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和她的三个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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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 宾曰语云

宾曰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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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走了，她到底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天”。

来源丨博客天下

这是一段被反复提及的青春，尽管当事者已经或即将进入人生的第50个年头，但人们一次又一次把她们拉回到近三十年前的那个现场——

4个清华女生，一间宿舍，如诗的年纪，如梦的大学时光，如歌的同学友情……

如果不是一起铊投毒案，这将是她们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回忆之一，可残酷的现实改变了一切。

活着但已失去了曾经的姣好面容和聪明伶俐，取而代之的是大脑萎缩、基本语言能力丧失、双目近乎失明以及100公斤体重的朱令，以及，这些年来则屡屡被强大的民间舆论所包围她的三位室友。

4人的青春镶嵌在民意汹汹的时代里，伴随朱令案的每一次发酵，不断显影。每一个人都在竭力寻找真相，却从未离真相更进一步。

笔者历时一个月，近距离接触朱令案中十几位知情者，为我们还原了多年前尘封时光中的交集悲欣。

（一）

1992年9月的一天晚上，29位清华大学物化2班新生席地而坐在校园内荷塘边的草坪上，新生们开始自我介绍。

这很可能是孙维和朱令第一次一起参与集体活动，这是看不清人脸的一夜。

来自北京的学生张利记得，老师让每个人用家乡话介绍自己从哪里来。从内蒙古迁来北京多年的张磊顺口说了句“丫挺的”，孙维立刻说：“这是骂人的话！”

这是孙维第一次在全班同学前亮相。

“孙维很耀眼。”这是张利对这位北京老乡的最初印象——那天晚上张利没有记住跟孙维同宿舍的另一位北京老乡朱令。

在自我介绍前，物化2班学生在清华校园内的主楼广场举行了开学典礼，当天的校报记载，他们听一位新同学代表全校师生做了一场关于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发言。

当天白天，这群92级新生刚刚完成了他们的开学报到。

郑智化的《水手》和《星星点灯》在新生入学的过程中循环播放，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听这样的流行歌曲，多年过去，张利仍用“哭腔”形容这两首不断滚动播放的歌。

这一年的上半年，***刚刚完成了对南方的视察，而更早一年，一群从大学出来的知识分子下海经商：

失意者俞敏洪离开北大英语系，酝酿创办“新东方”；冯仑和合作者则分头借钱，筹得3万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待这批人取得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后，他们被统一冠以“92派”这个称呼。

在当年清华2143名报到的本科新生中，陕西宝鸡的王琪、新疆昌吉的蒙古族女生金亚、北京的朱令和同样来自北京的孙维，在缴纳完5年的住宿费125块钱并领到一床新被褥后，终于来到了她们将要生活5年的寝室——清华6号楼的114寝室。

据去过寝室的朱令母亲回忆，推开114的宿舍门，两张双层架子床靠着两面墙。北京女孩孙维和朱令都选择了上铺，新疆的金亚住在孙维的下铺，陕西的王琪则最终选择住在朱令下铺。

朱令在床铺上支起了一个小架子，经常参加文艺表演的她会在架子上摆放各种化妆品，例如一支口红。

这间寝室靠窗的位置摆放着一张桌子，朱令有时会把她的水杯放在桌上；进门右手的长桌上摆放着寝室里4位姐妹使用的洗澡篮；朱令的隐形眼镜小盒则放在进门左手的公用架子的最上方。

这间寝室的4位女生并不知道她们将因这场汇聚而改变命运。

（二）

在未成为室友之前，这4个女孩以各自的方式度过人生的花季。

朱令和孙维出生于1973年，王琪和金亚要稍小一点儿，出生于1975年。

接受采访时，朱令母亲朱明新解释：“北京小孩上学卡得比较严，不到7岁不让上学。不像外地的孩子，可能早一两年就上学了。”

而这也成了朱令后来选择上清华而非北大的原因之一，因为自己感觉年龄偏大，朱令很难接受1990年代初期北大长达一年的学前军训。

与父辈相比，“文革”对她们的影响可能并不深刻。她们的童年恰好处于一个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转折时期，蒙冤者逐渐得到平反，人的价值与尊严重新受到重视，经济复苏，百废俱兴……

放眼四顾，到处都充满了向上的力量和一种从头再来的豪情。这为她们成为那个时代的“好学生”铺下了底色。

朱令在北京光明小学的同学王晓丽，如今是“帮助朱令”基金会的志愿者之一。她对小时候的朱令印象深刻：

特别聪明，自主学习能力很强，讨老师喜欢。“老师对别的同学以批评教育为主，但总是劝朱令多休息，多去玩。实际上，朱令学习不是特别用功，她效率高，该玩的时候就玩。”

王晓丽说，小学时的朱令还当过班干部，但具体什么职位不记得了”。在王晓丽的记忆里，朱令数学成绩尤为突出，且“游泳很好，还有证书”。

她还记得在一次手工作品展上，朱令做了一个日晷，“跟故宫里的一样，可以根据太阳的光影变化来确定时间，这让同学们都觉得朱令不一般，她的想法比我们多”。

朱令的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汇文中学度过。朱令上大学时表现出来的多才多艺也许与这段就学经历有关。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教会中学，始建于1871年，最初为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设立教堂时附设的“蒙学馆”，1952年被新成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市立第二十六中。在一批汇文老校友的努力下1989年又重新恢复校名，并挂上了早期汇文的英文铭牌PEKIN GACADEMY。

这是一所带有浓厚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中学，素有重视“全人教育”的传统，校训上写着“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为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所题写。

朱令的姐姐吴今（随父姓）曾经也就读于这所学校，并以当年崇文区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物理系。和朱令一样，吴今在音乐上颇具天赋，且喜欢跳芭蕾舞，曾是北京大学校舞蹈队的主要成员。

网上一篇名为《朱令家庭小传》的文章这样描述姐妹俩：

“姐姐更漂亮一点，妹妹身材高一点，两人各有千秋，都是人见人爱的女孩儿……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到她们家玩，姐俩在一架钢琴上合奏的样子。

当时演奏的曲子是小猫小狗圆舞曲，曲风诙谐幽默，那时他们一家人充满了欢笑，是令人神往的美满家庭。”

这个家庭在1989年春天被命运打开了一个缺口，正上大二的吴今在学校组织的一次野外游玩中，不幸坠崖身亡，那年朱令在读初三。

这件事给了朱令很大打击。

一位朱令的中学同学说：“我还记得当时朱令在食堂边上的小花园里面栽了一棵树纪念她姐姐，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

在距离汇文中学不到10公里的西城区西皇城根附近，是北京市的另一所百年老校——北京四中所在地。就在朱令失去姐姐的几个月后，孙维进入了这所学校的高中部。

诗人北岛是这所学校的校友之一，他曾在《北京四中》一文中如此表达他时候对北京四中的憧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对我来说就像天堂那么遥远。”

这所学校之所以有名，还在于它在“文革”期间被称作“红墙子弟云集之权贵学校”，很多高官子弟都曾在此就读。

孙维同样有着不错的家庭背景。

父亲孙大武是民革中央委员，北京市地震局下属的某公司第一任法人代表；爷爷孙越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是中国能源工业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伯父孙孚凌（孙越崎侄子）历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高中时期的孙维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缺乏确切的细节和描述，很难还原。一位自称是孙维邻居的网友曾在天涯社区非常笼统地用3句话概括了他所知道的孙维：“从小学习不错，北京四中毕业，考上清华大学。”

在这之前，还有一位自称是孙维高中同学的网友用“活泼开朗”来形容那时的她。

对孙维来讲，3年的高中生活有重要意义，她不仅从这里考上清华大学，还在这里遇到了后来的丈夫谢飞宇，他们是同班同学。

（三）

和朱令、孙维两个典型的北京家庭一样，王琪和金亚的家庭也带着那个时代的浓厚印记。王琪的父母是在陕西宝鸡支援国家三线建设的工人，金亚则来自新疆建设兵团所在的一个小镇。

青少年时代的王琪在邻居眼里是一个活泼、聪明、有礼貌的女孩，走路连跑带颠，遇到叔叔阿姨会主动问好，且记忆力超强，成绩出众，人称“小电脑”。

“别的孩子学习时，抱着课本死记硬背，王琪从来不这样，家里书本扔得到处都是，她随便捡起哪本就看哪本。”刘宽民是在王琪刚考上大学时搬来和她家成为邻居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在王琪就读的小学，记者遇到了她曾经的体育老师——如今是学校的门卫。他对王琪最深的一个印象是“像个男孩”，这一点和刘宽民的感觉一致。他看到过留着短发、戴着眼镜的王琪一边吮着冰激凌一边蹦蹦跳跳地下楼，还看到过她穿着一双漏出脚趾头的破袜子度过了整个暑假。

现年73岁的徐云利是王琪家当年所在单元的组长，听到“王琪”的名字时，她很快便想起了王琪父亲的名字。在她和另外几位老人的勾勒下，王琪一家人的情况开始浮于眼前：

父亲来自山东，母亲来自河南，两人在支援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建设时认识并结婚，婚后育有二女，王琪和她姐姐；姐姐一样学习很好，性格偏静，后来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大学；几年前，王琪的父母搬到了西安她姐姐家，为她照顾小孩。

另外，一位王琪中学的老师说，高考前王琪本已保送清华大学，但她放弃保送资格，执意参加高考，最终考取。

这个宿舍的4名女生中，金亚的经历最不为人所知。她来自新疆昌吉。1992年，从新疆昌吉直达北京只有一趟T70次旅客列车开通。直到2012年为止，这还是唯一一列从新疆直通北京的列车。

与宿舍里其他两位舍友相比，朱令与同为北京人的孙维走得更近。两人加入了同一个社团——民乐队。

民乐队里一位骨干李伟对高个儿女孩朱令印象深刻——在这之前，清华大学民乐队曾组织过一场冬令营，当时还在上高中的朱令也报名参加，她填写的特长是古琴。

“当时学古琴的少，我们对她很有兴趣。”李伟说，“但是那一次因为朱令高中老师说朱令水平不行，朱令自己赌气放弃了机会。”这一次，朱令如愿以偿。上大学之后，朱令主动找到了清华民乐队，表示希望加入。

因为积淀深厚、琴艺出色，她很快被批准加入，并迅速成为乐团骨干。1990年代初，清华里有民乐基础的人并不多，很早就学习古琴的朱令因为基础深厚脱颖而出，除了担任古琴独奏，还担任其他演出的乐器伴奏。

《老虎磨牙》是清华民乐队的传统曲目，进入民乐队后，朱令从上一届学长们手中获得了这一合奏曲目中的一个角色——负责小鑔，这是一种流行于西南少数民族的互击体鸣乐器。

除了古琴和小鑔，民乐队还派给了朱令新任务——学中阮。朱令更愿意把时间投入到古琴学习上，而不是简单易学的中阮。但跟以往她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那样，两年后，在民乐队在“一二·九”专场演出中，朱令已经成为民乐队的中阮首席。

除了别人的琵琶独奏、二胡独奏她不参加外，只要有乐队在伴奏，她都在场。

大二时，朱令参加了民乐队在清华西阶教室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大家都在收拾乐器，这时孙维站在朱令旁边，朱令跟大家说，这是自己的寝室同学，她很喜欢民乐，非常想参加乐队。

此前，孙维参加过一次民乐队考试，没能通过。李伟为孙维又安排了一场考试，这一次孙维通过了。

据李伟回忆，孙维第二次考试成绩一般，但大家觉得她既然对民乐如此喜爱，“就让她加入好了，专业技术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

因为没有民乐基础，孙维的民乐队生活是从学习中阮开始的。

中阮是一种伴奏乐器，音色柔和，独奏曲比较少，但门槛较低，适合初学者。这对同寝室好友在大二期间时不时一起参加表演，在民乐队另一位表演者陈琳印象里，当时清华民乐队规模不算小，光中阮的表演者就可以坐两三排。

但跟朱令不同，孙维在里面的表现并不出众，陈琳对孙维有印象，是因为民乐队的乐器都属于学校，一届一届往下传，自己用过的中阮上有孙维的名字，她才依稀记得这个人。

一位民乐队骨干说，孙维喜欢参加乐队的各种文艺活动和Party，在乐器练习方面投入的精力不多。

在母亲朱明新眼中，这对室友在民乐队的相处并不快乐。那段时间，朱令曾经问母亲朱明新：“为什么一个好朋友即使好到特别亲的地步也总有不好的地方呢？”

“朱令开始慢慢觉得孙维没把她当好朋友，老是使绊子。”朱明新说，朱令在民乐队的活动本来就多，很少参加班级的活动，这让她心里很有压力。

据她描述，有一次，民乐队的活动临时取消，朱令就去北太平庄上古琴课，练完后回学校上自习，但孙维告诉班上同学说，当天乐队没活动。

“这样一来，同学更会认为‘就是乐队没活动，朱令也不愿意参加班里的活动’，这件事让朱令感觉很别扭。”朱明新这样认为。

朱明新还描述说，另外一次，乐队请了一位老师来教中阮弹奏，孙维说朱令有基础，不用学了，把朱令挤到了后面一排。

但这些细节都未能得到孙维的证实。

11年后，2005年12月30日晚上，孙维在她的第一次声明中，将自己的性格解释为“直爽、心直口快且嘴有点‘损’”。

她拒绝承认自己小肚鸡肠和好嫉妒，认为宿舍的气氛并不像媒体形容的那样冷漠，“5年来，我们几个舍友从没红过脸，至今仍是好朋友。”

而当时朱令也并未在意，只是对母亲朱明新说“孙维有点儿不懂事”。

1994年下半年，大三上半学期，孙维“因为功课紧张”退出了民乐队。

“孙维走，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李伟并不记得孙维是什么时候离开民乐队的，“如果是骨干离开的话，我会知道，而且可能还要做些挽留工作”。

在这位民乐队负责人的印象里，在民乐队，这对室友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亲密。

多数时间，朱令对民乐队的记忆仍然是明亮和欢乐的。朱令曾经多次跟母亲提起自己对民乐队的感情，“每天在食堂吃饭，碰到民乐队队员就挤在一起吃”。

朱令的爱情也收获于在民乐队期间，她的男友是比她大3岁的学长，《老虎磨牙》这出节目里的“老老虎”。

1990年代，位于西大操场西南的音乐室是清华民乐队的活动地点。每个晚上，音乐室里都会传来琴声。

那是朱令和她的民乐队的同学们在练习——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每周都会聚集到这间教室里排练。

草坪上还活跃着另外一支音乐力量，日后风靡校园的水木年华主唱李健是清华校园流行音乐派的代表，这是与民乐队完全不同的一支力量，他们逃课，用歌声挑逗女孩，弹吉他，唱老狼、高晓松们带点颓废的歌。

朱令所在的民乐队则代表着传统，她时不时要参加一些意义重大的演出。

1994年底，为纪念“一二·九”运动，民乐队计划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以“韵我华夏，爱我中华”为主题的专场音乐会，还邀请了很多校领导和民乐界的前辈参加。当晚，朱令将弹奏古琴独奏《广陵散》。

《广陵散》是朱令最拿手的曲子，也是她在公开场合最后一次演奏的曲目。这首关于刺杀的悲剧乐曲又被叫做《广陵止息》，带点悲怆地意味着人生落幕。

1994年11月24日，朱令21岁生日。为赶“一二·九”的演出排练，她打算与父亲尽快吃完晚饭便赶回乐团，却因为肚子疼得太厉害，什么也吃不下。没过几天，她开始掉头发。到12月11日正式演出那天，朱令已经腹疼难忍。

演出结束后，民乐队的成员在清华南门的一家小餐馆庆祝，大家哼唱着刚刚演出的曲调，所有人都很兴奋。但他们事后回忆，发现朱令没能参加。

“之后才听说朱令当时已经3天没吃饭，完全靠意志完成的演奏。”清华大学民乐队一位老队员回忆。

演出结束的第二天，朱令回家，她告诉母亲朱明新已经“疼得受不了”。一个月后，朱令的头发彻底掉光。在同仁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后，疼痛仍在加剧，但医院却始终没有查出任何问题。

因为担心考试和功课，朱令不愿在医院浪费时间，随即回到了清华。

环境系女生张博，曾经和朱令一同上过“视听练耳”课，曾意外地看到朱令“剃了个光头，戴着顶帽子”，心里嘀咕着：“真是特别酷！同班的物理化学课代表陈忠周回忆说：“那时很多同学都觉得她脸色有点苍白，但没想到已经病得那么严重。”

女儿越来越弱的身体让朱明新很不放心：“我每天下了班就到学校去给她送中药、送面包，看一下她情况怎么样。”看到朱令时，女儿已经连从床上下来、到床底下拉出纸箱子都很吃力了。

去照顾朱令时，朱明新和寝室里的孙维有过一次照面，孙维劝告朱明新：病来如山倒，劝朱令多回家休息。

这给朱明新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我对朱令说你说人家不懂事，我看已经懂事多了。”

“一二·九”音乐会结束以后，朱令已经大三，她打算退出民乐队，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和同寝室的姐妹们后来的选择一样，那时的朱令也有着一大堆计划，她想选修计算机和其他课程，她甚至还计划着选修清华的双学位，并攻读研究生。

复学一个礼拜后，朱令的病情有好转，走路时疼痛也稍许缓解，虽然朱令回家还带着实验报告，但其实她连写实验报告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年寒假陈琳和朱令在清华校园里匆匆见了一面。那是开学前的某一天，朱令穿了一件大的羽绒服，戴了一顶帽子——可能因为头发都掉光了。陈琳迎面打招呼，问身体好点了吗?朱令回答“好多了”。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朱令。

大约三个月后，朱令第二次出现中毒症状。此后，朱令的病情迅速恶化，由于呼吸不畅，在3月22日那天接受了气管切开手术。

朱明新把自己的朋友请到家里来，给朱令做全身按摩、用盆水泡，但都无济于事。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曾怀疑是“铊中毒”，但当时协和医院没有条件做进一步的化验。

朱令的获救最终得益于当时兴起的互联网，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网络诊断，当年的媒体报道却称之为神奇，《南方周末》在报道此事时用的标题是《神奇的网上救助》。

1995年，电脑、网络对于国人来说都是陌生的，甚至连Internet一词也没有确定的翻译，直到后来才定译为因特网，国内只有北大、清华和中科院联了网。

朱令中学同学贝志城和他的同学蔡全清利用北大力学系机房的电脑连入Internet，为朱令发出求救信。在随后的十多天里，贝志城等人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多封Email。

大量的英文信涌来让贝志城等人措手不及，他和他的同学在北大发动二三十名同学义务翻译邮件。

日后，几位朱令的接近者之间的矛盾也因网上会诊而生。

孙维曾提到，1995年4月底北大的一名同学来到114宿舍告诉她们朱令可能为铊中毒，他们收到太多的电邮回信，希望可以帮忙翻译。

孙维和另外两名同班同学马上去报告了系领导，并和其他几位女生连夜翻译。

然而，“连夜翻译”的说法被贝志城驳斥：

“请问你们何时翻译过？我和我的同学一个字也没看见。最后，我的同学再次去时，一位男同学勉强收下了部分邮件打印稿。”

贝志城的北大同学曾找到物化2班的团支书薛刚，希望他发动班里同学帮助翻译，贝志城称：此后，他每次催要，都得不到任何翻译的结果。

薛刚解释说：他们并没有打印稿，而是自己去北大取回存有电邮的磁盘，使用实验室的电脑打印后，由包括孙维在内的班里同学连夜翻译。第二天，所有的翻译和分析结果全数由系领导转交协和医院，系领导是物化2班与协和医院所有联系的中间渠道。

4月28日，再也等不及协和医院做出回应的朱令家属，拿着互联网传回的援助信息，将自己收集的朱令的皮肤、指甲以及血、尿、脑脊髓液等样品，一起送往北京职业病防治所，终于确诊是铊中毒。

但为时已晚。此前充满朝气的朱令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瘦弱的、浑身插满管子、陷入深度昏迷的朱令。

199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92级毕业典礼，天下起小雨，物化系的31人中，共有28人在那一天领到了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在这张不完整的名单中，除了因病休学的张利外，另外两名缺席者分别是114寝室的朱令和孙维。

身中铊毒的朱令已经无法毕业，而孙维在毕业前夕被确定为向朱令投毒的犯罪嫌疑人，4月2日被北京市GA14处以“了解情况”为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了8小时。此后，清华以被GA调查为由，拒绝发放孙维的毕业证书。

毕业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清华大礼堂前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演出。一位当天参加那场晚会的学生在水木清华BBS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述：

“到了正式演出那晚，大礼堂前草坪上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坐在草坪上，演出以大礼堂为背景，中央台直播。因为是庆祝香港回归，所选的歌曲大多是激扬奋进的。

我记得有刘德华的《中国人》，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毛宁、杨红莹的《365天》，屠洪刚的《霸王别姬》，群星的《1997永恒的爱》。”

当晚演出，这片朱令、孙维、陈琳、李健都曾演出过的草坪被踩坏了。

由于身体原因正躺在医院里的张利没有参加这场晚会，他说当时自己正处于人生最低谷，不想见人。

毕业典礼那天的小雨浇着这些年轻人，5年同窗后，他们即将踏上各自全新的人生旅程。

1992级物化班是物化专业最后一届5年制本科生班。当时出国很时髦，92物化的大多数同学都出国了。

“只要是出国的，基本就没打算回来。”张利说，当年球场上踢前锋的女孩金亚在清华读完博士后也去了日本。

（四）

毕业后，寝室姐妹王琪和同班同学潘峰举行了婚礼，并共同进入基金行业。

多年后，潘峰在基金界一战成名，成为清华物化系进入金融界的典范被师弟师妹膜拜。潘峰常叫上张利一起去探望朱令。

张利说，大学时期的帅小伙儿潘峰现在憔悴了，有点驼背，头发也少了。

2003年，张利也离开了清华，用他自己的话说，“干起了个体户”。

他最后一次见王琪是2002年，最后一次见金亚是她在清华读博时，最后一次见孙维则是在更早的1998年。

之后，关于她们的现状再也没听谁说起过。

到了今天，很多人收获了成功的事业、美满的家庭，但他们中曾经的一员——114寝室的朱令却与这些永远无缘。

因铊中毒损伤的不可逆转性，即便多年以后，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都没有得到恢复，留下永久的严重后遗症，目前，朱令的生活仍然无法自理，智力只相当于7岁的儿童。

对这个曾经优秀的北京女孩来说，她的人生被定格在1995年。

而对114宿舍的另外3位女生来说，这也成为她们此后再也未能摆脱的阴影。

毕业后的孙维正如缺席当年的毕业典礼一样，也缺席了这个班级里本就少有的几次小聚会。没有人公开提起她1997年后的生活。

关于她毕业后的经历，网上流传了多个版本。有人说她1997年因被列为朱令案件嫌疑人，所以出国未果，后与一名海归结婚。

也有人说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已经出国，并获得绿卡。

还有人声称她在2003年前后就职于诺基亚中国有限公司，后辞职离开。

但这些都只是坊间的传闻。这些年，孙维消失了。

2005年11月30日，一则题为《天妒红颜：10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的帖子在天涯社区引起反响，帖子描述了朱令中毒的旧事，并直指孙维是投毒者。

多年前的事件再次激起波澜，朱令和孙维的名字也重新回到舆论焦点。

那一年，时值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又一个春天。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微软MSN、谷歌登陆中国，土豆、豆瓣、赶集等Web2.0网站开始崭露头角。

在那个没有微博、微信的年代，BBS是公共讨论的最主要平台。每天同时在线人数超过数十万人的天涯社区，成为最具影响的公共空间之一。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截至2005年6月30日，中国网民首次突破1亿，宽带用户数也首次超过网民用户的一半。

网民数量的激增及网络形态的不断升级，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媒体生态，芙蓉姐姐、流氓燕、天仙妹妹等最早的一批网络红人应时而生。

这一次，在面对互联网上众多质疑时，孙维决定为自己辩护。

她在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版块以ID“孙维声明”发表了一份声明。

声明中，她表示自己曾在1997年到1998年前后多次要求GA对自己进行测谎，均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孙维声明发表后，有几位物化2班的同学迅速用真名或化名在回帖中发言支持孙维，有网友发现，“最快的千字帖子在孙维发表声明后4分钟之内贴出”。

“她绝不是大部分人印象或想象中的‘高干’子弟。”一位名叫“太阳正暖”的网友说，这个ID自称是孙维的清华大学同学。

物化2班原团支书薛刚也中途参与了进来，亮明自己的身份后，他对孙维及整个班级成员表达了自己的信任：

“至于我们的班级，我还是可以坚定地说，我们至今还是引以为荣……我们坚定地在一起支持孙维的勇气，支持让能思考的人们能更多了解方方面面的事实……

为什么仅仅抱住个别的言论，而完全忽略这里这么多同样是朱令和孙维同学的声音呢？”

在这次天涯的热议中，孙维大四、大五的物化2班团支书潘峰2004年在同学录的聊天记录也被网友找了出来：

“就我所知，我们已向GA提供了所有已知的线索以帮助破案，到目前为止并无结果，因此在查明真相的问题上，采用沉默是无奈的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依赖GA，而不是众多的网络侦探和推理家；何况网络上很多时候不怎么讲道理的，消息真假难辨，纷繁复杂，我们也根本应付不过来。”

多年以后，他在回复笔者的短信中确认，这确实是他本人的发言和观点。

事后证实，这是清华物化2班部分同学一次约好的集体回应，但后来有更多的同学参与了进来。

揭秘者是一名黑客，他破解了孙维的信箱，然后将其发给了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城。

据被曝光的邮件显示，孙维2005年12月18日开始计划到天涯发帖，她告诉几位要好的同学：

“我这些天很不好。我很难再保持沉默，我在考虑澄清。我现在把我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起草这个澄清了。在发布前，我想发给你们看看，你们到时有时间看吗？”

之后，她给几位同学分配好了回帖内容及注意事项，如“多ID，多IP”、“千万不要被记者的花言巧语迷惑”等。

在这些被黑客破译掉关于“孙维和同学间探讨声明如何表述”、“同学如何加入跟帖”的电子邮件中能够感受到，她们之间并没有因为朱令事件而疏远，仍保持着大学同学的友谊。

孙维和大学同学在网络上的表现，被贝志城形容为“强烈的集体主义”。

他说：“这是一个重视集体荣誉超过一切甚至同学生命的班集体。”

2006年1月13日孙维发布第二份声明，孙维对第一个声明中自己误将音乐盒当成窃听器的错误表示道歉，提到自己已经向GA提出了重新侦查的请求。

这条声明发出后，在汹涌的质疑和猜测中，孙维再次选择沉默。

朱明新称曾接到孙维的母亲来电：“她当时就是想要我们帮她澄清。但通过孙维的声明，我们认定就是她（投毒），不会理会这样的要求。”

2006年，物化2班同学童宇峰发起一次公开信联名，“请求GA重新侦查该案”。

张利负责收集签名，他对笔者说：“2006年5月，收集到海外同学7份签名，国内同学6份签名。”

在他印象中，国内的女生，包括王琪等都没有在公开信上签名。

童宇峰在媒体上透露，征集签名时，金亚、薛刚、潘峰等人都曾在校友网上要求修改公开信中提到的各种细节。

公开信的联署和发布因此推后，而高菲、金亚、薛刚等人最终也没有参与签名。这封公开信始终未能面世。

2006年，张利用网名“百合之春”参与了在天涯上关于朱令案的讨论，这场迄今为止最热烈的朱令案讨论终结在2006年1月19日。

在天涯管理员发布了《暂停“朱令铊中毒事件”讨论的通知》后，相关讨论开始受限。

当时天涯的两名负责人对媒体回忆，暂停讨论是因为接到了有关方面的通知。

据讨论中的相互印证，以及张利的回忆，共有31人的物化2班，至少有包括孙维在内的12人参与了这次天涯讨论，“王琪、薛刚、金亚都参与了”。

此时，记忆中的大学时光已经不再美好，因阴谋、构陷、谋杀等种种未经证实的指责蒙尘。

这一年，当朱令案的讨论在天涯网上分外喧嚣之时，孙维和家人答应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的邀约。

凤凰卫视的工作人员近日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当年他们通过“孙维声明”的ID联系上了孙维哥哥。

在一家咖啡馆里，孙维的哥哥诉说了家庭受到的困扰：几乎无法继续生活，即便搬家、换电话仍然不断被骚扰，半夜被打电话、家里半夜被塞进信。

经过几次前期接触后，孙维在人民大学附近的“鲁豫有约”办公室和节目组见了一面。

据在场的人员回忆，孙维给他们的第一印象是“瘦小”，跟网络上贴出的微胖照片很不一样，“她身穿灰白色上衣，深色裤子，没有化妆，跟着哥哥进来，感觉非常瘦小。以至我怀疑网络上她的照片是不是真的”。

这次见面持续了3个小时，孙维再次强调了她以及家庭受到的骚扰和冤屈。

“她气场很强。讲述时语速很快，也很平静。我记得她说，很多人打电话去她爸爸的办公室，以至于她爸爸为了躲避铃声躲到椅子下面。

她自己也有几次试图自杀。有一次因公出差到了一个海边，她就想跳海死了。她很详细地描述了海滩的氛围，她如何在海边徘徊。”一位凤凰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说。

但这期节目最终并没有录制。2006年，在接受《青年周末》采访时，《鲁豫有约》执行制片人曹志雄透露，孙维不接受采访是担心这种情况下出来说话会与网上形成一种因果关系：“你逼我，我就出来说话，那你逼我不就有成效了吗？”

而与之相伴随的，是网上几乎一边倒的舆论压力，这甚至波及到了凤凰卫视的工作人员。

在孙维要上“鲁豫有约”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他们中有人收到大量电邮、电话、短信，持续不断，言之凿凿地称孙维就是凶手，“你会感到一种很强的诉求扑面而来。这股力量是很吓人的”。

节目的夭折，从侧面印证了朱令案的复杂与纠结。一方面是民意汹汹，一方面是取证机构保持沉默，案情由此更显得云雾重重。

7年后的2013年，一起发生在复旦大学的投毒案又将朱令案带回公众视野，一家中央媒体的记者邀请孙维接受采访，后与孙维母亲见了一面。

孙维的一位家人谈及这位记者和孙维母亲见面情况时说：“孙维还是颇有顾虑，她不喜欢媒体先入为主地把她当成嫌疑人来问话。”

孙维在2005年的声明中提及，1998年8月26日GA宣布解除对她的嫌疑，在市GA14处领导和主要办案人员都在场的情况下，她再次提出要求进行测谎，被立即拒绝，说“没有必要了”。

在孙维的声明中，她提及自己甚至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搜集和研究关于测谎仪的知识，她认为，测谎仪虽然准确度上有风险，但在案件没有侦破情况下测谎是能还她清白的最好办法。

“我实在不愿意不清不白地生活，因此尽GA从未提出过，但我仍然主动要求对我进行测谎，却未被接受。”孙维在声明中这样说。

当2013年4月，复旦投毒案又一次将朱令案激活的时候，微博已经取代了8年前的BBS，成为最重要的公共讨论平台。

但这一次，孙维和她的同学们没有出现在战场上。虽然他们当年在天涯社区上使用过的老ID还在发言，但此时已无法证实这些ID的使用者是否他们本人。

这一次，网友宣称孙维改动过身份证信息，她的哥哥以及丈夫微博信息也相继遭到曝光，丈夫谢飞宇是她高中时的同班同学，本科同样就读于清华大学。

4月18日，“孙维声明”的ID在天涯发布了帖子《这么多年，和很多人一样，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这一次，帖子里只有简单的一行字：“去去醉吟高卧，独唱何须和。笑骂由人。”

在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这个ID不时回帖跟网友交流，时而表现得严肃认真，称自己“恨事情没有发生在今天，埋没了真相”，“比任何人都想将真凶绳之以法”；时而语气调侃幽默，使用一些热门网络语言，并自称“铊姐”。

但这个ID的使用者是否依然是孙维或其家人，目前无法确定。

在5月8日回复笔者的私信中，孙维的哥哥称：

“孙维有关此案的所有答复请参看天涯论坛2005年12月30日的声明及随后关于‘窃听器’的道歉，我们对声明及道歉两文中的文字负全部法律责任。”

他并未提及这个ID发表的其他言论的真实性。

当年114寝室的姐妹之一王琪和丈夫潘峰，也正在遭遇暴风雨般的网络搜索，网民针对他们所在基金公司发起了“随手拨”行动一一

即不断打电话给他们的基金公司，让其电话销售彻底瘫痪，一些网民甚至呼吁做空这对夫妇所在的基金公司。

此前在日本做客座研究员的金亚如今已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有人在2011年看到她出现在日本爱媛大学，网友质疑金亚是帮凶抑或凶手的邮件，挤满了她的导师和该学校另一位教授的邮箱。她的导师拒绝了采访请求。

2007年，“帮助朱令”基金会的何清到日本见过金亚。他到学校实验室正好碰见一个小个子女孩，刚好就是金亚。

何清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回忆，金亚对她的来访并不是很乐意，但还是一起去附近的咖啡馆聊了一会。

谈话是在何清保证“客观”，并表示不会将谈话内容发表到网络上后进行的。

“金亚说，这个案子非常复杂，牵扯到很多人，GA都没有结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凶手呢？

我对金亚说，这件案子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并不复杂。金亚说，那是你只看到一个分支，但这件事情有很多条分支。她用手指在桌上画了棵树的形状。”

“最后金亚说，GA有我们所有的问题记录，我们在每页上都有签名。当有人再来问我这案件时，我告诉他们，去跟GA谈。如果GA要重审这个案件，我很乐意自己买机票飞回北京协助调查。”

这么多年过去，物化2班从没有举行过集体聚会，只是还在北京的男生会偶尔组织一场，在广州工作的潘峰偶尔会赶来参加。

张利记得，聚会席间，大家有时会提起朱令，聊到她现在的身体情况。

在聚会时，大家曾试过帮朱令找医生，当时考虑找中医，后来觉得不靠谱，就放弃了。

“基本每次聊，都是一带而过，因为多说无益，又能怎么办呢？”张利说。

另一个生活被朱令案紧紧缠绕的是她曾经的男朋友。他至今工作在清华校园，这些年来，他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在互联网上，围观者强烈指责他弃朱令而去，在案情上也从不公开发声。

但这种指责并不公允，据李伟和古琴老师介绍，在朱令中毒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和朱令的家人一直轮班照顾她。

李伟说“当时他们的关系也仅是朋友，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觉得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在结婚后，他和夫人一直热心于“帮助朱令”基金会事务。

114寝室4姐妹自从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聚到一起，她们错过了若干次机会。在孙维第一次声明中，她说自己曾两次提出跟朱令家人沟通，但都被GA拒绝。

朱明新并不认可孙维的说法，她说：“我一直想和孙家沟通。”

毕业之后，王琪只有一次跟朱明新提及希望到北京看看这位生病的昔日室友，但这个希望并未实现，她的丈夫潘峰则是去朱令家次数最多的人。

王琪告诉记者，她正在向警方提出信息公开申请。

潘峰也说，这件事最缺的是透明，透明的最好办法也是警方对当年办案的信息公开。

对网络上的指责，朱令的这些大学同学表示无奈。所有被网民怀疑跟朱令投毒者有关联的人都被网络搜索过千百次，他们的名字、身份证号、车牌、人生履历都被人一遍遍翻出来。

现在，潘峰仍坚持2005年自己所持的观点，他对本刊记者说，故意散布谎言或不真实信息，这不能完全用“偏见”来概括，“用正义的名义做事，更具欺骗性”。显然，这代表了他对网络的态度。

朱令的家位于南三环一个1990年代的小区。

笔者到访的当天，七八个记者正在采访朱令的父亲吴承之，他坐在沙发上，握着遥控器，面前的电视机正在不断播放2007年央视“东方时空”纪录片《朱令的12年》，这是央视一个团队历经一年多，拍摄的朱令中毒后到2007年间的生活情况。

影片比较重要的地方，吴承之就按暂停，对在场的记者讲解。

节目中播出了清华女生朱令刚入校的样子，在层叠的山峦的背景里，朱令一身深蓝的夹克、一条黑色的裤子，孙维则身着艳丽的橙色夹克和蓝色裤子，照片中，两位女生就像美丽的公主。

在这一系列照片中，还有这样一张——孙维和朱令戴着墨镜，朱令抬着孙维的一条腿，另一位同学托着孙维的一只手臂，两人面带笑容。

另一张照片中，朱令牵着孙维的手，两人眼睛朝下看，应该在探路。朱令摘下了墨镜，露出带着婴肥的脸，嘴角上扬。

张利对同班两位女孩的青春照片也记忆深刻，坐在地铁站附近的茶馆里，他立刻回忆出她们的样子：

“照片很土。”

“你看，孙维身上的夹克明显比她大一号。”

“现实中，她们比照片上的更好看。”

……

在当年为数不多的照片里，她们常会像姐妹一样紧紧搂抱。

不知道孙维有没有想到，这位至少和她拍过两次合影的大学室友朱令，会和她此后的一生紧密地缠绕到一起。

现在，朱令已经失去了照片里的青春面容和姣好的身材，她的体重达到100公斤。

因中毒全身瘫痪，随之而来的是大脑萎缩、双目近乎失明、基本语言能力丧失……生活全靠年迈的父母照顾。

照片上的另一位女生孙维，一度被作为朱令中毒案中的嫌疑人审讯，尽管警方一再宣布解除了对她的嫌疑，但她如今仍被搜索、诠释和指责。

没有人能在现实空间中找到她，5月24日晚上，“孙维声明”这个ID再次发言，无从了解这个ID此刻的使用者是否孙维。

该ID以孙维的口吻表达了跟她的反对者同样的担心：“司法不独立，重审，不过是用伪证证明我是凶手而已。”

张利已经多年没有回清华看看了，如果他回去，也许会怅然若失，他们曾经生活的印迹已荡然无存。

1992年朱令所在的宿舍6号楼，后来被推倒、拆毁，铁皮围着的高墙上头，有一棵树冒出头来，树顶的枝叶全被砍去，只剩光秃秃的树干和大枝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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