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潍坊一医疗公司涉嫌非法代孕、贩卖婴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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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夏如初

2021-08-02 13: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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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澎湃新闻记者在山东省潍坊市对一家医疗公司涉嫌非法代孕、贩卖婴儿进行暗访。澎湃新闻记者 夏如初 剪辑 吴琪(01:31)

一声响亮的啼哭，婴儿呱呱落地，朱姐迅速编辑好文字，“母子平安，等我消息。”不出意外，3天后，她就能结束这笔大单，开始寻找新的“客户”。
朱姐四十岁出头，个子不高，看起来干练且时尚，让人丝毫联想不到她的另一个身份：贩卖婴儿的中间人。明着开了一家医疗公司，暗地里却做着非法代孕买卖婴儿的“生意”。

朱姐提供的合同书，该代孕服务名为“山东佰子生殖指定性别协议”。

由贩卖团伙主导，亲生父母假借“送养”名义贩卖刚出生的婴儿，成为一种越来越猖獗且隐蔽的地下交易链条——一个新生儿的价格从几万元到十数万元不等，包办出生证明，并逐渐发展出新的业务模式，游走在灰色地带。
近日，澎湃新闻根据“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提供的线索，在山东省潍坊市对一家医疗公司涉嫌非法代孕、贩卖婴儿进行暗访。

朱姐提供的“弃养孩子保证书”模板，孕妇将亲笔抄写。

当上官正义“签”完代孕合同，向朱姐表明自己“打拐志愿者”身份。朱姐一怔，片刻之后，她回过神来，手开始微微发抖。随后她表示，处理完家中事务后将去自首。
目前，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刑警大队已组成工作专班，依法立案侦查。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志愿者卧底一年，人贩浮出
“我先走了，我家宝宝特别认我，抱了才肯睡觉。”7月11日，上官正义第一次在潍坊见到了这个和他微信往来近一个月，打过数通电话的朱姐。电话里的朱姐，说话轻柔，慢条斯理，常把刚出生11个月的儿子挂在嘴上。
现实中的朱姐，四十岁出头，个子不高，画着精致妆容，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用一个略显夸张的白色蝴蝶结发箍固定，看起来干练且时尚，让人丝毫联想不到她的另一个身份。
时间拨回到今年6月11日，上官正义在微信上“卧底”一年之久的一个贩婴团伙突然“送”来了消息——“S，女bao，需要可聊。”

一些出售孩子的微信和QQ群

“S”，是行内黑话，表示 “ 送”，与之对应的“L”，则意味着“领 ”。这两个英语字母，对应两种身份，隔三差五就会在群里闪烁。上官正义介绍，这个婴儿贩卖团伙经营的微信群，约100人上下，因涉及到敏感词汇，每个月都会通知组建新群，但群里基本上是同一拨人，来自全国多个省市。新成员一进群，就被要求标注自己的需求，若不遵守执行，就会被直接请出去。
在这里，上官正义扮演着一个无法生育，渴望拥有女儿的女性角色，也因此当天被群里的一位“中间人”物色为合适买家。接下来的私聊过程中，对方用家属口吻表示，家庭困难，想给孩子找个好人家。见有购买意愿后，立马给了上官正义一个陌生电话，并称“微信不常用，联系这里”。随后，他接通了朱姐的电话，并加上了微信。

上官正义表示，朱姐手机微信中“宝宝找家交流群”这类群，实则就是贩卖孩子的群。

朱姐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自己手上有个7月20日左右预产的婴儿，“97%是女孩”。售价11万，医学生育证明打包价为15万。全程陪同，保证孩子健康，无遗传病史，“最早的一个客户，孩子都已经4岁了。”为了打消买家的顾虑，朱姐还表示，可以在交易当天一次性付款，但只收现金。
据其介绍，孩子的母亲吴晓婷（化名），今年27岁，大专学历，是本地人，有一个4岁的女儿，早前被严重烫伤，出现增生情况，需要做植皮手术，价格昂贵，这才想把肚子里的孩子卖了换钱。吴晓婷的丈夫也知晓此事，全程陪同照看。朱姐声称，自己经手的“货源”可靠，大多由亲朋好友牵线认识。但此后，她又称，吴晓婷已剖腹产2次，本次实际受孕周期也稍晚于预期，“（交易时间）需要稍微往后延。”
出生证明的秘密
从刚接触朱姐开始，她就多次表示，不建议打包购买出生证明。孩子紧俏，而证明“随时可以弄到”。
医学出生证明，是婴儿出生后“上户口”的主要医学依据。一般由具有助产技术服务资质的医疗保健机构，为本机构内出生的新生儿办理首次签发。

朱姐提供的一位买家办理的“出生医学证明”。

人证打包购买，意味着产妇要用买方的身份信息登记并分娩。虽然相对方便，但容易留下隐患。因此，交错安排办理出生证明，同行之间资源共享，成为该类贩婴团伙的惯用方法。
一方面，会给中间人带来更多利润——群里一份身份信息可卖到6至8万。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买方个人信息流出，降低了未知风险。用朱姐的话来说，产妇永远找不回孩子，才是“圆梦”的关键。
简单来说，就是A产妇卖掉了自己的孩子给B买家，C家刚好此前买了一个孩子且还没有出生证明，那A产妇就以C买家的名义分娩，并帮C买家买来的孩子办理出生证明。整个过程由买卖婴儿的中间人牵线完成。

根据朱姐提供的吴晓婷就诊卡信息，打印出来的检验报告单，上面写的产妇现年43岁。

吴晓婷就是人证分开办理的典型。记者从潍坊市中医院获取的检验报告单显示，她在医院登记的名字为张娟，现年43岁。据朱姐称，张娟家有个2岁的孩子，也是买来的，亟待这张医学证明办理落户。
上官正义向澎湃新闻表示，对一些年轻的女性来说，既不用在法律层面留下生育痕迹，也不用花钱打胎，是一件颇有诱惑力的“好事”。
经过前几次电话沟通和第一次见面后，产妇分娩和交易当天的常规流程逐渐清晰——孕妇一般早上入住医院，上午被推入产房，买家可选择候在手术室外，“检验”孩子是否健康出生。接下来的三天，孩子由月嫂照看，接受听力、视力、黄疸指数等新生儿疾病筛查。检查通过后，即可办理出院手续。出院当天，月嫂会先将婴儿送下楼，直接交给朱姐。朱姐抱上车后，连同孕妇亲笔所写的“弃养孩子保证书”一起转交给买家，同步收款，完成交易。

朱姐提供的“婴儿出生纪念卡”照片。

朱姐提供的一张婴儿出生纪念卡显示，就在6月底，刚有一名婴儿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出生。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吴晓婷将被送入潍坊市中医院生产和交易。

7月29日上午，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8楼，月嫂将男婴抱出拍照。

朱姐多次表示，自己和潍坊市妇幼保健院、潍坊市中医院等当地三甲医院的一些医生、护士很熟。因有代孕业务同步运作，加上弃养的孕妇多为年轻女子，这些“识趣”的医生护士们一般不会多问，也不会细查证件，只需口头登记信息即可。从信息登记、产前检查、住院办理和手术操作，根据医院轮班时间，有“专员”对接。就连负责照看的月嫂和看护人员，也都是“自己人”，“这些钱是不能省的，该花要花。”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张贴的“医保病人就医指南”。

而记者实地走访时看到，潍坊市妇幼保健院一楼大厅张贴的“医保病人就医指南”上明确写明：住院时需出示本人身份证，由接诊医师确认其身份后，住院部办理住院联网手续。
“最重要的就是宝宝如何抱走，其它环节都打点好了，都不重要。”朱姐反复提醒，“被警察抓到，我们都要完蛋。”并特意发来一张《国办发文：严厉打击代孕等违法行为》新闻截图。
由于此次将会是朱姐的第一笔跨省交易，她心里也没底，还建议上官正义直接开车接回上海，路过收费站时把孩子藏在脚边，“神色千万不要慌张”。

朱姐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医疗公司的非法生意
7月25日，原定计划突然生变。朱姐发来消息，“看来，你们和这个孩子没缘分。”不断追问下，朱姐告知，孩子可能存在健康问题，不能出售。同一时间段内还有另一名男童待产，但早有买家打包预定，“需要再等等”。
朱姐曾透露，这几年买养的需求很高，孩子相当抢手。她的客户主要来自山东省内，每年至少有二三十人来咨询，包括一些年轻的90后。大多数买家对婴儿的性别没有特别偏好，“只要孩子健康就行”。她的主营业务，其实是代孕中介，利润颇高。“送养”只是顺带，“因为这个违法，不好做。”
根据其所用的联系电话，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通过“企查查”查询发现，朱姐是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中一家名为“山东佰子生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佰子”），成立于2020年12月18日，主营“生殖健康”咨询——疑似为非法代孕、贩卖婴儿做掩护。这家公司工商注册信息中所留联系电话，正是朱姐的手机号码。
朱姐曾提到，一些代孕客户在后期成为了买养客户。上官正义此前曾实地走访其注册公司地址，他向澎湃新闻表示，该注册地与实际办公地不符，“楼道口就上了锁，灰沉沉的，不像有人进出的样子。”
为了进一步拿到证据，上官正义就以“考虑代孕”为诱饵，要求在7月25日交易当天抱一抱这个孩子，拍个照片，没想到朱姐爽快答应。
7月29日8时，暴雨袭城，朱姐开着一辆白色宝马SUV如约而至，载着上官正义先行前往潍坊市妇幼保健院，澎湃新闻记者尾随其后。

朱姐提供聊天记录截图，称潍坊市一家私立妇产医院某主任介绍买家。

朱姐提到，今天的买家是当地某私立妇产科医院的一名主任介绍来的，来自宾州，早在今年5月就购买了一个女婴，但孩子发育不佳被退回了，一直等到现在。据称产妇只有20多岁。
沿途，一位体型较为丰腴的短发女子也上了宝马车，朱姐称其为“助理”，并示意上官正义，“尽量别说话。”从过往的聊天记录截图来看，其疑似专门负责在医院陪同孕妇做各项检查。
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朱姐还语调轻扬地向该女子说道，“昨晚做了一个好梦，感觉有好事要发生。”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车流较大，下雨天更加拥堵，小小的地下停车库早已被停满。“客人早就到了，”兜了几圈才停好车，朱姐搂着助理，撑着伞，一路快走，直达门诊楼8层。没过一会儿，身穿黑色印花连衣裙的月嫂就抱着孩子出来了。当天上午10时许，按照上官正义的要求拍完照，朱姐表示孩子黄疸指数比正常值略高一点，需要留院接受蓝光治疗，让上官正义先行回家。
原来，这是她们使的一出“调虎离山”。据朱姐下午提供的微信截图显示，当天上午11时，买家就带着男婴一路驱车回到滨州。7月29日傍晚，根据朱姐发来的就诊卡号，记者跟随上官正义再次来到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8层，辗转了解到，登记产妇名为李艳（化名），现年30岁，已经出院。
住院部8楼为产科二区，出入病房空置较多，每间可住3名产妇，分别由一位主治医师和护士负责。朱姐曾提到，她安排的产妇都会入住一个单人房间，“说话比较方便。”
7月30日一大早，朱姐驱车前往青岛接待代孕客户，下午2时许匆匆赶回潍坊赴约，试图拿下这笔大单。
她向上官正义表示，自己有大把“优质资源”，均为来自山东省省内的女学生，本科以上学历不少，可以根据要求匹配，“包成功，零风险，保证满意。”一口价95万，包含女学生的代孕“辛苦费”。从取精、移植到检产等，均在全国连锁医院进行。她提醒，暑假期间，不少女学生在异地旅游，手上刚好有一个，“我去做做功课，尽量8月底开始（代孕）。”
朱姐提供的合同书，由其所持有的“山东佰子”提供，该代孕服务名为“山东佰子生殖指定性别协议”，双方按个人名义签字并按下手印，合同即可“生效”。
记者注意到，合同中有一项甲方自费项目为“出生证费用”，为1万元。朱姐表示，这是给医生的“红包”。
“签”完合同，证据掌握充分，上官正义随即表明自己“打拐志愿者”身份。
朱姐一怔，片刻之后，她回过神来，手开始微微发抖。
朱姐自称硕士毕业，学习艺术，曾是一名老师。和现任丈夫再婚后，因无法受孕，开始了长达10年的“寻子之路”，偶然走入了代孕中介这一行，逐渐拓展业务。那位在群里为她招揽生意的“中间人”，曾帮她代孕，两人由此逐渐成为合作关系。
劝朱姐自首的过程中，门外正巧停着一辆警车，不远处，一位老人正绘声绘色地给牙牙学语的孩子讲故事。而朱姐的孩子，至今还没开口叫“妈妈”。
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值得关注的是，该事件中，朱姐明着开医疗公司，暗地里疑似从事非法代孕、拐卖儿童，隐蔽性很强。
7月30日傍晚，朱姐表示处理好家里情况就“自首”。随后，澎湃新闻记者跟随上官正义来到“山东佰子”注册公司所属辖区派出所——奎文分局东关派出所报案。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拐卖儿童？”一位王姓值班民警翻看签署的代孕合同后直接退回，并表示，应向合同签署时所在辖区派出所报案，或向当地卫健委举报。
8月2日上午，上官正义收到了来自潍坊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相关负责人的反馈信息，目前，奎文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已组成工作专班，将对该医疗公司是否涉嫌非法代孕、拐卖儿童一事，依法立案侦查。澎湃新闻将持续跟进此案。
代孕公司不该成为非法送养的“法外之地”
“圆梦”，是婴儿贩卖团伙营造的巨大假象。一直以来，朱姐始终认为，“这是‘收养’，不是拐卖。”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暨副秘书长袁彬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在职业贩婴团伙的主导下，新生儿父母假借“送养”名义，出卖自己的亲生孩子，换取高额利益，是目前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中比较突出的一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的规定，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如果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根据我国刑法第240、241条的规定，孩子亲生父母涉嫌拐卖儿童犯罪，收买方涉嫌收买被拐卖儿童罪。
买方市场活跃，使贩卖行为有利可图，是拐卖犯罪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
一直以来，主张对拐卖和收买两方做同等量刑的呼声很高。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并规定，收买妇女儿童，一律入刑，但可视情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条例适当提高了从宽处理的门槛，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的处罚力度，但总体来看，买方受到刑罚的力度仍然较小。
袁彬认为，收买是拐卖的动因，需要严惩买方，加重刑罚，才能从根本上打破供需关系，提高犯罪成本，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研究会副主任葛绍山向澎湃新闻指出，无论是“弃养孩子保证书”还是“生殖指定性别协议”，其内容均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人贩向买家所承诺的，无法从法律层面得到保护，其实风险是很大的。”
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创始人、北京安盟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张永将向澎湃新闻指出，事实上，我国早已出台了规范的“收养制度”， 收养子女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但部分人宁可铤而走险去买一个健康的孩子，值得深究。
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1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孤儿23.3万人，其中社会散居孤儿16.9万人。2019年，全国办理收养登记13044件，其中内地居民收养登记1.2万件。
非法送养黑市猖獗，合法领养却冷冷清清。张永将认为，一方面，被遗弃在爱心福利院场所的部分孩子，存在一些先天性或者基础性疾病，导致有“养儿防老”等传统思想的失独或者无法生育的家庭不愿意领养，但又达不到正规途径的收养门槛。另一方面，对没有经济来源的意外怀孕女性，相关部门的对口帮扶机制仍然不够完善，导致这些法律意识薄弱的女性容易被人贩团伙哄骗。
“收养制度需要进一步细化考核标准，增设相应程序，单靠法律一味封堵，无法解决底层存在的现实需求。”张永将说道。
本起案件背后，“关系网”盘根错节，给贩卖网络撑起了层层“保护伞”。
袁彬表示，监管不该变成形式主义。合法收养关系的建立，需要各个环节的监督机制互相作用和配合，不该仅停留在文件这样走马观花式的检查层面上，“20多岁的年轻女子堂而皇之变成40多岁的中年妇女而无人察觉，正大光明拿到医学出生证明，实际上是假借合法的形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卫生、公安、教育系统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提高警惕，继续加强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虽然我国的收养制度还在不断完善，包括针对拐卖婴幼儿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不断进步，但立法永远都是滞后的，需要实践、时间以及专家论证。“目前来说，还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张永将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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