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性骚扰，三场破局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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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信息披露、职业禁入法案

公示车内性骚扰者，你支持吗？

一、日本之耻

熬夜看了一部BBC高分纪录片《日本之耻》。

这是一个日本女生的故事，而我，一个中国男性，为此夜不能寐。

故事主人公是伊藤诗织。她在纽约一个大学读新闻专业，课余在餐馆打工，2013年某日，偶遇来吃饭的山口敬之，日本一家大型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

“很兴奋，当时，我对他满怀崇敬，我也想成为他这样的记者。”伊藤诗织说。

山口敬之是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他以与首相关系密切闻名，比如，经常一起打高尔夫。

“你们招实习生吗？”“当然，一直招。”后来，山口敬之邀请伊藤诗织在东京一家小酒馆见面。

“我喝了一杯，忽然头晕，连忙去洗手间。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头靠在了水箱上。” 伊藤诗织认为自己被下药了，她说，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被强奸，于是说出第一句话——“好痛”（日语itai）。“但他没有停。我先用日语，再用英语骂。结果，他说：‘没关系啦。你被录用了。’”

伊藤诗织感觉到羞辱，山口敬之则说，一切都是在女方完全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之所以将女孩带回自己的常住宾馆，是因为女孩醉了，“我别无选择”，虽然女孩说要去车站回家。

山口敬之

记录片题目是《日本之耻》，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中最大的“日本之耻”不是那一夜，而是那一夜之后：

伊藤诗织致电东京强暴危机中心求助，电话那边说，除非来面谈，否则无法提供任何信息。这是日本首都唯一一家24小时强暴危机中心，服务1300万人，位于一个普通的住家房中，中心每年接听6000个电话，只有100位来电者会前来面谈。

即便当事人到了这个中心，也无法完成性侵取证，因为这个中心并没有“性侵取证套件”，而只能当面告知哪些医院有。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仅14个县的医院存有这些套件。

伊藤诗织向日本警方报警。她请求女警接案，但日本女警察只占8%比例，并不是那么容易找。两个小时里，伊藤诗织泣不成声，最终，女警察说：“我很为你难过，但我是一个交通警察，我不能受理你的案子。”随后，负责调查的男警察拿出一个真人大小的玩偶，让伊藤诗织躺在地上，摆弄各种姿势，重现事件现场，然后拍照。

从心理角度看，这是对女生的二次强暴。

在调取了录像之后，警方发出了逮捕令，可是调查却被一位高级官员叫停。《读卖新闻》罪案调查记者杰克·埃德尔斯坦说：“我从1993年开始报道本地警方，这种状况（搁置逮捕令）从未发生过。”

2015年5月7日，山口敬之在邮件中对伊藤诗织说：“如果你想诉诸法律，去吧，你绝无胜算。”

伊藤诗织心知肚明，“如果我指控这样的人物，我就再也不会有工作机会了。”但她做出了选择：花了9个月时间，进行调查，然后发起诉讼，并公开自己的姓名，以及事件经过。

这震动了整个日本。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极少公开谈论“性侵”。“这种事情公之于众太可耻了。”“这种事情闻所未闻。她肯定是个妓女。” 伊藤诗织家人的照片被挖出来，包括妹妹。有女议员说：“这个事情中，男性是受伤害的一方。”“想要睡个工作，但没有成功，那些女人的猎物要小心了，这就是事情的意义所在。”电视台主持人对山口敬之表示敬佩：“我不能忍受喝酒的女人，尤其是喝吐的。你能忍受已经很不错了。”

反对伊藤诗织的日本女议员

BBC披露的数据说：在英国，警方记录在案的强奸指控数量，每百万人510件；在日本，每百万人10件。

相差50倍。

日本千叶大学法学教授后藤弘子说，自1907年以来一百多年里，日本的强奸法案就没有变化。如此久远的原因是，在日本，历来不把对女性施暴看作严重的社会问题，强奸罪的最低量刑期比偷窃罪还短。“人们会说，忘记吧，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人们总说受害者是自作自受。”

伊藤诗织坚持，最终，她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被侵犯的女性站在了她身后。一些议员在议会直接质问首相：为什么搁置逮捕令，是否干涉本案？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在直面伊藤诗织之后，承认，目前只有41个强奸危机中心，距离每20万人有一个的国际标准（即635个）还有很大的差距。

安倍晋三也就此做出回应。

滴水无声，但汇聚成海洋，就可能引发海啸。“我同时经历了人的善与恶，但这总比保持沉默好。”伊藤诗织说。

BBC的纪录片说，第一个公开站出来的伊藤诗织撼动了日本的强奸法案。我在片中并未看到日本强奸法案的变化，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日本长期冰封的性侵、性骚扰领域，伊藤诗织打了一场个体破局之战。

她真正撼动的不是法案，而是人们对职场性侵犯、性骚扰（性侵的前奏）的麻木与沉默。

二、几无胜算

性侵犯与性骚扰紧密相关，往往同时、先后发生。在司法实践中，强奸罪裁判源远流长，但性骚扰呢？1974年，性骚扰的概念才出现。它在司法中表现如何？

看完这部纪录片后，我登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截至2020年5月，该网收入裁判文书总数超过9241万份，以“性骚扰”为关键字检索得到的结果只有803份。我把这803份裁判文书全部下载下来，归类分析，以寻找一个答案：

性骚扰的诉讼，在中国，是否也像日本一样，如山口敬之所说“绝无胜算”？

还没等分析完，我注意到两年前已经有人做过同类的工作，且分析结果已接近答案：在某基金会支持下，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开展了“对中国防治职场性骚扰法律法规和司法审判案例的研究”。他们检索了2010年到2017年底裁判文书网上的数据，在4460万份裁判文书中，关键词涉及“性骚扰”的有429份（是今天的一半多），排除大部分并非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的案件，真正涉及性骚扰的只有34例。

在这34例中，从判决结果来看，大多数情况下，性骚扰事实的认定只是附随于劳动争议解决的过程中予以处理，并非性骚扰受害者主动进入诉讼。有，且仅有两个案例，是以性骚扰受害者为原告对嫌疑性骚扰实施者提起的一般人格权纠纷诉讼，可是，这两个案件都因证据不足而被驳回诉讼请求。 

正如日本一样，受害人即便走向法院，也难以得到司法救济。

多少女生，曾经像纪录片中的伊藤诗织一样，手足无措，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2016年9月5日，甘肃庆阳一位高中女生李某因病请假，在教室公寓休息，晚八点左右，以探病为由，班主任吴永厚进入房间，吻嘴、咬耳朵、撕衣服，李某因病无法反抗，直到另一名老师到来，吴某才停止。

这件事被曝光后，吴永厚没有被停职，反而是李某被同学嘲笑、孤立，被老师们针对。原本开朗的李某陷入抑郁，后被医院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即便她多次尝试自杀，检察院仍认为老师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不予起诉”。

2018年6月，李某站在25楼准备自杀，结果下面一大群人起哄，要她快点跳。救援视频中，消防员本已抓住了女孩的一只手，结果女孩拼命挣脱，跳了下去。脱手的那一刻，消防员趴着大哭。

我们局外人恐怕很难理解，对于许多受害者来说，性骚扰是怎样的梦魇。

三、MeToo：集体破局之战

司法成本高昂、行动缓慢，只适合作最后的兜底选择，要解决问题，需要受害者们站出来，触动整个社会的关切。

2017年年初，美国优步公司被爆出对性骚扰毫无作为的丑闻。此后，在硅谷的科技圈，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站了出来，向媒体披露遭遇。10月5日，《纽约时报》报道，女星艾什莉·贾德等人指控电影大亨哈维·韦恩斯坦长期以来性骚扰女演员，并威胁强迫私了。

这次指控，如同一次导火索，此后，超过90名女星站出来说遭到韦恩斯坦性侵或性骚扰。是年10月15日，女星艾丽莎·米兰诺在推特上转发，并附上文字：“如果你曾受到性侵或性骚扰，请用‘我也是’（MeToo）来回复这条推文。”

出人意外地，通过社交媒体，“MeToo”运动席卷全球，包括中国。越来越多人借由这场运动发声反抗，成为了勇敢的“打破沉默者”——原来平静的水面下竟然暗藏着如此汹涌的波涛。2017年12月，“打破沉默者”当选《时代》杂志2017年“年度人物”。

2020年3月11日，韦恩斯坦被判入狱23年，纽约最高法院法官宣布，他将正式注册为性犯罪者。

四、制度破局之战：探索信息披露、职业禁入法案

如果说，自2015年起笃笃而行的伊藤诗织打了一场受害人个体的破局之战，那么，自2017年起的“MeToo运动”则是打了一场受害人集体的破局之战。

但是，这两场破局之战显然是不够的，以上案例，都需要个体去突破，但事实上，关于性骚扰，最缺乏的是社会制度约束。

一个理想的社会，不应让受害者像伊藤诗织那样去背负整个社会传统因袭的重担，也不应让受害者像“MeToo”里众人一样长期忍气吞声等待一次偶然的网络行动，而是在一个制度相对完备的日常中实现预防。

相比事后惩治之难，我们更要挑战事前预防之难。在个体、集体之外，需要一次制度上的破局。

2015年，中国青年报对1899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3.4%的受访者曾在公交车或地铁上遭遇性骚扰。

十天前，2020年5月10日，滴滴应用平台“滴滴公众评议会”发起了一个讨论《公示车内性骚扰者，你支持吗？》。这个已经104万人阅读的讨论，披露了四个典型案例：醉酒男乘客骚扰女司机、男司机谎称“老中医”借把脉骚扰、男乘客索要女司机微信、男司机播放不雅视频被投诉。

滴滴公司主动发起这样的讨论，着实令我惊讶。正如在日本一样，在中国，性骚扰仍然是一个禁忌话题，尤其对于企业来说，更是避之不及，生怕这样的话题给自己辛苦经营的品牌形成冲击。更何况，在出行环境中，实施性骚扰的可能是乘客也可能是司机，但不是滴滴这样的平台，如今，滴滴动用自身体系，主动、公开迎战性骚扰，是迄今为止我在国内企业界所仅见的案例。

滴滴公众评议会说道：“性骚扰事件不仅破坏公众安全感，还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如何预防性骚扰一直是国际难题。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在探索与性骚扰、性侵犯相关的信息披露、职业禁入法案。滴滴承诺：性骚扰事件一经核实，不论性骚扰者是乘客还是司机，平台都将从严治理。滴滴也希望探索公示车内性骚扰者的可行性。”

这次讨论附有投票。93533人参与，其中，88%支持公示，12%不支持公示。

大多数人支持公示，不过，我注意到里面有一个点比较尴尬：有4443人选择了“只公示司机，不需要公示乘客”。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的，一位在滴滴公司工作的朋友给我分享了一份报告：2019年12月5日，基于滴滴网约车和网约出租车所收到的37607件醉酒相关投诉，滴滴安全完成了2019年1-3季度《醉酒乘车安全透明度报告》并发布：在醉酒引发的1170件性骚扰投诉中，司机投诉乘客占比87.6%，乘客投诉司机占比12.4%。

这就是说，和我们平日的认知不同，乘客对司机的性骚扰远高于司机对乘客的性骚扰。比如，有这样一个案例：凌晨，一位滴滴女司机送乘客到达目的地后，乘客拒绝下车，先是抢走司机手机，强制结束订单，然后抱住女司机，试图猥亵，扯坏女司机衣服。好在女司机还有力气将乘客推开，得以下车报警。后来，警方和滴滴平台根据录音录像还原了现场，男乘客被治安拘留。

而这份统计中最颠覆我常识的点是：“男司机投诉男乘客性骚扰”才是最多的，占比52.9%。

比如，2019年4月某日凌晨，福州一名滴滴专车司机接到一位男乘客，上了副驾驶位。车开着，乘客忽然躺在男司机腿上，抱住司机，并触碰司机隐私部位，司机将乘客推开。到达目的地后，司机向平台投诉，而平台调取当时的录音录像核实后将该乘客限制使用叫车服务。

有点扯远了。收。

公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保护上，存在冲突。需要一个平衡点。

昨天，5月21日，全国人大代表刘希娅在刚刚召开的“两会”上建议：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资料库，并实现全国联网、公开，实时更新，解决犯罪嫌疑人异地流窜等问题；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工作岗位，不得录用有性侵犯罪记录者，如各类幼儿园、中小学、补习机构和培训机构。

这一建议旋即成为当天热搜。

同样成为热搜话题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黄绮的建议：建立性侵害犯罪人员风险评估制度，对评估风险程度高的群体实施更加严格的从业限制。“对管控人员进行电子定位，实行动态管控。”

在这个高度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

就在本月。2020年5月7日，南京一位9岁女孩梓馨落水得救后，被一名陌生男子带到深山中强奸后杀害，衣服被脱光。凶手单某作案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中喂狗，直到被警方抓获。

女孩遗体被发现处

司法判决显示，1988年生的单某，已经两次因犯强奸罪入狱，第一次是2005年奸杀了一位6岁半的女童，该案曾被当地媒体报道，犯罪情节与2020颇为相似。出狱后，他又因强奸罪入狱。第一次获刑10年，第二次获刑2年7个月。本月已经是他第三次犯案被抓。

这是一只游荡在人间的恶鬼**。为什么要让它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同一种恶呢？**为什么要事后才喊打呢？

1974年，性骚扰概念首次提出，距今近50年；2005年，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加入了禁止性骚扰的法律条款，距今15年；2015年，伊藤诗织开始不依不饶要一个说法，距今5年。

社会的进步是加速的，这些年中，局面渐次打开，原来的禁忌进入公共讨论，原来的肆无忌惮转入地下遮掩，原来的“毫无胜算”变得有些胜算……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从滴滴这样的互联网出行平台，到刘希娅、黄绮这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注意到了预防的重要性，开始探索信息披露、职业禁入法案。注意力的重心，在慢慢发生改变。

我们希望，这样的努力，终将汇聚成一股无形的力量，让那些蠢蠢欲动的作恶者有所忌惮，让那些有苦难诉的受害者多一点安全。善莫大焉。 

今天的话题，受害者大多是女性，我作为男同胞，恐怕很难做到感同身受，想来一定有不到位处，只希望本文的写作没有伤害到一些不该伤害的人。愿安好。

20200522，呦呦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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