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诊外佣的委屈︰被雇主嫌弃了,“我会被解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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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0日,两位外佣于严寒又下雨的情况之下,在维多利亚公园的草地上搭起帐篷。 摄:林振东/端传媒

2022年2月20日,两位外佣于严寒又下雨的情况之下,在维多利亚公园的草地上搭起帐篷。 摄:林振东/端传媒

(编按︰部分访问以英语进行,端传媒翻译作中文撰写。)

外佣Ana(化名)被雇主安排住在家中的杂物房——那是一个局促的小房间,房间里没有窗户,完全不通风,“我戴着口罩,难以呼吸”。房间里也没有站立的空间,只有满满的杂物。杂物堆中有一张简陋的木床,上面放着长度仅及Ana身高的床褥,她睡起来时还要瑟缩曲膝。她用电热水壶在房间中“煮食”,以即食面和少量蔬菜果腹。

只因她于2月12日确诊COVID-19。

她在这房间待了整整5天,除了前往洗手间如厕及沐浴,就没离开过这房间;还不时听到门外的雇主对她确诊一事指指点点,甚至千方百计想把她赶走。

两年疫情以来,市民生活深受疫情和防疫政策影响,在港工作的逾30万名外佣亦不例外。随着第五波疫情持续升温,疫情爆发后,外佣工作量大增,有人放假被禁止外出,有人染疫后在苛刻的环境条件中“居家隔离”,甚至无家可归。截至2月24日,外劳事工中心已接获约70个确诊外佣的求助个案,要求他们提供物资、药物等支援,或是协助安排临时住宿。

“为什么他们(雇主)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这么害怕,好像觉得我很肮脏似的?”在小杂物房隔离中的Ana透过语音信息向端传媒说。

2022年2月20日,两位外佣于严寒又下雨的情况之下,在铜锣湾的天桥上休息。

2022年2月20日,两位外佣于严寒又下雨的情况之下,在铜锣湾的天桥上休息。摄:林振东/端传媒

被监视的居家隔离

Ana来港12年,未遇过比现在确诊更糟的处境。

医院病床爆满,轻症确诊者须居家隔离。这5天,Ana除上洗手间外,雇主不允许她以任何理由离开房间,甚至把监视镜头对准她的房门,确保她没有“偷走出去乱碰他们的财物”;又命令她在每一次如厕、沐浴后,清洗干净她碰过的所有用具;在她从浴室走回房间的几步路上,他们还要抓紧机会对她指骂两句。

Ana确诊后,开始咳嗽和喉咙痛,一直无法好好休息。雇主则责怪她把病毒传给家中的祖母,更笃定她是在放假外出时感染病毒。“全世界都有人受到感染的啊。我又没有做错事,我都不想(受感染)的。”她为这户人家工作10年,自问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好祖母,对服务多年的雇主感到失望透顶。

“但他们忘记了,他们曾叫我到拥挤不堪的市场买菜”,Ana无奈地说,并指自己也有可能是受到大厦其他住户感染。

在房间中隔离4天后,Ana要求雇主提供快速测试套装,但遭拒绝。她称,雇主并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病况进度,把测试套装和药物藏起来;雇主更认为她是播毒的威胁,不想让她继续留在家中,“他们只想我快点离开。”

雇主索性着她对外撒谎,“他们想尽办法想我远离他们”,例如要求她向卫生署声称自己情况严重,必须住进隔离设施,或者对酒店宣称自己健康,租用房间。“但我既不是重症者,也不想冒险传染酒店里的人。”

《标准雇佣合约》列明,外佣须于合约内订明的雇主住址里工作和居住,而雇主必须为外佣提供免费且合适的居住环境;一旦外佣被发现不与雇主同住,会违反香港入境条例作虚假陈述,雇主要面临最高15万元的罚款、最高14年监禁,外佣也可能面临罚款、监禁或被驱逐出境。

疲惫与委屈交集,Ana说着,对雇主的怨气也一并爆发。早在疫情爆发前,雇主已对她严加管束,例如“雇主不喜欢我使用手提电话。”

2021年5月30日,不少外佣在周日时在中环聚会。

2021年5月30日,不少外佣在周日时在中环聚会。摄:陈焯煇/端传媒

外佣离乡别井,特别想家;在劳碌生活与疫情忙乱中,更想找同乡围炉取暖。一向关注外佣议题的社民连成员马云祺(马仔)表示,疫情开始至今,他不时收到外佣的求助,向他询问有关疫情的信息。“他们很多时只能从社交媒体得知信息,或者靠朋友、雇主口耳相传。”

“我被禁止在日间打电话给亲友,只能在晚上打给他们。但每晚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很累了。”Ana说。

Ana一般的工作时间为朝7晚12,负责照顾行动不便的祖母。“老人家很特别,晚上常常不肯睡觉,睡一会儿起来又大声嚷嚷,我根本无法好好休息。”工作时间高达17小时,压力也大,她不得一夕安寝。

对于缺眠的Ana来说,平日无法与亲友好好联络,使她觉得每周一休尤为重要。不单是为了放松身心,而且是权利,必须捍卫。她的雇主曾以防疫为由,提出取消她的周休,不让她外出,却没有提出任何补偿,“所以我还是坚持要放假”。结果,她在染疫后就被指控为播毒元凶,遭到连番刻薄。

外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唐晓昕称,疫情下很多外佣不被允许外出,遑论越洋回乡探亲,只能透过社交媒体与家人遥距沟通。“她们很难得有机会离开工作环境,压力很大。放假与朋友见面是她们唯一的减压活动。”

放假外出解压,成了雇主指控Ana染疫的“罪证”。居家隔离期间,Ana困在小房间里没法走动,这种恶劣的隔离环境她无法再待下去,于是尝试联络印尼领事馆求助,但无法成功拨通热线。她最后透过外劳事工中心联络政府当局,才获安排住进政府辖下的隔离设施,并获取药物及快速测试套装。

换了一个环境,短时间内不需再面对雇主的冷嘲热讽,她现在终可在隔离营专心休养,但还是忍不住担心康复后,会否丢了工作。

“我的心里很乱。我并不担心我的病,最怕的是雇主可能会因此(染疫)而解雇我。”Ana说。

事实上,自2022年第五波疫情爆发,有关外佣是否应“取消休假”,也在社交媒体上的雇主群组内发酵,引起热烈讨论。当中有雇主帖文扬言,由于家有幼儿,故“白纸黑字在cam(镜头)前面跟外佣‘倾好咗’(已谈好)”,如外佣不同意则“预备即时解雇”,当中要求包括1个月由4日假期变2日、只可在周一至周五放假;其余2日假则可在家休息或选择工作,如工作的话,工时朝10晚8,日薪港币200元;如外佣外出渡假“导致”强制检测,强检的时间不计入工时。

该帖文甚至声称,已口头警告外佣,如外佣外出“引致”确诊,并传染家人,雇佣合约会于外佣确诊起计30天后结束;并视此举为“提前通知”。

有大律师回应媒体查询时提醒,若因外佣要检测而扣减工时,不属合理扣薪的范围;或甚去到解雇染疫外佣,雇主或会构成不合理解雇,违反雇佣条例。

外劳事工中心为有需要的确诊外佣搜集物资,包括食物、快速测试套装、药物、口罩等。

外劳事工中心为有需要的确诊外佣搜集物资,包括食物、快速测试套装、药物、口罩等。图:受访者提供

家里没有食物了

另边厢,另一确诊的外佣Tres J Marias(化名)虽被安排在家中隔离,却没有得到充足照顾。

“这里只有罐头食品。”Tres说。

Tres 2月7日开始咳嗽,经雇主建议进行新冠病毒测试后,发现结果呈阳性。她带同住院物品到医院求诊,医生判断为轻症,让她先回家进行隔离,等候卫生署致电给予进一步指示。

雇主起初并不愿让Tres回家隔离,Tres也愿意配合雇主的意愿留院。但医生跟雇主通话后,还是坚持原本的决定。Tres回家后,由于女雇主正在怀孕,雇主一家担忧病毒会感染孕妇,于是搬离了原本的住所,让Tres独自在家隔离。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知道检测套装要多少钱吗?那些套装买来是给我的亲戚用的。”

“如果我老公感染了,他怎么上班赚钱?”

搬离住所前,生气的女雇主不忘大骂Tres一番。

“是我的错,但我也不想的。谁会想受感染?”Tres承认了她的“错误”,但却不免为女雇主的责骂感到伤心。

从那天开始,Tres已在家隔离逾两周。她未曾外出购买生活用品,医院只给了她3日份量的药物,雇主亦只给她留下罐头食品和1日份量药物。这些远远不足以支撑她渡过整个隔离阶段。

“我怎么一直不能痊愈?”人在外地,又身染疫症,Tres越发感到焦虑,更加怪责自己“不够小心”而感染了病毒。她只能安慰自己,说这是神给她安排的试验,鼓励自己“我会好起来的。”

心灵上,她可依靠宗教,但肚子还是会抗议。从隔离第二天开始,雇主曾上门向她提供清洁用品和快速测试套装,却没供应其他生活所需,屋中的食物实在不够让她填饱肚子,“他(雇主)可能太忙了……可能是这样”。她唯有向外劳事工中心求助,获得面包、鸡蛋、蔬果等新鲜食物,以及药物和卫生用品。雇主见她已经获得了组织的协助,更加没有再向她提供食物。

事实上,《标准雇佣合约》亦订明,外佣是有权获得雇主提供免费膳食,或每月最少港币1,173元膳食津贴(以1个月30日计算,每日最少港币39.1元)。只是疫情下,外佣基本需要也被忽略了。

Tres成了确诊者,知道隔离是甚么一回事,也意识到疫情严峻,担心同乡的情况,当得知有朋友要外出汇钱回家乡,她千叮万嘱吁她要小心:“现在有很多确诊个案。我真的确诊了。”

2022年2月20日,警察巡视,提醒外佣不要违反二人限聚令。

2022年2月20日,警察巡视,提醒外佣不要违反二人限聚令。摄:Lam Yik /Reuters/达志影像

被丢在医院外,有“家”归不得

“我无法思考,因为确诊令我很害怕。”遇上疫情第五波的外佣Sulis(化名)反复强调着。

不谙中、英文的她,并不熟悉香港疫情情况,只知道每天都要配戴口罩,且她两星期才能休假一天。她估计,或许是因为每天到菜市场买菜,人多挤拥,而感染病毒。

2月5号确诊后,男雇主安排Sulis在她的房间内居家隔离,一天只能到厨房两次,烹煮印尼捞面(Indomie)作为午餐、晚餐,没其他膳食选择。最初她只有咳嗽,但4天后她突然于家中昏倒。“女雇主突然敲我的门,我很害怕她会(因患病后无法工作)骂我,然后就晕倒了。”

然而,女雇主把她带到医院门口,便随即离去。由于是轻症,医护人员建议她回家继续隔离,但她致电女雇主询问后却遭拒绝,被逼继续留在医院的户外帐篷中等候。

有雇主担心确诊外佣会传染给家中的长者和小孩,因此拒绝他们回到家中,结果外佣既不能留院接受治疗,又无家可归,在寒冬中露宿街头。

Sulis说,帐篷内空间狭窄,也没有床铺、椅子,两日间她只能席地而坐、半睡入眠。那几天,偶有降雨,气温下降,她只带了一件外套,难抵严寒。她跟雇主反映自己的状况,却不曾获雇主回复。

尽管医院有向她派发食物,但因为她的征症只有咳嗽,算是轻症,医院没有提供药物。不过,她形容“咽喉极度疼痛”,令她无法下咽和进食。

在帐篷里,Sulis想起,她从朋友那边听过,确诊的外佣会被雇主解雇,不期然担心起来,“我完全不知道我是否会因此失去工作。我很害怕,你懂吗?”Sulis觉得,染疫后她无法工作,她对雇主感到很抱歉,担忧雇主会否因此而解雇她。

在帐篷等候安排隔离期间,她尝试联络雇主,却未获回复。后来致电雇佣仲介中心,她才得悉雇主并未通报她的情况。她只好联络相熟的印尼移民工人工会,由他们帮忙转介个案给外劳事工中心,方获安排离开医院,前往隔离。

隔离两星期间,她一直焦虑往后的工作安排,也不知道自己会否被扣人工——雇主只间中询问她的病情,却从未回复她追问雇佣安排的信息。隔离即将完结之时,她再传短讯给雇主,表示“很快可以回家”,雇主仅以“赞好”表情符号回复。

网媒《香港01》亦有报导,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代表叶沛渝指出,有无家可归的外佣获家佣匡扶中心收留,当中部分未完约,确诊后遭雇主无理解雇。

劳工处回应媒体查询时指出,不应因外佣染疫而终止或拒绝履行外佣的雇佣合约,因为根据《雇佣条例》,雇主不可在雇员取有薪病假期间终止雇佣合约,否则可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万元;如雇主因外佣感染或感染后康复而给予外佣较差待遇,例如解雇外佣,亦可能违反《残疾歧视条例》。

外佣担心丢了工作,因为离乡背井,是为了养家。而唐晓昕透露,疫情在全球肆虐,很多外佣的家人都不幸染疫,甚至因而过世,外佣不但要支援亲人的医疗开支,甚至要处理亲人的身后事,令他们的财政负担大增,“大部分外佣都在这段时间寄多了钱回家,应付家里开支,所以她们不能失去在港的收入。”

至本报导刊登,Sulis终隔离完毕并返回雇主家中,结束了确诊的恶梦。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的秘书、为前雇主工作7年多的外佣Jec Sernande。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的秘书、为前雇主工作7年多的外佣Jec Sernande。摄:林振东/端传媒

24小时候命,失去外出自由

事实上,外佣与雇主间的矛盾,过往亦有不少讨论,只是疫情令双方关系更拉扯。

2020年1月底,香港出现首宗COVID-19外地输入个案;2月初则首次出现本地确诊个案,自那月开始,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的秘书、为前雇主工作7年多的外佣Jec Sernande,有长达4个月无法在星期日到教堂进行礼拜,也无法回到工会办公室,照顾有需要的同工。“我的职责是跟进他们(外佣)的状况,那时却只能遥距致电他们,或传信息给他们。”

“那更是我们唯一可以跟朋友谈天的时间啊,让我们放松紧绷了6天的神经。”Jec回忆起那段哑忍的日子。

疫情前,Jec每晚9时半左右就会结束一天的工作,进房间休息;即使长时间工作,在日间她也有一至两小时休息时间。然而,疫情后雇主一家长期在家工作,Jec变成了24小时候命,工作量大增。

清晨5时半,她到厨房准备早餐。雇主一家吃饱后,她就要为在家上网课的两名小孩连接网络装置,再督促他们学习。然后她到菜市场买菜,再为在家工作的雇主料理午餐、晚餐。晚上9时,她准备睡觉了,雇主却敲她的房门,着她煮个面条,因为还在客厅工作的他们想吃宵夜。

“累了一整天,睡觉时他们又来敲我门,我并不能好好睡觉。”她的休息时间减少之余,她更认为自己好像是被全天候“监视”。

疫情爆发后,雇主担心Jec会在染疫后传染全家,所以严格地要求她进行个人清洁消毒工作,包括:在她出门扔垃圾、买菜后需要用消毒喷雾喷过全身才能进屋;在全家人洗澡后,她才可使用浴室,洗澡后她要把浴室从头到尾清洁。

然而,雇主一家出门后回家,却毋须先消毒再进门,令她感到不解及觉得受歧视。

矛盾地,雇主也没有为Jec提供足够的防疫用品。Jec是唯一被要求在家中也须配戴口罩的人,但雇主每星期却只给她一个外科口罩及布制口罩,并不足以应付她的需要。幸好Jec可以从她所属的工会联会领取免费防疫用品,这才得以符合雇主的要求。

Jec向前雇主诉说她一周工作6天,已感到极度疲累,尝试表达自己需要休息和外出休假的需求,却遭前雇主以防疫为由拒绝,并表示若她不接受安排的话,就得终止雇佣合约。

但与此同时,她却眼见前雇主邀请朋友上门作客,此差别待遇同样令她感到被歧视,“COVID病毒没有差别待遇。每个人都可能受感染的,不只是家庭佣工。”

法定假期被夺走,Jec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仍在领着外佣的最低工资(每月港币4630元)。她转述雇主的话:“你留在我家,我已经给你提供免费食物。”受合约和法律保障的权益,竟变成了雇主口中的恩惠。

直至雇主2020年中移民,终止合约,她才结束这可怕的生活。

2022年2月20日,美孚地铁站附近一个天桥下,外佣在限聚令下二人一组休息。

2022年2月20日,美孚地铁站附近一个天桥下,外佣在限聚令下二人一组休息。摄:林振东/端传媒

被忽略的34万人

2月16日,新民党议员陈家珮在立法会辩论2021年施政报告致谢动议中指出,外佣放假如常外出,并除口罩进食聊天,暴露在高风险环境中,容易受感染,认为外佣“身为香港一份子”,在防疫前提下,政府应考虑在指定期间要求外佣留家休息,避免外出,称此举涉“公众利益”也与劳工条例没有冲突。

另一方面,港府于2月10日起把“限聚令”人数上限收紧至2人,其后特首林郑月娥于2月18日宣布,对于违反限聚令的情况,“执法将不再仁慈”,违反禁令的外佣同样一律会被罚款港币5000元。

高额罚款比政府规定的外佣每月最低工资还要高,有港人发起众筹欲为外佣缴交罚款,却遭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批评,并指劳工处会研究采取法律行动,阻止此类众筹活动。

2月20日周日,在外佣假日集中地中环皇后像广场附近,有外佣于街上聚餐、跳舞,也带着红白蓝胶袋和纸箱摆卖;劳工处人员向他们派发限聚令单张、展示相关告示牌。相隔一条马路之外,警员则在爱丁堡广场行人隧道内拉起橙色封锁带,要求外佣离开,不准他们再度聚集。

当日,劳工处向9名外佣发出违反限聚令罚款通知书,及向1名外佣发出违反口罩令罚款通知书。

“我们作为接待外佣的地方,并未尽好东道主的责任。”社民连马仔进一步指出,外佣面对的是结构性问题。“他们是‘孤儿仔’来的。”

截至2021年年底,全港外佣人数接近34万,但马仔指出,政府制定劳工政策、进行城市规划时,经常欠缺对外佣的考量。一直以来,外佣都被强制与雇主同住。他们的消费力不高,也缺乏雇主住家以外的休息地方。于是在疫情下,问题一下子全部涌现——外佣工时过长、确诊后被逼流浪街头、遭受雇主刻薄等等。

2022年2月20日,外佣在维多利亚公园的椅上休息。

2022年2月20日,外佣在维多利亚公园的椅上休息。摄:林振东/端传媒

“(我们)是被排除在外和受到歧视的。”Jec补充说,在疫情下,即使在住家以外的地方,外佣有时也会受不同程度的欺压,举例指,她乘搭交通工具时,试过身边的乘客会因为她坐下而立即移到其他座位;她到菜市场买菜,有人会注视她,然后用她听不懂的广东话说“Pokgai(仆街)”等咒骂别人的粗俗词。

疫情尤其考验外佣与雇主、甚至香港人之间的沟通和信任。要进一步保障外佣权益,马仔建议政府多进行“小修小补”,例如取消外佣与雇主强制同住的规定、为他们开设活动场地等,以带来长远改变。

“外佣在政治制度里没有发声权,也没有人在议会中为他们说话。如果传媒不报导外佣的事,他们就不会被看见,失去社会力量。”马仔希望,社会可以更关注外佣议题,令他们不再被边缘化。

而且,他观察到,即使有外国驻港媒体作出疫情相关报导,信息也较零散;网络上又充斥着假新闻,须靠外佣自己核证。他希望劳工处、入境处等相关政府部门可以考虑透过网上渠道、短讯等形式,以多种语言发布消息,让外佣更易获得官方信息。

为支援外佣,外劳事工中心亦特意举办网上活动,例如瑜珈班、冥想班等,帮助无法外出的外佣减压。唐晓昕补充,她也希望各政府部门能更有效率地提供支援,透过部门热线向外佣、雇主家庭提供指引、回应查询,“不能只要求每一个家庭遵守政策”。

染疫逾两周,仍在家隔离的Tres依然有咳嗽和背部疼痛的情况。她明白自己的症状较轻微,但仍希望政府可以尽快跟她跟进情况。“直至现在,卫生署还没有打给我。”她每天服用外劳事工中心提供的药物,以及自制的柠檬姜盐水,等待康复的一天。

至本报导刊出前,Tres告诉端传媒,最近一次的自行快测结果依然呈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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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民闹信息不清楚,不知我们想怎样。不止你们,我都不知道上头想怎样”。一名曾于检测站工作的政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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