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ers｜歌嶋政治人：四通桥的呐喊——反常的不是反抗，而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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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四通桥抗议者振聋发聩的呐喊，在中国国内迅速平息在一片虚假的风平浪静之下，并且还意外催生出 “看桥师” 这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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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这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当下，确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轰动效应。在部分网友将 “四通桥勇士” 与六四学潮中的 “坦克人” 相提并论之同时，另一部分人则不无悲愤地感慨其 “孤勇” 之举为：“十四亿人齐下跪，竟有一人是男儿！”

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事实是：在中国，作为抗议活动的 “群体性事件” 反而是社会常态。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家应星教授据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称，中国社会的 “群体性事件” 从 1993 年的 1 万起，逐年增长至 2004 年的 7.4 万起，年均增长 17%；参与者从 73 万增至 376 万，年均增长 12%。至 2007 年，“群体性事件”高达 8 万余起。北京清华大学另一位社会学家孙立平则推算，仅 2010 年中国大陆 “群体性事件” 高达 18 万起。

日本《日经亚洲》今年 8 月 29 日发布统计数据称，2020 年中国维稳开支高达 2100 亿美元，仅 10 年内就翻了一番，还超出国防开支 7%。不断攀升的维稳经费，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From Nikkei Asia

不同于俄罗斯和伊朗等威权主义国家存在较低程度的反对党和公民社会，中国社会不存在任何性质的反对党，自 1980 年代至 2000 年代才稍微萌芽的公民社会如今也荡然无存。如今难以想象《南方周末》还曾意气风发地公开讨论宪政。也不同于刚刚经历民主转型失败的缅甸和香港，以及至今仍在民主转型困境中的泰国，中国社会并不处在民主转型的过渡期，没有比较开放的社会公共空间容纳批评意见。

在俄罗斯、伊朗、缅甸、香港和泰国等国家及地区，公民抗命运动比较容易集结成全社会参与的较大规模抗争。但是在 2010 年代以后的中国，由于公共空间遭到严厉管控和切割，集结成全国性的大规模不服从运动，即便从理论上讲也是不可能的。

加之维稳经费不断增加，中国政府不但把教育体制牢牢抓在手里，并于 2018 年成功挫败了有串联成学运迹象的 “佳士事件”，还曾于 2011 年挫败了受北非“茉莉花革命” 鼓舞的和平抗议活动。与此同时，网络监控、市政监控和言论审查愈演愈烈，中国政府还建立了类似保甲制度的网格员，并利用 “社会信用系统” 对个体实行人身约束和亲属关系连坐，不但从物理空间上阻断了大规模串联的可能性，还从虚拟的网络空间上加强了大数据分析和监控。

也有人将中国政府针对 “四通桥事件” 的网络镇压，与 “李文亮悼念活动” 受到的残酷镇压相提并论。事实上，今年春的 “铁链女事件” 才刚刚引爆舆论风波，其镇压力度是一贯的。不论哪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与上述那些国家和地区完全不一样，因为在中国一切社会空间都是被切割的、原子化的，每个个体事实上都是孤立无援的。

因此，你很难指望在孤狼行动上获得全社会的普遍响应和跟从，即便在推特上，一样有人故意掺沙子进来分化、瓦解和转移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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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 “铁链女事件” 引发全中国社会的普遍共鸣和义愤，但是中国并未出现像眼下伊朗仍在进行中的抗议活动。伊朗至少从 2016 年以来，全国性抗争几乎年年不断，血腥镇压已是家常便饭。其中最惨痛的发生在 2019 至 2020 年间的“血色十一月”（据路透社统计至少约 1500 人伤亡），当下仍在进行中的抗争活动也造成了至少 41 人伤亡。

可见，流血牺牲和白色恐怖并不能吓退公民抗命。说中国人是因 “天安门事件” 创伤和阴影，而忌惮血腥镇压和白色恐怖是不恰当的，与其说是忌惮心理作祟，不如说是威权统治不断进化的结果。由于无法再组织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抗争运动，中国的社会运动倾向于零星的、分散的、围绕具体权益的抗争活动（比如老兵维权、武汉阳逻抗议垃圾焚烧、河南银行储户维权等等），很少有像 “四通桥事件” 那样以追求社会变革为导向。然而，围绕具体权益的争夺，很难在全社会得到普遍共鸣，进而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社会变革为导向的呐喊，则往往受到迅速的、不成比例的打压，宛如援江河湖海以扑灭星火。

这种孤立感是令个体感到绝望和看不到出口的根本原因。他们对同胞此起彼伏抗争也变得不冷不热，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反而有点麻木不仁。再者也如前文所讲，这类抗争往往是火烧眉毛才着急救火：只关心与自己相关的切身利益，并不以追求社会变革为己任，这样的抗争自然很难得到共鸣。

伊朗人的抗争决心很好地说明了：民不畏死，以死惧之也没有用。中国社会看上去是死水一潭，与其说是因白色恐怖笼罩之故，不如说是反复分化、孤立和切割的结果——当有人说奴役，却想不出如何形容奴役的时候，这就是奴役的具体形式。奴役的本质就是驯服。

回到我们最初的话题：反常的不是反抗，而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反常了？

事实上，恰恰是因为涌入人们视野的、此起彼伏的反抗过于频繁，个体的精力和记忆则是有限的，注意力无法在孤立的个案上长期停留，这是中国人变得麻木不仁的直接原因之所在。但国人真正反常的地方还在于：国民是一盘散沙，哪怕偶尔凝结起来的，却叫团伙，不叫公民社会。

参考文献：

1. 应星. 2009. “’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 《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6 期：105-121。
2. Nikkei Asia. 2022. “China spends more on controlling its 1.4bn people than on defense Silencing dissent also nips innovation in the bud.” Aug. 29, 2022. Accessed on Oct. 14, 2022. https://asia.nikkei.com/static/vdata/infographics/china-spends-more-on-controlling-its-1-dot-4bn-people-than-on-defense/ 
3. 杨阳. 2011. “群体事件已超 18 万，中国社会动荡加剧” (2011 年 9 月 29 日). 2022 年 10 月 14 日. https://www.dw.com/zh/%E7%BE%A4%E4%BD%93%E4%BA%8B%E4%BB%B6%E5%B7%B2%E8%B6%8518%E4%B8%87%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5%8A%A8%E8%8D%A1%E5%8A%A0%E5%89%A7/a-15426349 
4. Wikipedia. “2019–2020 Iranian protests.“Accessed on Oct. 14, 2022. 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9%E2%80%932020_Iranian_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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