洛夫揭示出，如果一个卖家比规避风险的买家有更多关于他自己产品的信息，那么在购买前卖家就是有利可图的 (无论产品质量是高是低)。因为产品可能是低质量的，所以规避风险的买家仅会支付他预期的低质量产品所值的价钱。即使买家确信产品是高质量的，从而意愿支付高于卖者对高质量产品的供给价格，真正拥有高质量产品 (但不为买者所知) 的卖家也会明智地保有该产品而不在市场上出售。所以，一些本可以使交易双方都更好的交易不会发生，这就牺牲了买卖双方双赢的机会，除非设计出一些使信息对称的机制，例如质量保证 (如家电、汽车、电脑)，由专家在购买前进行检查 (如房屋、车辆)，或政府出台有关质量的法规 (如餐厅卫生条例和检查机制，二手车是否发生过事故或被洪水浸泡过等的信息披露规则)。

迈克尔·斯宾塞关注的是信号。提供高质量产品或服务的卖家可以利用这些信号说服潜在买家，使买家相信卖家提供的确实是高质量的产品或服务，尤其是劳动服务。如果提供劳务的人知道自己是高素质的工人，他们可能会以获得某种资格证书 (如大学学位、完成培训项目的证书) 来证明这一点。这种资格证书对低素质的工人来说更难获得 (因为低素质的工人也有可能是低素质的学生)。在没有这种信号发送的情况下，雇主可能只愿意提供高到足以吸引低素质工人的入职工资，因此，高素质工人的就业机会将会减少。信号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发生作用，而不仅仅是在劳动力市场。银行通过建立金碧辉煌的总部彰显它们是可靠的，没有风险。公司通过向购买其股票的人支付红利，使他们相信管理层对拥有足够储备维持未来的业务充满信心。(可以说，在 2001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人中，最著名的要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曾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并担任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11 年，他被《时代周刊》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100 人之一。他关于国际贸易和收入分配的研究写了两本畅销书：《全球化及其不满》和《巨大的鸿沟》。)

罗纳德·科斯 (Ronald Coase) 是第 31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令人惊讶的是，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次颁发，到科斯因为开创了两个重要的经济研究领域而获奖之间，竟过去了 22 年。后续的诺贝尔奖被授予在科斯开创的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其他经济学家。

20 世纪 30 年代，科斯从家乡英国出发去了一趟美国，其间他参观了各种工厂，此后科斯写了一篇简短的文章，于 1937 年出版。科斯在文中讨论了一个被此前的经济学家忽视已久的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交易在外部市场进行，而另一些交易，例如雇员工作任务分配，却发生在公司内部而不依赖市场力量。(《六大经济思想》，《经济学人》，2017 年 7 月 29 日，第 59—60 页。) 他的回答是，同质商品和服务的典型市场交易与公司内部不断变化的分配决策有不同的成本。在前者中，交易双方可以签署一份能够预料到绝大部分或有事项的合同；而企业内部决策涉及的活动，例如研究开发、营销策略，以及对不同员工的最佳任务分配，是异构的 (heterogeneous)，因而也是难以预测的。对这种活动，几乎不可能事先拟定出令人满意的合同，因此，对信任的依赖比对合同的依赖更大。

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奥利弗·威廉姆森 (Oliver Williamson) 进一步分析了科斯的观点。他认识到，当合同一方有机会利用另一方时，合同很可能会失效。这通常是由威廉姆森所说的「有限理性」，即无法提前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全部情况造成的。当买方和卖方都需要对固定资产进行重大的初始投资时，就会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因为固定资产的价值依赖于另一方持续合作的情况和对不乘机牟利的遵守程度。在这种「机会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将交易引入公司内部，从而使利用机会的成本内部化，这可能对双方都有利。这一洞见为提高效率的纵向一体化提供了依据，并显著改变了美国对 2018 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时代华纳合并这类纵向合并的反垄断教条。

2016 年，奥利弗·哈特 (Oliver Hart) 和本特·霍姆斯特朗 (Bengt Holmstrom) 因其对合同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公共和私人提供商品与服务的边界，例如，垃圾清运、监狱，以及更为人所知的委托代理问题，其中委托人招聘一名代理人作为代表，希望代理人根据委托人的利益对所有不能事先预料的事宜做出决策，就像体育经纪人代表专业运动员那样做事。将代理人的报酬与某种可测量且和当事人利益高度相关的东西 (例如运动员的工资) 联系起来是一种常见的解决方案。最极端的情况是，委托人充当自己的代理人，本质上是在「公司」内部决策。

关于什么类型的交易在外部市场进行，什么类型的交易在公司内部进行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组织「自营或外包」的基本决策来说明。例如，快餐公司、五金连锁店和服装零售商店既可以组织成总公司 (host company) 运营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直接为总公司工作的雇员；也可以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由对本地销售情况有更深入了解的当地企业家掌管和经营零售业务，让他们收取销售收入，并承担商品和工资的成本，同时为名称使用和市场宣传向总公司支付一定的费用。通常，「特许加盟协议」(franchise agreement) 的结构是这样的：当加盟商变得更大或利润更高时，总公司会从中受益。有些公司，如麦当劳，既授权加盟商经营它们的一些业务，又自己直接经营一些店铺。例如，位于偏远地区的商店较位于人口密集城区的商店更有可能被特许经营，这是因为在偏远地区，总部的监控成本会很高，而且如果发生质量问题也不太可能对其他门店的销售造成不利影响。

科斯的第二项贡献是 1960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成本问题」的论文，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篇文章一度成为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文章。科斯认为，如果产权被明确地界定给某个人，并且交易成本较低，那么财产最终将配置给最有价值的用途。例如，假设一个吸烟者和一个不吸烟者共同拥有和使用一处住宅，应该允许在室内吸烟吗?在不吸烟者被赋予了保持空气清洁的权利时，如果不吸烟者对清洁空气的重视程度超过吸烟者对吸烟的重视程度，那么空气将保持无烟状态。相反，如果吸烟者因烟瘾而特别看重吸烟，那么他可能会愿意向不吸烟者支付一定的费用作为补偿，使其愿意忍受被污染的空气，从而吸烟者就购买了在住宅内吸烟的权利 (假设吸烟者有财力购买)。如果吸烟者对吸烟的重视程度超过非吸烟者对清洁空气的重视程度，那么无论空气权最初被界定给谁，它都将落入吸烟者之手。区别在于如果被界定给吸烟者，那么将不会发生任何交易。如果被界定给非吸烟者，则吸烟者将购买权利。

当然，这种基于产权明确界定的市场解决方案，只有在交易成本较低且收入足够高的情况下，才会将稀缺资源 (这里是清洁空气) 配置给其价值最高的用途，这样交易成本才不会抵消交易收益。当许多潜在的吸烟者和许多喜欢无烟空气的人共处一室 (例如，在一个大的餐厅里) 时，这些群体可能不会就购买产权达成协议，因为每个人都受到「搭便车」的诱惑，倾向于利用群体中其他人的类似偏好，希望他们会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财产权可能不会配置给最有价值的用途。该问题的一种说法是「公地悲剧」，导致公共财产资源的大量使用，以至于资源无法再生，比如过度放牧的牧场或过度捕捞的渔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政府 (或其他权威人物，例如，家庭中的父母) 将产权配置给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用途，然而，由于权威方也并非真正知道相关各方对资源各种用途的估价，所以这么做也是有风险的。

按照科斯的想法，将硫排放 (这可能导致酸雨) 的权利分配给拥有有限交易许可的人，成功降低了美国贯彻空气污染法规的成本。为了使那些拥有 (通常是较老的) 工厂的公司遵守法规，需要付出高昂的费用。而它们从那些能够以较低成本遵守法规的公司那里购买许可证，就成功降低了减排的总体成本。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硫排放限额一直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交易，这一方式通过使买卖双方互相了解，降低了交易成本。

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通过田野实验证明，「公地悲剧」的私人解决方案有时可以通过合作和习俗得到发展。以这种切实可行的方式，牧场、渔场和森林或可得以维系。

近年来，扶贫和促进经济发展一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的焦点。西蒙·库兹涅茨获得了 1971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第一位因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增长与发展方面的研究而获奖的经济学家 (Lundberg，1971)。人们普遍认为，他改进和完善了国民收入核算，尽管有关国民收入核算基本结构的开创性工作是由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和理查德·斯通较早完成的，而且他们分别于 1969 年和 1984 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GDP 的概念源于他们的工作，并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使用，同时也成为评估经济表现并在国家间进行比较的基本组成部分。库兹涅茨痴迷于精确度量经济的规模和增长，以观察可能揭示经济增长来源的规律。他最著名的观察结果是「库兹涅茨曲线」，它揭示了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倒 U 形关系。该曲线的形状符合阿瑟·刘易斯爵士的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这一模型在库兹涅茨做出开创性工作的前一年发表。刘易斯认为，随着经济开始发展，工业化的城市部门吸引了来自农村部门的工人，而不必提高他们的工资，因为农村工人在当前工资水平下处于过剩供给状态。然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低工资农村工人的过剩供给将逐渐枯竭，工业化的推进需要更高的工资以继续吸引足够多的低技能农村工人。其结果是，富裕资本家和贫困农村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西奥多·舒尔茨也关注经济发展和有利于穷人的变革。对于一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农场男孩来说，舒尔茨很自然地将工作聚焦于农业经济学，尤其是如何获取促进农业生产率增长的知识，从而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命运。他特别感兴趣于农民对激励措施的反应。舒尔茨的研究不仅关注通过学校教育获取知识，还关注在职学习、城乡间的人口迁移和健康 (Bowman，1980)。

尽管舒尔茨通常被认为是「人力投资革命之父」，但实际上，是加里·贝克尔 (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正式提出和推广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测算了教育回报，区分了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并发展了有关家庭形成、婚姻、生育、犯罪和成瘾，以及其他大量人类行为的理论。贝克尔的获奖是将经济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的一个缩影。他的工作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从「人力资本」这一最初因为异于常用语「教育」而受到批评的学术用语，到劳动力市场歧视和其他类型的歧视，再到犯罪和惩罚经济学，以及家庭经济学。事实上，贝克尔的著作中就有一本以「生活经济学」(1998) 为题。

紧随着刘易斯和库兹涅茨有关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原因的实证研究，罗伯特·索洛 (1987 年诺贝尔奖得主) 于 1956 年正式发表了经济增长的一个正式模型。在该模型中，产出与资本的比率不是固定的，人口 (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力) 的增长率推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通过生产率的一定持续增长进入这一过程。他用于解释经济增长率的一阶微分方程引发了经济学家的数学形式主义 (mathematical formalism，并作为主流持续了 50 多年)，因为它建立在主流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上。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因素纳入基本增长模型，其中商标和专利法等经济政策可能影响并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 (Henderson，2018)。

最近，安格斯·迪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因为他在准确衡量收入方面的持续努力，还因为他将关注点从仅仅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扩大到更广泛的幸福指标，比如预期寿命 (Wolfers，2015)。他还推广了一种衡量经济福祉的新的信息来源：家庭调查，即询问人们有多幸福。他 2015 年的著作《逃离不平等：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研究了在过去 250 年的人类历史中，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模式如何改变了生活并影响了经济福祉。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共同获得：卡尼曼「将心理学研究的观点融入经济科学，特别是在不确定性下的人类判断和决策」，史密斯「将实验室实验作为开展实证经济分析，特别是研究其他市场机制的工具」。这一联合颁发的奖项表彰了新兴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的实际行为，而不是理性经济人在正式模型中预计会出现的行为。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 (2013) 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畅销书的地位。2012 年诺贝尔奖得主之一阿尔文·罗斯 (Alvin Roth) 撰写了一本颇受欢迎的著作《共享经济：市场设计及其应用》 (2015)，探讨在自由市场崩溃的许多情况下，例如获取和分配人体移植器官，如何设计和修正市场。类似地，2017 年的获奖者理查德·塞勒 (Richard Thaler) 和哈佛大学的法律学者、多产作家卡斯·桑斯坦 (Cass Sunstein) 合著的《助推》 (2008)，讨论了在不诉诸法律或法规的情况下，如何影响商业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决策，以改善人们的健康和幸福。由于这本畅销书，他们多年来一直担任英国政府的常任公共政策顾问。

许多经济学家由于为我们理解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做出贡献而获奖，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托宾、弗兰科·莫迪格利亚尼、罗伯特·卢卡斯、芬恩·基德兰德，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埃德蒙德·菲尔普斯、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获奖者包括贝蒂·俄林、詹姆斯·米德、罗伯特·蒙代尔和保罗·克鲁格曼。

失之交臂的经济学家

除了在过去 50 年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 81 位学者之外，从广义上看，对经济学做出重要贡献并为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学者还有很多，或者已经有很多。他们包括： (a) 在 196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学被纳入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最初设置的符合条件的领域，他们本可以在 1901 年至 1968 年间被选中； (b) 其他在 1969 年还活着而现在已经去世的角逐者。根据这种分类顺序，下面按照去世时间先后列出了十几个熟悉的名字，并展开讨论：

1.里昂·瓦尔拉斯 (Leon Walras，1910 年去世)。法国经济学家，因其独立于威廉姆·杰文斯 (William Jevons) 和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 对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瓦尔拉斯方程、瓦尔拉斯均衡和瓦尔拉斯定律) 的贡献而闻名。(当然，还有几个 20 世纪早期的名字可以加入第一个群体，包括 Francis Edgeworth 和 Richard Ely)

2.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1923 年去世)。作为一名意大利工程师、哲学家、数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最著名的经济学著作是关于收入分配以及「帕累托效率」和「帕累托最优」的概念。

3.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1924 年去世)。马歇尔可能是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之父。他与萨缪尔森一样成就斐然，萨缪尔森是一本重要的经济学入门著作的作者兼将数学引入经济学的学者，而马歇尔向世界介绍了「剪刀的两片刀刃」——供给与需求。

4.托斯丹·凡勃仑 (Thorstein Veblen，1929 年去世)。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炫耀性消费」的创造者、《有闲阶级论》 (1899) 的作者凡勃仑是 19 世纪为数不多的其著作至今仍被阅读和引用的经济学家之一。

5.约翰·克拉克 (John Clark，1938 年去世)。他是边际效用理论的先驱，是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在著作《财富的哲学》 (1886) 和《财富的分配》 (1899) 中，他讨论了公平问题。

6.约翰·康芒斯 (John Commons，1945 年去世)。长期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因其对劳工历史、工会和政策方面的贡献而闻名；他于 1934 年出版的专著《制度经济学》巩固了他作为制度经济学家的声誉。

7.约翰·凯恩斯 (John Keynes，1946 年去世)。可以说是英国 20 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对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经济学」)、经济周期、衰退、总需求、「动物精神」和财政政策的贡献见于他的专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36)，巩固了他作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的地位。

8.欧文·费雪 (Irving Fisher，1947 年去世)。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受到该领域众多巨擘的称赞。费雪涉足许多经济领域，包括效用理论、一般均衡、货币理论，以及利率理论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

9.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1950 年去世)。奥地利经济学家，因其 1942 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闻名于世。他最著名的思想是「创造性破坏」，更广泛地说，是由创新推动的动态经济增长理论。

10.约翰·冯·诺依曼 (John von Neumann，1957 年去世)。匈牙利裔的通才，在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 (Oskar Morgenstern) 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1944)，开创了博弈论领域。

11.阿瑟·庇古 (Arthur Pigou，1959 年去世)。剑桥经济学家，其贡献包括《福利经济学》 (1920) 以及外部性及其补救措施 (庇古税)。

12.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1964 年去世)。奥匈帝国时期，波兰尼对经济史、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1944 年出版的《大转型》阐述了他的「实在主义」(substantivism) 观点。

第二类是那些 1969 年还活着但直到过世也没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包括至少 13 名学者 (列出了他们去世的年份)，他们肯定有拥护者。(波兰宏观经济学家 Michal Kalecki，1970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同年 4 月去世。被认为是「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加拿大经济学家 Jacob Viner、Frank Knight 和 Henry Simons 也于 1970 年去世。而诺贝尔奖不能授予去世的人。)

1.弗兰克·奈特 (Frank Knight，1972 年去世)。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最著名的著作是 1921 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

2.阿尔文·汉森 (Alvin Hansen，1975 年去世)。宏观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顾问，常被称为「美国的凯恩斯」，他因与希克斯一道提出的「投资-储蓄」和「流动性偏好-货币供应」宏观经济模型 (IS-LM 模型) 闻名于世。

3.奥斯卡·摩根斯特恩 (1977 年去世)。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与约翰·冯·诺依曼合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4.琼·罗宾逊 (Joan Robinson，1983 年去世)。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因其在垄断竞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1933) 以及由她创造的「买方垄断」(monopsony) 一词而闻名。

5.皮埃罗·斯拉法 (Piero Sraffa，1983 年去世)。意大利经济学家，因其著作《用商品生产商品》 (1960) 被认为是新李嘉图学派的创始人。

6.费希尔·布莱克 (Fischer Black，1995 年去世)，「布莱克-肖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的提出者之一，他本来肯定会与迈伦·肖尔斯和罗伯特·默顿共享 1997 年的诺贝尔奖，因为他们设计了一个包含衍生品投资工具的金融市场动态模型。

7.阿莫斯·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1996 年去世)。一位认知心理学家，毫无疑问他本该与他的朋友兼长期合作者丹尼尔·卡尼曼 (以及弗农·史密斯) 共享 2002 年的诺贝尔奖。

8.兹维·格里利切斯 (Zvi Griliches，1999 年去世)。作为西奥多·舒尔茨和阿诺德·哈伯格 (Arnold Harberger) 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他以研究技术变革 (尤其是杂交玉米的扩散) 和计量经济学闻名。

9.舍温·罗森 (Sherwin Rosen，2001 年去世)。劳动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学方面有着广泛的贡献，他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 1981 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明星经济学》以及他 1974 年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该文章概述了市场如何解决多维商品的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匹配问题。

10.约翰·穆斯 (John Muth，2005 年去世)。作为赫伯特·西蒙的博士生，他被认为是「理性预期」理论的创始人，他主要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阐述该理论。

11.约翰·加尔布雷斯 (John Galbraith，2006 年去世)。长期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是一位多产作家，著有《富裕社会》 (1958)、《新工业国》 (1967)。他同时也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以及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

12.安娜·施瓦茨 (Anna Schwartz，2012 年去世)。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 (NBER) 的货币与银行学学者，她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合著了《美国货币史 (1867—1960)》 (1963) 一书。

13.马丁·舒比克 (Martin Shubik，2018 年去世)。奥斯卡·摩根斯特恩的博士生导师，也是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合作者，他是在耶鲁大学长期任教的数理经济学教授和杰出的博弈论专家。

在这份名单上，人们当然可以增加更多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例如 (按照姓氏首字母顺序)：安东尼·阿特金森 (Anthony Atkinson，2017 年去世)、威廉·鲍莫尔 (William Baumol，2017 年去世)、哈罗德·德姆塞茨 (Harold Demsetz，2019 年去世)、

埃弗塞·多马 (Evsey Domar，1997 年去世)、鲁迪格·多恩布什 (Rudiger Dornbusch，2002 年去世)、亨利·哈罗德 (Henry Harrod，1978 年去世)、哈罗德·霍特林 (Harold Hotelling，1973 年去世)、尼古拉斯·卡尔多 (Nicholas Kaldor，1986 年去世)、雅各布·明赛尔 (Jacob Mincer，2006 年去世)、海曼·明斯基 (Hyman Minsky，1996 年去世)、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1973 年去世)，还有其他许多人。

最后，可能会有一份描述性的名单，列出今天还健在的著名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他们很可能在未来几年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大众媒体、预测领域、传闻和学术八卦中。首先，我们可以使用一份 21 世纪的克拉克奖的获奖者名单，他们将在未来几十年到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平均年龄。当然，鉴于过去的获奖者集中在相对较少的几所大学，人们也可以仔细阅读目前排名靠前的研究型博士教学机构的经济学教师名单。

也许，由于认识到过去 50 年来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人们可能会把网撒到欧洲更广阔的地方，同时更加认真地考虑南美、澳大利亚和亚洲经济学家的贡献。什么领域可能会出现让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承认其属于经济学范围并授奖的成果，尚未可知。毕竟，瑞典皇家科学院直到 1994 年才向博弈论学者颁发经济学奖，直到 2002 年才承认新兴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理查德·塞勒因「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获得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在 1969 年可能会让人摸不着头脑。2007 年为表彰「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基础」和 1997 年为表彰「确定衍生品价值的新方法」而颁发的奖项，也是如此 (衍生品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出现)。许多奖项的主题或子领域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贸易、时间序列分析、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经济发展和宏观经济理论。那么即将到来的是否还会有大数据或人工智能呢？

此外，不论是在过去 50 年还是在未来，在非学术领域还是学术领域，获奖都不仅基于成就，还偶尔有赖于好运以及评委是谁。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奥运会自由式体操冠军是如此，斯德哥尔摩的裁定也是如此。因此，一位成就斐然的提名者，可能会因为近年来在类似的经济学领域的获奖情况、政治风向、评委的背景和经验，或者其他一些未知因素而输掉或赢下奖项。尽管在某些方面可能引发不满，但由成就和机遇结合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并不都是坏事。正如有人——可能是威尔·罗杰斯 (Will Rogers) 或马克·吐温 (Mark Twain) 曾经说过的：「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赛马将索然无味。」

结论

经济学并不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为表彰那些「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而选择的五个领域之一。1968 年增设的这一奖项，最初居于二等地位。但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经济学奖的提名过程、选择标准、结果公布和颁奖典礼上所遵循的流程，与最初的三个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经济学奖得主的专业贡献和在某些情况下的高公众知名度，以及经济学领域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和所获得的认可度不断提高，经济学奖得主自己、经济学专业以及他们对人类福祉所做的贡献而赢得了实质性的认可。

本文展现和总结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人口统计数据、学术谱系，以及与其他获奖者的关系。在其存续的 50 年中，诺贝尔奖揭示了这 81 位获奖者的上下求索和交集，这构成了他们之间紧密的情谊，并展示了科学进步如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以不需要经济学博士学位也能理解的语言，阐述了少数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贡献、实践和政策应用。同样被认可的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一些同时代者，他们也提出了重要的经济学观点，尽管没能在任何一个 12 月飞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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