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网传「上海外国人优待由方舱转入瑞金医院」被辟谣,此外籍人员常年患病且所在医院并非瑞金?
知乎用户 策醪 发表 我全程关注了这件事情!我是课代表!送我上去! -—— 手动分割 —— 这个女性英国无症状患者是 shanghai daily 的编辑。 首先是她的丈夫查出阳性,从黄浦区居 …
首先回答问题,义和团是当时华北乡村社会形成的一个民间自卫团体。
其次补充答案,这个自卫团体的防御对象是教民。
我看了知乎很多关于义和团的讨论,对教民的描述大都是 “弱势群体”,是义和团暴力面前束手无策的老实人。这种印象就来自于当代某些人刻意卖惨的舆论导向。与这种被塑造出来的软弱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上的华北教民拥有远超平民的武装力量。
许多教堂还建立反动武装。如武城十二里庄、禹城韩庄、平阴白云峪等教堂均拥有快枪百余杆,其中有的还私藏大炮(《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东昌府有一百二十座教堂 “自购军械”(佐原笃介:《拳匪纪事》)。
教民拥有枪械,一般的平民很难抵挡。
甚至一些教堂本身就有武装,如梅尔思对设在江苏北部徐州府的耶稣会据点有这样的描述:“这是一座真正具有战斗力的教堂,建筑物四周建有坚固的设有城堡的城墙,角落有了望塔守卫,塔内架设着枪枝,贮存着弹药。"〔7〕北京美以美会总堂的 “墙上有必要的地方开了枪眼,堡垒的周围掘起了一道深深的壕沟,还设立了双重有倒棘的铁丝网加强防御。凡是看见过的人都认为这所礼拜堂是一座真正的堡垒”。〔8〕
很多教堂其实就有军事据点的意义,有的大型教堂甚至建造之初就是按堡垒的标准设计的。
在 1868 年春,天津领事派曾为法国陆军预备役军官的西蒙 (Simon) 到张家庄,训练教民使用教会拥有的大约 300 枝欧式来复枪。如杜巴尔 (Edouard Duba) 主教所说:“这位勇敢的先生不遗余力,在我们的教徒中间发展了许多友好感情和军事才能。”由于这些天主教徒能够学习到一些军事技术,所以,甚至那些有权势的平民们对天主教的防御措施寄予了很大希望
除了在物质上拥有军事装备与防御设施外,很多教民还接受了洋人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也远超一般老百姓。
正所谓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尽管有人可以辩解称这都是为了自卫,但了解一点历史知识的人对这种说法都会不以为然,下面是武装教民的一些具体的事迹。
这是单枪匹马到义和团地盘上砸场子的。
这是因为民间纠纷聚众准备围攻官军的
这是在争斗中滥用武力杀伤人命的的。
这是图财害命的,而且这起案件更加恶劣,根本没有 “互殴” 的情节,完全就是谋杀案,所以这起案件甚至把皇帝都惊动了
结果是圣旨也不起作用,这座教堂还真做到了风能进,雨能进,皇帝圣旨不能进。
教民既然如此武德充沛,其他普通老百姓为了不落个费拉不堪的下场,当然就只好去请武德更加充沛的义和团来保护自己了。不是别人,正是教民自己催生了义和团的产生。而且和现在某些人声称的不同,当年有很多教民和义和团的战斗,不是义和团先动手,而是自以为优势很大的教民主动攻击义和团。
这股教民武装见义和团人少又没枪,自以为有枪可以为所欲为,直接 A 了上去,结果反被义和团打的落花流水,教堂都被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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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事件也是教民先打义和团,结果也不乐观,事后据教民供述,官军不来支援的话,教堂必破无疑。
教民之所以打不过义和团,是因为义和团本身就是个自卫性的武术团体,虽然刀枪不入是假的,但练的功夫却是真的。教民的火力密度不能和正规军比,白刃战的能力又几乎为零,所以和义和团在野外对练一般都占不到便宜。当然,义和团没有重型火力,所以也打不下来有工事的大型教堂,双方的势力基本就是平衡的。
由此可见,义和团是应民间对抗衡洋教的需求而诞生的团体,没有义和团,也会有其他的 “拳”、“会”、“社” 来满足民众的这种需求、义和团在完成对抗教民的最初任务是合格的,但远没有做好和洋人正规军对抗的准备,实际上是在危机严重的时候突然走到了风口浪尖上,其弱点也就暴露得特别多,这也是必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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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看了曹总兵
的答案后,发表的一点个人看法。事先声明,本人并没有针对曹总兵的意思,相反,我还没有注册知乎的时候,就经常看曹总兵乳清的文章。有的人不读书,回复他也没意思。曹总兵则是读书人,还有彼此讨论促进的余地。另外曹总兵提出的很多看法,其实也是很多人对义和团的认识误区,正好曹总兵总结的比较齐全,我就可以有的放矢。
曹总兵开章明义,说了他不喜欢义和团的理由是因为义和团要扶清,并用其他团体都要反清来做对比。因为长毛和捻军与义和团的时间段不在一条线上,没法比较,我们就可以拿曹总兵提出的会党来观察,看义和团扶清的同时间会党的某些人在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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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 7 月的大足起义,作为领导人的会党(哥老会)大佬余栋臣打出来的旗号是 “顺清灭洋”
响应余栋臣的另一个会党大佬向策安,打出来的旗号是 “扶清灭洋”
而义和团最早打出来扶清灭洋旗号的赵三多是同年十月才起事的。也就是说虽然曹总兵表扬会党反清,怒斥义和团扶清。实际上会党提出来顺清的口号比义和团还早三个月。
曹总兵在开头怒斥义和团扶清篇幅过多,其实这一段寥寥数句就可以概括了。后面要具体分析义和团存在的缺点的时候,反而惜字如金、基本都是贴几段太平天国的史料,然后来几个判断句。如 “义和团怎么怎么样”,“义和团还不是怎么怎么样”。我看了一下,曹总兵后面的意思还是表达的很清楚,只是他的观点很多都是被人刻意误导之后的结果,正好可以来个评析,让大家对义和团有更深入的认识。
第一条
曹总兵认为义和团的迷信仪式和打仗混在一起。其实不然
义和团打仗之前照样要开会商讨,并不是瞎打。而且所谓不靠加持就打不了仗也不属实。1900 年 7 月 13 日的天津南门之战,距离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正式开打已经过了一个月,这时候义和团已经普遍认识到迷信加持没多大作用了,按理说义和团的斗志应该衰退,然而
根据洋人的资料,一直到天津失陷的时候,义和团士气都是极为高昂的,这种士气显然已经不是全靠迷信来维持,而是更多地靠保家卫国的正义感来激励。况且义和团在城头上也没办法进行请神上身等仪式,不然就会成为活靶子,联军也没有在守城战中看到义和团请神的记载,何来没有各种加持就打不了仗一说?反倒是不靠加持的正规军纷纷跑路了。
第二条
说义和团没有定制,也不确切,小坛口也许是这样,但义和团也有刘呈祥这种有快枪队的土豪
除开军事编制,义和团内部也是有明确分工的
第三条
这里说到了太平天国不杀洋人,其实这件事并不算太平天国比义和团高明。因为太平天国与西洋人同信基督教,他们对洋人更多的是宗教上的感情,甚至有轻信洋人的弊端。
曹总兵举的洋人和李秀成开战的例子,其实就是李秀成轻信了洋人的后果
就算是李秀成打不还手,还激起了洪仁玕的不满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因为宗教上的原因,对洋人过分轻信,宽容,其实也是有不良后果的,义和团盲目反洋固不足取,太平天国盲目轻信也是历史教训。话分两头,对于那些不信基督教的洋人,太平天国是不是一样的宽容呢?
真 · 阿三不算人。这个图是曹总兵提供的,我怀疑是太平天国亲历记的内容,但没时间详细了解,就先借用了。这从反面证明太平天国的 “宽容” 其实更多地还是体现在宗教方面。
义和团是不是真的就 “不分青红皂白杀洋人” 呢?
在 1900 年 6 月之前,洋人独自一人在义和团地盘上走都没事,这段时间里唯一一个被杀的洋人叫卜克斯,他也是被普通村民而不是义和团杀掉的。6 月以后,全中国都知道洋人勾引来了侵略军,这还能捞着好就有鬼了。
就算开战了,义和团也知道有的好人不能乱杀
曹总兵说外国人给太平天国说好话,而当时外国人给义和团说好话的也不少,发达国家的舆论参看这篇文章
亚非国家也有这样的舆论
中国的近邻朝鲜(经查知网应该发表于 1959 年)
第四条
为火柴杀人全家这种陈年老段子早有人进行了分析
再谈义和团 “因一枚火柴杀人全家八口” 之事。柴萼其人,生卒年为 1893-1936,长期生活于南方,《庚辛纪事》的成书年代,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 20 余年,全系道听途说之语,已无一手材料。仅就所引部分材料而言,其可信度已相当之差,引文说:义和团对洋人 “悉赐一刀,初犹未及华人”,即与史实完全相反——据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给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国教徒”才是真正受到义和团 “暴力威胁” 的人,外国人相反要安全得多。⑤【短史记】义和团真因一根火柴杀人全家?
说白了就是没有经历过义和团运动的人为了博眼球搞出来的无确切地点、无当事人姓名、无详细经过,无原始材料的四无猎奇向段子,架不住有人就喜好听段子。
说起义和团与先进玩意的关系,倒是有比较可靠的材料。天津武备学堂知道不,那是专门培养近代军官的洋式学校。学生都学些什么?
武备学堂每期招生 500 人左右,全体学生编为 4 个大队,每大队 126 人,共编为步、马、炮、工、辎 5 科,每科 100 人,另有 18 人学习氢气球及修械。课程设置上,军事课设: 基本战术、应用战术、图上战术、战略学、孙子兵法、管子兵法、沟垒学、弹道学、军制学、野外勤务、步兵操典、气球学等; 文化课设: 国文、算术、几何、三角、代数、地理、中外历史、政治学、格致等。
嗯,学这些东西,那肯定是二毛子啊,要是他们遇上了义和团,那肯定会……
野蛮愚昧落后排外义和团不但没有砸烂满是洋玩意的武备学堂,还在里面设了坛口。不但没有把学洋玩意的学生都砍了,还积极动员他们参加义和团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义和团在事关性命的军事方面,还真没有的读书人想的那么蠢。
第五条
事实是大师兄主动去找清廷要枪
除了回忆材料也有读书人写的笔记可以证实
现在还有义和团申请领枪的公文流传下来
天津失陷前义和团还在要枪
由各种材料可以得出结论,义和团对枪械的需求一直是很急迫的,何来 “偷偷使用” 一说?请把不想用和用不上分清楚。至于义和团把枪支当长矛用出自刘孟扬的《天津拳匪变乱纪事》
军械所内所存军械,任拳匪随便抢取,洋枪药弹,搬运一空。拳匪本痛恨洋字,至是见洋枪枪刺,明洁悦目,亦遂各持一杆,以为御敌之具,然不谙用法,都成废物
刘孟扬这里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义和团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刚开始是的确不能用枪,然而天津打了一个月,难道这段时间义和团一点长进都没有?事实怎么样呢?
有人说义和团不会用枪,洋人指挥官表示我信了你的邪!天津城头的猛烈火力难道真是大师兄用法术变出来的?
第六条
义和团过境屁民当然受益了,最突出就是曹总兵最后一条,治安好了
这是不是义和团自卖自夸呢?不是,有事例证明
当然有人会拿义和团 “烧杀抢掠” 的事例反驳,不过抱歉,就算是很讨厌义和团的当事人也承认,那些为非作歹的大多是天津本地的流氓,而且一听到真的义和团来了就四处逃跑
连日津匪肆行无忌,万民敢怒而不敢言。忽传独流张老师带两万人至,声言天津假团太多特来查拿。此说一播,次日津匪居然敛迹。盖津匪皆土棍,自充拳民,故以为张德成真有神术而惧之;有曹老师,亦津匪所畏惧,是日亦至,故街巷间无复向日之纷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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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清朝官员,确实有被义和团赶跑的,比如海城义和团赶跑知县林宗标,也有主动弃官逃跑的。
没被赶跑的除了几个大员也官威扫地了
虽然义和团没有减税,但是把欠税被抓的屁民放出来了
第七条
太平天国对外打了很多胜仗不假,但这些胜仗几乎都是凭借城池迎击或伏击敌人取得的。就拿曹总兵举出的击毙卜罗德这一仗来说,就是在城墙上埋伏射击敌人,并且实际上只打死了冲在最前面送人头的卜罗德一人
英国人对此战的评价是 “损失很小”
义和团在与太平天国情况类似的守城战中也有上佳表现,前面我贴了日本人的资料,说他们发现 7 月 13 日守天津的主要是义和团,官军则大多跑路了。其实还有清朝官员自己补刀作证。
所以之前打洋人可能分不清义和团和官军谁的作用大,这一仗确确实实主要是义和团的功劳。在这一仗中,义和团当场击毙美军第九团上校团长,曾在美国内战立功的老将艾默生 · 汉密尔顿 · 里斯库姆(Emerson H Liscum)。与卜罗德在(自认为)形势大好冲在最前面抢功(送人头)不同,里斯库姆是部下攻城不利,被迫到前线督战时被击毙的。现在很多资料都说整个八国联军之役中美国人只死了几十个。里斯库姆的维基词条却泄露了天机。
里斯库姆是 150 名被中国守军击毙(killed)的美军之一,这些美军无疑大部分都是在天津城墙下被打死的。负责支援美军的英军与日军也伤亡惨重
英军与日军合计被击毙 70 名,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五年前甲午战争中,日军攻占李鸿章精锐淮军把守的远东第一要塞旅顺港,付出的代价是被击毙 40 人,失踪 7 人。
洋人这回不敢说自己 “损失很小” 了。
第八条
说义和团没有战术纯送死,应该是看电影学历史的受害者。因为电影《神鞭》就是这么演的,义和团排成队让八国联军轰,一开始还硬挺着不趴下
和三国演义 “显刘备之长厚近似伪,状诸葛亮多智而近妖” 一样,电影原本可能想表现义和团英勇无畏,结果就把义和团演成了制杖,成了高级黑了。
洋人的记载,义和团在攻击前并不是一窝蜂盲目冲,而是隐蔽前进,尽量缩短和联军的距离。负责放哨的 5 个意大利人就因为过于靠近义和团被当场击毙了。
义和团采取类似后来麻雀战的战术,用鞭炮骚扰敌人,为了弥补火力的差距还多次采取夜袭。后来义和团打租界也有很多次夜袭
攻击据点之前,先筑起高台,削弱敌人的外围防御
有洋枪的情况下,义和团会隐蔽起来,狙击暴露在明处的敌人
就连撤退的时候,也是选择密林地形掩护撤退,还设置了疑兵之计。
曹总兵问义和团干蛋了,我手头目前只有这些资料,以后再补。
第九条
以下是日本人对天津之战的分析
什么叫没什么了,这不是写了一大堆么?而且对义和团本质(首次形成了类似于全民抗战的形势)认识的非常到位。
毛子一个中将也意识到义和团只是还不够成熟,未来将会迅速成长,而不是以前那样任人宰割。有趣的是这个毛子认为日本和英国会帮助中国成为威胁欧洲的力量,结果却是一个俄国人一个格鲁吉亚人帮助了中国。
五十年以后, 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 穿戴全副盔甲, 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 这一点是丝毫不容置疑的
“中国通” 赫德也和这个毛子中将一样,认识到义和团意味着中国民族力量的觉醒。
第十条
义和团是不是全部 “往洋枪上撞”,前面已有分析。就只说廊坊之战,维基上写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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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就写了 “Chinese victory”。廊坊之战联军有两千人,火力是 “野战炮七门,机关枪十架”,这是远比太平天国时代猛烈的火力。廊坊之战的前几天,义和团顶着这样的火力不但没有溃退,还整整打了四天时间,迫使联军撤退。唯一不足的就是伤亡比,但也不可能要求义和团真的手撕鬼子对吧?能迫使敌人撤退就是胜利了。洋人都说了 Chinese victory,我们也没必要过分谦虚。
以上就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义和团最大的不对在于他们提出的口号不对。
义和团在拆电杆毁铁路的时候,理由都是毁我大清龙脉之类的,现在看来非常愚昧。
如果义和团在拆电杆的时候,把口号换成 “拒绝电磁辐射,保护子孙后代”,“电线辐射可致癌,再不知道就晚了”。
而在拆铁路的时候,把口号换成 “拒绝火车噪声污染,保护生态环境” “大清国,请等等你的灵魂,请等等你的人民”,在发生铁路事故更可以加大宣传力度。
要是义和团当时换成这些口号来拆电杆毁铁路的话,看你们现在还敢不敢嘲讽义和团。
历史事件中有些奇特知识点是隐藏的,不会在考试里出现,所以历史书不会告诉你。
公元 1899 年(光绪 25 年)注定是很不寻常的一年,似乎是在暗示过去的一年已经流尽了清帝国最后的一点富有生命力的血液(注:戊戌变法),往年春夏饱受洪涝之苦的华北各省从春至冬,未下一场寸雨,直隶、山东春麦未能播种,勉强播种的庄稼尽皆枯萎而死,整个华北大地陷入了大面积的干旱之中。
与洪水相比,旱灾对人们造成的是一种持续性的、带有不确定性质的长久的折磨,洪水迟早会退去,下雨的日期却是未知的,随着雨水的迟迟未至,处于这片土地上关系错综复杂的清朝政府、农民、洋人三方,同时陷入了一种日益增长的焦虑和不安中。在无数次设坛求雨都以徒劳无功告终之后,因为衰败而迟钝的清政府终于意识到,自 1644 年就温驯而安分的接受异族统治的费拉顺民中间,正在酝酿着一种暴烈的,具有前所未有的破坏性的力量。
同年 6 月 14 日,德华铁路公司在柏林成立,德国开始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这一举动点燃了被干旱折磨的农民蓄积已久的怒火,时人记载:德人方将布铁路, 插旗买地, 土人喧传, 凡铁路所经若千里内, 禾稼皆死, 将为联庄会, 齐向洋人拼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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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并不关心国家主权沦入外人之手,关心的只是铁路经过之处会害死自己的庄稼,他们对「国家」的概念不甚明了,却愿意为了庄稼和洋人拼命,时人评价:
然路矿大利, 交通大权, 被德人夺去, 土人毫不能解……….. 他日见禾稼不死, 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
然而雨始终没有来。
进入夏季之后,大量因干旱而无所事事的青壮年农民开始加入 1897 年(光绪 23 年)兴起的义和拳组织,开始习武练拳。这一起源于梅花拳的组织带有浓厚的反教会色彩,随着练拳之风兴起的,是关于杀死洋人、铲平教堂即可平息老天震怒,结束干旱的流言蜚语。
这些平时与中国农民龃龉不断的传教士们也意识到即将面临的危险,他们也开始向上帝祈求雨水,然而雨水依然未至,干旱从 1899 年 3 月一直持续到 1900 年正月,义和拳的声势日益浩大,在遭到袁世凯的血腥镇压后,他们开始从山东进入天津,1900 年 2 月,一首充满了杀气的歌谣传遍了直隶和山东: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 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神也怒,仙也烦,一同下山把道传。
3 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加重了这种危险的情绪,4 月,宣扬「扫平洋人,自然得雨」的义和团民开始四处设坛,5 月 21 日,英国公使给伦敦的一封信里写到:
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乡村因长久干旱引起的不安,将比中国或外国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有助于让一切归于平静。
与此同时,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在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之后,已经失去了对直隶省的控制。洋人面对愈来愈明显的危险,开始开始陆续调动军事力量来华,聚集在直隶的数十万万义和团也越来越失去了耐心,蠢蠢欲动的试图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
三股力量就这样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在中国华北大地上激烈的迎头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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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驯顺了两百年的华北农民突然变成狂暴的信徒,这让清帝国的统治者也迷惑不解,这是他们的祖先在入关时都未曾见过的反抗力量。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力写道的:
(东方农民)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
除了那场无休无止的干旱和洋教的积怨以外,赋予这些农民反抗政府和洋人勇气的,还有他们所坚信和练习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武术。
与清朝禁止民间习武的印象大相径庭的事实是,清代对民间持有武器的管制是空前宽松的,不但对历朝历代多加管制的弓箭、弩任由民间持有,甚至放任民间拥有三眼铳、鸟铳、抬枪一类的火器,到清代晚期,对武器的管制愈发松弛,爆发于 19 世纪中叶的土客战争中,土客双方常以大炮互相轰击,清廷往往不能有效制止,前去干预的清军将领竟有被炮火击中殉职的。
在这种政策背景下,作为「末技」的拳脚和器械格斗技术的防卫功能退而居次,实际上成为一种民间秘密结社的手段,清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雍正五年的《严禁学习拳棒谕旨》就明确指出,有习练拳脚的力气,应该去练习弓马取得功名,或者从军报效国家。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武术的传承因为其功能的转变,逐步带有了宗教性和神秘主义的色彩。
到了义和团时代,其宗教性已经完全盖过了技击性,迷信色彩非常明显,《庸扰录》记载:
(拳民)向西北一揖, 复向东南三拐, 口念咒语, 即刻倒地如死。少顷, 即起, 闭目练各种击刺之法, 自能娴熟, 力大无穷, 人不能近。逾时, 有人以手击额者三, 其眼即开, 仍如常人, 无复前此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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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是一个拳民进入了催眠状态的全过程,整个过程和武术和格斗毫无关系,这种洗脑和催眠与一般的练武方法大相径庭,却在当时非常流行,说明当时的武术和宗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合流了,或者说,义和拳本身就是假托武术之名的宗教。
《义和团资料汇编》中记载了义和团洗脑和催眠团民的一次典型案例:大师兄拿着香,二师兄拿着黄表纸向东南方磕头请老师,团员就跟着在师兄后边跪着。请老师来以后团员就坐在两边求神附体,坐在凳子上两手扶膝盖,低下头不言声。各人寻思各人平常最佩服的英雄好汉,如李逵、武松、关公等。这时当先生的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断地告诉人们:不要胡思乱想,各人想各人的老师,一口阴气换一口阳气, 觉着身上发麻就往外跑。一附了体就神喘,呼哈呼哈地跑出去舞刀弄枪地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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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背景是中国人民 “救亡图存” 的时代诉求,民族自尊心和封建迷信思想掺杂在一起,它有旧式的农民依托邪教进行起义的色彩,又有面对新状况的无奈与迷狂,后来又和投机分子媾和,改弦更张,敌一动我乱动。
谁看不到义和团行为的正义性,谁就是没血气的好奴才;谁看不到义和团行为的愚昧性,谁就是活到今天也还记吃不记打。
国家积弱,洋人横行,底层生活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生产技术层面的自卑心理与骄傲的民族心理混合在一起,普通民众置身于常态化的心理失衡当中。
无人愿意在本国内做二等公民,无人容忍旧有的压迫秩序再添上新主子。义和拳信众们的诉求,扭曲而合理,其行为则荒谬而悲哀。
他们看到了殖民者随航船而来的传教士,没看到领着教士而来、带贸易 / 侵略诉求的枪杆子。
对殖民时代来中国的洋大人来说,这里的穷困百姓和黄金国的蛮子有何区别?和黑非洲的原始部落有何区别?
今人习惯了他人拿自己当人的日子,很难想象不被人当人是什么滋味,义和拳信众则不然,他们就生活在那个年代,他们祖上还是天朝上国安居乐业的百姓,今天却在家门口变成了化外之民。
这种荒谬感,谁又替他们理会?
中国民间有句老话,叫天高皇帝远。皇帝远,皇帝的王法正义就更远。于是民间自有一套行事逻辑,荒诞却合理。
这套逻辑里,包括县官、现管、乡绅、地主,除此之外也有什么三太子、孙悟空。明里解决不了的事情,就暗里解决;这辈子理不顺的道理,就说服自己于阴德和往生,于是因果报应天然有市场,怪力乱神天然带不言自明的说服力,历史记忆与模糊的恐惧纠缠在一起,变成了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并最终又成为基层政治术的一部分。
孔飞力的《叫魂》非常深入地描写过类似现象,理解了民众对剪辫子妖术的恐慌,便不难理解耶稣之作为邪神的煽动力——
更何况,考察洋人的殖民史,谁又敢说输出信仰不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呢?
以这种落后的、迷信的形式反抗其信仰输出,未尝不是民族自尊心的一种表现。
纠结于义和拳打死了几个无辜洋人,实在是够无聊,够碎叨。革命总要死人,倘若安生待在自己家里,而不是跑到别人门口闹,谁又能砸烂你的狗头?话说回来,洋人及其买办对中国人的欺压、凌虐,这一笔账又该怎么算?
中国之走向近代化本身就是个极动荡的过程,置身其中,欲火中取栗(实际上哪是火中取栗,分明是要安然奴役),你不死谁死?那个年代里,一致排外也冤死不了几个。
重复一遍,这些过来传播耶稣的福音,却提前见耶稣的洋大人,一!个!都!不!冤!
他们的个人奋斗,完美地契合了历史的进程。
至于说因义和团而误国,那就更搞笑,皇帝搞砸了鸦片战争,算不算误国呢?老佛爷搞砸了洋务运动,算不算误国呢?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一个地签,算不算误国呢?老太婆脑子抽抽了,真信了大师兄的能耐,官僚集团上下相蒙,算不算误国呢?
真要说误国,还轮不到几个草民来顶缸吧。
这大清国早就烂透了,凡有觉悟者,都应该将之打翻在地,并踩上一万只脚。无非是金瓯有缺、烂了再补罢了。
如果说有什么不对的——或者说有什么教训,那就是迷信救不了中国人,义和拳大师兄不行,中华武士会也不行。
作为一个立志扫清灭洋的团体,更不应该搞修正主义,接受投机分子的橄榄枝。
义和拳这事儿,好就好在修正,使人民都知道修正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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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是被挤出体内的脓包,脓包本身不好,但也反映出身体内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义和团和太平天国运动预示着一场巨大的撕裂即将到来,哪怕以最鲜血淋漓、两败俱伤的方式也要爆发。
时代风云变幻加王朝末世,血与火的道路从此延展开来,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可以算置之死的而后生吧,虽然本来不必置之死地的。
义和团运动留下的教训是,只有热血不够、光反帝也不够,还要反封建,甚至首先要反封建。中国如果不脱胎换骨,只能白白给清政府陪葬,在其愚民统治之下与世界主流越离越远。
随后则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年代!
**义和团冲在前面,几乎顶到了俄国人的枪口上。只有狂热之徒能发起这样的冲锋。**在冲锋时,每当有人被子弹击中,他的同伴就会把他从地上拉起,摇晃他的身体,试图让他站立起来,显然是不相信有入会死。——赫伯特. 胡佛 于天津火车站
**充满狂热情绪的义和团就像伊斯兰教托钵僧一样疯狂。**据说,有个拳民被枪刺刺穿了身体,但他设法摆脱开来,重新投入了进攻 。…… 这种行为在中日战争中闻所未闻,恐怕在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也是见所未见。这再次证明,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是能够打仗而且愿意打仗的,而在他们不信任的军官的率领下,为了他们不理解的事业,他们是不愿意打仗的。——罗兰. 艾伦 于北京南苑
**义和团民经常表现出超常的个人勇气,但是,**在与装备优良的敌人作战的过程中,**义和团的伤亡人数越来越多,这使他们也变得越来越恐惧。**有人告诉我们,在天津的一场极为惨烈的战斗中,有 2000 义和团民被杀死。**起初遭受过重大伤亡的清军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说法极为蔑视,命令义和团冲在最前面,违令者处斩。 义和团挥舞刀剑向前冲,当洋人的枪炮一响,他们就跪在地上,祈求上苍保佑。**然而,这完全是徒劳。**当最前面的义和团员被射杀后,紧随其后的人便会惊慌失措,试图逃跑。清军看到这种情况,就会狂怒起来,向后撒的义和团开枪射击。**因此,义和团在战斗中死亡人数众多,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洋人的枪炮打死的 。——《遇难日记》
咱家就说一点,对义和团的认识分歧,是文革前期的一个标示性事件。
详情可参见《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 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强烈建议去找这篇文章好好看,仔细看。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看口号背后到底是要说什么。)
文章发表于 4 月 1 日,但在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全文是 3 月 31 日。
你们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真是吃人家嚼烂了的馍馍。
还不如去摸一点文革时期的文献。
还是主席说得好,对义和团的认识说穿了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言下之义其实是,义和团本身已经是历史,是非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走哪条道路。
这才叫一针见血。
咱家要把咱家反复在知乎上说的那句话再说一次:
你要帝国主义,就会得到帝国主义的全部。
历史从不问对不对,而只问为什么。破产的农民,虚弱的官府,可疑的洋教,互斗的群众(教民与非教民),无所事事的青年,失控的基层,四散的流言。在这时候,没有什么比排外更能成为这一盘散沙的凝结核。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义和团无法用对错来评估。如果想要以史为鉴,不如去思考一下,为什么 19-20 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局面竟发展到那样的地步而最终不可收拾?
百年过去了,与其去嘲笑这些数代文盲们为什么会如此迷信而残忍,不如去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是否面临类似的问题。今天基层的失控,城乡文化的对立冲突,以及贫富分化这个老问题,这些矛盾都从哪里去排解呢?
引用瓦姐在贴吧的两条回复
再引一段提琴娘的回复
再贴一段大战吧朋友的话
最后是我自己的话:
人的认识不能脱离生活经验,晚清中国社会就这么个状况,中国农民就这么些生活经验,现在一个网络废宅的书本经验可以完爆几十、几百个晚清农民,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网络废宅在撸管之余也可以基于下意识鄙视一番晚清农民愚昧,就好比他们鄙视自己爷爷奶奶不会玩手机一样。但是!基于同样生活经验,有些人受到环境压迫逆来顺受,有些人懂得反抗。逆来顺受的人永远无法突破生活经验的局限,只有懂得反抗的人才能学到生活经验以外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和团运动就是现代中国的开端。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从义和团运动开始的,义和团的血并没有白流,而是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注入到了之后的革命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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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有 “理客中” 说什么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拉一个打一个”,简直是我比列强聪明的自作聪明,实则愚蠢至极。从李鸿章到常凯申这手玩了多少年?有卵用么?拉一个,打一个,要么利益驱动你割肉饲虎,要么靠实力说话。前者帝国主义喂得饱?后者你要工业没工业,要科技没科技,最后连本国人民都不敢动员,哪儿来的实力。现实是什么?现实中国怎么站起来的?靠帝国主义施恩?还是靠 TG 最广泛地动员中国人民开辟出一条血路?
要动员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就要交学费,就要流血,中国人民从鲁迅笔下晚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状态到 1949 年站起来,不是靠几个自作聪明耍嘴皮子的,而是流了无数的血和泪,吃一堑长一智积攒起来的。这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哪怕 TG,在最初搞农民暴动的时候就少犯错误么?难道就因此否定 TG 革命的正义性?
义和团是被慈禧太后利用的「爱国炮灰」,他们是有自己的问题,抢劫、愚昧…… 也算不上真正的王者之师,但一腔热血是没错的。
01
1900 年左右,大清子民对洋人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如果非要类比的话,大概就是俗套的文章标题:《世道变坏,是从洋人登陆开始的》。
世道变坏其实是内部出了问题,比如人均占有耕地减少、人口暴增、脱离世界潮流、财富分配不均等等,洋人登陆是结果和催化剂,而不是世道变坏的主要原因。
但大清子民并不清楚,他们只能感知到洋人带来的坏处,而没有能力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毕竟那个年代的识字率很低,也不能要求群众有多么高的觉悟,那是拿大清子民开涮,一点都不道德。
对于洋人作恶,他们最朴素的认知来自教堂。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列强纷纷奔赴大清淘金,各种跑马圈地,划定势力范围,英国的军舰在长三角横行,法国渗透云贵,俄国看中了长城以北,后起之秀的德国则瞄准山东。
洋人来了之后并没有入乡随俗的意识,他们走到哪里都要修建教堂,并把它们作为深入大陆、拓展势力的据点,其作用类似于后来日军修建的碉堡。
只要教堂建起来,洋人就算是在方圆几十里扎根了,成为大清统治之外的另一股基层势力。
所以晚清的东部省份的基层有两条垂直的统治势力,大部分时间他们都能和谐共处,但双方却也在暗中蓄积能量。
凡是有利可图的地方,总是会吸引很多追随者。大清的基层有稳固的利益通道,可以给子民提供入仕之门、缉捕盗贼、提供安全保护,作为回报,人们需要交税。
这条通道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大家也都习惯了。
洋人的教堂进来以后,大规模吸引周边居民入教,并承诺入教之后可以提供保护,有的甚至可以免除赋税。
大家都知道当时的局面,大清被洋人吊打,不管多大的官,只要遇到洋人都要矮半截,基本不在同等层面上。
所以教堂招人时很多人都去投奔,心甘情愿做一枚光荣的假洋鬼子。于是冲突就产生了。
教民借助洋人的势力在乡里感觉棒棒的,看不起大清子民,动不动就算计人家的家产和土地。
大清子民也不开心啊,我们祖祖辈辈都自力更生,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洋人来了就碰上了寒冬,不仅算计我们的家产,平时还要遭受人格侮辱。
这种事在当时被称为教案,尤其以山东为甚。
曾国藩曾给朝廷上书:「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
可见两股基层势力的冲突已经积压几十年了,等到什么时候实在憋不住了,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由于教堂的实力强大,大清的基层官员又不作为,大清子民只好抱团取暖,结成一个又一个小型社团。
社员们忙时种田,闲时练武,有人闹事时就一起出动,用人多力量大的方式维护权益。
甲午战争以后,双方都绷不住了。日本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欧美列强不禁发出惊叹:「哇,大清埋头搞了几十年的洋务运动,居然是花架子。」
于是洋人更加得寸进尺,教堂势力更大,教民也自认为是一等公民。
而大清民间的社团经过多年发展,也具备了相当规模,几乎每村、每县都有人数不等的社团。既然有所依仗,社员们也感觉自己棒棒的。
当双方的仇怨积累到一定程度,弱势的一方又具备反抗实力时,大规模的冲突便在所难免。
而民间社团的反抗,就是义和团。
02
1897 年,山东冠县村民和教民因土地发生冲突,威县拳师阎书勤前往援助,并和赵三多一起将练的梅花拳改为义和拳,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拳民在次年 10 月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不过他们的名字依然是义和拳民。
真正赐予「义和团」名字的,还是朝廷官员。
1898 年 6 月,山东巡抚张汝贤上奏朝廷,他认为义和拳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乡勇,不如改为受官府监督的民团,这是第一次出现「义和团」的名字。
虽然没有受到朝廷重视,但「义和团」的名字已经风靡山东,各地的民间社团也纷纷自称「义和团」,从此便成了气候。
当时的朝廷正在搞「戊戌变法」,无暇分心。义和团的反抗并没有明确规划,只有「扶清」的朦胧概念,以及「灭洋」的最终目标,具体该怎么做呢?不知道。
义和团兴起之后,出于本能去攻打教堂、拔电线杆、杀洋人和教民,在他们的认知中,这些就是世道变坏的主要原因。
而且义和团没有号令严明的组织纪律,都是各个小社团拼凑在一起,做什么事情也是师兄们互相商量,这就属于群起盲动的民间暴力。
而类似的暴力组织想要维持下去,要么依靠热血,要么依靠抢劫和杀戮。
热血是很短暂的,冲动过后很快就会冷静下来,然后该干吗干吗,因此没有组织、纪律的暴力团体,热血过后只剩杀戮。
身处义和团式的团体中,平时唯唯诺诺的老实人也会在无秩序的盲动中体会到极大的快感,进而癫狂上瘾。
一般来说,这种组织是没什么前途的,洋人对义和团讨厌得要死,每天督促朝廷剿灭义和团,不然就不和大清玩了。
朝廷对脱离掌控的民间暴力组织也不喜欢,这就相当于挖墙脚,极大削弱了朝廷对民间的掌控力度。但是义和团却发展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慈禧太后需要炮灰。
03
「戊戌变法」之后,慈禧和光绪彻底闹掰,两人从相亲相爱一家人变成老死不相往来的仇人。
慈禧的心情也可以理解,她想培养忠于自己的继承人,又要让光绪耐心等待,到底什么时候能上位,要看慈禧活到什么时候。
可内忧外患和权力斗争都逼迫光绪走上了另一条路。
不论是甲午年间的主战,还是戊戌年间的变法,光绪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代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直到被无情抛弃,准备退居二线的慈禧不得已重新走上一线。
最重要的是,光绪被康有为坑了一把,让慈禧以为他们要「围园劫后」,这个疑点彻底击溃了慈禧的底线:「我对你恩重如山,你居然这样对我,从今天起,你我恩断义绝。」
此时的慈禧已经大权在握,她唯一在乎的是身后不被翻案,如果光绪继续在位,说不定自己什么时候就完蛋了。这种感觉让慈禧如芒在背。
既然如此,那么慈禧的选择就只有一个:换皇帝。废除光绪,重新换一个听话的小皇帝,这样慈禧既可以培养新的接班人,又能名正言顺地继续执掌大权。
选来选去,慈禧发现端王载漪是后党的死忠粉,他的身边又总是有一票宗室和八旗老臣能无条件支持自己的意见。
1900 年 1 月 24 日,慈禧以光绪皇帝无子为由,册立端王载漪的长子溥儁为大阿哥,预定庚子年元旦举行登基典礼。而此时的光绪正在瀛台读书呢。
让慈禧没想到的是,大清朝想换皇帝,洋人居然不同意。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声称:「和中国打交道,只认光绪二字。」太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然而更生气的是端王载漪,在得到慈禧的承认后,载漪满心欢喜,以为端王府要出皇帝了,自己必然是未来的权力中枢,老太太去世后,可就是自己的天下了。
册立溥儁为大阿哥的第二天,载漪在家里备好茶点,等着外国公使和朝廷公卿上门道贺,估计他把表情管理都练习好几遍了。
可是外国公使一个都没有来,载漪不甘心,天亮后继续准备,又没人来,再准备还是没人来。至此载漪明白了:「所谓的大阿哥,洋人根本不承认。」
不仅洋人不承认,大清的重臣也不承认。荣禄私下探寻重臣的口风,两江总督刘坤一回复:「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
从君臣角度而言,刘坤一的话已经很严厉了,甚至颇有威胁的意思,假如慈禧一意孤行,那刘坤一就不报国了。
对于慈禧而言,大清重臣不承认倒是次要的,曾国藩、李鸿章多牛啊,还不是被她敲打得服服帖帖,而洋人的干涉才是致命威胁。
于是慈禧和载漪达成共识,一定要给洋人点颜色瞧瞧,要不还以为大清无人。
载漪的权欲、慈禧的恐惧、子民的积怨,大家围绕「天子家事」达成了共同对抗洋人的统一战线,在世纪之交掀起了大规模的朝野合作。
这些事本质上是慈禧和光绪的矛盾,却不可避免地上升为国际纠纷,最终影响了大清国运,生灵涂炭。
一
上学时读芥川龙之介,有一篇描写一个日本青年遇见了一个年老的贵族妇女,交谈中突然发现她就是法国作家皮埃尔《菊子夫人》中的原型。他问她是否记得年轻时有个舞会,和一个年轻的法国军官。老太太记得似乎有这么回事,她和一个白人军官跳过舞,那个白人话不多,常看着天空出神。我们熟悉的那些作品中的人物竟然出现在眼前,这令人有一种古怪的兴奋,而两种记忆的对比,更添古怪。漂泊异国的皮埃尔偶然遇见了这个日本少女,感觉到这个异国少女初次参加舞会的各种羞怯、紧张,把她的形象写进了《菊子夫人》。年老的日本女子记起的是一个曾请她跳舞的友善又有些忧伤的外国军官。人们在这个世界的洪流中偶然相遇,互相留下了一些自己永远不会知道的印象,而《菊子夫人》,以及他这个《菊子夫人》的读者,在这世界中到底算怎么回事?这是芥川龙之介写那篇小说时感受到的。
我从译本注释中第一次知道皮埃尔 · 洛蒂这个名字。他作为法国海军军官,到过世界各地,写过很多异国风情,《菊子夫人》是比较有名的一种。但我并没去读过,对这种故事没有兴趣。最近偶然看到了《北京的陷落》,这才知道皮埃尔不只到过日本,还到过中国,并且正是以中国人熟知的八国联军的身份来的。他写下了八国联军眼中的中国。
二
中国人对那场战争的记忆是羞辱、灾难、沦丧、义和团、庚子赔款。皮埃尔是后援舰队里的一个少校,到达天津时战事已经结束,只看到了满地的带辫子的人头,被野狗啃食的残骸,漂浮在运河两岸的尸体。尸体是这么多,不小心就会踩上,所有的水源都被尸体污染,导致联军发伤寒病。
义和团和联军作战的情形,皮埃尔是从同僚口中听到的。他们疯狂地围攻了使馆两个月,使尽各种手段;用的是枪炮、炸药,并非人们常误以为的大刀和气功。清军正规军混杂在义和团中,或者说脱下军装伪装成义和团。联军的记忆当然不会围绕着义和团,而是他们自己的勇敢顽强:在义和团的猛攻下苦苦坚守,防区一步步缩小,幸存者越来越少,在最后关头终于听到了海军进攻北京城的炮火,义和团溃退。
皮埃尔在天津亲眼看到的是被联军俘获的两个义和团的 “女神”。他和一群联军军官在监狱里参观了这两个东方异教蛮族的女神。
“如果说这两个女孩有圣女贞德的气质,我并非想亵渎神灵,而仅仅是想形容她们身上的纯真。她们如同在饱受枪林弹雨袭击的宝塔中设置的保护祭台的偶像,如同受神灵感召的人,在炮火中呐喊行走,带领士兵行进。她们是令人费解的义和团的两名女神,既凶残又令人敬佩。中国人对外国人恨得咬牙切齿,对白色恐怖表现得歇斯底里。他们曾因怯懦逃避战争,次日又如魔鬼附身一般投入了白热化的战斗。他们面对死亡,冒着枪林弹雨对抗比他们强大十倍的外国军队。”
根据描述,这两个女孩大概正是义和团某部的 “大师姐”。在战斗失败后,她们和母亲一起跳河自杀,被紧追的八国联军士兵打捞了起来。他们想必钦佩这异族女战士的气概,救活了她们。于是联军军官们纷纷前来参观。他们看到的是两个端坐不动,对他们的到来正眼都不瞧一下的女孩。看来看去,觉得无趣只好离开。为了表示敬意,他们放下几个美元,但义和团的女战士手一挥,把钱扫到地上,示意看管她们的仆人拿走。
皮埃尔用 “傲慢” 形容她们。一开始,联军骗她们说母亲也被救活了,不久会让她们团聚。“那时,她们相当勇敢、活跃,甚至很傲慢,总忘不了梳妆打扮。”这天得知死讯后,她们要为母亲披丧,但在监狱里,她们只能找到白色的鞋子来尽孝。
中国人恐怕很难理解在监狱里梳妆打扮的傲慢了。但皮埃尔是熟悉的。那是欧洲贵妇人的傲慢。无论什么情形下,她们也不让自己的仪表有失。最近有媒体拿出民国街头穿旗袍的妇女扭腰翘臀的照片来当 “文化”、“贵族气质” 怀念。但是那些旗袍半裹、露大腿的女人与贵族气质何干呢?真正的文化与贵族气质正在这些义和团女战士的身上。
皮埃尔参观完,坐着船,沿着飘满尸体的运河,由中国的纤夫拉着去了北京。我们无从知道这两位女战士——“大师姐”——后来的命运。想必还是死在联军手里了。我们连她们的名字都不知道。若不是皮埃尔在游记里记下了对异族女神的敬意,我们根本不知道有她们。
在我们的记忆里,义和团是一群自以为刀枪不入,手拿大刀哇哇乱叫往前冲的农民。官方的评价是一次自发的、悲壮的爱国主义运动。而新时代的聪明人更认为那是愚民、邪教徒的闹剧,打乱了洋人来传播文明的进程。拳匪、义和团已经成为无知民粹的代名词。但皮埃尔的记载透露出的东西与这些大相径庭。那绝非无知的以为拳术可挡枪炮的农民,而是充满英雄气概的人群。他们的领袖们是谁,这些农民——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懦弱、奴性的,并在战败后又变得驯服——如何被组织起来,突然表现出英雄气概,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战败了,被砍下头颅后任野狗啃食,失去了书写历史的资格。
皮埃尔把她们比为贞德,并非无心之语。贞德凭宗教信念发布预言,激励士兵,驱逐英军。犹太人出埃及时,摩西也这样发布预言。义和团的所谓 “无知”、“迷信” 只是和这些圣者一样的发布预言。他们的预言准确不准确并不重要。在中国,这些默默无闻的、被称为拳匪受人讥笑的人们,是如何形成神圣的宗教信念的呢?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战败了,肿胀的身体漂在运河的两侧,失去了书写历史的资格。
这两个义和团的女战士,像贞德被囚禁于英军监牢,又像战败后被古罗马人拖在车后游行的蛮族女王。没人知道她们的命运。
三
皮埃尔对联军的暴行一笔带过,没有描述任何细节。“英勇的小日本来到这里,我并非想诋毁他们,但他们烧杀抢掠,同从前的野蛮军队没什么两样。” 还有俄国军队里的哥萨克人和鞑靼人、英军中的印度人、美国派遣的外国雇佣兵。所有暴行都是夹杂在联军中的一小撮蛮族干的。他很为高尚的欧洲军队——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法国——来得太晚,未能制止暴行而感到惋惜。他的侍从告诉他,某支军队挖掘中国人的墓穴,锯开棺木掠夺陪葬品,并且从当中锯,都不肯从边上锯,真是些野蛮人。这显然是某支欧洲军队,因此为了维护欧洲军人的荣誉,他不便像提到小日本、哥萨克一样直呼其名。
英俄美的军官显然会有另一种记忆:他们都是女王陛下、沙皇陛下、总统阁下的优秀军人,但法德的那些从外省农民中征召来的士兵、水手就令人遗憾了,尤其是法国人从非洲带来的那些黑鬼……
皮埃尔对现实的中国毫无兴趣,这只是他们在两千年里征服过的无数蛮族中的一个。蛮族的英勇、疯狂,发出的恐怖呐喊,他们战胜蛮族后进行的屠杀,都丝毫不是新鲜事。两千年前,罗马人听到过高卢人、辛布里人、条顿人发出的绝望、疯狂的恸哭与嚎叫。后来他们在非洲美洲都听到过。现在他们从义和团的锣鼓和吼声里再次听到了,仅此而已。
他只对另一种中国感兴趣,那是法老传说中的埃及,《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东方仙境中的中国。他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这神秘的东方国度,写下他的游记。他细细地游览紫禁城、皇陵、寺庙,遐想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故事。他看到了光绪被囚禁处,揣摩着这位年轻天子为何躲在这种角落。是那些宏伟的建筑像先帝们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孱弱的他无法面对这一切,只好躲在这狭小的角落里,任野鸟在那些宫殿里做巢,任一切被荒芜?他不知道那是光绪被慈禧囚禁。但这种现实的中国他丝毫没有兴趣,只对居住在这宫殿里的神秘感兴趣。他和联军军官们在宫殿里,仿中国人的样式,躺在柔软的丝绸毛毯上,吸着鸦片,看着那些景泰蓝瓷器、青玉兽像、屏风、琉璃瓦、灯笼,沉浸在东方的气氛中。这就是古老的中国,《一千零一夜》里的中国,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中的中国,他们迈入了从来没有欧洲人进入过的神秘宫殿,见到了这梦幻般的景象,品尝了它的富庶、奢华。那些下层阶级的士兵也在皇帝、太后的床上打个滚,好回去吹嘘。
除了紫禁城,还有另一种异国风情。这是一次欧洲军队的集体阅兵、狂欢、游行。他们彼此矛盾重重,互相戒备。像皮埃尔年轻时参加过普法战争,始终对德国人耿耿于怀。这是第一次,所有的欧洲国家成了盟友,对共同的敌人作战,可比从前的十字军远征。他们彼此观看,打量着各自统帅的那些民族,为这么多肤色长相各异、散居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越过几万里的海洋,集结在这个东方国度而感到兴奋。
李鸿章听说皮埃尔是著名文人,约见了他,请求皮埃尔写完游记后给他一份。我们不知道李鸿章后来读到了没有,如果读到,想必草草一翻就生气地丢开:这与中国何干呢?法国人来中国烧杀抢掠了一番竟只关注这些风花雪月?但是李鸿章的中国对皮埃尔毫无意义。
皮埃尔后来在法国经常和朋友们穿戴上从紫禁城抢来的皇族服饰,纵酒狂欢。这并非是对中国有特殊回忆。他是一个浪漫派作家,毕生都在追逐与现代欧洲不同的原始民族的风情。他和土耳其姑娘恋爱,和西班牙的巴斯克姑娘恋爱,唯独不喜欢矫揉造作的巴黎女子。
这就是他们。那古老的欧洲,他们早已腻味了。他们懒洋洋地观赏着这世界,而这世界是多么不值一提。他们在等待着一场伟大的挑战,这场挑战将唤醒他们沉睡已久的豪情,使他们像荷马时代的英雄一样祈求光荣的死亡。他们遍寻世界,寻找这个挑战者。但是中国显然不是这个挑战者,它只是他们遇见并轻易征服过的无数蛮族中的一个。这是李鸿章和他的子孙们永远不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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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发了点感想说明下我为什么要转这个答案,但有评论指出实在是我自以为高明,故删之。
抄点纪伯伦表达下同样的意思好了。
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
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及其难题,我有我的黎巴嫩及其瑰丽。
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连同其中的种种企图和目的,我有我的黎巴嫩连同其中的种种梦幻和希冀。
你们的黎巴嫩是时日企图解开的政治死结;我的黎巴嫩则是巍峨高耸,直插蓝天的山岳。
你们的黎巴嫩是宗教首领和军队司令的棋盘;我的黎巴嫩则是我看厌这运转在轮子上的文明面孔时,带着灵魂进入的圣殿。
你们的黎巴嫩是两个人:一个纳税,一个收款;我的黎巴嫩则是一个人:他倚臂于雪松前下,除上帝和阳光外他摒弃一切。
你们的黎巴嫩是港口、邮政、贸易;我的黎巴嫩则是悠远的思想,炽热的感情,大地在天空耳畔轻轻说出的神圣语言。
你们的黎巴嫩是职员、工人、经理;我的黎巴嫩则是青年的抱负,中年的决心,老年的睿智。 你们的黎巴嫩是各种各样的代表团、委员会;我的黎巴嫩则是狂风遮天、瑞雪盖地之夜炉边的聚会。
你们的黎巴嫩是形形色色的教派和政党;我的黎巴嫩则是攀登岩石、追逐溪流、在广场上玩球的少年。
你们的黎巴嫩是演讲、报告、论辩;我的黎巴嫩则是黑鹂的啼啭,白杨树和冬青槲枝条的沙响,山洞中飘荡的管笛的回声。
你们的黎巴嫩是掩盖于虚假聪明面纱下的谎言,是隐藏在效法和修饰外衣下的伪善;我的黎巴嫩则是一个朴素而袒露的真理,临池揽照,看到的只是自己宁静的 面孔和舒展的表情。
你们的黎巴嫩是纸面上的法律、条款,卷宗里的契约、合同;我的黎巴嫩则是生命奥秘中的一种秉赋,它不知自己对此已了然尽知;是醒觉中摸索到幽冥世界边 缘的思念,它以为自己还在梦中。
1、义和团成员的主体是?
农民,地主,乡绅,宗教人士,武师,流氓,骗子,部分官兵,部分满清权贵
2、义和团兴起到湮没的时间是?
1899—-1901
3、义和团的思想流变是?
初期是地方势力与教民的冲突,后期卷入了政治斗争。
4、义和团的支持者是?
群众和部分满清权贵
5、义和团的反对者是?
西方列强,信教群众,部分满清权贵
6、义和团与非义和团平民的关系是?
义和团在兴起过程中经常会骚扰普通群众,为了不被骚扰,很多地方都成立了自己的坛
7、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是?
互相利用
8、不同后人不同时期对义和团的评价是?
有人认为他们是暴民,有人认为他们是反帝反殖民的群众,有人认为他们是封建迷信团体。
其实义和团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也是一个当时社会必然出现的产物,很多人认为义和团的主要目标是反基督教,其实并非如此。
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地方政府和乡贤共同治理的状态中,乡贤有训练民团的习惯,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
这种模式已经持续了很久,但基督教的出现,给这种模式增加了变数,一部分入教群众改变了生活习惯,和其他群众互相嘲讽。
另一方面群众日常的矛盾,变成了宗教矛盾。以前双方产生矛盾,乡贤有一定主持公道的责任,但基督教加入后,在乡贤处得不到满意答复的群众,就会寻求基督教的支持。
同时清廷的态度也很诡异,当然,其实他们做的事很正常,当时列强干涉清廷内政,于是乎清廷想利用义和团和玩一玩,结果清廷估计错了双方水平。
这里面慈禧属于平衡派,她一方面要顾及地方大员,一方面要顾及满族权贵,一方面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还有一些权贵则是想利用民间情绪,把光绪帝搞定。洋务派大臣则相对理性,但义和团运动到了中后期,理性已经没有意义了。
加上当时的天灾、民间神秘社团的鼓动。整件事已经无法避免了。另外这件事里列强的责任很大,他们确实在利用教徒和群众的冲突,以此来扩大自己的特权。
同时当时列强对清廷的态度,也不够尊重,导致清廷与列强产生了很强的对抗。
整件事里所有人都有罪,都有问题,作为现代人,我们去讨论谁的问题更大,毫无意义。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无论义和团运动的参与者的理由如何,他们的行为都是祸国殃民的,给当时的中国增加了负担,也给了列强更大的借口。
而且他们也杀死了很多无辜群众。
这就好像你学校有个小流氓,天天欺负你。你某一天受不了了,把他捅死了,把阻止你捅人的同学也捅死了。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你的行为很有问题。
我们现代人应该注意的是如何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一方面是努力提高身边大多数人的知识水平,知识水平提高后,至少不会被太低级的东西忽悠。
二是基督教或一些外来宗教的朋友要多了解传统文化,不要拒绝沟通,或者鄙视传统文化,这么搞毫无意义,容易闹矛盾,也会导致一些旁观者的厌恶,比如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些大武术家,或在地方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就是看不过去教民的一些攻击民俗传统的行为,还有包庇流氓的行为,才决定走到对立面的。
再其次是不信外来宗教的群众,应该对外来宗教有一定的了解,不要一味的攻击,这样除了增加矛盾毫无意义。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就俩字:沟通。
如果再加两个字,那就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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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们并不明白为什么前几次反侵略战争,清朝都输了。
第二,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为何落后,所以就不能让中国进步。
第三,前两点配合上农民阶级先天性的见识浅薄,结果就是盲目排外。先看看义和团的宣传口号:“掀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 洋务运动为数不多的成果就是把电灯、电报、铁路轮船引入中国,结果义和团要把这些也毁了。愚昧啊!义和团最盛时,山西恢复了驿站,因为铁路瘫痪了,电杆也没了,只能靠快马送信了。。
第四,义和团对于满清仍旧抱有幻想。
第五,杀的中国人多于杀的外国人。
第六,义和团战绩自己查吧。我就不说了。抱着黑狗血罐子、屎尿罐子向八国联军机枪阵地冲锋的义和团能打出什么战绩。
看了很多回答,大家都默认义和团是坚定排外的,这也是今天许多人能包容义和团滥杀和愚昧(或者说朴素的民族情感)的最后底线,但似乎没有一个提到义和团在破城之后的极度媚外行为,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媚外和先前的狂热排外是一体两面。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宽一些,就会发现义和团这种狂热排外之后的媚外和 20 世纪 80 年代那种强烈的崇洋情绪是一个道理。
有文献记载,许多义和团在联军破城之后立马自称信洋教,甚至指认他人是义和团,并敲诈勒索:
(天)津有董姓者富户也 , 曾有一(义和团)大师兄入宅 , 持刀吓之。董焚香顶礼,始免,后于城破之日,路遇此大师兄执小白旗,上书 “大日本顺民”。董问大师兄此旗何用?大师兄日:“我但求活一天是一天。”…… 囊者为拳匪者,今多自称奉(洋)教,恫吓愚弱,诬指日:“尔是拳匪,将扭送外国衙门。” 愚弱者惧而赂之,即免,又顾而之他。
又如,在天津城陷落后,为联军带路的也是义和团:
天津陷,残(拳)匪争解巾带,且多有迎降引导者。向者目洋人为 “大毛子”,至是咸尊以 “洋大人”。排外之风变而媚外,盖自此始。
而在联军进入北京后,与人们先前对中国民间诸神的狂热崇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立马对这些本土的神报以深深的怀疑和唾弃:
凡(洋兵)驻扎之庙宇,经卷器皿,沿街掷弃窗格桌凳劈碎烧火,佛象打毁堆泥秽中…… 琉璃厂吕祖祠素著灵感,圣象被洋人毁坏,抛在庙前,任人作践;仙师平日最灵,至此何一无 显应乎梦土地娘娘财神诸象,亦均打碎,想神灵亦遭劫数耶?抑神灵亦畏洋人暴虐耶?
——仲芳氏:《庚子纪事》
地安门内之西弘仁寺,由明至清之古寺也,亦化为灰烬矣。则神佛亦无灵验也。余思之,俗语云:“神鬼怕恶人” 者,此寺系俄国之人而焚之也。怕恶人者,即俄人也。
——洪寿山:《时事志略》
而先前众多为义和团喝彩甚至加入义和团的市民,在联军占领北京后则立刻争相献媚,其无耻程度令人惊讶:
联军入都之时,顺民旗帜,遍悬门巷,追内城、外城各地为十一国分划驻守后,不数月间,凡十一国之公使馆、十一国之警察署、十一国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辉煌,皆吾民所贡献之 万民匾联衣伞,歌功倾德之词,洋洋盈耳,若真出于至诚者。直令人睹之,且愤且愧,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又顺治门外一带,为德军驻守地,其街巷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之命名,有曰 “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德厚”、“长胜” 等,甚至不相连属之字,而亦强以 “德” 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 美、日、意诸界,亦莫不皆然。
——狄平子:《庚子纪事》
人们常常不能意识到,从强烈的仇外转化为强烈的媚外常常是一种必然。当信仰建立在非理性的暴力和狂热上,那么在这种神话破灭后,人们的信仰又极易倒向另一个极端。中国的近代史就这样在两个极端之间徘徊,但平等和理性才是走出这种循环的根本方式。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种称呼,一是禽兽,二是圣上,而我们今天则需要以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异族’,称他们为朋友。”
义和团愚昧,因为他们没受过教育。但另一方面,官吏,大臣,王爷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为何也加入呢?
这就不得不说,外因中天主教要负有绝大部分责任。
中国近代的绝大部分教案,都是天主教搞出来的,新教的信徒更多,但教案很少,基本没有单独的严重冲突,被杀的通常都是受累于天主教教案。
天主教这个组织,历经千年,具有很多的弊端,要不是这些弊端,也不会有新教的出现,在中国闹出如此多的教案,基本也缘起这些弊端。这些东西,原本的意图或许是好的,但在教会腐败后,演变为敛财工具,如炼狱的说法,竟然用来兜售赎罪券。
天主教最刺激中国人的弊端,就是育婴堂了。这个机构的本意或许是好的,但在天主教掌控下渐渐的变质了。教会为了统计教内人员的绩效,以受洗婴儿数为计算功劳的单位,而不以养成人数为记功单位,直接导致育婴堂变成了死亡工厂。为了获取所谓的教功,天主教士四处搜罗将死的婴孩,给他们施加洗礼,洗完之后 —– 他们就可以去死了,因为教功已经完成了。
因为只需要洗礼不需要救命,所以这些婴儿在进入育婴堂后很快就会死去。诚然,没有天主教士他们多半也会死去,但是没有天主教,也许他们还能侥幸碰上能治疗的善人呢。
法国传教士史式微写了江南传教史,里面有很多细思极恐的事情。
“仁慈启发戈比大神父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临死的婴孩为他们付洗,罗主教给他一个外号,叫做” 婴孩的猎手 “……”
假如这还不足以让读者害怕,那么请看史式微的继续记载:
“为了得到这些成就,葛神父曾利用一切方法,他甚至赢得一个教外助产士,她给他付了近八百个洗礼,葛神父写到:…… 她训斥起那些拒绝给孩子付洗的父母来,是很辛辣又独特的。一天,她训斥一个教外产妇说:怕什么,你怕孩子死?假如孩子受了洗礼而死,她就直升天堂,她将为你祈祷,你将再养一个比她美丽百倍的孩子,而且将是一个男孩。 孩子受了洗,立即死去了。但这个助产士为什么不肯奉教呢?对这个问题,她曾这样回答,因为她干这一行,很容易赚钱,一进了这行,她就不能干了。她干的是哪一行呢?她是替不要儿女的父母把婴孩溺死。但愿仁慈的天主,对这个妇女,怜悯胜于公义。”
葛必达神父为了自己的教功,任凭教会雇工从事溺婴的勾当,他看到也知道,但视若无睹。
这种行为,天主教徒视其为慈善行为,但天主教徒之外,没人认可这种 “慈善”。如果这算慈善的话,结鬼亲一样可以算慈善。
葛必达神父的这种行为并非绝无仅有,在各地的天主教堂里,有众多的这种 “教功”。活着的婴孩进去,死了的出来,葛必达神父在六个月里,送六百名婴孩上了天堂。
民众看到的就是这样。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劝人为善的教堂要这样做,实话实说,如果不从天主教积弊的角度看,现代人也弄不明白。
史式微写道:” 受洗者几乎都是病危垂死的婴孩,受洗后又立即死去,所以教外人始终认为受洗就是被杀 “。
葛必达神父如果在现在做这种勾当,是要被判过失杀人罪的。我认为,葛必达神父的到来,是天主教名声败坏的开始。在他之前,天主教几乎不对教外婴孩施洗。
在各次大教案的背后,无一例外出现天主教拐卖婴孩挖取器官的谣言,天主教自己是责无旁贷的。
育婴堂打着慈善的旗号做这种有争议的勾当,是天主教第一大弊端。
第二大弊端是修女不贞洁。这是天主教的老毛病了,薄伽丘时代就饱受抨击。写传教史的史式微是二十世纪初的法国教士,他记载” 有人或许认为传教士的这些宝贵助手一定是神父们驯服的工具,在缺乏神父,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办事人和贞女中不会发生令人伤心甚至真正的丑事,那只能说明他对人的本性认识不足。“
”1840 年,石神父写到 “目前我最大的事情是禁绝贞女们穿着绸缎,并禁止她们和邻居或亲戚们交往过密,这往往是惨痛丑事的根源…… 我耳闻目睹的这些丑事使我心碎,但也给了我毅力,我一定要采取措施,使这些可怜的女子与世俗人断绝往来”。
第三大弊端就是奢华的宗教仪式和器物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罗马或者巴西,天主教堂都比新教堂高大壮丽的多,天主教的仪式耗费也比新教高的多,因为等级森严的教阶,超越君主的尊严,天主教的奢侈已成无可更改的惯例了,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在遥远的中国,自然也有类型的情况,这点在天主教的体制下不可避免。
这种情况下的天主教,自然把敛财作为第一要务,一个天主教教士可以清贫的生活,但要作为一名主教,他必须有聚财的能耐,不然无法供给教区的巨大开销,而种种矛盾冲突,就此出现。
天主教常用的敛财手法就是 “献产”,神父们巧舌如簧的欺诈教民,让他们把财产尽数的献给教会,教会因此成为中国土地上的大地主,但是,大部分人并非出于追求死后天堂而献产,而是为了寻求现世的庇护而入教。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量的增加了。有人为了躲避乱兵,有人灾荒年为求粮米,有人根本就是罪犯为了逃脱刑罚!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如果有罪犯躲进教堂,警察一定会毫不犹豫的闯进去把他抓出来,但在 19 世纪,天主教堂仍然保留着这种特权。冉阿让明明是个逃犯,躲进教堂便可无事,冉阿让毕竟是个良心尚在的好人,我们可以想象在 19 世纪,有多少穷凶极恶之徒因为教堂的特权而躲过了制裁。
天主教会有如此之多的弊端,成为中国民间憎恨的对象就不足为冤了。我们看看法国,在大革命的时候教会受到严重打击,财产被没收,神父被推上断头台,难道天主教会本身就没有责任?而 1789 年的法国,比起一百年的中国还要先进一点。天主教会在先进的法国尚且激起平民百姓的巨大仇恨,何况在落后的中国呢?
不对的地方太 TM 多了 ····
怎么说呢,能把农民运动这种充满同情分的事玩成那个卵样简直是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的奇葩了 ····
看过我过往的答案都知道,我对农民运动基本是抱着同情心的,因为中国农民除非被官老爷逼的忍无可忍了,不然大部分时候基本都挺老实的,甚至老实到有这种闹长毛前还有屁民老老实实在家饿死被清国官员盛赞的顺民。
然而义和团并不在我同情和肯定之列
于是话说回来,为毛我同情闯西以至于长毛,就是不爽义和团咧?
首先我得声明一下,我知道当时中国农民苦,所以我对他们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可以理解甚至赞同,但是 TM 这手段恕我无法理解和支持。没错,暴力无脑排外,杀自己人比外人多。还有各种 LOW 逼手段。
还有一个原因,(以清朝为例)义和团之前的农民运动,不管是会党还是长毛还是什么教,人起码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苦难的根源是谁——没错,是清国,而不是洋人。是,是,我知道洋人在当时的角色也好不到哪去,但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诸君理解吧?而且就清国那样,五十年前洋人没像义和团那会在清国满地教民跟着走横的飞起的时候不也是民变一堆堆?没了洋人清国官老爷们就不鱼肉百姓就好好做官为民做主了?
是,我知道义和团一开始有 “反清复明” 这个纲领,然而很快丫们就接受了招安开始扶清了,仿佛干走了洋人他大清就真能让这帮对现实不满的苦哈哈农二哥重新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了,更别提这还没干走洋人呢。
我同情的闯西和长毛还有会党都是认清了是谁真正带给他们苦难的要干烂当时破败政府的爱国(此处国与政府分开)斗士,而不是被忽悠 / 心甘情愿扶那个破壁政府给别人当枪使的爱国(此处政府国家一体)蠢货
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帝反封建的手段就是听权贵的操纵,顺手砸烂一切先进玩意甚至为包火柴就杀人?反帝反封建的手段不是虚心学习富国强兵而是搞上身搞符水骗 SB 送死顺带一路暴力洗劫自国屁民?在如何评价义和团那个答案底下还有不少给义和团抒情的,农民的不甘屈辱的挣扎就只有这种 LOW 逼暴力的单纯无脑排外发泄一种方法?
然后呢,闯西不说,就说长毛,长毛相对于清国不能说特进步到哪去但是好歹表现出了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义和团呢?哈 哈 哈 哈
我都不好意思说是开倒车了,简直 TM 是高速掉头
我举几个例子:
楼上某位引个中国邪教史里拿长毛的上身和义和团这个比
都是上身,看看长毛上身是干什么
收拾抽鸦片的
鼓励士气
士气低落的时候鼓舞士气
申明军令的同时作戏鼓励士气
申明军纪处理犯事的 + 慰问下属
这是长毛初起的时候一起大案,周锡能案,简单来说,周锡能是长毛派出去招齐拜上帝会群众的,结果这位半路投了清营,后来受封混进来想玩个里应外合,结果和他老婆准备反乱的时候被杨秀清派去盯梢的眼线发现,然后杨秀清同志就天父上身当着众人面把这货的阴谋揭穿了
平心而论,上身这事的确很 LOW,但是也得考虑到当时清国农民的平均文化素养不是?就是现在中国信这套的还有不少呢,而且长毛上身大部分时候干的都是正事,不是鼓舞士气就是指出问题,或者发现奸细之类。
义和团上身是干蛋?事前一个个狂的各路神仙上身了,洋枪面前神仙们好像都失效了哟
长毛祈祷归祈祷,打仗归打仗,义和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有战前各种花样加持就干不了仗哟
长毛把普通清国人变成这样,甚至于七个能打一千个官兵,义和团那套除了一次次骗死胆大脑子傻的有一腔血勇的白送死以外能干蛋?
顺带一提这段放今天都强过某些星座 / 血型迷信者
而且别的不说
长毛定制井井有条
大师兄们呢?派别五花八门,但是都没什么卵定制
顺带一提的是,都是和洋人开战,长毛境内什么样?
按义和团那套李秀成完全可以直接把境内的洋人都片了,还礼遇?
按义和团那套还是不用多少,肯定是不分青红皂白杀洋人嘛
洋人议员自己都感叹都 TM 开战了却没被长毛不分青红皂白花样报复过,大师兄们没开战就不分青红皂白花样洗一遍城算什么?
而且别的不说,长毛对西方科学先进制度什么态度?
资政新篇和阿洪的批示不说,长毛在几十年前就大喊现在不学就晚了,几十年后一群人以砸烂一切先进玩意为荣甚至为了包火柴杀人全家
就是长毛那帮农二哥王爷们也知道洋械和仿制洋械的重要性
大师兄们靠神功对付洋械,当然还有些傲娇的偷偷用,个别智障的把清廷发的洋械丢掉,更多的是清国军火库里拿出来只能当长矛用。
长毛那对洋人先进科技的开放和学习大师兄身上基本连个 P 都看不到,
而且长毛治下好歹让屁民受益不少
义和团过境屁民们受益了个啥?税轻了?官老爷滚蛋了?治安好了?
呵呵哒
义和团根本就是清国按这个策略养下去几十年的成果
顺带煽动民粹最后出来当调解人这套也很清国,不愧传承百年的司马
长毛对外干烂洋枪队数次,正牌洋人军队次数也不少,法国佬甚至搭上了一个海军提督
以至于洋人自己都感叹
洋人甚至于
义和团咧?除了靠人数优势花样卖蠢以外还干蛋了?组织?战术?
长毛天京被破后回救不及的几个王爷带着部下和捻军一起作战,顺带给捻军传授兵法
后来让剃头感叹不已
真 · 洋枪吃瘪给土制刀矛,义和团嘛 ···· 哈哈哈哈,无非就是洋人老爷们事后显示自己的武勇和类似文青去西藏见到某些场面那样 “震撼” 的时候说哎哟卧槽这帮人敢往枪口上撞,然后?没然后了
然而往洋枪上撞能打赢洋人吗?
义和团起于山东,与山东当地的乡土情况有很大关系。与孔圣故地的名声完全相反,作为南北政治半真空地带的鲁省自古以来就是盗匪多发之地,宗族社团借御匪之名不断壮大,宗族社团间亦多有冲突。
洋教作为一个自下而上成立的教团,其社会职能与鲁绅高度重合,那么必然会招致地方宗族势力忌恨,反过来讲,也有一些地主看中洋教的教化力量和外来势力,选择受洗信教,通过教职身份反过来巩固宗族与扩展力量,所以洋教在山东出现了极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整村整村大量民众信教,一方面是多村宗族联合以外来拳师带头用暴力手段对付洋教。
庚子拳乱后,义和团并未消亡,因为构成其基础的鲁省乡村宗族架构并未有任何变化,其转生后的组织依然活跃于华北大地上,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 “黄沙会”。与前辈义和团一样,到 1930 年代,黄沙会还觉得往自己身上贴符能挡下刀枪,结果也是惨烈的,黄沙会数千人突袭小股日军,日军伤亡三人,黄沙会则阵亡数百。到了 1940 年,黄沙会与开拓山东的八路军爆发冲突,被组织度远胜于其的八路军完全剿灭。
为宣扬铲除黄沙会的正义性,八路军还编唱了一首叫做《反对黄沙会》的民歌,从歌词中可见,黄沙会所为与当年义和团完全无异。(此歌后来重新填词,成为了中国民歌代表作之一,著名的《沂蒙山小调》,)
西北回民和蒙古族里面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义和团作乱被迫逃离的山东农民后代。我的家族也是当初逃亡的山东人后代。很多答主对于义和团的好感只是叶公好龙而已。
看了不少回答,好多答主看样子都以为拳匪们杀得都是洋人,信外来宗教的教民。总之杀得都是害虫。连洋大人都说义和团圣女像圣女贞德。我想可能这些人是把义和团当成 yy 小说里面的游侠,刺客行会之类的人物了 。
我不得不遗憾的发现,目前各个高票答案全都在说洋大人的苦难。大清的苦难。几乎没看见几个诉说普通人的苦难的 。我想可能真有知乎 er 以为自己是 highchinese。以为自己是有洋枪队护体的洋大人和有兵勇保护的爱新觉罗,拳匪的大刀不会砍在自己脑袋上。
我家在西北民族地区,算是城里的回民聚集区,马路对面就是清真寺,没有什么凌晨五点大喇叭扰民的奇葩事情。也没有打砸不清真东西的事情。因为家庭位置关系认识不少西北伊斯兰教主体的少数民族和蒙古族之类的游牧民族。
其中不少人都提到自己的祖先其实在山东河北一代,因为拳匪祸国殃民,赤地千里,人相食 ,被迫举家逃难,来到西北边陲,一些人跟着蒙古族慢慢也学会了酿酸奶变成了蒙古族。一些人被清真寺接济,变成了穆斯林,今天变成了回族。家里面也留下了一些山东汉地带来的古老器物可以佐证。很多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回族,直到和家里老人有了交流之后才知道祖先其实是汉人,所有老人的故事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义和团作乱活不下去的事情。可以确定他们大部分并非被义和团排挤的教民,就是普普通通的汉族家庭。
想想看,一百年后,要是大家谈起伊斯兰国,只记得勇敢的伊斯兰战士反西方,西方军人也对穆斯林战士高度评价,完全遗忘了那些死在伊斯兰国手下的普通人,淹死在地中海的难民和或为了留在西方或因为伊斯兰国暴行信仰破灭迅速变成基督徒的逃亡者,是不是很魔幻现实?
杀洋人杀教民,只是义和团里面的人团结起来的借口,义和团真的只杀洋人和教民吗?死在义和团手底下的大多是普通汉人,遭受最深重苦难的也是他们。但是很可惜,这批人现在被完全遗忘了。也没人去研究这场义和团导致的民族大迁徙和认同改变,成千上万的普通汉人就这么流落西北被同化消散在各个边疆民族里面。好像从来不曾存在过。
我想我现在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会对伊斯兰国,红色高棉之类的东西有浪漫的幻想了。因为叶公好龙是知识分子的普遍毛病。
这个问题与其说回答的是 “义和团” 是什么
不如说回答的是 “我是什么”
题主真的有心了解的话
上知乎不如上知网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敬神,忘祖先。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看完这段唱词你没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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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命给义和团洗地,那顺手就挖出点史料来以飨众人好了。
「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曽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拳事杂记》
「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初犹未及华人也。继以华人受役于洋人者,多亦恨之刺骨,…… 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庚辛纪事》「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见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钱而已。」——《天津一月记》
眼熟不?西安砸车游行不就这德行么?挂着个爱国的帽子,玩命祸害自己人,什么玩意!
以下全部引自王清淮《中国邪教史》义和团一节。长文预警,流量党勿点。
义和拳起源于中国原始巫术。原始巫术极为庞杂,所以义和拳的源流也极为庞杂,要梳理出义和拳的源流系统及传承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它的爆发给人们这样的印象:与其说义和拳暴动是一次组织的农民造反,不如说它是一场森林大火,森林大火的燃烧可能没有缘由,而且一处燃烧,其他各处也随之燃烧,尽管新起火点与原火点相距遥远。清朝廷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场 “森林大火”。
关于义和拳的宗教传承,有白莲说和八卦说两种。在宗教思想上,义和拳接近白莲教,希望不经过刻苦修炼而成神佛,不付出艰苦劳动而暴富,对政府采取对立立场;在宗教作法上,义和拳接近八卦教,它有文教和武教两种教法,就是圆顿教、八卦教的文丹和武丹。圆顿教八卦教的气功已经出现了陷入迷狂的现象,痴迷者依恃所谓 “刀枪不人”,贸然攻击紫禁城,义和拳则进一步夸张气功的功效,把原本就荒唐不能稽考的冷兵器的刀枪不人,荒唐为热兵器 “枪炮不人”。义和拳众迎着洋枪洋炮冲锋的景象,给敌人也给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文明时代长久的梦魇。
但确认义和拳源于白莲教或八卦教,根据仍然薄弱。义和拳自己与白莲教势不两立,它在北京大肆捕杀白莲教,公开处决所谓 “白莲教” 信众。没有发现义和拳与白莲教结下如此深仇大恨的关节,可能是民间教派尤其是政端教派褊狭、极端、绝对排他的本性使然。但如果义和拳确实源出于白莲教,它没有更坚定的理由“欺师灭祖”,因为白莲教经过道光年间的反复镇压清剿,已经气息奄奄,义和拳在各地以及北京所杀的“白莲教”,绝大多数都是它的随意指认,其实就是普通民众,他们与白莲教毫无关系。如果说由于义和拳获得了政府认可,而白莲教为非法宗教即邪教,义和拳为了向朝廷输诚而大杀白莲教,在北京的作为可以如此解释,但义和拳杀白莲教并不始于被召进京,在京外它就与白莲教势如水火。人们之所以说义和拳是白莲教,是出于士大夫的习惯,朝廷也是如此,他们把一切邪教都认为是白莲教。比如八卦教与白莲教并无明显的传承关系,但人们一定要说义和拳就是八卦教,八卦教就是白莲教,把三者笼而统之。
说义和拳出于八卦教,有两条证据,第一,义和拳的发生、活动地区正是八卦教的活动地区。义和拳自己也以八卦命名,如 “乾字团”“离字团”“坎字团”;而八卦教的门派中也确有“义和拳”“红拳” 和“梅花拳”等名目。第二,义和拳也练气功和拳脚棍棒,也迷信刀枪不人。但是义和拳确实不是八卦教的一个支派,它只在作法上模仿八卦教,其教义与八卦教距离十分遥远。义和拳并不具有民间宗教以及极端教派的一般特征,也就是说,它不能算是一宗邪教,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成型的教义,更没有统一号令各 “支派” 的共同教主,甚至,它的教主不以 “教主” 命名,而把头 0 称为 “大师兄”,或者就叫“师兄”,它的所谓“祖师” 或“老师祖”似乎也仅仅是传说中的人物,人们从没有看到他们出现在北京城或外地。所以,义和拳只有行动的带头人而没有集团组织者,从兴起到灭亡,始终表现为散漫的、“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乌合之众。
义和拳虽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极端教派,但它的危害并不因此而减轻。从另一意义上说,当一个极端教派有统一号令,拥立惟一教主的时候,它的危险巨大,使国家政权面临颠覆的威胁。当它不具备这个条件时,它威胁整个社会,伤害的是民众生命和财产,它像洪水和烈火,无限制地淹没和焚烧。八卦教攻进皇城,杀人和被杀极为有限,数十人而已,而义和拳这支失控的暴乱队伍在北京城的烧杀抢掠,则不亚于邪教经常鼓吹的 “大劫难”。
从本质上看,义和拳作乱是原始巫术力量的一次大规模集中爆发。中国为政者一向密切关注邪教的动向,剿除不止,对巫术却一般置之不理。但是历史残酷地警告了为政者:不成体系,散漫的巫术、巫师、信巫者,所蕴藏的邪恶的力量同样可怕,同样可以推翻统治,扫荡社会秩序。
但义和拳的确是一个宗教组织,的确有宗教教义,也的确有宗教首领,只是这些被极端地简化了,简化到几乎可以忽略的程度,以至人们凭感觉,认为义和拳仿佛一团毫无目标的暴民组成的许多大球,在平坦的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上滚来滚去,没来由地压碎那些挡在它们前面的各种东西,包括洋人、官兵和各类建筑物。
义和拳的组织称为 “坛” 或“坛口”,这在各地义和拳中竟出奇地一致。一个坛由一 " 或数个人主持,称 “师兄” 或“大师兄”。坛是义和拳最基层的组织形式,但也是最后的组织形式,因而它是独立的行动单位,不必听命于别的坛,当然也没有更上级的 “坛” 对它发布命令,因为不存在 “上级坛”。在理论上,义和拳有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八个系统,可能还有“中” 字系统,那么就有九大支派,与八卦教的组织形式相似,但这些 “字” 具有不可捉摸的随意性,即使在义和拳的全盛时期,也没有一个教首或坛主即大师兄说得清北京究竟有多少坛,更不知道每一支派旗下即每一 “字” 领有多少坛口。由于史料缺乏,人们没有发现各坛口的首领大规模聚会的记载,很可能从未召开过这类会议。后来端王、吏部尚书刚毅任义和拳总首领,也只是名义上的,无论端王或刚毅,都不清楚自己手中究竟握有多少拳众。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是北京城中有拳众二十万,这个数字显然由估算而得,当然这是极不可靠的数字。坛的形成更为随意,有顺序和逆序两种,顺序是某一团员可以自立坛口,自任大师兄,只要有人听从他的指挥,人数几人十几人至数百人不等,这个坛的字就取这个团员原来所在坛的字,相当于一坛生出许多坛,统一用某字,都叫 “乾字团” 或“坎字团”。至于它原初为什么叫乾字或坎字,也纯粹出于偶然。八卦教因“帝出乎震”,教主便自任震卦教首领,如河南商丘的李文成。这样极为平凡的教义根据,在义和拳也不再顾及。逆序则连这一番功夫都省了,某人自命大师兄,设坛聚徒,随意取一字命名,然后认祖归宗。有人认为义和拳的各字分文武两场,乾字团为文场,坎字团为武场,并无根据。因为义和拳各字都习武,棍棒刀枪各团通用,说某坛为文场,可能因为见到它招请的神灵是李白杜甫苏东坡等文士,从而望文生义。义和拳招请李杜苏降坛,也仍然出于它的随意性,因为各坛保护神在理论上不能重复,甲坛已招请杨二郎和哪吒三太子,乙坛就不能招请这二神,只得招请李元霸、程咬金之类,丙坛又可能 “抢注” 了窦尔敦、黄三泰。这些贫苦农民有关古代人物的知识全部出自戏文和说书,这里面的英雄毕竟有限,都被瓜分完毕,新起之坛只能舍而求其次,把他们并不熟悉但据说也是伟大人物的张居正侯方域洪承畴强拉人坛。由于各坛之间互不通声气,相隔遥远的坛口 “注册” 了同一神仙或伟人,也屡见不鲜,所以唐僧、孙悟空、(猪戒、沙僧四师徒分外繁忙,奔波于各坛口。而相同保护神的坛口万一相遇,争夺冠名权的战争便十分残酷,势力弱小的一方如果自忖不是对手,上策是赶快逃避,下策是将坛神拱手相让,另觅主神。中策就彳导谈判或战斗了,在北京城因争夺主神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各国联军入城。义和拳最盛的时候,争夺主神的战斗最频繁、激烈。总之,义和拳的组织十分混乱,以一般邪教具有严密的统一的组织系统,令出法随、传递迅速衡量,义和拳甚至可以说没有组织。
没有统一的组织,就不会有统一的首领或教主,数十万义和拳众在北京城,基本以坛为单位各行其是。端王和刚毅任义和拳总首领,名号总指挥,他们肯定不是教主。这在中国极端教派发动的大规模暴乱中极为特殊,不过这倒与巫术暴乱的性质十分吻合。一般邪教暴乱,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由教主发动和领导,各地二三级教首听从号令,部署徒众,令行禁止,惟教主是瞻。义和拳暴乱却自下而上,各团各坛不待号令,自发地攻击官府,焚烧教堂。又风闻北京优待义和拳,后来又得到号令各地进京 “勤王” 的上谕,便以坛为单位地进军北京,至于到北京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规模,拳众和大师兄们概无所知。但有一点各坛一致,就是它们的口号:扶清灭洋。但也未必知道得详细。有的坛是 “扶清灭洋”,有的却是“顺清灭洋”“保清灭洋”。内容大体不差:保卫清朝,消灭洋人。他们的“洋人” 主要指洋教徒和依附了洋教的中国人,他们把后者叫 “二毛子”。团员中有一些人身受洋教和二毛子的伤害,有的还背负“血海深仇”,听说要去北京灭洋,精神振奋。而且他们从来没有去过北京,北京对于他们无异于天堂。如今有人资助粮食衣物,百万之众赴京剿灭区区几个洋人,分明是一次不花钱的“天堂之旅”。要知道,生活在华北贫困地区的贫民们,一年甚至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饥肠辘辘,逢此千载难逢的时机,断然不可放过。所以,大批贫苦农民很髙兴加人义和拳,至于“扶清灭洋” 的这一近于崇高的口号,未必是他们所能理解的。还有一点一致,就是义和拳的旗帜:一律为饰有牙章的三角旗。拳众把这种旗叫 “狗牙旗”。形制虽然统一,细节却又变得五花八门了。大大小小,任意裁制。至于颜色,更为混乱,或白旗饰以红狗牙,当中贴一红“膏药”,或红旗饰以白狗牙,当中贴一白“膏药”。“膏药” 上写的字也不一致,或 “义”,或“和”,或“团”,有的把三个字全写上去,就贴了三团“膏药”。‘旁边还有一串四个小“膏药” 或八个 “膏药”,写有“扶清灭洋” 之类的字样。一面团旗就算制成了。义和团的人便举着这杆旗招摇过市,勒令店铺出钱粮。抓住洋人或二毛子或白莲教就地正法。义和拳拳众多是贫苦农民,原来很可能淳朴敦厚,与世无争。而一旦被裹挟,受邪术蛊惑,就会无视“王法”,蔑视生命,举起屠刀杀戮无辜。义和拳暴乱再一次向人们证明,邪术、邪教毒害人心,扭曲人性,它使人由清醒转人痴迷的速度十分惊人,猝不及防。
义和拳没有出现统率全国的首领人物,根本原因在于它发展太快了。早期的红拳首领朱红灯被处决以后,义和拳还没有培育出新的首领,北京就发生了剧变,朝廷对义和拳,由镇压转为扶持,北方各省除了山东的袁世凯、陕西的端方外,督抚们都支持义和拳。各地义和拳的发展可以用 “风起云涌” 来形象比喻。本省尚没有一个统一的首领,大批拳众又一拥而入北京城,要想推举一个让大家共同信服的教主就更不可能。因为在他们看来,“胜利”在即,谁也不会把即将到手的胜利果实奉送他人,让自己受其挟制。所以,他们宁可在京城抢掠财物,眼前的切身利益比虚名都重要:珠宝银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们宁可选择发财,不去关心伤脑筋的 “共主” 问题。拳众们到北京,原是一场不花钱的长途游玩,如今却发了大财,抢得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珍珠宝贝和金条银元宝,实已大喜过望。至此,也彻底暴露了义和团 “乌合” 的本质。端王和刚毅企图动员义和拳统一听号令,也属徒劳。在北京危急的时刻,朝廷对洋兵和义和拳都很恐惧,只得下令阻止城外义和拳进城,但允许城内义和拳出去,以这种方式削弱义和拳给北京造成的破坏,却不敢在城内干涉他们。于是大批义和拳带着巨额财物,从容出城,回归故乡,有的人从此成了财主,彻底改变了身份,但更多的人却把抢掠的财物挥霍净尽,仍然一贫如洗。由于大批义和拳巳经出城,当外国联军进占北京时,只有政府军官兵作战,不可一世的义和拳在北京城居然未与联军作正面接触,惟一的一次 “作战” 是在神武门外,数千义和拳阻挡扈从慈禧出逃的政府军,遭联军屠杀,死亡殆尽。在城外,联军追击到良乡、琢仲枪杀四千多名义和拳众。这两次都是联军攻击,义和拳基本不作抵抗,束手就死。
义和拳喜称 “佛”“佛法”,似为附佛外道,实际它没有达到可以“附” 佛的水平,巫术而已。它的教义极为粗浅简略,而且杂乱,它们没有统一的组织,也就没有统一的教义。各坛口有自己的 “教义”,这些教义大致取自八卦教的只言片语,或者根据某些民间教派的若干信条敷衍成一种“说法”,大肆张扬。之所以称它为“说法”,而不称“学说”,是因为它们根本构不成学说,没有构成完整的宗教体系。义和拳也许有完整的教义为各坛共同遵守,但这种“可能” 同样没有充分的材料支持,人们对义和拳教义的认知,只能根据它们散布张贴的各种 “揭帖”,相当于传单或“大字报” 之类的东西。传单绝不能等同于它的教义书,人们只能由此揣测它的教义的基本内容。由揭帖得出义和拳的教义思想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三阳劫变观。三阳劫变见于中国唐宋以后几乎全部的邪教教派。义和拳对三阳劫变三佛应世特别感兴趣,这可能是因为它直观形象:燃灯佛兽面人心,释迦佛人面兽心,弥勒佛佛面佛心。说释迦佛 “人面兽心”,在底层民众中犹如空谷传响,振聋发聩。他们虽然对佛和皇帝均知之甚多,但不乏对这两者的联想:既然佛道已经改变或即将改变,世道焉能不改?根据他们从戏曲说书和身边事得出的经验,世道改变意味着机会,而机会永远稍纵即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类俗语格言对身无长物的贫苦农民犹如 “圣经”。他们认为在贫困已极的时候,劫变对他们只有好处,没有不利。光绪二十五年春天,广泛散布在北京城的题为《南苑三台山》的揭帖,就以三阳劫变为基础思想,凭己意安排世界:西方的如来佛倒念了弥陀佛(就是篡改了弥勒佛的思想〕,北方来的是恶佛,专做恶事,关帝圣君决定替天行道,统领天下众神朝见玉皇大帝。于是,玉皇派南来的善佛、观世音菩萨、东方日佛下界,在十五年内改变世道。这张揭帖主旨为三阳劫变,本出于弥勒大乘数,但它把关帝抬高到众神之上,还让玉皇大帝指挥众佛,似乎是三教合一或崇道抑佛。实际义和拳制作揭帖的人乃至义和拳首领们根本不知晓这些神、佛、圣、帝的矛盾对立关系,所以才把它们纠合为一体,拼揍为一家,它的民间巫术性质再一次显露出来。光绪十六年夏,义和拳全盛时期,它的揭帖又说,世界一千年为一劫,现在过了九百九十三年,释迦去世,过不了几年就要改换天年,会发生大劫难。似乎大劫难主针对是洋人和二毛子,“鬼子逃,洋奴敛,五谷丰登太平年”,“洋人灭,尸相连,…… 歌大有,庆丰年”。这一类比较有针对性的揭帖,宣扬了 “灭洋” 的思想。但义和拳宣扬的劫变思想并不仅仅针对洋人,它与所有极端教派和邪教一样,对民众进行威胁加利诱,迫使、引诱他们入教人团。在北京流传的一张揭帖写道:“水淹齐鲁东三省,血染陕西八百坡,贤君若能兴三事,虎出山林定干戈。”这是它制造的谶言,先施恐吓,之后预言改换江山的日期。虎年是光绪十八年,意即这一年干戈平定,新君登基。这条谶语早在乾隆五十一年就出现过,那时它预言的更改江山的日期是羊年末猴年初,即乾隆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之交,结果这一时段太平无事。一百多年后,义和拳又把这条谶语翻出来,改换干支,用作武器是。义和拳还抄写了另外一些恐吓性的谣言、谶言,比如 “十愁”:“一愁长安刀兵起,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云南人遭乱,六愁河南不太平,七愁有饭无人吃,八愁有衣无人穿,九愁有路无人走,十愁人死一大半。” 这类合辙押韵的歌谣,有强大的效果,不但使谣言中说到的湖广、四川等地人心惶惶,没有说到的省份,人们也同样不敢掉以轻心。有饭无人吃,有衣无人穿,有路无人走,包括全国各地,统统地人死一大半。而人们都害怕自己在死去的一大半中,都希望留在不死的一小半里面。第二,入教人团可避凶得吉。坚持义和拳反抗帝国主义入侵说的人们乐于展示义和拳众对洋人洋教的仇恨,突出他们对敌作战的勇敢和不怕牺牲,殊不知这完全出于误会,出于对义和拳本质的认识模糊。义和拳杀洋人二毛子烧教堂、扒铁路、拔电杆、割电线,无疑有对洋人的民族仇恨和盲目排外思想,但主要是出于自身宗教的需要。劫难在前,不是今年就是明年,要想躲过劫难,就必须入教人团练拳脚。但人团还不是进人避风港,还必须有所表现,建功绩,除魔护教。而前最大的魔,先是官军,后是洋人,包括洋教士、中国人教者和保护他们的洋兵。团员除魔越多,功绩越大,所上升的层次就越高,就越能保证自己在 “不死的一小半” 之内。义和拳也有天堂之说,它的天堂与其他民间教派并无区别,仍然是用黄金铺地四季如春做基调。它的教义没有新内容,不但基本教理由别的教义主要由八卦教、白莲教、大乘教拼凑而成,它的 “文件” 即阐述教义的例证也都不能自作,也原样取自别的教门。义和拳教义的粗疏不成体系是最突出的特点。
但义和拳的特点不在教义,而在教法。它用巫术行教,用巫术欺人并自欺。义和拳行巫术的基本方式为气功、画符、念咒,以求达到 “刀枪不人”。为了使巫术逼真,还伴以驱神役鬼、剪纸成人、撒豆成兵等“邪术”。平时建坛修炼,号称各坛都有神佛保护,每一拳众都有神佛附体,故团员战时不畏枪弹。大师兄并不坐而论道,他们可以当众“表演”,钢枪刺喉、腹部碎石,单掌劈砖之类的“硬气功” 已经叫观众目瞪口呆,大师兄还表演刀枪不人的绝技。步枪子弹射向大师兄,大师兄竟毫发无伤,不但大师兄,吞过符、念过咒、有神附体即 “上神” 的一般拳众,也有如此奇能。于是,祭坛之后,大师兄领着本坛的拳众奔赴战场,护教除魔,开始战斗。
义和拳刀枪不人,洋枪奈何不得。这在中国民众、士大夫以及朝廷高级官员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中国人自从被洋人用炮舰打开大门后,深知洋鬼子的船坚炮利,中国的失败在于武器不如洋人精良,惟有 “技击” 可与敌人一搏。所以清人笔记中有一则故事,说北京郊区有一位叫冯婉贞的十九岁姑娘,曾凭借其使洋人望尘莫及的武术功夫大败英法联军。这则莫须有的故事很叫中国人兴奋,来不及考察它的真伪。即或实有其事,也不能作为技击能够战胜的证据。冯婉贞取胜在于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大炮,近距离作战,敌人的枪炮无法施展。如果换成阵地战,自然不行。但义和拳不怕,义和拳或者作法术“封住敌人的火炮火枪”,还可能让敌人发出的炮弹“折返回去”,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或者虽然射向我方,但我方战士全然不伤。这类表演在北京城里时常举行,把端王、庄王、刚毅等看得如痴如醉。直到联军进城,义和拳逃散,端王仍然坚信义和拳绝不会失败。后来在流放地,他仍然相信自己亲眼所见,对义和拳在洋兵面前完全没有抵抗力百思不解,最后只好归于大清的国运。
袁世凯也迷信符咒术,对气功之类深信不疑,但不能确信练了气功吞了画符念过咒语有神上体,就真的能抵御枪弹。风传如此厉害,袁世凯决定亲自试验神功。他请来了一位大法师,据说这位大法师面对射来的子弹毫无畏惧,万弹攒心,却毫发无损。袁世凯有点相信,他猜测符咒具有还不为人所知的神秘力量。也许人体经过特别的潜能开放,会出现超常的功能。袁世凯对西方科学略有所知,他以宽容的理性思维推论,既然人的身体是宇宙间最奇妙的物质精神特殊结构,人们对此了解还十分肤浅,不足万分之一,它具有到目前还不为人所知的神异力是可能的,在没有验证之前至少不能断然否定神异功能的存在。袁世凯决定采用实证主义的办法检验神异功能。这种功能当时已弥漫全国,成为 “主流话语”,如果谈话不及“神异功能”,那肯定是“时代的落伍者”。他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召集军官们参观大师的神功表演。但袁世凯部下有坚决不信“神功” 的军官,而且为数不少,他们坚持让 “大师” 签下生死状,承诺:“假设身死勿论。”这些军官们要把大法师置于死地,以粉碎神功的谎言。
验证或者说 “表演” 开始了。三十枝步枪一齐开火,子弹如蝗,飞向大师,大师身上的灰尘被温柔地弹了一阵,大师本人则岿然不动。袁世凯兴奋之余,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枝德国造手枪,只一响,大法师仰面倒下。观众以为大法师觉得场面不够戏剧化,想以此制造表演效果。但许久,大法师并不站起,原来他永远不会站起来了 ^ 肚子上穿了一个洞,鲜血正汨汩地流。大法师以魔术、杂技欺人,结果自送性命。但也不是毫无意义:袁世凯从此成为一个坚决的反 “拳” 者。但可惜,在整个拳变时期,让大师们这样走麦城的机会几乎没有,所有的表演都因义和拳自导自演,绝不会穿帮:三十枝步枪是真的,装的却是发令枪的子弹。
作杂技魔术表演可以欺骗观众,骗得王公大臣名士大夫,但洋枪洋炮在洋人手里,义和拳无法替洋人做手脚,于是,凭恃巫术手段的义和拳正式与洋人交战时,排抢之后,一大片拳众倒在血泊里,倒下的都是少年和新团,大师兄和老团们则在枪声中逃窜,死伤不多。这种卑鄙的行为却为义和拳的神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死者道行不深、法术不精,或者临阵恐惧,或者心有杂念私欲;同样道理,大师兄和老团不死,所以神功永远神奇。
义和拳的作战也是戏剧性的。义和拳没有练习过排兵布阵,对战术一无所知,他们关于作战的间接 “经验” 来自北方的戏曲舞台。舞台上的大将出场时,先有四个 “龙套”,走着“急急风” 碎步上场,许久,大将才迈着方步亮相登台,第一步迈出,第二步永远犹豫不决,不知道该迈在什么地方,好不容易决定了,第三步又不知该怎么迈了。最威风也最令人羡幕的是大将背后的 “大靠”,那是享有尊位者荣誉的标志,一般元帅才有,而龙套小卒绝不可以“扎大靠”。义和拳把这些东西搬到战场上,他们以舞蹈的步伐向敌阵挺进。为首者背后是隆重庄严的“大靠”,插着四面色彩鲜艳的小旗。其他人员也尽量穿着演戏的服装。脸上涂着油彩,即脸谱。脸谱要符合本坛的身份,因为义和拳崇拜勇猛的将军和神怪,所以他们的脸谱也以“花脸” 居多,如李元霸、裴元庆、马武、尉迟恭等,白袍将军罗成,神奇十三太保李存孝也颇受青睐。这般阵势,让洋人胆战心惊,不知所措。这些农民 1 舞蹈般” 地冲上来,毫无惧色,他们坚信自己的肉体永恒,不受损伤。洋人不相信巳经来到了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他们无论如何难以把面前的景象与美洲印第安土著和非洲野蛮部落区分开来。区别也有一些:义和拳头上的羽毛只有两根而不是印第安人的插满头;他们的皮肤呈黄色,不似非洲部落的纯黑。
夂和拳中流传着大量的神话,这些神话的共同主题是他们得天之助,洋人和官兵可怜巴巴地受天意捉弄。在北京激战正酣,天津已经失陷,洋人已经大举北上时,义和拳中却风传在大沽口外,横亘起一条 “土龙”,突出海面,洋人的兵舰被全部挡在外海,想象之奇特兼轻省,实在出人意料。义和拳众从前多是饥民,吃饭永远是首要问题。于是相应的神话由此而起:每人只携带一小布袋米,二三斤的样子,饥饿时候,拈起几粒米人口,立即就饱了,这小布袋就是他们祖祖辈辈盼望的“万宝囊” 了。还说,团员怀揣几个馒头,吃时留一点边角,放回怀里,便又长成一只完整的馒头。还说,老师给每人二百钱,可以随意花,只要留一两个铜板做种子。“沙锅照”最神奇,每人带一只沙锅,生火做饭,一个沙锅,百十号人吃饭也吃不完,锅里永远有剩余。但既如此,全军一只沙锅即可,为什么还 “人挟沙锅一具”?当然还是小农意识的“财富人人当有” 作怪。种种离奇、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把义和拳打扮成一支地地道道的“魔军”。
义和拳教法的核心是降神术,也叫 “上神”“上体”。即可是神灵附体。这种十分古老的巫术,在乡间尤其流行,是巫师的基本职业技能即:巫师请求自己的 “主神” 下降,附在自己的体内,让他暂时成为神,表现为说话声调改变,说的话也迷离恍惚,听者似懂非懂。请神附体的方式步骤大同小异,烧香、念咒、祈祷,随之巫师全身一阵猛烈的颤抖,表演得精彩的巫师或比较有 “敬业精神” 的巫师还应当突然倒地,尽可能摔得重摔得响,但不能跌破出血,这一招在戏剧中被称为绝技,叫 “背摔” 或“僵尸倒”。昏厥的巫师很快就会自己苏醒,醒来的巫师便是神了,神的言说对求神者具有绝对指导意义。演说之后,神还要再一次摔倒、昏厥,这次醒来他恢复为巫师。在收受了求神者的奉献后,仪式便告结束。“奉献”多是银钱,贫困者可代替以粮米布匹或其他土特产。有 “职业道德” 的巫师还可能豁免贫困者的奉献,那么,他的声誉就会迅速攀升,被尊为 “德高望重” 的大师。这可能为巫师的成为教主开辟了坦途。
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主大都擅长降神术,其中把降神上升为教义,尊为最高教法的是拜上帝会,杨秀清、萧朝贵的降神实际指导了太平军的宗教活动和军事行动。继拜上帝会之后活跃于北方的义和拳也推崇这一套巫术手段,将降神术作为行教核心。义和拳组成庞杂,所降神极其混乱、随意。根据已有的材料,义和拳的 “主神” 有四大类:一、宗教领袖和民间神衹类。有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各位菩萨、济公佛、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张天师、元始天尊、金刀圣母。二、戏剧舞台上的人物,有刘金定、樊梨花、杨排风、穆桂英、柴郡主、薛礼、罗成、程咬金、李元霸、裴元庆、鲁智深、武松、孙悟空、猪八戒、黄天霸、窦尔敦。三、著名历史人物,有姜子牙、孔子、诸葛亮、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岳飞、岳云、杨延昭。四、各种自然神和神话人物,有灶王爷夫妇、财神爷夫妇、十殿阎君、六丁六甲、五方揭谛、日值功曹、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四大天王、十八罗汉、城隍、土地、山神、河神、雨雪雷雹神、日月星辰诸神。
义和拳也有教规。教规在各团、坛大致相同,门耳相传。但由于简单易记,传说不至于发生大的差讹。教规共五条:一、孝顺父母;二、不爱钱财;三、行好积善;四、忌口,不吃腥荤,不吃辛辣东西,不吃洋糖、不喝洋茶;五、夫妻不同床。这五条的前三条务虚,后两条务实,孝顺父母、行好积善、不爱钱财,没有一个标准把握,至多是一种心理约束,而忌口和夫妻不同床却可以检验,在战场上检验验,与官兵、洋人对打,如果犯了戒,吃了荤腥或夫妻同床就不能抵挡敌人的枪炮子弹,会当场毙命。大师兄以此恐吓拳众,对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拳众,大师兄也只有一句:“他们犯了戒。” 他们犯没犯戒,自然没有人知道,但他们死了,却明明白白,活着的人庆幸自己没犯戒,已经犯了的,以后也不敢再犯。所以,义和拳在北京烧杀抢,但拳众一般不敢淫:他们怕死。
义和拳教义简陋,教法恶俗,教规虚妄,且不具有统一组织,没有共同推奉的教主。比照其他邪教,义和拳不应酿成巨大祸害,而它不但酿成了,而且为祸之烈,史无前例。根本原因,是当朝统治者放弃了自乾隆朝以来长期奉行的严厉镇压邪教的政策。朝廷对义和拳剿抚不定,似剿实抚,实为怂恿。且各省政令不一,山东主剿,直隶主抚,义和拳由山东奔直隶。山西初时主剿,继而主抚,于是两省势力大炽。满族王公大臣,公开出面招抚、鼓励义和拳,最后居然以上谕的形式延揽人京,委以驱逐洋人的重任。为政者听任邪教作乱,已属过分,而奖掖暴民,实属古今奇闻。乃至故国黍离,乘舆播迁,社稷猝裂。清人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开篇《总论》所言代表了清末清醒的士大夫的意见。
粤稽往籍,异端可以乱天下,所以拒邪说,放读行,防维为至矣。况祖训煌煌,悬为厉禁之义和教哉。查义和教以八卦为名,若乾字坤字之类,分为八起,故又名八卦教。光绪戊戌年谕令各省劝办团练,以自卫村镇,于是山东有义和拳之名。其团首有老团者,盖练习有年,非自近今始也。口诵咒语,能避火炮,〔且能闭火门〕而不使之发。然能是者,百人中二三而已,且可暂不可久。总之,虽有法力,只可以倡乱,不足以成事。而乡愚无知辈好异矜奇,不察其奥,以练团自居,设坛请神,直、东交界之区,遍地皆义和拳。袁慰亭中丞抚山东,知其非而驱逐出境,且诛为首者数辈,而义和拳遂迁徒于直隶境内。初犹安分,继与各教民仇杀,恃其小有法力,能烧教民房屋,而不波及平民,闻者惊以为神术,遂开千古未有之奇祸。本年三月,洙水有戕官之事;四月,保定有烧电杆、毁铁路之举。不知电杆、铁路乃国家营造者,既悬 “扶清灭洋” 之旗,而又烧焚公家之物,是直与国家为难,非乱民而何?旋派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前往良乡、涿州晓谕团民,解散胁从。回朝,极言团民义勇可恃,并带团首晋谒端邸,甘言诱恬,端邸信尤深,日与团首计议,以为杀教民、毁教堂,洋人决不甘休,从此将洋人一网打尽,何难之有。而老成谋国者,以为乱民不可恃,兵端不可开。端王等决计惟团首之言是听。五月以来,团民三五为群,手持刀剑,逍遥城市,官兵不敢谁何。遂至无庙不设坛。于是焚教堂,杀教民,无日无之。而无赖之徒,又从而和之,攻击使馆,启十一国之衅,至于不可收拾。京师不守,乘舆播迁,悼叹曷已。子思子曰:“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传 9:“国将亡,听于神”。夫国家大事,岂可凭不经之语,以为准的乎。且义和拳所请之神,或为孙悟空,或为猪八戒之类,不知《西游》一书,乃后人以悟空喻心,八戒等喻四肢,非真有其人者。是该团所谓神者,实四大仙之托名也。值天开劫运之秋,故狐鬼等得以乘机播弄。诸王大臣不识大体,信以为真,矫诏一出,环球震动。彼有辞矣,而我为厉阶。误国殃民,贻绝大之祸。
“彼有辞矣”“我为厉阶”,这是当时士大夫对义和拳之乱的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列强环伺中间,意在掠夺,掠夺总需借口,如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和其他一系列对华战争。现在,义和拳公开攻击传教士和外国侨民,后期更借助朝廷,直接向各国宣战。义和拳所杀洋人其实很有限,山西省所杀最多,也仅数百人。但这些行动为列强提供了侵略、掠夺中国最 “完美” 的借口:外交使团和侨民被中国杀害,必须加以保护。说它 “完美”,是因为列强的军事行动符合国际公法,其野蛮侵略竟由此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所以“战争” 结束,列强可以提出连它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索赔数字。索畿之乱
根据 1843 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欧洲教士得以在中国内地传教。欧洲强国的目的显而易见,它们不但要在军事上征服老大的 “中央帝国”,还要让帝国的臣民在宗教领域向他们趋同。《南京条约》对传教有不少限定,传教并不自由。但传教士一旦进人就无视限制,传教士以本国的“领地” 或商业点为依托,在中国展开了强大的传教攻势。传教士刚到中国时,见到大大小小无数的庙宇,即使再小再偏僻的村落也有一座小庙供村民崇拜,他们很兴奋以为中国人有深厚的尊神基础。但传教士们很快明白了中国庙宇供奉的神绝对不是上帝。那么,传教士的任务就是让他们改宗上帝。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做后盾,传教士们的工作成效显著,成效显著的标志是在各地建起了尖顶高耸的与传统中国建筑风格截然不同的教堂,而来做祈祷和忏悔的中国人数量持续上升,上帝的福音在东方大国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传播。
但是,传教士在中国很快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中国人中间存在强烈的对西洋教的抵触情绪,他们不相信上帝,不理会基督教的教义,拒绝教士带来的福音。他们用一个带有贬义的词称呼基督教:洋教。“洋”与中国人一直使用的 “夷” 含义相同。他们对洋教的蔑视出于对洋人的蔑视,他们觉得,洋人面目与华人不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对洋人的种种不利的传说愈传愈离奇。虽然这些传说大都子虚乌有,但中国人乐于相信它们的真实性。其中有这样几条,几乎被全国人民知悉并认同:一、洋人有钱,是由于他们善于挖宝。他们走街串巷,翻山越岭,发现藏宝地点,就用阴谋手段偷了去。这样的故事各地均有流传,内容形式大同小异:某地名胜原是宝物,如金鸡、金牛之类,洋人发现后,就地取材,在当地中国人手里骗得取宝的 “钥匙”,在一个夜晚把宝物盗走。“钥匙” 也很平凡,或是卷破炕席,或是一件满是虱子的破棉袄。二、洋人修铁路、架电线,目的是控制中国地脉,让中国丧失元气。三、洋人开设粥厂,救济灾民难民,粥里放了慢性毒药,当时不知不觉,百天以后,毒药发作,暴病而死。四、洋人把一些流浪儿童集中起来,办孤儿院、育婴堂,是想用这些中国小孩制药,主要挖取心肝脑等器官,把尸体丢掉。为了掩人耳目,洋人在夜间把这些被挖空的小孩偷偷埋掉。五、有给洋人做工的中国人,在洋人厨房中发现了滑溜溜的小鱼样的东西,在坛子装着,巳经与坛口平齐,仔细一看,分明是小孩子的眼睛,原来洋人爱吃腌制的中国小孩眼珠子。这些传言是因文化、科学技术背景不同而产生的误会。走街串巷的是传教士,而翻山越岭的是地质技术员,一为传教、一为勘探找矿。至于铁路、电线,那是外国资本的行为,与传教士无关。洋人出高价收买中国人看来很不值钱的东西,有的是收购古董转卖给拍卖行,还有一些人意在以实物到富裕国家募捐,救助中国贫民,如出几块大洋买一件三代人穿的破棉袄等。但是由敌意而生的种种谣言颇能获得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在中国人看来洋人差不多就是茹毛饮血的野人,说他们吃人,人们不会感到惊讶。其实孤儿院育婴堂死了人,本属正常,掩埋死亡儿童,当然在夜间进行,这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如果不是教士们的这类慈善机构的救助,这些孤儿会死得更早、更多。至于中国人发现了小孩眼珠腌菜,却是十足的愚昧无知,因为人的眼睛根本不是小鱼一样纺锤形,“目击者”不懂人体解剖,竟把他每天看见的眼皮露出的眼睛形状误以为就是人体器官眼珠的形状。他们本可以从其他动物的眼睛解剖推知,人的眼睛也应该是正圆形。但涉及到对洋人的抨击,大家便宁可信其有,不肯究其实,对明显的漏洞也视而不见。由人们传信这类谣言,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洋人怀抱的蔑视、仇恨、恐惧的复杂心理。
对传教士的捕风捉影的指责,在传教士进人中国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各地教案屡屡发生,其中 1870 年的 “天津教案” 最为典型。民众进攻天津法国天主教堂的起因就是教士把中国儿童挖眼掏心制成药材,还藏有一坛子中国婴儿的眼珠子。一位在传教士家中做佣工的中年妇女提供了这份证据。在民众围攻时,教堂中的外国兵开枪打伤了中国民众多人,民众于是拥入教堂,杀死二十多名外国人。天津教案的后果是严重的,严重性在于它成为其后中国政府在洋人胁迫下处置教案的标准案例。在天津教案中,有十五名中国人被处死刑,有二十一人充军,知府、知县流放黑龙江,清政府赔偿法国天主堂白银四十六万两。
在流言盛行时,也有政府官员据理澄清和驳斥,比如曾国藩就天津教案上奏折,批评流言,公开辟谣。但曾国藩的奏折辩说无力,只是 “以理决之”,仍然没有把这些事分辨得明白: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由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致积疑过忿,激成大变。^ 准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当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帖虚实辨明白。此次应查剖心挖眼,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
仇恨和隔膜是双方的,仅指责中国人对外国传教士的盲目排斥、无端仇恨,并不公平,违背了历史事实。中国人对洋人洋教的仇恨,有天然的排斥外来文化的因素,更有洋人自作孽的因素。长期以来,洋人以及某些传教士,恃强凌弱,把中国人民视为没有开化的 “土著”,肆意掠夺中国人的土地财产。教士经常把农民诉至官府,硬指农民的祖产是教会财产,官府一贯袒护洋人,判决结果一贯对农民不利,民、教冲突成为十九世纪北部中国最突出的事件。还有一种现象也不容忽视:相当多的乡村恶棍、流氓、无赖赶时髦加人洋教,教会对这些人缺乏最起码的甄别,延其人教,并给他们种种权力,让他们担任教职。这些人一人洋教,找到了洋靠山,其恶行变本加厉,欺凌平民,霸人田产妻女。人们有理由把这些恶行归人教会,当然更加深了对洋教洋人的仇恨。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洋教与“汉教” 的冲突。汉教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事实上不存在这样一个“汉教”,但义和拳以自己强烈的民间宗教倾向和鲜明的巫术做法,自认为在代表汉教,承担着驱逐洋教、纯净中华帝国的重任。这是一种无端的狂妄。但在十九世纪末,这种狂妄非常适合中国民众浮躁乃至狂躁的心态,顺应了举国弥漫的排外情绪。很快,这场动乱就超出了宗教范围,进入政治领域。
义和拳早年称 “神拳”,先起于山东,在直隶完成嬗变,最后成于北京,也亡于北京。
“神拳”发生在黄泛区,原是由逃荒逃难的贫民构成的自救组织,它的首领是长清县人,姓朱,没有名字,或者虽有名字,早巳被人们遗忘。人们只叫他 “小朱子”,举事以后被尊称为“朱红灯”。神拳的攻击目标明确:洋教。双方冲突日趋激烈,光绪二十五 0899 年)九月,朱红灯率拳众攻平原县多处教堂,平原县令蒋楷带兵镇压拳民,在前杠子李庄与朱红灯的拳民遭遇。拳民的战术十分奇怪:四个人组成一个圈,许多圈相跟相续,滚动前进。官兵还在为这是何种战术研究未定时,“圈” 们已滚到跟前,两名旗手被砍倒,蒋楷驱马逃走,兵勇一轰而散。战斗以朱红灯全胜结束。朱红灯决定乘胜攻击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教士们请济南方面派官军前来镇压神拳。朱红灯率拳众一千五百多人迎战官军。拳民们仍然使用车轮战术,官军再次不战自溃,但官军得到了另一支军队的支援,再度进攻拳民,朱红灯的队伍伤亡惨重,只得渡过黄河逃跑。朱红灯虽然战败,但他敢于率队向正规军开战,而且主动进攻,这对那些身处困境的农民们无疑是巨大的鼓舞,于是纷纷加入神拳,许多拳会、帮会也归附了朱红灯。势力壮大后,朱红灯决定改一 ^?‘更响亮的名字,叫做 “义和拳”。“义和拳” 后来得到了山东巡抚毓贤的认可,成为华北农民暴动组织的共名。据称毓贤曾亲自为它们命名 “义和拳”。“义和拳” 确是毓贤首倡,但他只是追认朱红灯的命名。
山东巡抚毓贤,在前一阶段遵奉朝廷谕旨对义和拳、红拳等严加围剿,杀人甚众。义和拳深恨毓贤。但朝廷的谕旨逐渐模棱,竟有 “只管问作乱与否,不管教不教会不会”,与从前严禁教、会、拳等民间结社的国策大相径庭。不知毓贤是否收到了朝廷更为秘密的指令,或是他自己在朝廷的文告中嗅到了一些消息,总之,毓贤对义和拳的态度也变得模棱起来,以至当朱红灯等再次聚集时,竟打起了“毓” 字旗帜,公然以毓贤作为自己的主帅。毓贤以后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也转而袒护义和拳,指责教民。在毓贤的明剿暗抚的政策鼓励下,朱红灯在禹城、长清、茌平、博平等地大肆焚烧教堂,抢掠、屠杀教民。山东义和拳动乱引起朝廷大臣的不安,太常寺袁昶力陈对 “邪教倡乱” 应予镇压,英、德、法、美等国大使也频繁向清朝廷提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剿灭暴民,但朝廷仍在观望。驻山东的官军在十月的一天夜袭义和拳,捕获朱红灯。捉朱红灯的过程颇为戏剧性。由于朱红灯与另两个首领瓜分抢掠来的财物时发生争吵,三支团先是相骂,而后相打,朱红灯 “战败” 逃跑,但敌对一方在暗夜的青纱帐中捉住朱红灯,把他送给官府。官府继而又捉住朱红灯的谋士本明和尚,为乱山东的两支义和拳首领均被拿获。局势进展出乎毓贤所料,他在致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中称:“拿获朱红灯、本明实非意料所及,现录供收禁,似亦可对外人。”他不想抓朱红灯,但既然抓了,也可以利用一下,杜塞洋人的指责之口。但朱红灯、本明被捉,义和拳并不因此收敛,朱灯红(朱红灯之弟〉、董元邦、罗鸿英等一批大小首领继起更大规模地烧教堂,杀洋人、教民,与官军发生正面冲突。高唐、夏津、临清、济南各地义和拳势力大炽,三千多残存教民无处藏身。各国提交照会,要求撤换毓贤。朝廷终于妥协,任命对义和拳坚决主剿的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但对毓贤未作定罪,反而着他进京陛见。袁世凯到任,大力清剿义和拳,经过简单的审讯,将朱红灯、本明就地正法,对现行 “拳匪” 格杀勿论,又严令本省各地对义和拳绝不可姑息纵容,否则各级官员一体治罪。经过袁世凯的镇压,山东义和拳不能在本地立足,纷纷窜人直隶,与直隶义和拳集结。
毓贤进京经过例行的 “陛见” 以后,主政的皇太后对他在山东的作为未作任何评价,这使他看到了希望,也更坚定了他支持、倚重义和拳的决心。他开始奔走于权贵之门,以封疆大吏且与义和拳发生过直接接触的地方基层官员的身份,为义和拳张目。他游说的主旨是义和拳得神助,有神功,那些看似愚不可及的农民一旦入团,就个个有常人包括洋人难以抵挡的法术,国家用人之际,义和拳实为一支可以信赖的力量。毓贤肯定同袁世凯一样,看过义和拳的 “神功表演”,对“刀枪不人” 的绝技印象深刻,对他来说,这等于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原来消灭洋人抵御外侮,力量就藏在民间。很可惜,他缺少袁世凯那漫不经心的一枪。毓贤是当时中国高级官吏中著名的贤者,一生清廉,恪守操行,果断干练,处事冷静,但他被义和拳的巫术手段欺骗了,转而又去欺骗更高级的为政者。毓贤无意作恶,却恶贯满盈,后来在惩治首恶时,毓贤被各国列为狂热支持义和拳的要犯,处以死刑。他指令部下在一次宴会上砍下了他的头,实现了武士的尊严的死。受毓贤煽惑的权贵为数不少,其后大批拳众涌进北京,一些王公大臣坦言自己已加人了义和拳,并以此为荣耀,毓贤在北京的这次思想鼓动有关键作用。慈禧太后也被毓贤的言说打动了,指派他任山西巡抚,这次任命的意义非同寻常,人们知道毓贤因支持义和拳被解除山东巡抚职,现在改任山西巡抚,就等于肯定了毓贤的做法。这次改任的背景如此,他对自己的施政方针自然心中有数。于是,在山东因种种掣肘不能顺利做下去的事情,在山西相当顺利地做完了:他把在山西省内的外国传教士,连同他们的家眷,以及大部分入了洋教的中国人,用欺骗手段集中到一起而后加以残酷屠杀,并以此炫耀于全国。八国联军在攻占北京后,执意要进军山西,他们把这次军事行动说成是“复仇之旅”。联军在山西烧杀抢掠,其残酷,其“收获”,远甚于在其他各省。
光绪二十六年春,义和拳已经遍布全直隶,实际控制了这一全中国最敏感的地区。偏偏这一年从冬到春直隶全境大旱无雨雪,冬小麦收成无望。对洋教的仇恨和对饥饿的恐惧,使民众认为 “闹教” 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生存选择。一份未经证实的材料这样揭示民众加人义和拳的原因:某外国传教士问那些表示愿意入教受洗礼的农民,为什么要信奉天主,农民回答非常地 “现实主义”:“给钱给粮咱就信教,不给钱还饿着咱就闹教!” 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能代表全部人教或入团的农民,但它到底告诉了人们这样一宗道理:在面临饿死或战斗的选择时,他们当然要选择后者,更何况义和拳允诺每个拳民都有神灵保佑,绝对不会受伤或死亡。
聚集在华北大平原上的成千上万的坛口所属的近百万义和拳,尽管无人统领,政治目标却出奇地一致:杀洋官。洋,包括洋兵洋教士,还有他们的走狗 “二毛子”;官指政府官员和官军。虽然义和拳的旗帜大书“扶清灭洋”,他们口号却把“清” 也包括在内。义和拳在各地散布最著名的揭帖说:“红灯照,义和拳,亲兄妹,闹得欢,一心要,杀洋官。”洋和官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和天津,所以义和拳在大平原上未经筹划,就开始了向北京城的长途进军,很快占据了北京外围的许多州县,并设坛聚众,等待进占北京的良机。天津城则已由天津附近各县义和拳完全占据,与各国租界对峙。除了山东、直隶的义和拳以外,河南、山西、奉天各地的义和拳也源源不断地奔赴京、津。随着朝廷 “勤王令” 的发布,聚众更多了。
义和拳提出 “扶清灭洋” 的行动纲领,李鸿章批评这个口号说,如果说所灭洋人仅指在中国的,那么,洋人本没有多少,不劳兴师动众,一个小队就可以消灭在中国的全部洋人,但无法阻止外国继续派洋人来。如果指消灭全部洋人,那么全球洋人是中国人的好几倍,又怎么能尽灭?所以这个口号殊为荒谬。
义和拳在各地冲击洋教堂,现在又聚集京、津,那里有各国的使领馆,还有更多的传教士、工程技术人员、商务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以及背包旅行探险者。此外,加入洋教的中国人为数更多。局势紧迫,各国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外海增兵中国近海,伺机登陆,先期派出部分海军陆战队进驻天津、北京,以保护使领馆和教堂。经中国政府批准,一支由英、俄、日、法、美、德、意、奥八国军人组成的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发。列强这次出兵和其后的第二次出兵包藏着巨大的阴谋,不过各国心怀鬼胎,目标并不一致,但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保护大使馆和教堂。
义和拳犹如一团烈火,在华北大平原滚来滚去,神功邪说笼罩北京和全国,中央政府和它的官员的表现耐人寻味,相信的和不相信的,两种观点截然对立,最后,相信的一派压倒了不相信的一派。主张镇压义和拳的大员,有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外省大员有陕西巡抚端方,山东巡抚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渐总督许应暌,安徽总督王之春,浙江总督余聪沅,江苏总督松寿。他们坚决反对义和拳进京,主张保护使馆和教堂、教民,在义和拳实际已经控制直隶、北京时,仍然呼吁朝廷采取严厉手段,动用军队进行镇压。在外省的大臣或上书朝廷,或发通电,批判义和拳的暴乱行为。在国家危急时期,南方各督抚创立 “东南互保”,与列强维持和平状态,实际等于越过中央政府,由“地方政府联合体” 单独与各国媾和。朝廷发布对各国宣战诏书,号召各省派兵入京勤王,南方各督抚在刘坤一的组织下,断然指出诏书为“乱命”,拒不奉诏,拒绝卷入北方暴乱,对于战争不扩展到中国南方创立了大功。中央的联元等五位大臣更用生命作抗议,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促使国人警省。袁昶等在刑场上意气扬扬,不向邪恶屈服,延赓了中华民族为正义而死,绝不与邪恶苟合求活的优秀品质。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南方各省督抚以传统儒家忠君爱国为身心准则,竟违抗君命,甘冒事后被灭族的危险,拒绝“乱命”,自行保疆守土,英勇慷慨,震动天卜。
痴信义和拳神功,主张扶持义和拳向洋人开战的,有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荣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刚毅,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武卫后军统领董福祥,山西巡抚毓贤,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大学士徐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在这些握有重权或享有盛誉的大员之外,更有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为义和拳邪术所迷,痴狂地为义和拳游说,奔走于朝廷、后宫。他们是:步兵营统领、庄亲王载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管大臣、虎神营总兵、端郡王载漪,神机营总兵、辅国公载澜。尤其危险的是,大清政权的实际掌权人慈禧太后,年已老迈,在戊戌变法中饱受惊吓,对各国蓄有仇恨,是年春上先经毓贤的鼓吹,后受庄亲王、端郡王的蛊惑,还有身边一群已加人义和拳的太监、宫女的灌输,也渐由同情转为迷信,居然学习义和拳咒语,与大监、宫女诵念于宫中。慈禧太后以一个褊狭斗狠女人的心思,希望义和拳为她复仇。朝廷的核心决策机关军机处全部军机大臣都主张对各国宣战,因为他们相信义和拳有特异神功,可以轻易制洋人死命,而且不怕洋人从本国再派兵来。更进一步,他们还指望义和拳到各国去打一场 “国际战争”,将列强全部纳入中华帝国的版图。载辈兄弟在朝廷决策时的影响力绝非一般大臣可比,他们对神功的迷信更甚于一般大臣。载勋、载漪最先“加人” 义和拳,把坛口设在自己的府邸,允许义和拳占领京城各个要害部门。载漪和皇储大阿哥溥镌甚至引领义和拳进人中南海,企图谋害被囚禁的光绪帝。赵舒翘奉太后命,到涿州义和拳营地考察在京城中传得神乎其神的神功的真伪,他看了义和拳一整套很幼稚的巫术表演,仿佛在看一伙乡下巫婆神汉在用跳大神的办法给小孩子治病,又仿佛置身于下等戏院子,观看一伙不人流的演员的拙劣表演,他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半是愤怒半是讥讽地说:“你们还是回家种地去吧。”但刚毅对义和拳的神功却钦佩不已,赞不绝口。赵舒翘遂决定“明哲保身”,绝不开口,回到北京对太后的询问不置可否,一任刚毅添油加醋地鼓吹义和拳之神之奇之不可一世。中国的命运便在一个多嘴一个闭嘴的一场游戏中决定了:根据这番“实地考察”,慈禧太后心中有了底,她决定向各国宣战。
帝国的两个最高领导人慈禧和光绪意见并不一致。光绪帝正在被囚禁,例行上朝也很少开口说话。义和拳在京城搅得天翻地覆,不但市民战栗在义和拳的淫威之下,就连端王这样的顶级王爷也得对所谓老祖师、大师兄跪拜迎送如仪。义和拳驱赶洋人,滥杀无辜,各国的照会不断急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此形势下,朝廷召开了六部九卿御前会议,这是国家在紧急时刻召开的非常会议。光绪皇帝破例开口了:“国家动乱,乱民遍京,何不弹压?”光绪帝虽被幽禁,与外界隔绝,但他凭常识,亦可断定义和拳是乱民。国家正遭受空前的危机,政府不但不弹压,反而要倚重义和拳向列强发动战争,其后果必定是国家灭亡。因此他不顾自己的尴尬身份拼死最后一搏:“我国积弱如此,兵不足战,用乱民之侥幸求胜,庸是恃乎?”端王载漪已经不在意这匹纸老虎,公然反驳皇帝:“义民挟怨愤以卫国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国耻,反乃目为乱民以诛之,人心失,将不可以为国。”对户部尚书立山所说义和拳的法术 “多不效” 的批评,载漪竟说:“用其心耳,奚问术乎?”还诬蔑立山与洋人勾结,是汉奸。问心不问术,精神力量决定一切,有了正确的 “精神”,有没有“术”,或“术” 之真伪都无关紧要,这种论调在外国人听来无异于发癔症,但中国人非常熟悉,经历过政治风波的人对心术之辩自是心领神会,一向崇尚实用主义的中国哲学在这种极端唯心主义的论调面前竟无所措手足。会上,大学士徐桐带来了 “好消息”:义和拳在练功时,玉皇大帝降临神坛,中国有救了!第三次御前会议上,内阁大学士联元力陈不可攻击使馆,此举有悖国际公法,使臣如果被害,一旦北京失陷,全城将鸡犬不保。端王载漪大骂联元是汉奸、卖国贼,说联元刚从使馆回来…… 大臣许景澄等往各国使馆下战书,光绪帝与许景澄执手牵衣,君臣对泣于朝堂,他们都知道这一去,后果不堪设想,但无力回天。联元还在作最后的努力,他想把宣战的范围缩小:不对各国宣战,只对英法。理由十分牵强:英法最先来中国传教。但端王载漪大怒,骂他通敌,如杀掉联元,洋人会自动退去。此时连一向油滑、凡事从不明确表态,人称“油浸枇杷核” 的军机大臣王文韶,都站出来反对向世界各国宣战:“中国自甲午以来,财尽兵单,今遍与各国启衅,众寡强弱,显然不侔,将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这应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情,中华帝国在最强盛的汉唐时代,都不曾也不敢对 “诸夷” 同时宣战,征东则抚西,剿南则和北。现在中华帝国已经支离破碎,六十年割地赔款,使民生凋敞,国库空虚,大片国土沦人敌手,富庶地区几乎尽为敌国据为势力范围,即使一 “东夷” 小国日本,实力也大过中华数倍,以此向 “各国” 宣战,何异以孤羊投群狼?但太后过分看重义和拳的神术,竟以为这是老生常谈,遂制止了王文韶:“尔所言皆吾熟闻之,尔为夷人进言耶?”好像慈禧太后手中握有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她可以任意处置,王文韶不是在为朝廷为中国出言建策,而是在为即将毁灭的洋人求情。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光绪帝没有参加。宣布对各国宣战的仪式,他倒是率领群臣朝见了太后,太后最后一次征求他的意见,他只说了一句:“此乃大事,不敢做主,请太后决断。”〈以上引文并见罗惇融《庚子国变记》〉慈禧太后在光绪二十四年的政变中幽禁了皇帝,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执政者,她的立场至关重要。但是非常不幸,她关于义和拳的知识不比她身边的太监宫女多,她对义和拳的认识也没有超过乡野村妇的水平。她早就风闻义和拳有超凡神功,听到了许多关于义和拳刀枪不入、隔墙取物、耳朵认字、意念致动的神话,还有神灵显圣、天助中华等祥瑞和谶语谣言。她的本心是相信这些奇谈怪论的,但她毕竟是一国之主,在重大举措面前应慎重,所以,在义和拳气势汹汹逼近北京,聚集在京畿各镇时,她派出赵舒翘、刚毅前往考察。考察报告证实了她的猜测,或者说符合了她的愿望,于是北京的大门向义和拳敞开,坛口遍布京城,王公大臣府邸变为义和拳的指挥部,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自告奋勇担当义和拳总指挥。义和拳还把坛口摆到了皇宫,慈禧太后亲自召见大师,抚慰有加。
但直到这时,慈禧太后还没有最后下决心攻击使馆、向各国宣战。义和拳虽可用,但对各国宣战,义和拳并没有取胜的把握,战局一开,后果殊难预料。万一出现逆转,康党和南方的革命党很可能卷土重来。太后延义和拳进京,很大程度上是向洋人示威,警告洋人别管大清国的―。她当然知道毓贤在山西用卑鄙手段屠杀洋人,那也是 4 警告洋人的计划的一部分。她没有同端王、庄亲王一样彻底陷入对义和拳的痴迷,这由她在逃亡路上发布的剿杀义和拳的诏书上可以得到证明,那道诏书明确把义和拳称为匪,把义和拳的法术称为邪术,这两个词从未从她的大脑词库中删除过,即使在奖励义和拳,命令义和拳向使馆进攻的时候也是如此。她决定宣战,实际是在赌,一赌气,二赌运。根本的转变在于旧恨加新仇。这里有一桩历史疑案,这桩疑案可能永远没有正解,所有的论说实际都是演义,或是猜测,迄今无确凿的证据。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从慈禧的决策过程中,寻找这桩疑案背后的隐秘原因。第一次御前会议之前,慈禧太后还算清醒,她宣称:“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会议决议安抚乱民即义和拳,并派员赴杨村,劝阻洋人进京。但第二次御前会议气氛突然恶化,原因在于她收到了一份 “洋人照会”,照会的内容有四项: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由洋人代收中国钱粮;三、由洋人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太后归政。这项“照会” 不像出自洋人手笔,它的中国特色相当突出,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 “洋人想法”,而且是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形势根本无知的老迈颟顸的中国雇员的想法和做法,如端王载漪之流。种种迹象表明,它的确出于端王之手。此时的端王巳经利令智昏,思维转为“单向”。而且,端王从来就没有可让人发现的“智”,他是八旗子弟中最顽劣的一个,突然的时运让他成为郡王,又突然让他成为候补太上皇。依照一般的国际间处分紧急情况的照会,此时洋人照会最应首先提出保护使馆、教士、教民,惩治祸首,赔偿损失 ^ 如果确有此类照会的话。进一步,便是掠夺矿权、路权以及其他利益,代收钱粮代掌兵权这类根本取消别国主权的说法,列强不会如此露骨地提出来。至于中国由谁掌权,轰不是列强关心的,它们只关心自己在中国能取得多大的利益。比照 1901 年签订的《辛丑条约》,可看出这份照会的荒谬不可信。而且,这份照会“送达” 的方式也极不正常,实际上,它从未送达过,慈禧太后是从秘密渠道得知这一照会的。外交照会由秘密方式非正式送达对方,这在外交史上是奇闻,旷古未有。又而且,这份照会由一位名叫罗嘉杰的负责转运粮食的官员辗送送到朝廷,罗嘉杰又自称由 “关系” 弄到它,然后送夂荣禄,荣禄转交给慈禧。慈樁看到照会,愤怒至极,照会的每一条都直刺慈禧心口,它的第二、三条等于剥夺了中国主权,第三条用中国式委婉的表达方式,责令解除对光绪帝的囚禁。第四条尤其让她不能容忍:各国居然强迫她归政皇帝!收到这份照会后,再也没有人敢对宣战提出异议。太常寺卿袁昶熟知外交事务,他看出这份照会极不正常,各国使馆又坚决否认向中国提出过这样的照会,袁怀疑它是伪造的。袁还有理由断定造假者就是端王载漪。送交照会的荣禄也十分可疑。但他没有时间去追査了,他很快被慈禧送上了菜市口刑场。同时被杀的还有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几天后,户部尚书立山、礼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被杀,这都是端王、庄王陷害所致。
载漪制造这份假照会有双重动力。一方面,他从心底相信义和神拳无所不能无坚不摧,一旦开战,洋人必败无疑,中华从此清静。巫师要让载漪之流迷信巫术,是轻而易举的事,一场魔术表演就可以让他们拜倒在神功之下。另一方面,他的儿子被立为大阿哥,但还不是皇帝,他认为洋人钟情光绪,不喜欢大阿哥,洋人一旦得势,义和拳无功而返,局面就要逆转,所以这场仗非打不可。“老佛爷” 始终犹豫不决,他必须想办法促使太后下决心。太后最烦恼光绪亲政问题,载漪就由此人手。果然,载漪的预想全都实现了,但结局却非他所愿。他俯伏拜倒的义和拳不堪一击,他的太卜皇梦随之破灭。荣禄在这场造假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最得太后宠信,所以载漪通过他把照会送到太后手里。荣禄当然看出照会乃伪造,但他出于自己利益考虑,并不揭穿。他想,万一战胜了洋人,他有传达照会的首功,如果战败,他握有揭发载漪造假的证据,左右逢源。至于战争一开,国家如何,他并不很关心。果然,战后不久,荣禄制造了一大批假文件,包括逐日写的所谓《景善日记》,把自己装扮成坚决的反战派,满朝文武,只有他最清醒。伪造这类文件实为难事,语气行文、首尾颠末,尽须照应,一语不慎,漏洞尽出。但这正是奸邪的用心所在,也是他们的擅长,更由此显现与袁昶、立山、徐用仪、联元、许景澄等的分野。.
皇太后操纵的帝国朝廷发布了一份极为怪诞的 “宣战诏书”,只发布给本国臣民,它没有指明与哪一国和哪几国宣战,而且,它也从来没有送达到敌方,它完全是这个昏悖朝廷的自话自赞。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0900 年 6 月 21 日〉,以慈禧为首的中国政府正式向各国发布 “宣战诏书”,诏书全文如下: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乃益肆嚣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谩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愿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活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撅,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決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口,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城,人人敢死,既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茂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竞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宣战当天,清军在北京城捉了一个不明身份的洋人,带到端王府,立刻被砍头,专门把头送到东华门,挂在门楼上,为的讨个彩头,有 “典故” 叫做 “悬敌首于国门”。这一天,还把已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尸体再翻出来“戮尸”,悬挂在东安门,这一“敌首” 的身份更高,该是“敌酋”。经这一悬挂,中国取胜的把握更大。但太常寺卿袁昶把尸体抢走了,装人棺木。袁的理由是:他认识这位克林德,不忍让他暴尸于外。支持义和拳的人说正是袁这一举动,对宣战大不吉利,导致战争失败。但即使没有袁昶抢尸,人们也会找出别的事件做义和拳战败的借口。
在宣战前三天,大沽口失陷,天津危在旦夕,但朝廷接到直隶总督裕禄的电报却是:“接仗大捷。” 慈禧敢于宣战,这封电报也起了鼓励作用。中国军官善于谎报军情,也算传统。裕禄在天津失陷后自杀,以死抵其罪。
南方各省知御前会议决定向各国宣战,焦灼之甚。张之洞起草一份急件给总署中堂荣禄,请荣禄向朝廷申明利害,呼吁剿除 “邪教” 暴民。文件由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鹿传霖、王之春、松寿、于荫霖、余廉三联名,分两路飞传北京。文件说:
查拳匪符咒惑人,传教煽乱,实不能避枪炮。嘉庆十三年久经谕禁。若真系直隶义民,何以陕西人李来中为首?是为邪教,应剿一也。不遵诏旨解散,京外乱杀,华洋均受其害,且要挟钦使,杀新城、涞水两知县,乱我法纪,是为乱民,应剿二也。旗书助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北自京城,东至天津,西至保定,南至河间周围千余里皆被滋扰,勒派供粮,其中不尽教民,亦滥遭焚杀,畿辅灾旱,民不聊生,是为土匪,应剿三也。毁坏国家所设电线铁路,值钱百万,阻诏奏,误军行,又焚毁京外洋房无算,是为劫盗,应剿四也。…… 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夺占,都城布满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灭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强国一同开畔而可以自全者。即英、俄强国,亦断不能受各国并力之敌,况官军弹药有限,鏖战曰久,我无接济之械,彼增数倍之兵,江海各口俱封,各国分路故扰,全局糜烂,如何支持 ^ 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
再过数日,大局决裂,悔无及矣!《张文襄公全集》卷八十
义和拳为邪教乱民,凭恃义和拳向六七强国同时宣战无异于自毁社稷。这是南方各国大员的共识。有此共识,才发生开战后的 “东南互保”,拒不执行朝廷的“勤王” 诏令。但张之洞等已不能挽救时局,书到北京,无论荣禄代奏与否,都无济于事,因为 “战事” 已经开始。至于战事的结局,除了太后和若干愚蠢的亲王、大臣以及狂乱的大师兄们,都已预知 ^ 拳乱带来了又一场浩劫:割地、赔款、列强驻军。义和奉在此索
直隶、山东及其他各省的义和拳在光绪二十六年初春开始进入北京城,连同北京当地的义和拳,在中华帝国的首都掀起了全民习武练功热。义和拳众穿着鲜艳而宽大的红黄彩色服装,脸上涂着五色油彩,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横冲直撞,朝廷奖掖神功拳民,这些怪异的拳民成为皇上(实为慈禧太后)恩宠的 “天之骄子”。随着四、五月的燥热,外省义和拳持续不断大批涌人北京。这些外省义和拳和本地义和拳每天在做三件事:第一件,以坛为单位练功。练功有强化自信和鼓动群众的双重目的,借以创造一种强大的“气场”。义和拳所练的功都以巫术为基础,焚香、画符、念咒,配合以巫术和魔术表演。为了强化练功效果,制造声势,义和拳广泛散发、张贴“揭帖”,宣传它的主张。以神的名义对民众威胁恫吓,制造所谓“劫难” 的谣言。如七月初七、九月初一、九月初九不准举火,否则性命不保。第二件,摊派钱粮。数十万义和拳在京城盘桓,不事生产,消费是个大问题,为此,各坛口有专人负责供给衣食开销,向商户和居民家庭摊派勒索。各坛不相统属,各坛口的辖界划分也不明确,所以勒索摊派几乎无穷无止,一个坛口刚走,另一个坛口又来,还时常发生各坛口为争夺 “资源” 的火并。后期这种文明勒索也维持不下去了,义和拳便以抢掠为事,它的破坏便无限制了。第三件,杀害洋人及与洋有关的人们。义和拳旗帜鲜明,就是仇洋。义和拳杀洋人不加区别,教士、教民、洋兵都在必杀之列,杀则灭门。教士、教民残害乡民多年,但他们为害毕竟有限制,多为假手官府,侵夺民众田产财物,官府畏洋人畏洋教,在民教两造官司中多袒教而辱民。现在义和拳灭教灭洋,则以赤裸裸的杀戮为能事,获一洋人,大师兄先进一刀,坛内其他各人每人三刀,霎时间肢体糜烂,不可分辨。
翰林院编修黄曾源《义和拳事实》说:“原团之所以荼张者有二:内有宫监为护符,外有王公为声援。”原来义和拳走着与历史上多宗邪教相同的路数:在宫禁中发展党羽,以为奥援,如同太平道、八卦教发展太监入教,作为攻城夺宫的内应。义和拳所作尤为 “荼张”(嚣张 I 王公大臣公开兴教办团,并以此为荣,追逐时髦。有宫监和王公大臣张目,义和拳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以来实际控制了整个北京城,满城人生杀予夺全由义和拳做主,官府和皇城武卫军完全听命于义和拳,“团曰可,不敢否,团曰否,不敢是”。因为武卫军“人人佩符”,全部加入了义和拳。琉璃厂的一个坛捉错了人,群众抗议,坛首大师兄向别的坛请教应对办法,该坛首说:“吾辈错拿错杀亦复不少,虽一二品大员不敢声辩,何况其他!”〈《义和拳事实》〉大师兄所说,洵为事实。义和拳推出了两位神仙,称“活佛”“祖师”。活佛名道通,祖师号清照即一贯道实际创始人王觉一。这二人出行,不但拳众一齐长跪迎送。朝廷各级官员也必须下车下马跪拜,稍有迟疑,几十名持刀护卫就将该人乱刀砍死。拳众叫门,不管什么时候,守城官兵都必须立刻开门,还要列队迎接。义和拳指认谁是教民,则必定是教民,立即击毙。他们说大师兄的额头两只眼睛之间有第三只眼,不管教民化什么装,伪装得多彻底,大师兄一眼可以看穿,于是,多少与教民根本无涉的北京市民死于大师兄的“神目” 之下。
黄曾源剖析为政者崇信义和拳的原因,认为有三。其一,“用团”。权贵们以为人心可恃,借用义和拳众仇恨洋教的心理,利用他们铲除洋人,遂称他们是 “义民”。黄氏批评道:“然以杀人放火纵火为义,纵使快我所欲为,而纪纲法度荡然无存,尚足以为国乎?异服持刀,无上下之等,而概曰大师兄、九千岁,朝廷不几如赘疣乎?”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政权号召民众造自己的反,把政权向暴民拱手相让,清朝廷开了这个例。黄曾源进一步提出,即使扫荡洋人成功,替长期受列强欺凌的大清皇族王公大臣出了气,其后朝廷能控制巳经打败洋人的义和拳吗?如果报仇不成,义和拳作乱失败,如天津曹福田一败涂地,洋人兴师问罪,依旧是祸。因为拳民星散,洋人只能问罪于朝廷和地方政府。如此浅近的道理,皇族王公们居然不晓。其二,“畏团”。朝廷见义和拳铺天盖地而来,号称百万,先自气馁,甘军董福祥倡言镇压,南方刘坤一等也上书朝廷请求剿灭。但朝廷认为义和拳巳成居大之势,不敢触动。其三,“德团”。认为义和拳是朝廷的盟友,非团不能保卫大清国。义和拳造谣言,说 “二毛子” 与“大毛子”串通一气,将在当年八月各处一齐动手,将中国人剥皮挖眼睛。又说北京城到处是白莲教,大毛子、二毛子、白莲教联合攻打大内,多亏义和拳把他们打退了。朝廷信以为真,感激不尽,竟允许义和拳进入大内,挖地三尺搜寻白莲教和犬毛、二毛。
据史料载,京城参加义和拳的人处于两个极端。一端是社会最下层。如无业游民,佣工商贩,以及地痞无赖。按孟子的说法,这些人无恒产,故无恒心。他们在北京谋生不易,出现动乱,对平民意味着危险,对这一阶层则可能意味着机会。流氓尤赖之类,更可以借以鱼肉人民。从前欺行霸市,巧取豪夺,民众侧目,官府缉拿。如今,却可以神圣的名义行从前卑劣的勾当,所谓扶清灭洋,口实而已。义和拳在北京 “全盛” 时期的五、六月间,入团的人数与日俱增,以至王公大臣步行上朝,自行炊饮,因仆役轿夫都入了团。“仆隶厮圉,皆入义和拳,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方自全,无有敢论其谬者”。(罗惇融:《庚子国变记》^
另一端却是上层社会。满清王公贵族崇信义和拳,与传统的中国皇族迷信巫术邪教在思想认识方面的误失并无不同。但义和拳在光绪二十六年勃发,又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康有为等发动维新运动,恃光绪皇帝,改祖宗章法,以图富强。维新遭镇压,列强不理会清朝廷的缉捕令,公然帮助康有为逃跑,此举与慈禧结下深仇。光绪皇帝被幽禁,列强表示关切;慈禧立溥镌为皇储大阿哥,列强拒不进宫祝贺,以无声表示不承认她所立的皇储,仇恨又加重了一层。慈禧虽然是中华帝国实际的最高元首,但她的心思仍在一己,把国事与家事混同,而且,家事大于国事。讨论废帝立储时,一位汉族官员提反对意见,理由是皇帝无罪,不能擅废,更重要的,本朝制度,皇帝在位,不指定继承人。祖制不能违背。慈禧冷冷地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让你们汉人列席,不过是给你们一点面子。”清人主二百多年,中华各族包括汉族,已经承认了满洲贵族的宗主地位,但身为国主的慈禧仍然不能放弃对汉人的歧视,把天下事缩小为爱新觉罗氏的家里事,她的意识和作为,既褊狭,又愚昧。慈禧有数千万的 “私房银”,联军发现了但没有动,原样封存移交给慈禧,她非常高兴,赔偿各国九亿两白银的不快竟由此被轻轻抵消了:早知洋人对她这么友善,她断然不会下宣战诏书。战前,她对列强的仇恨深重,又无力报复,洋人把使馆建在皇城,使臣对帝国的事务又指手画脚。而在这时,她得到义和拳超凡神功的报告。她的报告有两个来源。一是宫女太监。义和拳兴起,宫中太监大半入团,大总管李莲英热烈支持义和拳。清朝禁止太监参政的规矩至慈禧而破,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际,朝中大小事情,都有李莲英的参与。李莲英在义和拳神与不神的问题上,有左右慈禧的能力。二是端王载漪等一班满族王公。端王对洋人的仇恨源自他们不承认大阿哥,他企图借用义和拳逼洋人就范。与汉族官员相比,慈禧更信任满族贵胄的意见。端王妃与慈禧是姊妹,这位笃信巫术邪教的王妃对慈禧的持续不倦的游说作用更不能低估。在慈禧、李莲英、端王载漪们的带动下,“义和拳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庚子国变记》〉大学士徐桐是“饱学宿儒”,以孔子教导,应“不语怪力乱神”,但他对义和拳的信仰尤其笃诚。他召集“有关人员”,给他们开专题讲座“启蒙”,讲义和神拳的可能、可信、可恃,居然大讲“阴门阵” 之类乡野邪说。说西什库的教士披着人皮做的大衣,所以不怕义和拳神功。又说之所以攻不下使馆,是因为洋人用一万个女人的阴毛结成一面旗帜,旗子一挥,义和拳的神功就被破坏掉了。他振振有辞,宣称有 “科学” 依据:神功为阳、女性为阴,阴阳相克,神功归零。为此,他献计让女性不洗头、不洗脸,穿着极脏的衣服,坐阵前,叫做 “以阴攻阴”。这些“怪力乱神”,徐桐讲来理直气壮。他一家全体信奉义和拳,其子徐承煜趾高气扬,以为有神团保护,便不可一世。但不久城破,徐桐知自己身在团,护团,倡言灭洋,罪不容诛,决定自杀,徐承煜将老父送上绞索弑父后,自己逃亡夭夭。他自认为与洋人有交往,本人“洋化” 已深,洋人会网开一面,但洋人仍强烈要求朝廷将徐承煜正法。端王被联军抄家,大阿哥被废,他本人因为王室成员的身份,免死,流放新疆。
庄亲王载勋的儿子不是皇储,他本人在朝廷备受尊荣,他似乎没有理由把这个王朝推向深渊,人们无法探明这一时期庄亲王的心路历程。洋人在乱后逼迫朝廷赐庄亲王自尽。庄亲王对洋人的仇恨比端王更甚,他的府邸是义和拳 “坎” 字团的总部,他自己俨然以农民 “领袖” 自居,骑着大马,在一伙迷狂的农民的簇拥下,乱闯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各道城门贴上了以他的名义发布的告示,公布赏格:杀一男洋人,赏银五十,杀一女洋人,赏银四十,杀一洋婴,赏银二十。
刚毅迷信义和拳却可以理解。这是一个昏庸不明事理却又自诩 “清官” 的弱智权臣,因满洲贵族身份恩宠至军机大臣,素餐而已,从来于万事不能赞一语。义和拳起,他突然找到了实现自身 “价值” 的途径,正是他的一句话,使赵舒翘改变了态度,向太后汇报义和拳是否可用时唯唯而已。义和拳在城内滥杀,朝廷下诏禁杀无辜,其时团已坐大,所谓禁杀,不过作声恫吓,驻北京的甘军士兵差不多已全部加入义和拳,兼有团、兵双重身份。但刚毅还是据 “理” 力争:“用团而禁其杀戮,则团气一馁,不可用矣!”〈《义和拳事实》〉朝廷终于下诏剿团,刚毅带领一班王公大臣在朝殿上大哭,声震屋瓦。编修王龙文昏聩老朽,不达时务,仿古圣贤,上所谓 “三策”,被端王赞为“此公论也”。黄曾源说他“极信团,终日奔走,有如风魔”,这是被邪教巫术所迷的典型症状。本性为邪教所夺,以垂老之体,竟爆发出常人难以想象的“青春活力”。联军攻城甚急,王龙文与朋友生人作死别:生死不离此地。尔为我作行状,宜载之。” 要以死殉教,请朋友来作历史见证,使青史留名。城破,他那位很讲信用的朋友来看他是否巳壮烈殉国,揣摸其不屈情形,秉笔书于国史,而王家已空无一人,原来他早已雇了一辆小车,带着老婆逃出城了。由此看来,他又不像是真正的痴迷者,更像一个投机的老官僚。以上概举二三例,以见义和拳攻西什库和使馆时的朝廷权臣 “行状”。权臣如此,其次者望风而从。编修萧荣爵说:“夷狄无君父二千年,天将假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 顺天知府曾廉闭着眼睛不看义和拳的滥杀,意说:“义民所至,秋毫无犯。”侍郎长麟前因支持光绪被列为帝党被废,现在找到了投靠后党的机会,要 “请率义民前敌”。御史徐道更是昏乱丧失理智,郑重其事地上奏道:“洪钧老祖巳命五龙把守大沽,夷船尽没”。御史徐嘉也不甘落后,在朝堂散布谶言:“已得关圣帝帛书,书曰‘夷当自灭’。” 大小官员集体精神失常,都以信团、人团为荣,以鼓吹义和拳的神功为时髦。他们纷纷把游荡在街上穿戏服涂脸谱的义和拳请到家里,奉为上宾,设坛作法,谓之保护。“士大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均见《庚子国变记》〉
义和拳由贫困者组成,他们处在社会最底层,对剥夺者阶级有天然的仇恨。义和拳的战斗宣言是:“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它的 “终极目标” 与其他邪教和造反者一样:把皇帝拉下马,自己当皇帝。义和拳初人京时,正阳门外来了一个穿黄袍子的,行动古怪,公然称 “朕”,带着一队义和拳,拳众对他礼敬万分,口称“万岁”。这人喝叫守兵大开城门,宣布自己要进城当皇帝。义和拳与王公大臣肯定是敌对的,但这两个阶级却合作得非常好,王公大臣把“阶级敌人” 延请人家,供养周到,称兄道弟,这是晚清一道最奇怪的景象,一场最荒唐的闹剧。
北京城义和拳因仇洋而勃兴,义和拳在北京的 “战斗” 目标便确定了。这目标有深深的端王烙印: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指光绪帝,光绪帝本与端王无仇,但事关废立,端王首先就要除掉光绪帝,扫清大阿哥登基的最后障碍。二虎指和硕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这是两个“洋务派”,而端王坚决反对洋务。三百羊泛指所有洋人。义和拳指认光绪帝是洋鬼子的徒弟,在端王父子的带领下,闯进皇宫行凶。慈禧当然不允许用这种方式杀死皇帝,她还能控制局面,而且对端王父子如此迫不及待已心生厌恶,她斥退了乱党,光绪帝得免死于刀下。
义和拳虽控制了北京全城,但各坛不相统属,因此无法行政,一团一坛自己也政出多门。义和拳在北京发出的指令既多且繁,而且瞬息万变:全部挂旗;全部不准挂旗;全部挂红灯笼;全部不准挂红灯笼;当街泼水;各户门口烧香;不准穿白衣服,穿白衣服的是汉奸;不准穿灰衣服,灰衣服也是汉奸;不准穿蓝衣服,蓝与灰相近,也是汉奸;不准带书;不准带纸张;不准说洋布,改说细布;不准说洋货,改说广货;不准说洋车,说太平车;等等。违禁者会被立即刀斧砍剁处死,北京城笼罩在血色恐怖之中。当时北京有人口三百万,逃亡大半,房屋半为丘墟,鸡犬之声不闻,犹如经大战浩劫的一座空城。各门都由义和拳把守,出城者被勒崇抢掠净尽,稍有不从,刀斧立下。
为了表示自己 “仇洋”,义和拳在城内严厉査禁洋货,搜求洋人犯罪的证据。在一家洋人开的店铺中搜到一坛子“眼珠”,义和拳认为天津教案中洋人腌中国人眼睛做成菜有了佐证,便将这家洋人灭门。有一个中国人指出它们是剥了壳的龙眼,一种南方水果,并当场吃了一颗。义和拳认为他替洋人说话,是汉奸,将该人乱棍打死。大栅栏一家德记药房出售洋药,义和拳作法放火,宣称只烧这一家。大师兄当众作法,运气舞蹈,戟指德记,大喊三声“火起!” 德记立时烈焰腾空,观众叹以为神。其实,义和拳预先安排停当,有人在药房近处,听到 “火起” 便放火。大火一发则不可收,前门一带四千家店铺一片火海,三天后才熄灭,损失不可计量。见大火不能控制,作法的大师兄带着拳众一哄而散,事后散布谣言说本来只烧一家德记的,但有人救火,上天发怒,就烧了全部店铺。几天以后,同一情景在西单重现,西单店铺又被烧掉四千多家。前门、西单,为当时北京最大的两个商业中心,两地烧毁,北京商业毁灭殆尽。北京城上千年生聚,毁于一旦。前门大火还延烧了正阳门和箭楼。
义和拳的主攻目标是洋人和教堂,他们进北京的目的就为杀洋人、烧教堂。朝廷先是默许,而后公开支持义和拳的烧杀行为。随着大批义和拳涌入北京,洋人、教士和中国教民的处境日渐危险。洋人容易分别,义和拳的 “政策” 是格杀勿论,即使妇婴也不能赦免。对二毛子、三毛子,区别就困难,义和拳众便指认自己的仇家为 “二毛子”,以报私仇。义和拳为了显示自己善于破伪装,便抓无辜平民,指定他们是教民,拉到闹市区斩首。每天都有这样的事件发生,人们根本无法辨别义和拳究竟杀的是什么人。义和拳经常在自设的“刑场” 上处决白莲教,最多一次处决六十人,其中所谓 “教首” 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农村小女孩。一天又处决白莲教,董福祥军干涉,询问这些人是否白莲教。经盘査,是义和拳在郊外农村捉来凑数的,因为他们每天必须杀一些人,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或洋人,或教民,或白莲教。
义和拳在北京扫荡教民,攻打并焚烧教堂,仅仅数天时间,北京城教堂就几乎全部 “失守”,残存的教士、教民逃避到西什库堂和使馆区。它们成为洋人和中国教民的最后两个据点,从此,义和拳以及后来“参战” 的甘军董福祥部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攻坚。攻击这两个据点的国家正规军董福祥部有两万多人,义和拳众估计不少于二十万。不考虑市民的参与,仅 “专门” 的攻击部队就巳经是惊人的数目,考虑到坚守的一方,这个数目尤其惊人。使馆区守军仅有四百余人,西什库堂更少,仅有四十一人,以区区四百四十多人对抗北京城里几乎铺天盖地的正规军和义和拳,居然坚守了六十天,而且,战斗的结果竟是中国人的完败。使馆和西什库堂均为砖石木建筑,并非堡垒,在火器时代应是不堪一击的。
传教士和教民逃离各所教堂,聚集西什库堂,义和拳和部分兵勇也蜂拥而至,把这所教堂重重包围,孤立的教堂此时犹如漂浮在暴怒的海洋中的一叶孤舟。守卫西什库堂的法国、意大利军队官兵共四十一人。北京闹 “拳乱”,各国向中国政府紧急要求,请朝廷准许派兵进京保护教堂、使馆和受到攻击的人们。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公开支持义和拳,对它以剿为主,所以允许各国派少量军人来京。这些军人刚到北京,“拳变” 加剧,中国政府的立场发生大转变,称义和拳为“义民”,发银两奖赏并默许他们杀害教士、教民、焚烧教堂,同时拒绝各国再派军队到京。各国军队来自天津,它们还有强大的后备部队,是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各国军舰,它们几乎与义和拳暴乱同时到达,停泊在外海观望。北京城门关闭,使馆和教堂待援无望,这一支微型军队前景暗淡,很难相信他们能够保护教堂和使馆,惟一的结局将是与他们的保护对象一同殉难。
西什库堂的四十一名洋兵保护着逃人教堂的教士、教民及其家属,包括妇孺共三千多人。这些人清楚地知道教堂被攻破,义和拳将如何处置他们,所以,抵抗、坚守到最后一刻是他们惟一的选择。从五月十九日义和拳正式攻西什库堂那一刻起,这三千人就命若游丝,但他们绝没有想到,这场战斗竟持续了两个多月,他们更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能够坚持两个多月。
教堂有半个月的时间布置防线,构筑防御工事,所谓 “防御工事”,不过是缝制布袋,在布袋中装满土,封堵门窗。义和拳依照 “古制”,先礼后兵,以响箭送来 “最后通牒”,通牒是发给中国教民的,要求教民杀洋人出来自首,并公布赏格:杀洋人一名,赏银一两,捉一洋人投诚,赏银五两;或中国洋民共同 “起义”,将教士和洋兵交出,赏格是教堂的全部财产。中国教民没有一个人杀洋人来领赏,这倒不是教民为信仰支持,与洋人同仇乱忾,以死殉教。他们知道,只要走出教堂一步,就是死亡。他们亲眼看见义和拳杀害中国教民和洋人的情景。成批的中国教民被杀死,义和拳根本不听他们的辩解,不理会他们的哀求。于是中国教民毅然拿起洋枪,与洋兵一起,拼死保卫这所教堂,保卫这道他们自身和家属的最后屏障。
义和拳先用火攻,喷射煤油,再用火箭点燃,继之以炮击,由于这种炮的威力巨大,且炮击准确,洋人认为是正规军参与了进攻。事实果然如此,六月初七日,刚毅头包红巾,腰系红带,一副义和拳民装束,率士兵和义和拳攻打西什库。刚毅身先士卒,在阵前跳跃叫嚣,勇猛非常。经过首轮枪击,教堂被打得千疮百孔,于是冲锋开始了,无数的义和拳潮水般涌来,喊杀声如同天边滚动的沉雷,渐渐逼近。义和拳众红布包头,红布里面藏着关老爷神像,或在一个纸片上写 “关帝爷” 三字,据说也同样有效,还有别的各种神灵。团民大红兜肚,胸前缀一圆形白布,上书 “护心镜” 三字。黄裹腿、红布腰带,手执大刀长矛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武器,呼啸而来。教堂里的洋兵和中国教民一齐射击,前排义和拳成片倒下,冲锋的潮水突然全部退去。片刻之后,又一轮冲锋开始,又是几排倒下的拳众。
义和拳没有料到进攻会受挫。经过一个阶段的攻击以后,义和拳便开始巫术表演了。
有拳众二人,在进攻的间歇绕行教堂一周,平安归队,毫发无损,教堂内未发一枪。二人便大言道:我们用法术,把洋人的枪炮封住了,他们开不了枪。
西什库久攻不下,义和拳说里面有一老妖精善摆阴门阵,又有血池之设,破了义和拳的法术。所谓 “阴门阵”,是割女阴环列成阵,叫 “阴八卦”。又说教堂首领樊国梁有一把洋伞,用三百六十个女阴制成,能避刀枪,坏法术。于是隆重推出 “黑团”,黑团身着黑衣裤黑头巾,是猪八戒化身,因为猪喜钻阴沟,所以不怕血池阴门。
忽一日团内传言,教堂今日必攻破,原来大师兄请得梨山老母、金刀圣母下山助攻。为此,命令市民挂灯笼在大门口,并摆香案烧香迎接。
“阴门阵”之说不攻自破,但无人追究,便又创一说 “人皮阵”:教堂不能破,是教士剥人皮,遍贴墙上,已经被炮火轰坏的几处是人皮贴得不牢,接口处有缝隙。人皮贴在内墙,故外面看不见。为破人皮阵,义和拳又调来了红灯照。红灯照能破人皮阵的道理史料不见。红灯照也作“红灯罩” 是由少年女性组成的义和拳。义和拳兴起,大批女性被邪术蛊惑,弃家入团,数量庞大,也是一支颇有名气的队伍。有少女黄昏时离家,整夜不归,与家人不交一言,家人阻止则冷峻抗拒,誓死保卫本教。原来她们在人团练功,组织 “红灯照”。红灯照仅取其名,实则手中未必擎有红灯。此外还有黑灯照,成员为寡妇;花灯照,则由官妓、暗娼组成。但红灯照等似乎对义和拳颇有微词,它发布的揭帖称:“坎团多行不义,天兵十万,业巳尽数收回,惟留一万人,以观后效。” 好像义和拳应归属于红灯照。暴乱的人群不相统属,必然会出现这种分裂乃至互斗。
破人皮阵还有一种法术:用幼年、少年义和拳。大师兄认为少年未泄元阳,可以抵消任何邪术,包括人皮阵。用红灯照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因少女未通经,天然避邪。义和拳说少男少女年龄越小越好,拳众中乃有怀抱尚不会说话的婴儿冲锋的妇女。
西方报纸当时以传奇的文风写西什库之战,说有教民潜出教堂窃得弹药,又从容返回。义和拳后期攻教堂,大多流于巫术表演,把剧场搬到广场,故这类 “传奇” 事情很有可能发生。不然,难以解释断水断粮弹药储存无多的西什库堂竟能坚持到联军到来。义和拳攻教堂,虽有刚毅作统领,可能还有董福祥军参与,但这种作战,与演戏无异,其 “战果” 可想而知。
义和拳攻西什库堂,六十天时间发生了许多希奇古怪的事情,陈恒庆所著《归里清谭》所记,隔世人会作小说看,但它千真万确发生在中华帝国的首善之区、人文辐辏之地。
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予亲见之。闻教堂内教士、教民约三四百人,其兵械只有枪数十。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燃。于是谨言出矣,谓教民以女血涂其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做镇物,故咒不能灵。大学士启秀献策于端王、庄王曰:“此等义和拳,道术尚或。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飞檄请之。” 乃专骑驰请,十曰而至。启秀在军机处贺曰:“明日太平矣。” 问其故,曰:“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毁,则天下大定。” 闻者为之匿笑。和尚住庄王府邸,先选拳匪之精壮者数百,又选红灯照女子数十人。协同拣选者,大学士刚毅也。韶年女子,手携红巾,足着小红履,腰系红带,下垂及足,额有红抹,株映粉黛,口诵神咒,蹀躞于府厅氍毹之上。乐部歌妓唱荡韵,舞长袖,不能比也。拣选事毕,庄王问大和尚:“何曰可攻打教堂?” 和尚轮指以卜曰:“今日三点钟为最吉。” 又问:“骑马乎?步行乎?” 和尚闭目而言曰:“骑载勋(庄王〉之马,备一大刀。” 于是跨马挟刀率拳匪直入西安门,红灯照尾其后,刚毅亦以红布缠腰缠头,随之步行。西安门内有当店两座,早被拳匪抢掠一空,和尚暂坐其中,以待吉时。座前酒一壶,菜一碟,自斟自饮。刚毅及诸拳匪侍立于庭。将报三点钟,旋见和尚策马率领拳匪直扑教堂,指令纵火,教堂猝发数枪,正中和尚要害,坠于马下。拳匪大师兄居前者亦被弹而倒,后队大溃,数人拖一尸而奔。红灯照幼女有被践而死者,鞣花碎玉,殊可惜也。败北者一拥出西安门,刚毅立不能稳,足不能动,力抱门柱而立。一老阍人不知其为宰相也,曰:“你老先生如此年纪,亦学此道,何自苦也。” 拳匪拖尸径奔庄王府,中道谓人曰:“和尚暨大师兄暫睡耳,吾当以神咒醒之。”
使馆区在东交民巷,守卫东交民巷的洋兵共四百五十人,使馆人员四百七十五人,中国教民及其家属二千三百人。攻击使馆的是甘军董福祥的正规军,约两万人,义和拳不计其数。
义和拳大批涌人北京,目标直指洋人,各国使馆筹计自保,遂将巷口封闭,构筑工事,使馆区成为一座临时堡垒,先期被攻破的使馆区外的两座使馆人员也来避难,东交民巷一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五月十五日,各使馆因京城形势危急,切盼天津救兵来到,派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出永定门,探听援兵消息,计算时日,此时援兵当已抵城南。杉山彬被甘军扣押,城门守兵请示董福祥如何处置,董下令杀,遂将书记官就地 “正法”。董福祥在这场事变中面目不很清晰,一会儿以军人自许,宣称只听令于朝廷,不知其他,一会儿又表现为狂热的义和拳信众。黄曾源说,义和拳起,京内士绅半为愚蠢,半为狂热,愚蠢者可怜,狂热者可恨。董福祥则兼有愚蠢与狂热两副面貌。他曾召集数十位大师兄训语:“尔等大言欺王公,以欺朝廷,倘朝廷欲战,尔等当自忖,如不足以制大器,直言为是,勿误大事。” 既知义和拳是狂言欺众,为何还让他自忖以决定战否?义和拳所为何来?就是寻洋人一战。这次会议名为训诫,实为动员,义和拳大师兄绝不肯承认自己吹牛,也绝不肯放弃好不容易创造出来的战机,于是,“佥云:‘愿听令助战,御火炮绰有余裕!’”〖杨典诰《庚子大事记》》
二十三日,朝廷通过各国事务总理衙门向各国宣战,宣布与各国绝交,并限各国人等包括使节在二十四小时内离京。二十四日晨,德国公使克林德带翻译官一人,水师兵数人往总理衙门交涉,出东交民巷,便有一小队中国士兵前来作引导护卫,并要求水师兵转回。走到东单牌楼附近,遇到神机营巡视队,队长恩海见是洋人轿子,开枪射击,克林德当场死亡。列强为了强调清朝廷的 “罪恶”,称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召见各国公使,各国推举克林德赴约,实为阴谋,企图将各国公使一网打尽。这是没有根据的,恩海杀克林德,实乃遭遇,并非预谋。恩海一莽夫,遇洋人即杀,是当时北京的 “民风”,受到朝廷的鼓励。随后,使馆被围,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左翼总兵英年,右翼总兵载澜,发布联合公告,宣布拿办洋人。公告内容竟与义和拳射给西什库教堂的通牒相同:杀或擒洋人来献,必有重赏。如窝藏洋人,一经查出,即行处斩。虽然洋人一直在被义和拳追杀,巳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但政府要员公告号召杀洋人,仍然令洋人震惊。看这三位要员的头衔,他们的公告实际代表了朝廷的意见。二十六口,各军部署停当,有五个营的神机营、虎神营士兵,布控在崇文门外,准备迎击从使馆区出逃的洋兵洋人,使馆区则由武卫军、甘军、义和拳联合攻击。中国军队动用了火炮,从早晨轰击到日暮,夜间枪声密集,战斗持续到午夜。当天的战果是焚毁荷兰、奥国两使馆和华俄道胜银行,附近店铺,尽为池鱼。但东交民巷使馆区仍然蛇立。
开始一段时间,使馆区损失惨重,这些房屋本不是坚固堡皇,经受不住炮火摧残,是以各栋楼房均摇摇欲坠,使馆区内人惊恐万状,以为不日就将悬首新华门,如同被庄亲王杀掉的那个不知名的洋人。每日数万义和拳在使馆区四周奔突大叫,喊杀声惊人胆裂。西摩尔率领的各国援军在廊坊受阻,无奈已冋撤天津,所以北京短时间内不会有援兵到达。即使各国决意大战,发大军攻占天津,再图北京,还不知多少时日,使馆区肯定支持不到那一天。使馆陷落,全部洋人授首,近在旦夕。这一点,洋人的估计与他的敌人倒是不谋而合。慈禧问董福祥,几天可以攻下各国使馆,董答曰:“五天。” 在慈禧和她的权贵王公大臣的意识里,所谓 “洋人”,只是这一伙天天在眼前晃悠的各国使臣和传教士,使馆攻下来,战事便告结束。他们也知道洋人会派兵来,更知道各国的洋鬼子加起来数目也不算少。对前一条,他们不怕,以义和拳的既忠且勇,几万几十万洋兵不足虑,大沽口外还有五龙,还有洪钧老祖作法,使洋船沉没,不沉没的船发出的炮弹在空中飞一段又返回去,炸毁发炮的洋船,所以游弋在渤海至南海的洋船就不必考虑了。对后一条,他们也不怕,据他们推测 ^ 这推测已为大师兄言之凿凿地证实了:各国都要闹义和拳,洋人可以一气杀尽,中华帝国从此大同天下。一些狂热的知识分子,也在宣称从此中华文化西进,统一欧美,天下尽归我炎黄子孙所有。
开战之后,朝廷极为乐观,以为最后的胜利指日可待。联军攻占天津,推进到通抑 I,勤王的李秉衡战死,朝廷竟茫然无所知,不相信李秉衡已经战死,阻止洋人的中国军队巳经溃散。相反,朝廷得到的却是不断的捷报。这 “捷报” 是大师兄捏造出来的。李秉衡曾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联名 “东南互保”,到北京就转变了立场,说通电上的名字为别人代签,他本人未参与“互保”。在李的身边,聚合了一批义和拳“精英”,即八大师兄,每出行,便有八大师兄跟随,各执一宝,曰阴阳瓶、雷火扇、引魂幡、飞剑、火牌、混天旗、九连环、如意钩。这“制度” 当由《封神演义》抄袭而来。捷报称:李帅在河西坞与洋兵战,大胜,毙洋兵十余万人。于是朝廷颁旨:“李秉衡着赏双眼花翎,马玉昆赏黄马褂,宋庆加尚书衔,由户部拨出库银十万两,交李秉衡散给官兵,以示激赏,并着李秉衡带兵收复天津。” I
与捷报 “配套” 的,是关于洋人因战败而 “乞和” 的小道消息,当然,这也是义和拳大师兄的“杰作”。但太后控制下的朝廷为此迷狂了。它觉得道光二十年以来,洋人在中国作威作福的日子从此结束了。从 1840 年到 1900 年整整六十年,六十年一个轮回,大清国的恶运即将终结。乞和,可以,我中国一向宽弘大量,但许可要有条件。朝廷开出了苛刻的条件,共十条:~、归还通商口岸;二、只许海口通商,不许上岸;三、英法各国只称君主,不得称大皇帝;四、各国不许学中国语言文字;五、各国公使归理藩院管理;六、琉球、越南各侵地须归还;七、税则由我国制定;八、京师不许立使馆;九、不许传教;十、赔我兵费十千万。
但旋即朝廷觉得这个议和十条过于宽大,有不少重要事情没有提及,于是,慈禧太后召见各大臣,议定了 “和约” 要项二十五条,正式送交各国。朝廷兴奋地制定它们时,联军的炮声在朝阳门一带巳隐约可闻。如今人们只能说,义和拳不但成中国害,又贻中国羞。二十五条是:一、各国前所索赔款一律作废;二、各国应楼中国兵费四百兆两;三、各国兵船已在中国口岸者不准驶出;四、各国租价照今加倍;五、将总署交还中国;六、康有为回国治罪;七、所有各国教堂一律充公;八、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九、德国将肢州湾交还中国;十、俄国将大连湾交还中国;十一、所有教士各归其国,不准再来;十二、中国仍有管理高丽、安南之权;十三、中国海关仍归华人管理;十四、各国使臣来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
不准进京;十五、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两;十六、日本亦须照乾隆时例入贡;十七、华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场约束者归朝廷治罪;十八、所有东西洋人于中国官场相见,须行叩头之礼;十九、外人不准在中国游历;二十、俄国西伯利亚及各处铁路均须拆毁;二十一、英国须将新界、九龙交还中国;二十二、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应加倍收税;二十三、洋人商船到口岸者须先禀明该处驻守中国官方,才准入口;二十四、大米不准出口;二十五、凡货物运往外国者亦须加倍收税。
东交民巷胶着不下,从天津传来的消息虚实难辨,各国抗议照会措辞极为严厉,慈禧太后觉得该为自己开拓一条后路了,于是用小恩小惠笼络公使们,派车送水果点心给使馆,显然她把在宫禁中责罚太监宫女后再赏他们一只核桃一块布头的伎俩用到外交上了。在攻击猛烈的时刻,忽然驶来一辆插着皇家旗帜的车子,来人在使馆区外插一块木牌,上写 “保护使馆”。攻击的命令来自宫中,保护的命令也来自宫中,连义和拳都莫名其妙。这样的场面在攻击期间连续出现。
顶住前期猛烈的炮火和冲锋,使馆区内的人们在后期已经不很害怕,他们开始用 “玩闹” 来看待中国人的攻击,但玩闹的是中国人,洋人转而进行了真正的 “战斗”。使馆区与西什库教堂不同,这里衣食不缺,弹药充足。他们把围困使馆的中国军民当作射击的靶子,人们是如此密集,以至他们可以弹不虚发。国外的报纸在宣扬“围城” 中的洋人 “狩猎的成果” 时,举了一个特例,一对夫妇在被围困期间共射杀义和拳七百人,最多的一天先生射杀五十四人,太太射杀十七人。中华帝国的首都,名副其实地成了洋人的狩猎场。但这还只是“试枪”,对中国人真正的屠杀,在联军入城的那一刻才算开始。
董福祥是攻使馆区的总指挥,甘军和武卫军死伤不计其数,义和拳更无论,董口夜焦躁计无所出。洋人见中国军队气馁,气焰顿时高涨,法国使馆居然打开大门求战。董福祥要组织敢死队,冲进使馆与洋人决战,以重金悬赏勇士,但只得四十人。这四十人冲进法国使馆,无一生还。至此,董福祥萌生退意,在战事正酣时,他给部下下达密令,让他们各自为计,实际就是各自逃跑。董福祥本人也在联军进城前溜出北京,远遁甘肃,依然是西北一支强大的军阀。
与攻打西什库堂一样,义和拳在使馆区也进行了滑稽可笑的巫术表演。义和拳自称有法术,用手一指,洋人的枪炮不发枪弹,从枪口流出黑水。编修王龙文请杀三奸、用二贤,使馆自平,三奸即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二贤指周汉、余蛮子。周汉是一落拓道员,自以为怀才不遇,写文章好作惊世骇俗之语,被罢黜在家。余蛮子是一个打家劫舍的盗贼,多次人狱。不知道王龙文从哪条渠道得知这两个 “国宝级” 的人物。毓贤向朝廷献计,引玉泉山水淹没西什库、使馆。反对者说这两处地势高,水攻不可,毓贤说不要紧,义和拳自有法术使水只往这两处流。毓贤毕竟是高级官员,作战守长策,考虑周备,建议朝廷开通从新疆到京师的漕运粮道,作京师后备。毓贤竟不知新疆距京师绝远,且沙漠弥望,根本无河流行运粮船。原来他相信了义和拳能在旱地行船,日驱八百地的欺天大言。又风传使馆三天内可下,因为汉代的 “商山四皓” 驾临北京,有人在永定门看见四人,须发尽白。张德成在天津乘轿行走,见一和尚趺坐当街,下轿召之与其同乘,于是风传这是 “海干和尚”,他用手一指,大海不剩一滴水,洋船尽胶着于海底不能移动。市井又传,有八个老头子进京,是甘肃义和拳老祖师,带五百义和拳扫荡了欧美各国,刚刚回到中国,使馆些许洋人,亡无日矣。显然是班超三十六人平西域的翻版。又传,天津“曹老师”,带着义和拳攻洋楼,洋人不降,曹老师大怒,掏出一把铜钱往楼上一扔,洋人的脑袋就掉下楼,最后一个洋人不死,曹老师捡起一根柴禾棍指向该人,这洋人的脑袋也掉下来了。种种神迹,都是“据说”,口耳相传,越传越神。义和拳放火烧翰林院,意图让大火延烧使馆,但大火不烧使馆,反倒烧了许多民房。义和拳说因有妇人外出,破坏了法术,于是见妇人就杀。义和拳说,战斗不利,西洋炮火厉害,原来他们把妇女衣服剥光,让她们骑在炮筒子上,所以义和拳法术不灵。洋人还让妇女全裸体站在房顶,妇女为污秽之物,义和拳的枪弹就打不中洋人了。“吾辈最忌污秽,妇女又为最忌”。〔《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说洋人用人皮制成一尊大炮,并涂满污血,此炮一发,污臭无比,义和拳神兵只有退却,不敢接近。但义和拳也有对策,他们的对策是,你污秽,我比你还污秽。方法是命令妇女不洗梳,七天七夜端坐床上,以“臭” 洋人,叫做:“七天不梳头,砍下洋人头,七天不洗脸,能把洋人赶,七天不裹脚,天下洋人杀尽了。”(义和拳揭帖》
义和拳正在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上演巫术,天津形势已急转直下,英、俄、日、法、美、德、意、奥八国联军数万人,攻陷大沽口,进逼天津。天津义和拳、中国守军、八国联军三者展幵混战,提督聂士成战死,直隶总督裕禄自杀,义和拳溃散无踪迹。联军长驱北上,进逼北京,李秉衡在河西坞战败,吞鸦片自尽。形势苍黄,董福祥撤使馆之围,与联军战于广渠门,不胜,出彰仪门逃窜,京师沦陷。联孚在天津、北索
对于义和拳在中国北部掀起的这场具有深厚政治内容和强烈排外色彩的巫术风暴,列强的判断远比中国朝廷准确,他们确认这些是 “乱民”。反应也比中国朝廷迅速,在朝廷和中国政府剿抚不定、摇摆无所适从的时候,列强已经派军舰远征中国,军舰群集在中国近海,远征军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登陆作战。所谓“远征军” 并不来自遥远的欧美,它们主要由中国的两个近邻日本和俄国的军队组成,中国发生动乱,日、俄立即在国内发布动员令,迅速集结军队,在中国海域待命。
列强的判断和反应当然从他们的利益出发,说义和拳是 “乱民”,也就比中国朝廷判定他们为乱民容易得多,所谓“事不关己”。但列强绝不是不关心,它们更关心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从根本说,列强乐于看到中国发生动乱,动乱的规模越大,列强越兴奋。凭感觉,它们知道现在又有了登陆中国、向中国皇帝讨取利益的机会。自道光二十年以来,每次登陆,列强都满载而归,所获利益远远超出它们的期望值。这次义和拳暴乱针对洋人,采取无限制肉体消灭的极端方式。这些洋人大都是非武装人员: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工程技术人员、商人,以及普通游客,这与从前各次冲突只限于军方,有了根本的差异。列强获得了最好的借口来向中国政府索取最大的利益。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完全符合列强的设想,这一进程虽然不是列强设计的,但它或许比列强所能设计的更让它们满意:中国暴民和军队,包括首都武卫军,联合杀戮在华外国非武装人员,包括教职人员,包围并炮轰驻华各国使馆,这是国际公法认为最严重的外交挑衅行为,被害国可以认为是对本国主权的侵犯,所以将获得用武力保护侨民、教士和使领馆的充足理由。以此,各国得以向中国宣战。事变的发展到后期不但出乎列强预料,也出乎中国清醒的官员特别是南方各省官员的预料:宣战的竟然是中国政府,而不是“被害” 的列强。宣战以后的事变发展却在各方的预料之中,各国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但它们使用了比战争更残酷的手段,对中国平民进行了极为残忍的大屠杀。北京、天津这两座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以及周边地区遭受了侵略军的揉躏,中国主权完全丧失,这固然是列强的侵略本性使然,但义和拳肯定要为此承担罪责,因为在这场事变中,它千真万确是挑衅者。
北京城内有小股外省义和拳活动时,各国请求中国政府允许派少量武装军人进京保护教民和使馆,中国政府批准了这一要求,当时朝廷对义和拳剿,认为它是非法组织、邪术团体。义和拳还没有大张旗鼓地涌人京城。赵舒翘、刚毅五月初一到涿州、良乡视察义和拳活动,初二日,朝廷发布一道措辞模糊的诏书,肯定拳勇也有忠勇的事实,改变了以往的严厉立场。当天,就有英、美、俄、法、意、日六国水师兵共三百三十名到京。初六日,德、奥两国水师官兵共八十五名到京,至此,“八国联军”形成,它们被分配在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准备应付日益恶化的形势。各国向中国政府申请时说派 “少量” 军士人卫,但究竟何为“少量”,双方并没有作出商定。各国派出的先遣部队顺利抵京以后,又组织第二批水师官兵进京。第二批援兵五月初八日凌晨在塘沽登陆,每隔两小时,便有一列火车从天津站驶往北京。这批援兵共二千零五十三名,仍然由以上六国组成,由英国军官西摩尔任统帅。
联军 “一路平安” 向北京进发,当晚到达杨村车站。杨村车站正在战斗,聂士成的部队在清剿破坏铁路的义和拳。联军看到中国士兵抬着大筐,满装着血淋淋的人头,那是被杀的义和拳。但聂军门的士兵对联军很友好,士兵们甚至还搞了一个小小的欢迎仪式。这场欢迎使联军信心陡增,他们认为长官把事态看得过于悲观,眼前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华帝国的正规军正在剿除义和拳。就凭那些大刀长矛的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暴民,要想与帝国正规军对抗,无异飞蛾投火。那么,联军此行,与其说作战,不如说是旅游观光。他们知道北京有紫禁城,那是世界最古老的仍在使用的宫殿。但联军不知道,就在这一天,中国朝廷已正式下诏,要保护铁路防暴民破坏的正规军撤离铁路两侧,以避免与外国军队发生冲突。发这道命令的本意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它的效果明显:义和拳立即蜂拥而上,占领了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铁路线。于是铁路被一节节地破坏了。联军居然带有工兵,他们修修补补,走走停停,第二天晚上捱到了廊坊,以后,局面就不归他们控制了。这一天,来永定门迎接联军的日本书记官杉山彬被甘军杀死,西摩尔联军在廊坊被阻。义和拳控制了北京,同时也控制了京津铁路。义和拳成千上万,包围并向联军发动了原始形式的冲锋。他们穿着鲜艳的红黄两色衣服,手里夸张地举着大刀、长矛、铁锹、钉钯、粪叉,以及任何可以用作 “武器” 的东西,脸上涂抹着中国人才能看懂、外国人只看见一塌糊涂的油彩,那是按照京剧脸谱精心勾描的、抽象主义的面相。他们的冲锋不是直线或之宇形曲线向前奔跑,而是以 “禹步” 一步一步地缓慢前移,所谓 “禹步”,就是中国武术中的“马步蹲裆”,以马步蹲裆式的姿势冲锋,速度缓慢得令人惊诧,洋兵可以从容地找到掩体,向这稳定的带有明显“部落” 色彩的人们射击。一排枪发,倒下一排义和拳,但后面的人并不害怕,他们更为沉着地前移,马步也做得更认真。他们认为,有灵符在身,得神仙保佑的人们不会死,倒下的人只是 “睡” 一会儿,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们会“还阳”,再次加人战斗,即使他们真的死了,也是因为法术不精或定力不够,而每一个活着的义和拳对自己的法术和定力都信心十足。
“战斗” 持续了两天两夜,六月炎夏,干燥的土地上尸体堆积如山,死者是义和拳战士,不久前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中国农民。
西摩尔联军被困在廊坊,他考虑是否该撤退回天津。但这时从北京逃出一位中国教民见到了西摩尔,向他说明北京城里的危急情况:使馆遭到最猛烈的攻击,各国公使有的被杀,有的被俘,先期进京的数百名联军危在旦夕,中国政府下令要杀完所有的外国人,教会学校和外国人住宅已被彻底洗劫。这个报告显然夸大其辞,至少外国公使除了克林德、杉山彬外,现在仍平安无恙。西摩尔听了情报,立刻放弃撤回天津的计划,下令修复铁路,不理会义和拳的进攻,继续向北京进发。但是,现在不但前进不可能,连撤退也来不及了,因为中国正规军加入了战斗,军队在接到了好几道自相矛盾的诏令后,犹豫了许久,最后爱国情感占了上风,他们决定先与义和拳一起消灭洋兵,然后再剿灭义和拳,因为朝廷的诏令明确地指示要剿灭 “拳匪”。发动进攻的是董福祥的甘军,约三千人,甘军向据守廊坊车站的联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但联军有机关枪,这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新式武器,甘军和义和拳的联合进攻受阻。两个小时后,中方退却,联军也火速乘火车撤退,返回杨村车站。这次所谓 “廊坊大捷”,联军死亡六人,而中国军队和义和拳共死亡五百多人。
回到杨村的联军改乘小船沿运河南行,因为铁路已经彻底破坏。联军一路受到义和拳和中国军队的骚扰性进攻。艰难地撤退到天津外围,攻占了义和拳据守的一座武器库,但很快受到中国军队的围攻,在武器库即将被攻破的时候,联军的增援部队到了,西摩尔联军获救。此次北上,联军共伤亡二百九十人,其中死亡六十二人。联军会师天津,天津、北京的恶运降临。中国人民的 “大劫难” 开始了。
联军攻陷大沽口,天津义和拳对英法租借地紫竹林的攻势加强。对租借地的攻击在五月初就开始了,与北京的攻击行动同步,但一直是义和拳在单打独斗,直隶提督聂士成一直厌恶义和拳,对义和拳的镇压几乎没有停止过。义和拳也特别仇恨聂士成。宣战以后,天津义和拳得到了朝廷的奖励,遂提出以处死聂士成为奉诏的条件,端王载漪热烈支持这个要求,但被慈禧否决。朝廷对各国宣战,命令天津守军会同义和拳攻打紫竹林。
攻打紫竹林的中国正规军聂士成、宋庆、马玉昆部共六千多人,义和拳五千多人,还有自发民团数万人。以义和拳为主力,官军以炮火支援。这是以张德成为首领的所谓 “天下第一团”。张德成在天津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据说张德成刀枪不人,像“超人” 一样披一条红色披风,来去踪影飘忽,疾如闪电。张德成的 “老团” 武装十分特殊,除了吞符念咒以外,他们的神秘武器是一个香囊,里面装着三块姜、二十一粒黑豆、二十一粒红辣椒籽,这些物品和它们的数目都有特定的巫术意义,它的解释权在张德成。天津义和拳的进攻模拟小说《三国演义》的作战方式,排成巨大的方阵,纵横排均为五十六人,一个方阵接着一个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前进。联军以猛烈的炮火迎战义和拳,炮弹在义和拳方阵中爆炸,但没倒下的义和拳继续前进,而且立刻有人补上了空缺,仍然恢复为整齐的方阵。但在紫竹林的联军有七千多人,装备精良,而且身处绝境,因而格外凶狠。义和拳溃散了,政府军正式投入了战斗,但经过英勇而艰苦的攻与防,政府军战败,聂士成战死,裕禄自杀,天津失守。
大津的战斗停止了,但联军的 “战斗” 并没有停止,这场 “战斗” 的目标是天津的平民。
天津南门被攻破,市民、义和拳和政府军溃兵蜂拥北门逃命,整个天津城北半部充塞着蠕动的人群,他们流动极其缓慢,狭小的北城门无法疏导这突然而至的庞大人群。联军登上鼓楼,逃亡的中国人尽在眼底,他们的大炮向这些平民和巳放弃抵抗的中国军人持续而猛烈的排炮轰击,从来没有在如此狭小的地带聚集了如此多的逃难者,也从来没有过在战斗结束后对平民进行如此密集的大屠杀。炮弹和枪弹从凌晨开始向人群发射,到中午停止,因为此时联军火力所及已经看不到一个还活着的中国人。此时,中国人的尸体层层叠叠,形成一个个 “山丘”。少者上百具,多者上千。从鼓楼延伸到北门外水阁数华里,尸体堆积,天津北城被尸体掩埋了。联军对自己惨无人道的屠杀的解释是消灭暴民义和拳,但实际上,这些死难者中义和拳只是极少数,义和拳的大部分在紫竹村战斗失败后就溃散逃跑,溜出了天津城。
出逃的中国人被联军屠杀在北门一带,躲在家里的人也不能幸免。大量的居民被联军的炮火炸死,或被轰坍的房屋砸死,侥幸不死的,则面临着第三场浩劫:联军逐门逐户地搜查,查找义和拳。他们判定中国人是否义和拳的标准十分怪异而且随意,只要抓到一个所谓 “义和拳”,他的全家和他的藏身之处的居民都将被判处死刑。独流镇是张德成的家乡,联军彻底清洗了独流镇,战后全镇无一人存活。
联军士兵得到指挥部允许,在天津城 “为所欲为地抢一天”,但实际抢掠在整个占领期间从未间断。联军几乎钻进了天津的每一个角落,从政府造币厂、军械库,到商行、店铺;从官府衙门到达官贵人的府邸,再到平常百姓家。他们几乎抢走了一切。珠宝、金银、古玩、绸缎、食品,都在抢掠之列。伴随着抢掠的,还放火焚烧建筑,破坏他们拿不走的“大件”。联军在天津为“西方文明” 记下了耻辱的一页。
列强以保卫使馆和在华外国人的名义出兵,一登上中国的土地,它对自己的侵略本质便不再掩饰,开始肆无忌惮地进行血腥的屠杀、贪婪的掠夺和灭绝人性的大破坏。侵占北京后,这些暴行再一次全部上演。 ‘
但借口总要寻找,有时列强自己制造。如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但这次,却是中国人自己送来的,送给列强揉躏中国的借口的中国人,是义和拳。虽然义和拳送给列强如此良机,但联 5 并不饶恕他们,张德成是联军首要的捉捕对象,但张德成并没有死在联军手里,他被同胞处死了。这个义和拳的传奇人物,在攻击紫竹村失败后化装潜逃,但民众认定他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他被认出,随即被愤怒的民众抓获并立刻打死。他还算幸运,红灯照的首领却要在死前遭受更重的羞辱。红灯照的三个首领林黑儿、董二姑、刘三姑投河,林黑儿死,另两个被捉,联军使她们穿上义和拳的正式服装即舞台戏装 “行头”,关在笼子里,到处展览。联军士兵纷纷以笼子为背景照相,寄回国内,以炫耀自己在中国取得的“战功”。展览之后,两位“红灯照” 被联军秘密处决。
天津失陷的准确消息终于传到北京,慈禧太后意识到向各国宣战这一着棋已经输了一半。为了挽回,她下令停止攻击使馆,并送去食品以示慰问,同时向各国元首发电文,解释此前的所作所为,开始了外交斡旋。北京的局势一度有所缓和,再加上端王载漪率领几位大师兄闯宫企图 “弑君”,也提醒慈禧对野心勃勃的端王不能过分相信。还有慈禧隐约知道所谓“洋人照会” 是假的,造假者很有可能就是端王。大阿哥在宫中飞扬跋扈,俨然以皇帝自居,也招致她对这一对父子的反感。让太后最不安的还是南方各省,刘坤一等公然 “不奉诏”,搞“东南互保” 违抗朝廷命令。太后深知这些汉人大员的能量,没有他们的支持,朝廷维持不下去,他们措辞激烈的电文使太后不安。慈禧有意同洋人讲和,这时讲和的先决条件还是有的,首先,各国使臣除早些时候已死的杉山彬、克林德外,仍然无恙。其次,联军在天津举棋未定,各国对是否进军北京,以何种方式进军意见分歧严重,朝廷可以利用这两个有利条件与各国讲和,代价是赔一笔数额不小的款子。而且,太后已经备办后事,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全权办理议和事务。
但这时李秉衡晋见太后了。李秉衡虽然在 “东南互保” 拒不奉诏的奏折上签了字,但他的本意是支持义和拳的,他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北京危急,朝廷下令各省大员带兵来京勤王,各省均不为所动,李秉衡招募镥少数乡勇,英勇无畏地来到北京。与慈禧短暂的会面,竟使慈禧再一次转变立场,坚持对各国作战,下令重新围攻使馆。同时,准许李秉衡的请求,让他到前线抗敌,“为王前驱”。
攻占并瓜分了天津,八国联军竟有些 “乐不思蜀”,他们对困在北京的救援对象忽然变得很冷漠,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这里掠夺的大量财物需要清点、“消化”,另一方面,联军内部在进军一事上出现了分歧,分歧源于旧仇,更有对战后利益分配的考虑。德法为世仇,不久前因普法战争割让土地的屈辱和约使法国人对德国恨之人骨。曰本是新贵,列强联合干涉它退还辽东,让《马关条约》大打折扣。英国去年刚从南部非洲布尔人的深潭里脱身,老大帝国被非洲小国折磨得千疮百孔,国内无兵可派。俄国满足于对东北的蚕食,对进军北京不感兴趣,美国人则坐观列强成败,企图在战后“利益均沾”。联军在天津迟疑了二十多天,最后居然互作妥协,“统一” 了认识,因为最新情报表明,中国人对使馆和教堂的攻击又突然加剧,各国放弃争论,再一次组成联军。这次没有了德军,德军皇帝正在国内作战争动员,将派远征军来华,所以德军留守天津,等待本国远征军到来之后再投人战斗。但联军总司令由德国人瓦德西担任。其他兵员组成是:英国二千七百人,系从印度和东南亚紧急抽调的殖民地兵,美国三千一百人,法国调印度支那兵一千五百人,俄国从旅顺营口军港调驻港海军六千六百人,日本为联军主力,达一万三千人,意大利、奥地利势单力薄,只象征性地各派出五十名“掌旗兵”。联军总兵力近三万人,其中一万人驻天津,两万人攻北京。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联军从天津出发,直指北京。
联军在暴雨后的泥泞中爬行,一天只前进了十余华里,第二天在北仓与中国军队马玉昆部展开了一场攻守战。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联军主力日本军在中国教民的带领下,绕到守军背后发动袭击,守军溃败,北仓失守,中国军退守杨村。杨村有坚固且完善的防御工事,本可以依托杨村阻击联军,驻守此地的宋庆部和撤退的马玉昆部共计有一万余人。但中国军队几乎一触即溃,杨村迅即失守,联军不战而取杨村,士气大振。之后,在运河边上的著名码头河西坞与李秉衡的 “北上勤王” 军相遇。李秉衡从北京出发,被慈禧寄予厚望,也是惟一希望,因为他的勤王军加上义和拳有三万多人,而且有八大师兄助阵。但是李军在与联军做了两次短暂接触之后,相继溃散。李秉衡在写下遗书后吞鸦片自尽。在遗书中他承认 “实未一战”,但村镇被劫掠无遗,李秉衡对他所率领的“军队” 无力统御。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李军仅有枪支,而无弹药,弹药需从遥远的山东运来,或现场自制,联军巳在几十公里的杨村,“运输”和 “制造” 都是画饼,所以李军只有溃散。联军兵临通州城下,通州城居民叛乱,引领联军抓获全部守城官兵。联军屠杀了通州守城官兵和献城通敌的通州市民,全城居民,六成被杀,三成逃亡。通州既破,北京门户洞开,战局已定,清朝廷面临灭顶之灾。
李秉衡殉国、惟 ^ 支勤王军溃散的噩耗延迟到二十四小时之后才到至朝廷,而此前朝廷还沉浸在大师兄制造的李秉衡杀死洋人十万的假捷报的喜悦中” 并炮制~ 了准许洋人乞和的二十五项条件。朝廷得到确切消息时,联军已布兵在北京东城、南城,总攻击即将发生。朝廷的几位满族军机大臣面面相觑而已。慈禧太后没有章法地调动步军、八旗兵、绿营兵、各支武卫军。北京城内的中国守军辱共十余万,而洋兵不足两万,这应该是一场持久战。但中国守军出朝阳门一带奔波了一整天,竟不知洋兵在何处,又奉诏冋城固守。日本兵轰开朝阳门,董福祥率甘军走彰仪门逃窜出京。中国教民引导英军走水门,直达东交民巷。美军攀上广渠门一段无人防守的城墙人城,顺利与英军在东交民巷会师。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七国军队联军全部攻人城里,北京城陷落。
慈禧太后见大势已去,带着光绪帝,率少数亲随逃出北京,经由山西,在西安驻跸。太后在路上以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并再次宣布义和拳为非法组织,恢复它 “拳匪” 的名号,并重申剿灭的决心。逃亡中的朝廷指定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洋人的议和,京城由庆亲王奕劻留守。庆亲王的名义是对各国谈判的首席代表。
义和拳全盛时期在北京城内有二十万,攻使馆和西什库堂受挫,大批义和拳溜出北京回到老家,恢复了农民身份。但在联军攻城时,城内仍有大批的义和拳,估计数量不少于五万,但这五万义和拳在国都即将崩溃之际,没有一个坛口上阵抗敌,而此前他们信誓旦旦 “扶清灭洋”,吹唬如许洋人不足为惧,大师兄的法术可使敌人无处藏身。如今洋兵在前,大师兄率先藏匿,拳众星散,肆行抢掠而后离去,让无辜北京承受他们制造祸患的恶果。关于义和拳在北京的活动,各种史料都以联军攻城为分界。此前,义和拳为北京实际控制者,他们在城里发号施令,指挥帝国全部机构,以怪异不可理喻的命令扰乱北京全城。但联军进抵北京城,史料中关于义和拳的记录戛然而止,不可一世的义和拳突然间消失了,只能有一种解释:义和拳全部逃散了。他们用自己的卑弱行动,证实了“神功” 的虚妄。
但史料中也有一些零星记载,人们由此知道义和拳仍然存在,只是巳由城内转移到城外,由跋扈转变为藏匿。城北牛栏山多富商,联军侵掠至此,商人准备逃跑,大师兄叫大家不要害怕,便每人发一布条,待联军逼近,大师兄指挥众人面对洋人挥舞这一据他说已发了 “功” 施了神术的布条。联军举枪瞄准,大师兄鼓动众人说有布条保佑,我们一直向着他们走,他们的枪就闭火。联军开枪,挥布条进逼联军者尽被打死。在北京城内,有一王公家里奉养两个红灯照,她们自称用扇子可以把洋人扇灭为灰。这两个红灯照还算仗义,觉得大敌当前,应该有所表示,登上城墙,准备对攻城的俄军扇风,猝然炮声响,两个少女险些坠落城下,便不扇风,狂奔回家。部分逃出北京的义和拳还不肯散去,再度聚集于他们的发祥地涿州、良乡,联军追剿至此,徘徊未去的义和拳全部被联军杀死。自此,义和拳在史料中彻底消失,巫术在中国社会上的最浩大、也最荒唐的演出落幕。
义和拳演出落幕,联军对北京城内的中国人的屠杀却开始了,他们重复了在天津的暴行。’联军陷京师后,立即对全城实行分区占领,而后立即着手搜捕义和拳。其实联军清楚义和拳已经不复存在,其成员绝大多数已逃出北京,中国军队也已全部撤出,中华帝国的首都在权力意义上是一座空城,所有的只是平民和几乎无尽的财富。联军对前者施暴,对后者掠夺。
联军首先包围了庄亲王载勋的府邸,抓获了据说一千七百多名 “义和拳”,就地处死。从这些堆积如山的尸体中,人们发现有载勋的家眷和显然与义和拳身份不符的大量老人和孩子。他们是到亲王府中寻求避难的。他们可能觉得王爷府的高墙要安全些。在大街小巷,经常有 @样的情景,少数义和拳夹杂在逃难人群中奔跑,联军 0 他们包围起来或逼进死胡同,立即扫射,直至全部杀死,/ 如同在天津鼓楼那惨绝人寰的一幕。西什库教堂是洋人受“伤害” 最重的,报复的力度尤其大,联军把数千中国人集中在这里全部屠杀。使馆人员终于解放了,迅即加入了报复行凶的行列,他们走街串巷,进行 “快乐的” 屠杀,所杀的中国人,他们自己早已记不得数字了。
不及出逃或不愿出逃的王公大臣,为免受凌辱,往往全家自杀。城陷两天以内全家自杀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有三十多户,两千多口人。他们或自缢,或吞金,或吞鸦片,或投井,或自焚,或一人杀死全家然后自杀。
来不及自杀的官员下场同样悲惨。户部尚书崇绮素来对义和拳并不热心,但因阿附端王被联军列为首恶。崇绮本人随荣禄逃到保定,联军逮捕了崇绮全家,囚禁在天坛。天坛此时已成为联军的兵营和马厩,穷极无聊的联军士兵在这里肆意兽行,妇女多被掳于此,惨遭凌辱,崇绮家的妇女尽数被士兵轮奸。释放回家之后,崇绮之子崇葆带领全家自杀。崇绮闻此噩耗,也在保定自缢。
北京城的财富比天津更多,联军分别抢掠了各座王府’、官衙、店铺、“三海”、颐和园,偷窃大量皇宫珍宝。联军对银元特别钟爱,对古玩却不感兴趣,于是以英国人为首,各国随同,北京城又变成了大拍卖场。洋人把抢来的东西折成银两,卖给中国人,买卖居然十分红火。一些史书愤恨洋人的不知廉耻,从王府、店铺抢来的东西用大车直接拉到拍卖场、地摊,出售给中国人,但在谴责洋人之后,也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买东西的都是中国人,他们更应该知道,这些东西全都沾了血,是中国人的血,不管他们是义和拳,还是王公大臣、皇京国戚。
联军在北京的暴行至少持续了两个月,至九月二十一日,抢劫还在进行,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日〖己中写道: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 ^ 现在各国可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这事实,却始终存在 ^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对于此次战事有罪之人,反受损失极小。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亦复不少。《瓦德西拳乱笔记》
义和拳在北京大行巫术,肆意杀戮洋人,是庚子年世界瞩目的中国大舞台上丑恶的一幕。联军官兵和其他洋人们在中国街市上开拍卖场,则是丑陋的一幕。一些人了洋教的中国人,俨然以 “真洋人” 自居,为联军带路,刺探情报,引导联军抢夺官库民财,屠杀中国人。由 “教民” 堕落为汉奸,又是卑污的一幕。
李鸿章从上海赴京,以老病之躯,为中华帝国做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外交努力。他秉承太后的旨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几乎全部满足了列强的要求,与各国签订了屈辱程度创纪录的《辛丑条约》,为此,这位淮军领袖,剿灭太平军的功臣,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被国人批评为 “卖国贼”。但批评他的人们很少想这个问题:在庚子年,有谁出面与列强签约,送走八国联军这尊瘟神,而能不接受这些严苛的条件?“神” 是义和拳请来的,但送走它们的,却是李鸿章。那么,苛责李鸿章,显然有失公允。
李鸿章在庚子变乱初期,即坚决反对利用义和拳攻击洋人,斥之为取祸之阶,对于朝廷所谓的 “宣战诏书”,更直接斥为“乱命”,宣布“粤不奉诏”。东南各省提出“互保”,与中央朝廷划清界限。朝廷妄作,主要是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王公大臣的昏庸狂悖,逼迫得这些铮铮“忠臣” 出此下策。但事实证明,“东南互保”并非下策,它使这场祸乱限制在北方,并在朝廷和西方列强间创造了缓冲地带。
慈禧虽然昏暴刁蛮,但对战后的局势却看得十分清楚。在战争还在进行时,就火线任命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让他总统战事。但李鸿章托病停在上海拒不赴任,朝廷急电督促,李不为所动。战争结束,慈禧太后 “不计前嫌”,指派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使,与各国谈判。并非慈禧宽宏大量,实在是朝中无人可及李鸿章。满族贵戚大臣自不必说,汉大臣也无人堪此重任。这次谈判,与光绪二十一年在日本马关对伊藤博文不同,那次是中国受辱、受害,中华大帝国被一个弹丸小国打败,被迫割膏腴,赔巨款,代表中华帝国在和约实际是投降书上签字的李鸿章只有愤怒和屈辱。而光绪二十六年的这次谈判,李鸿章的心情极为复杂,他仍然愤怒,仍然屈辱,条约书仍然等同于投降书。但李鸿章还满含着对巫术邪教的仇恨和忧虑,他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再次成为巫术邪教的受害者。四十年前,年轻的李鸿章组建并带领淮军,从安徽直抵上海,会同曾国藩兄弟剿灭了太平军。他深知为邪术所迷之叛乱者的为害之巨和剿除之难。不幸悲剧如今在北方重演,义和拳盲目开衅,招引巨祸,而后竟销声匿迹,李鸿章对谈判对手即“苦主” 居然有一些同情。所以,关于惩治义和拳,追究支持者责任,为克林德立碑诸项,李鸿章完全同意。他所能做的,是尽量减少赔款数目。但是非常遗憾,这一点也落空了,列强坚持中国政府向各国支付赔款白银总计四亿五千万两,计利息,总额达九亿两,一两也不能少。李鸿章在这最后一点上也只得屈从列强。列强之所以坚持这个数目,目的在对中国进行羞辱性的惩罚。当时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他们要人均一两白银,以此向各国谢罪。李鸿章这次谈判也不是全无收获,在他的坚持下,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由斩监候改判为流放新疆,因为他们是王室近支,王室成员不该受死刑,这事关国体,即满清贵族的“体面”。李鸿章总算为满清王室保存了最后一点体面。
条约签字两个月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李鸿章逝世。
义和拳从光绪二十六年 0900 年)五月人京,至七月逃散,祸乱京师两个月。如在山东初起计,则各地作乱持续近两年。附录克林德碑陈独秀
京中各校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战胜;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闹,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万种欢愉声中,第一欢愉之声,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石头牌坊’〔即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称呼石头牌坊〕,巳经拆毁了。” 余方卧病,不愿出门:一来是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二来是觉得此次协约国胜利,不归功军事。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不如说是庆祝德国政治进步。至于提起那块克林德碑,我更有无穷感慨,无限忧愁;所以不管门外如何热闹,只是缩着头在家中翻阅闲书消遣。
我在闲书中看见罗惇融氏两篇文章:一曰《庚子国变记》,一曰《拳变余闻》。这两篇文章,和这一块克林德碑却大有关系;兹将其中顶有趣味的处抄出来,给大家一读:
义和拳源于八卦教,起于山东堂邑县,旧名义和会,东抚捕之急,潜入直隶河间府景州献县。乾字拳先发,坎字继之。坎字拳蔓延沧州静海间,白沟河之张德成为之魁,设坛于静海属之独流镇,称天下第一坛,遂为天津之祸。乾字拳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而沬州,而定兴、固安,以入京师。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于义和会,此后皆称义和拳。^ 京师从授法者,教师附其耳咒之,词曰:“请志心归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 要请神仙某,随意呼一古人,则孙悟空、猪八戒、杨戬、武松、黄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要学武艺,请仙师来。” 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李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 诸坛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诸葛武侯、赵子龙、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己亥冬,端王栽漪谋废立,先立载漪之子溥镌为大阿哥;…… 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言,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拳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先后行,导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义和奉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画洋图皆号 “二毛子”,捕得必杀之。
义和拳自谓能祝枪炮不发,又能向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凌辱之。仆隶斯圉,皆入义和拳,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议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公言其摩者矣。义和拳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义和拳既藉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
以启秀、溥兴、那桐入总理先遣门,以栽漪为总理。日本书记杉山彬出永定门,董福祥遣兵杀之,裂其尸于道。拳匪于右安门焚教民居,无老幼男女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 正阳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拳匪纵火焚四千余家,^ 火延城阙,三日不灭。…… 载漪等昂言以兵围攻使馆,尽歼之。
开御前会议,栽漪请围攻使馆,杀使臣,太后许之。
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帑十万两。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 3 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
太后召见其大师兄,慰劳有加。士大夫之谄谀干进者,争以拳匪为奇货。知府曾廉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仗终和,与街壁舆榇何异?” 栽骑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 御史徐道覆奏曰:“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 御史陈嘉言自云:“得关壮繆帛书言,夷当自灭。” 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 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
太后谕各国使臣入总理衙门集议,德使克林德先行,载漪令所部虎神营伺之于道,杀之,后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綺闻之,大喜,谓 “夷酋诛,中国强矣”。太后命董福祥及武卫中军攻交民巷,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披发禹步,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洋兵仅四百,董福祥所部万人,攻月余不能下,武卫军死者千人。…… 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歼逆夷。”…… 御史彭述谓 “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东僧普法、余蛮子、周汉,三人者,王龙文上书所谓三贤也。
天津陷,…… 京师大震。彭述曰:“此汉奸张夷势以相恫吓也。姜桂题杀夷兵万余,夷方穷蹙,行乞和矣。” 时桂题方在山东,未至夭津也。
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太喜。…… 太后闻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决战。…… 洋兵既将逼京师,乃变计欲议和,…… 以桂春、陈夔龙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复书词甚慢。彭述请 “俟其出,张旗为疑兵,数百里皆满,可以怵夷”。闻者笑之。是日李秉衡出视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新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北人思想,多源于戏剧,北剧最重神权,每日必演一神剧,《封神传》、《西游记》,其最有力者也。
无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之。…… 敌兵自通州至,董福祥战于广渠门,大败。…… 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
五月中,有黄莲圣母,乘舟泊北门外,船四周皆襄红绉;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 直督裕禄迎入署,朝服九拜。弗为动。^ 圣母坐神橱中,垂黄幔,香烟敬供,万众礼拜,城陷逃去。拳匪散为盗,劫圣母于舟中;审为圣母也,缚而献诸都统衙门,获重赏。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与圣母同被执,皆诛之。
义和拳称神拳,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 庚子四五月间,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其所依据,则《西游记》《封神传》《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诸小说,此中所常演之剧也。
匪杨言海口起沙横亘百里外,阻夷船,团中海干禅师为之也。既而一僧来,自称海干,众虔奉之。着黄缎服,手念珠,持禅杖,受众供养。城陷后,不知所终。
拳匪之祸,成于匪首张德成、曹福田。^ 德成语其众曰:“顷睡时,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见洋人正剖妇女,以秽物涂楼上,为压神团法也。” 他日又言:“元神赴敌,盗得洋人炮机管,炮不得燃矣。” 更率众周行镇外,三距;以杖画地曰:“以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 无何城陷,张匪挟巨赀行;至王家口,索盐商王姓具供张,^ 王不能堪,村人愤甚,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余匪尽逃,德成叩头乞饶。众曰:“试其能避刀剑否?” 共斫之,成血糜焉。…… 福田不敢与洋人战,日列队行周衢,遇武卫军,则缚而诛之,报聂士成落垡一战之仇也,…… 绅商虑开战则全城糜烂,力请于裕禄议和,裕禄令请命于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命敕。”…… 众以商民生命为请。福田曰:“死者皆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 及马玉昆兵败,津城陷,福田易装遁。…… 潜归里,里人缚送之官,磔之于静海县。
徐桐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以理学自命,曰诵《太上感应篇》,恶新学如仇。门人李家驹充大学堂提调,严修请开经济特科,桐榜二人之名于门,拒其进见。其宅在东交民巷,恶见洋楼,每出城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西出。^ 拳匪起京师,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其赠送大师兄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大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这一篇过去的历史,本无甚足道;但是今日提起那块克林德碑,便不由人要回顾这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古人说:“往事不忘,后事之师。” 所以首先抄出来给我健忘的国民一读,然后再发表我的意见。
原来,这块克林德碑,是庚子年议和时设立,向德国赔罪的。为何要设立这块碑向德国赔罪呢?因为义和拳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必须要中国在克林德就害的地方设立一块石碑,方肯罢休;你说中国何等可耻!义和拳何等可恶。
现在德国的民党,正在要革那皇帝和军国主义的命,协约国乘势将德国打败,我们中国人也乘势将这块克林德碑拆毁。大家都喜欢的了不得,都以为这块国耻的纪念碑巳经拆毁,好不痛快!在我看来,这块碑实拆得多事。因为这块碑是义和拳闹出来的,不久义和拳又要闹事,闹出事来,又要请各国联军来我们中华大国朝贺一次;那时要设立的石碑,恐怕还不只一处。此时急忙拆毁这一块克林德碑,岂非多事?
何以见得义和拳又要闹事?这是诸君必然要质问我的。诸君!诸君!莫道我故作惊人之语!诸君若不相信,请听我将义和拳过去现在及将来发生的原因、结果,略说一番:
这过去造成义和拳的原因,第一是道教。义和拳真正的匪魁,就是从张道陵一直到现在的天师。道教出于方士,方士出于阴阳家 ^ 与九流之道家无关,此说应有专篇论之。^ 这是我中华国民原始思想,也就是我中华自古迄今之普遍国民思想,较之后起的儒家孔子 “忠孝节
义” 之思想入人尤深。一切阴阳五行,吉凶,灾祥…… 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所以彼等开口便称奉了玉皇大帝敕命来灭洋人也。
第二原因,就是佛教。佛教造成义和拳,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佛教哲理,承认有超物质的灵魂世界,且承认超物质的世界有绝大威权,可以左右这虚幻的物质世界。超物质的世界果有此种威权,义和拳便有存在的余地了。一方面是大日如来教(即密宗)种种神通的迷信,也是造成义和拳的重要分子。所以义和拳所请的神,也把达摩、济颠和《西游记》上的唐僧等一班人都拉进去了。
第三原因,就是孔教。孔子虽不语神怪,然亦不会绝对否认鬼神;而且《春秋》大义,无非是 “尊王攘夷” 四个大字。义和拳所标榜的 “扶清灭洋”,岂不和“尊王攘夷” 是一样的意思吗?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这 “脸谱”“打把子” 的中国戏剧,不是演那孔教的忠教节义,便是装那释、道教的神仙鬼怪;有时观音、土地和天兵天将,出来搭救那忠教节义的人,更算得三教同归了。义和拳所请的神,多半是戏中 “打把子”“打脸” 的好汉,若关羽、张飞、赵云、孙悟空、黄三太、黄天霸等是也。津、京、奉戏剧特盛,所以义和拳格外容易流传。’义和拳神来之时,言语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这是当时京、津、奉的人亲眼所见,非是鄙人信口开河罢!
最近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庚子事变,虽是西太后和载漪因为废立的事仇恨各国公使,然还是少数;当时政府中人,因为新旧之争,主张纵匪仇洋者,实居十之八九,徐桐、刚毅、启秀,其代表也。这班人不知西洋文明为何物,守着历代相传保存国粹妄自尊大的旧思想,以为我们中华大国先圣先贤的纲常礼教,灿然大备,那外洋各国的夷人算得什么。戊戌年康、梁主张效法西洋,改变旧法,被旧党推倒,也就是这个缘故。所以戊戌年谭、林等六人被逮时,西太后召见刑部尚书赵舒翘命严究其事,赵对曰:“此等无父无君的禽兽,杀无赦,不必问供。”他们眼里,以各国夷人不懂得中国圣贤的纲常礼教,都是禽兽;至于附和而且主张效法那禽兽的中国人,不更可杀吗?所以他们戊戌年将一班附和 “禽兽” 的新党杀尽赶尽,还不痛快;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的义和拳出来,要杀尽禽兽,他这班理学名臣,自然十分痛快,以为是根本解决了。徐桐赠大师兄的对联,正是这班人的思想之代表。
以这过去五种原因,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以义和拳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这因果分明的事实,非是鄙人杜撰得来的。以过去的因果推测将来,制造义和拳的五种原因,现在都依然如旧。义和拳的名目,此时虽还未发生,而义和拳的思想,义和拳的事实,却是遍满国中,方兴未艾,保得将来义和拳不再发生吗?将来义和拳再要发生,保得不又要竖起国耻的纪念碑吗?诸君倘不信吾言,请观下列之事实:
扶占匕的风气,遍于南北。上海的盛德坛,算是最有名了;所有古代的名鬼,一齐出现。鬼的字,鬼的画,鬼的文章,鬼的相片,无奇不有,实在比义和拳还要荒唐。
长江一带三教合一的泰州教,京、津一带静坐授法的先天道,都在那里鬼鬼祟祟的活动,这派头不和白莲教、义和拳是一鼻孔出气吗?
北京城里新华街修了一条马路,本打算直通城外,只因为北京的官场和商民,都恐怕拆城坏了风水,这条马路只造到城根而止,你说可笑不可笑!
安庆修理宜塔,动工的日子,要算算和省长的八字冲犯不冲犯。北京选举总统的日子,听说也曾请有名的算命先生,推算和候补总统的八字合不合。
济南镇守使马良所提倡的中华新武术,现在居然风行全国。我看他所印教科书(曾经教育部审定)中的图像,简直和义和拳一模一样;而且他所作的发起总说中说道:“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隶之主动力,惜无自卫制人之术,反致自相残害,浸以酿成杀身之祸 3 良蒿目时艰 I 抚膺太息,……” 岂不是对于义和拳大表同情吗?
湖南督军张敬尧带兵到四川到湖南打仗,到处都建造九天玄女庙,出战时招呼兵士左手心写一 “得” 字,右手心写一 “胜” 字,向西对九天玄女磕几个头,保管得胜。诸君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
皖南镇守使马联甲的侄女得了疯病,用五千元请张天师来治,那天师带领一班法官,请到天兵天将,用掌心雷将妖捉去。天师所过的芜湖、安庆、九江等地方,众人围着求符咒的不计其数。这是何等世界!
山东之东阿、平阴、茌平、肥城等县,发现了三阳教匪(教首为王会臣、李同升等〉,在各乡镇集传教,说入教的人能避刀枪。无知愚民入会学习者,曰见其多。
天津南开学校开教职员游艺会的时候,有一位国文主任某君,讲一篇历史的谈话,讲曾国藩是蟒蛇精转胎,他身上的癖,就是蛇皮的证据。有一天去见张天师,夭师不肯见他,他再三要见,见面之后,他的蛇魂便被天师收去,随即无病而死。哈哈!这就是北方一个著名的学校的教育!
天津庆祝协约国战胜,各界游行街市,内中最奇怪的是南开学校做了一个船,名叫 “国魂舟”,学生二人扮做关羽、岳飞坐在舟中。校中复以“国魂舟感言” 为题,考试学生的国文。一般学生的文章,无非是称赞关、岳二位武圣为中国的国魂,这还不算奇怪,最怪的有二位学生文章内中有云:“噫,其中亦不思吾国魂舟中曾有关公、岳飞其人乎?洋人,洋人,毋笑吾为弩弱!”“安得有如关、岳者昂坐舟中,而使黄毛碧眼之辈,伏跪膝下,而大快人心者耶!”唉!呀!曹、张(是义和拳两位大师兄;不是现在两位大督军。〉出产地之青年思想,仍旧是〔这般模样〕。现在社会上,国粹的医、卜、星、相,种种迷信,哪一样不到处风行,全国国民脑子里有丝毫科学思想的影子吗?慢说老腐败了,就是在东西洋学过科学的新人物,仍然迷信国粹的医、卜、星、相的人,我还知道不少咧!
政府当局的人,目下为时势所迫,也说要提倡新学,也说要输入西洋文化,这不过是表面上敷衍洋人,怕外交团不承认他的位置罢了。其实他们的脑子里,装满了和新学和西洋文化绝对相反的纲常名教,和徐桐、. 刚毅是一流人物,还不及徐、刚诚实。所以开口一个礼教,闭口一个纲纪,象那非纲纪礼教无君臣下的西洋文化,岂不是他们的眼中钉吗?
现在的新派人物,虽说没什么思想学问,但总算是倾向共和科学方面,在代表专制迷信的旧人物看起来,这些新人物,无非是叛逆,是异端邪教,所以时时刻刻想讨灭这班叛逆异端邪教,方足以肃纲纪而正人心。这就是中国自戊戌以来政变的根本原因了。
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象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路而行才好呢?
义和团并不是反科学,恰恰相反,义和团很讲科学(从来不用真枪真弹表演空手接子弹),很理性(表演刀枪不入并非为了实战,而是用于获取既得利益)。
义和团演示刀枪不入的大师兄,空手接子弹,他的内心当然知道自己手里捏着的铁子,都是提前藏好的,他自己都不可能相信刀枪不入,同时,他也知道洋人不可能相信刀枪不入。所以义和团并不是反科学,也不愚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用真枪真弹表演过刀枪不入,如果用真枪表演被击毙,那才是反科学。他们表演的对象不是相信科学的国人,更不是外国人,他们从没有幻想过表演刀枪不入可以吓退外国人。
说白了,这帮人表演刀枪不入,面向的受众是未开化的中国人,无疑。根本目的是为了骗愚蠢的民众,打不过洋人不重要,能够欺骗自己的同胞更重要。就好像一个笑话所说,老虎来了,我跑不过老虎不重要,关键是我跑得比你快。同理,“扶清灭洋”,面向的受众是清政府保守派,是否真的扶清灭洋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有一部分当权派好这口,当下就会有一些既得利益,能够用于兑换政治资源。
义和团这种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朴素的生存智慧,今日,让国人里面的 “聪明人” 去跟 Intel、微软、谷歌、苹果、甲骨文、特斯拉比拼技术同台竞技,是很吃力的,憋尽吃奶之力,研发个 CPU 亏一大堆钱没人愿意干,但把这些聪明劲用于搞国人,那是绰绰有余的,所谓,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便可以创造最大化的价值(巴菲特语)。义和团当然知道自己不会刀枪不入,甚至,这并不需要拿真枪真弹去试,他们心里明白得很,但是你相信我会刀枪不入,跟着我一起喊,这就够了。
具有清晰的能力边界和行之有效的执行力,表演刀枪不入,从不失手。
你知道真相也没问题,跟我一起去骗更多的中国人。捞现实的好处,比什么理想更切合实际,不信,你去开公司做下 CPU。这便是义和团存在的土壤。
“扶清灭洋” 在今天也以各种面目出现,比如说龙芯、国产操作系统、独立自主研发,还有我们说的 5G,也是要扶清灭洋,这个市场很大,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理解全球化知识智力协作,100% 的顶尖知识创造都是共享的,以面向人类为开发对象,诺贝尔奖级别的知识都是公开详尽披露的,全球最顶级智力的协作创造才能产生最优质的知识,知识和智力层面的协作要求最广泛的交流,而不是设限于民族和国家。
我们根本目的是汲取最大化的智力知识成果为我所用,利用市场机制选拔出优质的商业主体,实现良好的经济发展。
扶清的前提不是要灭洋,灭洋的结果只能是灭清,扶清是为了更好的人类未来,不仅仅不是为了 “灭”,反倒是为了让包含“洋” 的全体人类更好。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烂泥是扶不上墙的,“扶” 者,残疾人也,心理上残废智障,比肢体的残疾更加严重,鲁迅说过,当医生已经救不了麻木不仁的观众。
义和团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因为相信刀枪不入的群众基础很大,打不赢洋人不重要,骗一大堆老百姓轻轻松松。义和团的精神,本质是一种心理上的阳痿,打不赢强者,就去打弱者,只要赢了就行。弱势文化,产生向弱者挑战的思维,获取既得利益,也许就是所谓【降维攻击】。
罗永浩在采访中说过,做手机要是失败了,还有后路,已经研究好了几种 “降维攻击” 的商业模式,赚钱是没有问题的。听明白没有?做手机能不能做成不知道,但是搞 “低一级” 的老百姓,他的信心是满满的,脑子里面已经想好一百种招数。
总结,义和团的精神是一种智慧,产生这种智慧的土壤值得研究。
黄纳在吹纳粹的时候,忘记了他们也是肥皂的原材料。
首先最大的过错方,是侵略中国的列强。
就算妹子穿性感衣服被流氓骚扰,无论如何错的都是流氓。没有列强侵略,就没有义和团。
同样,没有欧美折腾中东,哪有极端教派生存的土壤?谁那么蛋疼绕过半个地球去搞 911?你见过哪个中国人去美国报复社会了?
和平的国家,不会滋生这种恐怖行为。而破坏国家和平的,是侵略者。你不能因为大清落后,侵略就是正义的。
所以这个问题,无论义和团用什么方式斗争,那都是次要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尖锐矛盾,其次才是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然后才是义和团斗争方法的落后和利用被利用的问题。这和欧美遇到的部分恐怖主义问题,如出一辙。
但是欧美的资本阶级在这个过程中是受益的,打伊拉克才能养活军火商,所以到头来受伤的是本国民众和被侵略国民众。
不能忽视侵略者的过错!
不能忽视侵略者的首要责任!
不能忽视侵略者的首要责任!
不然安重根就是恐怖分子,而王亚樵就是民族败类了。他们的行动的大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他们仅仅是采取了极端的方法来反抗侵略。
首要责任,是欧美列强的侵略。
可悲的是欧美群众时至今日都没搞明白这个道理。
人教版教科书关于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华一章说的很清楚。
我一条条给你写清楚,同时附上我做的分析。
1、义和团成员的主体是?
答:分为两个阶段,以进京为分割线,前期主体是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后期加入了一些封建会道门,流氓无产者甚至部分反对洋人的权贵阶级。
2、义和团兴起到湮没的时间是?
答:义和团兴起在 1898 年,1900 年达到全盛,1901 年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
3、义和团的思想流变是?
答:扫清灭洋 - 扶清灭洋 - 反清灭洋
4、义和团的支持者是?
答: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部分权贵。
5、义和团的反对者是?
答:外国侵略势力(政府、教会),外国侵略势力庇护下的人(教徒),满清政府部分地主阶级势力。
6、义和团与非义和团平民的关系是?
答:盟友。
7、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是?
答:早期敌对,后被满清政府利用,在抗争失败后,又变为敌对关系。
8、不同后人不同时期对义和团的评价是?
答: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局限性,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败,但是,在抗争过程中义和团战士悍不畏死的抗争精神让外国反动势力认识到中国人民的力量,避免了中国沦落到瓜分豆剖的境地。
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信中说,中国尚有无限的尚武精神,中国人民仍有无限生气,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其在回忆录中说,此次拳匪之败,实因无人才无器械,他年必有义和团之子孙,肩毛瑟枪,拖格林炮,前赴后继。
故从北洋到新中国,对义和团运动一直持肯定态度。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农民阶级救亡图存运动。
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运动最终失败了。
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彻底沦落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表明中国正式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不说大的
俄罗斯正教会前两年封圣的 “222 中华北京殉道诸圣人”,全是中国人,包括里面唯一的修士司祭,中国人。
到底抗的是哪一国?
当然不对。你老老实实受压迫,国泰民安的不好吗,造反干什么,哪个统治阶级能喜欢你?而且你造反就造反呗,你还打老大,小弟兄们能饶你?
听说金国元帅金兀术不喜欢投降的人,凡是向他投降的,他利用完之后就杀掉,并告诉手下,看到了么,投降的就是这下场!
所以即使是造反起家的统治者也不喜欢造反的。造反是老子的专利,你们也能造反?
如果你想说义和团的问题,建议题主看看八九十年代关于义和团的研究文献,这个时代的文献开始颠覆以前对义和团 “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 的认识,对其运动中封建野蛮的行为多有论述。毕竟农民阶级是有局限性的,而且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
然而个人观点,这样论述毫无意义。当年十九世纪的时候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中还存在大学生烧毁 “非德意志” 的书籍的现象哪。去苛责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不能跑步有意思吗?
1、义和团成员的主体是?
答: 是各地中农富农,以及无地农民,和爱国士兵,也有不少小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加入。当时民间由于公权力的缺失,导致会道门组织横行,这些人在民间维持了一定的秩序,充当了暴力机关,也因此受到人们爱戴。这些组织的成员是义和团的主要构成,民间人民是这些组织的主要成员。
农民阶级,小手工业者,退伍军人,爱国市民。
2、义和团兴起到湮没的时间是?
法国人强占冠县梨花屯玉皇庙,改玉皇庙为天主教堂,受到当地村民不满,法国传教士为保护新教堂,与民众产生纠纷。当时冠县梨花屯是飞地,县政府很少过问,所以教会自己组织了暴力机构去保护教堂,引起民众不满,1897 年受到欺压的村民四处求援,周围练武的梅花拳团因此赶来帮助对抗教会。
大家聚众的原因就是官府不保护村民财产,任由教会势力拆毁集资修建的玉皇庙。村民们害怕教会的打手,因此哪怕聚众三千多人,仍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只是游行示威,逼迫教会离开,当时人称为亮拳,既在教堂前打斗训练,显示武功。
三天以后,忍无可忍,拆毁教堂,打死两名教民。开始传贴各县,约定一同行动,拆毁天主教堂,驱逐传教士。后来由于规模太大,参与人数太多,导致义和团性质改变,被清朝与外国势力一同镇压。
梨花屯此次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叫闫书勤,被捕斩首前说道: 我一不是响马,二不是贼寇,只是为了玉皇庙,把命给丢了。
闫书勤等人被捕杀于 1900 年,也是义和团开始衰落的时间。
3、义和团的思想流变是?
太平天国捻军等大规模叛乱导致清地方民众兴起团练组织,习武保护家园,人民斗争意识也逐渐觉醒,知道受欺负就闹,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于是和跋扈惯了的外国教会势力就有了冲突。简单一点说就是原本教会是踩着中国农民的头,中国农民知道抬头了,就碰到教会的鞋底了,两个人就这样产生了冲突,中国农民也成为了暴民和刁民。
义和团最初是因为土地纠纷,教会强拆玉皇庙,寻常村民斗不过教会黑势力,因此团结起来自保。后来变为认为地方政府无能,不为农民做主,任由黑恶势力横行,就打出旗号扶清灭洋,希望清除贪官污吏,打破教会渗透,驱逐外国人的设施和工厂,让清政府自我强大起来。也就是开始围攻外国人的官方组织,比如各地商会工厂,铁路与外交大使馆。当然,铁路电线等与他们无关,坐不起,用不起,这些工厂倒是使不少小工业者破产。
再后来,由于八国联军侵略,清政府支持,走上抗击外敌的道路。清政府对他们一直背信弃义,时而打击时而支持,但义和团屡次捐弃前嫌,保家卫国,可以说是一群爱国的傻子,现在人看来应该立刻起兵,联洋灭清。
4、义和团的支持者是?
义和团的支持者,最有力的就是各政府部门中忍受不了外国人欺压的官僚,希望借刀杀人,借农民之手出气,还有就是爱国将领们,他们对敌国只有痛恨,能杀就杀。第三就是士兵们,他们平时的主要任务也基本就是和英法等国作战,伤亡惨重,自然血海深仇。
其次是各地团练,素来与教会势力有纠纷,主张中国的地盘中国人先说了算,外国人就不该抢势力。再其次就是普通受欺压平民了。
至于有名有姓的支持者,首先是爱新觉罗载漪,当时主持总理大臣,是慈禧比较信任的官员,主张支持义和团排斥外敌。“义和团都是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的义民。” 庚子之乱后被八国联军认为是首恶,但因为身份问题没有斩首,被发配新疆。
徐桐,素有清廉之名,类似史可法,典型儒家崇武式人物。体仁阁大学士,也就是俗称的首辅。义和团起义后大呼中国自此强也,北京被围攻时自杀殉国。清史记载徐桐此人,是宋儒学信徒,对西学十分厌恶。但其人手段,在当时并不算落后愚昧,这人的名声现在很臭,因为说过葡萄牙是牙而成国,实在奇怪,定是不实,所以被后人认为愚昧。
刚毅,大贪官,搜刮民财,但善民政,治理水患,修办农业设施有一套。军机处大臣,慈禧心腹,主张利用义和团以要挟各国。八国联军攻北京时跟随慈禧逃跑,病死途中。在他看来估计义和团与洋人斗争属于狗咬狗,刚毅说过一句话,汉人强,满人则亡。
毓贤,有清廉之名,并有酷吏之名,山东巡抚,庚子发生后调任山西巡抚,仇视天主教徒,并行事果断,处理盗匪时动辄杀人,误伤比较多,很像今天菲律宾总统,毓贤的行事风格也受到山西人的喜爱,有为他建立祠堂的,后来被清政府拆除。此人认为义和团之乱,乱不过天主教徒之乱,于是停止镇压义和团,并为他们提供官方支持。他也杀死了一些义和团首领,使义和团变得更好控制。后被八国联军指责为排外,1901 年在兰州与徐桐一起被处死。死前说我杀洋人,洋人也杀了我,很正常,但辜负了皇上的信任了。
赵舒翘,军机大臣,清廉爱民,类似海瑞。有名的善断,主刑部时不畏权贵,为百姓做主,平反冤狱,是个非常伟大的技术型官僚。经常捐俸禄为民众修建孤儿院等设施,也很爱国,马关条约时他主政山东,日本人要地建商会,他称本人为国守土,尺寸岂可丢失,后来清政府一再施压,才租出几块地。在江苏时发展了手工业,在河南时平反了震惊天下的冤案,没有理会朝廷权贵的压力,无罪释放替罪羊,处死真犯,并疯狂撕逼,把一众贪赃枉法的河道总督与河南巡抚都给撕下去了。
刚毅与他一同考察义和团,认为拳民可用,后来被洋人认为是首恶,要求处死。西安人民为赵请命,愿以全城人命保赵不死。聚集数万人,并放出话来,赵舒翘上不了法场,你上一次我们救一次。慈禧因此害怕,改为逼赵舒翘自杀。此人同时反对戊戌变法,认为谭嗣同不必审问,直接杀了最好。
后来的支持者有名的就是北洋大臣裕逯,此人对义和团初期以镇压为主,但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后很气愤,转为支持义和团,天津陷落后兵败自杀。
聂士成,此人对义和团深恶痛绝,他的新军与义和团屡次产生人命官司,但八国联军侵略后,义和团为国家大义,与他捐弃前嫌。八国联军攻打天津,他指挥义和团与清军联合,放话说我活一天,天津在一天。架起大炮轰击外国租界,被洋人惊讶道: 这样的局面前所未见,中国人此次甚是勇敢,7 月 9 日战死。
5、义和团的反对者是?
袁世凯,山东巡抚,认为义和团不好控制,所以血腥镇压,袁世凯此人,专爱钻营,谋权谋私为大,国家民族为小。
荣禄,军机大臣,北洋集团总领。主张温和改良,反对戊戌变法,认为义和团此事,徒增烦恼,惹了洋人,局面不可收拾,因此希望派兵保护各国大使馆。慈禧离开北京时杀死许多主和派大臣,荣禄反对,遭到慈禧厉声斥责。西摩尔军队逼近北京时,北京镇守军队对洋人仇视愈发强烈,甘肃军人杀死了去迎接西摩尔军队的日本书记官,荣禄亲自前往日本使馆道歉。
袁昶,总理衙门章京,认为列强中能吞并中国的只有俄国,因此主张跪舔列强,专防俄国。德国在曹州教案后占领胶州湾,袁昶认为应该忍耐,不然一旦露怯,必然遭受列强群起而攻之。义和团之乱,只会惹洋人仇视清朝,以至于外交局面不好收拾。克林德带兵入京后,到处杀人,看到有习武迹象的就立刻开枪杀死,导致义和团疯狂反扑,在北京城内酿成大乱,袁昶认为克林德有错,不应该擅自处置拳民。克林德去总理衙门跟他撕逼,路上被恩海看见了,一枪打死。袁昶本人在慈禧西逃后被命令杀死。
许景澄,外交家,驻外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丁忧回国后与李鸿章一同主张海防为先。反对慈禧下令义和团攻打大使馆,认为攻打使节会招惹外国人来侵略。庚子之乱中,慈禧召开御前会议,袁昶与他等四人发言反对义和团,被慈禧驳斥,光绪皇帝不敢说话,抓住许景澄默默哭泣。慈禧西逃后被杀死,死前将存在俄国银行的存折拿出来,叮嘱说这是京师大学堂的经费,不要让俄国人赖账,然后被杀。
徐用仪,军机大臣,与上面两位合成三忠,现在杭州有三忠祠堂。甲午战败后清使节去日本求和被拒绝,徐用仪去美国使馆要求斡旋不成,清朝失去耐心,说使臣被拒绝,奇耻大辱,不再求和以免再遭受羞辱。而徐用仪认为怎么样,使臣也要坚持求和,不然甲午战争无法结束。后来马关条约出炉以后,用李鸿章等人逼迫光绪皇帝签字,俄国使臣向他写信要求拖延时间,不要用皇帝的玉玺,徐用仪没有理睬。翁同和要求换约拖延时间,徐用仪也激烈反对。认为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开。克林德死后十分害怕,认为德意志即将来让大清有一场大祸了。慈禧西逃后与上面两位一起被杀。
李鸿章,因家族战败被调两广总督,敌视义和团,鄙视乱民组织,要求坚决剿灭。因此被义和团与荣禄并列,称为二虎。庚子之乱前慈禧召他来京,他回话说两广士民挽留,不允许他走,实际是看北京已乱,不愿去收拾乱局。慈禧下令各省大臣,要求中国对外宣战,并命令李鸿章北上勤王,李鸿章表示广东绝不参战。后来又带领东南各省相继抗命,这也是庚子之乱清朝败的那么惨的原因之一,八国联军几万人,就制服了一个国家,国格尊严已无可再辱。
李鸿章等人主和,为的是他们洋务派的利益,战争一开,产业必定停止,财产必定受到损失,工作必定无用,因此反战,就像今天的国台办。另外一些人主和,比如徐用仪,是认为清朝孱弱,压制民众保持统治即可,外患割地求和就可以避免。
6、义和团与非义和团平民的关系是?
刚开始基本是秋毫无犯的,并在民间建立了一定的社会秩序,比如聂士成的新军经常抢夺民间财物,曹福田率领拳民抓获二十余人全部杀死,这也成了聂士成仇视义和团的一个原因
“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记事》
正规政府军对民间肆意抢夺,而义和团维持秩序,导致民间畏兵而爱匪。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义和团。
后期由于开始对清军与八国联军作战,良莠不齐的人都加入进来,纪律也开始松散,胡乱杀人抢劫,为祸酷烈,遭到百姓痛恨,也因此被称为拳匪。
7、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是?
时而用,时而杀,清政府主流意见是捕杀义和团,镇压民间大规模聚众组织,但由于义和团的目的是洋人,所以清政府有时会默认或者支持。
8、不同后人不同时期对义和团的评价是?
1899 年以前,民间对义和团看法很好,官方对义和团看法很差,认为是匪众。庚子之乱时义和团名声最好,因为抗击外敌。庚子之乱后名声最臭,因为官方声音和在民间的烧杀抢掠。
解放后被认为是神圣的农民起义,名声很好。改革开放后逐渐被认为是暴民组织,一无是处。
法国大革命初期攻克巴士底狱,列国认为是刁民推翻了国王。莱克星顿美国民团攻打英国人,列国认为是抗税乱民叛乱。义和团亦然,但现在法国大革命名声不错,莱克星顿名声也不错,就是因为现在评价他们的,是人民而非贵族。
法国大革命人头滚滚,外国侵略频发,国内也因战争百业凋零,拿破仑阴谋夺权,之后称帝,锦衣玉食,但他是法国人的英雄。
袁世凯联合南北,窃国大盗,外跪列强,内压民众,引起护发战争,悍然称帝,家资巨万,他现在是某些精赵的英雄。
阎书勤看见乡亲们的玉皇庙被黑社会拆了建成教堂,气不过去叫邻村的人来,大家一起打黑社会,后来又抗击八国联军,没有什么名声,也没有什么财产,却成了乱匪,被各色人物吐沫横飞的鄙视,痛骂。
这就是人民为什么要当家做主的原因,你不当家做主,你干什么都是错的,哪怕被人欺负到死,反抗都不反抗,你也是错的。不仅他们骂你,同样被欺负出幻觉,认为自己没被欺负的同胞,也跟着骂你,还要踩在你尸体上拉屎。
义和团就是中国革命的前奏,人民觉醒,并且不再对清朝有幻想。而义和团种种罪恶愚蠢,仓皇无措,但本质上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不能因为历史局限性就去否定一个事情的性质。
一句话,救亡图存而已。睢阳守城的张巡,邪恶不邪恶?吃人啊。可他面临的是什么,是安禄山,安禄山也只不过是几场屠杀,几次搜刮。洋人干过什么,在美洲割印第安人头皮,在巴尔干煽动瓦哈比,在印度杀人无数。比起义和团煽动民众的副作用,哪个酷烈?
我不支持张巡为了守城而逼死全城人,因为安禄山当了皇帝,中国人也不可能因此被大规模杀死。但我支持义和团抗洋,西班牙在菲律宾从明朝就开始尽杀华人,伊比利亚复国运动以后三十年内烧死了十万异教徒和不虔诚者,1908 年教皇还在为审判所正名,改为圣职部,用来迫害异教徒。
你跟我说,相比这些人,你害怕义和团?文革搞十年就不搞了,洋人搞了四百年坚持不懈,谁更可怕一点,自己心里没有一点 b 数吗?
1、义和团成员:山东时期是普通农民和士绅 直隶时期 以端亲王为首的守旧满州贵族和官员以及直隶无产流氓
2、起源复杂,约甲午战争后基督教教会势力深入山东腹地开始出现,湮灭于辛丑条约正式追责守旧大臣,义和团组织自行解体
3、义和团山东时期主流思想是农村传统宗法社会和民间地下秘密组织结盟对抗基督教教会势力入侵中国基层,直隶时期思想是充当端亲王政治打手,对抗列强和洋务派反对其儿子继承光绪皇位
4、山东时期义和团主要支持者是普遍的传统中国宗法社会士绅阶层,直隶时期以山西巡抚毓贤当大师兄为开端,义和团主要支持者开始变为守旧满洲贵族
5、直隶时期 洋务派、买办阶层、外国教会势力,列强、包括部分提前看破端亲王阴谋的慈禧后党大臣都反对义和团,山东时期一般官员都反对这种基层失控的义和团
6 山东时期 义和团是非义和团群众的保护者用于对抗教会势力特别是教民对于土地的侵蚀,直隶时期义和团已经沦为强盗,借反洋口号对普通民众烧杀抢掠。
7 山东时期 清政府派袁世凯镇压义和团 袁世凯通过离间划分义和团和士绅关系 以及恢复统治秩序打压不良教民 直隶时期端亲王支持义和团烧杀抢掠
8 后人向来对义和团前期反抗列强赞赏,而后期沦为政治打手持负面看法,但是由于某些现实政治原因义和团直隶时期的政治动向一般是隐匿不谈的。因为类似的政治手段作为如今当年大清帝国继承人的两个政党都用同样的手法玩了同样的政治手段多次。义和团这段历史说出来容易让人想起当代政治。
交换比不对。
立场没错误
开宗明义,我跟曹总兵差不多的观点,不过我不喜欢不是因为义和团扶清。而是义和团有种 “砸了” 农民起义的招牌的那种…… 感觉 … 魔怔….
这个回答就是提醒一下…. 就当吐槽吧
可是从西摩尔的记录来看,义和团真的… 真的有送死啊….(˶˚ ᗨ ˚˶)………….
当然不能说是普遍行为。。。。。。
6 月 11 日,落垡火车站南初战义和团;6 月 14 日,上午义和团袭击廊坊,5 名意大利士兵阵亡;下午义和团与联军落垡火车站一战,2 名英军受伤。两次战斗后,联军返回廊坊。6 月 17 日和 6 月 18 日的上午,义和团和联军短暂交手,联军无伤亡。 6 月 18 日下午,清军(甘军)与义和团联合进攻廊坊,是役为阻击联军之战中流传最广的廊坊大捷,联军阵亡 7 人,伤 57 人,遭遇最大损失。6 月 20 日,联军急撤,联军士兵遭到甘军和义和团沿途袭击,伤亡不明。
emmm,义和团不会有臆想的那样排队上去挨枪子,但是确实存在一定送死行为,要是能组织好打好袭扰战的话,战果会大很多很多的。
对于外部倾轧很正常的民族自救的反应。
你说要理性,可是理性的和西方殖民者斗争你讲得通吗?
义和团之后西方再无瓜分中国的意图,整个华北平原的基督教势力被全部清洗。这不是义和团的功劳吗
基督教在缅甸,越南,朝鲜,日本,都出现当地老百姓起来把传教士和教民杀了,不是中国一个地方。结果都是马上洋人就出兵侵略,缅甸,越南沦为殖民地,日本朝鲜反击有利且洋人兵派得不多,幸免于难。中国要不是起来杀洋人,也跟缅甸,越南一个样。
李鸿章和洋人谈判的言语:李鸿章说:要听听我们的看法。你们能听吗?你们会听吗?你们数万军队陈兵京师,荷枪实弹对着我一个七十老夫,我的话你们听得进去吗?议和?这条款是议出来的吗?一群狼闯进了羊圈,会跟羊议和吗?笑话!(瓦德西:现在听你们的意见,是出于外交礼貌。本来是不必听的。)
李鸿章:这才像是狼说的话。瓦德西,我的话,你确实不必听,可我今天来了,确实有话说。你们不是要瓜分中国吗?瓜分中国就是制造义和团。你们清楚,我们中国人安分守己,从来不爱惹事。可为什么这么多义和团起来了?因为你们洋人在我大清不守规矩,烧杀抢掠,太欺负人了。如果你们瓜分了中国,到那时候,这义和团会比今日少,还是会比今日多?会比今日多。会遍地都是义和团,会人人都是义和团,连老夫也都会是义和团。这后果是什么?(瓦德西:什么后果我们都不怕。)那就是一个个娘子关之战。你真的不怕?(瓦德西:那只是一个偶然)偶然?你们为什么不接着打啦?我皇上、皇太后到了陕西西安,你们为什么不接着追了?还有赔款,中日之战,我大清败了,赔了两万万两白银,不知何日还清。因为我国政府的岁收入,是八千八百万,而支出是一亿零一百万,属赤字财政。(瓦德西:这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你们当然不必考虑。但是你们要我大清赔偿十万万两白银,如此勒索,必将导致我大清经济崩溃。到时候,你们连一两银子都拿不走。(瓦德西:拿不走也要拿)知道知道,你们有枪有炮嘛。不给钱,就打死你。是不是这样啊?瓦德西元帅。中国有句古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我再告诉你一句话,我大清国民连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好了,老夫今天也就这么几条。一、我皇太后决不能在你们的祸首名单之中。第二,赔银子,我大清没有多少银子好给。第三,你们要瓜分中国,你们就来吧,只要你们守得住,如果你们非要杀我皇太后,非要把我大清逼入绝境,那你们就来吧。我大清四万万国民必将奉陪到底。
西班牙当年对付伊斯兰教,也是非常残酷的,要么驱逐,要么直接火刑,送宗教裁判所。彻底消灭了伊斯兰教,结果西班牙几百年间国家稳定无比。大航海发现了美洲。西方的宗教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义和团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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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居然有西安砸车来类比义和团,你还不如用砸车来类比八路军捣毁铁路算了。树大有枯枝,拿暴力行为否定义和团,跟拿暴力运动否认当年抗日抵制日货的暴力行动本质是一回事。
现在中国货物卖遍世界,在西班牙,意大利,哥伦比亚,都发生过当地人焚烧中国商品,打砸中国商品店的事情。他们背后的逻辑和义和团差不多。从被侵略,到商品去侵略别人,这就是百年来奋斗的结果,义和团是做出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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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在北京各界欢迎东德代表团大会上,东德总理格罗提渥将当年德军缴获的义和团旗交还给周恩来。周恩来同志随后指出:“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教皇在 2001 年就当年的保教权对中国人民的损害道歉:2001 年 10 月 24 日下午,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宗座格雷高利奥大学门口,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前后穿梭,格外引人注目,细一打听,原来是由意大利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组织的纪念利玛窦抵京 400 周年研讨会将在这里举行。应邀出席研讨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学术界、宗教界、新闻界、经济界的人士 250 余人,其中不少是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人士。 会议由宗座格雷高利奥大学校长主持,在他的致辞中充分肯定了利玛窦对于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发言的最后,他向与会者宣布,教皇约翰 · 保罗二世向与会者发来了致辞,接着向大家宣读了致辞的全文。教皇在致辞中除了对利玛窦给予肯定外,用了很大篇幅对历史上传教士在中国所犯的错误请求中国方面的原谅。他承认:“在近代历史的某些阶段曾出现过一种依仗欧洲列强势力的保教权,损害了教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教皇对这些 “过去的过错和缺陷深感惋惜”,“向受到这类行为伤害的人们请求宽恕和原谅”。 最后教皇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梵蒂冈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无疑会对人类的前途带来积极的影响”。
另外用爱国运动中出现的暴力来否定爱国运动是公知新动向
帝国主义侵略从来不是文质彬彬的,都是极端暴力的,对付这种侵略,不暴力是不可能的。那些不暴力的,或者不够暴力的已经臣服或者灭亡。
义和团运动想和平,他和平得了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实实在在的,你怎么和平去和有治外法权和军舰加持的洋人和教民斗?
五四运动想和平,他能和平吗?迟迟不肯说不签订卖国条约,对学生置若罔闻,学生和平下去能解决问题吗?
红色革命,能和平吗?土地改革能和平吗?反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能和平吗?
西方最喜欢甘地和曼德拉,因为他们给西方面子,下跪求饶,放弃了革命的目的,印度南非就变成那个烂样了。太祖,卡斯特罗,胡志明,不给西方面子,他们就不喜欢了。
太祖早就说了,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从来就不是文质彬彬的。阶级要夺权多会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总体来说也没有大错,毕竟爱国之心可嘉,造成的损害也远比太平天国小。
不过放在现在看来,中国不经历外国事物的冲击是不可能成为现代国家,真正战胜外国侵略者的,义和团的排洋是一种错误的举措,如果排洋成功也许会更加推迟中国大变革的到来。
当然,以义和团这种毫无组织纪律性的封建农民组织,要是能战胜集西方近代战术之大成的排队枪毙阵,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对面不带子弹跟你拼刺刀都赢不了。
一场被阴谋家、野心家利用的排外运动。
“反帝、爱国”?
所谓的 “反帝”。团民确实是反帝,只不过这个帝,是西方列强支持的光绪帝。
“爱国”? 团民爱的可是大清国啊!!!
西方列强对于 “废黜” 光绪帝,另立 “大阿哥” 是坚决反对的
“废立” 主导者是慈禧、刚毅、载漪, 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
1900 年春天, 义和团运动向直隶发展, 利用义和团的力量驱逐外国势力, 成为 “大阿哥党” 的基本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发动存在着鲜明联系
西摩尔联军之进京, 固然侵犯了清政府的行政主权, 但并非是直接针对清政府的宣战。而是什么原因促使清军直接参与与西摩尔联军的作战的?
西摩尔联军出发的当天, 清政府任命载漪兼管总理衙门, 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尚书溥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那桐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这个直接与外国公使馆打交道的衙门为 “大阿哥党” 所控制了。第二、三天, 义和团大举入京, 并发生了董福祥甘军士兵刺杀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 清政府一面派员至使馆劝阻联军进军, 并下令聂士成等布防禁阻联军入京。另一方面下令严惩为匪作乱的拳民。但是, 从实际执行情况看, 禁阻联军入京的命令, 是严格执行的。
6 月 18 日, 聂士成的军队与义和团民一起在廊坊成功地狙击了西摩尔联军 而惩办义和团民却徒具虚文,这种对于谕旨有选择地执行, 反映了 “大阿哥党” 对于政局的实际控制
论者谓, 义和团在京城内的巨大力量, 已经使清政府无法加以镇压。其实, 在 6 月 10 日以前, 义和团在京师虽然 已有活 动, 但其大举进入京城内, 还是在 6 月 11、12 日以后。入城之时, 并无阻拦,“有夜来者, 城门已闭, 至城下叫门, 守城兵并不拦阻, 即刻开城放入。”京师重地, 听任大批团民武装进入,“终日任其街市往来, 砍杀不绝。地面官兵, 不敢阻止”。, 这在列强已经增派援军进京的情况下, 其严重后果是不难预料的, 而 “大阿哥党” 就是要把事态引向与列强的直接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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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己 亥 建 储 与 义 和 团 运 动》
作者——周育民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历史系教授
义和团民中良莠不齐
与洋人有杀父之仇,夺地之恨。导致一部分贫民、地主富农出于私仇加入义和团反洋
另一部分会道门教授,痛恨传教士 “占地盘”,使自己 “入不敷出”,煽动属下教民加入义和团反洋
义和团民中占比最多还是流氓无产者,意图借反洋 “发家致富”。(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少人发了 “洋财”,摇身一变成地主和富农)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外来势力冲击下农村社会结构的失衡导致新生团体(教会与他们的苟)和旧团体(普通地主、自耕农、官绅家族)就土地问题产生了冲突,封建皇朝时代对乡村干涉程度有限的官府无力解决,最终演变为旧团体的组团自保式行为,所以乡团、连庄会和 “拜贴入伍” 式的集团逐渐成型,在朝廷统治的灰色地带成为旧的农村社会代表者用来对抗外来者的工具。
这是早期的义和团。
当同样在外来势力冲击下的朝廷选择了排外自保时,被纳入官方正确叙事的义和团也就失去了早期不甚明朗的 “自下而上” 属性,让原本处于摇摆中甚至害怕的城市商人、地方官员、大地主看到了投机的希望,动员与组织能力更强的这些上层阶级很快就把 “义和团” 再造成了 “扶清灭洋” 的工具。可以说当充斥着投机心态与公权力放纵之下的义和团大批进入城市时,这场运动的方向已经十分明显了。满洲贵族与朝廷官僚内部的勾心斗角决定了义和团的任务与地位,最后只是在庚子侵华战争中充当了极其廉价的消耗品。
和八国联军侵华一样,义和团运动一开始就处于不断变化的混沌状态中,更可悲的是运动的参与者们甚至无法自己左右这种变化。
从来没有真正的 “义和团”,因为难以定义什么才是 “义和团”。
觉得义和团不对的,读书太少。
有人贴出了义和团的 “暴行”。实际上,在任何一场殖民地战争中,反抗者的暴行累累,无比野蛮,无比残忍的记录。
祖鲁战争,印度大起义,海地独立战争,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的两次入侵,印第安人同欧洲殖民者的战斗。从欧洲 “文明人” 的记录看,野蛮人实在够残忍。
于是,就有了以下历史观:
英法联军烧圆明园是因为清政府在那里虐杀俘虏。
甲午战争日军旅顺大屠杀理由是有一批日军战俘在那里被虐杀。
可是,谁请你们来的呢?
先辈曾为了反抗压迫奋不顾身,却有后人批评他们姿势不雅。
在今天所谓文明的立场上,谴责一切野蛮暴行是对的,但尤其要谴责那只开启暴力之门的手。
渺小而崇高的愤怒,愚蠢而伟大的牺牲。
杀不过太平洋的愤怒毫无意义。
如果彼时我是一位北美、欧洲市民,我看义和团恐怕也是和看猴子一样。
遑论义和团,普鲁士人把欧洲杀成一片血海,然后美国人摘了桃子。
无论口号是反清也好,扶清也罢,大师兄们始终学不来裘千仞的铁掌水上漂,不能用梭镖摧毁那些在我们门口架起大炮的钢铁巨兽。
灭洋,灭洋,洋人总共才那么点人。能灭得了几个洋?
邻居得了癌症尚不关心,灭了 200 个洋人,能让欧洲北美有一丝一毫的畏惧?
至多勾起点廉价的不满,落点 “野蛮人” 的口实,毕竟,你不能冲到他们门口练拳。
愤怒吗?渺小而盲目的愤怒毫无意义。
如果彼时,我们能够让英国皇家海军化为沉睡海底的巨型废物。
如果我们有能够把它们砸成废墟的东西,我们前人何需这些廉价的愤怒?
何需摆什么阴门阵?
迷信?耻辱?
不,这是渺小,这是卑微,这是凡人在鬼神面前的无奈。
面对着工业化的屠杀机器和海上巨兽,任何蒙昧时代的人都会惊慌失措。
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神功刀枪不入是骗人的吗?
在鬼神面前,除了这么骗自己,还有任何办法?
他们是蒙昧的,他们是愚蠢的,他们是盲目的,他们是可怜的。
但这种可怜何尝不是一种崇高。
至少让彼时天下无敌的欧洲人看清了,我们和隔壁的印度,还是有所不同的。
也就仅此而已了。
他们并不懂海军是什么,并不懂卡尺,火控,只会拔电线杆,拆教堂。
能苛求这些人做到多伟大的事呢?
伟大到夏威夷的末代女王,照样是在历史中沉没的无声无息。
如果愤怒就是一切,如果愤怒能轻而易举的解决一切,历史怎会有如此多的无奈和悲伤?
愤怒吗?
我们石油对外依存 80%,没有石油,就没有化肥,没有化肥,就没有粮食,没有粮食,就没有一切。
至今,全球公海仍然掌握在美国手里,灭国舰队横行无忌,我们这个 “在岸舰队”,真的在 3000KM 外很难有把握确保打赢。
然而,比起 20 年前,已经是奢侈到不能奢侈的进步。
而威慑即使再强,也是不可能变成讹诈的。
威慑是有限的,讹诈是无限的,如果指望用威慑换取什么短期利益,迟早有一天要在兑现和破功间做选择。
所以 “外交无小事”,所以我们曾经赶走的历史伤痕,又被迎回来了。
所以,我们似乎生而有罪。
但我们怎么可能是生而有罪的。
我们的罪,只是因为我们的愤怒跨不过太平洋。
我们不能把愤怒烧到他们门口,让他们领略一下,什么叫做地动山摇,让他们瑟瑟发抖。
甚至连让他们真真切切的恐惧都做不到。
没有海洋,大陆虽大,不过孤岛。
大陆诸家,犹如孤岛斗兽。
灭国舰队,想怎么把玩,就怎么把玩。
这就是 “离岸制衡”!
我们只能自己默默的承受一切,一如一百多年前的沉痛。
飘不过太平洋的愤怒,什么都不是。
某种程度上讲,和义和团,的确没有什么不同。
洋人在家里看我们的愤怒,依然如同观赏笼中斗兽。
我们愤怒,但万不能因愤怒而盲目,像义和团一样,忘记了痛苦的缘由究竟是什么。
以至于把深入骨髓的痛苦做成了彼岸的娱乐。
我们愤怒,但请暂时咬紧牙齿,在愤怒过后,做好自己。
有朝一日,让这些千百万的愤怒,变成公海上铺天盖地的铁雨。
让罪恶的灭国舰队变成海底的叹息,让他们偿赎历史的罪孽。
当航线和贸易节点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就可以在不牺牲任何尊严的情况下,守住石油、电气和世俗生活。
当这愤怒划过大洋,当我们不再是笼中的雏鸟,我们就能对着天空高喊,我们,生而无罪!
反文明,反人类
西安愤青们反日打砸抢有什么不对吗?
义和团的思路没什么不对:打倒侵略者,保护本国利益这些。
但是他们实践自己思路的方式是非常奇怪,非常愚昧,低效甚至是错的离谱。
知识才是力量,科学技术才是第一战斗力。
光有一腔热血,靠什么武将不惜死,什么封建迷信提高的战斗力就能决定胜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这些义和团农民逃兵不知道,不是他们的错。
没什么不对
露怯、丢人,没有对不对的问题,只有大不大的问题。
还好啦,现眼的时间不算太长。
--作者:一剑书生
118 年前,在又一个新世纪的转折点上,中日社会呈现的气象和风貌,迥乎不同。
明治维新 32 年之后,日本朝气蓬勃,经济繁荣,工厂林立,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也就在这一年,福泽谕吉完成了回忆录。回顾一生,这个终其一生以启蒙为己任、“希望能将我国国民引导向文明之国迈进” 的 66 岁老人甚感欣慰,了无遗憾。
也许是天意,就在这一年,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那些来自贫困闭塞鲁西北农村的 “爱国者” 们,像当年的日本浪人一样,在满清实权人物慈禧暧昧不明有意无意或明或暗首鼠两端的态度之下,“奉旨排外”,“扶清灭洋”,极端仇视洋人,仇视一切与洋人有任何瓜葛的事物,并把积蓄压抑多年的对现实社会不满和愤懑的怒火撒向与自己一样卑微可怜的同胞。
福泽谕吉在回忆录里特意提到了中国的未来:“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那么问题来了,有朝一日,推翻满清之后,中国能否像日本明治维新那么成功?
福泽谕吉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很清楚。”
118 年前义和团的残暴事实,反而成为福泽渝吉观点的一个反证,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什么,中国人自己压根一点也不清楚。
义和团,反而就像被慈禧有意无意打开了的潘多拉之盒,成为百年中国延续至今挥之不去的梦魇,成为百年国难的始作俑者。当年 “奉旨排外” 的义和团木偶戏隔三差五的就会上演一番丛林社会的野蛮法则。
1897 年发生在山东的 “曹州教案”,导致德国以此为借口占领了胶州湾(青岛),一战后,作为战胜国的日本对满清政府要求继承德国原先在山东的所有权益,由此引发 “五四运动”,其祸福之果,迄今众说纷纭。
因为 118 年前义和团的 “奉旨排外”,“扶清灭洋”,导致北中国京津冀晋四地区大约十万中国教民和数百西方传教士被虐杀。西方八国组成临时联军,保护侨民。慈禧在明知不敌的情况下,担心数十万在帝都的义和团起事,悍然与八国宣战,趁机借刀杀义和团。《辛丑条约》后,其他列强遵守诺言退兵,唯独俄罗斯背信弃义,毁约占了东三省。1904 年,在满清默许之下(借日驱俄),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以巨大的牺牲将俄罗斯赶出东三省。作为补偿,满清将满蒙铁路的经营权和旅顺大连的使用权租借给日本。1930 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一改其父与日本若即若离的相互亲善利用关系,与老蒋合作想撕毁当初满清的协议,收回路权。导致双方摩擦升级,直接爆发九 · 一八事变,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中日爆发全面战争。盖其肇因,义和团实为始作俑者。
虽然最早是由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汉裔旗人毓贤改 “义和拳” 为“义和团”,算是由官方给原本帮派会道教门色彩浓厚的 “义和拳” 钦定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义和团”,但真正对义和拳诠释到位的还是非英国人莫属。
英驻满清公使窦纳乐在 1900 年 1 月向英国首相索斯伯利侯爵谈到这个名称的意义时说:“Boxers(拳手)这个名称,最初不是传教士就是新闻报纸提出来的,但它没有表达出中文名称的意义。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事业(“义”),该结社成员应团结起来(” 和”),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拳”)。”
如果说慈禧是默许义和团泛滥成灾如火如荼的最高幕后人,那么毓贤则是以权力的实际行动支持放纵义和团胡作非为的第一人。其人生性残酷嗜杀,曾在营州府三个月内杀人三千,是极端痛恨洋人和教民的高层官员,也因此极获慈禧的欣赏,但由于洋人对他在山东的作法不满,慈禧便把他调离山东,他回京觐见慈禧时,慈禧竟颁赏给他亲自写的 “福” 字以示鼓励,不久便把他任命为山西巡抚,他走到哪里,就将义和团的烽火点燃到哪里,山西义和团的暴行非一般的惨烈,罄竹难书。
118 年前的 1900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初,一举拥入北京的各地各类义和团员就有 20 万人。因为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理念,也没有众望所归的首领,在这种一窝蜂似的情况下,清廷决定让庆亲王载勋任总司令,刚毅统率所有的义和团部队。就知道见一个洋人杀一个的义和团,一到北京就开始了疯狂的杀戮行动。为彻底杀掉在京居住的所有洋人,当时他们到处张贴满清政府的悬赏广告 “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 不仅大批虐杀洋人,对朝廷内部反对义和团,进行对外战争的人,也相继在这场排外旋风中被诛杀。
在这场巨大的混乱当中,还有许多人在浑水摸鱼,充分利用义和团镇压原先的对手仇家。不论是谁,只要给他扣上 “教民” 的标签,义和团马上就会让其人头落地。尤其是那些曾经主张洋务派的人们,因为与 “洋” 字沾点边,基本上全部受到清洗。最极端的时候,连七老八十的退休高官徐桐也不放过,拖出来批斗一顿,义和团甚至冲入紫禁城要杀了主张维新变法的光绪帝(被慈禧骂了回去),还有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和庆亲王。
义和团的杀戮的主战场主要在北京和直隶,其次是在山西。而在山西的杀戮又基本上是以官兵为主、义和团为辅。
出身底层,地位卑微,愚昧无知的义和团们为什么会如此暴虐和残忍呢?按照王学泰先生的观点,义和团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游民。
游民性格有四:
一、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乱世出英雄”,希望天下大乱,才能改变自己处境和地位。
二、具有主动进击精神,主动向别人进攻。“该出手时就出手”,具有强烈的草莽江湖色彩。
三,只论敌我不论是非。游民要在动荡的社会里争夺属于自己的利益,或是不属于自己的利益时,往往要跟自己相似命运的人结成同伙,才更胆大敢干。游民最简单的结合就是《三国志演义》中 “桃园三结义”,或是秘密帮会。
四、趋向返回原始野蛮的极端主义。游民在社会中没有了角色位置,更缺少社会的尊重与监督,就不需要社会文明的规范,从而表现出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毫不掩饰地追逐眼前的物质利益,常常把传统文化非规范的一面推到极端。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论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够与义和团相提并论的,也只有 WG。在这场破坏性更甚于义和团的十年运动中,义和团运动被戴上了 “反帝”、“人民运动” 等光环,走向神坛,更成为 “造反有理” 的佐证。
义和团本身就是一帮愚昧野蛮无知者无畏的乌合之众,其组成成分都是那些游离于正常社会的混混和游手好闲的游民,或者是一无所有赤贫如洗铤而走险的流民。
义和团虽然貌似愚昧无知,却与身俱来有着中国式农民和游民的狡黠骑墙。他们在与满清政府各级官员的不断接触互动中很快明白:清廷里那些脑子极端保守僵化严重排外的官员就是他们最好的利用对象,要利用那些官员就必须纳上投名状。现实社会的投名状就是那些来中国传教的各种洋人和那些纯朴信仰的同胞——基督教教民。义和团毫不留情地向这两类人举起屠刀就是毫无悬念的事了。
这两类投名状中,哪一类人更容易被义和团下手更容易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不用脑子想就秒懂,更何况义和团里那些所谓见过黑白二道世面的大师兄二师兄了。他们振臂一呼,最倒霉的就是那些纯朴而有虔诚信仰以为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的老弱妇幼的教民。还有那些深入各地分散各地传教行医经商的洋人(老弱妇幼)。
事实上,当时在北中国深入各地分散各地传教行医经商的洋人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集中在北方各地的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的各国大使馆和洋人聚居区。义和团想拿他们下手,困难和阻力较之于向自己的信教同胞(老弱妇幼)下手不知道大多少倍。
所以义和团貌似人数虽然众多(更多是盲从和裹挟混口饭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的人),自我吹嘘得厉害,事实上根本不堪一击不堪一战。但因为有了清廷高层、有了那些思想极端保守僵化极端排外的各级官员的默许和支持,胆子自然非一般的大,杀戮自己的同胞就是分分钟的事,顺便砸烂孤独无依的小教堂和小医院,杀戮了那些零散的洋人,也算是为他们提出的 “扶清灭洋” 口号幌子变得更 “自信” 和更 “勇敢” 一点,自我意淫更充分一点涂抹上了愚昧血腥野蛮的色彩。
118 年后的今天,重温先贤们痛心疾首的反思和呼吁,更是一点也不过时!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 · 积弱之源于风俗者》云:
“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全国之官吏,其不与通拳诸臣一般见识者几何人?国脑不具,则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来耳。”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 “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
蔡元培在 1916 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陈独秀在 1918 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一针见血地指出 “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 并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转自《清园居》
义和团本质是一场阶级斗争,但却披着民族主义外衣,还是相当愚昧的那种。义和团的一切都是错的,从口号到行动,从战略到方法,从过程到结果。
但是义和团的性质和意义是极其伟大的。它将我们和那些被西方世界轻易殖民的 “蛮族” 区分了开来。在黑叔叔,印第安人,阿三们都被一小队殖民者就轻易切割统治的年代,义和团告诉洋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一样的。
从那之后,大多数西方国家放弃了直接殖民中国的打算,转而扶持满清或其他代理人。满清也迅速失去了大多数国人的支持或同情。义和团运动之后,以孙为代表激进人士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后来满清搞预备立宪,铁路国有之类的行动,也丝毫没有改变或拖延灭亡命运。
抗日战争杀的伪军还多于鬼子来,难道抗日战争是错误的?
知乎上的小资有觉悟去搞共产主义运动?
笑话农民是最简单的,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而已。
你们的论点论据不过是袁腾飞嚼剩下的口香糖而已
绿教也没抢你媳妇也没怎么着你,你不也高潮了吗?当年的基督教教民可是坏事做绝了。
我国被 A 国侵略了。
你大喊 “A 就是坏,打倒他们!” 很正常,爱国青年。
你大喊 “A 国的东西卖到中国就是挣我们的钱!砸了!” 别人会觉得你有点极端了,但是交战状态,有这种心理也可以理解。
你大喊 “用 A 国货的都是汉奸,拖出来杀全家!” 别人就会觉得你有恐怖分子的感觉了。
你大喊 “铁路是 A 国发明的,虽然是我国建造的,但还是要炸了!至于车上的那些人,谁让你们坐 A 国发明的火车?!死了活该!”
你觉得这是什么???
对了,义和团如果没能成功烧掉教堂或者烧教堂时候蔓延到民房,一定不是他们的错,而是附近有 “污秽之物” 阻碍了神拳的法术,这个 “污秽之物” 往往就是路过的妇女,嗯,杀杀杀。
没有对不对,但是没发挥积极作用啊
我觉得这里面有更深的社会原因。
明清民间宗教爆发啊。
白莲教,八卦教,天理教。。。
还有一些更高冷的罗教,刘门教,青帮等。。。
你琢磨琢磨,罗梦鸿,刘沅这些人,比王重阳差的地方在哪?
怎么就混成剃头的祖师爷了呢 (误)。
这玩意儿算不算成王败寇?
这里头也不是全无价值,绝对有事。
看了一下最长的那个答案,还是一个大批判的思路啊。
中国版的卢德运动…… 开玩笑的……
希特勒就是为了富强德国
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封建排外**,倘若题主多看看书的话就明白了,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义和团,使得毛泽东认为农民是没有办法单靠自身实现革命胜利的,你要是去搜一搜义和团在活动期间做的事情,以及洪秀全对自己妻子制定的规章,还有治下的分封就会明白,进而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天父诗节选:
二十四
狗子一条肠, 就是真娘娘。
若是多鬼计, 何能配太阳。
十七
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
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
十八
讲话有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
面情不欢喜,八打该。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一百二十三
几多因为一句话,五马分尸罪不赦。
一言既出马难追,天法不饶怕不怕。
三百二十
一个作怪要打多,错在无心不用苛。
想脱痛苦速练好,狗子条肠见爷哥。
四百九十
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
面突鸟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
三十三
练好尔条性,顾稳尔条命。
若不练好性,怕会害了命。
四百八十二
问尔怕打不怕打,怕打莫练曲恶假。
问尔怕斩不怕斩,怕斩心莫邪半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洪秀全这个秀才头衔当得一点儿都不冤枉,但是他网罗民心,通过政教合一的方式巩固权力,以至于闹得这么大,确实也可以说他是天赋异禀,毕竟那时并没有网络,也没有《社会契约论》《资本论》等大作供他研读,但是正如上面很多答主所说,终究农民起义有他的局限性,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缺乏远见,这些都是硬伤,也是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祸根。
义和团本身作为晚清的秘密组织之一,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自明朝灭亡以来,汉族人密谋推翻清政府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诸如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洪门还有白莲教等等。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和晚清的秘密会社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清排满是这些秘密组织的斗争目标。义和团运动兴起于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大大加深,列强掀起瓜分狂潮,故而义和团运动改变反清的斗争目标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从这个角度来看,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体现了下层民众对日益加剧的外国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不满,尤其是对外国传教士的反对。在义和团的起源地山东,教案纠纷一直存在。民众对基督教存在片面迷信的认识,谣传外国传教士残害婴儿幼童。义和团对洋人洋教极度仇恨,烧教堂,杀洋人,扒铁路,毁洋货,进而排斥一切与洋人有关的近代文明。也是农民阶级无知愚昧的集中体现,与近代化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
但义和团运动能自山东兴起而蔓延到京师附近,其实是与清政府的默许纵容分不开。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洋人对慈禧太后软禁皇帝,排斥变革是有不满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顽固派也想对列强还报以颜色。故而顽固派大臣毓贤主政的山东闹起拳乱完全是清政府在背后撑腰。后来列强不满,袁世凯赴任山东镇压义和团,大量拳民转战河北直隶一带,在军机大臣徐桐,大学士刚毅鼓吹之下,义和团得以进入京师,并被清政府收编合法化。慈禧太后也认为人心可用,意图依靠义和团来报复洋人。因此,得到政府认可的义和团拳民变本加厉,对外国人的在华使馆进行围攻,激起列强强烈不满,才有了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然而实际上,清政府内部具有长远政治眼光的官员则认识到义和团本身的行为是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秩序的一种破坏,而且容易导致战火与生灵涂碳。故而,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各省督抚对清政府承认义和团,与列强开战表示反对,与列强达成东南各省互保的约定,从而使中国的南方避免战火。因此,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直接从大沽口登录,进军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出逃西安,义和团和顽固派主战大臣抵抗列强军队。
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表达对洋人的不满,扩大对列强的仇恨从而引发的列强试图瓜分中国的战争,是极为失败的,慈禧太后表现出的拒绝变革、猜忌汉族实权大臣也是极为反动的。而作为农民阶级的义和团普通拳民,是愚昧无知的,被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分子先利用后出卖。也让更多人彻底认清满清政府的反动本质。从而使民主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潮流。
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评价和太平天国的历史评价、慈禧的历史评价、袁世凯的历史评价、蒋介石的历史评价,应该是目前互联网上争议最大的近代史问题。
其实关于这几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指出目前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失败(这并不表示我完全不认可历史教科书的观点苦),目前的历史教科书在近代史上往往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又隐瞒了一部分历史事实。这种方式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愚民政策,且站在TG的立场上看也实在不足取。这种方法也许对于建国初期统一大家的思想有一定价值,当时信息非常不发达,能够接触到其他历史事实和观点的人非常少,那么也就只能够接受教科书上的观点。然而,在现在这种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很容易接触到教科书以外的内容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观点的引导,就会很容易得出完全否定教科书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这几个问题这几年在互联网上被反复的争论。而一旦得出跟教科书否定的结论,则可能进一步对其他的历史评价提出质疑,进而彻底否定教科书上的所有观点,这显然不会是教育部所希望看到的。但是不论是正方还是反方,目前看上去精英中是反方多,都倾向于认为目前的教科书不合时宜。其实通常来说历史教科书应该尽量呈现大部分重要的事实,然后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给出一些各派的观点,最后由学生自己在争议中完善自己的观点,这既能够开发学生的思辨能力,也能够是的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因为 TG 应该对自己的历史有信心。
前面长篇大论了如此多的东西,看上去似乎和楼主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实则不然,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本质上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义和团运动有没有经济的破坏?肯定有。有没有迫害无辜的人民?肯定有。是不是农民反抗运动?目前的史料看还是算是的。是不是愚昧的?是的。是不是有爱国主义成分,应该是。有没有客观上推动历史发展发展?这个不好说,历史不能假设,任何事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好是坏很难说。
那么说到底,就看你觉得哪个价值更重要。个人主义者,肯定持批判态度;民族主义者,应该持肯定态度。。。
先总理中山先生是这样评价义和团与污名化义和团的人的:“义和团的人格,与庚子辛丑以后,一班媚外的巧宦,和卖国的奸贼比较起来,真是天渊之隔。可怪他们还笑义和团野蛮。哼!义和团若是野蛮,他们连猴子也赶不上。”——《九七国耻纪念宣言》
“其(义和团)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孙中山选集》下集第 724 页)
后来,中山先生在《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演说中,更进一步指出:妄图瓜分中国的列强,“及遇义和团之变,中国人竟用肉体和外国相斗,外国虽用长枪大炮打败了中国,但是见得中国的民气还不可侮,以为外国就是一时用武力瓜分了中国,以后还不容易管理中国,所以现在便改变方针,想用中国人来瓜分中国”。
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
污名化义和团的都是什么东西?恰恰是公共知识分子高等华人异见主义者。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称呼叫——汉奸,汉奸不遗余力污名化义和团,理由无外乎义和团野蛮,敢反抗洋大人。然则,义和团比起美国人来,那是太文明了。中国义和团运动反抗外国侵略,美国十三州独立,杀的是英国爸爸!著名维新人士容闳说:“(美国)十三州独立,杀英税吏,焚英货船,其举动何殊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失败了,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何止是义和团运动失败了?维新变法(改良)、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都失败了。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李德胜。中国人民才站了起来。再到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的头抬了起来。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
义和团是中国人民不满压迫,不满祖国被侵凌,由民间发起的自救运动。
就如同陈天华《猛回头》里所写:
“俺汉人,想兴复,倒说造反;便有这,无耻的,替他勤王。
还有那,读书人,动言忠孝;全不晓,忠孝字,真理大纲。
是圣贤,应忠国,怎忠外姓?分明是,残同种,灭丧纲常。
转瞬间,西洋人,来做皇帝;这班人,少不得,又喊圣皇。
想起来,好伤心,有泪莫洒;这奴种,到何日,始能尽亡?
还有那,假维新,主张立宪;略珍域,讲服重,胡汉一堂。
这议论,都是个,隔靴挝痒;当时事,全不懂,好像颠狂。
倘若是,现政府,励精图治;保得住,俺汉种,不遭凶殃。
俺汉人,就吞声,隶他宇下;纳血税,做奴仆,也自无妨。
怎奈他,把国事,全然不理;满朝中,除媚外,别无他长。
俺汉人,再靠他,真不得了!好像那,四万万,捆入法场。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
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
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
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陈天华烈士字字泣血,声声鹃啼。
中国人再不抗争,我们就和印度一样彻底沦为殖民地了。
而义和团用实际行动告诉洋人。
中国亡不了,中国的百姓亡不了。
凡事均有两面,义和团有不对的地方,也有对的地方。
不对是他们不学习先进技术,对是他们反抗侵略。
但现阶段来看,他们对的地方更值得被人铭记。
此外我觉得,从对义和团的否定态度看一个人来看这个人的三观端不端正,应该关注的是这点:
三观端正:我不喜欢义和团,因为他们的做法并没有真正反抗西方列强,无法对抗洋枪洋炮。
三观不正:我不喜欢义和团,因为他们邪恶、反动、杀伤了欧美进步的文化。
义和团是山东人忠君思想和民风彪悍的产物,也是山东人愚忠的悲哀。
义和团的前身叫 “义和拳”,遍布很广。是一个民间自发的反清灭洋的团体,在这一点上和全国各地的反清复明的组织是一样的。
当时山东巡抚要来镇压义和拳,但他自己又恨洋人。觉得可以收编这个盘踞在鲁西南的义和拳,上书慈禧太后把义和拳改为 “义和团”,喊的口号是 “扶清灭洋”。**这个时候的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打的节节后退,其他省的人都不听调令,搞东南互保袖手旁观。**鲁西南的义和团虽然民风彪悍,但有很重的忠君思想。于是慈禧太后和山东巡抚给义和团正名,颁布十条团规。暗中扶持义和团成为当时对抗八国联军的势力。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就开始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从曹县冠县一带出发一路北上,看见洋人就杀,看见教堂就烧,最后还被慈禧太后恩准入住京城,这是义和团运动的最高峰。
然后慈禧太后出逃,与洋人鉴定 “辛丑条约”,慈禧太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义和团” 身上,袁世凯等人与洋人勾结在一起,对义和团疯狂屠杀,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内外势力的绞杀下灰飞烟灭,还留下各种笑柄,比如,刀枪不入,天神下凡。
为什么是义和团会成为炮灰?
这与山东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鲁西南的人民是最民风彪悍的一群山东人,东靠孔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西靠淮海地区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造反大本营。自然是民风彪悍,家家以习武为荣。
清军在后让义和团冲锋在前,手拿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只有靠 “刀枪不入,天神下凡” 来鼓舞士气,迎着洋人的大炮火枪,成片成片义和团死在洋人的枪下,这是一种悲哀还被人耻笑。
那 ISIS 又有哪儿错啦?
照这个洗地下去,还活得了活不了?
扶清灭洋
说一下战绩?
洋人没死多少。
自己的老百姓和当铺烧了一大堆。
楼上某些答主多读读书,不懂装懂。让人恶心!!
没事多看看《义和团档案史料》、《筹笔偶存》这种专业工具书!!!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从 新 编 档 案 史 料 论 义 和 团 运 动 的 几 个 问 题
程歗 朱金甫
为了推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工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曾先后编纂过《义和团档案史料》、《筹笔偶存》(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两种史料专书。这两部史料的问世,引起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同时,许多史学工作者还要求对馆藏的这部分档案文件作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以便更完整地保存和更充分地利用这批专题史料。为此,我们清查了清档中的各种有关卷册,将一批反映义和团运动的档案文件搜集成书,定名为《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以下简称《续编》)。这里,我们先对此书略述梗概,并就这些史料探讨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几个问题,以求教于读者。
一、新编史料的概貌和价值
《续编》共辑录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档案文件一千余件,起自 1896 年,迄于 1903 年。此外,为满足史学界研究义和团组织起源的需要,还辑录了一批关于清代义和拳等民间会社的档案文件,共一百余件,作为本书的附录。全书所辑文件共一百多万字,大多系初次公布。
《续编》所辑文件,分别选自馆藏的以下各全宗档案和文种:上谕档、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杂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外务部档、刑部档、内务府档、神机营档、清代各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醇亲王府档和端方档。这些文件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是清王朝各级统治机构之间的往来文书,这在全书中占大部分,包括谕旨、各衙门及驻外使节的奏报、各衙门之间往来的电报、咨文、移文、札饬、通告暨禀、呈、申、详等各式文书。第二是外交文件,如国书、照会、函牍、条约、合同和会谈记录等等。第三是官员们的私人信函和其他属于私人性质的文件,但为数较少。这些文件,从广阔的范围和不同的角度,记录了义和团运动的史实。
和以往出版的两部档案史料相比,《续编》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丰富而确切的依据。《义和团档案史料》对运动发起阶段的史实虽有所反映,但内容单薄。《筹笔偶存》的记事起于 1899 年 6 月,也没有涉及在此前几年的有关史实。
《续编》辑录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等有关文件,弥补了前两书的不足。这批约计二十多万字的文件,比较详尽地反映了甲午战后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德国一步步加紧侵略山东,扩大殖民权益的各种事实;反映了山东各阶层人民凭借着各地现成的会、社、团、门起来抵制外国侵略者,逐步把斗争推向高涨的事实。同时,也记录了朝廷和山东、江苏、直隶等省的地方当局对于这一系列事变的政策和态度。这批文件以其自身的完整性,相当清晰地展现了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于研究这场运动的社会成因、组织起源及其初期的特点,对于研究这一阶段的中外关系、清王朝的政策以及有关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都有重要的价值。
第二,对于义和团运动高潮及慈禧出逃与 “回銮” 的史实作了多方面的增补。鉴于《义和团档案史料》业已比较集中地辑录了这一方面的文件,因此,《续编》是在前书的基础上,就有关史实的过程、情节或结局作了补充,因而使各该史料更加完整。
同时,《续编》收入的这一类文件中,也不乏前书所没有充分反映或者是基本上尚未涉及的内容。如:关于义和团某些基层坛口的史料,记载一批坛口的缘起、组织、人数和斗争事迹,有的并记有参加过某些重大斗争的拳首和拳民的姓名、职业以及在团内的职务,为其他史籍所未见;关于某些地区的义和团 “查抄地亩”、毁坏田契或“攻城戕官” 的记载,反映了这场将主要打击锋芒指向外国侵略者的运动,也对封建秩序进行了冲击;关于庄王府总坛的史料,记载了北京 “官团” 的组织、规模、分布及其活动的宗旨;关于清朝官兵抵御八国联军和他们大批阵亡、殉难的史料,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在这次运动中的政治动向。史学界多年来众说纷纭的北京义和团捕杀白莲教的事件,也将由于官方档案的公布而使事实趋于清晰。因此,本书和《义和团档案史料》相互补充,可以更完整地反映这场运动的各个侧面和涨落过程。
第三,为考察义和团运动中地方性的群众斗争和运动的余波提供了佐证。《辛丑条约》签订和慈禧 “回銮” 以后,清朝外务部和不少地方当局还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继续同侵略者议结各地的庚子教案。这个交涉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件,不仅是中外反动阶级进一步勾结的记录,也保存了各地义和团斗争的许多史实和数据,而这些情况,往往是事变当时的有关文件所不可能全面反映的。
同时,伴随着屈辱的教案议结,许多地区的民众和义和团余部,掀起了抗摊赔款和反对教会反攻倒算的斗争。《续编》辑录的清王朝勾结帝国主义,镇压景廷宾、邓莱峰、唐云卿、贺金声、东北忠义军和四川拳民等反抗斗争的档案文件,反映了这些历史事变中民众斗争的新动向。
第四,为探讨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提供了线索。《续编》辑录了一批清代各朝镇压民间会社的档案文件。这些文件所记载的民间会社的名称,有不少是与义和团运动初起时的群众反侵略组织雷同的,如梅花拳、义和拳、红拳、神拳等。还有一些名称,则是史学界在探讨义和团的组织时经常论及的,如金钟罩、顺刀会、义和门以及义和团练等。义和团的源流是长久以来为史学界所注意,但迄今还没有得出一致结论的问题。这批档案的公布,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和踪迹。
二、义和团运动为什么首先从山东兴起
随着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都在探索这场运动为什么首先从山东掀起,但并无一致意见,也鲜有专论述及。从《续编》所提供的史料看,我们认为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宗教侵略相结合,把山东变成了全国民教矛盾最尖锐的地区。
《续编》一开始,就展现了山东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洋教浪潮。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所促成的民众反侵略斗争,以粗糙的 “闹教” 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义和团运动勃起时的主要特点。
根据一些教会书籍的统计,当时的山东并不是教堂和教民数目最多的省区,然而,自从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割据胶州湾以后,却将宗教侵略提到了一个新水平。
德国军队不仅在占领区暴行累累,而且和传教士勾结在一起,越界直接用武力镇压民众的反教会斗争。《续编》详尽地反映了德国占领者出兵日照、火焚兰山的种种事实,记录了他们在胶东和鲁南地区连续制造的十二起血案。这种超越外交程序,“无论城乡,派兵自办”(《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三日毓贤致总署电。)的暴行,在教案史上是空前的,也为当时其他省区所未见。正象一个官员愤愤不平所指出的:“民教不和非一日,亦非一省,从无有以兵据城克期责办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高燮曾折。)。德国这种军事殖民主义的行径,一方面鼓动起他们庇护下的天主教圣言会的侵略狂热,另方面也使山东的各国教会群起效尤,无休无止地向清当局索要更大的权益。
教务交涉的档案,在当时山东巡抚衙门档的各类文件中占据最大的分量。可见,甲午战后山东的民族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各阶层人民和教会侵略势力之间的尖锐冲突。
教会势力日益猖獗,使山东教民中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巨野教案以后,山东的 “教堂日增,教民日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总署收彭虞孙函。),1887 年教民仅一万多名,至 1900 年即激增至近十万名(《外务部档》,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吕海寰与安治泰谈话录。)。
涌进教会的庞杂的人群,大多是感受到教会的权威而去寻求庇护的,入教动机复盖着鲜明的政治和经济色彩。
1898 年夏天,臬司毓贤到曹州查办教案时,比较深入地了解到这一大批新教民的严重性,他报告说:“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负欠避债入教者有之,自揣无理恐人控告入教者有之,抢劫杀人、亲友弥缝入教者有之。…… 因而良民负屈,官吏莫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总署收张汝梅文。)。
传教士这样放手容纳中国的社会渣滓而形成为地方行政所无法控制的恶势力,实质上是反映了德国变山东全省为其势力范围的迫切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教民欺压平民的现象普遍地严重化了。当时无论是 “仇教” 的还是 “护教” 的山东官员,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这是激化社会矛盾的直接原因。
他们说,教民在传教士的纵容下,动辄借故甚至无故地向人民挑衅,肆行勒罚,“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餍不休”(《外务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毓贤致总署文。),“甚至罚席时不以人视平民,责令头顶杯盘,膝行而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四日总署收张汝梅文。),“民间蓄仇忍辱”,“万众一心,待机而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总署收彭虞孙函。)。山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激化起来的,绝非偶然地将主要锋芒指向教会。
为了进一步探讨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成因,我们在编辑本书时,顺便对山东及其邻省的教案作了比较。从 1896 年到 1899 年,查到的经总署归档的重要教案,在直晋豫三省是二十四起,东北三省是十七起,山东一省是三十五起。这四年的山东教案,超过同期华北其他三省教案的总和,相当于东北教案的两倍。
而且,山东教案的规模又比较大,例如沂州教案漫卷六个州县,1899 年秋冬神拳在济南、东昌反洋教一案,其明细案件多达一百六十四起(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总署收袁世凯文附单统计。)。可见,这几年的山东教案实居北方各省之冠。
我们还将山东教案和南方的教案作了比较。据有关文书统计,从 1896 年到 1899 年,全国爆发教案最多的是四川和山东。四川教案遍及四十余州县厅,约占全省州县厅总数的三分之一。山东在同一时期有近六十个州县发生教案,占全省州县总数的一半以上。两省相较,四川的反教会斗争相当集中,规模一度超过山东。
但是,由于长江流域的洋务派官僚厉行镇压反洋教运动,四川的斗争风潮被隔于西南一隅。当著名的余栋臣起义和邻省响应他的几次斗争失败以后,四川教案于 1899 年明显减少。与此相反,这几年山东的反教会斗争却由小到大,逐年递增,并与反抗德国经济侵略的路案、矿案相交错,在全省范围组成多头并进的群众运动。这个逼近京畿的反侵略风暴,就是北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的源泉。
第二,甲午战后的一个时期,山东人民反教会斗争的组织程度在北方各省中是最高的。
鲁西南、鲁西北和直鲁交界一带,在历史上就是宗教结社和民间拳会密布的地区。这里的不少民间会社,在甲午之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相继转变为山东下层人民反洋教的战斗团体。不管这类团体在组织和思想上是怎样的落后,但毕竟不失为聚结民众力量的温床。
综观当时的官方文书,当山东人民凭借着这些会社起来斗争的初期,北方其他各省人民对教会的抵制,基本上还停留在民教诉讼或自发骚动的水平上。例如,甲午战后直隶、山西一带最激烈的民教冲突,是口外的法国教堂和当地垦户的争地案。1897 年法堂借口购买蒙古旗地,把口外农民垦熟的成千顷耕地划入教堂,并连续出动武装,驱逐垦户,逼死多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八日总署收胡聘之文。)。
但是,这些流离失所的垦户没有组织,只有靠文生武举进京告状,最后在官府的制约下被迫承认了既成事实。又如这几年东北影响较大的教案,是奉天省兴京厅、怀仁县等地由乡团组织的向教民的索欠斗争。团民结伙诉讼,聚众数千,“其势汹汹”。然而由于乡团受官府控制,地方官软硬兼施,使一场 “居民积忿成仇” 的斗争不了了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总署收张文兴文。)
这样,在民族救亡运动的客观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山东人民有组织的斗争,必然成为更大规模的反侵略风潮的酵母。1898 年 3 月,即在山东的拳会刀社活动了两年之后,直隶大名府第一次出现了大刀会定期闹教的揭帖。当时山东东昌府知府洪用舟禀报了这一事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总署收张汝梅文附件。)。这一事件,标志着山东民众的反侵略组织形式突破了省区的界限。半年之后这个地区的义和拳起义,就正式揭开了运动的第一幕。
第三,山东地方当局在一个时期内对反侵略的民间会社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客观上有利于运动的兴起。
《续编》所辑史料表明,李秉衡、毓贤等山东巡抚虽然以 “仇洋” 著称,但在当时还不能说是极端的排外主义者。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通商传教,主要是企图抵制洋人侵犯利权和洋教干预政务。围绕着这个中心,几任山东巡抚形成了一种带有连续性的政策,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又有不同的实行重点。
大体上讲,从李秉衡主政到张汝梅就职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的教案政策可以概括为 “持平办理” 四个字,即企图以封建政权为民教争端的调节机器,既不过于迁就教会的无理要求,又对人民的反教活动加以遏制,力求“寓调和于保护之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总署收张汝梅文。)——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但是,传教士根本无视清当局的法律权威。特别是德据胶澳并开创了用刺刀来干涉教务的先例以后,凡是地方官认为已经 “持平” 的教案,传教士都由于没有满足贪欲而斥为“不平”。
他们通过公使,压迫总署,接连将斥责和指令撤换官员的文件寄向山东。张汝梅在 1898 年 4 月向总署抱怨说:“地方官一遇教案,非偏袒教民,即受谴责。所谓持平办理,已行不下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总署收张汝梅文。)
在 “持平办理” 困难重重的时刻,山东巡抚寻求着充实政权力量的措施。开始,张汝梅请求把以 “仇教” 和强悍著称的甘军调驻德州,但没有获准(《外务部档》,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总暑致张汝梅电。)。
于是,他把一个举办团练来 “调和民教” 的计划上报朝廷。当时,企图用练团来抵制教会并自认为业已取得成效的,不止于山东一省,张汝梅和毓贤的练团政策区别于他省的地方,在于他们企图把那些在反洋教斗争中活跃起来的拳会刀社也收编为乡团。而在其他省,这类团体是被残酷镇压或严行查禁的。
有关官方文书透露了山东当局旨在推行这样一个 “改会为团” 的计划;第一步,承认民间拳会为 “自卫身家” 的乡团,“意谓寓兵于农,正可备御侮之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总署收彭虞孙函。)。第二步,指令各地官吏对这些 “私团” 加以甄别,“概行归官督率办理,以杜流弊”(《筹笔偶存》,第 44 页。)。
可是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个计划在实际上只实行了第一步,许多拳会刀社在 “奉旨练团” 的旗号下取得了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他们 “自夸奉山东巡抚之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德署使致总署照会。),四出闹教,而地方官却根本没有“督率” 他们的能力。
因此,山东巡抚这项在主观上是用以加强封建政权并遏止民众闹事的计划,在客观上却使民间会社赢得了发展实力的时间和空间。1899 年秋冬,神拳和义和拳掀起的反侵略浪潮汹涌澎湃。尽管毓贤对 “闹教抗官” 的拳会动用了兵力,并提出 “区分良莠”、“拿首解从” 等等的措施,直到在离任前明令禁止拳会,但是,拳民运动这时已经越过最困难的时期了。
以上几点,虽然不能说是义和团首起山东的全部原因,但至少是十分突出的并且制约着运动进程的事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源多流杂的反侵略斗争群体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是一个饶有兴味而众说不一的老问题。近年一些论者倾向于用多来源、多渠道的方法考察义和团的组织来源和形成过程。《续编》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和线索。
《续编》对多数论者认为是义和团的重要组织来源的曹单大刀会有详细揭载。该会成立于 1894 年,以习练 “金钟罩” 为主要形迹。在 “多盗之乡” 的鲁西南,大刀会最初的宗旨是护村捕盗。由于屡屡 “捕盗送官” 而得到村民的拥护和官府的褒奖。这就使大刀会的势力迅速发展,在鲁苏豫交界拥众二三万人,随之就掀起了反教会斗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总署刘坤一文附清单。)
有些论者据此指出大刀会是属于乡村团练一类性质的组织,而《续编》提供的史实却要复杂一些。大刀会的主要首领是曹县监生刘士端,他确是鉴于 “海疆不靖”、社会动荡,联合一批富户集团自卫。然而大刀会里传法的师傅,却是一位“行踪飘忽” 的神秘人物。山东当局开始对他的来历讳莫如深,后来说他叫赵天吉,是苏鲁两省的“多年巨患”(《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张汝梅致刘坤一电。)。
传教士薛田资则说赵是来自湖北的歌老会会员。正是赵天吉这类人物,赋予了大刀会一整套类似于会道门的条规和仪式,如宣誓、纳钱、习咒、各立门户、定期集会等等(《续编》详细记录了这套仪式。另据日人末光高义《中国的秘密结社和慈善结社》一书收集的咒文,曹单大刀会崇拜天地日月和李廷玉等五大教主,其信仰当是天地会和八卦教的融合。)。同时,也促使貌似团练的大刀会在阶级构成上发生了变异:一大批为封建官府视为 “不逞之徒” 的游民、绿林和会道门分子“附入其中”。
这批人适应乡村豪富和自耕农 “学习拳棍、自卫身家” 的需要而进入村落,传习技艺,“煽惑聚众”(《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五日毓贤致总署电。),从而延伸了大刀会的活动方向——由打土匪发展到打击比土匪威胁更大的洋教。这样,大刀会就表现出下列鲜明的特征:以 “杀洋灭教” 为宗旨,以村落结构为依托,而以会道门的信仰和师承关系为纽带。乡团和会道门这样两种成分在大刀会内相交织,反映了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衣冠之族”和 “无业莠民” 这两个通常是对立的阶层暂时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类似于大刀会的组织形式在直鲁一带的许多地区迅速蔓延。如《续编》所载:某些江湖拳师在庄子里来 “夸炫技勇”,在村长社首的认可下设立坛场,号召徒众,然后一个村一个村地传播开去。许多义和团的坛口就是这样建立的。因此,如果把义和团组织的形成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考察,我们从曹单大刀会那里已经看到了义和团坛的某种雏形。
紧接着大刀会兴起的反侵略组织,是直鲁交界地区的义和拳。《续编》记载了甲午前后这一带的梅花拳等拳场在反教会斗争中演变为义和拳的史实,为一般史籍所未见。
据载,1892 年,威县沙柳寨一带的 “梅花队” 应冠县习红拳的十八魁之约,进攻梨园屯教堂。这是梅花拳在近代的反洋教斗争中第一次显示力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四日总署收张汝梅文。)。至 1897 年 4 月 27 日,梅花拳两千余人再赴梨园屯,“执持刀械”,将教堂拆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法使致总署照会。)。
证之口碑,这时十八魁中阎书勤等人已投拜梅花拳首赵三多门下;在拆堂的前一个月,赵三多曾号召拳民三千多人,赴梨园屯 “亮拳” 示威。可见,冠、威一带的拳民这时已经以梅花拳为主体、以赵三多为首领而初步联合起来。这次拆堂之后,地方官曾作出一个基本上为民教双方所接受的调解:把庙基归还村民,另为教民觅地建堂并赔偿损失。但是,随后的胶澳事件改变了整个局势。
法国公使和主教 “乘德焰”“顿翻前说,婪索多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总署收张汝梅函。);教民也以请洋兵相威胁,这就使直鲁交界地区的民教矛盾再度激化起来。于是,这一带的拳民被迫在 1898 年 2、3 月间重新集结。“盖梅花拳本名义和拳”。这些聚结的拳民为对付官府禁止梅花拳聚会的晓谕,“遂讳言梅拳,仍旧立义和名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总署收张汝梅文。)。
清代历史上同农民起义关系密切的义和拳再次崭露头角。同年 10 月 25 日,因地方传闻要拿拳民,加之保护教堂的营兵又到沙柳寨闹事,拳首姚洛奇、阎书勤遂将赵三多挟持到两省交界,“逼胁出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义和拳起义(《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曹倜电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总署收裕禄文。)。
义和拳的组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义和拳为民间各种反侵略力量的联合提供了组织形式。义和拳系 “取朋友以义合之义”。这一组织形式,在普遍结会自卫的直鲁农村突破了乡社、拳场之间的门户之见,把那些各有师承的拳场集合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反侵略团体。
起义前的义和拳,是由梅花拳、红拳等不同拳场 “义合” 而成的庞大的斗争群体。起义之后,他们进一步用义和拳的名义去会集和容纳民间的反侵略力量,包括一部分秘密结社的势力。据官方文书,当时的拳民动辄千百成群,甚至数千上万,此呼彼应,致使“直东交界到处有事”(《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 138 页。)。这样,义和拳就把辽阔的直鲁交界地区变成了民众反侵略运动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第二,义和拳提出了标志着运动主攻方向的政治口号。
据住在梨园屯附近的天主教神父伊索雷日记:1898 年 10 月 25 日上午十时,义和拳已经起事,他们的旗帜上写着 “顺清灭洋”(《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 年第 1 期第 35 页,原译:“顺清朝,杀欧洲人”。)。证之前述史料,日记显系指赵三多、阎书勤的起事。按“顺清灭洋” 这个带着时代烙印的爱国反侵略口号,是由同年七月的余栋臣起义所提出的,它是对多年以来反洋教经验的朴素的总结。冠、威义和拳接受了这个口号,并使之以类似的语言在华北各地广泛传播开来。
因此,义和拳起义,标志着在长期反洋教斗争中形成的爱国口号,和新兴的民众反侵略的组织形式——拳民联合体——衔接起来了。这种衔接,就使蔓延起伏了几十年的反洋教斗争发展到了义和团运动的新阶段。
如果说大刀会是甲午战后第一个组合起来的以灭洋毁教为宗旨的民间会社,义和拳以其名称和口号,进一步体现了民众反侵略力量更广泛的联合,那么把它们的组织和信仰加以容纳,并且用当时下层民众最容易接受的语言和服装来进一步装扮,则是由神拳来完成的。
神拳是义和团的来源中地位重要而为研究者较少述及的一种民间结社。据《续编》附录载,清代从康熙到光绪各朝都有神拳的踪迹。最初的神拳似为巫术,一些迷信职业者借此卖艺,敛钱谋生。
当神拳聚结了一定的力量以后,往往在社会危机的促动下产生反抗要求。而为了加强组织的凝聚力,这类造反的神拳又往往同庞杂的民间宗教系统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从后者那里吸取维系组织的信仰、习俗和条规。这时,神拳就由巫术发展为以会道门信仰为纽带、具有浓厚巫风和武风的秘密结社。如《续编》载,北京的神拳崇奉红阳教,滇、蜀的 “少林神打” 崇奉青主教(青莲教),关外的 “六合神兵” 信仰金丹道、混元门,山东的神拳和九宫门、八卦教结合在一起。而 “少林神打”、“六合神兵” 和鲁西北神拳这三种在形迹上几乎雷同的团体,就是四川、东北和华北的义和团的重要来源。
鲁西北的神拳兴起于 1899 年春天。这些神拳,具有乾嘉以来各地神拳在信仰和形迹上的共性,又带着同鲁西北的乡土迷信相结合的个性,用预言灾劫、崇拜乡土偶象和 “刀枪不入” 来吸引群众。同年 7、8、9 三个月,拳民们在平原、恩县、莘县等地掀起了打教浪潮(《外务部档》,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九月法使致总署照会、函件。)。10 月到 11 月,这个浪潮冲向茌平、博平、聊城、禹城、高唐、齐河等十六个州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总署收袁世凯文附清单。)。这是山东拳民运动的黄金时代。
鲁西北是一块贫瘠的刚刚被黄水冲刷过的土地。神拳的打教热浪立即吸引了大批的饥民、游勇和各种反洋教的民间会社。据载:“济南、临清、庞庄等处,红拳会聚集日多”(《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总署致毓贤电。);“高唐、茌平等州县,有哥老、大刀各会滋事”(《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烟台英领事致毓贤电。)。这些组织在反侵略反洋教的旗帜下日益走向溶合。
首先是由曹州、济宁一带北上的大刀会加入了神拳的队伍。平原、茌平的神拳中均 “多曹州一带刀匪”。拳民们“从前学过神拳,近又从曹州人…… 学大刀会”(《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 11—12 页;第 245 页。)。本来难度很大的金钟罩术借着“神” 的外衣被简单化了:习练者“捏称神来,各执双刀乱舞”(《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 544 页。)——这正是紧迫的斗争形势所需要的。义和团坛中通行的所谓“神术”,就这样形成了。
与此同时,神拳与义和拳也在这个时期彼此混合。至少在 1899 年秋冬之交,直鲁交界地区的一部分义和拳,业已由冠县传到堂邑、聊城一带,同茌平的神拳在名称和风习上互相混杂,再向北往临邑、平原等地铺开
有一个材料说,1900 年 3 月,威县义和拳首领王玉振和博平神拳首领徐福共同率领一股拳民,由茌、博长驱武城,一路与官兵冲突。据被俘拳民称:“从匪首王玉振学神拳”(《筹笔偶存》,第 263 页。)。可见,这时的义和拳也已经复盖上了其起义时所没有的神秘外衣,这当是 “义和神拳” 的由来。
这样,在鲁西北反洋教的高潮中,以神拳为主干,大体上完成了各种反侵略的民间会社在组织和风貌上的溶合过程。诸神救劫的观念、习拳练气的活动、附体扶乩的风习,在这些组织中混成一体。这就形成了为以后各地义和团所共同尊奉的神秘性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在探索义和团的起源时,还有一个应当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乡团在运动中的地位及其民间会社的关系。从《续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乡团有着以下明显的活动轨迹。
当运动初起时,特别是在民间会社的力量尚未长足发展的地区,有一部分乡团参加了反侵略斗争,甚至在某些地区一度成为斗争的骨干。例如,胶东一带的团练比较完备,驻防登州的总兵夏新酉为此受过朝廷的表扬(《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军机大臣字寄张汝梅。)。这里的民众,曾多次凭借乡团同德国侵略者相对抗。1899 年春,即墨民团 “鸣金聚众数千”,逼退强占民产的德兵(《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胶澳军情探禀。)。
稍后,一批团民又 “拥入教堂、学堂,搬抢一空”(《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总署致毓贤电。)。同年 6 月著名的高密大吕庄拔标斗争,也是由团总发动的(《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彭金山禀毓贤文。)。又如冠、威拳民的前两次武装护庙,也得到过乡团的支持,在档案中出现了“拳民、团众颇固结” 的记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总署收张汝梅函。)
然而,当拳民运动勃兴之后,情况就起了变化。清当局一面派兵干涉弹压,一面派人游说劝禁。这些前往游说和瓦解拳会的人,不少是前一段时间参加过斗争的绅董、团总。由于他们中途妥协,使乡团纷纷站到了官府一边,冠、威绅董阻碍过义和拳起义,因此,义和拳同乡团决裂了,他们抗击 “护教” 的营、团,“不准十八村及威县、曲周附近各村练团”(《山东义和团案卷》,第 381 页。)。
在大刀会和神拳活跃的地区,拳民抗拒和击败团勇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这些民间会社初起时,有的貌似团练(如曹单大刀会),有的同团练一度合作(如义和拳),有的 “附入民团” 以求得发展(如济宁红拳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总署收法使函。),因而使人们一时不容易看清楚它们的性质和面目,以至把它们也误认为乡团,而事实上,正是在这些民间会社突破了团练的外壳之后,才造成了拳民运动的热潮。民间会社日益发展并摆脱团练影响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下层民众冲破官方控制,而形成独具风貌的反侵略运动的过程。
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后,团练的政治态度更加复杂。在封建当局支持这场运动的省区,有不少乡团回到反侵略斗争,出现了一批 “富民出财、贫民出力” 的“练团”,称义和团(《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攀桂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准良折。);但也有些乡团“相戒不仇洋教”,在民族斗争中徘徊观望(《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九日王乃徵折。)。而在清朝地方当局抵制或镇压义和团的省区,如 1900 年 6 月以后的山东省,各州县村寨的团练,几乎都成了官军屠杀拳民的帮凶。
可见,义和团运动中的乡团,虽然不乏有参加反侵略斗争的,但直接成为义和团者,在运动高潮以前十分罕见。而在高潮之中,乡团又依各地封建当局的不同态度而产生了多走向的分化。因此,乡团不是义和团的主要组织来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一)义和团运动从其初期开始,就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山东腹地和直鲁交界的多种会、社、团、门,成为集结民众反侵略力量的组织形式,并且在斗争的发展中相互交融。因此,不能说义和团就是来自乡团或是来自某一种秘密结社的支派,它们乃是源多流杂的民众反侵略斗争群体。
(二)义和团组织上的源多流杂,反映了这场运动在阶级结构上的广泛性和特殊性。义和团的阶级结构大体表现为两类形式:或者象曹、单大刀会那样,由殷实富户出资立会,而社会底层的斗争骨干从中起着重要作用;或者象义和拳和神拳那样,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在斗争中把其他阶层的爱国分子吸引过来。
(三)大刀会、义和拳和神拳的领导成分,有一个逐步递降的趋势。刘士端是地主,并无迹象表明他本人参加过打教斗争。赵三多家道小康,在起义的紧要关头几经动摇,才摆脱官府、绅董的羁绊而走上反抗之路。朱红灯是游离于封建统治秩序之外的赤贫,神拳在这类赤贫分子的领导下,溶合了大刀会和义和拳的成分,象旋风一样发展起来。民间会社领导成分的逐渐下降伴随着反侵略风暴的日益高涨,体现了劳动人民在义和团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与此相适应,来自社会底层、带着浓厚神秘性和乡土气的神拳,做了义和团组织上的主干。
四、清当局同义和团之间关系的多样性
《义和团档案史料》及其《续编》集中地辑录了清王朝及其各地方当局对义和团运动的政策和态度。本文限于篇幅,不拟论述清朝中央政府的政策,只想就北中国各地方当局在运动高潮中的动向及其对义和团斗争的影响作一些探讨。
如果说,在当时的社会矛盾错综交织的背景下,清朝中央政府中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的政见杂陈、争论激烈,而使慈禧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陷于含糊矛盾、动摇不定的话,那么,作为统治中枢的这场大争论的延伸,就在各地方督抚中出现了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特殊局面。抛开南方各督抚不论,即使是运动高潮波及的北方,各省当局也出现了不同的应变政策和措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场运动的地区性的特点和风貌。
第一种类型,是封建当局不同程度地支持义和团运动的省区,如直隶、黑龙江、蒙古、山西、河南等地。
直隶是反侵略前线,总督裕禄对拳会的政策直接为清廷所左右。黑龙江将军寿山是一位主张抗俄御侮的爱国者,他向全省 “通行告示,内言关内中外失和情形”(《外务部档》,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六日萨保咨外务部文附件。),积极备战。山西巡抚毓贤“力主剿教” 是众所周知的。至于比较圆滑的河南巡抚裕长,可以说是督抚中最早嗅出慈禧对外态度发生某种变化的一个。
1898 年 11 月,裕长出任豫抚辞行时,刚刚扑灭了变法运动的慈禧就告诫他:“嗣后办理外洋交涉事件,务须据理辩论,不可稍涉迁就,使彼族得步进步”(《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裕禄折。)。清廷宣战后,裕长一面应付 “互保”,一面又 “招集成团”。一个河南官员讲他亲自检阅团民,“省中习者已遍街衢”;藩、臬 “皆不谓然,而中座则深信之”(《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张守炎致吴重熹函。)。这几个督抚支持义和团的动机虽然不同,而结果则促成了运动在这几省的迅速高涨,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封建官府同义和团联合对外的局面。
过去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中,往往较少涉及清朝文武官员参加反侵略的事实。有些论者即使述及,也仅是指出清军中有一部分下层官兵参加了战斗。这是不够全面的。《续编》表明,确有一批高级官员和将领,虽然对义和团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还是毅然参加了反侵略行列。
最早同义和团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联合抗战的是天津的官兵。直隶提督聂士成和他的继任者马玉□,虽然先后与义和团发生过冲突,但都不失为主战派。前者英勇战死,后者直到 1901 年春在山西各口布防时,仍和宋庆请旨力战挫敌,而和朝廷所谓 “有守法,无战法” 的投降政策发生分歧(《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宋庆、马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 986—987 页。)。在黑龙江省的抗俄斗争中,寿山殉难,副都统凤翔以下官弁七十二员、兵丁近千人战死(《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达桂片。)。
有的论者叙述了北京保卫战时团民的英勇,这当然是事实,但还应该加以补充的是,有一些清军将领也率部作了最后的斗争。从清朝官员及其眷属大批殉难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八国联军在进犯东直门、安定门、朝阳门直到紫禁城的各门时,都受到了清军的节节抗击。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在东便门御敌失利,“曰:…… 今城破,义不可苟生”,“投井中死”(《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三日袁世凯折。)。
原吉林将军延茂在安定门阻击未遂,从容留下遗折,“举家自焚”(《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延茂遗折。)。镇守正阳门的副都统普徵额在联军逼近时 “具衣冠危坐官厅”,中炮阵亡(《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二日昆冈折附录。)。这些高级官员、将领和他们的弁兵,在民族战争中表现了高风亮节。他们的事迹,应该在义和团运动史中得到应有的反映。
当然也应该指出,在上述省区,封建官绅大批参加义和团运动,又有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总是力图对义和团进行组织控制和思想渗透,用本阶级的政策来左右运动的方向。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由于封建阶级排外主义的理论政策同运动高潮中日益激化的小生产者的狭隘报复情绪相结合,使义和团迸发了强烈的笼统排外狂热,而尤以杀逐教民的极端行动最为突出,
本来,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初级形态的民族救亡运动,是由武装抗击侵略者的战争和更广大地区的反洋教热潮所共同组成的。这两种斗争形式之间既有联系,也应有深浅和主次之分。在运动初期,拳民们向教会所作的清算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很难设想,不经过这样一种能直接满足农民切身利益的斗争方式,就能把群众普遍地动员起来。
但是,当运动进入武装抗击侵略者的新阶段以后,客观形势的发展,乃是迫切要求把各地团民分散的闹教斗争集中起来,升华为有统一领导、统一意志的民众战争。然而,当时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有能力完成这个升华。由于这些省区反教会斗争的无限扩大化,对待教民的极端行为普遍发生,反而冲淡了民族自卫战争的主题。
《续编》有几件材料,详尽记载了京畿五个平民坛口的情况,这几个坛口都没有参加天津和北京的保卫战,而有四个以诛杀教民或攻打东交民巷为主要活动,其中的三个曾到庄王府挂过号。这几个坛口的动向,和载勋将京师数万团民的首要任务列为 “攻剿住京洋馆”(《内务府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载勋等折。),有很大关系。这就是说,京师团民的笼统排外,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组织的;但在侵略者的武装进攻面前,却由于漫无组织而陷入被动。这种现象,在义和团运动史的绚丽画卷上留下了暗淡无光的一面。
第二种类型,是封建当局压制和反对义和团运动的省区。
有一个官员在 1901 年评论说:“上年拳教相仇,山东抚臣则有袁世凯,陕西护抚臣则有端方,均严遏拳风”(《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锡良片。)
袁世凯有一套 “理论”。他在一份给全省官员的通饬中,将山东教案的责任完全推到地方官头上。通饬不点名地抨击毓贤及其僚属 “非视教如仇,即畏教如虎”,不懂洋务,激成变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袁世凯咨总署文附件。)。
所以,他一方面调来荫昌等所谓明达洋务的官员,和德国占领者谈判路矿细章,企图遏制德国人漫无边际的勒索。对于德国人制造的命案,他也曾认真交涉,要求查办。但另一方面,袁世凯绝不允许人民群众超越法律去和洋人拚命。他在接印的两天以后,就发布了《查禁义和拳匪告示》,坚决取缔拳民运动。
正如一些论者指出,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袁世凯在一个时期内并没有敢大规模地屠杀拳民,而是基本上执行了其前任的 “拿首解从” 等政策。问题在于,毓贤的政策往往是官样文章,而袁世凯却是三令五申,认真查禁。据统计,济南、东昌、泰安三府的教案数目,1890 年 11 月为九十七起,12 月为三十起,次年 1 月下旬以前减少到了八起。可见袁世凯一上任,就使山东的拳民运动严重受挫。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大规模屠杀,是在 1900 年 6 月以后。特别是由于天津失陷,败局已成,袁世凯动员了各防营、练勇和民团,一齐扑向拳民,捣毁坛场,血洗村寨。仅曹州府各属,“一月之中大小接仗二十余次”,拳首、拳民近千人被杀,五百多人被俘,大小拳场全被平毁(《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张人骏折。)。只此一例,可以推见山东全省拳民的命运。事后,有的廷臣给这个大屠夫下了一个断语:“袁世凯者,素日以威猛为能,以杀人为快”(《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三日昆冈等折。)。这是切中要害的。
护理陕西巡抚端方的态度同袁世凯类似。他在运动高潮中 “三令五申,饬令力加保护”(《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端方折。)。遇有教案,立即派兵镇压,撤任地方官,“勒缉首要各犯”。因此,他被反对义和团的人称为“满中之铮铮者”(《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张守炎致吴重熹函。)。帝国主义的外交官也对他的“保护认真” 特加褒扬(《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八日岑春奏折。)
这两个省的政策虽然相似,但局势却很不一样。陕西民众在当局的压制下,没有普遍地以义和团的名义组织起来。1900 年 7 月至 8 月,该省只有边远的燕子碥和宁条梁发生过两起主要由绅士或下级官弁组织的打教斗争,普通民众是这些斗争的追随者。而拳民运动发源地的山东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里不仅不同于陕西,也不同于直晋诸省。山东义和团在运动高潮中没有取得 “官团” 的地位,大部分官绅由于当局政策的改变而退出了斗争。因此,山东义和团的成分远此前述第一类省区单纯,绝大多数的拳首。
拳民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在运动高潮中仍然比较多地保持着农民反侵略斗争的质朴品格。这里烧打教堂是激烈的,但在山东腹地很少发生大批杀戳教民的事例。另一方面,对于凶残的官府,拳民们也以刀兵相向。有的义和团中出现了 “元帅”、“先锋” 这类通常是农民起义中才有的称号。不少团坛抢夺豪富之家,个别地方(如高唐州)发展到没收、变卖地主的土地(《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李恩祥禀。)。拳民和营兵、民团的战斗遍于各地。有两个知县在拳民的反击中丧命。这样,山东就成为拳民运动最早和封建当局决裂的一个省。这里的 “闹教抗官” 的拳民运动,是 1901 年以后那种既反洋人又反朝廷的民众斗争的先声。
第三种类型,是封建当局见风转舵、用反动的两面政策对付义和团的省区,以吉林、奉天最为突出。
东北史学界的同志对这两个省的当权者 “招集成团” 而又暗中破坏的两面政策有过许多论述,这里只补充一点:在 “奉旨练团” 的各省中,吉林将军长顺是明令撤团的第一个。长顺在招团之初,就认为拳民“到处起衅”,“未可深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323 页、251 页。)。
而当 7 月俄军入侵,特别是当他在 8 月初接到 “如与俄兵接仗,务令拳民前驱,我军不可明张旗帜” 的密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 429 页。),从而摸清朝廷的招团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就乘机唆使官团和弁兵,杀死了不服约束的奉天义和团法师敬际信。而后,他又借口“义和团良莠不齐,自相攻杀”,于 8 月 18 日请旨“撤去义和二字,专办团练”(《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长顺等折。)。
长顺的理由是:“义和二字,伪者固足扰民,真者亦适以招侮”。就是说,不服官府控制的义和团扰乱了封建秩序,即使是 “奉旨练团”,也会给侵略者提供口实。这个颠倒是非、把战祸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上的奏折发出时,长顺还不知道慈禧已在三天前从北京出逃,他是在京师告急、东北危亡的关键时刻,用拳首的鲜血向侵略者作进见礼的。
在吉林和奉天,义和团的斗争走了迂回曲折的路。他们得到过一些主战将领的支持,也连续遭到主要当局者的破坏和愚弄。在敬际信、刘喜禄等著名团首遭到杀害,特别是长顺、增祺的投降面目完全暴露以后,义和团的余众和其他的民间武装联合起来,向封建统治者谓之的 “华俄各军” 作了英勇的斗争。《续编》对这一段史实有比较详尽的反映。
综上所述,北中国各省综错微妙的政局,规定了义和团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各地封建当局基于不同环境和不同的派别利益而在政策上各行其是、相互抵牾,反映了封建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政权危机。
然而,义和团由于其信仰落后和组织散漫,却不可能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在民族斗争中形成对付封建当局的统一意志和有效办法。在某些地区和场合,他们为反抗镇压而同封建势力相对立,在另一些地区和场合,他们 “见纵拳之官吏,颂为神明”,又接受其控制和影响。这样,从总体上看,在义和团同清王朝这个相互依存、相互斗争而又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矛盾统一体中,团民们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上。
五、走向末路穷途的封建王朝
义和团运动的风暴造成了清朝深刻的政治危机,把这个政权固有的那种愚昧、肮脏、黑暗的阶级品格进一步暴露出来。《续编》收录的一些清朝官员的私人档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这类官员的社会联系广泛,消息灵通,仕途又不甚得意,他们带着对 “国难、家难” 的一腔愤懑和牢骚,在私信中把当时的政局动乱、吏治败坏、社会荡佚的情况描述得细致入微。这类随闻随作而未经事后加工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官方文书所未载的史实。
我们可以看到,清王朝对于这场违背自己本来意愿的防御战争,既无准备更无信心。除了用各种两面政策来保全自己,就是祈祷于 “神术佛法” 来欺骗自己。为了阻止洋兵,慈禧竟下过这种荒谬得连上谕档都未便收录的谕旨:“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所到夷船甚多。…… 著即联属义和团设法御击剿办,灭此凶夷”(《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紧接着,在官方战报上,居然出现了 “各国海口兵船全行浅住” 的奇闻(《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张守炎致吴重熹函。)。
鬼神迷信伴随着战事失利弥漫于各王府官邸。醇王府里接二连三地扶乩问卜:“问迁都”,“问西什库几时方能攻破”,问何时 “洋夷灭”、“复太平”(《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乩语。),从诡秘的乩语中寻找精神慰藉。河南靠近京畿,警报频传,但裕长在军事上 “毫无布置”,“兵饷皆虚”,惟筹千金,作抚署官团 “焚香焚表之费”(《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等日张守炎致吴重熹函。),官场为之哗然。
这样一个腐朽的政权,当然不可能把自卫战争坚持下去。刚毅 “初主战甚力,津门失守后,乃放声大哭”(《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张守炎致吴重熹函。)。随着,就从各种渠道传出朝廷要“西狩” 的风声。或谓进陕,或云入汴,搞得人心惶惶。于是大小京官纷纷外逃,“络绎不绝”于南北通道(《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张守炎致吴重熹函。)
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涌现出一批有气节的官绅将士,但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体早已丧失了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北京失守以后,许多达官贵人投敌保位、卖国求荣。直隶布政使廷雍曾以 “助团” 著称,他在署理直隶总督后,陆续收集天津淮练各军编成步马三十二营又六个旗,并将保定练军三营编为十营,故京津失陷后,保定仍有重兵屯守。
可是,廷雍却一连上了八通奏折,将各军饬往 “剿拳”,自己率僚属开门揖盗,“欢迎” 联军入城。此人被侵略者辱杀,完全是咎由自取。又如盛京将军增祺在辽阳失陷后,“闻警先逃”,不久又被俄军诱胁回省,私签使奉天殖民地化的《暂且章程》。消息传出,“增名之恶遍天下,各省人谈者,莫不以为耻”,直呼为“俄将军”(《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廷宪致九弟函。)。
全权大臣李鸿章鉴于舆论压力,表面上放出口风:“决志与俄争回东三省,不成必与之战,各国亦有许助者”,而暗中却向沙俄 “输诚”:“此次须暂让,以与各国一律,过后再行自取”(《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三日廷宪致九弟函。)。其他当政诸臣对东三省的得失漠然处之。奕□惟 “蒙旨行事”,王文韶 “又默不赞词”,“虽任全权,直是置局外”;荣禄 “于三省之让毫不介意”,“除日奔鬼境取媚求容之外,亦绝无别举动”(《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廷宪致九弟函。)。还有些廷臣不顾国难,仍沉缅声色、巧于钻营。如裕德于 “西幸之后八月间,渠仍向西城妓馆买妾”;明某 “备贿谋奉尹”,“荣仲华处钻狗洞而已”;恩寿擢漕督,“无他,庆邸之亲家故也”(《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廷宪致九弟函。)
上行下效。大批中下级官员和八旗子弟不顾民族尊严,纷纷为敌效劳。东北一些官员 “盛服前导,为俄送匾伞”,“颇以增之另约为是”,“当国处丧乱之际,而万分高兴”(《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五等日廷宪致九弟函。)。北京沦陷后,“附洋势、食洋饭者多,所以安本分不忘旧者仅仅矣”。许多世家子弟为侵略者 “充警务巡街”;有人为 “得日本宠,直以日本之新民自居”,甚至 “为子取号东民”。联军退出后,奕□改外国占领者的警务机构为协巡局,“其人与事仍旧也”。于是这批投敌者 “又扬扬得意,车马仆从,夸耀于市”。一个名叫朱嵩生的人公然宣称:“有钱就好,无论俄华”(《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六等日廷宪致九弟函。)。道出了这批纨绔子弟的丑恶心声。
面对山河破碎、社会动荡的严重局势,许多清朝官员对国家前途和本阶级政权的统治能力丧失了信心。一个时任道员旋擢臬司的官员致函戚友时悲观地说:“处此地者,不知死所”。对方回函云:“当此之时,固无论处于何地,人人皆不知死所”(《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张守炎致吴重熹函。)。有的官员称:“此心久已灰冷”,“直觉置身无地”,“此后不但身事莫可知,即世变又不知到如何景象”(《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六等日廷宪致九弟函。)。
有的官员被义和团搞得焦头烂额,自谓庚辛两年,“须已半白”,乞上司 “拔出水火,便求无拳便是福地”(《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六日恩铭致俞廉三函。)
清朝官场中的悲观情绪,为北京的 “回銮” 仪式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正阳、大清各中门均已修竣”;“各大门户类皆新饰”,“重画桃符”;五城练勇新衣貂尾,“旧制依然”(《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等日廷宪致九弟函。),但这些耗费了巨大的民力和财力以粉饰太平的表象,都掩盖不住清王朝丧权辱国后的颓丧。
一个在北京 “跪迎銮驾” 的官员用近于白描的笔法记下了他目睹的场景:“(皇上)目不傍视,…… 前引十骑亦不分行,只乱聚轿前而已”;“太后亦到,相去不过半里。似是起身未言定,而急急欲追随也。太后…… 面比前过觉狭长,且黄黑无腴润之色,两目无光,上眶深陷……”(《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廷宪致九弟函。)。这,实际上是整个大清王朝的形象,它正在无可挽回地崩毁下去。
总之,《续编》的内容相当丰富,我们作为编者,不揣陋浅,先对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些探讨,这当然远远不能反映此书的全貌。好在书稿已经整理完毕,并将由中华书局付印出版。我们相信,它必将有助于推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工作,而本文及我们在整理史料过程中的那些缺点和错误,也必将得到史学界和档案界的批评指正。
他们不对的地方可多了去了
滥杀无辜封建迷信等等等等
但是和漂洋过海侵略别国一比,都是小毛病
邪教
方法不对,但是反抗精神永存。
乙亥建储失败后,以端王为首的满清保守集团招揽了义和团为政治打手,并喊出了 “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的口号”,幸亏这帮人失败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刚看过一本秦晖老师的《走出帝制》,关于义和团摘录转载如下。这么正常的书也莫名其妙被禁了。
“拳民”与 “教民” 的由来
天朝(注,这里的天朝指的是太平天国)灭亡三十多年后,中国出现了又一次 “文化” 大潮,只是方向相反:义和团 “奉旨造反”,大闹京师,不仅反“洋教”,而且对戊戌维新反攻倒算,要废掉光绪,杀光维新派乃至洋务派“二毛子”,还要“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总之是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 直到“器物”,全都要一锅端。
近来有人说,义和团 “烧铁道,拔电杆” 是军事需要,不能简单视为排斥西方 “器物”。其实,除了那个揭帖,当时拳民仇视新“器物” 的言行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如时人所记:“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 其痛恨洋物如此。”(佚名:《天津一月记》)甚至有 “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柴萼《庚辛纪事》)可见其“反西化” 之极端。当然,义和团反 “西化” 的最主要对象还是“洋教”。
今天在这个问题上,两极化的 “义和团立场” 和“洋教立场”都显得偏颇,我们应当平心而论。应该说在人类文化交流中,信仰(不限于宗教信仰)的传播遍见于古今中外。在中国,早于基督教的有印度 “传教士” 竺法兰等传入的佛教,尤其是达摩传扬的禅宗。晚于基督教的,有马林、罗易、吴廷康这些来华传播马列主义的 “国际使者”。
说实话,与此前和此后的这些人相比,基督教的在华传播不很成功。佛教由竺法兰等人传入后就在中国扎下了根,后来号称 “佛教中国化主流” 的禅宗,事实上也是由印度来的 “达摩祖师” 奠定的。至于苏俄派来传播马列主义并促成了中共建立的马林、罗易等 “国际使者”,与来华传播基督教并促成中国教会建立的那些人相比就更有意思了:后者扎根于穷乡僻壤,而前者游走于大都市;后者系政教分离下的教会所派,不像前者那样受本国政府派遣、深涉政治运作、在华也有更大的特权。应当承认两者来华都是出于信仰(直到今天,对传教士的谴责也主要是指他们的政治角色,说他们牟利也都是指教会的经济利益而言,几乎没人指责这些传教士是为个人发财的),一开始也都是未经当时中国政府(敌视西方的清政府和敌视苏俄的北洋政府)允许的违禁冒险,两者传入的新信仰也都对中国的老“传统” 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最有趣的是:两者传播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多相似性。
有一篇为 “教民” 鸣不平的文章写道:洋教士最开始把传教对象瞄准知识精英,但碰了钉子。…… 于是,洋教士们调整了策略,把目标锁定在底层老百姓身上。其实基督教在西方最开始也是在穷人中传播的,后来才被上流社会接受。向底层老百姓传教,仅仅靠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的传教士宣讲上帝的福音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教会的主要办法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新教教会的办法主要是办医院、办孤儿院和赈灾等,但不是很灵。那时中国人根本不信西医,只有极少数快死了的人,在中医没有辙的情况下,才送去看西医,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办孤儿院对中国人更没有吸引力,中国人命不值钱,孩子说卖就卖说扔就扔,没有人会因为你收养了孤儿就认定你善,随你信教,没准还怀疑你收养孤儿是为了吃小孩脑髓呢。唯有赈灾救助还起些作用,一些被救助的灾民入了新教。
天主教会的切入点比较切合实际,他们除了做新教做的那些善事外,还增加了一项,就是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天主教的传教士发现,中国的官吏极其腐败,司法极其不公,办案手段野蛮愚昧,没钱没势的老百姓冤屈太多。于是,天主教教会就常常帮助教民打官司。老百姓发现信上帝可能不受欺负了,于是信教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9 世纪的中国是极其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敢于信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遭到同村人的歧视、辱骂和孤立。有的村子不准教民用井水,有的私塾老师不教教民的孩子。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的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教民还要加入教会呢?信教的教民大多数是贫穷百姓,是最弱势的群体,加入了教会遇到了难处有人帮有人管,这是最大的吸引力。由于弱势,才找依靠,官府靠不住,只好去信教。(郭老学徒:《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杂文月刊》选刊版 2009 年第 7 期)此文说的基本不错。笔者当年曾在晚清 “西林教案” 发生地附近插队 9 年,那是一个极其偏僻贫困的大山区,自晚清以来直到民国年间一直有法国教会的传教活动。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当地的教民村寨都是瑶族和“高山汉”(晚来的汉族移民,由于相对好点的地方都已有土著占据,他们只能在高、寒、旱的穷山落脚,属于弱势族群,与其他地方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优势不同)寨子,即当地最贫困的人群,而条件较好的壮族村寨和坪坝地区似乎没有教民的踪迹。不过应该补充的是:弱势本身并不是不变的,穷人并不一定是进步的同义词,底层也不总是意味着正义——当然,这几项不确定并也不仅仅对教民有效。
一般来讲,在中国传统秩序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居于优势的阶层(所谓统治阶级)无求于教会,并且作为传统社会的受益者,他们通常会敌视传统秩序的可能颠覆者,因此教民以上流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穷人、劳动者)和社会边缘群体(无业游民和各种 “痞子”)为主,这并不难理解。
在一些记载中他们与别人的冲突甚至有点像 1950 年代的 “穷人斗争” 叙事:如 1900 年 3 月河北清苑教民王洛敏为东家张洛第 “锔锅”、“钉火镰” 而张 “不给工钱”,导致王上门“坐索、口角”,其他教民赶来相帮,遂发展为一场民教冲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 2 辑,93-96 页)又如更早时四川一女教民、佃户戴高氏“骗赖” 了地主张洪彦两年租谷不交,还要索回从前所交的押租银,而据说在教会干预下县官居然判准,等等。
因此时人称教民中常有 “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交公庭,抗不完纳” 等“恶行”(李东源《传教论》,转引自《光明日报》2000 年 09 月 29 日评论员文章《“庚子教难”初探》)。当然这些事连同男女关系上的不尊礼教、对迎神赛会、团练保甲、宗族祠堂等等后来被称为 “神权、族权、夫权” 的传统事务的不敬等等,都被当时的上流社会视为痞子、无赖行为。
不过看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知道,对这些 “痞子” 行为的指责远不只庚子时才有,更不是只针对 “教民” 的。而在这些方面,20 世纪的 “农民革命” 继承的究竟是 “教民” 的传统,还是 “团民” 的传统,实在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石头剪刀布,百姓洋人官”:义和团只是 “民教冲突” 的产物?
显然,教民入教不仅仅是为信仰。不过无论是为信仰还是为权益,本身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就可能要么别人欺负你,要么你欺负别人,阿 Q 革命成功变成赵太爷,如此反复循环。随着晚清国势衰弱,列强步步进逼,从国际关系中的强势者,通过帝国主义行为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又成为社会上的强势者。教会以列强的政治势力为后盾来传教,就可能走向信仰自由的反面了。
传统吏治腐败司法不公,弱者没有靠山会被欺负,但有强势教会做了靠山,就有可能扮演强者的角色去欺负别人了。同时所谓痞子,既是上流社会对底层抗争的一种蔑称(类同于 “刁民”),也不能否认流氓无赖确实在底层社会存在着,他们平时被社会边缘化,一旦得势成为“权痞”,确实可能比传统的“权贵” 表现还恶劣。
对于晚清各地多发的教案,如今有谴责 “排外” 和肯定 “反侵略” 两种对立观点。实际上恐怕不能一概而论。
随着晚清列强势力的增加,我们看到教案出现了类型上的演变:早期教案如 “西林教案”,多是官府主动镇压传教士,带有较多的传统统治者排斥异端的色彩。但是到了晚期,“石头剪刀布,百姓洋人官” 的局面形成,民间社会挑战教堂、而官府畏列强之势出来保护教堂、弹压百姓的案例(如巨野教案)越来越多。
虽然即使晚期教案也不是只有这一种类型,但显然它与一些教堂(以及教民)以列强的权势为后盾行为不公、并招致中国民众的反感有关,不能说教堂完全是无辜的。
不过,仅仅这个因素是不足以造成 “庚子之祸” 那样的大乱的。因为晚清的几个因素使 “教民特权” 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如果要说依靠政治势力强行传教,那么清末的基督教会无论如何不可能像太平天国走得那么远。晚清官府再屈服于列强,也仍然是个 “儒表法里” 的朝廷,不可能变成太平天国那样的神权国家,不可能像天朝那样“罢黜百家独尊耶教”。晚清教会再得势,也做不到“焚书坑儒”,像洪秀全那样对儒家进行异端审判,或者像洪那样去打砸 “偶像” 庙宇。19-20 世纪之交的西方列强自己都已政教分离,更不可能像 16 世纪西班牙人征服拉美那样去强制传教。当时的在华教会至少在形式上也承认信仰自由,只能 “诱人” 入教而不能逼人入教,其 “文化特权” 是有限的。第二,晚清教会的新信仰、新观念与教民作为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对传统秩序、主流社会的冲击,无论如何也达不到 “革命” 的程度。纵使底层教民靠着教会撑腰,对上流社会表现出不敬,也不是教会传教的本意。教民可能不交迎神赛会份钱、不尽团练保甲义务、不参加宗族祠堂活动,并因此招致反感,但他们不像过去的天朝和后来的 “农会”,并没有能力去禁止别人从事上述活动,由此造成你死我活的冲突是不合逻辑的。第三,晚清教民中的确有借着官府对列强的畏惧而狐假虎威的“权痞” 行为,就个案而言,有的行为可能比 “权贵” 还恶劣,但就整体而言,教民 “权痞” 之害只是 “权贵” 之害的一个投影。晚清官府本来不把草民当回事,但 “在教” 的百姓“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于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出见。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见腾讯网:《转型中国第 08 期:晚清教案:勿轻言乡民非理性》)
说实话,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官府拿百姓当回事绝非坏事。但只拿你当回事,对其他百姓就构成了不公,倘若你因此自以为成了回事而对其他百姓也傲慢无礼起来,那不是找抽吗?不过对这种现象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一种态度是:你本来就草民一个,居然把自己当回事,该抽,抽了你大家都乖乖当草民就好了。另一种态度是:凭什么只有你才是回事,我们就不是?官家必须把我们都当回事,否则咱们就抽他。但是,后一种态度直到辛亥时才比较普遍。而在庚子年间,百姓往往只知道(或者说官府只让他们知道)前一种态度。就以当时最遭人反感的教会 “包揽词讼” 过问司法而言,本来在 “衙门八字开,无权无钱莫进来” 的背景下,教会对弱势教民(如佃户戴高氏、雇工王洛敏之类)进行 “法律援助” 不能说就是坏事,当然可以指责他们何以只援助教民,不过普遍援助恐怕谁也做不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整个司法体系还是那么腐败、不公,那么得到教会援助的人对其他人而言就等于拥有了司法特权,容易造成恶果。但这里我们仍然面临同样的难题:是让所有人都成为司法腐败的牺牲品而置之不理,还是改革司法体制实行公平法治,让所有人都得到正义?对此,辛亥时人们普遍的回答,同样与庚子时不同。事实上,如果司法本身是公正的,教会的 “法律援助” 不会造成问题,如果司法本身不公正,谁有权势就偏向谁,那么教会势力与其他权贵势力干预司法的恶果是一样的。当时教会只能 “包揽词讼” 帮教民打官司,而不能私设公堂,像中世纪西方教会那样拥有相当程度的司法权。因此关键还在于当时的司法体制本身的腐败。更何况教会涉足词讼也只是天主教会的特点,新教教会一般不这么干。总之,对于晚清社会上的 “反教” 风潮,教会与教民方面是有责任的,不能仅仅责备中国人 “排外”。但是当时的“民教矛盾” 并没有今天一些著述渲染的那么严重。晚清的 “教案” 尽管有增多的趋势,但直到 “己亥建储” 时都远没有达到失控的程度,更不必然导致社会爆炸。而 1899 年以后 “民教冲突” 突然失控,很快变成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一场社会爆炸,其实另有原因。第八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 “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下)关于义和团的“爱国” 与“愚昧”过去一般著述谈到义和团,都视为晚清社会上 “反洋教” 斗争形成的最高潮。但从辛亥时起,一直有人认为庚子拳民的 “奉旨造反” 是另有主因的。近年来这种声音逐渐成了主流。例如最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集体大工程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个叙事就不像过去那样前面大讲一通反洋教运动,从西林教案、天津教案、巨野教案一直带出义和团,而是从庚子前一年的 “己亥建储” 讲起,把戊戌政变、己亥建储、庚子国难、辛丑国耻清楚地连接成一个逻辑因果链。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镇压了康梁改革派,为了防止后者东山再起,慈禧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因而明确地干涉清朝的内政,阻止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 “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 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4 卷,365 页)这就导致了 “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以往对义和团有两个基本评价:赞赏的说它是“反帝” 的“爱国主义”壮举,厌恶的说它 “愚昧”、“迷信”、“盲目排外”。但就我看到的有限资料而言,我对两者都颇有疑问。说到“反帝”,义和团究竟消灭过几个“洋兵”?不管是进攻被围的使馆区与教堂,还是阻击进攻的八国联军,史料中记载的列强军人伤亡量之少不说,仅有的伤亡还基本都是清朝官军的战果。尽管许多今人著述笼统地宣传义和团“英勇抗击” 洋鬼子,史料中也确实有大批团民死于洋鬼子炮火下的记载,但是除了 1900 年 5 月 18 日廊坊车站义和团与联军作战中击毙 4 名意大利兵(见《庚子中外战纪》)外,实际并无一条义和团歼敌的具体材料。相反,初期团民战而不效,中期以后则普遍避战怯战的记载却很多。见于敌方的如“环绕予等之外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于清方者,如“日以仇教为名四出抢掠,并不以攻打洋兵为心”,“交战之先约彼相助,乃借口时尚未至,或云日干不利,任意推诿,已非一次。即至进战,…… 义和团已不知去向”,“其素称为团首者,迄今多日,终未见来。逃遁无踪,无从再为整顿”。(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59 年,上册 366 页)今人的研究也指出:“义和团与联军的正面冲突并不多。”(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4 卷,417 页)如后所言,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苛责团民,清廷对之也实在不仁不义。但无论如何,义和团的战绩并不足称道。非军人的洋教士,义和团倒是杀了一些,不同的记载大约就是两百来人吧。而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 以上都是中国人,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即所谓 “教民”,乃至疑似教民。其数按教会方面的说法,仅计教民就有两万三千多人(季理斐、任廷旭:《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本),而按其他史料的说法,仅在“奉旨造反” 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这是包括疑似教民的冤死者。义和团高潮时,进京团民据说达十数万乃至数十万,但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他们似乎都一哄而散,既没见激烈抵抗,甚至也没见来不及逃走大量遇难如后来抗战时的 “南京大屠杀” 的。都说清廷“卖国”,可是在这场灾难中,清军官兵反侵略而阵亡、自杀、英勇就义的真是不少,仅督师统帅和提督、总兵、统领、副将等高级将领就有李秉衡、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李大川、凤翔、保全、承顺、崇玉等一大批,几乎每战必有死将。真正要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抵御外侮的英雄精神的,应该是他们。可是 “爱国” 的义和团呢?阵亡的团民自是不少,可那些大师兄、大师姐(指红灯照)和 “老师” 们,如张德成、曹福田、林黑儿、阎书勤、赵三多、李来中、李长水、郝殿军、任济复、姜晋华、李昆、胡兰生、杨寿臣、刘呈祥、应天禄、李七、韩以礼、王德成、张鸿、陶洛五、刘喜禄、张海等留下姓名的上百人,或者遁去不知所终,或者事后被搜捕杀害,或者根本就是洋人入侵前在国内冲突中死亡,竟没有一个是在与洋人对抗中阵亡或失败自杀的!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 “愚昧” 了。义和团 “愚昧” 吗?“迷信”吗?“盲目”吗?我看也未必。一般团民难免有愚昧的,但是那些大师兄们没一个阵亡,是他们真的 “刀枪不入”?如果是,他们怎么没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真的“迷信” 这一套吗?如果 “迷信” 刀枪不入而实践之,他们又何以不死呢?还是他们根本就猴精猴精,“迷信”云云本来就是装的,他们根本就不会一试?请看当时的记载:团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传言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人多信之。有观其后者,归语人曰,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佚名:《天津一月记》)多么精明的 “老师”“师兄”,谁说他们“愚昧”?在这一点上义和团与太平天国还真是不同:太平天国还真是“迷信”,天朝将士包括重要将帅,虔信“天父”、慷慨“升天” 者也几乎每战必有:从起义之初阵亡的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直到 1868 年太平军余部在广东最后一战中重伤而死的统帅汪海洋。可是义和团运动中就看不到这种情景。庚子事件中的许多场景,凭 “愚昧” 说、“迷信”说是没法解释的。就说那西什库教堂吧,40 个洋兵守着,数万义和团与清军从 6 月到 8 月围攻两个多月之久,竟然打不下来!而且与围攻使馆区不同,对使馆的围攻,慈禧是半真半假,暗中要 “保护” 的。对教堂就没有这一说。非武装的教堂烧了不知多少,围攻西什库自然也是真的。而那时又没有机枪,40 杆单响枪有多大火力?要论洋枪,外面的围攻者比这多得多呀。再说西什库的周边环境,既没隔着河沟,又没隔着大广场,假如真的 “迷信” 刀枪不入,就凭着一股 “愚昧” 从街对面一冲锋,前仆后继牺牲一批,也就冲过去了,怎么会两个多月愣是冲不过去?当年英国鬼子戈登在中国号称 “常胜军”,到了非洲的苏丹,碰上不要命的“愚昧” 穆斯林马赫迪兵,脑袋不也就丢了?说实话,还就是并不 “愚昧” 的围攻者,才造就了如此景观:守者枪一响,攻者如鸟兽散,“迷信”者倒下一些,可惜有前仆而无后继,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大师兄们都既不迷信,也不愚昧!如是反复,西什库能够坚持到底也就不足怪了。义和团 “反西化”:又一次“文化” 灾难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 “忽然团民” 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 “其众不下十数万”(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59 年,上册 187 页),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 1978 年,30 页)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 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 “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 得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慈禧只是在朝廷上 “内部传达” 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 “反帝” 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 “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同样“理性” 的老佛爷与 “大师兄” 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 “传统”,从“阶级观点” 看也是教民更具 “贫下中农” 色彩,间或有 “发洋财” 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 “贫下中农” 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 “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当朝廷“主剿” 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反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 “反骨” 来。其实中国朝廷镇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压异端完全不同。在中国 “民间组织资源” 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 “自组织” 机制本身就是 “秦制” 所不容的。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 “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们为“义民” 的那段 “蜜月” 里,官军与 “神团” 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 “神团” 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 “并肩战斗”。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改革以前研究者回避这些基本事实,愣说都是义和团在抵抗侵略者,清军只有少数“爱国” 官兵受义和团的感召,不顾 “卖国” 政府的阻挠 “也参加了” 抵抗。现在事实渐明:根本不是这样。而多数论者都认可抗洋兵是功,滥杀教民是过,既然前者主要是官军所干,后者几乎皆神团所为,所以如今认为 “拳匪” 比官军可恨,或官军比拳匪可爱的舆论颇盛。其实这也不很公平。因为直接下手滥杀教民的虽然确实主要是义和团,但是老佛爷的指使、纵容和幕后支持岂可忽视?而后来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团民作替罪羊,反过来滥杀团民以献媚于列强。不仁不义心狠手辣,莫此为甚!前面说过,清军将帅抗敌牺牲者不少,而义和团的首领们几乎没有一个。但是反过来,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死于非命的,几乎都是死在官军官府之手。如果说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大量普通团民乃至疑似团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杀(比被八国联军杀的多得多)又该怎么说呢?官军杀洋兵是比义和团有为,但他们杀的无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吧。所以,尽管具体的每件功罪都应该详加考证各有所归,但总体来讲官军与团民哪个该褒哪个该贬,确实不好说。我们只能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 “反西化” 大潮。那么,如此激烈 “反西化” 的义和团运动对于弘扬中国文化起了什么作用?哪怕就是 “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丝一毫的支持吗?义和团请来各种“神仙”,从太上老君、黄连圣母、伏魔大帝、洪钧道人、孙悟空猪八戒、吕洞宾铁拐李、关公赵子龙直到“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可谓有奶便是娘,但凡“传统” 中有的神灵都想到了,可就是从来没提孔孟,更没人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满口怪力乱神,噤声道德文章”就是这个运动的特点。“文革”时有人把义和团列入 “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孔斗争” 之列,也不是空穴来风。义和团 “反西化” 却不尊儒,不过一出 “荆轲颂秦王” 的活剧而已。显然,对于许多高度世俗化的传统国人而言,他们 “迷” 则有之,“信”则未必;在信仰方面是临时抱佛脚,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谓 “终极关怀” 式的宗教精神。这样的好处是这种 “世俗理性” 特别适应市场经济,这一点在改革时代就体现得很精彩,坏处则是谭嗣同所说的那种 “乡愿” 之弊。就个人算计而言,他们每个人都是猴精猴精的 “理性经济人”,一点都不“愚昧”,但作为整体,他们在专制体制下却经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于是,从“金田起义” 到“庚子国难”,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 “大拐弯”。同样以专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 扫除基督教,实现 “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 强加于中国人,而老佛爷慈禧则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文化资源”一西一中,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却如出一辙。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者同样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两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并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为 “妖书” 而禁绝,“神团”则恰恰以怪力乱神的妖言来排斥孔孟之道。这样看来,现代文明与孔孟之道在这两场灾难中与其说是敌人,倒不如更像难兄难弟了。联系到后来的一个时期天朝与神团都被当作两大 “高潮” 而捧上云霄,而当时恰恰也是 “西方的” 宪政法治与孔孟的传统道德两者都扫地以尽的年代,岂不令人深思?
不是对与错的划分,简而言之,落后于时代
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恐怖组织,其影响力远胜当今 ISIS
他们可以因为人用了根火柴就先砍他头颅,再抢他家,奸杀他老婆和女儿
更可悲的是:历史课本上往往不提这些,而将其歌颂为人民反帝反侵略的民族运动
真相往往更简单:这就是一群被压迫惯了,疯狂报复社会的禽兽
一句话:中世纪神棍战士
教会的中华殉道诸圣中不少就是死于拳匪之乱。
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给你篇我的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历史中有很多看似是巧合的巧合,其中有偶然也有必然,看似同样的一群人,一面可以是天使,一面也可以是魔鬼,这一切的一切还要从太平天国说起。
“天国” 与 “天兵”
太平天国之所以叫 “天国”,是因为天王洪秀全是想建立起一个基督教所中说的 “天上的国”。在那里藉由天父的荫蔽,实现 “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人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的人间乐园。就像圣经里讲的,“未来有朝一日我将降临,审判的生者和死者。所有的义人,仰慕天主的人,都将永久的伴随天父,升到的那个快乐、幸福、无忧无虑的 “天国” 之中。”
说起洪秀全其人,传统上我们都把他当成是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领袖,然而细细看去,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洪秀全年青时曾投身科举,希望能为国家效力。然屡试科考不中,后来便心灰意冷。现实是残酷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时一没人脉,二没金脉的他虽几经努力却并没有找到什么成就事业的机会,当 1837 年他再次落榜从广州回到家中之后,在贫穷和情绪的打击之下就病倒了。但恰恰在病中,他听到了主的声音,感受到了主的召教,从此一切便不同了。
据说当时他昏迷了 40 天有余,在梦中他见一位身着白衣的老人,来开示他说:“奉上天的旨意,命你到人间来斩妖除魔。” 随后洪秀全想起了以前在广州应试时收到的基督徒的**《劝世良言》**一书,结合此书他觉得自己感受到了天主的召教。从此,他便认识了基督圣教,认识了福音,更认识了主。
他把书中内容与自己大病时的幻觉对比,自认为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并自认是上帝的幼子,耶稣的幼弟,称上帝耶和华为 “天父”,称耶稣为 “天兄”,一气抛开了孔孟之书,把家里的孔子牌位换成了上帝的牌位。在那以后洪秀全便开始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并成立了 “拜上帝会”。
洪秀全说**:“人心太坏,政治腐败,天下将有大灾大难,唯信仰上帝入教者可以免难。入教之人,无论男女尊贵一律平等,男曰兄弟,女曰姊妹。”洪秀全 “拜上帝会” 还模仿梅瑟在西乃山与上帝的盟约,也就是 “梅瑟十诫”(摩西十诫),颁布了太平天国十诫叫十款 “天条”。后来洪秀全一度回到广州,在传教士罗孝全的礼拜堂学习,甚至一度要求领洗,但被神父以对教义的认识不够婉拒了,随后他便怀着信仰回到广西基层传教,期间因官府弹压多次与当地官府发生冲突。忍无可忍之下,洪秀全决定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召集众信友于广西金田村,举起反清义旗,誓言共同消灭 “清妖”,建立 “天国”。**
由此观之,洪秀全的起义,不得不说和他浓厚的宗教情结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从他在起义前和起义成功之后的种种言行都不难看出,也得到了越来越多近代史专家学者的认同。
问题来了,即便洪秀全一个人是如此,勉强算他身边的几位东西南北王也都有这般信仰,那其他人呢?他手下那几十万的 “天兵” 大都是来自中国传统的乡村里、田垄间的普通失地农民,难道他们也都有如洪秀全般心里怀揣着上帝和天国的梦想?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实当时的中国传教士的数量很少,而且多集中于相对发达地区,影响力有限。用来传播教理、教义的书籍和宣传刊物,基本也仅在部分像上海、香港等沿海开放地区才能见到,更不消说当时中国民众的识字率只有个位数,通过这些书籍、刊物来接触基督信仰也就更加困难。而跟随洪秀全起义的人大多是底层农民出身,其中识字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队伍中大多数人起义之前是既没机会、也没条件深入的接触和理解基督教,最多也就知道一点所谓的 “宣传口号” 罢了,更不用说有多么虔诚的基督信仰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冒着杀头的危险,死心塌地跟随洪秀全去创建天国呢?
答案是:为了生存,为了有一条出路。话说此时大清已经百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了,社会相对稳定。因为 “添丁永不加赋” 等税收政策,和像土豆、玉米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以及大规模种植使得中国这片土地上能承载的人口大大增加,超过了盛唐时的五千万,在晚清时居然膨胀到了空前的近四个亿。但问题是可耕地面积却没有怎么增加,再加上当时的政治腐败、卖官鬻爵、土地兼并加剧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底层农民生活十分艰难,失地流民大幅增加,他们越发地难以生存下去,所以此时在一些人眼里,造反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活路。
其实回望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中国进城的农民,也不过是为了能更好地生活下去而已,因为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地区的基本生活实在也是差强人意,人们也同样急需改变,所以就逃离了农村,进城务工也就是成为当时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唯一出路。话说回来,彼时那些盲从的大众,就为了这朴素的目的变成了 “天兵”,信从了 “天主”,跟随了 “天王”,创建了 “天国”。他们的目的本无可厚非,但这样的情景确实令人啼笑皆非——**为了基本的物质层面的东西,一个个呐喊着口号,把自己变成了高尚的 “信仰者。**这就是 “虔诚” 的天王洪秀全和他手下投奔而来的 “天兵” 们的基本情况。
时过境迁,短短十几年后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下去。这些 “天兵” 们或死或伤,活下来的也大都退回到了历史的角落里,直到下一场运动的到来。
“神助拳” 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是清末一场大规模的暴力排外运动,其被统治者加以利用后,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是近代中华民族遭受的一次深重的灾难。
义和团发源于山东。1897 年,山东冠县梨园屯村民与该地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自命不凡的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邀请前往 “援助”(说白了其实就是去参与械斗)。后来这个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也就是后来说的义和团。再后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毁教堂、杀教民、诛洋人等一出出的历史闹剧,直到当街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引发了西方世界舆论哗然。旋即拳民们又开始攻击使馆,包围西什库教堂,将战事扩大,于是各国出兵,组成联军,杀进了北京城。最终以清廷以签订辛丑条约,赔款洋人 4 亿两白银而告终。
以下是一张义和团在山东的 “揭帖”,我们让我们对义和团的性质了解一二:
山东孔圣人、张天师传见,见者速传!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
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俱发蓝。
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
挑铁道,拔线杆,海中去翻火轮船;
大德国,心胆寒,美英俄法哭连连;
洋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靖江山。
这就是整个事件的大概经过。仔细看你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那就是同样身份、背景的,当年参与太平天国运动的那些盲从的乡民们,再一次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方。但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不再以 “上帝信徒” 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毁教堂和杀教民的 “拳民” 身份出现了,这不得不让人感慨 : 都是中国晚清的普通乡民,身份和文化背景、所处环境几乎全都一样,为什么在几十年前他们还是以基督教和上帝的信徒自居,誓要消灭 “清妖”,建立“天国”。怎么短短几十年过去,他们变得杀气腾腾地叫嚣着“洋鬼子,全杀尽”,转而去“扶清灭洋” 了?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大都是没有理想,也没有真正 “主义” 的人**。虽然各个时代喊得口号不一样了,但本质区别不大,他们就像一张白纸,凭着本能生活——这本能就是怎样对自己更有利,能让自己活得更好。**他们终生所费心思考的也无非是自己怎样比别人能够得到更多物质的享乐——怎么比同村的张二狗多出几亩地,多出几头牛,多出些银钱买酒,再多个娇妻美妾,仅此而已。为了得到这些,再毁坏些庄稼,再杀伤些人命也在所不惜——只要那些东西、那些人不是自己的。**这就是过去帝国统治下一个典型普通乡民的思维,**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是他们天然所不具备的东西,国家也好,旁人也罢,是好是坏都是皇帝老儿的事,与我何干?
乡民们的追求固然有它的可取之处,也有一定的道理,更往往为当政者所看重或者加以利用,但有一点不得不说**:“无知且冲动,理盲又滥情”** 长远来看,其来所带来的恶果肯定远比利益要多得多。国家不需要”盲目的乡民 “,而需要” 理性的公民 “。“理性的公民” 才是国家的繁荣之源、民主之基。而 “盲目的乡民”有时的确能够改变历史进程,但是他们永远也无法引领人类进步。
——转自我的知乎专栏【青青文史】
不對是因爲他們打輸了
义和团最大的不对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知识,他们只是一群农民,一群被压迫却不知道为何被压迫,便直观地觉得是洋人二毛子的错的农民。
评论里的众多冷嘲热讽的评论唯一对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智商超群,“看,那些愚昧的人”,然后哈哈大笑着嘲笑那些 “愚昧” 的农民。
哈,不知道谁更高尚
下面是以前的答案,现在有更多的一些认识吧。底层人民确实愚昧,但搞这些也是被逼着没办法了。清廷上层倒是有知识有地位,可上杆子卖国。对义和团运动的理解、鄙视、同情或许并不矛盾。
和 ISIS 一样,不对,比 ISIS 差远了。哪怕以杀外国人为爱国、正义的标准,他们也不是啊。他们连信教的国人算上一共杀了多少外国人,杀了多少中国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关键还那么蠢,~ 至于后面引发的后果都不好意思说了。另外义和团可是痛恨一切洋东西的,那些为义和团洗地的,看看你自己身上,你能有命活?
以现在的标准,那个年代就没有 “对的” 人和组织。
动力对不对就不说了
就结果而言,无端造成庚子国难,这地没得洗
他们一家一家地把房子点着了,黑暗中火光冲天。
房子里的男人们已经逃走了,只剩下了女人和孩子,在冲天的火光中,传出了凄惨的哭喊声。有女人冲出火海。他们毫不留情地用刀剖开她的肚子,再几个人拽胳膊拽腿把她扔回大火中。
这是 1900 年 6 月 4 日晚上发生在保定附近的张登镇的真实事件。那些杀人放火的人就是一直被歌颂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主角——义和团员,而被杀死烧死的人则是义和团运动的主攻目标,中国信仰基督教的教民。那天晚上,勇敢无畏的义和团员们接连烧杀了张登镇几十户教民。
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一共有 2 万 3 千多中国教民被杀害,许多人是老人、妇女和孩子,还有教会收养的孤儿。
义和团的暴行是在满清政府的纵容鼓励下干的,而义和团也向这个腐朽的专制政府献上了忠心,他们打的旗号就是 “扶清灭洋”。但是义和团灭洋人不灵,杀自己的同胞有本事。义和团运动中一共只杀了 4 百多个洋人,绝大多数是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还有几个建铁路的工程师,而这些功劳还不能都记在义和团的帐上,因为一半多的洋人是被官府杀的。
二
义和团杀害教民最大的惨案发生在河北景州的朱家河教堂。那是震惊世界的惨案,只是我们自己的民族记忆在这样的事情上容易或故意忘却,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此案。
1900 年 7 月,在发生了一系列 **** 教民的事件后,景州周围七八个县的惶恐无措的教民们两手空空地逃到朱家河教堂避难,一个小小的村子涌进了三千多人。
7 月 17 日,英勇无畏的两千多义和团和两千多清军士兵包围了朱家河村。清军士兵是被景州城里的蔡氏兄弟忽悠来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秀才,一个是举人,他们告诉路过景州的清军指挥官陈泽霖,说朱家河教堂是汉奸聚集地,请求陈派兵攻打。
义和团和官兵们向 “汉奸” 发起了英勇的进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爱国主义义士们枪击刀砍奋勇无比,他们先把教堂外的教民们杀光,再点燃浇了油的席子,扔进教堂,把教堂里的人烧死熏死。也有从大火中逃出来的人,也有从教堂楼上的窗户跳下来的人,他们没有烧死摔死,也大都被杀害。到 7 月 20 日,**** 结束,一共有 2500 人遇难,只有 500 人逃生。
清军指挥官陈泽霖在现场发现被杀死的大都是妇幼老弱,哪里来的汉奸,外国人也只有 2 个,他非常气愤,拒绝了义和团请他帮助攻打下一个教堂的要求。
朱家河教堂里的两个外国神甫在生死关头表现出了高尚的精神。本来,在义和团攻打的前一天晚上,教民们劝他俩趁黑夜逃走,但他俩坚持要与教徒们在一起。在室外枪声杀声不断的最后时刻,教徒们做着祷告,无奈但从容地面对死亡。
这场中国人 **** 无辜中国平民的震惊世界的惨案,我们每一个后来者都应当铭记在心,但是,喂养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义和团杀死的都是汉奸,二毛子,是民族的敌人,是为非作歹十恶不赦的坏人。义和团是民族的英雄,他们是为民除害,为祖国除害。果真是这样吗?
三
中国的教民,也就是那些信仰基督教的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信仰了洋教,为什么会惹来了杀身之祸。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的 1582 年,就有西方的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利玛窦在那一年来到了中国。传教士早期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收获不大,到了清朝初年,又被雍正皇帝禁止了。他对外国传教士说,我知道你们的宗教是劝人行善的,不是什么坏事,但是我的大清子民入了你们的教,就听你们的上帝的话了,那我的话他们还听吗?他们如果不听,我还怎么治理国家。雍正的这一番话,把道理讲透了。为了维护执政地位,即使是劝人为善的教也不准信。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合法了,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和新教的洋教士来到中国传教。
洋教士最开始把传教对象瞄准知识精英,但碰了钉子。中国五千年文化培养的知识精英都是最自信的人,哪里瞧得上蛮夷的邪教。于是,洋教士们调整了策略,把目标锁定在底层老百姓身上。其实基督教在西方最开始也是在穷人中传播的,后来才被上流社会接受。
向底层老百姓传教,仅仅靠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的传教士宣讲上帝的福音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教会的主要办法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
新教教会的办法主要是办医院、办孤儿院和赈灾等,但不是很灵。那时中国人根本不信西医,只有极少数快死了的人,在中医没有辙的情况下,才送去看西医,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办孤儿院对中国人更没有吸引力,中国人命不值钱,孩子说卖就卖说扔就扔,没有人会因为你收养了孤儿就认定你善,随你信教,没准还怀疑你收养孤儿是为了吃小孩脑髓呢。唯有赈灾救助还起些作用,一些被救助的灾民入了新教。
天主教会的切入点比较切合实际,他们除了做新教做的那些善事外,还增加了一项,就是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天主教的传教士发现,中国的官吏极其腐败,司法极其不公,办案手段野蛮愚昧,没有钱没有势力的老百姓冤屈太多。于是,天主教教会就常常帮助教民打官司。老百姓发现信上帝可能不受欺负了,于是信教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所以,天主教教徒比新教教徒要多好多倍。
19 世纪的中国是极其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敢于信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遭到同村人的歧视、辱骂和孤立。有的村子不准教民用井水,有的私塾老师不教教民的孩子。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的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教民还要加入教会呢?信教的教民大多数是贫穷百姓,是最弱势的群体,加入了教会遇到了难处有人帮有人管,这是最大的吸引力。由于弱势,才找依靠,官府靠不住,只好去信教。
几十年来,我们的宣传一直把这些早期信教的教民,其中老人妇女占了很大比重的弱势群体定义为汉奸走狗卖国贼二鬼子,说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这是对这些可怜的无助的穷苦百姓的诬蔑。说他们是汉奸卖国贼,那么,谁能指出他们究竟做过什么卖国勾当,究竟怎样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写到这里,问题很清楚了,义和团杀害的 2 万多教民,既不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也不是横行乡里的恶霸凶徒,他们大多数是最底层最无助的人,他们信教本来是为了保护自己,没想到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义和团打出反帝旗号,在历史上自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应承认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是不折不扣的暴行。
对于这种组织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
1900 年,庚子之变,义和团包围使馆,为了对付洋人的大炮,组织了一帮妓女脱光衣服,把阴部对准大炮,美其名曰 “阴门阵”。
这种阵法对洋人效果我不清楚,倒是义和团一经受挫后便开始溃退,甚至四处焚掠。
上街反日游行,顺道砸车的那些人,放到清朝就是义和团。
不过他们比义和团怂一点,
义和团没问题…
有问题的是那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分不清主次矛盾。
打着爱国旗号的流氓就不是流氓了?
反对洋人无可厚非,但是你他么的上来杀的中国人比洋人多是怎么回事?
各位义和团粉们,是不是我打着抗日的旗号强奸你老婆我就不犯法了?
我喊着要抵制日货,然后把你的本田开回我家是不是我精神上还是高尚的?
我喊着要反对日本,是不是就可以把你眼睛挖了,手剁了?你问为什么,谁让你看岛国片的?
万一哪天美国侵略中国了,我喊着要抗击美国,先杀了一个美国人,再把你全家杀光。你问为什么?你全家都学过英语啊。是不是我还是英勇的抗美战士啊?
义和团粉的逻辑就是:我给你两个选项,要么我抗击洋人,同时杀更多的中国人。要么我就不抗击。
你他么就不能给我第三个选项啊。你抗击洋人的同时不杀中国人能死啊?
念咒语真的能消业障吗?遗传记忆基因发生突变才可以彻底改变业力 语言文明体系传承是灵魂与业力的传承
爵士猫刚刚
所谓念咒语,就是可以改变你的意念与大脑神经体系,改变人的认知,从而可以改变人的阿赖耶识。但是阿赖耶识的改变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修行佛法本身就是改变人的认知体系从而改变人的大脑结构。
此种改变,不是人的一世代就可以达成,需历经多世代的改变,使你的遗传记忆与基因发生突变,才可以彻底的改变业力。
经过多代的遗传与投胎轮回,【那个你早就不是你了】。用遗传学的基因说,你可以很容易的明白【业力】就是遗传基因与轮回投胎,阿赖耶识就是一个种群与个人的基因构造,阿赖耶识今世的现行就是你的大脑的认知神经体系与你的意识、灵命。
所以佛说的【无我】这是从人的不断地阿赖耶识的转变与基因的突变而说。佛说的【业力】是从人类个体有一个稳定的基因遗传构造而言。人的语言体系、人的文明传承,就是人的灵魂与业力的传承。业力要如此解答,就更加符合现代人的认知概念。
观 X 者网的 intended audience.
妖魔鬼怪兴风作浪很正常,也就只是欺压一些普通人而已。
义和团对不对,打倒地主对不对,法国大革命对不对,中央计划型经济对不对……
对不对,应不应该?不知道。这些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多了解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运作、历史社会背景,恐怕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周五接到一个理财电话。
大概起底了下。
这家理财公司被南方系起底了。估计南方系还是抨击中国制度。不过就这种事南方系真没做错。
左派的环球倒是给这家理财公司洗地了。以为这家理财公司骗来的钱投资了几部伟光正的影视纪录片。
。。。
有人说这家公司今年倒闭。
倒闭不倒闭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要是哪家理财公司的负责人被起诉了,要是被判死刑。南方系估计要鼓吹人权,废除死刑了。
而左派要说死刑不可废了。
我就说一句话。想起那个骗子不能死的,想想那些因为这个骗子,死了,疯了的人。
其次就是当官的事老虎苍蝇一起打。
那么这个骗子公司被查封的时候,除了负责人,那些借助这个平台赚钱的业务员就放了嘛。本着富贵险中求的业务员应该自己就是骗人钱了吧,还骗人,也真心该抓起来再教育教育吧。
。。。
义和团可能就是看上去做了点正事。实际上可能也就是一个骗子。
因为他们杀中国人比洋人杀中国人都在行,时任山东巡抚的袁公是在用科学的方法反封建反迷信。
拥立大清的朴素愿望,近代历史的《神拳考》
1. 天灾孕育邪神
梅花拳兴盛源于一场旱灾,民众对于旱灾与苦难的极端仇恨,发泄在与村庄存在土地争端的教堂教民上。席卷全国的运动,起源于天灾,激化于农地争端,兴盛于攻击铁路等威胁传统团体的新技术。
割地狂潮激起了普遍排外的民族情绪,但是从 “神助拳” 开始,原因不再重要,对苦难的愤懑和对前景的悲观占据支配地位。神在众口相传中出现,人间的一切不满被提升到超自然话语体系中,所有的具体解释被宏大叙事扭曲。没有 “神” 的出现,大规模群众运动根本不可能实现。
2. 给你一次伟大的机会
初始团民的多是小孩,通过简单易学的神降仪式,人就成了神的载体。然而团民手里并没有一份神祇的清单,神的来源与底层文化密切相关,带有排斥外来宗教的鲜明色彩。义和团给了底层民众一次突然变伟大的机会,只要神降,信徒就成了被崇拜者。这种伟大的机会,俘获了一个个人的精神。
集体与极端一结合,绘本传奇故事便降临人间。由集体创作的话语体系,在多元庞杂的同时也争得了最多人参与。组织和领袖在这场运动里没有意义,只有口中的 “神” 与胸中激荡的“神的好恶”,把散落的各个团体聚合在一起。如果这魔幻故事发生在今天,说不定也有战狼、鸿蒙、方舟神降到他们之中。
3. 打打嘴炮即起刀兵
神拳的战斗主战场在人的内心。团民深信个人渺小而无意义,因此神下台参战才是说书故事的核心。运动的扩大助长信心,而狂热的信心可以让无关的一阵风、一场雨、一次火灾成为胜利的征兆。这与他们宣扬的至少有一点一致,胜利与战斗发生在存在神的那个世界里。
团民也不自认参加的是暴力组织,**他们反抗的是外来种种和压迫他们的官员,只拥护产生这两者的制度。**随着他们进入京津,社会舞台上最重要的位置就由朝廷让位了。随着清朝顶层被挟持,基层组织瘫痪,祭神坛口取代了衙门,代表神的团民成了行走人间的权威。毕竟与洋人的战争中,绝望的市民与官员,都把希望寄托给了口口相传的神和处处显灵的法术。
4. 杀人证道
团民杀人,朝廷公开表态支持,不难想象,屠杀教民扩大到无力反抗的百姓,抵御外来直至火烧民宅商铺了。既然杀人是神鬼之间的战争,凌迟、剖心、割乳、车裂这些令人发指的虐杀手段不过是附身神明的旨意了。话语体系里的神,口口相传的神,在这一瞬间不仅仅满足于成为臆想世界里的存在,它也要决断人间的事务,审判现实世界的善恶。开坛焚黄纸,纸灰不飞,当街砍头诛鬼。沿河浮尸众多,曝尸荒野不计其数。
审判的形式简化为烧黄纸、认十字,屠杀对象便越来越不明确。神或许是真的信仰,或许只是集体杀戮的借口。在屠杀妇孺这种内心无力承担的行为里,手染鲜血的除了神只剩集体,个人无需担忧道德与理性成为挥刀的阻碍。
5. 为了净化这个世间
砸毁洋货,也滥杀洋货的销售者和使用者,当神拳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出现时,它要消灭的是代表其他所有文化的一切。盲目排外不具备任何文化价值,除了暴力消灭,它甚至没有文化冲突的内涵意义。“洋” 这个字成了一种语言上的禁忌,这种忌讳扩展到不饮茶、不吃荤腥、色彩选择等其他领域,用以维系团体凝聚力量。
在团民看来,他们所面对的,是充满 “鬼子”、“妇女”、和“各秽物” 的污秽世界,他们正在为涤荡世界而奋斗。这是场社会洁净化运动。
6. 战争中的巫术部队
神拳是强烈仪式感驱使的运动,集体以一种仪式杀人,个体在其中最少感到自己的责任。人在仪式之中,只是神的载体 而已,有如棋盘上的棋子,失去了自己的意志。
闭住枪炮是一项重要法术,另一重要法术是刀枪不入,其范围已经扩大到火枪。尽管降神是要在现实里派用场的,但神拳显示神奇力量的手段,是靠把具体问题在想象之中解决。连敌对的洋兵与联军也都成了恶鬼邪物之类超现实的存在,甚至被消灭的敌人从未有其他人能看见。
制造谣言本身就是义和团主要的战争方式之一,应该说,只要传言故事仍在,战争就仍在继续进行,神拳也就尚未失败。
7. 社会神拳化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团民只是一部分传闻的制造者,普通民众期待着这些信息,深深陶醉其中,甚至还不满足,自己也要来制造一些神拳的传闻。制造传言与参与仪式是广大民众的内心要求,是表明他们相信神拳及法术的最佳方式。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同样可取得神力,相信因为他们的参与, 神力变得更大了。他们不甘心仅仅被神降的团民所保护,而要直接与神发生联系,直接出面保障法术灵验。
集体仪式对底层民众有特殊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这种参与提供了证明自己价值的绝好机会,而在以往和此后的平庸 生活中,很难得到类似机会。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大型戏剧, 社会是舞台,演员却不仅仅是团民。民众不仅是观众,也上台参演。当大家都诚心诚意地参与各种仪式时,整个社会都 变成了神拳。
8. 为了不变法,皇宫转信神拳
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总的来说都是对甲午战争后民族 危机的反应。维新派的主要反对者,就是神拳的最大支持者。野心家为了参与高层决策而支持本土文化反扑,决策完全是为了达成个人权力。为了回避法术是否灵验的质问,端王等保守派转而讨论 “民心所向” 并以此为依据。最终慈禧得出结论“法术虽难尽恃,人心自有可凭”。光绪不信民心只信维新变法,却只落得后半生被禁锢的结局。
由想象与传闻支配,缺乏实证性, 拒绝承认不利的事实;不仅自身缺乏逻辑,还摒弃别人的理智推论;缺乏自我怀疑的勇气, 排斥所有质疑。最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自己意识,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决策的一切参照物都丧失了准头,戏剧化替代了现实。这是个普遍冲昏头脑的时代。
9. 真诚的愚蠢比虚伪可怕
庄亲王奉皇命率领团民,但他表现得如同有一个真正的神在起着统率和决断作用,他对体现神意志的烧黄纸仪式坚决遵行,甚至仪式的重要意义被他堂而皇之写在给朝廷的报告 中。由于官员宣扬虔信能够赢得地位更高的信徒的欢心,这成为了朝廷考核立场、能力的关键,投机者显然找到了邀宠干进的绝好机会。
**从神拳侵染政治可以看出,愚蠢能成为一个人唯一的恶劣 品质。**以愚蠢作为人的基本底色,它可以容纳执着、忠诚、 勤勉、清廉等各种美德。然而这些都将成为愚蠢的促进力量, 使得这个人愚蠢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一切最终取决于文化本质,取决于思维方式。
大学士刚毅等官员都是真诚的,这是他们、朝廷和整个国家最悲剧之处。只有真诚才会不顾及一切,也只有真诚才 足以毁灭一切。真诚的愚蠢仅仅是愚蠢,而且是最愚蠢的愚蠢。如果他们想利用什么,恐怕早就悬崖勒马了,不会这样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一同推向深渊。
10. 吾有仙法,守戒则灵
战争终结于集体不再相信法术灵验的那一刻。某些市民对法 术有所怀疑,始于纵火延烧:“大师兄自以为神火不延烧, 披发念咒而火不能止。” 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眼看到义和团不能自圆其说。 如果说秽水救火致使法术失灵的解释尚能认可,那么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出师不利,则 不大容易敷衍。民众可以承担牺牲, 但不能接受失败,尤其不肯为失败作出牺牲。
在法术不灵验的情况下维持法术仍然灵验的信念,成了维持地位的关键。组织者指责因法术失灵而阵亡的团民道德败坏:“团匪遇洋人,有被枪轰毙者,则造言以饰之曰,该团友因贪财不听法令,以致符咒不灵,死有应得。”
团民的价值在于拥有法术,越将死者与法术分开越有利于保护法术。神圣的法术怎么可能由道德败坏的人释放出?人们越鄙夷不幸的死者,就越相信法术可能在那些道德高尚的人身上灵验。回过头去看严厉得如同道德规范得戒条,已经奇妙地预先为这种对失败的解释埋下伏笔了。
11. 斗法比御敌重要百倍
社会地位骤然提高,各种实际利益纷至沓来,法术所带来的权力,显然比法术更有力量。参加群众运动得团民最终都是为了取得个人利益。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利益,将用最残酷的手段排斥潜在竞争者。渐渐得就没有规范可言了,任何事情都可以干也都可以不干,借口俯拾即是,总是振振有辞。“义和团烧杀暂觉宽懈,缘各团皆存生财之私心。或真系教民房产;或本系良民产业,因与团中人夙有嫌仇,即诬指为 奉教之房;团民虚张声势,必欲烧杀,旁人则代为婉求,从中调楚,必须报效坛中巨款,便可免遭荼毒。”
团民已经成了团民的对手了,为了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义和团最终淹没在实际利益的诱惑中:“街上童谣云:‘大师兄,大师兄,你拿表,我拿钟,师兄师兄快下体,我抢麦子 你抢米。’”
12. 以绝望维系传统文化信仰
随着义和团失败已成常事,民众及各级官员这一集体越来越多地流露出失望情绪。除了判断能力的缺失、感觉的迟钝和反应的滞后,集体是轻易不会丧失信心的,因为集体的失望也就意味着集体的毁灭。
最终大家也只是对义和团及其法术失望,从来没有对派生出这一切的传统文化失望。到了最后的关头,有关神拳的神话与其说是靠法术在维系,不如说是靠日渐严峻的形势和真诚愿望在维系。
黑暗中我想到落于海面的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无声无息地、不为任何人知晓地降临的雨。雨安安静静叩击海面,鱼们甚至浑然不觉。
看到有人提到打砸日本车。
我想说,不要因为打砸日本车事件就全盘否定国人抵制日货。
义和团运动也是一样,是有大量暴民混在其中借机发泄私愤。后来还演变成了类似邪教的搞笑组织。
但不要忘了最初那些拿着钢刀甚至农具,试图扛起民族反抗重担的英雄。
义和团杀用洋货的国人,当代小瘪三砸日本车。
历史还真是惊人的相似啊。
义和团的口号问题,是完全受了当时评书小说的影响,如果大家评书小说听的多的话,也就能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了,可是当年农民大多数没念过书,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此,这一点完全得原谅,貌似义和团中最有文化的就是倪瓒清了,也是一个武官,就是那个把口号改成扶清灭洋的那个,应该说算是有大智慧的一个人了。
其余的都是听评书长大的农民。但是就算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又能怎样?北宋钦宗还求天兵相助呢。愚昧性可见一斑,再说当时的清官徐桐,那梁等人都是大学士,不是也只是凭着一时义气作为主战派支持宣战。
如果只考虑当时的一些口号来评价这些人是不公平的,当时一没有三民主义,二没有共产主义,连拜上帝会都没有了,那什么来武装和领导农民,唯有迷信二字而已。
说到作战,义和团作战还是很勇敢的,但是完全不懂得现代战争的章法,所以没什么成效,但是当时的官方也不懂,僧格林沁的八里桥之战就是很好的例子。作为京畿卫戍部队的武卫军战斗力在大清排第三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甘军作为大清国排前三的骑兵师作战成绩也不佳。又怎么能指望一所没打过仗的农民呢?
再说勇气问题,义和团作战的勇气还是可圈可点的,至少没有什么后退的例子,武器很差,死伤很多,但是这并没什么可值得嘲笑的。抗战时候川军的两杆枪是值得国人永远敬仰的。
义和团的错误就在于外国人没有打进来,也没有遭遇重大屠杀就搞这些运动,如果遭遇到这些灾难再发出这种运动的话,在东晋时代就叫做乞活军了。希望中国永远不要有乞活军,北府兵这样的番号。
题主没觉得现在的 isis 很像当年义和团吗?
isis 的目的不过是反侵略,反西方文化入侵,保卫自己熟悉的清真世界。怎么不对了?
当然,我们不能把义和团说的那么邪恶。其初衷是好的,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震慑了企图将中国全盘殖民化的列强。但他们的行为很像当年砸车群众,因为你有日系车我就拿 u 型锁砸你,因为你有一盒洋火,你就是勾结洋人我就杀了你全家。杀传教士攻击大使馆杀用洋货的中国人,只会把事情越搞越乱,但没办法,这就是他们反抗侵略保卫国家的方式,他们也只能想出这样的方法,他们学不来现代化的东西就只能反现代化。历史评价是什么?伟大的爱国斗争,但也体现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能救中国。
从整个近代史来看,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是所有可能救国的方式都使遍了,所有阶级都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略,但所有阶级都有自己的力量但也有自己的局限之处。农民阶级的两次武装起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的立宪和共和,到工人阶级的我党。最后的解决方式是什么?用尽所有方法,最后是阶级大联合把侵略者赶出去,再自己解决内部的事。从这个角度看,义和团是近代救亡运动的一部分,不能说错,但有其局限。索性我们失败一次就再探寻新的路线,没有一棵树上吊死。
为什么中东伊斯兰为人诟病?你搞义和团一年两年失败了再换条路就好,你偏要全民义和团,一条道走到黑,几十年恐怖主义不消停,你不招人恨谁招人恨?
落后的饥饿边缘的一群野狗。自己落后还要杀掉给自己带来先进的,去除愚昧的人,然后给奴役自己的大清效劳。
世上之蠢也无非如此了。对于愚昧的人他们把一切的错怪给外族会比较舒坦。
首先让那群无业愤青肯定了愚蠢的自己,再次转移了矛盾。完全是清政府的下作手段。
当业力现前的时候,任何法术都会失灵,真正的修行者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简而言之,清朝必须倒,他们自然也不能保持。
不对的地方就在于没有用科学有效的方法赶走侵略者,带国家起飞。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它的很多后来者都犯过这种错,然后就被一个一个淘汰掉了。
引用某个英剧里的名言:“所谓历史就是无情战胜无脑。” 无脑这一条就够了,不用再往上堆任何理由了。
“弥子名瑕,卫之嬖大夫也。弥子有宠于卫。卫国法,窃驾君车,罪刖。弥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之,弥子轿驾君车出,灵公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 异日,与灵公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以其余鲜灵公。灵公曰:“爱我忘其口味以啖寡人。” 及弥子瑕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轿驾吾车,又尝食我以余桃者。”
所以说,不是义和团错在哪儿或者义和团对在哪儿,而是时局变化让你关注点在哪儿
阴谋论管这叫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马克思主义者管这叫 “辩证法”
义和团都做了些什么呢:宣称神功附体 刀枪不入,用冷兵器对抗火药枪炮。在北京前门大街一带火烧西药店,说卖洋药是崇洋媚外,烧药店时号称能发神功让火焰精准固定在药店,结果药店附近所有商店付之一炬。攻打外国大使馆,数千人没有攻下大使馆,反而给了西方国家以出兵中国保护使节侨民的理由。砍电线,毁铁路,砸机器。用大粪和女人内裤来驱邪,所谓的邪就是西方的枪炮。或许义和团民出于爱国热情,可是他们办成了哪些好事呢。他们的行为,在西方媒体报道后,中国人这个民族被认为是愚昧野蛮的。义和团民类似于恐怖分子,滥杀危害中国传统秩序和传统生产方式的西方人和西方事物。其结果就是招致了别人对中华民族的印象进一步恶化。一群对现代科技和经济不了解的人,为了保持民族传统,采取了无效的抗争,把整个民族都拖入了没有知识,不遵守不杀使节的规则,野蛮的偏见里。
义和团是愚蠢透顶的运动
但是义和团的成员可能是您我的血亲
如果不是被逼上绝路
又怎么会愚蠢透顶
他们的内心就是浑水摸鱼
首先必须说明,义和团并非真正的一个整体,而是一次大清版麦卡锡主义运动,或者直说:暴民乱民和被自己或者别人洗脑的白痴借用了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片面理念进行的对国内外的一次无下限暴乱。具体运作原理可以参照文化 ge 命,区别在于后者某主席仅仅是睁一眼闭一眼各军区还是做到了最低限度的社会维持工作,硬骨头和明白事的中间派可没少踩刹车;义和团则是从老佛爷往下整个河北山东山西都在飙车。两者根本原因都在于在未能开阔民智的时候盲目地把政治两难事情交给一帮思考能力为零的用现在西方部分国家说法叫 “丧尸公民” 的【三类人】去办。
(由于我党的政治正确还存在所以我打算只说义和团。而且义和团其实应该叫义和拳毕竟不是团体。一群乌合之众罢了。)
我党政治正确界线不明时期由于其自我宣传和国民历史观尚处于存在主观完全偏信受到类似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曾一度被认为是一次错误的爱国运动。
现在则由于我国政治倾向开始理智(相对于六七八十年代而言)以及随着宣传的弱化大量负面史料一直受到的压制力被驱除义和团不再被认为是爱国运动。虽然没进入全社会批判的水平,但看看欧美皿煮社会。。。从巴黎公社仍旧被皿煮们完全认定为【社会主义的一次正义而悲壮的起义】。。。我只想说,这个世界上有流氓无产者,你们到底懂不懂?!
斜体字部分是个人的政治观点,以下为胡侃。请勿尊重版权把我的大名交上去谢谢。
任何否认人科动物的存在或者一部分人的反社会性下的社会学说都是这两种人的名为自我辩护的下意识自我暴露。
人类是生物分类不是行为分类,不然自古不会有衣冠禽兽一说。
我个人的观念中,人不是生而为人,而是逐渐成长为人的。并且,虽然说随着时间过去人终究会成熟起来,但也不是完全虚度光阴的情况。实际上,很少有人能成为一个理想的人。【请注意,我说的是理想的人没有说漫画英雄 / 圣人 / 神 / 甚至伟人,前三个可遇不可求,后者完全成功于机遇并且绝不理想,意淫的应当有点自知之明。】绝大多数人顶多只能以较不理想的人终其一生。甚至多数人连让人哪怕自己完全满意都做不到【要求低的应该扪心自问你真的满意否】,甚至较为常见的,不少人没能突破人作为动物的存在,作为一个人渣苟活于世。当然,在这里《利维坦》的理论(个人也持赞同态度),这个比例是随着时间变化的。人不是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灵性的。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愚蠢的人渣。造成这个的原因也很简单,人在成长的过程会逐渐脱去自然性在中国文化中可以说是 “克己”。说简单点,脑子和智慧用的更多,肌肉和荷尔蒙用的更少。听起来很荒谬但结合人口无牙手无爪肤无鳞身无力的特征来看,只依靠肌肉和荷尔蒙的话人类根本活不过冰河时代。因为制作取暖工具肌肉和荷尔蒙根本派不上用场。
但必须指出的是:
1 在乱世中,如果一个人不合时宜地克己,那么其生存能力会因为克己大打折扣。但同一情况下暴力却会如鱼得水;至于社会稳定的环境下。。。嗯都社会稳定了人就不受自然淘汰影响了,暴力与否只要社会稳定都不会影响人是 i 否存活【但暴力会使社会动荡,具体因情况程度不同】
2 不论是否乱世,暴力不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在考虑到浪费时间但世界变化永不停息后,暴力造成的对改变环境的时机错失会导致其整个群体在环境剧变中直接集体 gameover,另一方面克己者虽然把自己的生存变成了概率事件但群体却会具备不同程度避免灭绝的能力(极端案例中,暴力还会加速环境剧变。。。)
3 但在微观视角,仍旧是正直是正直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所以凡是乱世过后,当事人的素质都会落回原始人水平。。。除了少数几个举世闻名的不崇尚暴力者全胜或者暴力者直接在乱世中基本自我毁灭的奇葩时代(但也不是没有,毕竟概率事件不是不可能发生)
4 别忘了克己不遗传,圣人的下一代可能是人渣;事实上,这是常见事项。但好消息是反过来也成立。毕竟一个人是否超越动物局限就是概率事件,不是必然,也并非不可能。
大致基本道理说完了,我们把眼光放回晚清。
个人所持的历史观比较苛刻。个人认为中国上下五千年,确实堪称鸡蛋里挑骨头连个皮才有碍眼之处的堪称理想国的年份建国前加起来怕是不超过二百年,唐朝之闻名天下也不过占了一半年左右。其它年份,都有于官于民值得羞耻的地方。当然,对比宗教问题从未妥善解决的西方皿煮社会,他们可以说一年都没有。没错,理想国个人观念包含了是否真的宗教自由例如说不的权力这一点。很可惜,主流宗教都不具备(中国的佛教是唐汉以来的修改版,原本的佛教的几杀几住菩萨真就让人受不鸟。。。但从天竺阿三已经灭佛多次这一点我表示历史这活干的不错,要是欧洲和中东也来那么几次清算就好了。)。所以说外国的月亮圆的觉得我蔑外,我表示存在一定程度,但没有你想象力丰富。好了,态度标明完了我这可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清代前起明末。用前人的说法可以说满洲人得了江山,天下不知道还处在一个丧失的状态。
这一点,清代做的甚至不如汉明宋。汉代人民散养死活由苍天决定,严苛又黑暗的环境还是产生了郭解代表或者表明的原侠这个模因(其实要不是侠的诠释停留在水浒传好汉的概念上,郭解可以被认为是真正的侠。但现在侠的成分已被部分真. 人民铁血好公安完成了诠释,我们已经没必要去按一些人的棺材板了)【原侠精神后来变成了中国部分历史反英雄人物的特殊观念,具体说来跟盗亦有道的侠盗向诠释同理(其实就是重新定义了仁义礼智信,但做的还是很对的)】;宋明代虽然官方和民间都是一团鸡毛(宋代官方乱的更重,明代乱的比较彻底不好说),但好在人文社会上的哲学思辨达到了空前(甚至也对得住绝后)的高度,产生了天下第一布衣这种东林党的真正光明面虽然社会水平人文素质乏善可陈但理想的人却还是有的(宋代也是整体水平不如唐代但文人骚客能称得上人格完整的特别多。。。但没有英雄人物)。
而清代?我说些尚且无人推翻的结论吧。
清代皇帝知道勤政,但不知道慎政。并且乾隆和嘉庆二帝体现了对 “努力就会成功,不成功就说明你不够努力” 这条俗理的迷信。(冗政多这点和前朝类似。。。)
清代统治阶层认为供好孔老夫子作作姿态汉人就会老实。当然实际这跟明代有原侠精神的人物都被魏忠贤咔嚓的差不多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出这句话的人在明亡后都表现了弃仕行为。有的人认为是爱国,但我看黄宗羲老师表达的更多是失望。
清代国家机器诡异地没有自我改良的机制。和明代的进言机制不同,清代可以说改革只能靠皇帝自己。光绪那代更不幸,要靠老佛爷。综合此点,只有康熙真的在改革国家机制,其它的都只是运营国家机器而已。。。并且自乾隆十三年精神失常后国家就开始滑坡。这事在明代,大臣们还能扶着继续稳定运营;在清代,敢去扶的都被咔嚓了。待到义和团年间倒是开始有些人开始底线性地去维护了,但为时已晚。【但说白了就是单保险制度。。。】
顺便提一提,乾隆年间,有个老秀才老了打算留下点东西回报社会给社会提了提意见现在看来其实提的都挺诚恳,乾隆爷认为是造反。直接灭族。文字狱之黑暗,由此可见仅非什么 “清风不识字” 而已。皇帝识字,但只懂政治不懂文化;皇帝倒也没瞎翻书,谁有点政治问题全都推出去咔嚓了。搞点建树,砍了。帮你敛财的,死前皇恩浩荡只给你留个全尸。没政绩的,革职;贪污的,砍得跟人头是树上结出来的一样。但千里为官,不为钱权就是为天下。然而,都是不得善终。剩下的,必然是没有野心小偷小贪跟老鼠一样吃完走人的蹭饭蹭钱的人。顶多再混进去几个贪的比较大的硕鼠。真到办事的时候,每一个能行的。日常维系常态,就是这帮渣渣能做的了。到了乾隆以后,中央不得不放宽忠诚——因为白莲教在清廷战斗力继续下滑了足够时间后,再也压不住造反派了。虽说当时洪门已经开始转为黑帮性质了思路也开始转移到地盘和钱粮上,但由于清代官府对人民的思想建设规模可以忽略,仅仅是康熙雍正和乾隆十三年之前由于生活质量改善,民风有所改观。因而,乾隆后期人口爆炸直接把中国民间储备爆掉了。如果你觉得:“没啥大不了的,就是经济危机而已嘛”我就再说一句:清朝由于官吏效率底下且冗官泛滥,民间文化教育停留识字和考公务员上,居民贮备能力和生产能力相当底下(虽然大多数王朝大多如此甚至清朝也算不上严重。。。但足以造成此后果)。以至于吃肉都是富贵人家的事。根据英国访清记录,清代有春荒,丰收年份也只能吃野菜,稍有减产就是逃荒的命;卖儿卖女的已经是常见事态。
当然,这里需要把锅扔明白。乾隆年间其实并无赤地千里的荒年,如果按照官方记载,实际上倒是有很多丰收年份只是皇帝不让报喜。这里具体分析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谎报讨吉利。但清代尤其乾隆并不会惩罚辖地灾荒的官员,甚至贪污救灾物资是古今中外官僚喜闻乐见的活动,像大跃进一样抱空数据可能性极低,除非满朝基层干部一半以上智商不足 50。。。二是嘴多了地没长。乾隆年间所有地球上除了袁隆平的没味稻农药和化肥(我农家肥不服)统统都完成了。甚至还出现了开荒过度的现象(例如正红旗下形容的京城香炉地形。。。这个情况直到三北建起来才结束)。这个问题美帝也遇到过,但人家进行了人力资本革命所以劳动力在服务业上提升了。义和团时期启蒙都不让,更不要说发展人力资本了。咋一看都有点冤——但官府虽然封锁扼杀了进步思想但没有消灭错误思想,老子所说空其颅实其腹一个都没做到事所不成必受其害,自作孽尤不可活何况倍之;对于愚民来说我也只觉得罪有应得。满清一代的人民已经完全没有汉人曾不愧于天下的侠道思想,但社会却依然黑暗。甚至造成了前后三百年左右的断档,以至于现代人见到电影中在离地三尺的树梢竹顶飘逸的剑客就以为是侠了,以至于西方将亮闪闪的骑士武士和中国的侠等同(龙的问题也是如此。。。但这个上面有史前文化失传过久的天坑不像侠)殊不知自游侠列传起侠就已被太史公偷偷定义了走向。我们仅仅看看他认为的侠士代表中的郭解就足以表明此点。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①。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②。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③,身所杀甚众④。以躯借交报仇⑤,藏命作奸剽攻⑥,(不)休(及)〔乃〕铸钱掘冢⑦,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⑧,窘急常得脱,若遇赦⑨。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⑩,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11)。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12),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13),卒发于睚眦如故云(14)。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15),与人饮,使之嚼(16)。非其任(17),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剌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18)。” 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19)。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20)。” 遂去其贼(21),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22),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23),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24),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 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25)。” 每至践更,数过(26),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27)。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①相人:给人相面。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及卷四十九《外戚世家》分别载许负给周亚夫和薄姬等相面之事。②孝文:汉文帝。③阴贼:内心阴险狠毒。慨:愤慨。不快意:不满意。④身所杀:亲自所杀。⑤借:助。交:指朋友。⑥命:指亡命。作奸:干坏事。剽攻:抢劫。⑦休:止。掘冢:盗掘坟墓。⑧适:遇到。天幸:上下保佑。⑨若:或。⑩更:改。折节:改变操行。俭:通 “检”,检束,检点。(11)薄望:怨恨小。(12)振:救。(13)著:附着。(14)卒:通 “猝”,突然。睚眦(zì,牙字):怒目而视。(15)负:依仗。(16)嚼:通 “釂”,干杯。(17)不任:不胜任。此指酒量不行。(18)贼不得:抓不到杀人者。(19)微知:暗中探知。(20)不直:理曲。(21)去:放走。(22)多:称赞。(23)箕倨:岔开两腿坐着,像簸箕之状,是一种无礼不恭敬的表现。倨,通 “踞”。(24)居邑屋:在家乡居住。邑屋:乡里。见:被。(25)阴:暗中。属:同 “嘱”。(26)急:关心。践更:按汉代法律,在籍男丁每年在地方服役一个月,称为卒更。贫苦者想得到雇更钱的,可由当出丁者出钱,每月二千钱,称践更。脱:免。(27)数过:犹言多次轮到。(28)肉袒:脱去上衣,露出身体的一部分。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①,终不听。客乃见郭解②。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③。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 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⑥,(待我)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解执恭敬⑦,不敢乘车入其县廷⑧。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⑨,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⑩,然後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11)。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12),请得解客舍养之(13)。
及徙豪富茂陵也(14),解家贫,不中訾(15),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 “郭解家贫不中徙”(16)。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17),此其家不贫。” 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18)。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①居间:从中间调解。②客:这里指门客。③曲听:委屈心意而听从,以示对劝说人的尊重。④幸:谦词,使我感到荣幸。⑤他县:别的县。郭解是轵人,对洛阳而言,是外县之人。权:权力,实指声望。⑥且:暂时。无用:不便听我的话。⑦执:谨守。⑧县廷:县衙门。⑨之:前往。出:得到解决。⑩厌:通 “餍”,满足。(11)严重:尊重。为用:替他出力。(12)过:拜访。(13)客:指郭解的门客。舍养:供养在自家房舍之中。(14)徙:迁移。茂陵:汉武帝的陵墓。按汉武帝建元二年(前 139),为扩充新修的茂陵的居民人数,“内实京师,外销奸滑”,迁移全国家财在三百万以上的人家到茂陵居住;至元朔二年(前 127),又迁郡国富豪人家到茂陵居住。郭解就在这时迁居茂陵。(15)訾:通 “资”,钱财。(16)卫将军:指卫青。为言:替他谈话。(17)权:权力。(18)举:检举。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和,闻其声,争交欢解①。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②。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③。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④,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⑤,解冒⑥,因求出关⑦。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⑧。少公自杀,口绝⑨。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⑩,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 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11)。” 遂族郭解翁伯(12)。
①交欢:结为友好朋友。②已:不久。③阙下:宫阙之下。④亡:逃跑。⑤籍少公:人名,姓籍,名少公。⑥冒:冒昧。此指冒然相见。⑦因:顺便。⑧迹:追踪而来。⑨口绝:灭口。⑩穷治:深究其事,追问到底。(11)当:判处。(12)族:灭族。
自是之後,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①。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②,临淮儿长卿③,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④。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⑤。
①敖:通 “傲”,傲慢无礼。②卤公儒:《汉书》写作 “鲁公儒”。③儿长卿:又作 “倪长卿”。④逡逡:谦虚退让的样子。⑤乡:通 “向”,从前。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①。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②!” 於戏,惜哉!
①不足采:不值得采取。②既:尽。於戏:通 “呜呼”。表感叹。
一篇游侠列传,汉代的剑客,说来说去仅仅几行而已。名为游侠列传,实为郭解的传记。郭解一生,逞凶斗狠,朝廷封杀灭族。其一,通篇看来郭解不曾华山论剑也不曾留下什么建立在武上的功绩连点遐想空间都没有甚至不如后人李谪仙;其二,太史公不曾云郭解三百六十行他干哪一路;甚至很多地方时时暗示了他还常常受豪族接济;其三,就这么一个文不成武不就的家伙却有着迷之能量,中间一笔带过直接指明了郭解的事迹:调节京城那些大腕。他不文不武不农不商不工,满京城的大腕却都对他服气。末尾太史公还补上一句:外貌无特殊之处。而且死因还是真的无妄之灾。他自己不惹事,杀人的是他的追随者而且不是模仿犯罪,但偏偏皇帝老儿跟他过不去硬是灭他全家。
通篇,都在黑郭解;在逃犯,社会闲散人员,黑社会,情是生命,心机 boy,幸运 E,文不成武不就迅速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这么一个黑的彻彻底底的人物,但结尾,
太史公用了【惜】字。史记可以一字褒贬,有此为证。而且正文结尾,太史公明确表示了,武侠不是他褒奖的对象。
是不是很诡异?先是不断黑一个角色,然后在把对方批倒批臭之后,来一句:我同情他。这种找死式的表达在另一篇也出现过。
那是个悲剧的不行的将领。打仗勇猛但不能如霍去病百战百胜。最出色的成绩是当受边官员的时候去射老虎,小梢弓一箭射进石头;但太史公下一句就开涮:只射进去一箭。而且后来射老虎的时候箭风堪比无双的将领竟和一只大虫两败俱伤。反观水浒,李逵连杀两大两小四只老虎几乎一刀一个。。。
人品也不咋地。和上文的郭解一个风格,漠视生命,有仇必报。而且还是用对方的命来报。
作为将领,与匈奴前后交战个人计算七十多次。然而带兵死伤率也高的惊人。曾有过随打胜仗但因为折损士卒过多反被判死罪的记录。一生因为带兵功不抵过,揽罪,报仇多次被判死罪革职,然后再被启用。
最后一仗因为迷路外加揽罪被侮辱悲愤自杀。他儿子因而寻仇打了统帅卫青。卫青把这个事情瞒住了。很快,霍去病就寻仇把他也射死了。武帝皇恩浩荡判定为意外,双方不予追究。然后他孙子迷之率兵去执行某种自杀式任务,被匈奴包围。抵抗许久,士卒突围,投降了。
可能是因为听说某人的孙子被抓了,太史公去给他作保说是假投降。给一个自己笔下几乎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人的孙子汉奸作保。
然后不负众望,刘彻祖传基因再次发作,太史公于是乎成了太监。当然之所以说是作死,是因为某人的孙子在汉全家也被咔嚓了。从此假投降成了真投降。直到李渊认族和后人怀疑的李白才算作是回了长城以内;不像曹操后人也曾青史留名例如画了功臣图之类的,再往后的事情就没人知道了。
这里的某人就是李广,唐代说的龙城飞将就是此人。
太史公虽然前面总是黑他但给了绝对正面评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成语之纠结复杂以至于我学到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这个成语和实至名归很类似,但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惜这个解释更加纠结。。。)
也是和郭解一个节奏,一个黑的不行的人有着神奇的迷之能量,文不成武不就也没留下什么进步思想,况且犯上作乱影响社会安定身死族灭迅速被历史扔进垃圾桶。同一类人,定义在郭解,评语在李广,得出结论的过程,从事例所看明显极端政治错误。属于那种说出来就是十恶不赦但不去看又自作孽不可活的所谓政治之下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然而侠就这么被定义了。绝大多数黑暗的时代,维持正义是需要代价的。
要么掺杂着无奈去接受,等待一个光明时代的到来。
要么拼命往上爬,然后落回官僚系统中的循环。
要么,承受时代之所以黑暗的原因:维持正义是一种对自身性命极度有害由于以个人为单位成效极度有限个人所能得到的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注定一无所获的但又不得不做的反社会行为。说真的,在黑暗的世界观都不会给你这么设定。
当需要英雄时,总有些受够了的凡人会站出来螳臂当车。他们深知前途黑暗遥远,内心备受折磨和扭曲,蔑视普世价值观。他们常常说尽伤人的话,做尽伤人和伤己的事,而且还反对将下一代扯进去。结局不外乎如野草的序中鲁迅在燎原之火中且歌且笑那样扭曲地结束。这种做法极度黑暗和病态,但很遗憾,原侠精神指的就是这个。至于武侠,他和此有不同之处吗?呵呵。
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侠能对社会有匡正作用。历朝武人大多为此。
但清代?洪门的拳法实际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暗号。且洪门还篡改武史以至于 “天下武功出少林”。这绝不是侠道。
更合况,整个清代,白莲教,八卦教,太平教,神功遍地走。根据史料,也是和武功不沾边完全是江湖人的魔术杂耍。
以往的朝代,有武力者,一为朝廷的士卒行捕,二为占山为王的土匪,三为侠客。说习武健身的很可惜我大天朝有五禽戏。。。健身自古在我国和武力不沾边,习武强身其实是 “当地流氓土匪繁如星斗官军围剿不力只得任由平民百姓修习武艺保卫家园” 的委婉表达。实际上不少神功的原形真就是这些 “习武强身” 的平民。只不过清代逃荒活动过于频繁,一旦逃荒那些习武强身的都统统成了流氓【原意上的流氓就是逃荒的饥民】,于是跑江湖的耍把式卖艺的走到哪教到哪神功遍地开花。好在当时草根武术界虽然人渣但好在武术想要登峰造极称霸天下武德会影响实力,反过来说这些神功份子其实实力根本称不上是武林中人。听上去好像没什么一帮闲散人士而已。。。
_但练神功的虽然没学成武术,但真刀真枪出拳打人眼睛都不会眨一下。_因此中国的难民按照正常的自然发展成了稳定的暴民输出人群。而且环境加持下,100% 成功。
中国晚晴有多少难民?少说也有一亿。这些人按照近代晚期的编制,相当于一万个集团军。如果当时清廷学习日本军政,就算训练和集结中十个人只成功一个,也能弄出一千个集团军。二战中中国就要成为霸权军国。【但也因为我国本道思想不需媒介即可传播,施陶芬贝格类型的人物怕是能组出几个集团军来,根据解放战争过长江时体现出的渗透效率和速度以及隐蔽性,很快中国的希特勒就会死光然后政府被推翻拐了一个前苏联式的弯历史重回轨道。。。呵呵】
我问你,就算割在现在,社会中有一亿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就算军区和好公安再给力,你怕不怕!
这就是义和团时期,中国所有反义和团的人的感受。虽然现在我国有十三亿人,义和团时期如此估计社会四个人里就有一流氓。当然这个统计不算准确实际上社会进行了稀释逃难人口怎么说都只有几百万人。但还在那里的,只是还没有跑出去的人。就像现在中东受战火波及的非恐占区和战区以外的地区,留在那里的人实际上和跑到西欧各种不和谐的难民没有区别。只不过还能保持底线。要知道,晚晴当时,不光战乱,就算是丰收年本质上和逃荒的人精神状态和经济状态大致无区别。这样的社会,真就是见火就炸。
这时候,洋人出来了。一帮其它人种闯进了大众视野。对于民众过于紧绷的神经,这火种实在太大了。
不知你有没有经历过高度紧张状态(例如高三)。恐惧,焦虑,愤怒会在你的思想里畅行无阻。任何熟知的事物都会将之加剧,任何刺激都会将之引爆。而不幸的是,需要调动已经不存在的分析能力会造成人的疯狂,在远离未知的精神需求下人们会盲目地排斥一切。
讲个很好玩但不应该好笑的事情。我高三的时候有一回在做了总之是超久的考试后,我们需要填一个表格。可能是压力过大,很多人以非人类所应采取的姿态将其以神经病的方式撕了个粉碎。问题是,那是我们的体检卡。更麻烦的是,校医院人没走。最糟糕的是,好像当时有什么节目,摄像师将其高清无码地录制了整个抢镜头的过程。于是,我校被爆出学生压力过大已有学生精神失常(后期明显没有注意到那些闯进镜头的人。。。或者就是故意搞个大新闻。)于是我们被停止教学一礼拜(后在一危房【补课】)。某个倒霉的本市今年新闻风流人物由于迟迟不能恢复正常则被很多人的后续关注锁死在某家精神病院中。。。据说还导致错过了高考。。。
笑了吗?我提个醒,我们市高生一到高三基本就成了疯人院。打架都有双方固定组合事前中后不但不互相怨恨还有不少缔结了迷之友谊如同 SM 一样。我高中最接近恋爱的经历是一个女生在某次晚自习在课间用裁纸刀割腕我相对正常(这得感谢五姑娘们 TT)所以做了断断续续又很菜鸡的心理辅导。。。后来作为正常的同学关系毕业了感情神马的实际没有我现在还忘不掉我之所以当时一直在开解她是因为我就在她隔道她动不动就要真的切下去我真心受不鸟。。。咳咳往事还是不要提了。感触过剩我自觉去除黑体。
知道这是神马状态的话,你必须知道全中国上下去了白人都是这种状态。
隔阂由此开始。唐代之所以汉族极端开放主要还是环境极端舒适无需顾虑,人在高度理想的环境下会迅速开始自我精神追求,于是乎一时之间唐代的汉人几乎人人皆是圣人。这一点直接导致了晚唐国力衰微但邻国却有着谜一样的维护行为。
这时唐朝汉人的事迹,自然传到了其它尚为黑暗社会的的国家。从此,世界记住了唐人。
但圣人终非不朽。纵是友邦众多如同唐朝依旧还是腐烂掉了。毕竟圣人是会老去的,其思想是会被白痴歪曲的,其功绩也是会被伟人所玷污的。
待到元朝,马可波罗东游。作为正常的探险家,东游记是成功的。然而马可波罗其它方面没有异于俗人之处,于是东游记一出,仅仅是对外描述,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富到黄金都嫌多随手送人的国家。
他没有数学兴趣,自然认不得祖冲之得出的 3.1415926。
他对经济没有研究,自然认不得管仲。
他和普通西方人一样对虽败犹荣虽胜由辱没有概念,自然认不得中国史上长歌当哭之事。
他也不太懂元曲。其实甚至他都不懂元朝。
在那时起天下都是皇帝的,后人也不加更正任由历史恐怖的回声在后世回荡。
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却要以社会作为代价的承受者。
元代没有本道思想,如果有了,元代就会以类似唐朝的态度接受汉人。但是,做皇帝无需理性。其实做皇帝早已不应理性,仅仅是稍微理性些就是极度痛苦的事。然而,元代好皇帝不多,还都极端短命,真有实际贡献的少之又少到了可忽略的水平。
于是乎,元代再伟大也不过是个土财主。
于是乎,元朝在世界上的形象必然是牛掰有力的富国。黑暗的社会下人不会在意他人的痛苦只想着自己的所得。马可波罗只是历经千山万水跑到中国看忽必烈炫富,历史上很明显他没有去关心汉人的民生。
于是,他笔下的中国黄金遍地。
明代锁国仅仅和 11 区和棒子有点深度接触,西方人没有认识过这个朝代,只是从流出的瓷器上有所可忽略的了解。
于是,到了晚清。洋人到了中国。有些人脑海中的中国是东方神秘的玄幻国度,元朝后天下已失从未复得,空有个江山怎会再见到唐人遗风?
有的人脑海中认为黄金遍地,很遗憾那是当年马可波罗把黄琉璃误认为黄金之故;但鉴于西方曾将黄铁误认为黄金没有人能怨马可波罗忘了戴眼镜。事实上,中国是贫金银国家。自古以来。
有的人高估了中国的平民富足度,认为是做生意的大好时机,实际上四亿五千万人中大多数是与商业无缘的穷光蛋。这也使得当时到中国闯荡的人大多过的很不如意。
有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信徒广众的国家,但问题我国历来是将理论哲学化,这个思考模式是我国本道思想的自我证明,而本道思想是否定了神的直接存在的(类似思维可以在《利维坦》中看到,但由于作者的悲观没有意识到国家并非引导人精神的唯一选择,甚至其仅仅只能算次要选择。。。)。
中国思想境界高的人,什么教都研究,什么教都不信。他们选择了让时间去评判,而历史证明了他们的正确,每一次。
中国思想不太高的人会学习成为前一种人。
中国思想境界低的人,好的朝代他们放弃思考知足常乐而且现实也确能让他们满足;在晚清之类的黑暗时代,他们诉诸于无奈或者愤怒,此方面一如选出希特勒的德国。一般这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妙的时候就会形成隐士阶级,静静看俗人作死。
于是,洋人们面对的只有随随便便就能揪出几个团的仇外暴民。说真的这样一个梦碎之国还要如此无畏地进来,不是你之前的环境真的很糟就是你真的不够聪明或者【你在寻求当地人已经不知道埋在哪里的古老的东方智慧】,呵呵。
**但这些人很多碰上了暴民,于是可惜的可惜倒霉的倒霉。于是,或处于义愤,或为了结束这闹剧,或者只是一批在历史的车轮中收拾了人渣或者不够聪明或倒霉的人们的人渣,八国联军侵华了。本来仅仅是平息事态,可惜自己终究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正义,一场外界涉入的暴力外交彻底粉碎了中国人对于任何外国人的国家好印象。**直到现在,即使是对于思想境界比较高的人,也清楚意识到了 guojia 的概念其实多局限多应该摒弃,现在访华的人,除非那些举国向交的老铁竟只能在抛去国籍身份后才能在中国被接受。这种奇怪的不友好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国外对现代中国的误解;但于国内又因为此行为实际对中国无不可接受的伤害,这个态势看来要持续保持一阵子了。
同时我们不应忽视义和团的本质。其爱国情操不过是挡箭牌,当年东北抗联土匪抗日(后。。。改造了。所行没发生政治事件)可是真爱国【实际上更像原侠精神在此环境下的展现,根据访谈,那些人大多是因为 11 区对此地殖民倒行逆施受不了这一点才加入的,实际上很多人在 11 区渗透东北期间家庭就已经居住于敌占区,那时的他们却没有显得多爱国。。。直到张学良跑路当地日军越来越全军八嘎才有变化。。。】。义和团代表的都是一群和亡命之徒有着本质区别的暴民,是,暴民乐于残害他人,但自己却怕死。于是乎,在八国联军进京前,义和团骚扰京城秩序在紫禁城尽显类似后来古惑仔和红卫兵的本色,然后在八国联军快进城的时候迅速逃散,留下一帮傻兮兮之前被清廷迫害后来被他们祸害将来还要惨遭屠杀的平民给洋人撒气。到头来,罪魁祸首大都全身而退。后来八国联军部分人士在冷静下来后为此饱受煎熬,但我觉得,义和团的人们,八成一辈子都不会悔过。毕竟悔过需要人有高于求生的需求,否则人不过是动物,怒了就打惧了就逃一生作为社会内部的自毁因素存在。这也是人之所以要修心以形成精神上的自己的原因。
但难民不会懂。因为懂的,愿意逃的不会等人祸发生,不愿意逃或者不能逃的就不会走或者选择狗带,于是在物理或时间上与灾难绝缘,留下一堆读作灾民的人科动物给他们不喜欢的他人碰钉子。
而这至少几十万的难民,篡用武学的名义,如呆丸绿绿们一样挑衅了会给社会造成致命危机的团体并且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对方明显不如后世天朝那么有素养有远见有果决行动;于是对方派出了一支自我明白或者不明白是人渣的军队去剿匪,在路程中走走停停任自己的外交人员在一个疯狂病态的战场中观看精污节目后来因为自己走的不够快也被开了外场,等到好不容易开始攻势的时候,自己已经被血腥和暴力中沉溺于是从剿匪变成了入侵加屠杀,一路从天津屠到北京,再从北京屠到山西。期间罪魁祸首统统逃离只余下无辜且悲惨到死的居民成为了一帮帝国机器的无谓牺牲。待到大家都冷静下来,入侵者就算重拾理智也要被那一场非人回忆折磨终生,朝廷输光了赌注最终被推翻,暴民们却后续无陈;毕竟一旦损害造成,就已有人付账了;此后中国的暴民和无知造成了军阀和国共对立以及文化 geming 这些便是一场失智之行后全中国人为无知付出的代价。至于是否后续追偿能将损失移回债主,历史从来不 cure。毕竟,罪恶源于人的无知。
而这些不知所终不知下场如何也无法总结的人科动物们,由于当初为了篡用武学的名义,自称 “义和拳”。而现在,这也就成为了这一事件下他们群体的代名词。这就是义和拳。
而此邪教的暴徒信民们,便是义和团。纵是近代小说常常出于无知或政治正确,将之视为失败的正义之师,但历史早已证明,正义根本无法被纯粹的暴力创造。于是伴随着曝光,这个群体终将消失于耻辱之中。
因为是邪教组织,当然啦你叫他秘密宗教,民间宗教也行,反正它性质的好坏看你是从什么角度来说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无伦,女鲜节,鬼孩不是人所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孩眼睛俱发蓝。
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神也怒,仙也烦,伊等下山把拳传。
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
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
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
挑铁道,拔电杆,旋再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俄德英美哭连连。
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定江山。
义和团运动带来的联军惩办官员
让满族多年的发展被一勺烩
满族再无能力驾驭那么大一个国家了
因为今天所有中国人遇到义和团都会死
男的会被抓去凌迟
女的会拿去摆阴门阵
遇到八国联军最多就是几下刺刀
批判义和团的人,常常都会因果倒置。义和团确实对中国社会产生难以估量的负面作用,然而外敌侵略和清廷无能是催生义和团兴起的原因——说到底,义和团都是活不下去的底层人民用暴力方式宣泄对这个世界的仇恨罢了。没有人有义务安安静静的去等死,谁也不比谁高尚到哪里去。
反科学盲目排外暂且不说,基本上是国外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与当地人的矛盾产生的一个团体。杀的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多。在后期对外国外交官的刺杀和对外国使馆的围攻直接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华。在抵御外侮的过程中,声明支持政府,虽然声势浩大但是没起多少实质性作用。客观上也导致政府误判形式而对大多数其他国家采取强硬态度对他们保护外交官的请求置之不理。
知乎的人很爱撕历史
个人感觉,义和团是受压迫的农民而已,并不是邪教。至于杀教民,大概觉得和八路军的 “锄奸团” 一样。鬼子可恨,鬼子的翻译官更可恨
义和团做的很好,错的是八国联军。八国联军迟点进京的话,北京土著差不多被大师兄们杀光了。如果再让义和团多闹几年,整个华北将是无人区。
义和团为列强争取了十四年的和平,多么伟大啊。
农民阶级是有局限性,但是绝对不乏想象力。
义和团确实是落后愚昧的代表,不过也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
九分过一分功吧,不能再多了。
义和团是对的,因为他们是自发上街
而现在砸日本车,砸肯德基的那伙人,是收钱带任务来的
义和团的悲剧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虽然旗帜鲜明地喊出 “扶清灭洋” 的口号,但义和团团员们并不知道,自己所支持的 “清”(是慈禧太后而非光绪皇帝),和所欲灭掉的“洋”,从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都是一家人。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之后,光绪皇帝等人还试图以变法图强来挽救中国,那么慈禧等顽固派则完全是苟延残喘,对列强历来“以和为贵” 慈禧之所以要向 11 国宣战,也与什么 “爱国主义” 无关。简单地说,就是 “洋人欺负得太狠了”,影响了自己的权力。因此,虽然义和团曾经“奉旨灭洋”,但发出圣旨的慈禧太后,却绝不会“灭洋” 的。她无非是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增加一点与列强谈判的政治筹码而已。等到列强明确表示,不会以光绪皇帝取代慈禧之后,慈禧立即就向义和团伸出了屠刀,好在被慈禧等顽固派出卖过一次之后,一部分义和团领袖终于认清了顽固派的反动本质,庚子事变后,他们重新打出了 “反清灭洋” 旗帜,继续活跃在华北平原上
等于是你得了病,你爷爷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大爷,给你喝香灰水。
你可以不喝,说香灰治不了病,但你不能说你爷爷不爱你,骂你爷爷 silly B。
当你爷爷死的时候,你得哭,你不能说 “这个老东西死有余辜”。
记好了,你爷爷终究是你爷爷,不是你隔壁王大爷。
反三俗没问题,应该反。问题是一帮很三俗的人在反三俗
摘自陈天华的《猛回头》
…… 不上两年工夫,出了一个义和团。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大的不好处,不操切实本领,靠着那邪术。这邪术乃是小说中一段假故事,那里靠得住? 所以撞着洋人,白白的送了性命。兼且不分别好丑,把各国一齐都得罪了。不知各国内,也有与我们有仇的,也有与我们无仇的,不分别出来,我们一国那里敌得许多国体? 我们虽然恨洋人得很,也只好做应敌的兵,断不能无故挑衅。说到那围攻公使馆,烧毁大主堂,尤为无识。自古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我无故杀他的使臣,这是使他有话说了。我们要杀洋人,当杀那千军万马的洋人.不要杀那一二无用的洋人。若他们的军马来,你就怕他,他们的商人教士,你就要杀害他,这是俗话所谓谋孤客,怎么算得威武呢! 义和团不借这个道理,所以弄出天大的祸来,把我们中国害得上不上、下不下,义和团真真是我们中国的罪人了。当时那一班顽固的大臣,满怀私意,利用这义和团。等到八国兴兵问罪,束手无策,弃了北京,逃往陕西,不顾百姓的死活。可怜北京一带,被八国杀得尸体遍野,血流成河,足足杀了数百万。俄国乘势占了东三省,无故的把六千人赶入黑龙江。列位! 你道好惨不好惨!可惜我们这无耻无能的中国人,大家扯了八国顺民旗,迎接八国的兵马进城。还有那丧尽天良的,引着八国的人奸淫掳掠,无所不至。咱家说到此处,喉咙也硬了,说也说不出来。只恨我无权无力、不能将这等自残同种的混帐忘八蛋干刀万段,这真真是我的恨事啊!
你以为我们现在文明了。未来人还不是一样会觉得咱野蛮,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看历史。不实事求是。有些人就是想踩着义和团的头装老赵,赵不在乎啊!
汉奸比侵略者更可恶
害我们再考历史的时候 增加了几百字的备考内容
义和团运动是封建旧势力利用本土义士以抵制洋人维我国威为名发起的反对现代化工业产品的一场恐怖运动。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期,西方船舰利炮撬开了中国商业的门户无数的贸易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白银,同时其他附带问题,天主教在华夏传教,由于语言不通理念不同再加上民众对洋人的恐怖印象使得双方摩擦不断,传教士的善举,往往会形成更大的恶,而另一方面由于双方理念的不同产生的摩擦渐渐升级为冲突。
而另一方面廉价而又充足的工业时代商品,让本土以作坊为主的制造业遭遇了转型或破产的危机,转型已经不可能几百年的行业不是说转就转,但不转型就要破产。
比如灯泡代替了蜡烛,火柴代替了火苗,人们的粗布麻衣被工业化织布机织出的布料代替,各种农具也比不上西方传来的工业品,玻璃代替了糊纸匠,火车代替了镖局运输。
那个时代大清在工业文明的输出下正在想一个现代文明而转型,而这造成了大量人口失去了养家糊口的技能让本土商人老板失去了在这行业生存的能力,让一些地主因为铁路办厂电报失去了大部分的土地。
他们的损失形成了民愤,而民愤最好的出气口就是带来这些的洋人。
于是义和团运动就展开了,在各地乡绅土豪的资助下,以民间教派为起点,收纳信众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帜,卷起浩大的运动,拆铁路打击洋货,对使用洋货的民众毫不留情举起屠刀,对教堂信众残忍杀害,起初对洋人还有些畏惧的他们只敢对国人下手,后期刀枪不入的洗脑让他们鼓足勇气去洋人教堂围攻大使馆在后期场面大道朝廷无法收拾的地步洋人来了……
北京西什库教堂,当年被义和团几万人围了,里面有 40 多个外国士兵,也就 40 多支枪,最后都没打下来。
当时传教士是单纯的传教,他们听命于教皇。但是也有的传教士就是帝国主义的先锋,像是有的德国传教士,听命于他们的皇帝。
义和团杀的外国人绝大多数是神父,修女,及其家属等这些非战斗人员,大体上杀一个外国人要杀 100 个中国人。
因为义和团烧教堂,杀外国人,进攻外国使馆,招致了八国联军进北京。
义和团中烧杀抢掠那批人和八国联军中烧杀抢掠那批人总之都是垃圾。
义和团是对的,按照逻辑来说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全部都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导致的结果,那么只要是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合理的,符合社会规律的。
从 1894 年起,这个国家经历了战争和朝廷内乱两件大事,清日战争证明后党不行,戊戌变法证明帝党不行,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乱了套,国无名器,民无法制,外来的宗教逐渐抢占了本土宗教的地位,一场大规模的骚乱正在开始。
最先开始的是在著名的好客之乡——山东,山东最西部的冠县,外来宗教抢占宗祠,不能忍,地方士绅开始了上告之路,著名的六大冤,但是都败在了慈禧的一个 “忍” 字上,地方政府迫于上面的压力无所作为,任由事态糟糕下去,最终教民和本土人一场血杀,逃亡开始,赵三多带领着他的徒弟们,一路北上,拳民队伍越来越大,义和拳杀到了北京,直捣东郊民巷大使馆,朝廷再也不能无视下去,拳民这个时候已经变了,他们进了紫禁城,合法化,变成了朝廷承认的义和团,变成了政权下的棋子,这时候各国也终于有理由来吃中国这块大肥肉了,他们在北京的生命安全收到了威胁,他们通知本国开来了大部队,从天津大沽口登岸,这时候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将军聂士成在天津抵抗八国联军,由于聂士成曾作为新式军队曾参与过剿杀义和团的行动,义和团面对一往无前为国献身的将军,竟然不顾八国联军的枪林弹雨,也要毁灭这位将军的尸体,这不是愚昧,这是什么,在民族面前,个人的恩怨远远更高,八国联军都感于将军的民族气概,愿意劝降,不杀,也许,本国的人在面对自己人的时候总是比外国人更加狠,聂士成做错的可能就是他只是一个衷心耿耿的将军,他不懂政治,也不懂在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守护什么。老将歇甲,岁岁年年。
但是也不能否认,义和团也是有民族大义的,在北京的西摩尔大军想要逃出北京的时候,他们用人墙组成了一道防线,最终用血肉抵抗了炮火,但这只是直隶地区的团民,他们没有被政治利用,他们所想的所做的就是为了守护家园。
但是更多的团民已经沦丧了,他们盲目,相信戴上了红头巾就是铜头铁臂,他们不怕外来的枪炮弹火,他们听从了统治者的安排,最终只能又死在了统治者的刀下,而不是外来侵略者的炮火。
可能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对的,但是掺上了人的野心和欲望后,他们只是愚昧无知的听从,赔上权力脚下的生命。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他们没有做错,错的是他们遇到了这个国家最腐朽落魄的时候,人人都在争权夺利,人人都在割地为政,满党和汉党在争,慈禧太后和端王集团也在争,没有人去在乎外来的侵略者,他们在乎的是守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义和团只是路边的冻死骨。
就是人民找个理由暴动去祸害其他人民。
间接的反应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之深刻。
洋人,几个义和团见过?
大清,几个义和团明白是什么?
大仙神狐?那些他们嘴上信仰以至让他们刀枪不入的东西,他们死后能见到么?
找个理由出人头地,找个理由鱼肉乡民,找个理由夺人家产淫人妻女,或者干脆是老乡干我也干。当然也有活不下去了,什么都愿意干的,毕竟那时候生活太艰苦。
不要把什么暴动都当革命,也不要把革命神话或者正义化。
什么叫革命?取而代之。
这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以怎样的价值观来考量对错
要是以存在即合理的观点,义和团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是一个客观事实,受客观规律的支配,我们要做的不是评判它,而是去研究它存在发展的原因,这个原因又在怎样变化着,在今天又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其源头又是什么。
要是站在被义和团伤害的人立场上,那么义和团是绝对的邪恶,而站在义和团的立场上,其又是无比的正义。
而站在中国整体的立场上来评判,义和团是武装集团,而且是当时的非法武装集团,其首先是在中国境内进行活动,对中国整体造成了损失。但是,更重要的是,又是什么导致了义和团的存在呢?
义和团的存在,首先意味着但是中国社会合法常规的暴力机器以无法履行相应的功能,其次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使得超常规比例的中国人陷入了反常的暴力漩涡之中,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内耗的零和博弈。而这又意味着当时中国社会整体的积贫积弱,而义和团不过是那个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本质是愚昧的、野蛮的运动,当然其中也有爱国的成分。总体而言,还是要给一个负面评价。
建议题主将问题修改为 “义和团运动有什么对的吗?” 这样答起来就没那么复杂了。
阻碍生产力发展。
一个事情只要想洗白,就尽量的宏大叙事就可以了,而最关键的是掌握宏大叙事的资格。实践检验真理也是如此,关键是掌握实践的权力,而不是成为被实践的对象。
其实很简单。中国历代起义都差不多。
1. 一部分人饿了,组织起来找食物,因为不组织起来就会饿死。
2. 组织大了以后,不太饿的人发现加入这个组织可以加入让生活富有一些。
3. 组织更大了之后,根本不饿的人觉得可以利用这个组织实现自己的某些愿望。
4. 下一步就是成王败寇了。
所以,谁也没有更高尚更低俗。
如果社会没造就很多第一部分的人,就根本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
匿名说个事,我这德语班上有个学生因为祖上闹义和团的时候藏了个德国教士,后来教会给发了个凭证,现在人家拿这个申请奖学金留德了,简直带路典范,各位还要好好咲夕
一个瑞亲王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遗老遗少们的政治斗争工具,没有一点革命者的内涵,想来必然要被历史所批判的。
义和团教育了我们,只知道爱国是不够的,还得有能力爱国,有智慧爱国。
但他们作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先行者,仍配得上一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你造么,华北义和团有些时候因为一个家 (非教民) 里面用火柴就烧人全家的(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为啥呢?
因为直到现在,华北很多地方农村地区称呼火柴都叫 “洋火”。火柴确实是洋货。
客观地说,义和团确实起到了震慑欧美人的效果,但手段类似于以前江湖帮派选舵把子时 “油锅捞铜钱” 的比狠比蛮。
义和团席卷整个华北,而当时整个华北洋人加教民放在当地人口比例里面也只是很小一部分,各地义和团形成规模后,最多的力气全用在自己同胞 (再次定义一下,非教民) 身上了。为了泼脏水把孩子也泼出去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
“如果你的文明是叫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野蛮的骄傲!!”
——《赛德克巴莱》
这句话可以说,是道出了所有暴民的心声!
与义和团的区别在于,赛德克族野蛮,但是的确挺骄傲的 ——的确杀了不少日本人。而不是杀自己民族的人。
赛德克族人不多,日本人出动飞机大炮毒气… 镇压,最后赛德克族人集体自杀,也绝不投降。
看到没?这才是 “野蛮的骄傲”
义和团所秉承的理念,可以说与上面引用的金句是一样的。只不过,义和团的 “骄傲” 是要打引号的。
没杀几个外国人,杀的全是中国人,甚至很多很多都是跟这件事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无辜群众,其中不乏妇女儿童。
用大粪汤泼洋枪,号称 “神功护体”……23333,我的乖乖啊,你确定你不是猴子请来逗比的??
挑铁路拔电杆,挑的是中国的铁路、拔的是中国的电杆,外国人心疼是怎么着?
屠杀外国公使,好吧,你野蛮,和你没法讲理。
但是你们号称要 “扶清灭洋” 啊!!结果,你屠杀外交使节,在国际事务面前,大清是理亏的啊!这样外国人就有借口打大清了。
结果八国联军来了、老佛爷向 11 国宣战、“东南互保” 了,东南互保直接导致大清权威尽丧。
你这哪是扶清灭洋?分明是引洋灭清!老佛爷被你们这群猪队友坑惨了!你确定你们不是洋人派来的卧底?
义和团运动,要说 “够爷们儿”、够壮烈,也够不上。因为没杀几个洋人,你牛啥?你杀的都是中国人,还包括妇女儿童,你哪里爷们儿了?
要从智商角度看,是绝对的负数。狗血大粪汤鬼画符 VS 洋枪大炮
要说有没有用,那更加是十足十的反作用。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蠢得不能再蠢了。
可是偏偏有一群人给他们洗地,主要理由是:他们动机是好的。
靠,谁动机是坏的?杀人犯劫匪,也可以说自己的动机是拿钱给自己老妈治病。
动机也能拿出来说事?这世界上的神奸巨恶,都把自己的动机说的很高大上。所以他们才能干坏事。希特勒是好心、ISIS 是好心…… 大家都是好心。
我捅你两刀,然后我说我动机是好的,你是不是不报警不追究?
在迪伦马特笔下,罗慕洛斯面对日耳曼人的兵临城下,毫不惊慌,悠然养鸡。他容忍大臣们裹卷国库财务逃奔,容忍无耻之徒诱骗自己家人,简直没有半点人格力量,令人生厌。但越看到后来越明白,他其实是一位洞悉历史的智者。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骚扰; 如果历史已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____余秋雨
记着义和团的口号 扶清灭洋 这前期的口号就说明了一切,也预示了一切。
没成功呗
历史就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赢了想怎么写写就怎么写,就如――
咳咳
输的就是任别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有人说义和团运动后洋人对中国人的态度缓和了。
温和派穆斯林的利益,或者说政府面对穆斯林问题上的偏向性,很大部分来自激进派穆斯林的闹事搞事,恐怖袭击。
这个举例我觉得挺合适的。
某大法有什么不对?愚昧就是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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