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之父”未竟全功，人类能根除传染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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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丨唐山

全文共8781字，阅读大约需要25分钟

作为救助生命者，却成了残害生命者，恰好说明，错误的科学观的可怕。科学不是万能的，它总在不断发展中，而科学主义却把科学当成衡量一切的标准，动辄四处乱贴“不科学”“伪科学”之类标签，可不科学就该被清除吗？艺术、文化、爱、道德等，都不是科学，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科学是正确的，科学主义是错的。作为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索珀竟然没能过这道关。

在巴西塞阿拉的紧急墓地，人们正在埋葬一个因疟疾而死的婴儿。 

弗雷德·洛·索珀（Fred Lowe Soper，1893年—1977年）几乎已被医学史遗忘。

在互联网上，只搜Fred L. Soper，所得资料甚少，只有准确拼出似乎不太重要的“Lowe”，才知大略。幸亏南希·莱斯·斯捷潘，在这位科学记者（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荣休历史学教授）的著作《战疫：传染病能否根除？》（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0年8月出版）中，其中70%的内容涉及索珀，使这位智慧、勇敢却偏执、强势的人，被中国读者所了解。

斯捷潘本不想写索珀，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不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此外，索珀是争议人物——与其说他是名医，不如说他是专横的管理者。他坚持的Eradication（意为根除，或清零）,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如《战疫：传染病能否根除？》一书概括的那样：许多历史学家讨厌索珀，但很多专业医生喜欢他。

《战疫：传染病能否根除？》，作者：（美）南希·莱斯·斯捷潘，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0年8月出版。比尔·盖茨曾将本书列入推荐榜单，并称赞：“它可以让您很好地了解根除疾病的努力有多重要，尝试了多少种不同的方法而没有成功，以及我们从失败中学到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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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珀被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公共卫生领域最成功的实践者之一，赢得多项大奖。他一生与钩虫病、斑疹伤寒、疟疾、黄热病等传染病进行了艰苦斗争。表面上，索珀一直在取得胜利，但事实上，他并未Eradication任何一种疾病——1977年10月26日，全球最后一例天花患者被治愈，经两年核查，天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Eradication的病毒，可索珀未能等到那一天。1977年2月，他在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去世。

南希·丽思·斯特潘（Nancy Leys Stepan），美国著名科学记者，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她的作品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备受关注。代表作有《优生时代：拉丁美洲的种族、性别与国家》等。

人们赞美索珀的勇敢、坚韧、敢担当、组织能力强，以及他对贫穷者的悲悯，称他是“清零之父”；与此同时，人们又抱怨索珀偏执、强势、偏袒铁腕人物，如果没有索珀，滴滴涕（DDT）污染可能会大大减轻，人们不无嘲讽地称索珀是“蚊子杀手”（该称呼来自《纽约客》的一篇报道）。

索珀长期背负着“不会治病，只会灭蚊子”的污名，可对于许多第三世界的孩子们来说，索珀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索珀大量使用滴滴涕时，他并不知道，这一让发明者赢得诺贝尔奖的“神药”（早在1873年，德国科学家蔡德勒曾化学合成出滴滴涕，但瑞士化学家缪勒最早发现滴滴涕可杀虫，并赢得1948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缪勒被认为是滴滴涕的发明者），竟如此可怕。

科学不是终极真理，前人误入歧途、后人推翻前人认识本是常态。当一项可能造福人类的新技术出现时，是否应该大力推广呢，还是应人为抑制它的应用？这是无解的两难选择：不大规模应用，可能永远不知道它是否“安全”；可大规模应用后，确认它“不安全”，我们可能已遭受了巨大损失。

人类拥有理性，但拥有的只是“有限理性”。命中注定，失败、挫折、误会、困境将一直陪伴着我们。《战疫：传染病能否根除？》的妙处，就在于呈现出这种选择的艰难。科学之路上，从来不是只有成功者、拯救者，还有遍地炮灰。

虽争议重重，但索珀妻子眼中的丈夫是：“索珀博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索珀是一个谦虚、勤奋、来自堪萨斯州哈钦森的好人，他喜欢他的工作，坚持不懈，而且总是能笑。”

▌他更像个将军，而不像个医生

1893年12月13日，索珀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的哈钦森市，他的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母亲是一名教师，索珀是他们的8个孩子中的老三。索珀的兄弟中，很多人是医生。

索珀被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公共卫生领域最成功的实践者之一，图为他担任泛美卫生局局长时。

1914年，索珀大学毕业，2年后，他拿到胚胎学的硕士学位，1918年，又拿到芝加哥大学拉什医学院的博士文凭，此后加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健康委员会，当时“一战”刚结束，谋职不易，洛克菲勒基金会给出的月薪高达200美元，让人很难拒绝。

上班没多久，索珀就从前辈那里得到了一个重要教训：“与其天天写论文、搞研究，短时间内无法投入实用，不如把已有的研究普及开来，造福大众。”这成了索珀终生的信条。

1920年至1921年期间，索珀被派到巴西东北部工作，调查钩虫病疫情，在那里，索珀首次看到了糟糕的基层医疗条件和防疫管理体系。科学家早就知道钩虫病的发病原理，它通过粪—口传染，和蛔虫差不多，但直到今天，也没找到对付钩虫的特效药。钩虫病可能让患者永远丧失劳动力，最多时，全球感染人口达5.76亿。在当时美洲的一些地区，患病率竟高达90%。

一个九岁的巴西男孩，展示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人员治疗时，排出的钩虫和绦虫。

没特效药怎么办？只能尽可能隔离传染源，将患者与普通人分开，改造老式厕所，让穷人穿上鞋。这些都是老办法，索珀也没什么新招，但索珀是一个特别负责、事必躬亲的人，经常去一线调查。他发现，一位贫穷的女士在调查时说自己有鞋，可她只有一双鞋，去教堂时才穿。这让索珀坚信：传染病之所以肆虐，关键在执行。如果医生也能像军队那样有权威，就能将传染病清零。

不久，索珀被派到巴西南部，开设四个防疫站。防疫站的工作是将所辖地区分成片，每片配一名检查员，然后对片内居民进行挨家挨户的人口普查。登记人口到一定数量后，检查员告诉居民们何时检查和治疗。钩虫病治疗必须安排在清晨，主要使用土荆芥油和泻药，空腹时效果最好。患者排出的粪便中含有钩虫卵，必须收集、统计和记录，以评估问题的严重性，并确定是哪种钩虫在起作用。

在当时巴西，医生数量严重不足，许多社区根本没有医生，索珀想出了一个巧妙的主意：把防疫工作分解，只需简单培训，非专业的医务工作者也能参与到防疫工作中，而他们的效率不比专职医生低。

在具体工作中，索珀遇到三大难题：

首先，患者拒绝服药，他们终日劳作，担心服药给身体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新式厕所可以隔断传染源，但当地人拒绝使用。

其三，大多数患者营养不良，使他们更容易患病，如果基金会能多提供食物,会大大减少患者数量。

被治愈的钩虫病患者的复发率非常高，索珀说：“虽然在理论上讲，在特定地区清零钩虫病是可能实现的，但是实际上只能是接近于清零。”

在巴西的这段经历培养了索珀的外交能力，使他意识到：传染病并不只是医学问题，也是落后管理的产物。控制传染病不能只靠医学手段，还要靠行政手段。

1922年，索珀回到美国，拿到公共卫生硕士，并于1923年至1927年被派到巴拉圭等国，在那里负责钩虫病控制计划。

回到美国后，索珀又补了一个公共卫生硕士文凭，并参加了一个为期4个月的培训班，图为毕业时全班同学合影。

索珀是一个坚强、威猛的人，他有彻底战胜传染病的伟大理想，工作时一丝不苟。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更像将军，而不是医生。在索珀主抓下，钩虫病传染率明显减少。

▌“索珀工作法”遭遇困境

因成功控制了钩虫病，1927年底，索珀被提拔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区域代表，参与巴西的黄热病防治工作。

黄热病是蚊子传播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疾病。“黄”是指一部分患者的身体上会出现黄疸，“热”是一部分患者会发热。此外，患者还会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其中近一半的患者会在7—10天内死亡。民国时，因担心黄热病传入，一度引起全国紧张，但不知为什么，这种疾病只在美洲和非洲有，在亚洲很少见。当时科学家也不知道黄热病的发病原因，只知它是通过伊蚊传染的。

带有里约热内卢黄热病实验室照片的记事卡，索珀曾在这家实验室工作，下角的恒河猴是当时实验用动物。

1927年，黄热病病毒被正确识别出来，但尚未开发出疫苗。这年秋天，巴西农村开始出现疫情，可洛克菲勒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认为，1917年巴西曾成功控制了黄热病疫情，这种病“已从西半球消失了”，不必为此花精力。疏忽造成的恶果是，1928年5月，里约热内卢（当时巴西的首都）爆发了疫情。

在疫情中，索珀“写了一本关于有效根除的程序和人员管理的书”，这本书成为控制黄热病、疟疾的标准手册。

索珀的方法简单有效：将疫情地区分片管理，互相隔离，充分消杀外，清除积水，包括入户对居民储水设备消毒，填平所有可能积水的地方，连私人蓄水桶里都必须撒上一种叫“巴黎绿”的化学药，并组织灭蚊队，挨家挨户撒除虫菊酯。

这一方法被称为“索珀工作法”。

当时在巴西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检查员经常不得不骑马前往乡村，图为即将下乡去检查的索珀。

索珀事必躬亲，每天都下到一线检查工作，负责黄热病疫情防控的第一年，他的体重减了12公斤。一次军火库爆炸，下属没上班，侥幸躲过劫难，索珀听说后，以玩忽职守的名义，立刻将这名下属开除了。

为调查疫情在乡下传播程度，他派出大量乡村调查员，他们深入各村，穿刺不明死者的肝脏，看是否死于黄热病。此举引起村民们的愤怒，调查员经常挨打，甚至被杀害。

在索珀负责期间，巴西成功地控制了黄热病疫情，因工作太彻底，此后20年，连蚊子都很少能见到了。可巴西又出现了疟疾疫情，因为大多数防疫人员被索珀调到黄热病项目中，搞得精疲力尽，疏忽了对疟疾疫情的监控。

直到1942年，疟疾疫情才被控制住。离开巴西后多年，再没出现黄热病疫情，但这是不是索珀的功劳，还有争议。因为1937年，洛克菲勒研究所成功地研发出黄热病疫苗，仅在1938年，便有80万巴西人接种了它。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生们正在给巴西儿童接种黄热病疫苗。

就在人们以为黄热病在巴西已被清零，没想到，上世纪中叶它又卷土重来，这一次“索珀工作法”遇到了麻烦：热带丛林里的猴子也感染了黄热病，该怎么隔离它们呢？怎么预防它们患病后，从国外进入巴西呢？

“索珀工作法”成本高、投入大，很难堵住所有漏洞，可索珀看到的却是：除虫菊酯的效果不佳，当时只有日本出产，成本太高。他需要物美价廉且更“厉害”的杀虫剂。

索珀要求在边境线设置蚊子拦截点，对每辆经过的汽车喷洒杀蚊水，可蚊子完全可以从屋外飞跃国境线。以上三图为拦截点的状况。

▌终于找到了“神药”

1942年，一包重达100公斤的白色粉末送到纽约，被随意扔在角落里，无人关注，直到一名闲得无聊的化学家将上面的说明书翻译成英文。译文先是送到美国农业部，接着又转交陆军部。

陆军部眼前一亮——美军正受困于版疹伤寒，这是一种虱子引发的传染病，“一战”时，它曾在欧洲杀死上百万人。此外，据麦克阿瑟的说法，在战争初期的任何时候，他在南太平洋的三分之二的部队都患有疟疾。受疟疾影响，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不得不在1942年退出战斗，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修养，全师1.7万人中，1万人患上了疟疾。

美军急于找一种有效的杀虫剂，而那包白色粉末就是滴滴涕（DDT），瑞士科学家缪勒建议批量生产，认为它也许可以用来杀死羊毛上的飞蛾。既然能杀飞蛾，那么，能不能用它来对付蚊子和虱子？

美军选了两个养鸭的池塘做实验，一个放了DDT，另一个没放DDT。当天，有DDT的池塘中的蚊子就死绝了，一周后，另一个池塘中的蚊子也死绝了。

1943年2月，索珀作为防疫专家，被军方借调到埃及预防版疹伤寒传播，在那里，他发现军方使用的传统去虱粉效果太差——索珀使用后，反而患上了斑疹伤寒，因此住院6个月。出院时，美军已开始实验加入DDT的去虱粉，初期找了1000名埃及囚犯做实验，不仅效果惊人，甚至还有安眠的作用。这种去虱粉很快在埃及的黑市中流传开来，人们把它当成助眠药。

当时埃及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疫情，索珀组织人手，用含DDT的药粉给埃及民众“消毒”，成功地控制了疟疾疫情，图为消毒点正在给当地民众进行“消毒”。

于是，索珀大范围试用DDT——用手动喷射器，将含DDT的去虱粉喷洒在人们的袖子、领口和腰带上，用来应对疟疾疫情。DDT杀不死疟疾病菌，但能杀死传播病菌的蚊子。据索珀的同事记载：“我们在乡下给人们消毒，这一天，一个只有这么高的阿拉伯老人带着他的驴子过来，停下来和我们说话。我们告诉他在做什么，并给他消了毒。第二天，他又来了，说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彻夜安眠。”

在当时埃及，防疫人员须穿这种DDT药粉消毒后的除虱服工作。

美军开始无节制地使用DDT，占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时，因当地有斑疹伤寒疫情，美军给100万当地人“消了毒”，用的就是DDT，索珀亲自参与了这一项目。

1944年，索珀在意大利撒丁岛开始利用DDT进行他的第一次“清零”试验，岛上植被遭砍伐，4000平方公里的沼泽被抽干。1946年时，岛上尚有7.5万例疟疾病例，在大规模使用DDT后，1951年，岛上疟疾病例只剩9个。DDT不仅杀死了蚊子，连岛上的苍蝇也“突然消失了”。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陆军甚至研发出一种“DDT炸弹”，直接投到滩头阵地上，以防止美军士兵进攻时被病菌感染。美军攻占塞班岛后，为应对当地的革登热疫情，竟用5%的DDT溶液，将65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喷洒了一遍。

▌离成功似乎只差一步

“二战”结束后，索珀一度出任洛克菲勒基金会非洲和中东地区主任，因在巴西成功控制了黄热病和疟疾疫情，他于1946年赢得拉斯克医学奖，这是仅次于诺贝尔医学与生物学奖的国际重要奖项。

1947年，索珀出任泛美卫生局局长。

泛美卫生局是最早的国际卫生合作组织，成立于1902年，比世界卫生组织还早。索珀出任局长堪称众望所归，他在南美洲长期从事防疫工作，深得各国信任，它们纷纷出钱，希望索珀参与自己的防疫体系建设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也给予较多资金支持。在当时，泛美卫生局经济实力强，所以1948年加入国际卫生组织时，双方明确，人员、资金等由泛美卫生局自行管理，不受干涉。

在委内瑞拉，参与疟疾清零计划的喷药员入户消杀，喷洒的都是DDT溶液。

有资金，有南美许多国家的政府支持，加上有DDT这样的“神药”，索珀开始推进他的“清零”理想。许多人不理解，控制疫情需要花很多钱，“清零”投入更大，因为谁也不知道何时结束，每出现一个新病例，都要花上一大笔钱，是否得不偿失？但索珀认为，如果不“清零”，穷人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一旦疫情卷土重来，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医疗资源。与不断复发、不断抗疫比，“清零”是成本最低的解决之道。如果只是控制某种传染病，你就要在基层建监控网和防护网，每天都在花钱。

有人质疑说，与其花这么多钱去“清零”，为什么不把它用来建设乡村医疗体系？索珀则认为，乡村医疗体系只是看上去很美，可从事实看，一旦发生战争、饥荒，乡村医疗体系总是最先崩溃，结果又是传染病横行。

对于索珀的这些观点，洛克菲勒基金会深感疑虑。毕竟，传染病的种类太多，专注解决其中一个，会引发资源分配不平衡，最终还是低收入人群承受最大损失。双方理念不同，索珀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渐行渐远。

1947年，索珀开始实施他宏伟的“全球疟疾清零计划”，他推测，如果在每10间房屋中，能给8间喷上DDT，那么，4年内疟疾就会在全球范围内，被彻底清零。

索珀先从巴西入手，依然采取“索珀工作法”，将巴西分区，雇用了3.3万喷药员，共喷洒了286吨DDT，33.7万栋建筑物被消毒。1960年时，全球共有66个国家参与了索珀的计划，仅在印度便雇佣了10多万喷药员，每个喷药员一天覆盖10—12间房子。此前印度每年7500万人患疟疾，其中80万人死亡，在“全球疟疾清零计划”之后，因疟疾而死亡的人数下降为零。

“全球疟疾清零计划”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有专家估计，至少挽救了6000万人的生命），DDT比人类史上任何一种药物救活的生命都多，在医学界，人们称赞索珀是“无名英雄”，和青霉素的发明者弗莱明功绩相当。

在疟疾清零计划中，巴拉圭的喷药员正在工作中。

遗憾的是，到1963年时，索珀承诺的“四年清零”时间已到，各国政府给的钱基本花光，可离真正实现目标，仍遥遥无期。到1969年时，所有投资方都不肯再掏钱了。在一片指责和抱怨声中，“全球疟疾清零计划”只好暂停。此后索珀又领导过一些防疫项目，可根除疟疾计划失败后，世界卫生组织一度陷入信誉危机，索珀的声誉更是跌至低谷。

人们指责索珀，认为太喜欢和铁腕人物往来，不惜放弃原则，他的同事则认为索珀性格冷酷，“他总是穿西装打领带。留着那薄薄的小胡子和又大又长的上唇，他把我吓坏了”，“他非常冷漠，非常正式”。

索珀陪同当时的巴西总统到基层视察防疫情况，在铁腕总统的支持下，索珀的防疫工作开展顺利。

索珀则抱怨说，各国并没按他的要求严格执行“全球疟疾清零计划”。1959年，索珀巡视了泰国、菲律宾、印度等，发现那里的喷药员喷药时间不够，故意漏过很多地方，这让他感到“震惊”。索珀希望检查人员能入室消除一切积水处，这样才能避免滋生蚊虫，此举被多国法律所禁止，无法执行，但在当时巴西的独裁总统支持下，索珀梦想成真。

索珀曾对自己的儿子说：“我们过去在巴西，常常要在室外干一天活，如果我发现哪个部门负责人的衬衫没汗湿，我就解雇他。”索珀坚信，杀蚊子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他是：“如果你讲民主，你就不可能清零。”

索珀认为，如果“全球疟疾清零计划”能再坚持一下，地球上将不再有疟疾这种疾病了。但事实上，索珀的这一想法是错的。在人类漫长的抗疫史中，只有天花被最终清零，因为天花病毒的结构太简单，变异能力低下。据世卫组织的估计，根除天花的花费估价为 3 亿美元，所以1980年以来，全世界每年能够节省超过10亿美元防疫费用。

在墨西哥，参与疟疾清零计划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家用水罐，看里面是否有蚊子的幼虫。

然而，疟疾与天花不同，它可能出现在野生动物身上，且变异能力极强，即使在“全球疟疾清零计划”做得比较好的地区，后来也出现了疟疾疫情。有趣的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停止根除疟疾计划后，委内瑞拉继续推行该计划，该国疟疾发病率果然降到了零。

▌科学是对的，科学主义却是错的

索珀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

西方的专业医学工作者都称赞他的勇气、决心、执行力和崇高的理想。可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多讨厌他，觉得他为了消灭传染病，表现的像个暴君，限制了人们的生活自由，在政治上“不正确”。

索珀1928年拍摄的标准照。

索珀救了那么多人命，可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愿意给他写传，在国外网站，索珀的信息非常少，大家想尽快把他忘掉。他们认为，索珀患了“上帝病”，误把技术当成上帝，以造福他人之名，去掌控人、改变人。

这其中，涉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不同。最早对二者做出清晰界定的是英国著名学者以赛亚·柏林，在他看来，“积极自由”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去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指“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

以赛亚·柏林主张多元主义，他认为：“多元主义比较真确，因为它至少承认：人类的目标不止一个，而这些目标，也未必都能用同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其中有许多还不断互相对立抗争。”

持“积极自由”观的人认为：应该提高权力的使用效率，使它最大化地服务于人类，随意授予，如果个体不能很好地使用，反而可能产生副作用。比如把钱分给普通人，如果他用来吃喝嫖赌，不仅不是福祉，反而是毒药，不如把这些钱投资到公共项目上，大家都能从中获利。

持“消极自由”观的人认为：一切公共行为不应影响个人最低限度的空间，现实是，人们不需要一个索珀式人物来代言大家的利益，因为专业人也可能犯错。从人类历史看，太多项目的初衷是为了造福公众，可结果却伤害了公众，那么，该怎么问责呢？即使能事后问责，也于事无补。况且，专业人为掩盖错误，还可能利用知识引导公众走向更错的方向。所以，专业人应预留底线，使普通人有选择的空间。

以赛亚·柏林认为，片面强调“积极自由”，必然带来恶果。不过，也有很多学者不同意他的观点。

回到索珀的个案上，真正让他形象受损的是：1962年，美国记者蕾切尔·卡森的《沉寂的春天》一书出版，揭露DDT对环境、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巨大伤害，引发了全民对DDT的声讨。作为DDT曾经的巨大浪费者，索珀后来虽然表态应慎重使用DDT，却从没检讨过自己曾经的行为，也没就此向公众道歉。甚至在蕾切尔·卡森刚开始提出质疑时，索珀也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

在《沉寂的春天》中，雷切尔·卡森写到：“这些化学药品能够不加选择地杀死任何昆虫，不论是‘好’是‘坏’；能够使鸟儿不再歌唱，鱼儿不再跳跃；能够以一层剧毒物质覆盖在植物叶片表面或长期滞留在土壤中。”实验显示，DDT会损害人类的肝脏，还会影响内分泌，使人患上癌症，它甚至还会通过母乳传递给婴儿。

蕾切尔·卡森是当代最著名的环保作家之一，最早向公众揭开DDT的危害，推动立法保护环境，可惜她在56岁时被癌症夺去生命，未能看到她毕生努力变成现实。

DDT降解速度极慢，它的毒性能长期在生物链中传导。如美国学者巴克博士举例：用DDT杀灭榆树上的甲虫，榆树叶便会沾染上DDT，而榆树叶是蚯蚓爱吃的食物，于是DDT进入蚯蚓体内。蚯蚓被杀死后，尸体会被鸟吃掉，而11条中毒而死的蚯蚓就可以杀死一只鸟……

DDT如今被认为是永久污染物，其身影在南极冰层下都能找到。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DDT。

作为救助生命者，却成了残害生命者，恰好说明，错误的科学观的可怕。科学不是万能的，它总在不断发展中，而科学主义却把科学当成衡量一切的标准，动辄四处乱贴“不科学”“伪科学”之类标签，可不科学就该被清除吗？艺术、文化、爱、道德等，都不是科学，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科学是正确的，科学主义是错的。作为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索珀竟然没能过这道关。

不过，作者保持了相对公允的态度，在书中，既写了索珀取得的巨大成绩，乃至他高尚的人格，也写了他的方法的局限性，性格上的瑕疵。引发传染病的原因非常多，至少在当下，可能没有唯一正确的应对方法。

巴西塞阿拉临时墓地中，这些坟中埋葬的都是一次疟疾疫情中死亡的人，在库珀的努力下，巴西再未爆发大规模疟疾疫情。

作者不想在“清零”还是“控制”之间站队，她试图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专家意见也不统一。虽然不少人讨厌索珀，试图把他从历史中抹去，但本书作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索珀时刻”还会到来。

《帝国黯然谢幕:1918—1919年大流感与英国》

作者：尼尔·约翰逊 著，阿德莱德·朱莹 译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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