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二环的三轮车上看北京

我在东二环的三轮车上看北京 | 人间

by 苏怡杰, at 12 May 2022, tags : 单车电三轮胡同运维共享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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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北京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世上没有一定之事，然后就是，人跟人之间终究怀有一点不那么情愿的慈悲。

配图 | golo

前言

2018年，我辞去了上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彼时，“零工经济”和“灵活就业”还尚未成为大众熟悉的词汇。

正值大国崛起之时，“新四大发明”（编者注：2017年诞生的网络流行词，具体是指高速铁路、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络购物）建立起巨大的自信，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仿佛就是外卖员逆行闯红灯、快递员不能准时把东西送到家，仅此而已。在和一些朋友的争论中，他们多把这些“大问题”归咎为从业者素质：因为素质不高，所以只能去做体力劳动，所以做了还做不好。甚至一度还流行过这样的叙事——不要讲述自己的不易，否则就是“你弱你有理”。土鳖而残忍。

我曾目睹过这样一个场景：4个人，分别是保安、清洁工、城市管理者、门面老板，同时揪住一个共享单车运维员，让他清理掉马路上四处乱摆的共享单车。我随即应聘了这个岗位。

从那时起，每年我都花上一段时间做体力零工，有时为期半年，有时一个多月，行业大都和城市生活构成相关——共享单车运维员，便利店店员，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我想厘清，哪些东西是个体性问题，哪些东西是结构性问题，以及大家能不能互相理解。可不可以不要再说什么“你弱你有理”了，大家都不容易。再说了，他们真的不知道对方不容易吗？——不知道个屁。

我的原则是，做零工期间财务能自负盈亏。因此，在那段时间，我曾因工伤无法劳动而身无分文，逃过青旅的房租，也吃过别人剩下来的面浇头。卷入得越深，我就写得越重；能做旁观者的，我就撒肩而过。不能免俗的是，我总会反复回味偶然的慈悲。

从去年开始，我明显感觉到，打零工的群体里，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被经济浪潮筛下来的白领群体越来越多。我一方面担忧，行业容量终究有限，另一方面又抱有希望——也许这些人的加入能够促进法规的完善，社会的平等。

我常想起一些同辈年轻人的脸：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受惠，尝到了第一剂的甜，去咖啡厅，看展，看演出现场，去便利店打卡，野餐，露营，养猫，像狗游上岸一样甩掉身上的水，捕捞到一些转化率高的醒世箴言、论证逻辑和生活方式，健完身后神清气爽并毫无新意地指责“个人贫穷是因为懒惰”……这些复杂的元素各自波动又彼此交织，日复一日地构成我们目之所及的时代。

现在，2022年，这些脸——也许是一张脸——开始在墙上逐渐黯淡下去。

人们开始意识到，彼此的命运依旧在未来紧密相连。

从零工开始的异世界生活 | 连载01

夜里12点，遍布精酿酒吧和西餐厅的五道营或方家胡同可能还没睡，炮局胡同醒着的只有猫。我蹑手蹑脚下楼，分两趟把2块50公斤重的蓄电池搬上自己的橙色电三轮。每块蓄电池能续航30公里，是拎起来之前需要给自己进行心理建设的那种沉重，提手勒得肉疼。

楼梯口到胡同的三四十米，堆满了自行车和杂物，仅够一人出入。我尝试让这段距离省力些，比如扫一辆共享单车，把电池放在车框内推行，可它实在太重了，没走10米就滑落在地上，外壳摔了个粉碎，所幸电芯和我的脚都问题不大。

2018年夏末，我是某共享单车公司北京朝阳区15个“夜班运维员”中的一个。白天领导在微信群里交代过任务——我需要在晚上开着电三轮，用内部工作软件找到至少20辆故障单车并送到停车点，就能得到150元工资，要肯多找，公司会按每辆5块支付报酬——这份工作有点像在北京城里玩手机游戏Pokémon GO（《精灵宝可梦》）：宠物小精灵随机分布在城市某处，你去屏幕显示的坐标捕获它。

待干预的车辆在工作软件的界面上是一个个闪烁的亮点，需要“干预”的理由包括失窃、低电量、未上报、以及非运营——也就是故障车。优先处理的是低电量和非运营状态的车，它们在地图上会发出求救信号的红点；随后这信号逐渐微弱，成为黄点，被标识为“120小时未骑行”，然后是“240小时未骑行”，到这个阶段，经验丰富的运维员就不会去找了，因为多半是永远找不到的；接下来它们会变成“480小时未骑行”，“720小时未骑行”，直到最后一点电耗光，在地图上成为灰点。

灰点也代表失窃车。在朝阳区范围内，系统判定有5452辆车疑似被居民故意搬回了家，比如离我20米开外，三里屯某小区6层楼中的一户就停着一辆，这是这个城市不特别体面的一个秘密，近在咫尺，我却找不到它。

另一些时候，工作软件显示单车就在河边绿地或路旁，却遍寻不得，有理由相信它已经被某位醉汉扔进了亮马河里；还有一辆坏掉的单车隔着某个非洲国家使馆的铁丝网和我面面相觑，我和门岗的武警战士对视了一眼，放弃了请他帮我搬出来的愚蠢念头。

那天晚上，离我最近的一辆出麻烦的单车在500米外——东土城路金孔雀大厦，系统里的故障备注是“链条掉了”。上一位使用者应当在开锁后不超过3秒就发现了这个问题，随即关锁、报错。然后我，也就是离他最近的运维员，赶来扫码、在“干预类别”上选择“链条损坏”，抬上电三轮，寻向下一辆坏车。

这份工作有时就像城市旅行——在神路街看到“永延帝祚”牌坊，这一端的旅途就该结束了，我开始掉头向北去和平里。

新一些的小区在晚上12点左右总有1/3左右的灯还亮着，老社区也偶有一两扇窗彻夜长明，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残留一丝白天的味道。我听不见任何声音，看不到人类活动的迹象，那些人们在夏夜里熟悉的空调外机声、鼾声、收音机声、电视声、炒菜声、说话声、麻将声……什么都没有。在最核心的北京，二三环之间的地方，我感觉好像身处荒野，打着手电沿地图上的光点向前走，心中莫名害怕，直到把车扛到和平里东街上，才呼出一口长气。

和平里这个地方总是让外省小青年带着些仰视，最顶级的那一拨儿领导人虽然不住这儿，但能在此地分到房的也算第二流的中坚力量了。在最混乱的时期，一些王孙贵胄也曾暂居于此，被抄家后，贺龙的子女曾住在和平里一区5号楼，另一栋楼里，吕正操的子女与之相邻。赫鲁晓夫楼社区相继破败的今天，和平里仍然保有安宁和秩序之美，中央交响乐团坐落在北街的树荫下，人行道旁类似街心公园的区域坐满了打桥牌的老人。

它具备人间烟火里一切好的要素——街坊，邻里，亲和，水果店，但巧妙而精密地摒弃了不好的东西——比如混乱的治安，小餐馆带来的油污，胡同里常见的吵骂，像给共和国的建设者们精心修建的一座属于50年代的苏州园林。

我把坏掉的单车拉回和平里医院对面的停车点卸下，花圈寿衣店的长明灯把四周照亮，人行道上停着几百辆损坏的共享单车。不时有人试图扫码，但一辆都打不开。然后几个同事开着厢式货车过来，把坏车逐一登记，再送到六环外仓库修理，修好了就重新调度投放进市区。

当运维员的初衷，是一场基于好奇心的游戏。

在半个月前，我还在一家胡同里的内容创作公司上班，同事温和、宽厚、富于耐心，老板颇有罗永浩式的激情与人格魅力，在冬季到来前宣布员工因租房打官司的费用公司全额报销，驱散了刚刚刮到干净明亮茶水间里的阴霾。

那段时间，我反复归纳、总结、收集、采访、倾听，学习如何写出一个好故事。我们常讨论彼得·海斯勒或者李海鹏怎么写，但多数时候面对的还是自己的境遇。

我是2017年冬季来北京工作的。做出这决定不易，看起来像是从众加入饕鬄盛宴，或是拉上已开动列车的门把手。我在10多平米的出租屋如同瑟鼠，感觉同路人分道扬镳，有人战战兢兢、哀鸿遍野，有人不再着眼于不能改变的事，然后说着“躬身入局”一类黑话进场。

与此同时，互联网时空中有什么东西正在剧烈变化，由那些通宵不灭的西二旗办公楼里传导至我们周围。一线城市与二线拉开距离，人在北京上海深圳说的事儿，和武汉长沙重庆成都说的已不是一种东西了。似乎各行各业都深受鼓舞，加班的人走过的街道，都洋溢着兴奋与力量。

来北京前，我便听闻地铁早高峰的恐怖，图省事儿，就租了公司附近的房，炮局胡同甲34号，房租一个月2450元，15平米，步行上班半个多钟头，公交车或者地铁都不顺路，幸好有共享单车，使我从家到公司的通勤时间能保持在一刻钟以内。

我租住在似乎是合法的房子，但我还是做好了随时被人赶出去的准备。我住在这里，努力体会着彼得·海斯勒和梅尔笔下的北京。

朋友们的反应有两种，一种是基于都市传说的浪漫想象。这儿曾是北京市局看守所，“老炮儿”们的西点军校，著名台词是：“镇西单镇东单的顽主，炮儿局全镇。”公交安保分局还在这儿，除了常有警车呼啸而过外，与其他胡同无异。

另一些朋友则表示羡慕，说居然只花了两千多就住进了北京的胡同。在他们的语境里，住胡同是有一种神秘感的，“胡同”构成了游客心中或宣传片里的北京印象，是另一个北京，是遍布着咖啡厅、网红西餐厅和Live House、古着店的北京。

许多原住民离开后，“头部时尚博主”们一夜间转战北京，找胡同房屋经纪人租下了专门改造过的loft，租金从七八千到数万。他们把生活记录在社交平台，说住胡同接地气，“北京人真好玩儿！”“遛鸟的大爷真逗。”“今天尝试了豆汁儿，我可真厉害！”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也热衷住胡同，有专门做老外生意的中介，一间稍微装修过的普通平房就要三四千。

不过，那股风还没吹到炮局胡同，这里住着的是打小儿就待在这儿的北京人、开出租或为了孩子上学的远郊北京人，还有修车修锁开便利店以及卖菜的外地人。

天气转暖，骑共享单车进胡同的人越来越多，堵住过道，惹得邻居纷纷投诉，公司行政不得不打印告示贴在墙上：请大家不要把共享单车停在门口，以免堵塞交通。

一些人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个新生的事物及衍生的规则，大有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之意，将从有记忆起就深受其害且怒不敢言的城市积弊顽疾一扫而空。他们苦公共交通久矣，经历过被拒载、找假币、挤地铁，因而极其痛恨违停或把共享单车扛回家的人——碰上就拍照去官方微博举报，“这里是城中村，不符合共享单车停放规范”；或者随身备一管胶水，随时灌在单车私锁的锁眼里；要么就拿肩去撞旁边逆行的单车——这是真的爱共享单车啊，生怕这生意被那些素质太低的用户给弄黄了。

不久后，胡同引进了街道物业，说要让居民在安保卫生方面享受和小区业主同等的服务，眼下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围追堵截共享单车进胡同，于是，围绕着这些单车，成了一场声东击西的猫鼠游戏。

就这样，新的职业出现了——共享单车运维员，在边界尚未划定的冲突高发期，这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工作，当街被人呼来喝去，商户、城管、环卫工人，谁都能吆喝上一嘴。人们还没有学会和共享单车共处，运维员沉默的三轮车斗里装着满满一车单车，从城市的一个地方拉到另一个地方。

我好奇这个庞大的体系如何运转——每天像是有无形的手如潮汐一样把车从地铁口分散到各个小区，再从各个小区聚拢回地铁口。没有任何职业比骑在三轮车上更适合观察北京城了——我想知道他们把车拉到哪里去，再从哪里把车拉回来。

主管的面试题只有一个：你开过电三轮吗？

我告诉他，我开过摩的（只有两个轮子），还驾驶过农用车（假的），以此证明自己是驾驶技术的熟练掌握者。如果这份工作需要用电三轮来举办F1比赛，我就是莱科宁。主管不置可否，直到我交了2000块押金后，他才放下心来。

“这车放外面不会被偷吧？”我开玩笑地问。

“一般不会。”

领到电三轮的那一刻，我兴奋异常。等把车骑回出租房后，却犯了愁。

像从来没养过宠物的人突然有了一只狗或者一只猫一样，我完全不知道该把这个2米多长1米来宽的东西停在哪儿。它的大小足足要占8、9辆自行车或半辆汽车的位置，可胡同里的空间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大马路边7点到22点禁止机动车停放，我想这规则也包括电三轮。我开始思考北京城里那些必须用三轮车干活的人都在哪儿停车，这的确是我从没想过的问题。来回走了三趟，我最终将电三轮见缝插针在两辆“瘸B乐”（北京人对残疾人三轮车的蔑称）中间。

第二日，我睡眼惺忪下楼看车，两位老大爷立即用手指向我——他们在谈论我，眼睛却不看我，彼此的脸冲着对方。

“是他的车吧？”

“对，就是他的车。”

“昨天晚上睡了半宿把我吵醒了，11点半一趟，4点半又一趟。”

我逐渐搞明白，是电三轮插拔钥匙时会自动播放提示“请您遵守交规注意安全”，夜里挺响，吵着人家睡觉了。等我走近，大爷说：“车是你的吧？放这儿一两天还成，明天你得挪走，我儿子回来要停车，平常都用小板凳占着呐，一天没摆出来你就给停上了。”

我连声说不好意思，他们这才终于停止关于我的话题，开始议论月盛斋的熟食，对著名京城老字号的今不如昔进行了一致的咒骂，过了一会儿，又突然问我：“这三轮车干嘛的？”我说，清理共享单车的，哪儿单车坏了没人骑我就过去给拉走。

大爷说，是该清理清理，满胡同都是，像什么样儿。

炮局胡同北边是国营的奥士凯便利店，有冷链统一配送的猪肉、鸡肉、蔬菜，没有鱼，南边还有一家私人的超市。老板微信名叫“豫往情深”，窗户上却贴着俄文——此地毗邻俄罗斯大使馆，那是一座克里姆林宫式的建筑，走在街上耳边仿佛就响起了《苏丽珂》，俄餐厅里坐着俄国人或者怀旧的中国人。

可往西拐，走两三分钟进了胡同，幻梦就醒了。常有俄国人来胡同里买菜，洋葱土豆胡萝卜，挑得细，有时嫌价钱高。再往里走，可就没有做生意的了，原本是有的，在点评网站的遗址上有些还是颇具人气的名店，现已全部关张。

胡同里大部分房子还是很便宜的，我租的房间不久前住的是五六个簋街的服务员，我花了大力气买墙纸家具改造，才把它打扮成正常房间的样子。砖横着盖，墙薄，省物料，没有客厅，公用厨卫，两间10来平米的开间为一户人家，设计使用期限20年，说是“暂时性的过渡”，但许多人也就在楼里住了一辈子。

住进去第一天，隔壁的大叔就对我说：“刚搬来是吧？规矩知道吗？来这儿要守规矩。”

胡同里最大的规矩就是停车，开车的人不多，能停的地方更少，车主都自觉把电话留在车窗上，筒子楼和平房间有块百平米见方的狭长空地，停了5辆车，如果最里边的车主打算出门，得依次打电话给前面至少3个人让他们把车挪开。

隔壁大叔的车有时处于多米诺骨牌的边缘，有时在中间，取决于回家的早晚。几乎每天早上，大叔都得被电话叫醒去挪车。“您稍等，甭着急”，言语间带着客气从容，由不得我不赞叹，脑子里重复着无数遍训练过的想象——北京话怎么讲？有里有面儿啊。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和我一样也是租房户，说在这儿开酒吧把孩子接来上学，或者是因为孩子来这儿上学顺便来开的酒吧。最后知道的是，他来自远郊的平谷。

最自由的是老年代步车，车窗上常贴两张纸：自家用、接送孩子。马路上没人查，还能占车位，以便儿子孙子偶尔过来过周末时方便停车。就算儿子没车，再不济，家门口总得占上，不然被人给占了，心里堵得慌。大叔对大爷们客客气气的，背后跟我说：“知道他们开的什么吗，那叫瘸B乐。”

我对北京不知所措，总睡不安稳，怕半夜有人踹门冲进来，也不知道如何跟本地居民相处，矛盾显得比其他地方更激烈些。生活中有老北京朋友，友善热情，但交谈中时常隐现对逝去日子的留恋。旧日为什么逝去？多少总和外来人口涌入有关，地铁上不文明行为一类是被网络讨伐的重点，得加倍小心。

有人盼动迁，也有人想搬进来，为了孩子上学。胡同里老有中介竖块牌子，写半句话，没头没尾：方家胡同，对口史家胡同小学，分司厅小学，房本14平，210万。旁边也看不着人影，意思可能是想要就打电话吧。有人说他们是囤房的，低买高卖，还有人拿以房养老的名义骗房子。胡同里本来就没听说过什么人真卖房子，这一来，就更不敢卖了。

不少电三轮把自己当汽车，走马路中间，我从不那样做。

北小街东四十条路口没有非机动车道，有一次我骑着车，大概是挡着人家路了，后面喇叭声让人心烦意乱。我拧电门加速，以为能从前方自行车和汽车间的空隙过去，发现错误时悲剧已经发生——自行车上的大爷被我带倒在地上。大爷穿着白色背心，自行车着实破烂，和真正的交通工具相比，更像是胡同里占车位的道具。

我连忙下车去扶，看见有血从大爷眉角流下来。

“你把我给撞了，你把我给撞了……”大爷捂着额角，不断复述这个事实，用北京腔喃喃自语，大概怕我抵赖，许是自己也需要对事实的一个确认。

我终于体会到常常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叫什么了——冬天来北京租房的头两个月的感觉，以及骑着电三轮在马路上行驶的时候的感觉——这种感觉叫慌张。

这种感觉和驾驶汽车发生剐蹭完全不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交通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法的——北京市交通法规禁止电动三轮车注册，车重40公斤、最高时速20公里以上的电瓶车等同于机动车，需要摩托车驾驶证、道路行车证——我一个都没有。

有些职业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刻起，就走在违法的道路上。虽然好些送快递的、送外卖的以及胡同里那些开“瘸B乐”的老头也这么干，可我又开始止不住地慌张，想自己不到1万块的存款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警察来了我会不会被拘留。不管怎样，眼下我都得以坚定而诚恳的态度挺过这一关。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送您去医院吧。”

大爷不作声，缓慢地整理自己系在车篓上的袋子。并没有东西撒出来，他反复清点袋子里的物品：一串钥匙，一个只能打电话的老年手机，几坨皱成团的卫生纸，几个空塑料袋。

马路牙子上聚拢来一堆看热闹的人，大都是帮歌华有线维护线路的农民工。我在出租房和单位门口都见过他们，这些沉默的迷彩服们把地面挖开，在胡同里制造尘土和堵塞，引来居民怨声载道。现在，轮到给东四十二条施工了，他们此刻刚结束一天的工作，提着去奥士凯菜场买回来的白酒馒头和猪头肉，脸上慢慢活泛起来。

“你给我拿300块钱吧，我自个儿去看，接下来没事儿就算了。”大爷说出了一个远远低于我预期的金额，我长出一口气，随即又陷入忐忑——我身上没带现金。

我问大爷，您有微信吗，我转给您。大爷摇头，“没有”。

我小声问旁边一位面善的工人：“实在对不起，能麻烦您跟我换300块钱吗？”围观者中他对我的境遇最为关注，能想象出在家乡，他肯定也是那种总在微笑、令人安心的人。大爷说300块的时候，他似乎也和我一样松了口气。他翻了翻自己荷包，问工友：“你有300块钱吗？”

同伴口袋掏到一半，停下，小声劝他少管闲事。

“拿过来吧。”他说。

工友点了3张红钞票给我，我微信转账给他。

大爷还在整理车篓，抬头说：“你先别走。”

旁边的工人们不停冲我比手势、努嘴，暗示让我赶紧走。我用眼神表示感激，等在一旁。“你留个电话，有事我还得找你。”大爷说。

我问了大爷的手机号，用自己手机拨过去，目送老大爷嘟囔着走进胡同。

我也曾在这里得到过掌声。

傍晚的什刹海总是挤满游客，附近的农民工服务员也爱来这儿抽根烟，几位大爷像水獭似的躺在水里晒太阳，对周遭一切熟视无睹。有拍Vlog的博主问：您不冷吗？水獭们高贵极了，压根不搭理。

我想加入他们，第一次下水时呼吸稍有不顺畅，一位大爷指着我：“不常游吧？你别游了。”看得出，他们对新人持谨慎态度，是好事。

不久后，我和其中的一位老太太搭上了话，老太太每天拖个小车过来，游泳兼买菜，知道我是武汉人，告诉我，她就是在武汉出生的，当时父母“在中南局工作”。

一天，我去什刹海散步，刚降温，风挺大，发现老太太已经下水了，因为一起游过几次，我知道她的泳速差不多是其他人的3/4，今天却被甩了一个来回都不止，而且泳姿已经不对了，没法自如换气，头抬得越来越低。我脱衣服跳下去游到她身边问：“没事吧？”她艰难抬起头，喘得一塌糊涂：“没劲儿了……”

我拉了她一把，勉强能带着她游，但心里没底。离我们最近的是一艘游船，大概隔了三四十米，上面坐了4个英国人，一人手上拿瓶青岛啤酒，我冲他们喊：“Help me!”

老太太还逞能，不肯上船，我说您嘴巴都乌了，呛了好几口水，消停点儿吧。老外人真不错，马上全速往这边开，扔了泳框下来，我们像抱着球的狗被拖回岸边。岸上的人都朝我们鼓掌，几位下棋的北京大爷说：“小伙子，今天真谢谢你。”

老太太起初连热水都拿不稳，后来慢慢缓过劲儿，找我加了微信。她把那4个英国人称作“俄罗斯游船”，然后又问我是哪儿人——“哦，武汉啊，我就出生在武汉，我爸那时候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小伙子，你做什么工作啊？”

我没想好如何介绍，含糊地说传媒行业，她又接住了——“我曾经是新华社记者”。

我感到她将自己想象成乐于亲近年轻人的、有风度的领导，讲话带有不合时宜地夸张和对大半个世纪前的浪漫化想象，交谈中过多地使用上个时代的书面语。她实际年纪也能让我喊大妈，但看上去是个老太太，衣着打扮显露出的半生际遇，不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过一会儿，她说要告诉我一个惊天秘密——她是某位伟人的私生女。

我很沮丧，确定她是老糊涂了。

给电三轮的蓄电池充电是强体力劳动，所以就得计算性价比，比如东边3公里某处有8辆车，但沿途没车，而西边2公里处有5辆车，路上还有3、4辆，那我就该先去西边。

同时还要和同事“抢车”。我常循着亮点来到某处，却发现空无一物，本以为是西二旗办公楼里那些程序员捣的鬼，但很快微信工作群里传来咒骂声，不止一人和我殊途同归——原来是有人在规定的上班时间之前出来上班，把坏掉的单车不知道拉到什么地方藏起来，然后在合法工作时间里再扫码消除罪证，其他人到亮点处自然就扑空了——他省力了，像猴子偷桃一样不知节制，可其他人也很难不觉得自己被当成猴耍了。

比如一个人在刚开工的半小时内就找到了10辆单车并且一次性扫码，就明显说不通。领导放话严查，可这人居然铤而走险，还拖着一车还没扫的坏车在街上跑。有一次他引起了公愤，3位同事像警匪片那样追赶地图上移动的亮点，最后也没能搞清是谁破坏了规矩。

尴尬事常有。西坝河附近有江浙沪城市群那么大一片亮点，我过去看，是一片类似驾校的地方，勾开铁门插销，瞧见荒地上停了上千辆各家公司的共享单车，我便像兔子啃胡萝卜那样，忙不迭把车往电三轮上搬。心里想，这样的话，每天我只用工作2个小时就能下班了。

门卫听到动静，拦住我，我把工作软件给他看，他对“运维员”一知半解，大概看我三轮车上有公司的Logo，就跟我说：“这儿是交警队的停车场，停事故罚没车的，下次就该拘你了。”

之后群里还有同事揶揄我，这么多车，为什么我们都不去拿？

是的，使用软件工作有点像在打游戏，会让人一叶障目，忽略常识。但游戏不会让人被拘留，顶多丢装备。

在三元桥霄云路口的牛肉火锅店大朵快颐后，我走出门，发现刚才停电三轮的地方现在是一块空地，我对自己说：搞什么鬼，公司可没有出共享电三轮啊！弯下腰想看看地上有没有纸条、卡片，被剪断的锁，粉笔写的字，或者其他能够给出提示之类的东西。没有，什么都没有，四周空空如也，电三轮车就像没存在过一样。

前后左右找了一圈，我确认它消失了，连同上面10多台损坏的共享单车、一个好故事、叙事弧线、剧本完成度、饱和投放、束腰、电动牙刷、素人博主、大V、MCN……全部一起消失了。

这是寸土寸金的东三环，不是大红门、天通苑或《法治进行时》里常出现的别的什么地方。我第一反应，车不是被偷了，而是因为违停被交管局或者什么部门抄走了。112给了我东直门外交管队的号码，电话那头说“明天来队里问吧，现在下班了”，又顿了顿，“不过我没听说今天在那一块儿抄车”。

警官要我第二天带上发票去派出所做笔录，我不敢让公司知道丢车，请求现在去看监控，万一是误会，天亮前就能找回来呢？警官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我知道再问下去殊为不智，只能嗫嚅着找补——就怕金额太小，不立案。

“立，两千块就立。”警官说。

我在工作群里向组长汇报了这个消息，沮丧地对几个朋友说，游戏结束了。

凌晨3点，我跟主管老高发微信，说车丢了。两分钟后，他回电话问车身编号，继而匆忙挂断。我想，马上就会有人通知我去办离职手续了。

早上8点，我又被老高的电话吵醒，他发给我一张GPS定位截图：“你去附近试着找找看，我马上就到。”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电三轮被哪个工作人员骑回去了？或者在交警队的停车场吗？一场误会的可能性最大——公司电三轮的特征太明显，有哪个盗车贼会优先偷公共汽车、校车或出租车吗？

截图上的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251号”，定位时间是“2018.9.12，8:57”，当前状态是“已静止19分钟”。北京妇产医院正对面，附近的地名不能给出任何指向性答案——印度代购非布索坦有限公司，短租公寓，益生堂药店，广禾堂月子食品——我的电三轮就在这些红色的居民楼中间。

我挨个搜寻附近的小区，鼻腔中交织着没睡好的头昏脑涨和深夏的草木清香。在一栋楼后面，赫然出现了一抹熟悉的橙色——那是多么可爱的橙色啊，我的车就乖乖地停在锁住的车棚的角落。

| 我第一眼看到失而复返的车，欣喜若狂（作者供图）

老高出现在后方，我欲上前打招呼，他比了个不要说话的手势，问我，在里面？我点头。他用眼角余光警惕扫视片刻，小声说，不要打草惊蛇。然后径直走进最近的单元，左右逡巡一番：二楼，就在这里观察。

有老人下楼，狐疑地看向我们，是那种无论碰到什么都会狐疑地看一眼的人，老高报以友好无害的笑脸。

躲了10分钟，确定四下无人，我们快步向电三轮走去。老高首先打开后座盖，“看看电池”——果然少了一个。锁被完全撬烂了，窃贼把两根电线绞断，撕开绝缘胶皮绕在一起作为动力。

“这帮人一般都是先偷电池，把车子藏在某个隐蔽的地方，等风声过了再来拿。先打110吧。”老高说。

我问他之前这种事多吗，他说有，但真不多，最远的一次车被弄到了廊坊。

“那能抓到人吗？”

“抓到过，但后续非常麻烦，一般追回车就算了。”

那天也许附近发生了其他什么紧急情况，110要我去找派出所，派出所电话没人接，再反馈，过了很久才来了个南方口音的警官，更像文职或户籍，看起来不常处理这类情况。

“我们觉得他偷完车之后，先把其中一个电池转移走，把车临时放在这里，可能过两天他会回来拿。”老高有些小心地对警官说。

“那些都只是你的个人想像。”警官用手机拍了两张照片，“明天10点，带上发票来所里做笔录吧。”

“哎哟，您这车怎么进来的，咱们小区规定不让进啊。”门房阿姨发现了什么似的，出现在我们面前惊呼道。

警官倒有些为我们生气：“人家报警了，小偷偷了车在你们这儿放了一夜。”

阿姨的北京腔里清白带一丝委屈：“是吗？那我可不知道，晚上不是我值班，没人呐。”

我打算第二天去派出所，老高欲言又止，有点难以启齿地劝说我放弃报案，因为在他的过往经验里，这多半是徒劳，还可能会给公司带来麻烦——我猜也许不是每一辆电三轮都和发票对得上号。随后，他又告诉我，根据规定，丢失的电池得自己赔偿。说完就看着我，等待即将发生的异议乃至争吵。

运维员有两位直接上级，一位是公司专员，一位是“外包方”的代表，也就是老高。他拥有劳动密集行业里近乎高贵的品性和涵养，和下属说话从来是商量的口气。这并不是职场上常见的扮红脸白脸的手段——运维员工作门槛如此之低，我们来或走，与管理者无涉，他完全不需要做这些。中秋节时，他曾为运维员们申请了月饼，并一个个送到工作点位。

我问过工友，之前的工作中他们从未收到类似的公司福利，可能原本也没这项支出，或是领导嫌麻烦而没有申请。

我不想让老高再为我操心，告诉他，我是写作者，因为想了解共享单车才来应聘运维员的。这种坦白十分自以为是又很愚蠢，正常人多半会视为麻烦而要我赶快滚。老高盯着我看了5秒钟，如释重负地笑了出来，神情有些不自然。和之前有些防卫的状态不同，他说每一句话前都思考一下，不是怕泄密，而是怕说了什么让自己丢面子的话。

老高给了我一个电话，并提出建议：“这个人是我老乡，也干过运维员，他有多余的电池可以便宜卖给你。”

| 我经历的几件小事（作者供图，朱寒烨\绘制）

北小街胡同口杂院里有个修车摊，关了大半年又重开张，有路过的街坊打招呼。

“哟，还开着呐？”

“开着呐。”

我去换锁头，有点忐忑，从没去过那里，做好了被宰的准备。老板在工具箱里翻了翻，“哟，刚好有旧的，收你20吧”。

我问老板，旧电池朋友说600卖我合适吗？

“挺合适的，我拿货就得这个价儿。”

电池在南四环的十八里店。车过分钟寺，马路边出现了一个大型露天市场，菜贩脚前，地上菜根带着新土。再往南走，一头驴向我走来。

我问自己：这里算北京吗？

和老高比，他老乡显得涣散茫然。屋里满是潮湿的霉味和白酒瓶，拌鸡架的残骸在垃圾桶里，楼道里有人用电磁炉炒菜，大葱炒猪肺和土豆丝烹出经久不散的油烟。这是2017年冬天后北京仅剩不多的城中村公寓，租金1000块一个月，是那种适应了北京后而让我感到陌生的南方城中村。

我问他怎么会有多余的电池，他答：“那时候好挣钱，公司发的2块电池不够跑，自己又配了1块，现在不干了。”

这个解释和他的微信名反差很大——他的微信叫“保证一直这样干下去了”。他继续解释，和媳妇吵架了，媳妇嫌他每份工作都干不长，没拿上钱回来。我问他现在在哪儿干活，他愣了一下说：“现在不干了，没找到活儿，工资太低了。”

“找不到车，混着呗，一个月只有4500，再怎么干也就5000。”

他的话和我观察到的招聘信息多少符合。在共享单车企业招人最多的时候，有最勤奋的运维员赚过1万出头（每月），这样的好光景只有一个月，接下来就降到8000，6000，现在大部分人每天出勤至少6小时，只能拿到4500的底薪。但也暂时找不到更好的活儿，互联网企业烧一波钱，人就来了，钱少了，一些人留下，更多人去了其他正在烧钱的地方。

我想起有一次，刚出发就下雨了——秋天不该有那么大的雨，那就还是夏天。工作群里响起争先恐后的抱怨，其实是报备：是暴雨让我没法收到规定任务的单车。“十里堡的雨挺大”，“东坝也不小”，还有人发来了下雨的小视频。不一会儿，我这边雨停了，可同事们那边雨似乎越来越大。看到一条“我在三里屯躲雨，脚都泡得发白了”，我终于意识到，他们描述中的雨，远比实际上要大——因为三里屯离我不到1公里。我明白，他们中大部分人也不想干这份工作，只想收车回家。

我在老高老乡的公寓里坐了20分钟，偶尔有人大声说话，其余的时候这里沉默得令人惊讶，墙角堆满了二锅头，5L一大桶的那种。在北京的冬夜我也常给自己灌上几口，桶装酒和同品牌的瓶装酒不一样，它不能让人兴奋，只能让人眩晕，然后沉沉睡去。

我决定接下来几天在姚家园蹲守，不是为了将偷车贼绳之以法或者挽回损失，只是想知道什么样的人会在东三环偷一辆电动车，然后存在东四环的车棚里。他是哪里人，有其他职业吗，有家庭吗，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是偶尔为之，还是背后隐藏着金额巨大的盗销链？

我在北京妇产医院门口来回踱步，耳边传来号贩子的声音。

“要号吗？专家号建档，建档建档。”

“生孩子你得先建档知道吗？挂了专家号才能建档，我们这里连号带建档你给3000块钱就行了。”

“挂不到，早没有了，到明年都没有了，不信你自己去挂吧，回头还得来找我。”

也有人跟号贩子搭讪。

“早上开1个多小时车，6点就来了。”

“6点？三天两宿也挂不上。”

“刘为（音）的号有吗？”

“刘为，哪个刘为？同仁刘为北大刘为安定刘为。”

“哪个医生比较有名一点？”

“我们手上的号都是专家，都有名，吴亦凡鹿晗陈伟霆易烊千玺彭于晏谁更有名？”

大厅里有3个团伙，或者4个，也可能干脆就是1个。北方跟中原口音各半，有个号贩子右臂打着石膏，用绷带吊着，还有号贩子自己就是孕妇，如果不是主动上去找人推销，没有人会怀疑她不是个来就医的病人。

天快黑时，我发现了可疑对象，40来岁，不太干净，他在小区门口站了一会儿，和老高那天看见橙色电动车时的动作如出一辙，先是探头探脑，慢慢走到面前，发现锁是完整的，随即扭头疾走，跳上自己看到的第一辆公交车。我跟着在后门上车，他在车上显得非常紧张，刚到下一站又换乘后面跟上来的一辆车。终点站是五环外类似十八里店那种村庄。

前面堵成一片，他显得越来越焦灼，不时打量我和四周。我非常疲倦，在炎热的日头下晒了一天，所有的好奇心消失了。头一晚只睡了4个小时，我开始感到不安，觉得应该让这件事快点结束，不能在公交车上继续站下去。我喊司机开门，起初没人理我，过了两三分钟，这辆车还没能驶离站台，吱呀一声门突然开了。

我扭头跳下车，回家倒头就睡。我想，他在目送我离开。

醒来后，所有关于他面目的记忆都像被切除了。后来，我想，至少得让他赔偿电池的损失，不过不赔也就这样了，虽然事后想想应该这么做，却感到轻松极了。

我没能保护自己的财产，甚至纵容了犯罪，我给自己找了一百个理由：天气太热，跟过去有危险，报警太麻烦，是聪明的自保。

但最后，我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明明白白地放走了偷车贼。事实指向了我一直在回避的答案：我就是想放走他。

如果说北京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世上没有一定之事，然后就是，人跟人之间终究怀有一点不那么情愿的慈悲。

什刹海的老太太已经很久没找我说话了，朋友圈也不回复。头像换成了一张墓地的照片，人名后缀是“同志永垂不朽”，应该是她父亲，我在家属那一栏里看见了她。

我搜索这位老干部的信息，没有百度百科，找到了亲人建的网上纪念馆。网站还是上世纪的产物，付费的都是些老年人，弹窗通知下个月就停止运营了。

网页里简要地介绍了老干部的一生：抗战时期在晋察冀军区参加革命，随部队一路南下，建国后来北京，在中央机关党委秘书处和国务院做过副处长，最后去地方上离休，去世。末尾着重提到：在大军区禁烟局等党的秘密战线上做出过极为特殊的贡献。

老人留下4个子女，老太太是老二，住在北京石景山分配的宿舍，她的三弟留在地方学校，是经济条件不太好的知识分子；小妹去了美国。家人们很怀念这位革命者，会定期来留言版倾诉，有老太太的大哥写给父亲的诗：偶入革命缘书草，中原大学掩硝烟，字师坪上同文死，一段辉煌无人知。

另一条留言是老太太的小妹的，我找到了她的博客。这位美国华盛顿州劳动部门雇员写道：爸爸——我在美国时，常常看到一些白发的老人，每当看到他们，我都有一种奇怪亲切与震惊的感觉，因为我想到了您，在这个世界的西方，我看到了一些很像您的人。

我从这个家族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老太太的人生，她确实是新华社下属杂志的记者，CNKI能搜到她写过的稿件，最近一篇是在2001年采访某大学校长，以及某德国女士来北京减肥——那时这种事是能上新闻的。

“我只能像在大海边采摘贝壳那样，拿出几片敬献读者。”这是和她讲话风格一模一样的写作，在用过去的语言真诚展望未来。

2007年底，三弟暗示她精神出现了状况，“大姐还是不让人省心”，招来了老太太在评论中的咒骂，说他们是黑社会。

我感到不可思议——她告诉我的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大部分都是真的，或者整件事情根本就是自编自导自演，虚构了一个父亲和网上墓地（这可能性并不大）。但我唯一确定的是，她推着小车每天乘六号线去什刹海游泳。

最后一条留言里，我知道老太太为何不再出现了——她于2019年年底去世了。

就像被历史里钻出的一只小虫叮了一下，须臾间不见踪影，红肿却从皮肤慢慢泛起来。

北京是一个饱含心机和袒露所有毫不冲突的城市，我怀疑北京本质包容，什么人会在不包容的地方待上那么多年呢？我的睡不安稳只是把一些东西奇观化了。我还意识到，我们大惊小怪的，只是他们的生之日常。

我阅读过和平里的历史，在那些部长楼和中央芭蕾舞团之间，政界，商界，文艺界人士的年轻时代，他们经历过很多事，日后写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辛酸，对有些人来说痛苦极了。为了忘记，许多人四散各地，或者干脆出国。在该笃定时虚无，在令人痛苦迷惘之事上笃定，这是生存手册。

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遇到一辆晚归的出租车，司机大概就住胡同里，不知道是土著还是租房子的郊县司机，有时在上班前，有时在收工后，黑夜里，对面照来一束大灯，我就知道他来了。不论户籍身份，此刻我们要分享一条逼仄的窄缝，我把电三轮尽力弯到一边，问，能过吗？司机叼着烟，探头眯了眯眼睛，说：差不多。于是两车交会，胡同里复归黑暗，只剩下猫在人们在深层和浅层睡眠的交替进行中。

辞职那天，我去找老高告别，在附近请他吃了顿便饭。我问他吃烤鸭还是羊肉，他说：“都可以啊，不过我不太吃羊肉。”

我很好奇他的工资，他苦笑：“你猜我一个月拿多少钱？”又伸出五个指头：“5000，好在包三餐，还有几百块交通补贴。”说起来是领导，并不比运维员收入更多，非常累，不用去外面找车，但是要做统计数据报表，电话得24小时开机，万一有三长两短，得马上去现场处理。

老高是一个英俊体面的业务员，衣着整洁，五官清秀，他在邯郸近郊付了房子的首付（他家在邯郸最偏远的县城），7000一平，贷款30年，父母帮还贷。结婚时他妻子不仅在彩礼上让了步，还选择不去外地务工留在家乡工作，和父母一起带孩子，他对此不能更心满意足。他每个月的生活开销很少超过1000元，其余都打回家里，所幸那套房子在市场上表现不错，短短一年时间，房价已经涨到近万元了。

我建议他去广州深圳上海找机会，他肯干，心思缜密，容易获得更大的舞台。

“没办法啊，老婆孩子都在河北，如果家里有事，3个多小时就能回去看看。”

最后，我们在烤鸭店门口抽了支烟，握手告别。

编辑 | 沈燕妮运营 | 梨梨实习 | 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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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怡杰

90后写作者，酒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