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论丨女性带货博主：数码时代居家劳动的线上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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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大量实体经济关闭的同时，伴随着越来越多卖家转向线上，女性向的网店卖家、带货博主、“粉领” 经济引发人们对另一种在家工作的线上零工形式的关注。她们在自己的家里，在从事有偿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孩子、做其他家务，在家工作的女性计件工人不一定被认为是值得被组织化的工人，或者像 Uber 司机或亚马逊快递员那样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人——原子化和性别陈规合谋使这些女性成为了隐形的工人。作者塔玛拉 · 尼斯（Tamara Kneese）是旧金山大学媒体研究的助理教授，也是性与性别研究系的负责人。本文原题为《Home Spun》，原发表于 RealLife 杂志，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翻译刊发。

2020 年春天居家法令开始生效后，我便只能在奥克兰的家中一边照顾尚在襁褓之中的幼子一边远程教学。与此同时，我开始了一个与居家有关的民族志项目：对独立的实体店是如何转向网上销售、如何将网红技能与经营店面的标准操作程序结合起来的进行持续性的研究。一些小商店老板把他们自己的家改造成了商品集散、仓库、包装和运输中心，并把商品搬到了网上售卖。在疫情爆发前的几年里，Instagram 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和 Shopify 这样的电子销售平台，以及 Etsy 等电子商务网站成为了展示商品和便利交易的场所，对于个人销售者和小规模品牌商家都是如此。在新冠大流行开始时，由于店面关闭，不允许顾客在店内浏览，店主开始转向网上销售以维持收支平衡。

很快我就发现，照顾家庭的责任也会影响店主维持经营的能力。对于拥有一家旧物精品店的 10 岁孩子的单身母亲露西来说，学校挪至 Zoom 上意味着不再有地方帮她照看孩子。她关闭了自己的实体店，开始在照顾孩子的间隙于 eBay 上出售自己罕见的老物件。不能在商店里见到顾客使她失去了这份工作她最喜欢的地方。在低谷时期，她也会对自己维护的 Instagram 账号内容感到更加焦虑。应该向顾客透露多少信息才好？有时，她会在账户上更新一些生活里的新鲜事，但她也需要将这些发布的观点转化为销售量，这样她才能获得收入去支付贷款。于是她开始用库存的面料自己缝制古着口罩，并将它们和其他古董一起列在 Etsy 网站上。

阿里 · 阿尔卡提布、迈克尔 ·S· 伯恩斯坦和玛格丽特 · 利维（Ali Alkhatib， Michael S. Bernstein， and Margaret Levi）将计件工作的历史形式，包括农场和家务劳动者、掮客和产业工人，与当代通过 TaskRabbit 和 Upwork 等平台进行的按需工作进行了比较。所有这些形式的工作都被分解成小的独立的任务，按产出而不是按时间支付。计件工和零工一样，不会在 “停工时间” 获得报酬，而是根据完成的任务得到工资。例如，一封由零工集体组织（Gig Workers Collective）写给 Instacart（提供超市代购服务的公司）CEO 的信声称，按批量而不是按订单支付佣金和报酬的方式导致了极低的基本工资。

在我看来，像露西这样的平台销售者实际上就是计件工。尽管用电子商务平台的说法来说，他们是 “企业家”，可以决定自己的日程安排，有所谓的零工经济工作的好处。但在线销售者不能从平台获得每小时的工资或福利，他们的收入取决于他们的每一笔销售，而这需要一系列有条不紊的工作。但正是他们的劳动才使 Etsy 这样的平台能够运行。想要卖出一件商品需要写一段诱人的描述，拍一张讨人喜欢的照片，在网上发布内容，再通过直销渠道与潜在买家接触，并通过 PSP（支付服务提供商）接收付款和运输信息。个人品牌的推广则需要在工作时间以外，在家中的个人设备上继续，而这还经常被其他家务所耽搁。每笔交易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在晚餐时间收到信息就会影响到家庭生活，同时还需要线上操作，以及包装和运输物品等体力劳动（在疫情期间，这意味着前往邮局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网上销售者其知名度、流量的大小受到后台算法的支配，因此，他们必须学会一整套传统零售业所不必需的技能。

除了把家本身想象成一个工作场所——从 “工作” 这个词塑造生活的意义和社会再生产意义上来说，家庭计件工作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家工作”这个短语，虽然现在与持续的疫情联系在一起，但也与妇女参与服装制造业、计算机运作的历史和数字时代的计件工作密不可分。从远程接线员到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一个发布人工智能方面的计件工作的论坛）的工作者，再到多层次营销的销售人员，再到其他形式的育儿博主的劳动和平台化的零售，各种各样的计件工作聚合起来，共同揭示了为什么女性在家工作（无论是否有报酬）往往是被低估和忽视的。我认为，互联网上这些更加女性化、“粉领”（pink-collar）的角落，也是更广泛的零工和计件经济的一部分，它们有助于拓宽“科技劳工” 的定义——这个词仍然经常被理解为狭隘的有男性气质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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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居家工作长期以来为妇女提供了一种非正式参与劳动的手段，同时她们还要照顾幼儿或承担其他家务，如做饭、打扫和琐碎的家务劳动。在 19 世纪后期，贫穷的移民妇女把她们租住的居所当作作坊，从事服装行业的计件工作。媒介学者伊丽莎白 · 巴顿（Elizabeth Patton）在她关于 “家庭办公”（home office）历史的书中，描述了那些在家缝制衣服或在家经营“婴儿农场”（“baby farms” 指日托所）的妇女的情况。这引发了针对妇女有偿工作的公共卫生运动，当时人们认为有偿工作会有损理想化的母亲身份，比如会让孩子疏于照顾、让家里邋里邋遢。正如巴顿所说，“在关于家庭和母亲神圣性的公共话语中经营“婴儿农场” 和家庭制造业的实践揭示了一种矛盾。人们期望妇女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因为她们要在家里照顾他们。因此，从事家庭制造业或经营 “婴儿农场” 以赚取收入的工人阶级妇女也坚持中产阶级的理想，拒绝离开家庭领域。”对于服装行业的计件工人来说，他们的住所变成了工厂的附属建筑，还使得雇主对于只支付低工资更加理所当然，他们的逻辑是，能够在家工作妇女应该感到高兴，方便了她们履行其家庭义务。

仔细观察计算机的历史（the history of computing）中类似的家庭工作安排，就可以发现谁是工作者，更确切地说，谁是技术工作者。计算机的历史与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密切相关。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远程编程工作就允许有小孩在家的中产阶级妇女保留她们的有薪工作，即使兼任两个角色对她们来说有很大的压力。在《你的电脑着火了》（Your Computer is on Fire）一章中，玛 · 希克斯（Mar Hicks）描绘了在 1966 年，程序员安 · 莫法特（Ann Moffatt）在厨房餐桌旁工作的画面，她襁褓中的孩子就在她旁边。莫法特和其他像她一样的程序员学会了同时处理多种任务，并在照顾孩子的同时，努力表现出专业性。【玛 · 希克斯指出，斯蒂芬妮 · 史蒂夫 · 雪莉（Stephanie“Steve”Shirley）在工作电话中播放打字的录音，“以掩盖她年幼的儿子可能制造的噪音”。雪莉经营着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初创公司，公司名为 “自由程序员”（Freelance Programmers），公司成员几乎全是女性。】与之类似，历史学家雷恩 · 努尼（Laine Nooney）描述了游戏设计师罗伯塔 · 威廉姆斯（Roberta Williams）在厨房餐桌上的工作方式。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威廉姆斯的亲身经历和平平无奇的家居品为她的设计选择和工作习惯提供了依据，她是游戏公司 Sierra Online 的联合创始人：“在威廉姆斯的家中，桌子是最明显的，它大到足以在其上绘制地图，而且在大多数郊区的大房子里，尤其是那些加利福尼亚庄园风格的房屋中，厨房的布局能够提供最佳的家庭观察——一位母亲可以在厨房里‘工作’的同时观察孩子们在家中另一个‘房间’里玩耍的情况。”

对于许多从事科技行业的女性工作者来说，即便获得了更高的职称或高薪职位，她们的工资劳动和社会再生产工作之间也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分离。对于在家工作的合同工或自由技术工人来说尤其如此，从希克斯描述的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作的自由程序员，到当代技术领域的白领承包商，比如在本 · 塔诺夫（Ben Tarnoff）和莫伊拉 · 韦格尔（Moira Weigel）的《硅谷之声》（Voices from The Valley）中被称为 “技术写手”（ The Technical Writer）的女人，她在家里承包合同工作，也是为了在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全职工作之间取得平衡。

女性在舒适的家中远程劳动，也传达出了一种对自动化的人物角色和聊天机器人的幻想。作为虚拟接线员或远程客户服务代表的女性工作者会表现得仿佛她们是人工智能，掩盖她们的口音和家庭环境，以吸引顾客和老板。社会学家温妮 · 波斯特（Winnie Poster）评论了印度呼叫中心工作的远程接线员通过改名字和改变对话模式来隐藏他们的所在地信息，使客户认为他们是本地的。波斯特还记录了国内和全球呼叫中心外包的方式，包括通过 “红宝石女孩（Ruby Girls）” 和“在家工作的妈妈”（Work-at-Home Moms）等接线员机构，为女性提供能够在家照顾孩子的工作而感到自豪，甚至还为戴着耳机、抱着婴儿的女性做广告。正如波斯特所说，这些公司“将众包劳动转移到家务劳动中，利用女性在其中一个领域的角色来促进另一个领域的角色”。妇女使用自己的资源，如家庭网络连接和厨房餐桌来开展她们的工作。她们需要在个人电脑、耳机和专业软件上投资。正如其他类型的零工一样，风险和成本都由工人承担了，而不是雇主。

在家工作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不受监管的大型平台经济的一部分。就因为她们在自己的家里，在从事有偿工作的同时还要照顾孩子、做其他家务，在家工作的女性计件工人不一定被认为是值得被组织化的工人，或者像 Uber 司机或亚马逊快递员那样被认为是真正的工人。原子化和性别陈规合谋使这些女性成为了隐形的工人，至少对很多看客而言就是这样，这也使得女性更难找到能够接纳她们的集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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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式参与远程技术工作外，许多妇女还参与社交媒体平台附带的非正式计件工作，从多层次营销公司（多层次营销，又作 “传销”，后文中统一使用 “传销”，multi-level marketing companies，MLMs），到运营受赞助的博客等活动。所有这些以家庭为基础的工作平台都有望增加家庭收入，同时提供了照顾幼儿所需的工作灵活性。

虽然做传销或作为育儿博主制作赞助内容通常不被认为是 “真正的” 工作，但是考虑到这些女性博主的劳动，“真正的”零售工作和其他创业活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 Pinterest、Instagram 和 “妈咪博客”（mommy blog circuit）这样的“粉领”（注：“粉领” 指从事传统意义上女性工作的女性，也指在家工作的女性自由职业者，凭借电脑、电话和传真与外界联系）网站上，女性将网络影响力和零售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拥有大量关注者和精明发帖技巧的 “妈咪博主” 比那些社交媒体知识匮乏的卖家更容易获利。但这些带货博主必须要小心，不要因为发太多帖子而疏远了自己的朋友，也不能发布让人不舒服的个人消息，因为这可能会削弱她们作为理想化母亲的形象；带货博主必须在发布真实内容和过度分享之间谨慎行事。其销售应该看起来是一种快乐的形式，而不是一种工作。

在疫情期间，许多女性别无选择，只能在托儿所和学校关闭期间离开工作岗位，传销公司宣称其作为零工经济替代品的位置，他们能提供灵活的金融机会，而零工经济则往往意味着为 Uber、DoorDash 和 Instacart 这样的公司开车、送货或外出购物。与许多零工经济工作不同，传销依赖于远程的、基于社交媒体的劳动——比如在 facebook live 上举办虚拟派对，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服他们的朋友和家人购买物品，甚至加入带货大军，或许还会请他们举办他们自己的派对。通常情况下，传销对那些希望在照顾小孩的同时增加收入、寻找社交联系的母亲很有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传销公司就像远程接线员的广告一样，倾向于针对全职妈妈们，在 ScaryMommy 和 Motherly 等网站上嵌入广告。也许你可以在你的宝宝打盹或者你的孩子看最喜欢的电视节目时发一些帖子或者复制粘贴一些品牌信息。

传销起源于 19 世纪的美国——其中包括出售宗教小册子的西南出版社（Southwestern Publishing）以及 20 世纪 30 年代的加利福尼亚维生素公司（California Vitamin Company） 。这一经营模式如今几乎遍布世界各地。联邦贸易委员会将一些传销归类为非法特许经营欺诈，但许多家喻户晓的品牌如特百惠（Tupperware）、雅芳（Avon）和玫琳凯（Mary Kay）也依赖传销的模式。传销也是发展的推动者，被描绘成全球南方贫穷妇女自力更生的新自由主义手段。正如李奥尼 · 施法儿（Leonie Schiffauer）在她关于西伯利亚农村的安利（Amway）销售状况的民族志中所说，人们参与传销是因为社会义务的结构：人们觉得是来自邻居和亲属的社会压力使自己被迫购买产品并成为销售者，而不一定是因为经济动机。通过这些人际关系销售的产品无疑是女性化的：精油、化妆品、珠宝、紧身裤和营养补充品等。

传销的销售者——对她们通常的刻板印象是葡萄酒妈妈（注：wine mom，指经常在夜间饮酒并在社交媒体发帖抱怨或抒情的中年母亲）的 “老板辣妈（#bossbabe）” 的审美——与其他线上远程劳工和从业于大平台经济的劳工有很多共同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传销是原始零工经济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快速成为企业家的方式，避免了主流的单调乏味、朝九晚五的工资劳动。你的收入取决于你自己的资源，比如汽车、保险、汽油或者你要转售的产品，承担所谓的创业主义的风险，同时依赖于你的生计平台。用传销内部的说法，你是一个 “顾问”，而不是一个雇员，就像平台把零工经济从业者描述成可以自己当老板的“微型企业家” 或者 “独立承包商” 一样。

与零工经济中的工人一样，传销公司的销售者因为他们的工作不受管制、临时的性质也很容易受到剥削：许多劳动者的收入低于最低工资，这还不算他们的开销，而同样被归类为承包商的传销从业者也是 1099 经济（The 1099 economy，即零工经济，因在美国需填报 1099 税单而得名）的一部分；一旦纳税季节到来，微薄的利润率就完全消失了，因为顾问是 “自我雇佣” 的，就像其他独立承包商一样。Etsy 网站上的独立卖家也面临着类似的税务困境。但是，传销的销售——类似于网红销售由于其女性化的特质往往被贬低——几乎不被认为是一种劳动形式。不像零工经济平台或其他种类的计件工作都依赖于个人和任务化的生产，传销是从社会关系吸取资本的。与外包你的劳动给陌生人相反，传销的销售者实际上是在推销自己，推销他们的生活方式，推销他们的朋友。传销往往涉及平台劳动，但这种销售会蚕食已经存在的社会网络。作为一个卖家，你最大的资源就是你的社交圈，特别取决你的朋友是否会被说服。传销的销售是由同行压力和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赋权叙事来推动的，并非来自经理或算法的压力。实际上，美国传销公司的全国贸易协会“直销协会”（the Direct Selling Association）把传销归类为一种活动，而不是一份工作。

记者、改革者、政治家和工会都倾向于更多地关注像送货员或优步司机这样的零工，但正如法律学者薇纳 · 杜巴尔（ Veena Dubal ）所写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网站（注：Amazon Mechanical Turk，一个众包网站，供企业雇佣位于远程的 “众包工人” 來执行计算机当前无法完成的离散按需任务）上的工人也是按完成的任务计酬，而不是按小时计酬。他们被称为 “特客”（Turkers），为主要的平台、公司和学术研究人员编辑图片或进行内容审核，经常在家工作，有时还要履行其他照顾家庭的责任。作为一名“特客” 和“特客视界”（Turkopticon）的组织者，雪莉 · 斯坦利（Sherry Stanley）解释了为什么她被这份工作吸引，以及为什么 “灵活” 的工作时间变得难以维持：“刚开始的时候，做一名‘特客’很棒，我沉浸在能够养活我孩子的荣耀中。但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我的生活几乎都被 “土耳其机器人” 网站占据了。为了能在这个平台上得到高薪的工作，我会设置闹钟把我从沉睡中叫醒，因为我需要钱。”

当前的危机使得这种家务职责和基于就业职责的冲突更加难以掩盖。这也加剧了平台的掠夺性行为，这些平台推行计件工作，通过它们所谓的灵活性来顺应再生产劳动，同时回避这种越来越受到批评的零工经济。对于那些以牺牲员工利益为代价提供按需便利（on-demand convenience）的公司来说，这次疫情是个利好消息，而且这些平台也确实在疫情中获利了。尽管这种剥削受到了许多观测者的抨击，但大部分焦点都集中在男性化的劳动力身上，但女性才在大规模失业中首当其冲。许多妇女，特别是母亲，已经被赶出了劳动力市场，其中黑人和拉丁裔妇女的数量尤其可观。众多企业已经削减了服务业、零售业和其他面向客户的工作岗位。以家庭为基础的计件工作形式本身作为零工经济的替代品，使人们更容易待在舒适的家里赚钱。对于刚刚失业的人来说，这种建立在残酷的乐观主义脚手架上的掠夺性机会带来了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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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的公共卫生改革者们就在反对服装行业的计件工作，而数字计件工作如今却已经成为包容和创业的一种形式，供那些工作的父母或者那些不方便离家的人们使用。它遵循的逻辑与特雷西 · 麦克米兰 · 科特托姆（Tressie McMillan Cottom）所说的针对黑人女企业家的信贷计划和小企业债务的 “掠夺性包容”（predatory inclusion）类似。即使在持续亏损，传销公司的销售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他们的成功，或是制造整个商业模式成功运作的假象，或是假装可以每个月为家庭钱包贡献几百美元来存钱度假。

女性化的数字计件工作，与传播理论家朱莉 · 威尔逊（Julie Wilson）和艾米丽 · 奇弗斯 · 约钦（Emily Chivers Yochim）在 2007-2008 年经济衰退后所说的 “在不稳定时期做母亲”（“mothering through precarity”）有所关联。在那段时间里，妈妈们使用互联网的 “母系半球”（“mamasphere”），包括 Pinterest 和 BabyCenter 等网站，彼此联系，解决个人困难。然而，她们并非呼吁集体行动，而只是在这些网站上发着平淡无奇的帖子，这往往又会强化核心家庭的概念，似乎在面对经济困境时，女性的任务就是维护好家庭的幸福。威尔逊和约钦把幸福的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逻辑联系了起来，认为在困难时期母亲有责任维持她们的家庭，并把创业活动作为一种表现坚韧的形式。

像其他基于远程平台的劳动力一样，以牺牲集体行动为代价坚持忙碌和创业的文化会使这些工人难以被组织起来。如果所有这些女性化形式的数字计件工作都能被承认是工作且受到尊重，那么对工人本身来说，潜在的结果会是什么呢？越来越多的网络内容创作者正在努力争取作为劳工被认可，比如非裔的 TikTok 舞者罢工，拒绝免费放弃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又比如 Instagram 上的网红加入了演员工会暨美国电视广播艺术联合会（SAG-AFTRA），指出所有平台上的劳动都是一种工作。

什么是真正的劳动，谁被定义为工人？不管有没有报酬，照顾孩子都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同时，从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也是被一项低估的工作，也是照顾孩子的人试图用各种形式的计件工作来补充他们的收入的原因。思考顾家之责如何与基于远程合同的工作相互交叉，可能有助于团结工资差距极大的工人。

同样，像 “特客” 这样的微型工作者在 “特客视界”（Turkoption）找到了一种远程的团结；像 Instacart 买手这样的零工经济工作者通过像“零工工人集体”（Gig Workers Collective）这样的团体组织了起来；很多网红也已经开始争取零售业和其他行业的集体协商权利；“粉领” 工人、在家工作的计件工作者可能也会找到某种组织自己的方式，以要求更公平的待遇。在母系半球（Mamasphere）网站上的广告提供了许多信息，诸如 “适合居家父母的八种简单的兼职创意” 和“如何在幕后成为虚拟助理”，它们也可能提供连接的空间，组织工人反对平台和公司的不公平或歧视性做法。就像 19 世纪的服装行业计件工人一样，数码计件工人可能不会仅仅满足于工作的灵活性，也不会满足于能够在兼职工作的同时做好母亲的职责。数码计件工作，无论多么“非正式”，都是工作，都应该得到认可和尊重。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 “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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