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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营已经马上要结束，那么之前我们已经讲了些什么？大概有哪些比较关键的观点呢？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

如果有什么是最重要的：

• 对直观之“真”的依赖和确信
• 实践和目的之核心重要地位
• 对偏见的深刻理解（合理的切入你的偏见）
• 对“通”的渴望
• 对于现代社会“装置”特征的洞察
• 对于“非对称性”以及其问题的理解
• 对于“新颖性”和“风险承担”的理解
• 对于从传统中继承和延续的“扩展秩序”的理解

WEEK1 关于“好生活”

好生活是一个有直观感觉作为基础的真实“话题”。

好生活感受的模糊性既和个人与公共之辩有关，也和“自由”的选择本身有关。

好生活更多是一个基于“反思”，“语言”的思维活动。

这种思维活动尤其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中展开，“好生活”很难摆脱其他人对你的认可，承认，服从的过程。

大多数时候，人们处在程度好坏，和顾此失彼的好坏的中间状态。

甚至对当代的很多人，还处于“世俗生活”和“超越生活”完全区隔的两种好坏判断中。

好生活的“真”拥有“自我实现（authentic）”，“源发(genuine)”，“本质(essential)”的三重意味。

好生活和人的“快乐”的情绪高度相关，当然也直觉的与“痛苦”的避免高度相关。

但纯粹的追求“快乐”与纯粹的追求“痛苦”都不可能简单的通达“好生活”。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德性”的问题上，接受“德性”，便会触发快乐的情绪，可能将过去的“痛苦”变成现在的“快乐”。

福柯、尼采、清教徒、SM过程，都能看到明显的“快乐”与“痛苦”模糊甚至互相转化的部分。

假如那句“本性是最重要的，个人算什么”的箴言被纳入人性之中，假如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发笑以达到最终的解脱和轻松，那么，也许这笑便与智慧连在一起了，也许就有了“快乐的知识”。——尼采《快乐的知识》

但这种转化绝不是先有感受，再有反思，再有自我说服，再有情绪的转化。而是在你过去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后，构成你的一套意识与下意识的模式，让你在接受重要的“快乐”或“痛苦”时，他自动就在那个模糊的边界位置上。

柏拉图认为有“根本的”快乐，即“沉思”，在这个地方，可以引入对“神秘主义”的理解，人类有诸多行为可以导向对于“根本”的直观认识和确认。

他们的灵魂实际上都在寻求某种别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叫不出名字来，只能用隐晦的话语和预言式的谜语道出。——柏拉图《理想国》

在今天这个“技术”的时代，追求“好生活”需要一种“积极的自我技术”。（这个逻辑同样连通“关于做事和创新”中的，在这个以“系统装置”构成的时代，做事需要在一个“装置”的背景下来思考。）

对于每个人的“好生活”，需要“现实且有意义”的理解为你提供目的，由“现实且合逻辑”的回答如何做，并由“合逻辑且有意义”的理解提出根本的原则，作为“如何做”避免悖论的方法（森对阿罗民主悖论的补充）。

在对于好生活“根本真感”的判断上，一定信赖荣格四种认知模式中你最擅长的那一个。

好生活一定是建基在某种感性直观的基础“真感”，并由实践过程不断分辨纯化，积极计划以自我为对象认识和行为的一个过程。其根本建立在对于“快乐”和“痛苦”的辩证理解，并通达某种“统一而神秘”的“根源之真”上。

WEEK2 关于认知和学习

任何学科通达“好生活”都有一个核心的还原点。

任何学科都有一个“基础偏见”，作为支撑这个学科的支点。

哲学比较特殊，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后的这些在维持一个“公共言说”的环境，维持一个对话的基础。

“根本问题”是对任何学科都重要的一个基础问题，是构成学科或话题的“形式因”，是这个学科的dynamics。

对于“可理解”的世界，人们的理解可以分为“真实（直观、情绪）”，“逻辑（数学、形式）”，“意义（语言）”三类，这是人们可以确信为“真”的思想的基础。

这三者两两组合，构成认知和理解世界的三种基本结构，“现实且合逻辑的”，“合逻辑且有意义的”，“现实且有意义”的三种。

而三种方式不可能内在调和，例如“阿罗投票悖论”和“汇率的三元悖论”。人的理解和认知就是在这三种不完备的理解框架下展开的。（因而没有完美的理解，张力才因此存在。）

在讨论该学什么，如何学之前，最重要的是洞察学习的“先决条件”，即达成什么条件人才可能“真的学到”，以此作为反思自己学习过程的根本支点。

而对自然语言的洞察，有助于我们发现“学习”背后的“先决条件”，也提出自然语言洞察作为一种重要手段的地位。

而现代哲学“批判”的一般程序则是，首先将对手牢牢地束缚在作为唯一信息来源的表象直接性的前门，而自己的哲学却从披着寻常语言惯用法伪装的后门逃走了。——怀特海《过程与实在》

“学习”是一个建立在广泛的“知道”的基础素材基础上，由诸多基础“知道”的素材构成对对象的“了解”，再由主体的目的实现认知的“简化”的一种“理解”，再由“理解”勾连实践性的“学会”达成“真的懂得”的一个过程。

除以上之外，还有“学到”、“学会”、“记住”等概念的理解和先决条件的洞察也非常重要。（还差一个“明白”我们没有分析，大家可以自己试试。）

知道是一种基础“认知素材”的获得过程，某些知道是“基础事实”，某些知道是“情绪与动机”的洞察。因此如果人要由确凿而全面的“知道”，先决条件是：同时理性和非理性的认知能力。

荣格区分两类认知基础能力，理性的，包括Thinking（逻辑推断）和Feeling（主观价值），非理性的，包括Sensation（感受与关系）和Intuition（动机）。这四个能力对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可偏废。偏废意味着“知道”基础素材的不完善。

“学到”代表一种“学有所成”的状态，是否能“学到”的关键不在于教授者内容的好坏，“学到”的先决条件：是一种意向性，即愿意聆听，愿意学习的状态，因此在所有学习之前，应该重点考虑为自己培养这种“意向性”（传记的阅读是一种好方法）。

“了解”代表一种对事态全面的掌握，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广博的意义在这里凸显）。“了解”的先决条件：是对于事态的充分开放和全面的把握。

“理解”和“了解”不同，“了解”是一种对“全面性”和“复杂性”的把握，而“理解”反而是一种“简洁性”，是对事态关键的一种把握。这种简洁和“重要性”的把握全系于人的“目的”。所以真的能够“理解”一件事的先决条件是：人的主观目的，如果对一件事或一个对象没有主动性的目的，即不可能真的“理解”。

“学会”是一种对外的技术性操作，或一种对内的“自我技术”，真正学会并非了解了操作的流程和方法，恰恰在于能够稳定的解决“达成结果（deliver result）”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的能力。因此学会的先决条件是：将自己投身进入可能做砸的风险之中，只有承担这个风险，才可能真的“学会”。

“记住”是一种非常“行为主义”的学习和认知过程，代表以后不会再做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外界的惩罚或奖赏的强烈程度，记住在这里仅仅是“隐喻意义”的，其实是下意识过程。“记住”的先决条件是：遭遇到一种足够强力的外界奖赏或惩罚，或足够多次。

“记住”有一个关键的洞察，就是不能“攒大招”，这个思路或许可以拥有一个充实的内核，但是缺乏时间过程中的很多“记住”，因此在很多细处会遭遇数不清的问题，溃于蚁穴。因此“记住”是我们做事中下意识智慧的主要来源。

“懂得”与“理解”不同，“理解”未必通“形式因”，但“懂得”是直接通达“形式因”的。一种知行合一，内外一体的一致性，包含了知识和行为的两重性，我们总是“突然懂了”，说明他不是一个有意识过程。“懂得”的先决条件是：既有充分行为，又有存在意义上的认可，一种全副身心的“理解”。懂得本身就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做”或“不做”的必要性。“xing shi y”

认识和学习上的“通”在古希腊是“自由民”的必要知识，在古代中国是“达”的反面，是为“不达”找到了其“路径”。

这样的学习让学生意识到他们所处的人类与自然世界。它让学生更能反思他们的信念与选择，对理念和动机能具有自我意识和批判性，解决问题时更具有创造性，对周围世界更有觉察力，对个人、职业和社会生活更有自我洞察。——哈佛《通识教育特别工作组报告》

“通”不在于零零散散的了解很多不同的知识，“通”不在于知识的多元，而在于获取知识和用知识思考的过程，是一种“通”的方法。

金岳霖来看，“通”的意义就在于，对于“真”的知识，理解“真何以为真”的过程。其回溯到与“常识”高度相关的部分，因此“通”既是找到不同的“直观”都为“真”的原因。

因此“通”一定保证了一种对于“知识真假”的分辨力。

古希腊人的世界隐喻是一个圆形的隐喻，而现代人的隐喻则是一条上升的隐喻。古希腊的世界认识中包含着“通”的可能。

系统理论的“通”不在理论本身，恰恰在于“系统理论”与“实践常识”的结合，即系统理论获得从“实践常识”的“直观的真”的保证的过程（张五常的例子）。

因此从论理上达到“通”的境界，需要阅读一些具有“通”的要素的书籍，例如《行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或《科学 哲学 常识》。

除理知外，亲知同样可以达到“通”的状态（例如何冰的话剧表演），我们反复强调的“直观之真”中恰恰蕴含着这些“通”的途径（这里同样通达了金岳霖认为“通”与常识的关系）。

身体经验的原始形式是情感性的，那是盲目的情感，实在另一事态中被感受到而被接受的，它被一致地用作一种主观激情。用适用于更高经验阶段的语言来说，该原始要素便是同情，也就是感受另一事态中的感觉，与另一事态一致性的感受该感觉。——怀特海《过程与实在》

技术化的时代不仅杀死了“上帝”，同样扼杀着“通”的可能性，因为其整齐划一，对于多样性的削减，“通”恰恰就是找到多中的“一”，而非直接找到“一”。

高度组织化的消费社会是改头换面的法西斯主义，它毁掉了1960年代的文化繁荣。——帕索里尼

因此在技术时代，达到“通”的方式已经在各种模板化的技术操作中被掩盖，真正实践中的“通”来自直面“真实问题（real-life problem）”以实践之事促使个体在多元的任务和目标中达成一致性的感受和认识（哈佛减肥冰淇淋的例子）。

理知系统知识大多长于“分析”、“批判”和细节之用，对于找到源头性的目标，帮助不大。源头性的目标大多来自非理论性的“直观”，尤其强调，极大的可能性下，会来源于与“人”相关的直观。

自主学习如果有一个计划，那么一定是话题性的，基于一个话题慢慢展开的。在一个话题下，可以借助wikipedia category，文献综述或Oxford Handbook来实现对该话题的概览。

阅读中非常关键的事对论文的阅读，论文的阅读关键在于找到关键作者并跟踪其新的论文。

阅读中提出“好问题”非常关键，好问题在很多时候是你一直关切的问题与阅读中获得的“新假设”结合的产物，“好问题”为你关注的这个问题提出了解答的明确方向。

在主题阅读中，找到“交叉学科”内容进行阅读是非常重要的。

互联网时代面临信息爆发的态势，甄别信息有效性的能力变得至关重要，自己建立一个有效的“理解框架”是关键的（汪丁丁的“物质生活 - 社会生活 - 精神生活”维度）。

在对于任何领域话题进行学习的时候，学习的稳固程度可以靠形成一个“可表达的框架”来完成。一旦所有在“宽频学习”中凝结下来的知识被你整理进入你的“可表达框架”，这些知识获得了他们的栖身之所和生命力。

WEEK3 关于做事和创新

“难以确定做事的方向”是一个现代问题，在每个人的心灵和自省被独立出来之时，虽然他确实可以选择，但是他的选择并未从社会中独立，他面临一个艰难而深度嵌于社会中的“沉重自由”。

在晚期现代性社会中，每个人都面向未来的风险进行考虑，因此大多数人选择“做什么”，其实是在回应某种“制度化”的风险。

晚期现代性社会本质上是由严密的“社会装置”构成的，我们“做事”的基础想象，就是将自己嵌入到某种“社会装置”中进行考虑，脱离这个装置，其实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考虑的能力。

技术内嵌于“装置”中，所以我们才如此强烈的依赖“技术 - 需求”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做事”。

每种装置都有内部结构，要么是层级结构，要么是网状结构，那么金字塔尖和网络的“结构洞”成为装置中的关键部分，其他人在一个社会装置中，便面临深深的“无力感”。

社会装置和技术性本质上是提供一套“行事模板”，而行事模板削减“变化的可能性”实际上在削减一个人未来的可能性和他的实际能力。

因此面向个人自身的“做事”，重要课题就是“做自己的装置”，“立于言”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立于装置”的时代。

当然很多网络平台也提供了可以供你直接调用的属于你的装置，但是这些装置并非自由，其实受到平台逻辑的极大制约（Youtube算法的例子）。

因此建立一个完全属于你（或小型团队）的装置显得极其重要，他最好能够直接与人相关。

商业型小型装置在这个时代受到大型规模化商业的挤压，因此选择一条“另类商业化”或“非商业化”的道路来完成这个事情，会是一条更好的路径。

从做事起点的实际起点上看，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种：

• 自己的直观表达需要被认可
• 自己觉得重要的东西需要被别人认可
• 自己觉得重要的价值需要别人认可
• 解决他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 希望他人以行为服从

对于每个人可以提供的，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种：

• Course
• Video
• Consulting
• App
• Shop
• Game
• Product
• Novel(Text)
• Podcast
• Community

在从起点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以下的核心模块需要考虑：

• 流量（如何慢慢积累流量）

• 装置的设计（从模块开始一块块拼接）

• 内容生产

• 社群的建立

• 找到最初的起点（a baby step，也需要是一个装置的雏形）

• 学习所有的软件技能（photoshop, audio, UI, video）

• 学习编程（从前端到后端）

• 规律性的开展（规律性的做事）

熊彼特的Development

这是熊彼特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就在他发表巨著《经济发展理论》前两年，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了其作品中的问题。

熊彼特在该文章中的观点是“通达”的，其在类比的意义上与所有学科都有关系（“目的论的引入”，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张力，“新颖性”）。

在这篇文章中，重要性发生了转向，“创新”不是一个大脑中的认识框架，而是一个“过程”（过程在之后的学习中都是一个关键词）。

在我们过去对于“发展”的认识中，对于“不变”的延续和对于变化的恐惧影响了我们真正的理解发展（创新行为，创造行为）。

熊彼特过去对发展的理解是“阐释性”的，甚至包含了一种“过度抽象”，将“过度抽象”当作原因要素，认为其具有“预测性”，是一个认识上的顽疾。

过去发展理论的重要问题就是“目的论”还未被引入发展理论。

环境要素永远不可能“决定”着创造行为的发生。

其关键在于“大脑这个器官（mental apparatus）”可以从环境中获得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反应模式。

这种反应的“新颖性”带来一种极其强烈的“非决定性（indeterminacy）”。

即便我们依然从社会现实出发考虑这个问题，“新颖性”依然为对整个社会现实的理解提供了新的内涵。

我们能够描述的“变化”只有“适应性”的变化，而不可能描述源初的“新颖性”的变化。

没有“合逻辑又有意义”的原则可以判断现实问题，现实判断没有“普遍性法则”（实践智慧的重要性）。

“新颖性”是“主动的”且“非决定论”的。（这是有意识进化的关键）。

“新颖性”是不确定性的来源，但在更大的意义上，新颖性恰恰对发展是“决定性的”。

只要是“真的”且“可观察的”，就存在“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张力（哈耶克的“扩展秩序”也讨论这个问题）。

有“新颖性”的两幅作品之间是不可能从一副用微小的变化积累“演化”到另一副的。

“新颖性”既可以是一种energy，也可以是一种mechanism。

而一种共通的对“新颖性”的认可（一种“重要性感受”的共识）是社会中各个领域（尤其是智力领域）形成的基础（“社会何以可能”）。

经济学虽然在“量化”和“基准化”方面有巨大优势，但依然无法处理“非连续性”问题（连通塔勒布的“非线性”，有时候比“非线性”更加的极端），而这个数学系统的问题也随“新颖性”向其他的领域蔓延。

流俗意义的“发展”，其实仅仅是“增长（growth）”。

“新颖性”是一种彻底的区分，就像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人的判断力的区分。人类具有两种判断力，其一称为 “范畴判断力”——即判断现象甲是否属范畴 A 的能力，其二称为 “反思判断力”——即当已有范畴不能涵盖现象甲时提出新范畴 A 使得甲确实属于 A 的能力。这里，反思判断力的运用包含着创造性。康德指出，在任何实际运用中的范畴判断力，也常需要运用反思判断力。

因为“新颖性”，经济发展是完全不可能“预测”的，即便在非常细节的实践上都不可能。

缺乏对于“新颖性”的理解，发展问题要么 1 理解为我们的观测和数学能力还不够 2 以达尔文的方式被理解为“演化”（非进步） 3 以孟德尔的方式被理解为“随机性”。

从“非决定论indeterminacy”到“新颖性novelty”到“实际的断裂性leap”的变化，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智慧”（eventually economics, the origin of all concepts）。

WEEK4 深入到做事和前三个话题的融合

到底如何理解和思考“装置”的问题，和如何理解一种“过程”，需要对“系统论”有一定的了解。

生物体、生物系统的不同在于其是一个开放系统，一直与外界进行着“信息”的交换，是一种“负熵系统”，也是“能量耗散的”。

这样的系统也是一种“自组织”，在没有外部来源引导的情况下会自行增加其复杂性。从无序的局部相互作用，到一种整体的协调过程。自发产生，不靠某种中心的计划和调控。有序产生于“非平衡态”中内外信息的交换过程，而非一个内部平衡的过程（哈耶克对于“扩展秩序”的理解也是一个自组织）。

这种“秩序”的产生关键在于“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种“负协同效应”）。一切组织、装置、共同体要实现的，就是在去中心化的情况下，形成某种”正协同“。

将思路从”非系统“的切换到”系统“理论的关键是从”提供产品“的思路，到”提供服务“的一种思路，整个是一种”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的过程，每个参与者的价值的完成实在流程和过程中完成的。因此每一个所谓”装置“就是一个”服务的容器“。

系统论的思路非常关键的思路就是VSM（viable system model）和VSA（viable system approach），后者与前者也有延续关系。

VSM的思路将系统划分为具有递归性的五种系统： 系统一：功能 系统二：信息通道（包括系统三的监控） 系统三：责任与条款 系统四：外部环境的监控和控制 系统五：决策和战略

VSM中五个思路是对人脑系统的一种模拟，其中系统1-3模拟人脑的相对古老和自动系统，系统4是具身认知和对话沟通的系统，系统5是相对高级的决策脑区。

VSM虽然听起来比较“教条”，但类似“今日头条”这样的所谓“大数据”公司就是依照这样的一套思路在运转。

VSM的系统设计有四个原则： 非对称设计：对其中的人和成本需要保留一定的伤害空间。 最大信道设计：信道贷款按照最大可能的通信量设计。 信息转换设计：每一个角色之间的信息转换都包含某种信息转换。 三个原则必须即时循环：

VSA的重要发展就是对“子系统”和“超系统”的发展，尤其是“超系统”，促使“装置”和“系统”找到了其发挥作用的“场景”。

与VSM不同，VSA对系统的监测和洞察不是仅仅“信息论”和“数据化”的，VSA强调以“现象学”的视角洞察系统的真实，包括各种不同的方式（as a synthesis of philosophical, sociological, 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approaches）。

VSA的实际做法包含了VSM的全局性方法和“分析还原论方法”（连通塔勒布的启发法），找到关键要素发力的方法。

因此VSA系统的关键还原论方法就是找到系统的“Enabler”，推动系统运转的关键要素。这样的关键要素过去比较重视“结构性要素”，现在更重视如何从“行为中”找到这样的要素。

VSA的Enabler要素包含了一推一拉的两种力，分别是Impulsive force，是系统内想要改变“情境”的力量（连通熊彼特的“新颖性”）和Field force，是“情境外”的要素对Enabler行为的一种诉求。

系统思维中克服视角差异和克服领域差异将不同的东西融合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需要启发式的内容。

塔勒布的两本书

1 《反脆弱》

《反脆弱》是一本关于如何从“非线性”中获益的书籍，如何运用“边际效应”，规避分析，获得收益。

脆弱性等于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等于不利因素比有利因素更多，即等于（不利的）不对称性。反脆弱性等于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等于有利因素比不利因素更多，即等于（有利的）不对称性。如果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损失，那么你对波动源就具有反脆弱性（反之亦然）。此外，如果潜在的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那么你可能会因为波动和压力不足而受到伤害。

反脆弱与脆弱性不可避免，因为系统是动态的、随机的、波动的（连通“装置”的部分）。

生物系统受到其影响，深刻的受到不对称性的影响： 1 无意识生物本能的形成面对扰动的策略 2 有意识生物以为自己的“理性”，其实忽略了不对称性 3 有意识生物意识到“理性”问题和“理性问题”的根源，想办法解决（反脆弱、坚韧）

实践智慧是一种既从“实践”也从“理论”中来的思维，是“应当做什么”和“应当如何做”的统一。

这种“实践智慧”，是“有意识进化”的关键（或一种模式），正是有意识的生物可以主动的将自己置于某个系统（过程，而过程中就会触发“新颖性”）之中。而人更甚：人可以主动的选择“反脆弱”，也可以主动的选择“脆弱”，将或者选择“坚韧”

如何与事态和事态中的要素“协同”非常重要。在一个高密度社会，协同总是发生（协同是无处不在的）。

过度反应是最简单的“反脆弱性”，过度反应储存着新的改变的动力和可能性。

在个人层面。没有绝对的“非对称性”，痛苦和风险在个人身上都是真实存在的。

非线性有三个关键的步骤，1 初段的边际递增周期 2 中段的疲劳周期 3 后段的边际递增周期。

善用“初段边际递增周期”是一种“反脆弱”的策略（例如 1 咖啡馆噪音与注意力的关系 2 同时看6本书）。

永远不要涉入一种温和而不断上升的压力，因为其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在系统性风险发生之前，主体是不会察觉的。

“模拟退火”算法和其类比的方法是规避中段疲劳的方式。

但如果持续的存在于这种环境中，就会出现一种“疲劳”（边际效应递减的周期），对于“轰动”的需要。结果大量信息的人由于“敏感性递减”的疲劳变得对“真正重要的”缺乏感触。信噪比不变，随着“疲劳性”的增加，噪音比率不断增大。

没有“重要性感受”，而诉求“意志力”，就是一种“过度长期干预”。其压抑着真正“热情”来到时的感受。负责但不是要计划（计划带来“疲劳”，做事也是一样），但是“责任心”是边际效应增加的。

采用极限训练，而非每日少量（健康其实是一种不断推高承受力的事情）.

主动“停止”之不可能（越是多做，越是难以摆脱），这是那个负面观点、想法、人的反脆弱性。

系统的反脆弱性来源于系统的某些部分具有脆弱性，不可能想象一个系统，其中每个部分都是反脆弱的，从而系统整体也是反脆弱的。原因在于反脆弱性来源于“非对称”，不可能系统的每个部分都具有“正向的非对称性”。

但系统的反脆弱也不需要依靠压榨和非自愿的“脆弱”或“坚韧”策略来实现，在一个良序的社会中，自有人自愿的承担风险，成为系统中“脆弱”的环节。

在现代社会，导致整体出现系统性脆弱的原因是：

1. 大规模共同体：细节和真被抽象了 / 规模越大成本越大 / 备选方案越少
2. 过度干预：干预减少了正向自然的边际递增 / 却导致了更多负面的边际递增
3. 基于概率的计划一定崩溃：概率扰动带来的错误是递增的 / 混沌效应
4. 均值抽象化：长期均值抹平了扰动的存在和非线性的部分。
5. 显著性不为真：现代社会凸显“显著性”而非“重要性”，很多进入边际效应下降阶段的事物和要素被认为不重要 / 短期明显的收益遮蔽了长期损害
6. 代理分工问题：代理和分工遮蔽了真正的非对称性 / 中间层越来越多，遮蔽了长链条的非对称性，选择权依然是集中的

“选择权”就是一种“非对称的”，仅仅接受好结果的可能性，进入一种收益边际递增，伤害边际递减的状态（这是实际的主观价值，但是在风险承担和痛苦等方面实际还是对称的），是（无伤害的）投身进入那些“初期递增周期”的可能性。

当有选择权的时候，随机性都会产生好结果。你只用去接受波动和随机性。

在一个非决定论的世界里面，新颖性带来的实践以及其衍生的知识是最重要的。而那种凝固的知识削减了“选择性”。

压力就是知识（的信号），压力源即信息：恰恰是在“系统论”或“信息论”的角度是最容易理解的（压力就是外界对系统一的输入）。

从达马西奥的角度，情绪就是任何压力下身体向我们自己传导的信息（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恢复平衡的过程，Homeostasis）。

随机性、波动性就是反脆弱性的核心（扰动和随机性从无到有的发生总是能够最大化的利用到其初期的那种“边际效应增长”的显著性）。

杠铃模式，建立两个极端来进行对冲。真正的对冲在于在两个极端之间，可以享受另一个极端的边际效应递增的初期阶段。

边缘的价值（法国后现代），中心积累了大量边际效应递减的低速组织和个人，而边缘还在递增的部分。（非平衡部分输入信息的有序性，就是非平衡部分更容易享受到初期的边际效应）。

多一个好人的效果是边际递减的，少一个坏人的效果是边际递增的。

2 《Skin in the game》

选择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是不对的，不正常的，本质上攫取注意力是个零和博弈游戏。这种选择权会带来的是贫富差异和分化。

一旦有分化，就会带来更大的分化。无处不在的非对称性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过去世界的“负协同性”还没有那么强烈，现在我们的能力足够了。所以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关键，如何能够克服我们用这样的“负协同性”来毁灭世界。有选择权的人开始拥有巨大而无限的“选择权”：因为对他们自己没有坏处，因此他们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并不考虑其后果（风险都是别人承担的）。因此有选择权的人必然会作出伤害他人的举动

官僚制度 = 人们不必为结果负责。一个最大的具有选择权的人，带领数量众多的不具有选择权的人，但是也没有风险和责任的人，构成一个巨大的非对称结构（国企、政府等）。

本地化和去中心化消解的正是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巨大的“非对称结构”。

没有风险就没有学习。

不应该发明一种机制和市场，人们是靠说话来获益的（这本质上是非对称的）。

这种市场的存在和认识论的偏差有很大的关系，专家崇拜和对知识的“致命自负”形成了集中基于“知识”的“非对称”（这还产生了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

没有做过的人设计的东西倾向于复杂，并最终崩溃。计划的产物必然失败。医生、PUA、心理医生、商业咨询的风险被购买服务的人承担了。

匠人有soul in the game，承担哪怕最小的风险和精细程度，也无法分工完成，损失了那种完整性。

做东西的能力与卖东西的能力是非常不同的。做东西的要负最终的责任。对做东西的是对称的，对卖东西的不是。互联网平台本质上是一种“非对称”的技术。所以现在有一种平台需要为平台行为负责的呼声。要么平台就不应该获益（滴滴顺风车事件）。

交易是第一种Agency，其核心在于“卖家”更是一个“信息的中心”，而“买家”不是。Agency的非对称性首先来源于“信息的不对称”。

agency的逐渐引入。越是信息透明的地方，越引入管理和公共决策，和agency，越是信息庞大不透明的地方，越是引入消极自由，不让agency有机可逞。

信息不对称 + 利益不同 = “选择权”。强制定的利益共同体。在信息必然不对称的情况下，让利益绑定。

AGENCY的三种不同影响“对称性”的方式。信息是否对称 - 利益是否差异 - 长短利益（长短期的激励，正向和负向）是否匹配（汉莫拉比法典房子倒塌）

少数派法则是最稳定的，简单的，两分法的。最“无害”的那个，其反面的“害处”最明显的那个真正塑造着市场。其实是最后面临“对称性”的那个人塑造着世界。

市场应该关注的是门的大小而非市场的大小。在人们没有关注到“风险”的时候，应该促使他们意识到市场实质上的“对称性”。

如果一个人真的觉得按照公司要求做事至关重要，损失巨大，那就是skin in the game了。但是不是他自己的Game，而是在别人的Game里。马克思认为问题就在这里了。马克思深刻的认识到这个“非对称性”，在别人的game里。

一个雇员，对企业更有用，而不是对市场更有用（华为的例子）。与传统无风险的僵化官僚机制不同，现代企业可以用“负激励”让人承担风险。

对“损失的恐惧”是skin in the game的一种来源，“负面激励”或“因为别人的缘故承担代价”。当人们有太多“担心失去”的东西的时候，他进入一种“非对称”的状态，原则的成本骤然上升。

真正的平等是动态的平等，不是静态平等的结果，真正的不平等来源是遍历性的。社会真正公平的方式是可以让1%的人群承担真正的从其位置脱离的风险。所以每个人都要经历高峰低谷，如果我们经历一个“公平”的社会，这是必然的。

人应该承担“时间”和“生存”的风险，而非承担一时一地的评价的风险而束手束脚。

当一个人的观点不是四平八稳的，而是明显和其他同行冲突，可能导致身败名裂的时候，应当重视他的观点。

细节最让你不能理解的，是真正的doer。

在时间中留存下来的，真正的东西，都不可能被外人所理解。能明确的被普通人理解的都是陷阱。（针对实践智慧）

如果声明德性，就要承担德行的直接结果。德性本身恰恰不能在“非对称”的“选择权中”彰显。

坚持做人们不认可的事情，有风险的事情，是真的品德。这种风险是不可能伪装的（不是为做而作，这种事里面是有“新颖性”的）。

首先是生存，然后才是解释。生存是基础，生存是承担风险的基础。

为什么理论承担过“风险”？真正的信念和理论就是你愿意为他承担风险的理论。

不是每个发生的事情都有个道理，但是每个生存下来的人都有个道理。（演化理性，情境理性。）

个人死活从来不是最大的风险和损失。

勇气就是这种牺牲自己利益的行为，去阻止“负向协同效应的发生”。

在一个包含了损失的策略中，益处永远不能抵消损失。损失的变化和其他的变化是非常不同的。理性就是避免系统性损失。

哈耶克和“扩展秩序”

哈耶克的路线与塔勒布的问题遭遇，能够找到什么样的问题根源和思考？“装置社会”、“非对称”、“幂律分布”，“无力感”是如何发生并怎么可以获得解决。

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运用上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哈耶克从这种进步中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即每个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加强了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种幻觉，即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者的 “致命自负”，《致命的自负》- “大数据计划经济”

扩展秩序的基础存在于一种本能和理性中的张力，既不是完全理性主义的，也不是完全的演化主义的。

出现在这种扩展秩序里的合作的一个特点是，人们相互获益，并不是因为他们从现代科学的意义上理解了这种秩序，而是因为他们在相互交往中可以用这些规则来弥补自己的无知。

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知识，但都并不完整。扩展秩序最大的益处，便是它为每个人利用自己的知识 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制度空间。

Q：是否有可能对这种知识的分布和调用方式进行计划？ Q2：是否可能计划和教授知识，让人拥有某种特定的知识？ Q3：知识是“教授”的吗？

哈耶克提出 “nomocracy” 和 “teleocracy” 这两个概念来区分两种秩序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译为 “规则的统治” 和 “目标的统治”。

Q：目的是否可能实现？什么是合理的“目的”？ Q：与“系统论”，尤其是vSa的连接，到底管理的是什么？（前提 / 过程 / 目的）

《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

哈耶克的 “扩展秩序” 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

1 这个秩序必须是 “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

理性只应当 “局部地” 设计社会系统——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2 除了市场那样的 “产权分立” 之外，这个秩序必须是能够 “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 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炸的秩序内。

秩序不是设计的，也不是没有的，而是“在传统中变化的”。（秩序的变化就是novelty，是indeterminacy的）

“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佛格森 (Adam Ferguson)

“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休谟

“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为什么能够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过程中，却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门格尔 (Carl Menger)

那些被长期实践证明对人类福利意义重大的社会制度，虽然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绝对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 (the results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

每个人的决策都是依赖“主观价值”，因此真正依赖的是每个人的创新，而非外部的一套强制力。

因此市场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每个人把自己置于过程之中的部分）。

哈耶克提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 (或意识形态的) 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 他称他自己和卡尔 · 波普属于 “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onary ratioHalism)，而另一派属于 “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现在问题已经发展了：是“演进的理性主义”和“平庸化的虚无主义”之争。

哈耶克：“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

人由动物状态进入文明，是靠了从传统中学习。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聪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须通过教育才变得聪明、理性、有良知。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规范下的人际活动使理智得以成长。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理性的进化桥梁是传统。

理性在环境中运作和发展： 1 理性对自己运行的环境有所洞察（不可能完全洞察） 2 理性将自己放入合适的环境 3 理性对什么是坏环境和坏东西有所洞察

劳动分工导致了知识的分立，每个人只知道全部知识的极微小的一部分，资源的有效配置要求所有人的知识互相协调。通过类似博奔均衡而达到的知识协调，在哈耶克早期的术语里叫做 “合成法”(the composit method)，在《致命的自负》里叫做 “扩展秩序”。这种协调我们知识的秩序，正如哈耶克在《感觉的秩序》中讨论过的，是文明演进的结果，它不可能人为设计出来。

但扩展秩序也可能走向“锁死效应”，尤其是在塔勒布洞察的“非对称”问题之下（规模太大而无法轧改变）。

哈耶克理解的理性，从传统学习理性的 “理性”。就是阐释学分析的这’个学习的具体过程 (对话，理解，实践)，而哈耶克则认识到这个学习过程必须是 “合成的”，类似博奔均衡的，能够不断扩展的。

哈耶克 “理性从传统习得理性” 就变得可以理解。我们正是通过向传统学习，从而把传统转化成我们心智的一部分。当我们思考问题时，习惯地、下意识地，我们的 “支援意识” 或传统就开始指导我们的思考，使我们得以顺利交流和理解其他人的思考。另一方面，从现代哲学看，这个思想又正是同存在论和哲学阐释学对传统和历史的看法一致的。后者与理性主义哲学的区别就在于其体系的开放性。伽达默尔认为，所有的概念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其意义必定随着时间推移在阐释者的实践理解中发生变化。

Q：为何现在很多对话的要素消失了。

如果说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是精神认识自己的一个阶段或 “正题”(the thesis)，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哲学是它的 “反题”(the anti—thesis)，那么现代的哲学阐释学则是这一精神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阶段或 “合题”(the synthesis)。

我无须多言。真正的个人主义坚信那些由小型社区、人群和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所形成的价值。它坚信地方自治以及各种自发自愿的结合体，并认为个人主义正是通过这些形式得以实现自身。认为通过这些形式得以把许多原本由强制性的政府干的事情做的更好”。——《哈耶克 都柏林演讲》

“人们有资格享有文明社会的自由，其资格正与他们愿意用道德铰链约束他们欲望的程度成比例：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热爱正义甚于热爱掠夺成比例——艾德蒙 · 柏克 (Edmund Burke)。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reason is the slaVe of passions)。在休谟看来，理性是无法使我们行动起来的，让我们行动起来的，如洛克所论，是 “意志”。又如洛克所论，我们的意志只当我们感受到痛苦时才会产生出来。一个完全幸福的人绝不会有什么 “意志”——即要改变现状的冲动。

理性的作用有二。 其—是帮助意志认识到它的行动是否可以达到它要实现的 (解除某种痛苦的) 目标 (这是政治学的领域)。 其二是帮助意志计算出达到目标的最佳手段和方法 (这是经济学的领域)。社会契约论者的立场是理性主义的，其根源可上溯到斯多葛学派使用 “正确理性” 的道德哲学。

英国的自由主义者更接近基督教 “原罪” 的传统，认定一个好的制度必须尽量减少人性的恶可能带来的损害。法国自由主义者则对人性的善寄予过高期望，认为人类天然可以协调他们的利益冲突，因此一切制度都只是人类理性与自由意志的枷锁。

人类天生是不平等的。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自由才成为必要。如果所有人生下来就是一样的，人性当然也就相同而且偏好大致一样，那么中央计划就成为可行的了。 这里自由的观念发生了转化，不是积极或消极，而是”基于可能性的自由“。（从这里理解塔勒布的动态平等观念，以及动态平等和”实质自由“的关系。）

自由是人类之所以必要 (不仅仅是某些人说的 “奢侈品”)，根本在于大自然的不确定性，在于人类必须在各个方向上：不断实验新的生活方式，才可能应付未来的未知的灾难和挑战。这一命题，自然演化史上无数灭绝了的物种已经提供了严酷的证明。人类演进到今天，其无数个体的天赋不可能是平等的，也不应当是平等的。卢梭所谓 “人生而平等……” 只是一种道德乌托邦，哈耶克称之为 “虚幻而误导的响亮口号”。 ——《通向奴役之路》

“在充满不确定性 的世界里，个体不能追求—个确定的最终目标。个体只能追求一系列的‘手段’， 这些手段可能帮助他们实现那些最终目标。这些手段或‘中间目标’是人们 (在不 确定的世界里) 能够确定地看见的东西。人们能够确定这些中间目标，是因为他们 在各自的局部领域了解各自面对着的具体的机遇。人们努力的直接目的，往往是为 了积累用于实现未知目的所需的手段。在一个先进的社会里，最一般的可以实观未 知的各种具体目的的手段就是货币。一个人只要知道他所需要的和他能够提供给他 人的那些物品和劳务的价格信号，就能够成功地从他知道的那些机会中作出选择。 ——《法、立法，与自由》

Q：为何货币丧失了这些价值？（塔勒布说的非对称）

在哈耶克 (以及个 “保守的自由主义” 传统) 看来， “自由” 是价值，“平等” 只是从属性的手段，或者在价值体系中 “次一级的价值” 。我们关心 “平等’’问题，仅当我们探讨维护自由的 “秩序” 时才有意义。但秩序的丧失是现在真实发生的事情，并实质性的威胁着自由和平等。

罗尔斯与哈耶克同为“康德哲学”的继承，他们二者，以及哈耶克与卢梭路线的融合可能会是一个更重要的路径。

如果个人具有决心（塔勒布：风险的承担），将自我的决定性与社会的决定性结合，就产生了人的“历史性”，“新颖性”就进入到对于“传统”的改造过程中。

扩展秩序 (The Extended Order) 是人类群体生长出的复杂结构，它介乎本能和理性之间，使人类文明成为可能。文明，不管是起源还是维持，都取决于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自然发生的：它是在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主要是道德中产生的，我们在维护着“扩展秩序”的过程，并发现阻碍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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