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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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永远涨」的转折点到来之前，当年所有的泡沫悲剧似乎都遥不可及。

文｜刘喜

对于房地产从业者和背负房贷的千万业主而言，刚刚过去的长假显然并不让人舒心。

所有房企都在收缩战线。恒大发起全国 8.9 折优惠，碧桂园个别项目打到 7 折；厦门万科的 107 幢别墅五折甩卖，一期业主因后续售价大跳水而围攻售楼部的新闻不绝于耳。

大甩卖的背后，是房企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的悲观预期。今年 1-8 月，全国 300 座城市的土地市场流拍高达 890 宗，而就算是上一轮房地产低谷期的 2014 年，整年流拍总数也仅有 345 宗。

一切似乎都表明，被全国人民口诛笔伐十余年而屹立不倒的房产泡沫，终于到了临界点。

然而，当这一刻真的到来，社会却很难说有多少正面情绪。毕竟，近年来中国家庭债务不断攀升，其中大头就是房贷，更不用提房地产已与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30 年前，类似的危机已经发生过一次。浪潮退去后留下的深远后果，至今仍影响着那块曾经狂热的土地。

没有实业的新特区

1988 年，正值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

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等四个经济特区发展正好，但沿海经验能否适用于广大农村还是未解之谜。中央迫切需要一张「白纸」，来做深化开放的试验田。

这一次，大陆最南端的海南摸中了大奖。

那时的海南还没有从广东省分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农村岛，人均 GDP 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80%。加上独立于大陆地区的独特地理条件，让这个岛屿成为了一张理想的「白纸」。

1988 年，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中央的想法，是在海南省建全国最大的新特区。

● 1988 年，海南建省办特区挂牌

光「特区」两个字就有足够的吸引力。广东、浙江等地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传奇故事，吸引着所有爱拼敢闯的人。海南建省当年，希翼着「自由市场环境」的年轻人们便蜂拥而至。

企业家、教师、大学生…… 一齐聚集在海南，渴望在历史变革中抓住一丝改变人生的机会。

● 1988 年，乘船来到海南的闯海人

● 椰子树是当时招聘广告发布平台

今日的地产大亨冯仑、潘石屹等人，都是「闯海人」中的一员。冯仑当时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办公室成员，为了调研来到海南；潘石屹则是「偷渡」深圳的下海者，后来留在了海南。

然而，这个环境原始、生活贫困的海南岛消费严重不足，更没有办法给乌泱泱的人口大潮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

辞了「铁饭碗」、又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大学生，只好卖起了「人才饭」「人才饺子」，甚至擦皮鞋，卖报纸，到建筑工地干苦力。

● 1993 年，海口市街头还有人在放猪

由于基础过于薄弱、缺乏开发本金，海南省政府决定用广阔而不值钱的土地换取开发投资。初步确定，在洋浦半岛划出 30 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开发区租出，区内基建及招商全部由承包商负责。

海南项目一度引起李嘉诚的兴趣。据说，他曾向主管领导提出将整个海南划作自由港，实行类似于香港的「一国两制」，但这个异想天开的提法最终未果。

最后，日本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以每亩 2000 元的价格租下了这片土地，租期为 70 年。熊谷组支付了 2500 万元定金。

● 熊谷组承诺用 15 年左右，将洋浦开发区建设成一个「公用设施完善，以外向型工业和出口加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对外开放经济区」

「自由港」的设定，对海南来说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仅凭出让管理权，就换来熊谷组带来的大量资金、资源和广阔市场，能迅速完成原始积累。这种思路一度得到中央支持。

然而，中央的态度迅速「变天」。1989 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五位委员抛出一份「洋浦调查报告」，指责海南与外商签订的协议，认为海南「引狼入室，开门揖盗」，洋浦即将成为「新租界」。

到底是在「改革」还是「卖国」？

争论一个多月后，邓小平批示：「我最后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但洋浦和熊谷组的合作就此搁置，一放就是三年。

● 曾经的洋浦港

在潘石屹的回忆里，经商之后最困难的年份就是 1990 年。海南岛刮起了台风，人们纷纷离开。相较于 1988 年的人声鼎沸，两年后的春节，海南岛的招待所里只剩他一个人。

而在北方的上海，由于一位长者的提携，抢跑的浦东新区到春节已初具规模。

「要发财，炒楼花」

洋浦风波后，冯仑一度离开海南，易小迪和潘石屹则留在岛上研究佛学。

直到 1991 年 9 月，「万通六君子」才第一次聚齐。他们在海口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挂着农业公司的招牌，向房地产进军。

● 万通的诞生

房地产与其说是万通的个人奋斗，倒不如说是海南岛的历史行程。洋浦事件后，熊谷组对海南失去了兴趣。他们承诺的以重工业开发为中心，计划引入的大型炼油厂、乙烯厂、尿素厂，直到 1998 年都没有实现。

归根结底，日本资方由于担心政治风险，不想再介入洋浦项目。失去日资支持的香港熊谷组，并没有发展实业的能力。他们在无奈中，也和海南省政府一样，想到了利用洋浦的土地。

就在开发商缺乏资金、政府急需用钱的背景下，政策也终于放开了。1991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方向，1992 年，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开始急速膨胀。

● 1989 年，海口市龙昆路上最后的一片田地，旁边是待建的房子

万通发家的故事广为流传。他们借了 500 万元，用这些钱向银行贷款 1300 万元，然后通过炒连体别墅赚了几倍。

潘石屹在那时候挣到了人生中第一个 100 万：「一开始都不敢相信，不敢签。在 1 楼签了房产买卖合同，到 6 楼加价就卖了。现在想想都害怕。」

同样的还有本地富豪冼笃信，在海南岛四处拿地，一跃成为海南首富。他一度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 冼笃信出席第八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

海南省 1989 年房地产投资仅为 3.2 亿元，而到了 1992 年，全省房地产投资达 87 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全省财政收入的 40％。

房价也一路飙升。1991 年，海南省房地产平均价格为 1400 元 / 平方米，仅仅一年，每平方米的价格就猛增至 5000 元。要知道，当时全国商品房均价只有 995 元 / 平，北上广深的商品房均价直到 1998 年都还在 5000 元以内。

这个人口只有六百余万的小岛，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他们大多不是正经的开发商，而专注于炒地皮、炒楼。

炒房者以国有企业和有政府关系的私企为主，因为只有他们能弄到「政府批文」这一珍稀资源：有批文，拿地价格就低，倒到市场上，就可以狠赚一笔。

当时的拿地十分随意。跟政府大致协商好要哪块地，交些定金，政府签了协议，画个「红线图」或「蓝线图」就行。只要拿到图，就能去找下一个买家。「一块地倒手五六家」，每个中间商都能都能赚到钱。

● 1994 年，海口街头

为了买下更多的「图纸」，或者使「图纸」收益成为现金，所有人都在大量贷款。以四大商业银行为首，银行资金、国企、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涌入海南，总数不下千亿。

几乎所有的开发商都成了银行的债务人。而最后的风险，被压在了银行身上。

危机爆发

所有人都知道，这种击鼓传花的炒楼游戏终究会崩盘。但没人相信倒霉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想着在崩盘前多捞一笔，再多捞一笔。

万通大佬们属于急风骤雨到来之前有幸抽身而退的少数人。潘石屹「五斤桔子」的都市传说广为流传：据说他用五斤桔子，从规划局的工作人员那里换来一些项目材料，得知海口市的人均报建面积达到 50 多平方米。而当时北京，人均报建面积才不过 7 平方米。

更靠谱的说法，是冯仑从体制内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消息：国家即将出台宏观调控文件。虽然没有预料到调控后果，他还是坚定了离开海南的想法。1993 年初，万通离开北京，冯、潘们移师西安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找新的机遇。

● 年轻时的冯仑、易小迪、王功权、潘石屹

地产大亨冼笃信却不信这个邪。1993 年，时任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的马蔚华找到他，告诉他中央很有可能会紧缩银根，要提前准备。

冼笃信不以为然。

1993 年 6 月 23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

一天后，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提出 16 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

● 全国金融会议上的朱镕基

调控效果显著。

冼笃信的人生开始了不断下坠的下半场，一同下坠的还有海南房地产本身。失去资金来源之后，海南表面火热的房地产事业瞬间垮塌，全省「烂尾楼」高达 600 多栋、1600 多万平方米，一度拥有全国 10％的积压商品房。

之所以大量烂尾和积压，核心原因是购买力不足，需要买房的人又买不起。

购买力不足的元凶是房价的虚高。到 1993 年上半年，海南房价已飙涨到 7500 元每平，而当时全国职工平均月薪才 280 元，最高的上海市也才 471 元。这个比例在 2017 年，相当于每平 16 万。

但海南房地产的主要投资者是国企和事业单位，他们宁肯空置也不愿降价，因为降价会出现账面损失。保留较高的资产数字，能够避免负责人承担法律或行政责任。

但纸面资产挡不住资金链的断裂。开发商或跑或倒，巨大的压力降到了银行身上。

不少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 60％以上，仅建行一家，先后处置的不良房地产项目就达 267 个，现房面积一度占海南房地产存量的 20％，现金回收比例则不足 20％。

炒楼客们留下了一地鸡毛。银行手中的房地产项目往往质量低劣，除了根本没起建的图纸楼盘，还有不少在建楼盘拖欠大量工程款，很多楼层都先后被抵押多次，债权纠纷盘根错节，几乎每栋烂尾楼都能牵扯出七八个官司和十几位债权人。

● 地产泡沫破灭后留下的烂尾楼随处可见

为了解决信托公司们因大量投资房地产而出现的资金困难，1995 年 8 月 18 日，海南省政府牵头成立海南发展银行。

这家「救火」银行起步艰难。这家银行在五家信用社的基础之上建立，但实际上其中四家都无法正常营业。这个注册资本 16.77 亿元人民币的年轻银行在诞生之初，就承接了 44 亿元的沉重债务。

不过，各方依然对海发行寄予厚望。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表示，处于大规模开发期的海南仍然需要大量建设资金。他希望这家本地银行能在协调好历史问题的同时，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好的融资服务。

海发行不负众望。1996 年底，海发行资产总量为 86.3 亿元，增长率达到 94.3%，偿还了 59% 的债务，形势看似一片大好。

● 海南发展银行所在的大楼——富南大厦

海发行实现高速发展的方法，主要是超常规的高息揽存和同业拆借。

据当事人回忆，1995 年底在海发行存款的利率是 15%，1996 年的五年期存款利息甚至一度高达 22%。在省政府背书和高额利率的刺激下，机关和个人都踊跃往海发行存钱。当时大额存款要托关系才能办成，整栋富南大厦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然而，高增长的背后是隐忧。成本如此之高的资本金，无论投到什么项目上，回报都无法覆盖成本。

可是焦头烂额的政府，并没有精力来帮海发行「戒毒」。事实上，高息揽储是海南信用机构的发展常态：当地众多的小信用社，存款利率比海发行还要高，有的高达 25%。

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里，这些信用社应声倒下。到年底，资不抵债、无法兑付到期存款的信用社已经有几十家。

怎么处置这些濒临破产的小信用社？各方意见不一，但最终达成共识：

「让海发行背起来！」

● 停缓建的「半拉子」工程在岛上比比皆是

繁华破灭

1997 年 12 月，28 家本地信用社并入海发行。

这些信用社使得海发行账面实力增强——股本金增长为 106 亿元，存款余额为 40 亿元，债务为 50 亿元。但是，它们带来的都是被套牢的土地和房屋这样的「空壳」资产。

兼并之后，海发行根本无力负担高额利息，只能宣布保证给付原信用社储户的本金及「合法利息」，单位存款则被视为债务，在债权债务清算后清偿。

满心指望着「钱生钱」的投资者一片哗然。1998 年春节过后，不少储户开始将本金及利息取出，转存其他银行，并表示因为利息降低，不再信任海发行。

海发行营业网点再次人满为患。不过，这次的人们不再为了存钱，而是急着要把存款取出来。等候取款的人排成长队，从室内延伸至马路上。

● 「挤兑」在银行业并不罕见，香港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江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都遭遇过挤兑事件

海发行选择了限制取款，先是设立最高取款限额，后来又开始发放取款预约号，有号才能取钱。结果却只是催生了「海发行不行了」的传言，未到期的储户也加入挤兑行列。

银行自身的问题随之暴露。海发行于 1995 年 8 月 18 日正式开业，但在 5 月至 9 月间，就已发放贷款 10.60 亿元，其中股东贷款 9.20 亿元，大部分没有任何合法担保。也就是说，初始的 16.77 亿股本里，有一大部分在开业一个月内以贷款名义「返还」给了股东。

「返还股本」的海发行，在挤兑大潮中很快耗尽了准备金。为了保护海发行，人民银行总行陆续给其提供了 40 亿元的再贷款；海发行也一度尝试在岛外设立分行来缓解压力。但这些对于其巨大的资金缺口来说都是杯水车薪。

● 同样在岛外的还有 1996 年成立的广州分行

人总行终于决定给海发行「断奶」。丧失了清偿能力的海发行在再一次挤兑危机下，不得不关张大吉。

1998 年 6 月 21 日，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南发展银行的债权债务，保证支付境内居民储蓄存款本金及「合法利息」。

● 海南发展银行旧影

海南省政府唯一的商业银行夭折。而在其先后设立的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地区性银行都做得风生水起，今天已成为跨区域的全国性股份银行。

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的工作在 2006 年才基本结束，而海发行的清算承诺，15 年后都没有完全兑现。中国长期以来缺乏金融机构清算的具体规定，清算工作至今滞缓。

● 1999 年的海口，没人居住的烂尾楼下看守者在洗澡

整个海南在危机的阴影里沉沦了十几年。海发行关闭后，海南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都没有自己的地区性银行。直到 2005 年，海南岛依然没有外资银行、城市商行和信托公司。

海南曾经的目标是建设深圳那样的经济特区，但房产泡沫引发的金融危机彻底摧毁了产业升级的融资渠道和时间窗口。今天的海南虽然打出「国际旅游岛」的招牌，除此外却再无像样的产业可言，且是东部地区唯一全国 GDP 倒数的省份。

海南的悲剧也曾一度让中国人对房产泡沫心生畏惧。

20 年前的 1998 年，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建立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根据这个房改制度，中国 70% 的中低收入家庭应该购买经济适用住房，10% 的最低收入家庭由政府或单位提供廉租房，20% 的高收入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的商品房。

然而，轨道却在五年后彻底扭转。

2003 年 8 月 12 日，国务院下发 18 号文件，称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应调整住房供应结构，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房地产在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此同时，国土部出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政府成为住宅用地供应的唯一主体，土地市场供给锐减，地价和房价大涨，土地财政拉开大幕。

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房地产神话由此开场，并随着政府调控一轮又一轮的「失败」而深入人心。

据南开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数据，到 2018 年 3 月，与房价、地价相关的贷款已占中国全部银行贷款的 70%。

数十年间，当年的海南故事只剩一个模糊遥远的背影，直至下一个转折点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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