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思想的四次剧变之一：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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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思想的四次剧变之一：黄帝内经

作者：棒棒医生　　健康中国人网

一般印象，中医理论是一种超稳定的封闭体系，几千年看不到变化和进步的迹象。实际上，支撑这一体系的医学思想已经历了四次剧变，看似超稳定的理论体系其实早已面目全非。非常遗憾的是，这四次剧变带来的并不是进步。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此演变做一梳理。

第一次剧变：《黄帝内经》，从观察到思辩

1.商代医学

《黄帝内经》之前的医学，总体特征是经验加巫术，基调是观察，少有思辩。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医学始于甲骨文。距今大约3300年左右，迄今发现近20万片甲骨，单字4000多，据说破译了一半。从破译的甲骨卜辞来看，商代的医学虽然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已经有了可贵的原始观察。这种观察首先体现在体表部位，是对人体结构最朴素的认识。如：“首”，象侧面头形；“耳”“目”“鼻”“口”“手”“足”“趾”“眉”等，皆如其形；“舌”，如舌从口中伸出；“齿”象牙从口中露出；“项”、“肱”、“身”、“臀”、“膝”、“腋”等，皆在相应形象后加指示符；有骨架和脊柱骨的象形；“血”，象在祭祀时将血盛于器皿之中；“尿”，人前加水点；“屎”人后下数点；“泪”，象目下垂泪。“心”有特殊意义，形态如倒垂之莲花，难得还有心腔结构，这是已发现甲骨文中唯一的脏器名称，其他脏腑和经络穴位之类还没有发现，表明商人的好奇心已经开始深入人体内部，至少剖开了心脏。还有不少反映生育功能的字，如“孕”象腹内有胎儿；有左为床形，右为孕妇，表示孕妇待产；“冥”用手撑开双腿接生；“乳”状如母乳儿，栩栩如生，简直是一种观察记录。这种由表及里，由结构及功能的客观观察和记录，正是“医”作为“学”的开端。商人对疾病的认识非常朴素，主要按部位命名。有40种左右，如“疒（疾）目”，“疒首”、“疒耳”、“疒自（鼻）”、“疒口”、“疒齿”、“疒舌”、“疒手”、“疒肘”、“疒胫”、“疒止（趾）”、“疒足”、“疒身”、“疒腹”、“疒项”、“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疾子（小儿病）”、“疾育（产科病）”、“疒软”（软弱乏力之疾）、“疒旋”（眩晕之疾）等。这些病名与后世中医辨证完全不一样，不含有病因意义，更没有思辩因素，只是客观描述。对疾病的记载也很写实，没有病因病理的臆想分析。如“疒首”：“甲辰卜，出贞：王疒首，亡。”说商王武丁患有头痛病；“疒目”：“贞：王其疒目。”武丁还有眼病。商王武丁既有头痛，又有眼病，很可能和曹操一样，得的是青光眼。因为对病因病理的无知，又没有建立起风寒暑湿燥火的万能解释体系，商人面对疾病不免疑神疑鬼。“疒耳”：“贞：疾耳，佳有？”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疒齿”：“贞有疒齿不佳父乙”意为患齿疾，是否为父乙降祸。“疒舌”：“甲辰卜、古贞：疒舌，佳(有)”得舌病，是否为祸害。“贞，妇好佳出，疒？”妇好鼻子长出肉，是疾病吗？这被认为是世界上首次见载的鼻息肉病例记载。在一片疑神疑鬼中，偶尔会有大胆神奇的想象，如“龋”形如牙齿长虫，这不可能是实际观察的结果，而是理性想象的结果。中国医学史家认为这比埃及、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的龋齿记载要早1000年左右，实际上人家早就有此认识。理性思维结合观察是医学进步的不二法则，字看起来像花盆里长出一朵小花，以观察为基，长出的理性之花，它曾经在古老的甲骨文里绽放过。放在世界的范围看，商代医学远谈不上先进。早在5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创始者苏马连人对人体的认识已经深入内脏，并建立了以肝和血液为中心的系统的医学理论。4300年前的巴比伦人不仅有先进的外科手术，更出现了惊人的病例观察记录，如肺结核：“病人常常咳嗽，痰稠，有时带血，呼吸如吹笛，皮肤发凉，两脚发热，大量出汗，心乱。病极重时常有腹泻……”这种观察入微的病历记录被希波克拉底所继承和发扬，是西医得以不断进步的根本所在。中国传统医学在甲骨文以后一直到明清，都缺乏足以媲美的基于周密客观观察的病案记录。古埃及的医学更先进，不仅有原始的解剖学，也已经建立了以心脏为血液中枢，呼吸为生命中枢的理论体系；并且认识到寄生物（包括寄生虫、昆虫和看不见的虫）是疾病之源，中国要到明朝的吴有性才隐隐约约猜到这一点；在诊断学上，除了脉诊、望诊和触诊，已经有了听诊；在史密斯（Smith）纸草文（距今约5000年）中，按检查、诊断、预后、治法的规范格式记录了50种外科疾病，其中对各种疾病预后的推算显示了高级的病理观念；已经认识到脑是精神官能之所在，联想到中医直到今天还坚持“心主神明”，令人浩叹。古印度解剖学与中医相当，比较幼稚。但古诗歌集《梨俱吠陀》距今约6000年，已经记载了千种以上的药草（4000年后中国最早的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才有365种药物），有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三元素体液病理学说为核心。《妙闻集》距今约3000年，和甲骨文差不多时代，其外科成就已经非常惊艳，记载了101种手术器械，有大量高难度的手术，如白内障摘除，小肠修补，结石切除，尤以鼻成形术著名，几乎达到现代外科水平，令人惊叹。

2.马王堆医书

商代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的医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可以从14部马王堆简帛医书中一窥大概。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观察上，观察突破了体表，出现了解剖学。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实际上是中医关于血管系统的解剖学。以最古老的《足臂十一脉灸经》为例，它观察到位于四肢和头面深部的11条较大的血管（尽管未分动静脉）：足泰阳温、足少阳温、足阳明温、足少阴温、足泰阴温、足帣阴温、臂泰阴温、臂少阴温、臂泰阳温、臂少阳温、臂阳明温（其中泰通太、温通脉、帣通厥）等，并精细描述了每一条血管的起止经过路线。这些血管位于肌肉深部，为肉眼所不见，只有通过解剖，层层分剖皮肤、脂肪、肌肉、筋膜等结构，才能观察得到。如臂少阴脉，“循筋下廉，出臑内下廉，出腋，走胁”，翻译成现代解剖学术语就是，在臂部屈侧肌肉的小指侧缘开始循行，到达肱部内侧的小指侧缘，再向上到腋下，抵止于侧胸部。这是何等清晰的解剖学！以现代解剖学的精确观察，前臂实有8条主要深部血管分支：内侧之尺动脉与相伴的2条尺静脉，外侧之桡动脉与相伴的2条绕静脉，前后2条骨间动脉。《足臂十一脉灸经》观察出了其中5条，实为不易。中医最初的血管解剖学非常了不起！与其他民族传统医学比毫不逊色！

另一部书《五十二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包括外伤类3种、惊厥类9种、动物伤类11种、皮肤病类13种、泌尿系统病5种、肛肠病类4种、中毒类1种、神经系统病1种、消化系统病1种、鬼邪类病1种。大致反映了当时的疾病谱。对病因与商代动辄归于鬼神有很大不同，或基于身体所接触的外物（如动植物、刀剑等），或基于肉眼形态（如痔的形态和尿液的性状），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归因于鬼神（如小儿异常羸瘦归因于“鬾”），没有太多玄学思辩的东西。另外，《五十二病方》记载的痔摘除手术可能是中医外科史上的最高成就。

3.《黄帝内经》

中医若沿着甲骨文医学已显露雏形的原始观察和理性萌芽、马王堆医书进一步发展的解剖观察和临症实践的方向前进，未必就不能产生可以和古希腊古罗马媲美的古代医学来。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出现了，中医发展的巨轮戛然而止，从此转向，朝着深渊狂奔不息，无人能阻挡。

《黄帝内经》实属天才之作！它把之前大量零散如碎片的医学观察材料串联起来，构建出一个庞大完美华丽闭环的理论体系。它的天才构想如此超卓，它的错误才如此致命！错在哪里？何以致命？

我们从经络系统看。《黄帝内经》之前只有“脉”，而无“经”和“络”。“脉”只有11条，11是个很不完美的数字，11条脉缺乏对称之美，11条脉血液流向乱七八糟，11条脉互不相连，11条脉与脏腑不相干，11条脉虽有阴阳之名而无阴阳之奥义、11条脉没有配套穴位……所有这一切，《黄帝内经》均予以完美弥补：首先，补一条手厥阴心包经，11变成12，完美！每一条经脉配一个脏腑，完美！经脉之间全以支脉相连，完美！气血6条向心6条远心，绝对对称，完美！每一条经脉上缀着珍珠一般闪闪发光的穴位，完美！十二经脉至此阴阳、左右、上下、五脏、六腑一一对称的无比妥帖！再扩而广之，奇经八脉、络脉、经别、皮部……一起构成立体网络。这一网络远不仅限血管系统，更与五脏六腑，阴阳五行，宇宙万物全都一一对应。

甲骨和马王堆里的原始医学仿佛零散砖头，一夜之间变成华丽的宫殿。就这么成了。

关键是，这是怎么成的？

是因为实际观察吗？由大量而深入的解剖观察，甚至发明前无古人的生理学实验，而导致这井喷式的系列美丽发现？非也！我们看不到任何观察的记录，我们在后来两千年中也没有在观察中重现那些美丽的结构。这一切，是天才脑袋构想出来的！

这就是致命的错误！

我们把《黄帝内经》放在时代大背景中，可以看出其必然。春秋战国之际，百国动荡，七雄争长，诸子百家，奇花竞放，是中国学术思想大黄金时代。在那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时代里，诸子百家里居然没有医家的位子，可见，医家在当时还远远上不了台面，顶多是个屌丝；《黄帝内经》不大可能在秦以前面世。至秦汉，大一统帝国成立，但危机仍然四伏，捏合的版图随时会再度崩裂，这时，思想的大一统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秦始皇焚书坑儒，欲以强力的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结果秦帝国秒崩。至董仲舒，罢黜百家，吸收道法阴阳之精华，独尊儒术，获得巨大成功。董仲舒的成功在于他构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宇宙体系，这一宇宙图式以阴阳五行为经纬，把儒家伦常政治纲领“润物细无声”地敷布于天地万物，天与人合二为一。这一体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真正的“天网”，没有人能够破网而出！这正是帝国君主最喜欢的东西！君主的专制权力与社会的统治秩序，天与人，必须统一！《黄帝内经》顺应了这一时代精神。

董仲舒名著《春秋繁露》中关于“天人感应”一大段描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是故人之身首(上林下分)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岁终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

这一大段我们何等熟悉！董仲舒当然不是医学家，更不可能做过解剖等人体研究，他完全是对着儒家和阴阳家的经典，凭着神奇的想象硬生生敷衍出这一宇宙人体全息图景。《黄帝内经》几乎完全照抄这一大段天人感应的论述。

如《灵枢·邪客》抄得最为忠实：“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七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腘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相应也。”

但是，对人体，靠这种思辩推理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认识的！关于人体的骨骼，是三百六十或三百六十五节，根本不需要迎合“天之数”。解剖一具尸体，一块块的笨笨地数，远胜于神经兮兮的哲学推理。既不是360，也不是365，而是206！哲学的思辨貌似巧妙无比，貌似无懈可击，貌似自洽天合，可是，事实就是事实，206不因为哲学的“美妙”就会变成365。然而，大势已成。儒家一统天下，内经也一统中医理论，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两千年无数医家，闭着眼睛一齐喊，人体骨骼就是365块。儿科之祖钱乙大师拍着脑袋论证儿童时期就是365块，法医之祖宋慈理应最富有观察精神，也闭着眼睛说，嗯，就是365块。连中医解剖学最高成就的具有改错精神的王清任大师，也没能发现这个错误。这一错误一直持续到西方解剖学传入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纠正，中医不好意思说中医的骨头不是西医的骨头，大家装着没有这回事，不提就是了。

以思辩代替观察的医学就是如此荒谬，荒谬的不仅仅是骨骼而已，而是整个的理论体系；也不是理论体系而已，而是构建这个理论体系的方法，不是基于观察，而是基于思辩。这，才是荒谬的根本。

天才的黄帝岐伯们，坐而论道，吞天吐地，包囊宇宙，写出鼎定乾坤的万世不易之作《黄帝内经》。与此同时的其他民族医学家们在干什么呢？大家荒谬的程度其实差不多，唯有希波克拉底一派卓尔不群。希波克拉底在老老实实的观察，记录，观察，记录，再观察，再记录。他彻底观察了疾病的演变和预后，在缺乏真正有效药物和手术的古代，得出治疗应该顺应自然自愈的非凡结论，他同时详细观察了疾病与环境与食物的关系，这种精细周密客观的观察方法流传了下来，为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奠定了万世不拔之基。希波克拉底的继承者古罗马盖仑之所以能统治西方医学一千多年，撇开神学的利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盖仑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观察的坚实基础上的。他做了大量的动物解剖，中医全部的历史对脑一无所知，盖仑却已经识别12对脑神经的7对，区别了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区别了脑干和小脑伤害的不同表现。他又是实验生理学的开山祖，他好奇的切断颈神经、肋间神经、喉返神经等等，观察到离体心脏搏动因神经切断而停止，观察到声音因神经切断而变哑……正是这种观察和实验，使得希波克拉底之后的盖伦医学体系已经超越中医甚多。

《黄帝内经》之后，中医对人体基本不做任何观察。皇甫谧一介书虫，没有任何临床实践和人体观察，他写出的《针灸甲乙经》竟然可以成为延续至今的经典。医学著作汗牛充栋，都不过是因因相袭循环注释而已。没有医学家对解剖感兴趣，更没有发展出生理学实验的思想。王莽时代曾有过医官和屠夫合作解剖犯人的事，也没有留下任何医学发现，对《黄帝内经》的理论大厦没有产生一丁点的影响。一直至清王清任，才指出这一荒谬绝顶的事实。王清任说：“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著书不明赃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赃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并直接剑指《黄帝内经》，“细思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歧伯、鬼臾区，故名《素问》。二公如知之的确，可对君言，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不知妄对，遗祸后世？……其言彷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这种批评前无古人，无比痛烈！内经之后，医家的学习和研究一味以经诠经，以阴阳五行作推理玄想，不解剖，不实验，不观察，三千年的中医实质就是在“不明脏腑”的状态中蒙混过来的。其始作俑者，《黄帝内经》也！

(XYS2016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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