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思想的四次剧变之一: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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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思想的四次剧变之一:黄帝内经

作者:棒棒医生  健康中国人网

一般印象,中医理论是一种超稳定的封闭体系,几千年看不到变化和进步的迹象。实际上,支撑这一体系的医学思想已经历了四次剧变,看似超稳定的理论体系其实早已面目全非。非常遗憾的是,这四次剧变带来的并不是进步。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此演变做一梳理。

第一次剧变:《黄帝内经》,从观察到思辩

1.商代医学

《黄帝内经》之前的医学,总体特征是经验加巫术,基调是观察,少有思辩。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医学始于甲骨文。距今大约3300年左右,迄今发现近20万片甲骨,单字4000多,据说破译了一半。从破译的甲骨卜辞来看,商代的医学虽然还没有形成体系,但是已经有了可贵的原始观察。这种观察首先体现在体表部位,是对人体结构最朴素的认识。如:“首”,象侧面头形;“耳”“目”“鼻”“口”“手”“足”“趾”“眉”等,皆如其形;“舌”,如舌从口中伸出;“齿”象牙从口中露出;“项”、“肱”、“身”、“臀”、“膝”、“腋”等,皆在相应形象后加指示符;有骨架和脊柱骨的象形;“血”,象在祭祀时将血盛于器皿之中;“尿”,人前加水点;“屎”人后下数点;“泪”,象目下垂泪。“心”有特殊意义,形态如倒垂之莲花,难得还有心腔结构,这是已发现甲骨文中唯一的脏器名称,其他脏腑和经络穴位之类还没有发现,表明商人的好奇心已经开始深入人体内部,至少剖开了心脏。还有不少反映生育功能的字,如“孕”象腹内有胎儿;有左为床形,右为孕妇,表示孕妇待产;“冥”用手撑开双腿接生;“乳”状如母乳儿,栩栩如生,简直是一种观察记录。这种由表及里,由结构及功能的客观观察和记录,正是“医”作为“学”的开端。商人对疾病的认识非常朴素,主要按部位命名。有40种左右,如“疒(疾)目”,“疒首”、“疒耳”、“疒自(鼻)”、“疒口”、“疒齿”、“疒舌”、“疒手”、“疒肘”、“疒胫”、“疒止(趾)”、“疒足”、“疒身”、“疒腹”、“疒项”、“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疾子(小儿病)”、“疾育(产科病)”、“疒软”(软弱乏力之疾)、“疒旋”(眩晕之疾)等。这些病名与后世中医辨证完全不一样,不含有病因意义,更没有思辩因素,只是客观描述。对疾病的记载也很写实,没有病因病理的臆想分析。如“疒首”:“甲辰卜,出贞:王疒首,亡。”说商王武丁患有头痛病;“疒目”:“贞:王其疒目。”武丁还有眼病。商王武丁既有头痛,又有眼病,很可能和曹操一样,得的是青光眼。因为对病因病理的无知,又没有建立起风寒暑湿燥火的万能解释体系,商人面对疾病不免疑神疑鬼。“疒耳”:“贞:疾耳,佳有?”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疒齿”:“贞有疒齿不佳父乙”意为患齿疾,是否为父乙降祸。“疒舌”:“甲辰卜、古贞:疒舌,佳(有)”得舌病,是否为祸害。“贞,妇好佳出,疒?”妇好鼻子长出肉,是疾病吗?这被认为是世界上首次见载的鼻息肉病例记载。在一片疑神疑鬼中,偶尔会有大胆神奇的想象,如“龋”形如牙齿长虫,这不可能是实际观察的结果,而是理性想象的结果。中国医学史家认为这比埃及、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的龋齿记载要早1000年左右,实际上人家早就有此认识。理性思维结合观察是医学进步的不二法则,字看起来像花盆里长出一朵小花,以观察为基,长出的理性之花,它曾经在古老的甲骨文里绽放过。放在世界的范围看,商代医学远谈不上先进。早在5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创始者苏马连人对人体的认识已经深入内脏,并建立了以肝和血液为中心的系统的医学理论。4300年前的巴比伦人不仅有先进的外科手术,更出现了惊人的病例观察记录,如肺结核:“病人常常咳嗽,痰稠,有时带血,呼吸如吹笛,皮肤发凉,两脚发热,大量出汗,心乱。病极重时常有腹泻……”这种观察入微的病历记录被希波克拉底所继承和发扬,是西医得以不断进步的根本所在。中国传统医学在甲骨文以后一直到明清,都缺乏足以媲美的基于周密客观观察的病案记录。古埃及的医学更先进,不仅有原始的解剖学,也已经建立了以心脏为血液中枢,呼吸为生命中枢的理论体系;并且认识到寄生物(包括寄生虫、昆虫和看不见的虫)是疾病之源,中国要到明朝的吴有性才隐隐约约猜到这一点;在诊断学上,除了脉诊、望诊和触诊,已经有了听诊;在史密斯(Smith)纸草文(距今约5000年)中,按检查、诊断、预后、治法的规范格式记录了50种外科疾病,其中对各种疾病预后的推算显示了高级的病理观念;已经认识到脑是精神官能之所在,联想到中医直到今天还坚持“心主神明”,令人浩叹。古印度解剖学与中医相当,比较幼稚。但古诗歌集《梨俱吠陀》距今约6000年,已经记载了千种以上的药草(4000年后中国最早的药物著作《神农本草经》才有365种药物),有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三元素体液病理学说为核心。《妙闻集》距今约3000年,和甲骨文差不多时代,其外科成就已经非常惊艳,记载了101种手术器械,有大量高难度的手术,如白内障摘除,小肠修补,结石切除,尤以鼻成形术著名,几乎达到现代外科水平,令人惊叹。

2.马王堆医书

商代之后,春秋战国时代的医学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可以从14部马王堆简帛医书中一窥大概。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观察上,观察突破了体表,出现了解剖学。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实际上是中医关于血管系统的解剖学。以最古老的《足臂十一脉灸经》为例,它观察到位于四肢和头面深部的11条较大的血管(尽管未分动静脉):足泰阳温、足少阳温、足阳明温、足少阴温、足泰阴温、足帣阴温、臂泰阴温、臂少阴温、臂泰阳温、臂少阳温、臂阳明温(其中泰通太、温通脉、帣通厥)等,并精细描述了每一条血管的起止经过路线。这些血管位于肌肉深部,为肉眼所不见,只有通过解剖,层层分剖皮肤、脂肪、肌肉、筋膜等结构,才能观察得到。如臂少阴脉,“循筋下廉,出臑内下廉,出腋,走胁”,翻译成现代解剖学术语就是,在臂部屈侧肌肉的小指侧缘开始循行,到达肱部内侧的小指侧缘,再向上到腋下,抵止于侧胸部。这是何等清晰的解剖学!以现代解剖学的精确观察,前臂实有8条主要深部血管分支:内侧之尺动脉与相伴的2条尺静脉,外侧之桡动脉与相伴的2条绕静脉,前后2条骨间动脉。《足臂十一脉灸经》观察出了其中5条,实为不易。中医最初的血管解剖学非常了不起!与其他民族传统医学比毫不逊色!

另一部书《五十二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包括外伤类3种、惊厥类9种、动物伤类11种、皮肤病类13种、泌尿系统病5种、肛肠病类4种、中毒类1种、神经系统病1种、消化系统病1种、鬼邪类病1种。大致反映了当时的疾病谱。对病因与商代动辄归于鬼神有很大不同,或基于身体所接触的外物(如动植物、刀剑等),或基于肉眼形态(如痔的形态和尿液的性状),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归因于鬼神(如小儿异常羸瘦归因于“鬾”),没有太多玄学思辩的东西。另外,《五十二病方》记载的痔摘除手术可能是中医外科史上的最高成就。

3.《黄帝内经》

中医若沿着甲骨文医学已显露雏形的原始观察和理性萌芽、马王堆医书进一步发展的解剖观察和临症实践的方向前进,未必就不能产生可以和古希腊古罗马媲美的古代医学来。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出现了,中医发展的巨轮戛然而止,从此转向,朝着深渊狂奔不息,无人能阻挡。

《黄帝内经》实属天才之作!它把之前大量零散如碎片的医学观察材料串联起来,构建出一个庞大完美华丽闭环的理论体系。它的天才构想如此超卓,它的错误才如此致命!错在哪里?何以致命?

我们从经络系统看。《黄帝内经》之前只有“脉”,而无“经”和“络”。“脉”只有11条,11是个很不完美的数字,11条脉缺乏对称之美,11条脉血液流向乱七八糟,11条脉互不相连,11条脉与脏腑不相干,11条脉虽有阴阳之名而无阴阳之奥义、11条脉没有配套穴位……所有这一切,《黄帝内经》均予以完美弥补:首先,补一条手厥阴心包经,11变成12,完美!每一条经脉配一个脏腑,完美!经脉之间全以支脉相连,完美!气血6条向心6条远心,绝对对称,完美!每一条经脉上缀着珍珠一般闪闪发光的穴位,完美!十二经脉至此阴阳、左右、上下、五脏、六腑一一对称的无比妥帖!再扩而广之,奇经八脉、络脉、经别、皮部……一起构成立体网络。这一网络远不仅限血管系统,更与五脏六腑,阴阳五行,宇宙万物全都一一对应。

甲骨和马王堆里的原始医学仿佛零散砖头,一夜之间变成华丽的宫殿。就这么成了。

关键是,这是怎么成的?

是因为实际观察吗?由大量而深入的解剖观察,甚至发明前无古人的生理学实验,而导致这井喷式的系列美丽发现?非也!我们看不到任何观察的记录,我们在后来两千年中也没有在观察中重现那些美丽的结构。这一切,是天才脑袋构想出来的!

这就是致命的错误!

我们把《黄帝内经》放在时代大背景中,可以看出其必然。春秋战国之际,百国动荡,七雄争长,诸子百家,奇花竞放,是中国学术思想大黄金时代。在那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时代里,诸子百家里居然没有医家的位子,可见,医家在当时还远远上不了台面,顶多是个屌丝;《黄帝内经》不大可能在秦以前面世。至秦汉,大一统帝国成立,但危机仍然四伏,捏合的版图随时会再度崩裂,这时,思想的大一统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秦始皇焚书坑儒,欲以强力的法家思想统一天下,结果秦帝国秒崩。至董仲舒,罢黜百家,吸收道法阴阳之精华,独尊儒术,获得巨大成功。董仲舒的成功在于他构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宇宙体系,这一宇宙图式以阴阳五行为经纬,把儒家伦常政治纲领“润物细无声”地敷布于天地万物,天与人合二为一。这一体系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真正的“天网”,没有人能够破网而出!这正是帝国君主最喜欢的东西!君主的专制权力与社会的统治秩序,天与人,必须统一!《黄帝内经》顺应了这一时代精神。

董仲舒名著《春秋繁露》中关于“天人感应”一大段描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是故人之身首(上林下分)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类之状也;颈而下者,丰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岁终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此皆暗肤著身,与人俱生,比而偶之弇合,于其可数也,副数,不可数者,副类,皆当同而副天一也。”

这一大段我们何等熟悉!董仲舒当然不是医学家,更不可能做过解剖等人体研究,他完全是对着儒家和阴阳家的经典,凭着神奇的想象硬生生敷衍出这一宇宙人体全息图景。《黄帝内经》几乎完全照抄这一大段天人感应的论述。

如《灵枢·邪客》抄得最为忠实:“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七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腘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相应也。”

但是,对人体,靠这种思辩推理是不可能得到正确认识的!关于人体的骨骼,是三百六十或三百六十五节,根本不需要迎合“天之数”。解剖一具尸体,一块块的笨笨地数,远胜于神经兮兮的哲学推理。既不是360,也不是365,而是206!哲学的思辨貌似巧妙无比,貌似无懈可击,貌似自洽天合,可是,事实就是事实,206不因为哲学的“美妙”就会变成365。然而,大势已成。儒家一统天下,内经也一统中医理论,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两千年无数医家,闭着眼睛一齐喊,人体骨骼就是365块。儿科之祖钱乙大师拍着脑袋论证儿童时期就是365块,法医之祖宋慈理应最富有观察精神,也闭着眼睛说,嗯,就是365块。连中医解剖学最高成就的具有改错精神的王清任大师,也没能发现这个错误。这一错误一直持续到西方解剖学传入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纠正,中医不好意思说中医的骨头不是西医的骨头,大家装着没有这回事,不提就是了。

以思辩代替观察的医学就是如此荒谬,荒谬的不仅仅是骨骼而已,而是整个的理论体系;也不是理论体系而已,而是构建这个理论体系的方法,不是基于观察,而是基于思辩。这,才是荒谬的根本。

天才的黄帝岐伯们,坐而论道,吞天吐地,包囊宇宙,写出鼎定乾坤的万世不易之作《黄帝内经》。与此同时的其他民族医学家们在干什么呢?大家荒谬的程度其实差不多,唯有希波克拉底一派卓尔不群。希波克拉底在老老实实的观察,记录,观察,记录,再观察,再记录。他彻底观察了疾病的演变和预后,在缺乏真正有效药物和手术的古代,得出治疗应该顺应自然自愈的非凡结论,他同时详细观察了疾病与环境与食物的关系,这种精细周密客观的观察方法流传了下来,为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奠定了万世不拔之基。希波克拉底的继承者古罗马盖仑之所以能统治西方医学一千多年,撇开神学的利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盖仑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观察的坚实基础上的。他做了大量的动物解剖,中医全部的历史对脑一无所知,盖仑却已经识别12对脑神经的7对,区别了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区别了脑干和小脑伤害的不同表现。他又是实验生理学的开山祖,他好奇的切断颈神经、肋间神经、喉返神经等等,观察到离体心脏搏动因神经切断而停止,观察到声音因神经切断而变哑……正是这种观察和实验,使得希波克拉底之后的盖伦医学体系已经超越中医甚多。

《黄帝内经》之后,中医对人体基本不做任何观察。皇甫谧一介书虫,没有任何临床实践和人体观察,他写出的《针灸甲乙经》竟然可以成为延续至今的经典。医学著作汗牛充栋,都不过是因因相袭循环注释而已。没有医学家对解剖感兴趣,更没有发展出生理学实验的思想。王莽时代曾有过医官和屠夫合作解剖犯人的事,也没有留下任何医学发现,对《黄帝内经》的理论大厦没有产生一丁点的影响。一直至清王清任,才指出这一荒谬绝顶的事实。王清任说:“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著书不明赃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赃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连视十日,大约看全不下三十余人,始知医书中所绘脏腑形图,与人之脏腑全不相合,即件数多寡,亦不相符。”并直接剑指《黄帝内经》,“细思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歧伯、鬼臾区,故名《素问》。二公如知之的确,可对君言,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不知妄对,遗祸后世?……其言彷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这种批评前无古人,无比痛烈!内经之后,医家的学习和研究一味以经诠经,以阴阳五行作推理玄想,不解剖,不实验,不观察,三千年的中医实质就是在“不明脏腑”的状态中蒙混过来的。其始作俑者,《黄帝内经》也!

(XYS2016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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