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人做回自己
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曾指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差:水浒英雄有一种突出的厌女倾向,而在冰岛传奇《埃吉尔传》(Egil’s Saga)中,虽然女性也经常被描绘得诡计多端、傲慢自负,不断搬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挑拨男人 …
一年前,丰县事件震撼全网时,有一位女性朋友向我发誓,她这一辈子都不会想去徐州。
半年前,唐山又爆出女性被当街羞辱、拖拽、围殴的事件,她说:“现在我终生不去的城市又多了一个——唐山。”
这并不只是一时气话,对女性来说,如果在一个地方感到自己的基本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自然最好尽可能离远一点。反过来,那些“女性友好型”城市,通常也更安全、更宜居、更发达,但这又是为什么?
撰 文 | 维 舟
责 编 | 施 杨
通常来说,如果一个城市适合女性生存,那么它通常对男性而言也是宜居的,但反过来就未必了。看看那些丛林社会、狂野西部,或许也不乏有男性乐在其中,但可想而知,女性在这样的地方将会生活得很艰难。
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一个地方对女性而言不宜居,那么它就是不宜居的——女性可以说是“矿井里的金丝雀”,她们的感受,比男性更能准确地测试出当地城市生活的品质。
事实上,城市化一直是女性的福音,这几乎是各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反复印证的定律。女性要想从保守、封闭的社区中挣脱出来,获得和男性平等的权利,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实现经济独立,而适合她们的职业,往往只有在那些大城市里才最有可能获得。
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社会,这一点在起初也是极难的:1870年,职业女性还不到全美非农业女性劳动力总数的7%,到1920年翻了一倍,而新涌现的职业大多都在城市里——百货公司售货员、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秘书等等。
到1970年代美国开始“去工业化”之后,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女性在就业上反而比男性更为有利,不难想见,越是大城市,第三产业就越发达。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回忆,她大学毕业的1970年,有一个颇具讽刺性的现象:“女性只要有学历,就养不活自己。大学毕业的女性结不成婚,找不到工作,顶多只能当当公务员或教师。”
因为当时向女性开放的职业大多都很低端,仍是个“女性很难养活自己的时代”,只有随着大城市的繁荣,才出现了越来越多适合高学历女性的白领职业。
有人曾观察到河北一个小县城里的现象:当地重男轻女,如果是男孩,家里往往从小就把路都铺好了,但也正因此,女孩们早早就意识到,要想得到好生活就必须努力考出去。随着近十多年来高等教育的扩张和城市化进程,当地优秀女性能走的都走了。其结果,使得当地婚恋市场越发失衡,大量男性都讨不到老婆。
工业时代的城市往往对女性不太友好,因为构成城市主体的就是以男性为主的产业工人,消费、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多样性都被视为次要的东西。徐州、唐山都是老工业城市,这一点恐怕未必只是巧合。
一位老家东北的女性朋友曾和我说,她大学刚毕业时在一家国企,同事大多都是男性,开玩笑时也很少顾及她的感受,每个人每天都穿着黑黑灰灰的,她偶尔穿得鲜艳一点还遭领导呵斥了,一年下来,她终于受不了逃离了。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作为全国城市化最早、也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实性别平等意识并不低,然而当地的城市转型却较为艰难。当一个城市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才能更好地满足女性的需求:职业的可获得性带来的经济独立、社会环境的相对平等带来的安心感,以及文化商业活动的繁荣带来的更好体验。
这种选择的多样性,对女性而言至关重要,有史以来第一次,能有这么大比例的女性可以自食其力,独立生活,并且还能活得很好。从这一点来说,女性是城市化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
总的来说,大城市都适合女性,这里不仅机会多,而且通常更接近平权,因为一个地方的流动性越大,就越难形成顽固的歧视。
2015年上海社科院的一份女性从业人员就业状况调查显示:近八成女性(78.9%)自认从未受过职场歧视,这一比例甚至比男性(77.1%)还高。虽然上海职场进入管理层的女性仍低于男性,但这种感受至少表明,上海的职场环境对女性是较为友好的。
也是因为大城市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好的环境,使人无须依靠他人也能活下去,其结果是:在全球各地,城市男女的单身比重都偏高。
全美有25%的人过着单身生活,但在大都会区则高达40%以上,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女性单身者更高:2010年,从未结过婚的女性数量占到了纽约市所有女性人口数的41.7%。
有些女性宁可与异地恋男友分手,也不愿离开纽约,原因是觉得这座城市才是一个更值得拥有的伴侣。
美国记者丽贝卡•特雷斯特在《单身女性的时代》中说:“大多数城市中顽强坚韧的一面,都来自长居于此的女性。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单身女性。城市为她们提供了更安全的庇护,反之她们也促进了城市的完善。”
她并没有夸张,只是说出了一个共生的良性循环:城市越是发达、宜居,就越适合女性生存,吸引更多女性,而那么多女性的涌入,又会反过来使城市变得更好。
对任何现代城市来说,女性群体都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消费在经济活动中比生产更重要时,女性的力量在重塑城市生活时很可能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相比起男性,女性对人身侵犯等社会治安问题更为敏感。我的女性朋友即便不在唐山,但在看完唐山打人事件的短视频后也深感不适乃至恐惧,那两天甚至都不敢单独上街。
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如果女性连基本的安全感都无法获得,那她很可能就无法在此安心地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因为对女性而言危险的环境,对孩子来说大概率也是危险的。
反过来,当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成为不可忽视的主体、城市建设必须考虑和重视她们的需求时,这座城市在生活的便利性、安全性、多样性,乃至职业发展机会和平权等方面就有望得到提升,营造更宜居的环境。
所谓“适合女性”,说到底是指向城市治理时能看到容易被忽视的非主流群体,愿意关注并满足不同人之间的不同需要——这其实都不单单只是“适合女性”,还包括孩子、残疾人等等。
作为一个成年男性,我是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才深切体会到国内城市在无障碍设施上与发达国家城市的差距。
像深圳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但在这一块却相当欠缺,“轮椅仙女”陈小萍曾爬上过世界屋脊,去年初却死在深圳地铁站的无障碍通道上。
即便不是残疾人或病人,一个女性如果带着孩子或提着重物,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发现处处不便。
去年在郑州访谈时,有一位受访者所说的话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澄清自己“不是女权”,但踏入职场几年下来,在和男同事交往的过程中却不时遇到矛盾:很多当地女性都半开玩笑地抱怨“私企没有孕妇”,不仅权利不完善(普遍单休,只有按最低比例交的五险,没有一金),而且当女员工提议辟出母婴室时,男性管理层都反对。
这些都让她不得不面对和思考,“姐妹们都不再是以前那样的状态了”,她自己也不断在学习,笑着对我说:“女性一旦有思想了,就会看不惯很多事情。”
尽管推动改变不容易,但至少市场的力量会回应女性的需求。以往的国内城市仍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思维,消费占比很低,但当消费驱动城市发展时,“女人的钱”是不容忽视的“她经济”。
经济学家陆铭在《大国大城》中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低的消费率”, 甚至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消费率在历史上的最低点,虽然连他都没提到女性拉动消费的重要性,但不用细想就能明白,购物环境要让人舒心地自愿掏出钱来,最重要的就是得讨女人的欢心,何况在中国家庭中,家庭日用、教育、文化等开支的决策权通常都掌握在女性手中。
事实上,现代都市的发展本身就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相辅相成。
《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中指出,17世纪的巴黎率先出现了一种新的城市模式,经济、文化和娱乐生活越来越富有生机,当时的外国游客普遍惊讶那里的女性所享有的自由,所有公共场所都向她们开放,引领着时尚,由此开启了延续至今的新潮流。
在国内各大城市中,上海的女性地位尤为突出,气质更为自信,消费上堪称购物天堂,这些不可能只是巧合——只有当女性对人身、未来都有足够安全感时,她们才能由衷地散发出自信,没有后顾之忧地去花钱、养育,而不必压抑自己。
至迟从1970年代起,女性主义的城市规划者就已提出了这样的设想:城市建设过程中应该听取女性的意见,注重以往被忽视的女性需求。这无疑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在城市建设的几乎所有方面,历来都是男性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推进的过程困难重重,但半个世纪下来,这些原则至少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中已得到普遍采纳并落实。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内那些对女性不够友好的城市,其实是历史的欠账,而这本身就在阻碍城市发展。
要构建一个女性友好的城市,就必须切实关心女性的需求:亲子设施、无障碍、安全、教育、购物、工作等等,都需要从她们的体验出发来加以提升或重建。在她们人生的每一个节点,诸如受教育、进入职场、结婚生子等等,都不至于因为身为女性而额外承受更多生存压力。
当然,尤为重要的是一种开放、平等的公共生活,让女性可以不受性别障碍地获得各种公共资源,并形成女性之间的自组织,以便在遇到问题时可以相互扶持。
总的来说,这需要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从女性出发并为女性所享,让她们能安全、自由地获得更多选择。
这能为整个城市构筑更公平地照顾到所有弱势群体需求的环境,不仅使城市更宜居,在这过程中释放和创造新的需求,当然也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所有人的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如果“发达”不仅仅指经济繁荣,也指社会整体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和文明程度,那么,忽视女性需求、没有女性参与,不管创造了多少GDP,确实很难被称作是“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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