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事侠 〕在 “企业原罪时代” 调和企业与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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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侠〕

今天诸多的烦恼和想法，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下，那就是 “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 因为人微言轻，因为大环境压力巨大，因为对他人完全没有信心。很多人的观点是：我并非没有善念，也并非没有做事的想法，但是 “无力感” 太强，我无法撼动这个时代，做什么都不会有价值的。

而 “虚无主义”、“活在当下”，各种厌世的想法，就建立在这个 “无力感” 上。而厌世会逐渐引向更可怕的东西。

因此〔 做事侠〕这个系列，就是以实际的例子告诉大家，在那些你认为已经丧失可能的地方，实际上有很多人，在从容而明智地做着很多极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这些事虽然不易，但还远没有到具有任何 “悲剧” 色彩的地步。

我们不仅敢于去相信，我们还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因为还有这么多 “做事的人”。

FOREWORD 企业新原罪时代

社会空间正在快速缩减。这篇文章看似有个奇怪的开始，不过我将雄辩地向你证明，虽然文章那个主人公看上去在从事一个相当细分的专业领域工作，不过这件工作却踩着这个时代最巨大的争议和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剧变。

我们正在一个 “光辉” 的历史转变中，这个历史转变承袭马克思主义对于劳动与价值理论的经典论述。看上去，我们正在克服企业，当企业被克服后，要迈向一个平等又公正的未来。

这当然是个危险的历史转变，数百万人的工作与职业已经成为这个转变的代价。今天我们在衡量和评价商业，从 “剥削” 到 “消费主义” 到 “内卷” 到 “贩卖焦虑”，甚至到 “不够高科技”，“不能解决国计民生的根本价值”，都会被当作此种企业的 “原罪”。

而此种企业的 “罪过” 便会成为对其进行处罚甚至取缔的合理理由，这是与我们大多数人都高度相关的一种命运。因此企业与其 “社会价值”，并非一个可有可无，锦上添花的话题，这逐渐成为一个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安全性都高度攸关的核心争议。

我记得在大概十年前，“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 还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极端自由主义论题，而在今天，“商业都是有罪的” 已经成为了新的压力。在这个压力下，阿里和腾讯对社会一掷千金，今年 9 月 2 日，阿里计划投入 1000 亿元助力共同富裕。而腾讯在发布 “可持续社会价值创造” 战略并投入 500 亿元之后，宣布再为 “共同富裕” 投入 500 亿元。

如果这就是我们现在对企业责任的理解，即 “企业是一个从社会攫取财富的实体”，因而企业需要向社会反哺真金白银，不然企业家就要被 “吊路灯”，就成为一种新的暴力理解。如果在企业社会遍布的今天，这就是我们对企业与社会关系的唯一设想，那恐怕我们将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一种实际的别样可能是什么？

PART ONE 在慈善和原罪之

在 “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 与 “商业是原罪” 之间，是名为 “真实” 的巨大领域，这是 I 同学一直探索的空间。我愿意多向各位介绍一下她的职业经历和诸多事项的内涵，也帮助大家了解这个有关于企业与价值探索的方方面面。

在上周我们去到秦岭农村（第三篇 “做事的人” 故事）的小团队中，也有 I 同学。农村与自然对她而言比其他人更显得陌生，这给了她一些新鲜和有趣的经历。她在村里也选择维持着原有的城市节奏。大家开玩笑地叫她 “citi 侠”，来说她是所有人之中最 “城市范儿” 的一位。

她确实成长自大都市，还是中国最新的都汇 —— 深圳，这让她的童年在早期的《南方都市报》与《凤凰卫视》的薰陶下长大。在她高中的阶段，就需要修 “社会服务学分”，让她很早就参与到义工联中，这种公益与公民意识的启蒙无疑成为她未来路径的一个起点。

但我一点没有讲一种 “经历的决定论”，I 同学的同学们也都和她经历类似的高中生活，但鲜有人走上这条道理，也有人青少年并未在这种环境中薰陶，同样可以走上类似的探索。我甚至要说，这是一种必然的探索，这就是不满足于 “商业就是最大慈善” 因而可以埋头赚钱不思进取和 “商业是原罪” 因而满心期待可以取消商业的人，都必须考虑和探索的问题。

既然在社会中获得收入，维持生活，绝大多数人依靠的就是 “商业工作”，且这份工作会消耗大多数人生活中最多的时间，如何让这个时间同与价值创造有关，也是所有人可以关心，也值得关心的问题。或者说，今日 “虚无主义” 的破除，也和这个话题高度相关。

在企业与社会价值的张力中，扭结着我们大多数人的命运。

I 同学的职业经历几乎遍历了社会价值创造的方方面面，对她职业经历的梳理，也是我们梳理企业社会价值创造的过程。在研究生毕业后，I 同学带着在国际难民机构的诸多经验回到国内，在企业服务和孵化器工作，这让她一直积累着企业服务的经验。而后她加入了乐平基金会，彼时，乐平正在努力将发源于美国的 B Corp 认证系统介绍进入国内，I 同学就此开始从事企业价值评估的工作。

企业如何实现 “社会价值”，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话题，我有必要将几种主要的方式向大家介绍。

B Corp，在国内被翻译为 “共益企业”。这是在 2006 年，由知名运动鞋品牌 AND1 创始人杰伊・库恩・吉尔伯特和巴特・霍利汉联合创办的的非盈利机构。他们延续了 AND1 的一些核心关切，例如以员工利益为先导，而非股东。AND1 在他们运营的时代是员工共享的，有完善的产假和育婴福利等制度，也极其关注对所在社区的参与，对青年人的培养。

这与我们对 “社会价值” 的理解不同。浸润在我们这样一个以宏大意识形态为主的环境中，谈到 “社会价值”，总是令人联想到一些巨大的话题，但 B Corp 却并不以这些巨大话题作为指向，而是关注 “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 的价值。对于一家企业而言，那就是员工、上下游、所在社区。B Corp 没有改变世界，解决宏大问题的愿景，却会在企业内部更好地平衡股东与雇员的权益，开展性别平权，招聘更多少数族裔员工，考量企业行为与环境的关系等。

B Corp 是一个认证体系，经过认证的企业会被称为 B Corp，在美国超过 30 个州，通过了共益性公司法，能够对 B Corp 企业提供政策和企业服务的支持。而 I 同学当时，就参与到将这个体系引入中国，推广这个概念，协助企业进行评估的工作。

除了 B Corp 外，有一个与它类似的概念，称作 Social enterprise，我们一般翻译为 “社会企业”。与 B Corp 不同，一个社会企业虽然是一个经营和盈利实体，但却自始以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作为己任，因此这样的公司严格限制，甚至制度性放弃股东分红的可能，而将所有利润投入公司发展。

因此做一个对比，如果我开一个餐厅，除了一个食品美味，经营高效的餐厅，我还积极地关注我利益攸关者的权益，例如该餐厅内都是性别平等洗手间，员工福利稳定优厚，采购符合环境原则和供应链利益（例如 fair trade）的原材料，那么我就是一个典型的 B Corp（共益企业）。如果这个餐厅，自始就是为了解决聋哑人的就业问题，一直大量招聘聋哑人员工，企业利润全部用于扩张规模，持续创造针对聋哑人的更多就业机会，这就是一个 Social enterprise（社会企业）。

此二者是在企业架构和战略上，就立志要进行” 社会价值创造 “的企业。在离开乐平后，I 同学在国内一家共益设计咨询公司工作，希望追求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赢。在这里，她与更多企业组织合作，为他们的产品研发和用户工作进行设计咨询工作，这些咨询都有社会价值的考量，例如就有企业 CSR（Co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领域。

我们日常看到的大型企业的诸多事务，都属于 CSR，与共益企业和社会企业不同，CSR 很多时候并不介入企业的业务本身，企业大多在自身的业务之外，单独拿出一笔钱，来做一个慈善基金会式的运作。例如腾讯的 99 公益日，其赞助的科学探索奖，阿里的 “蚂蚁森林”，都是这样的 CSR 项目。共益设计咨询的诸多工作，都是与企业 CSR 部门的合作，帮助他们设计与执行更好的项目。

在这里我们暂停一下，通过 I 同学的工作，我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不管是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为己任的 “社会企业”，还是全面兼顾利益攸关者的 “共益企业”，还是普通企业在有余力下开展的 “企业社会责任” 事务，都在向我们提示。如果认为企业只要创造利润就说明其高效运用了社会资源，因而 “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或者是只要有商品生产和消费就有剥削，因而 “商业就是原罪”。在上述路径的对比下，这两种意见是些多么偏狭的陋见。

因此，有了这些路径，I 同学已经遍历并找到了企业与社会共融的答案了吗？她不过是发现了新一层的问题。

PART TWO 社会价值创造的张力

“共益企业”、“社会企业”、“企业社会责任” 连同非盈利的 “公益机构”，可以将其看作社会价值创作的诸多部类，从逻辑和定义上，这些部类已经完美覆盖了我们调和企业与社会关系的一切。

但在实际的实践中，I 同学却遭遇到了位于这些问题背后的困境，也是我们在平衡工作与价值时遭遇的困境 —— 商业与价值，很多时候是矛盾的。

请注意，商业与价值的矛盾张力，是韦伯式的，而非马克思式的。马克思式的思路总倾向于将这个表达为一种企业家的贪婪与失德，成为一种泛道德化的评断。认为企业无法进行 “社会价值创造”，是因为资本家的邪恶。

而韦伯呈现的，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这在 I 同学的工作中比比皆是。例如在她接触的 CSR 的工作中，由于中国企业的 CSR 部门大多与企业的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接近，在这样的企业分工和 KPI 体系之下，你当然可以想象企业 CSR 部门人员向营销的关注点偏移。这不是说他们完全不关注 “社会价值创造”，对于 I 同学而言，能明显感觉他们在 “市场影响力” 上更多的投入。

对于 “共益企业” 也是一样，在美国这样的企业认证有完整的法律和企业服务体系与之配合，而在国内，成为 “共益企业” 并不能享受政策的实际优待，也让 “共益企业” 成为一种 “扩大市场影响力” 的手段。这件事也就变得像是完成一个营销的事件。

这个张力，即 “社会价值创造” 缺乏实感，只能与声誉和影响力相关。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以同一个结构存在。追求金钱、消费与职级，你将获得一个无比清晰的路径和理性算计的体系。而追求 “价值”，却似乎只能模模糊糊，凭借 “价值理性” 或 “道德直觉”，在迷雾中探索。因而，我们才会认为价值是 “虚” 的，唯有利益 “脚踏实地”。

商业工具理性在直观的数据体系中清楚地被感知，而价值却不具备工具理性的数字清晰性。数字是属于理性时代的一种理性感官，从收入、价格、等级、到分数、职级、增长，工具理性的 “直观数据” 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被凸显的一种 “认知”，进而熟练成为我们的 “感官”。

商业与社会价值创造就成为 “直观数据” 与 “理解的模糊” 之争，那么这种理解的模糊当然在这个条件下会被轻视。尤其在其实际效果越发隐微的时候，“社会价值创造” 甚至会沦为 “故事”，成为我们在朋友圈最经常看到的对 “社会价值” 的阐述形式，一种道德高调。

不过在 I 同学的工作历程中，她获得了一个关键的启发，那就是 B Corp 的评估方式，一套称为 B Impact Assessment（BIA）的方式，这个方式将企业的 “社会影响力” 区分为治理、员工、社群、环境、消费者五个维度，并以员工、社群和环境作为最核心的指标。这是一种将 “价值” 转化为可评估，可量化体系的方式。

我想聪明的读者一定在想，价值的量化会不会导致价值的异化，价值一定可以被量化吗？有没有无法被量化的价值？这些当然都是有的，I 同学也不会简单认为，我们可以用数字量化一切。

PART THREE 工具理性化的双重价值

在共益设计咨询公司的尝试后，I 同学不满足于咨询式地服务于企业的声誉和影响力。社会价值评估” 是她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到现在为止，跟随 I 同学的职业路径，这条商业与社会价值的路径已经进行了三次变化，这同样也是我们自己追求价值时的进程。

在第一阶段，我们跳出商业与社会价值要么完美契合，要么针锋相对的 “初级反思”。这就像是我们对生活历程的一种观点，要么所谓 “多元主义”，一切自足的都是价值，要么彻底虚无，生活就没有价值可言。在这个阶段，我们了解了 “共益企业”、“社会企业”、“企业 CSR” 等方式，商业生活与价值生活在社会中具有实际的公约数。

但这些方式并不就自然地完成了企业与社会价值的融合，企业在追求 “社会价值” 的过程与我们追求个人价值的路径类似。在这里会遭遇到韦伯问题，即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我们就进入了 “直观数据” 与 “理解的模糊” 之争，被放置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价值的追求总是会被各种短期和长期的数据打败。

随后我们进入到 I 同学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下一步，即构造一种对 “社会价值和影响力” 的量化评估方式，这让 “社会价值” 不再是模糊虚无之物，而成为我们的 “数字感官”。

当然到此位置，最困难的东西才逐渐呈现出来。

“价值的量化评估”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同我们在之前的很多节目和文章中提及的，“价值” 总是一个共识问题，这个共识的形成，比纯工具理性总是要多出很多东西，这个 “多出来” 的部分，是真正的挑战。

如 I 同学在从事 B Corp 评估中就遇到各种实际的共识问题。首先是这套在美国达成共识的价值体系在我国的实现的可行性就存在困难，例如其中的 “劳工” 相关项目，在国内基本没有探讨的空间。而其中关于环境的诸多条款，在国内大环境下也未必会被当作重要的内容。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价值，不同的关切，面对一个在美国社会已经形成的 “社会价值共识”，如何能够形成其在我国的版本，这种共识形成过程极其复杂和困难。

又比如最近在资本市场大火的所谓 ESG 投资，即 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 Governance（治理）的评估投资，已经逐渐在蜕变为一个 “题材投机”，“技术崇拜” 的纯粹工具理性指标，如何让一个 “社会价值创造” 评估不要沦为商业和金融价值的附庸，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进一步的，我们当然也知道 KPI 式的工具理性对工作本身的异化，尤其是 “割裂的 KPI 系统” 带来的偏颇。I 同学举了一个例子，她提到现在的乡村发展的评估指标就很割裂（产业扶贫有一系列指标，社会扶贫也有一系列指标）。分割的后果是，大家会为了达标而达标。但社会是一个整全的整体，产业扶贫会就算达标了，产生的衍生效应对于社会扶贫而言，可能是非常消极的。所以评估也需要有这种整全的视角，但目前大多数项目和机构的视角依然无法达到。

也许到这里，你依然认为价值的 “数据评估” 是一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是一种必然的失败，如果你这样想，我也表示理解。不过这个想法恰恰引入到评估的重要部分，如果你听听 I 同学做这件事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你应该能够更加理解 “数据评估” 的意义。

对于工具理性事项，不管是企业的管理、金融投资、还是个人生活中的工具理性事项，例如健身数据的取得、还是最大化的使用法律体系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些事情由于其工具理性，都可以谈得上 “专业”，一个 “专业” 的人，就是在一个理性体系中能够取得稳健的好结果的人。那什么是价值理性的 “专业” 呢？热忱吗？纯粹吗？孤注一掷吗？

在与诸多社会价值创造组织和个人的接触中，I 同学深感这个行业 “专业性” 的缺乏，让很多真诚而专注的人，却很难取得好的效果，这让他们的投入也不可持续。跳出这种价值浪漫主义的方式，恰恰是通过将其部分 “工具理性化” 的过程，不断将价值创造的事务数据化、技术化、进而专业化。这对于我们个体的追求也是一样，如果你的价值求索是个纯粹在你脑海中的 “自我实现” 过程，他也很难逃过一种浪漫主义的情境，很难进入一种 “专业化” 的境界。

I 同学介绍的由 GIIN（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提出的 IRIS + 评估体系，是她下一阶段将主要使用的工具，通过这样工具的介入，她不仅可以为 “社会价值创造” 提供一种可感的工具理性面相，也可以以此不断提高这个行业的专业性。

不仅如此，她还意识到，仅仅 “课程式” 地为企业或公益组织介绍评估，或者延续她过去共益咨询的简单模式，也很难为企业和组织带来关键的提升，“专业” 不仅仅是了解和知晓一套工具，还有视角的转变、组织架构的转变。她已经开始接触到很多中小型的公益机构，以自由职业者的方式，参与到他们的运营中，在这里评估作为关键的切入点，她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

例如她希望也能够帮助社会价值创造的组织吸引实际的受众，在社会价值创造评估外。她也是播客 “打个电话给你” 主创，以每周一期的频率提供她对于城市生活困境的一些回应，例如她最新的节目为《我们平等又不同：该怎么和特殊群体相处》，后续她也计划探索声音纪录片的形式，能够全面展示社会价值创造过程。她本身也在 “做事侠创作机制” 中，大家也可以期待从她介绍的做事故事中得到启发。

END 为企业，也为我们每个人的空间

这就是 I 同学的做事历程，在两个方向上与我们的生活紧密地连接。首先是在这个商业与社会高度对立的时代，我们将要在巨大的诱惑中彻底否定商业，并投身到对商业的激烈反对中。而每次社会对商业的激进反对，毫无疑问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而 I 同学努力的方向，则是在实际中对 “企业” 和 “社会价值” 的调和，这将为企业保留合理空间。

其二是我们每个人的 “价值追求”，如果我们的价值追求也同那种最粗浅的企业社会价值一样，是一个依靠 “道德” 与 “纯粹”，以 “情绪满足” 为基础的虚幻过程，他就永远无法在生活中获得实感，获得经验。通过 “价值” 本身不断部分成为 “工具理性” 的目标，这不仅有助于价值追求本身的实在，也同样有助于我们以 “专业化” 的方式完成这个价值创造的过程。

这也为每个人的 “做事” 提供了启发，做事不仅是，或者很少程度上是一种 “精神的”，“美学的”，“英雄主义式” 的对抗。做事本身就是一种扎实的，经验的，甚至琐碎的东西，他需要很多理性和算计，这是一种持续的负担，但也就是事情得以做成的关键。

〔 做事侠创作机制〕

“做事侠” 是一个由不同播客和公众号等自媒体组成的创作联盟。报道在不同境况下平衡生存价值与个体追求、社会关怀，那些在大家认为 “不可为” 之处坚持 “作为” 的个体。

如果想对 “做事侠创作机制” 有更多了解，请在 Apple Podcasts, 小宇宙，喜马拉雅等平台搜索 “做事侠” 收听节目。如果你也对加入 “做事侠” 创作机制感兴趣，请微信添加 xiangjiejoy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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