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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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下午，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召开了第 102 次新闻发布会，这也是北京正式迈入生活垃圾全面强制分类的第六天。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张岩在发布会上为垃圾分类的进展情况定调：「我市的垃圾分类工作低调亮相、不断拧扣，但标准不低、要求不减，重在从稳从实、环环紧扣、步步深入，目前正处在爬坡加速阶段。」

财新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多个小区发现，垃圾分类的工作目前进度不一。一些小区已经实行「撤桶并点」、志愿者引导居民定时投放垃圾等做法，另一些小区目前仅在原有的垃圾投放点补齐了不同颜色的垃圾桶，离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尚有一段距离，还有的小区除了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单，再无其他动作。

从 4 月 30 日开始，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在北京全市范围内展开了一次《社区生活垃圾分类调查问卷》的线上调研。他们在 4 月 30 日至 5 月 5 日共收回 612 份有效问卷，涵盖北京市 15 个区，涉及 600 余户家庭及 1800 余名市民，参与调研的家庭中，仅 36% 的家庭所在社区已展开了垃圾分类。

从垃圾分类的效果来看，北京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北京市尚未公开全市每日厨余垃圾分出量等具体的垃圾分类量化数据，据财新记者了解，5 月 1 日至 10 日，北京全市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每天不足千吨。按北京市常住人口 2100 万人计算，每人每天大约只为垃圾分类工作贡献了几十克的厨余垃圾量。可供对照的是，2019 年上海推行生活垃圾分类首月从 7 月 1 日至 26 日，湿垃圾 (即厨余垃圾) 日均清运量约为 8200 吨。

「上海最开始搞垃圾分类时，各个街道、社区似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大家水平或有高低，但基本是一起跑。从北京目前的情况来看，各个街道、社区似乎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有的已经开始跑了，有的在热身，有的甚至还在观望。」一位行业观察人士指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为北京垃圾分类大考增加了难度系数。原定在春节后施行的入户宣传、社会动员活动只能延期、暂缓，更重要的是，垃圾分类的主要倚重力量——街道和社区基层工作者几乎将所有的心力都放在了疫情防控上，分身乏术。

北京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会交出一张怎样的成绩单，如何建立垃圾分类的长效运行机制？财新记者在走访调研后发现，基层目前需要厘清垃圾分类中各方的责权义务，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在更高层面，北京亟待出台一揽子「标准化」配套政策，包括考核评价体系、垃圾分类补贴方案、各环节的成本考核等。

新冠摁下暂停键

2019 年 12 月 18 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发布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下称《条例》)，明确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生活垃圾分类。此前，上海已于 2019 年 7 月正式实施垃圾分类。

2020 年 1 月 15 日，在北京「两会」举行期间，分管垃圾分类工作的副市长张家明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了一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企业座谈会。北京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生活垃圾运输、处理企业以及再生资源回收企业代表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议从下午 4 点 30 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近 9 点，一刻也没有休息。张家明在会上强调了入户宣传的重要性，要让街道、社区「进万家、入万户」。彼时距离春节只有 10 天，会议上部署的各项工作待春节后就将陆续展开——垃圾桶陆续更换，运输车辆重新喷绘，「要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五一」。

按原定计划，1 月底将召开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大会。这将是一场参会人数多、规模大、规格高，吹响北京垃圾分类集结号的万人动员大会。

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上述安排。由于严格的社交距离控制举措，北京一些区不得不采取折中办法，取消入户宣传，改为「到户宣传」，把垃圾分类的宣传单贴在单元门上。原定的「地推」活动也不得不改为线上形式，使得宣传效果打了折扣。

2 月 9 日，北京市发布疫情防控通告，要求严格居住小区 (村) 封闭式管理，在出入口设置检查点，居住人员和车辆凭证出入，进入人员必须配戴口罩并进行体温检测，无物业、无安保、开放式小区则由属地街道 (乡镇) 负责落实封闭措施。从那时起，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疫情期间，财新记者曾询问一些小区物业，是否还继续搞垃圾分类，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都忙着防控呢，哪儿还有功夫搞垃圾分类」。北京的小区封闭式管理至今仍未解除，近期有的小区还曾发生相关领导前往检查垃圾分类工作，因为「没有出入证」而被拦在小区门外不让进的情形。

「我们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疫情防控上。以我们社区为例，由于是开放式的老小区，这次设了 8 个可进出的点位。按北京市疫情防控要求，每个点位要有 3–5 人，包括保安、志愿者、社区、街道等，要求非常严格。几个月下来已经很疲惫了，再让他们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真的蛮难的。」一位社区工作者称。

「受疫情影响，我们失去了 3–4 个月的时间。因为基层的精力主要放在疫情防控这件大事上，垃圾分类该有的布局还没有完全展开，该补的短板还没有完全补齐。」北京市朝阳区特聘区长助理冯文坦言。

由于垃圾分类所牵涉的部门众多，因此市、区、街道多采用工作专班制度。据财新记者了解，直到今年 3 月底，北京市一些区一级的垃圾分类专班才刚刚拉了微信工作群。

4 月 3 日，垃圾分类工作有了全国性的「风向标」。国家住建部在这一天召开了一场视频会议，全国 46 个重点城市的环卫主管部门参加，主题是「如期完成生活垃圾分类目标任务」。知情人士透露，住建部在会上提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各地垃圾分类工作造成了较大影响，大家可能也在推测会不会有淡化目标任务的可能，但「从目前形势来看，垃圾分类工作不会做淡化处理，不会松一松，放一放」。

在北京市城管委官网公布的工作动态中，春节后，与垃圾分类有关的最早工作动态是在 2020 年 4 月 16 日，市城管委推出「垃分宝典」检索小程序。受疫情影响，直到 4 月 24 日，北京才正式召开生活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推进大会，比原定计划迟了近 3 个月。

4 月 29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垃圾分类是此次《固废法》修订的亮点和重点。

「新修订的《固废法》把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说明这项工作没有回头路。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意味着不管是国家法律确定的制度，还是地方性条例，制定了就必须坚决执行。」冯文告诉财新记者。

此后北京垃圾分类进入战时机制。从 5 月 3 日开始，市级工作专班改为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部，每天早上 8 点半准时开会，节假日无休，指挥部的各工作小组汇报工作，各区轮流汇报。此前，市级工作专班只每周一下午在市城管委召开专班工作例会。至 5 月 21 日，工作指挥部已经召开了十多次工作调度会。

「五一」期间，北京市对《条例》执行情况和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突击检查。检查发现，部分小区桶站设置还不够规范，桶站值守力量不足，厨余垃圾分类不够纯净；一些社区、物业还存在动员力度不足等问题。北京市城管委副主任李如刚表示，目前尚有一些小区垃圾分类还没有落实，这将是一个逐步实施、逐步推进的过程。

据《北京日报》报道，5 月 11 日至 18 日，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对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集中开展立案处罚，共检查企事业等社会单位及居住小区 3.5 万余家 (个)，发现存在问题的单位及小区 6276 家 (个)，立案查处生活垃圾分类违法行为 875 起。

谁是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

实际上，疫情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影响就像硬币的两面，在某种程度上，疫情防控也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发现了基层社区工作盲点，这些防控经验又能助力垃圾分类工作。

「我们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进行了细致的底数摸排，发现『三无』小区 (无物业、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设施) 数量不少。这是垃圾分类工作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冯文告诉财新记者。他介绍，朝阳区共有约 2400 个住宅小区，有正规物业覆盖的小区不足 40%。在无正规物业管理的小区中，一部分是单位自管房，还有约 500 个「三无小区」。据了解，北京全市无正规物业覆盖的小区所占比例与朝阳区大致相当。

对生活垃圾分类来说，小区物业是一类重要的管理责任人，也是基层工作的抓手。新修订的《条例》第三十四条列出了十种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其中，对城市居住地区 (包括住宅小区、胡同、街巷等)，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单位自管的，由自管的单位负责。

《条例》规定，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要按照相关规定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并保持容器的完好和整洁美观，出现破旧、污损或数量不足的，及时维修、更换、清洗或补设；要在责任范围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指定专人负责指导、监督单位和个人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明确不同种类生活垃圾的投放时间、地点，分类收集、贮存生活垃圾。

冯文介绍，一些单位自管房的物业往往只管本栋楼，但楼与楼之间、社区之间的公共区域长期处于没人管理的状态，通常由街乡托底。而老旧小区，要么是居民自发聘请准物业公司，但可能不符合相关资质或没有到房管局备案；要么是完全由街乡接手，负责城建环境的科室组织保洁队清运垃圾。

这种城市管理生态所造成的困境，是难以落实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冯文说：「有些准物业公司对小区的管理职责不全，有些小区没有物业。生活垃圾分类如此重要的事情，到了某些基层却没有管理责任人，相关责任自然也难以压实。」不过，针对北京老旧小区改造，各区也在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建立物业，或由居民自己成立业委会，聘请社会第三方等。朝阳区目前成立了物业协会和物业联盟，同时探索出了「劲松模式」「八里庄模式」等好的做法。

据海淀区中关村街道城管科负责人冯扬介绍，中关村街道有 30 个社区共 83 个小区，其中有 14 个小区完全没有物业。中关村街道的东里南社区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典型的老旧小区。用东里南社区党总支书记曹红莉的话说，这个社区有 12 栋居民楼，四通八达。令人有些头疼的是，东里南社区只有 1 栋楼有物业，其余 12 栋楼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都需要街乡兜底。在垃圾分类之前，社区的保洁等工作都是由中关村街道的城管科托底。

在曹红莉看来，没有物业的小区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时难度要大得多。对小区垃圾桶的设置、硬件配备等问题，老百姓会直接找街道和社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平日里的社区工作积累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在招募志愿者时大家也会比较热心。

对于有物业的小区，社区则面临协调物业的难度。在东里南社区，曹红莉要求惟一一栋有物业的楼在垃圾分类时与社区对标。「原来那栋楼只有一个垃圾车，这回我就逼着他们必须自己配桶、招募志愿者。现在这家物业把垃圾桶也都配齐了。」

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会带来成本上升。「这是物业诉苦最多的地方，不过我们在垃圾分类前期就已经进行了培训，目前来看市场化运营的物业表现都还可以。比较难做工作的是单位自管房，他们的审批流程慢，而且工作量、工作成本增加使得他们往往不愿意投入。另外，房屋在买卖之后可能也不再是本单位员工居住，也给工作造成难度。」冯扬说。

一位垃圾分类行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在新修订的《条例》出台前，很多工作由居委会牵头，现在责任人重新认定后，一些物业变得有些迷茫，「觉得这都是政府的事情或者第三方公司的事情，他们以前没做过，现在一做就要花钱」。

环保组织「零废弃联盟」政策主任谢新源认为，对具有行政性质的居委会，应以考评作为主要激励手段，主要指标应定为垃圾分类的居民参与率；而对作为市场主体的物业，建议主要靠经济杠杆来激励。北京市新《条例》将物业作为生活垃圾管理责任人，但目前对物业的收费机制是按预估的垃圾量来定额收费——即使物业通过垃圾分类减少了混合垃圾量，垃圾收运处理费却不会减少，这使得垃圾分类对物业来说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们建议真正建立混合垃圾按实际清运量收费，并且费率应高出分类的厨余垃圾较多的计量收费制度，物业才有动力开展垃圾分类。」

前端动员与监督

5 月 13 日傍晚时分，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的东升园公寓，这个并不算太大的小区原本每栋楼下都设有垃圾桶，但现在已经完成「撤桶并点」，整个小区只有三处地方可以投放垃圾。厨余垃圾投放有两个时间段，分别是上午 7:00–9:00，下午 18:30–20:30。现在虽未强制必须定时投放，但鼓励、引导居民尽量在这两个时间段投放厨余垃圾。

垃圾桶站旁，戴着红袖标的朱阿姨正在指导居民如何分类。遇到分类工作做得不好的，或者还有疑惑的，朱阿姨会把垃圾袋打开手把手教学。朱阿姨就住在东升园公寓所在的社区，每隔一天来做一次志愿者。

记者在桶站旁观察了半个小时，不断有小区居民来倒垃圾，朱阿姨介绍，谁分得好谁分得不好，她都已经清楚了，通常家里负责做饭、年纪大一些的长辈们分类分得更好。见一位女士拎着垃圾袋走过来，朱阿姨便说「这大姐分得就好」。只见这位女士两手捏着塑料袋的两端，很麻利地将袋里的厨余垃圾倒进厨余垃圾桶，然后将塑料袋扔进「其他垃圾」桶。

对一些「分类困难户」，朱阿姨会告诉他们，现在还是引导，但之后再分不好就可能要罚款，个人罚款 50–200 元不等。有人问，「谁能知道我分没分好？」朱阿姨指了指头顶的摄像头说：「摄像头能看到的，还是自觉点儿好」。

东升园公寓的物业保洁正在为厨余垃圾桶安装「破袋器」，其实就是固定在桶内侧的三个锯齿。它可将塑料袋钩破，潮湿的厨余垃圾便会自己掉进垃圾桶里。然后再将塑料袋扔进「其他垃圾」桶。成本几十元的破袋器，缓解了居民的破袋难题。

在这半小时里，还有东升园公寓物业的两名工作人员骑着电动车在小区里巡逻，他们给朱阿姨送来了口罩。据冯扬介绍，东升园公寓是业委会自管物业，业委会是居民自己选出来的，积极性较高。

这是一个已经完成撤桶并点、有志愿者引导、鼓励定时投放的小区。虽然没有智能垃圾投递箱、扫码奖励积分等「互联网+」模式，但朴素整洁的垃圾箱、志愿者在一旁的监督与引导已经产生了一定效果。冯扬介绍，5 月 1 日海淀区中关村街道清运的厨余垃圾量为 120 桶 (非满桶)，到 5 月 15 日这一数字已经上涨至 180 桶 (基本满桶)，厨余品质也有了较大提高。

事实上，在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看来，包括破袋装置、洗手装置在内的完善便利的设施，清晰的责任划分，以及志愿者队伍，是上海社区垃圾分类三大成功经验。他所在的复旦大学可持续行为研究课题组由外籍专家玛丽·哈德教授领衔，从 2012 年开始研究上海社区干湿垃圾分类，累计已经完成超过 200 多个小区的调研走访。今年，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达标 (示范) 街镇 (乡、工业区) 综合考评办法还特意新增了「垃圾投放点采取异味控制措施，收集点配有破袋、洗手装置」。

在海淀东里南社区，曹红莉已经从群众基础较好、老住户较多的两栋楼开始启动入户宣传。她回忆，4 月底招募志愿者时，最初只有 9 个人报名。「那时北京还没有宣布降为二级防控，大家还处于疫情防控的紧张氛围里。我们社区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例新冠，但居民对卫生防护还是很在意的。所以我们先把氛围营造起来，再一步步动员身边的人，现在已经从 9 个扩展到了 34 个志愿者」。

她还根据疫情防控的经验，提出了「每户认领一小时」的志愿者招募计划。「疫情防控刚开始时天特别冷，就是铁人站一天也有冻病的时候，我怕大家冻生病了，就把时间打散，一人一小时轮流值班」。现在垃圾分类也是这样，让谁在垃圾桶边上站两三个小时可能都有顾虑，但一户认领一小时，即使再忙一个月也可以抽出一小时来，降低了招募志愿者的门槛。

目前，东里南社区的撤桶并点也在进行中，原本 12 栋楼的 15 个垃圾点位已经减少至 8 个，其中有 4 个四分类桶齐全的驿站，还有 4 个点位只摆放了厨余和其他垃圾桶，下一步可能还会再撤桶调整。东里南社区也有集中投放时间，建议大家定时投放。曹红莉的考虑是：「这是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如果在非集中投放时间把桶撤掉，居民没地方倒垃圾，扔得满地都是反而更麻烦。这就得慢慢地适应，不能步子跨得太大了。」

很多人注意到，新《条例》没有采取强制撤桶和厨余垃圾破袋投放的规定。为淡化垃圾分类的复杂程度，北京各区没有统一的模式，可因地制宜。李长军介绍，在《条例》正式实施前，上海也采用了加桶和撤桶这两种模式作为试点。加桶模式是不撤原来的垃圾投放点位，只补齐垃圾桶，但他们调研后发现，这种模式极少成功，只在一些管理能力极强的社区才有成功案例；相比之下，撤桶模式则有很多成功案例。目前上海以撤桶并点为主要措施。

据李长军介绍，上海发动的志愿者比较多元化，本社区居民当然是很好的，因为邻居在熟人社会中会发挥积极的影响。此外，保洁员、物业人员、居委会、业委会也都有参与。「其实这是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社区事务当中。社区治理与垃圾分类是互相促进的。」他还强调，上海每个月都会公布干湿垃圾的分出量、分类收运的信息、车辆的时间和线路、后端设施等，这些公开的信息让居民们「相信结果、相信能力」。

4 月 16 日，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公布了近阶段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总体进展：全市干垃圾处置量为 11693 吨/日，湿垃圾分出量为 7394 吨/日。从上海市绿化市容局跟踪调查的 20 余个居住区情况来看，疫情防控期间，在志愿者队伍撤离的情况下，有三分之二的居住区仍能保持优秀的自觉分类投放水平，余下三分之一的居住区能保持在良好的分类投放水平。

亟须量化指标体系

据《北京日报》报道，自新版《条例》实施以来，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指挥部通过多种渠道查找实际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其中，市城管委每天派出 6–8 个组进行线上抽查和实地检查，同时发动机关干部对自己居住的小区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检查和数据统计。此外，市城管委还与市民服务热线建立日常对接机制，每天收集市民反映的问题。

有参加市专班例会的人士向财新记者介绍，北京市正把政府工作人员、社区网格员、基层党员以及一些退休老干部发动起来，先自查自纠，自家小区尽量补齐短板。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基础性台账是否做到位，包括四分类垃圾桶是否到位、督导员是否到位。专班自查自纠在短期内确实会取得不错的效果，但当政府工作重心有所转移、专班开会频次下降时，是否还能维持这样的效果，这得打一个问号。

此外，例会时各区汇报的工作情况主要强调的是厨余垃圾分出量和垃圾清运量这两个指标，还没有直接与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挂钩。北京市政府参事、北京市城管委副总工程师王维平曾向财新记者指出，「上策是源头减量，其次是资源化，这样可以减少无害化处理过程的成本、压力和污染。」

在冯文看来，设置了多少垃圾桶、安排了多少指导员，以及居民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都是一些必要的基础性指标和过程性指标。但垃圾分类最后的效果怎样，需要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进行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建设，「一个量化的多级指标体系不仅关乎效果评价，也对我们的工作起导向作用。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厨余垃圾分出量，而应全面考核垃圾的源头产生量、中间清运量、最终处理量，以及可回收物回收量、厨余垃圾利用量、有害垃圾处置量等指标。」冯文说。

比如，如果考核指标单强调厨余垃圾分出量，一些第三方企业会想方设法完成指标。「纯靠动员居民自己分出厨余垃圾很难。如果过不了考核，就要被扣钱。我们之前也从菜市场、餐馆这些地方买过厨余垃圾凑数。餐馆原本要自己掏钱处理厨余垃圾，现在卖给我们更划算。」一位第三方企业人士称。

垃圾分类是个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有了量化的考核指标体系，可以更合理地建设全品类全流程的垃圾分类体系。冯文透露，朝阳区准备在高安屯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垃圾焚烧三期工程，设计 3000 吨/天的垃圾处理量。他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垃圾分类对焚烧炉设计和运行的动态影响。「随着厨余垃圾分出量增加，进入焚烧炉的其他垃圾热值会相应上升，如何设定焚烧炉的热值范围并选取相应的焚烧技术，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动态过程，应该有预见性。」

在今年 1 月的座谈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张家明提出，现在对垃圾分类补贴，市里和各区都各有各的招，市一级应该去研究一下补贴政策，不管使用怎样的招，不能是一笔糊涂账。

「通俗来说，就是应该花多少钱，以及钱应该怎么花的问题。」上述垃圾分类第三方企业人士向财新记者介绍，现在各区对垃圾分类的补贴标准不同，甚至街道之间也不尽相同，大约每月 10–18 元/户的补贴水平，主要是补贴前端宣传和厨余垃圾分类引导。

补贴标准其实指向更深远的成本核算问题——垃圾分类每个环节的成本究竟是多少，也直接影响到如何制定生活垃圾收费标准。新修《固废法》已经明确，地方政府要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遵循产生者付费、差别化管理原则。想要建立合理的收费制度，就要对垃圾分类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进行成本核算，再倒推应如何向产生者收费。

多位行业人士指出，目前无论政府还是学界，都缺乏对垃圾分类成本的核算。从前端的分类一直到后端处理，每吨垃圾到底要花多少钱，很难有人说得清。可供参考的有两份报告，一是国金证券 2019 年年末以上海为例分析的全程成本——985 元/吨，其中包括前端垃圾分类服务成本为 390 元/吨，包括垃圾分类督导和装备垃圾分类智能设备；中端收运成本为 290 元/吨，包括垃圾清运、中转和转运；终端处理包括垃圾焚烧和湿垃圾处理，综合成本为 305 元/吨。

另一份则是 2017 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宋国君教授课题组所做的报告《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方法与应用——以北京市为例》，计算出 2015 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收集-转运-焚烧」全过程社会成本为 2253 元/吨，远高于 40–300 元/吨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

「如果用成本考核的视角对准一些目前正在推广的优秀经验模式，其实会发现耗费了大量的财政投入。」一位不愿具名的垃圾分类研究者称。财新记者获悉，北京市城管委曾经制定了关于如何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指导性意见，也讨论了很久，但最终没有下发。城管委曾于今年 2 月向各区城管委征求意见，起草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垃圾分类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暂行办法》，其中强调要时刻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增强成本管控意识，厉行勤俭节约，有效控制政府购买服务的总投入和户均支出，避免出现做秀炫酷、盲目攀比、标准过高等现象。

补贴意见的缺失，落到基层就变成了预算难做难落实的困境。一位街道负责人介绍：「我们区原来的厨余垃圾二次分拣是有经费标准的，1700 元/吨是指导价，到基层可以落实，我可以根据这个标准做预算。但现在缺标准是个难点，垃圾分类的后续工作如何开展，需要一个经费怎么花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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