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团重重的“圣母”男人 | 人间

谜团重重的“圣母”男人 | 人间 · 故事大爆炸2022

by 偶尔, at 19 October 2022, tags : 张军陈婷烧烤店宏文孩子 点击纠错 点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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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重新回溯了张军的过往，他“营造”的那个伟大的赎罪人设，开始变得合理而真实。至于我那些没有实现的“预言”和猜忌，也不能说是错误，如果让我给自己辩护，我会说那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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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爆炸2022 | 入围作品

2020年春天疫情暴发那段时间，我和弟都被封在河南，他在商丘，我在南阳，各自守着一座停业的加油站，孩子都放在老家。生意停摆，人心焦虑，弟在那时候萌生了发展副业的想法。解封后，他回山东老家探亲，不久打来电话，说要接手一家烧烤店，询问我的意见。

那家烧烤店开在老家的镇上，上下两层，500来平米，虽说地方不小，但是位置太偏，镇上客流也有限，我劝他再想想。弟说去烧烤店核算过资产，转让费6万，等于白捡，而且租金便宜，换个招牌，雇上师傅，10来万就能开张。

见他满腔热情，我没再泼冷水，只是问他怎么兼顾加油站和烧烤店。他说邀请了一个朋友做合伙人，把烧烤店交给朋友打理，这样他就可以两头跑了。我问他“哪个朋友”，他说是以前在内蒙古认识的，叫张军，“军哥开过饭店，有经验，正合适”。

我以前从未听过这个名字，感觉就像是凭空变出来的人。听弟的话头，对这个朋友挺认可，我也就没有多过问。

弟做过不少行业，交友广泛，但他嘴短心软，没少吃“朋友”的亏。我了解他的性格弱点，烧烤店试营业后，就跟弟妹通电话，叮嘱她多掌握一下烧烤店。结果从弟妹那里，我了解到更多情况，心里越发不踏实：

弟对烧烤店进行了一番装修升级，总账比预算超了近一倍，搞得手头十分紧张。而所谓的“合伙人”张军，没有投入一分钱，是拖家带口从外省过来的，带着2个孩子，一个9岁的男孩，一个7岁的女娃。张军夫妻俩分别负责后厨前厅，每月拿6000元工资，弟还许诺收回投资后，每月再给他们10%盈利分红。

对此，弟妹颇有意见——如果张军能把厨房顶起来也没问题，可是他并不会烤串，弟只能又花高价雇了个烧烤师，签了3个月合同。更让弟妹无语的是，弟同意管吃管住，让张军一家住进了店里，还帮他们小孩办入学，请客送礼花了3000多块，而张军从未有所表示。有次和张军两口子在店里吃饭，弟妹有意提了一嘴，却被弟转移了话题。回去的路上，两人为这事吵了一架。

弟的这种反常行为，让我大为不解，我怀疑他是不是欠张军钱。弟妹说，她有这么想过，问过才知道，反而是张军欠弟一笔钱，是早年弟在内蒙古做电料生意的时候遗留的欠账——我当年陪弟去内蒙古要过一次账，欠账的客户很多，我忘了那些人的模样，却忘不了内蒙古的冬天。

弟妹说，她打算结工资时，把这些费用包括以前的欠款都跟张军说清楚，一次还不清就从工资里按月扣。她一定会这么做，哪怕和弟打一架呢！

想不到，店还没做几天，家人之间倒先出现了不和。我对欠账不还的人没有好印象，给弟打电话，说出对张军的顾虑，让他谨慎合作。弟表示，很多事情我不了解，三言两语也讲不清楚，但他相信军哥的为人。我劝他不要天真，别忘了对方是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弟不以为然，表示人都安顿下来了，只要能好好帮我们赚钱，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提醒他，不要因为外人而伤了家人和睦。

加油站恢复营业后，事情多，我不便离开。等能回老家时，弟的烧烤店已经运营了3个月。

那天是母亲生日，路上听弟说，生日宴安排在烧烤店，可我下了高速后，接到母亲电话，让我回村里老宅吃饭。

进了家门，见母亲独自在家，脸色不太好，我再三追问，她才打开话匣，跟我讲了和烧烤店有关的糟心事：

烧烤店开业第一个月，凭借活动，刚好“收支平衡”，到了第二个月，进账都不够发工资的。弟妹在县城一家商贸公司做主管，只能下班后去店里帮忙，弟要经常往加油站跑，一走就是好几天，店里的事务就由张军夫妇掌握。因为母亲平日除了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时间很多，弟妹便请她去店里协管一下。

在母亲的描述里，张军老气横秋，少言寡语，他的女人叫陈婷，面无喜相，脾气乖张，根本不是会做生意的人，每当母亲出现在店里，她的脸色就变得又冷又硬。母亲心思细敏，知道对方越抵触她，背后就越有问题，于是就更加执着地去店里帮忙，结果真就发现了陈婷的“猫腻”——她报给弟妹的消费账单，有时候和顾客实际的用餐情况有差别。

母亲告诉了弟妹，弟妹去店里调取监控想要核查，还没有查出结果，就被陈婷看出了用意，和母亲吵起了架。弟妹劝开两人，没再查阅监控，事情暂时放到了一边。等到弟从加油站回来，不知道张军两口子跟弟说了什么，弟就让母亲以后别再掺和烧烤店的事情。母亲诧异又生气，把弟臭骂一顿，从此不近烧烤店半步。

母亲眼眶发红，说让她难过的不是张军夫妇，而是弟的态度。我听完心里也挺气懑——当初那么提醒弟，不要为了外人而伤了家人和睦，想不到这才多长时间，他就丢到了脑后。

倾诉完心里话，母亲的情绪缓解了许多。弟和弟妹也带着孩子们回来了。他俩带回来一桌子菜，后面还跟着一个提着酒箱的跛脚男人，以及一个抱着蛋糕的小男孩。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军，仔细回忆那次内蒙之行，确认我们未曾谋过面。他身材高大，却驼着背，头发稀疏，脸上了无生气，带着些病容。弟给我们做完介绍，他也说不出客套话来，只是露着干巴巴的笑容，眼神飘忽不定。

小男孩叫做宏文，身体细瘦，面相清秀，但是看起来心思沉重，像个时刻都在思考人生的“小大人”。他一步不离地跟在张军身旁，有些怯生。张军的手搭在孩子肩膀上，父子俩一言不发地坐在我们家人之间，气氛很是拧巴。

孩子们先吃饱了，就去一旁玩耍了，剩下我们几个大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有外人在场，我们家人之间也不能畅所欲言，张军也不自在，他几次目光望向我母亲，似乎想要说话，但见母亲不用正眼看他，他的目光又数次落下。

有一阵儿气氛安静下来，大家都在吃菜，张军突然起身向母亲祝酒，磕磕巴巴说了几句道歉的话，把整杯白酒一饮而尽。我们很意外，有些尴尬，母亲也是，脸上的表情舒展不开。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算好的，然而张军坐下没一会儿，脸色先是变成红色，又褪成惨白，一阵剧烈咳嗽，额头开始冒汗，突然倒了下去。

一阵惊慌失措，我和弟送他去了医院。到了才知道，原来张军感冒吃过头孢，还好是两天前服用的，不然可能要出人命。我们刚擦了把汗，陈婷过来了，铁青着脸问明情况，闯进病房对张军一顿斥责。张军虚弱地躺在床上，闷声不吭，倒是站在床边的宏文，气鼓鼓瞪着陈婷，像是有仇一般。

我们没有掺和，交完医药费回去了。家里的孩子们吓得不轻，母亲也是心有余悸。好好的生日宴被破坏了，大家心情都不好。

弟解释说：“军哥来了这么久是第一次喝酒，也是想表达心意。”

看他还在维护对方，我心里来气：“他可能就是想要这个效果，演戏罢了。”

弟怪我把人想得太坏了：“蛋糕是军哥订的，菜也是人家做的，就为了借这个机会给咱妈道歉……”

“该道歉的是你！”

眼看我们哥俩激动起来，母亲摆摆手，离开了座位。她累了，回去了房间。

多少年了，这是我们兄弟俩第一次红脸。冷静下来，我俩决定去宵夜摊好好聊聊。说到烧烤店现况，弟坦承生意不如预期，也挺苦恼。他也交代了实话，陈婷的确在账单上动过手脚，贪污了1000多块，被点破后，很快就补了回来。

他说，陈婷和母亲吵架那天，张军给他打电话说明了情况，提出辞行，说管不了陈婷，只能带她离开，以免伤了大家的感情。两口子打包了行李，就等给孩子办退学。他问张军准备去哪儿发展，张军也说不出个计划。

静下心来，弟觉得这事只是“女人家的小贪欲”，既然已经弥补了损失，念在两个孩子需要安稳的生活，就又让他俩留了下来。

我说人家是两口子，“你怎么确定这事和张军没关系？”弟说，张军和陈婷是“露水夫妻”，两人只是各带个孩子搭伙过日子——这是他在给孩子们办入学时知道的，宏文在张军的户口下，女孩娇娇在陈婷户口下。

这让我想起病房里宏文的眼神。但这不能证明什么，我还是不能理解，弟对张军为何这么宽仁，想知道两人到底有什么交情。

“那你还记得吧，那年咱们去宁城要账，有个失踪的老板，那人就是张军……”

2009年，弟20岁，在赤峰做了2年的五金线缆批发生意以失败告终——下游零售客户欠他一堆账，他欠上游批发市场的老板们一大堆钱。到了冬天，几个上游的老板不断催款，还有一个老板放话要起诉。于是弟决定去内蒙古要账，担心他的安全，我就陪他一起去了。

到了宁城，打开账本，大大小小欠账的客户30多家，分布在各个乡镇。我们买来一张地图，按路线做好标记，花了几天时间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受尽冷脸，只结了几笔小款。

心情沮丧，旅馆里歇息一天后，我俩打起精神，决定重点回访欠款上万的客户，拿下一家就算不虚此行。

其中有一个大客户，欠款3万多块，所在的乡镇距离宁城最远，快到了敖汉旗。弟说这个客户挺有钱，“人也不错，有很大希望可以结款”。但去了3次，店都没人，手机也关机。向左右邻居打听情况，人家得知我们是来要账的，都讳莫如深。

最后，弟从派出所耷拉着脑袋走出来，告诉我，店老板失踪了，这笔账没希望了。

我俩都很无力，顶着大雪往宁城返，在车里谁也没说话。走到半路，卡车抛锚了，弟抱起一块石头，把车头盖子砸了个大坑，红着眼睛说：“要不是你跟着，我会去抢银行！”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只能告诉他，我们还年轻，天无绝人之路——实际上，我脑袋里也有这种念头。

我俩带着要来的万把块离开了宁城，回老家找那些老板们求情。从那以后，我们谁都没有提过宁城那个寒冷的伤心之地。

得知张军就是当年那个失踪的店主，我不禁感到离奇，同时也涌来更多厌恶——要知道，当年因为那些欠账，我们差点走上绝路。

弟说，他那时也恨张军，不过这恨意没保持太久，因为后来张军又有了音信。

那年的除夕夜，弟给宁城那些欠账的客户挨个发了拜年短信，没有人回应。过完春节，有一天，弟忽然接到张军的电话，让他尽快去趟宁城，如果他还想要账的话。

犹豫一下，弟就叫上两个朋友去了宁城，直奔镇子，到了地方，发现那家店铺敞着门，货物已被清空，只剩下货架。门口等候许久，张军终于拄着拐杖出现了。弟看了好几眼才认出来——张军以前身形魁梧，样貌富态，但眼前的男人却是形销骨立，面容憔悴，看起来老了十几岁。

坐下说话，张军告诉弟，自己出了车祸，在医院里花光了积蓄，门店生意也荒废了，还不上贷款，被银行起诉，法院封了房子和店铺。前几天他还能以货抵债，可惜弟来晚一步，店里的货已经被另一个供货商拉走了。

话没说完，法院的人就拿着封条出现了。他们都被请了出去，张军把钥匙交出来，一瘸一拐走出门店，带弟他们去了藏身的地方——镇子边缘一处停工的工地里。这是张军一个朋友的恩惠，让他在这里看门，每月2000块。走进一间铁皮屋，张军从床铺里拿出一沓钞票，是上个月的工钱，交给弟，说不能让他们白来一趟。

屋里冻得待不住，抽了半截儿烟，弟就拿上钱走了。车开出老远，弟又突然折返回去，把钱还给了张军。张军很意外，写了一张欠条让弟带走，叮嘱说，两人以后不管谁换了号码，都要通知对方。

弟说，虽然那次没要到钱，但心情却比上一回来宁城轻快。回去的路上，他给张军发了条短信，说以后有过不去的坎儿就来找他。

我不解他返回去把钱还给张军是出于什么心理。弟说，2000块钱对他来说起不了什么作用，但那可能是张军过冬的钱，还不如索性做个好人，就当是一笔“人情投资”。我摇着头，佩服他真“伟大”。

那次一别，两人就没再联系，过了一年，弟换了手机号码，打给张军，发现他手机欠费了，给他充了话费也没有打通，就把这个人“放弃”了。直到2013年夏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听到张军的声音，才又重新想起这个人。

张军告诉弟，他被人骗到山西黑煤窑做了2年半苦力，没有人身自由，差点死在里面。直到黑煤窑被政府取缔，他才被解救出来，一出来就通过来电记录找到弟的号码。他身无分文，想借1000块渡过难关。当时弟在北京卖熟食，手头宽裕，就给他转了2000块。弟说，当时也有“赌”的成分，抱着最后一次帮张军的念头，反正钱也不多，如果这个人再消失，就当自己瞎了眼。

张军没有再失联。那年秋天，他出现在北京，和弟见了一面，说要先去衡水办点事。此后两人没再见过面，只偶尔逢年过节发个信息，知道人还在。一晃7年过去，疫情之后，张军又联系弟，想再借点钱。弟正好需要人手做烧烤店，得知张军开饭馆赔光了钱，无业可做，便让他过来，以合伙的名义一起创业了。

弟说，凭他这些年接触人的经验，他认为张军是个好人，只是命运不济，“假如他没有良心，恐怕早就跟我断联了”。

我感到不可思议——如果弟不是“菩萨转世”，那就是脑袋迷糊了。我问弟：你们中间有很多年没有实际交往，张军经历过什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谁也摸不清楚，怎么就能断定他是个“好人”呢？你所谓的“好”，无非就是张军当年“主动还账”这一件事，后面的几次，都是张军向你索取帮助，而从来没有回报过你什么，又何谈“良心”？

弟被我问住了，脸色僵硬起来。

我又想起弟妹之前说要把张军的欠款从工资里按月扣除，问弟有没有那么做，他摇头。

我说单凭张军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兑现那笔欠账这一点，就很难说这个人值得交往。我提议可以试一下，每月给张军扣笔钱，看他会有什么反应。

弟神情怏然，目光落在酒上，沉默起来。我能看出来，那眼神里含着没能说服我的沮丧，也带着许多思忖。

那天从宵夜摊回到家，想起弟的失落神情，我也反思了一下——也许我不能仅凭不愉快的印象，就去否定弟认定的人，如果连我也公开抵制张军，只会让弟更难堪。

次日去医院里再见张军时，我在态度上很尊重，也随弟称他“军哥”。他应声的时候很是恭逊，这一点挺让人舒服的。那会儿我觉得，弟可能就是被张军的这种恭敬的姿态给迷惑了。我不能说那姿态是佯装出来的，但一想到张军比我们年长一轮，又曾经是个小有辉煌的老板，就感到不踏实。

隔天是周末，我带孩子们去烧烤店参观。店里的环境确实比以前上了档次，可惜白天没客人，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园。

张军一家住在二楼一间封闭的包厢里，房间收拾得挺整洁，最大的家具是一张床。我想象不出来，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是怎么挤在上面的。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但我也有些羡慕，张军沦落到这个地步，还有个女人不舍不弃——陈婷脾气不好，但十分年轻，不知道张军身上有什么本事。

楼上楼下回荡着孩子们的欢闹声。我儿子和2个侄女，跟宏文兄妹俩相处得很开心。宏文比我儿子大1岁，在这次我回来之前，两个男孩就已经是好朋友了。我跟小家伙询问学习情况，他爱答不理的样子，弟告诉我，宏文听力不好，不爱说话，但是很聪明，会玩各种棋。

上次生日会我对这孩子并未太注意，这天细看，却发现他的五官跟张军简直连相仿的地方都没有。我觉得蹊跷，又仔细从宏文的年龄推算他出生日期，心里不觉一惊——那时候张军正在黑煤窑里。

我觉得这张军周围真是处处是疑点，便问弟知不知道内情。弟皱皱眉，悄声说：“宏文是军哥收养的孩子，具体怎么回事，他没有多讲，我也没有细问。”

我挺意外，感叹这孩子命苦。不过看到张军对他很是上心，一会儿听不见动静就会呼唤寻找，亲生父亲也不过如此。

我对张军的过去更加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呢？弟下去忙了，我也没再向他多问。看着宏文在教我儿子下象棋，我想，如果张军两口子能一直留下来，等孩子们长大了，倒是也会成好哥们儿。

可晚上看到烧烤店生意冷清，又意味着这个远景不会实现。

我建议弟趁着夏天还没过去，赶紧把烧烤店转出去，不然到了冬天生意更难，损失更大。我知道，弟已经进退两难——商丘的加油站效益不好，不久前因为税务问题还被罚过一笔款，几个月的利润清了零，南阳的加油站还能稳定进账，那是我们最后的“钱袋”，也是我一直守在站上的原因。

我提醒弟，商丘加油站和烧烤店之间必须放弃一个，不然两边都难做，我们耗不起。他表示再等等，会做出选择。

晚上忙得差不多了，坐下跟店里人吃工作餐，张军两口子同坐。陈婷拿来半瓶白酒，跟我们说是客人剩下的。她给自己倒酒，倒了一半又停下，问我和弟要不要。我们要开车，都摇头。她就把酒杯倒满，举杯独酌。她看起来是个自我又高傲的人，年纪应该跟弟妹差不多大，脸上没化妆也有几分姿色。

我很纳闷，她和张军之间没有血缘纽带，目光里也没有爱情的光芒，她又为何甘心委身于一个贫穷的老男人呢？她喝酒时流露出来的落寞的眼神，使我对她和张军之间的故事，多了几分联想。

2020年秋天一过，弟就从商丘加油站退出股份，专心经营起了烧烤店。我再回家已是牛年春节。

那次回家，我对张军有了些许改观。听弟妹说，张军在9月份私下向她提出每月扣3000块——2000块作为以前欠账的还款，1000块当作他们一家人在店里的吃喝费用。他能有这个表态，很让弟妹心里舒服，所以每月只扣他2000块。

陈婷的变化也不小，眼神虽然还是无光，脸上却有了妆色，长发剪成短发，看着比以前有气质多了。我去店里几次，看她招呼顾客时挺热情，和院里的邻居也处得不错，有了喝酒的朋友。

看起来，这两人是真“以店为家”了。

除夕夜，弟带着醉意，神秘兮兮向我透露，说正在研发一道“主打菜”，如果成功的话，烧烤店一定会火起来。看到他目光里迸射着光，我也挺期待。

回南阳后，春暖花开的日子，我收到一只包裹，拆开后是两只真空包装的烤鹅。打开品尝，一嘴惊艳。弟打来电话，骄傲地跟我说：“这就是我研发的‘主打菜’，已经在店里试卖了挺长时间，很受欢迎。”

到了夏天，烧烤店举办周年庆，我抽空回去了一趟，家里人的脸上都挂着明亮的喜悦。弟告诉我，自从推出烤鹅，很多顾客从县城慕名而来，人手忙不过来，弟妹就邀请了谭哥过来协助。

谭哥是弟妹的舅家表哥，在我的见证下，他们明确了合伙关系：烤鹅从烧烤店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生意项目，弟占六成股份，谭哥占三成，剩下一成作为干股留给张军。听说张军不投钱，谭哥眼神放光，表态要占四成，弟没有争取，同意了。

谭哥离开后，弟让张军别有想法，说会从自己的股份里给他分一成干股。张军摇着头，表示自己无所谓分红，弟能赚到钱就好。陈婷也说不在乎，“你们赚上100万，我们不也才分10万嘛”。

我在远处看着这两口子，觉得他们并非对分红无所谓，而是不看好烤鹅生意能做多大。

2021年7月，烤鹅专卖店在县城亮相了。通过前期的口碑积累，加上线上线下的营销活动，生意迅速火了起来，2个月不到就收回了开店的本钱，有了不少盈余。

这个结果超出了所有人预期，给了弟很大信心。过了中秋，开分店的计划也提上了日程。分店开业后，生意依旧火爆，弟很快把烧烤店停了，一楼全部改成厨房，专做烤鹅生意。张军两口子一起负责烤鹅出品，没有底薪，出品一只鹅提5元，加上匀出来的盈利分红，算起来每月至少能得上万块。

收入增加了，按说应该开心，然而陈婷却面若冰霜，张军也是鲜有笑脸，见面打招呼时很少再有那种恭逊谦卑的姿态了。

我有次回家时察觉到两人的异样，心里很不踏实。后来去店里闲坐，听清理生鹅的小时工大姐说，张军两口子经常在楼上吵架，通常是陈婷骂张军，而张军总是逆来顺受。

我问大姐，两人一般因为什么吵架。大姐说多是一些小事，有时候因为孩子，有时候因为钱。陈婷经常向大姐吹嘘自己以前多么风光，有多少男人追求，最后选择张军，是因为受了他的欺骗。很多时候，张军就在现场干活儿，像个聋子一样任凭自己的女人向外人揭短。大姐觉得张军很窝囊，“摊上这么个女人，这辈子算完了”。

我也觉得陈婷嘴上没把门的，换作其他男人不可能这样忍受。不过，这似乎也能证明陈婷说的是真话——我更加确定张军善于伪装，一定还有另一张面孔。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印证了我的判断。

有一天去店里，大姐说张军两口子又吵架了。“不过今天是张军骂陈婷，并且动了手！”大姐笑着说，“想不到窝囊的男人也硬气了一回，打完就开车走了。”我问因为什么，大姐说好像是为孩子的事儿，具体没听清楚。

我往楼上去，听见茶室里有动静，进去瞅了一眼，见陈婷瘫坐在沙发上，鼻孔塞着卫生纸，嘴巴眼角都是青紫。我赶紧退了出去，想着半路夫妻为了自己的孩子都够拼的。

张军半天都没有回来。晌午，我接到弟的电话，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宏文早上跟妹妹闹别扭，被陈婷揍了一顿没去上学，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张军已经报了警，弟让我也去帮忙找找。

我立马开上车出去在镇上转了几圈，网吧台球馆都没发现孩子，正犯难，接到一个做辅警的同学的电话，约我去喝羊汤。接上同学去羊汤馆的路上，他跟我透露了一个关于张军的消息，让我大吃一惊。

晚些时候，我收到信息，说宏文被民警找回了——原来小家伙走田间小路去了县城汽车站，要坐车去找姑姑，被司机发现后交给了车站民警。

回到烧烤店已是晚上，隔着玻璃门，我看见张军正在楼下用长条桌铺床，宏文垂着脑袋站在角落。我进去看了一眼，想跟张军问点什么，见他脸色阴翳，便把嗓子眼里的问题吞进了肚里。

到家后，我睡不着，约弟出来见面，犹豫再三，讲出了辅警同学告诉我的事：张军去派出所报警，派出所做接警登记，发现他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被识破后，他才又拿出自己的身份证。警察把他的身份输入系统，就跳出了他的犯罪记录——他曾因非法持有枪械罪，蹲过2年半监狱。念在他着急找孩子，派出所把他放走了，但是也把他作为“重点关注人员”登记在册了。

弟没有惊讶，派出所已经找他问过话了，他也承认了，张军说过谎——在失联的那2年多里，张军并不是在黑煤窑里做苦力，而是在铁窗里蹲大狱。可弟依然嘴硬，说这是个人历史，不管张军以前做过什么，至少没有伤害过他，现在也没有伤害我们。

我想弟弄错了重点，他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是否真的了解这个男人。我把陈婷被打得鼻青眼肿的事说出来，告诉他，这个男人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无能，翻起脸会非常心狠。我又劝他留个心眼，做好张军跟我们散伙的准备——我一直有这种预感，而且，我更担心若真散伙，张军会不会对弟做什么出格的事儿。

2个月后的冬天，我的预感应验了。有天我正在加油站的洗车房里擦车，收到了弟妹的语音信息：张军两口子要和别人开店，弟和他们闹翻了。

我好像听到弟的脸上传来一声耳光，扔掉抹布就启程回家。

回去见到弟和弟妹，听他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那天早上，陈婷发信息约弟见面，说有事要谈。弟以为两口子又吵架了，等到去了烧烤店，见两人还在一起干活儿，心里就感觉不对劲。后来去茶室坐下，两人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神色。犹豫许久，才由陈婷开口，说对面开幼儿园的王老师接手了一家火锅店，邀请他们合伙，每月8000元工资，再加四成干股，他们决定接受这份好意。

王老师是镇上有名的人物，50多岁的老鳏夫，名下有2家幼儿园，还在镇小学挂着职务。他以前是烧烤店的老主顾，隔三差五就有酒局，对弟也是拍肩搭背、称兄道弟，当初给宏文兄妹办入学时，弟还找他帮过忙。

弟看向张军，张军目光闪避，一直低着头不说话。陈婷就说开店的事张军不清楚，是她和王老师商量好后告知他的。

弟不想再多问，压抑着怒火，说既然王老师开这么好的条件，他也不反对两人离开，不过他请两人考虑清楚，在镇上开火锅店恐怕不赚钱，要不然上家也不会转让。

陈婷说，不光经营火锅，“还会加上烧烤和烤鹅”。

听到这儿，弟才明白，这女人其实是在通知他，他们要和别人去做烤鹅生意了。王老师有财力，人脉广，他一旦做上烤鹅生意，肯定不会止步火锅店，如果以后也开分店招加盟，走我们的路线，势必会成为水火不容的竞争对手。

弟被气笑了，问：“如果不同意你们做烤鹅会怎么样？”

张军闷头不语，陈婷也不客气了，托出了老底儿，说他们已经把菜单做好了，“烤鹅是火锅店的主打菜，非做不可”。

这下，弟被气炸了，跳起来拍着桌子让张军说话，张军依旧沉默，弟“啪啪”给了自己俩耳光，骂自己瞎了眼，带着愤怒离开了烧烤店。

回到家，弟黯然神伤，弟妹好声追问，他才说出原委。弟妹气得马上要去烧烤店找张军两口子，被弟拼命拉住了。弟妹心里堵得难受，很快又把这件事告诉了谭哥和我。谭哥知道后带人去了烧烤店，张军两口子已经走了，谭哥不知道两人住址，只好给张军发了威胁信息。

赶回老家后，我冷静下来，让弟马上去把烤鹅配方申请专利，以此来阻止张军。弟却说就算有专利也没实际作用，张军可以在配方上稍作调整和改进，烤鹅的口味也就大同小异，打官司赢不了。而且，之前研发烤鹅的时候，张军提过不少建议，配方也有他的功劳。

弟面若死灰，身体陷进沙发里，虚弱地喘着气。弟妹没再叨扰，让我们早些休息，明天再想办法。

爬上床，我给张军发了一条消息，告诉他，我连夜回来了，明天找他谈谈。很意外，他发来了回复：“大哥错了……”

我把聊天截屏发给弟，弟也给我发来信息，说张军承诺不做烤鹅了。我告诫弟别被他迷惑了，弟问那又能怎么办？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有了新主意——既然张军已经答应不再做鹅，那就趁机和他签个“竞业协议”，用法律合同封住他的手，哪怕往后拖个一年半载，给我们时间把周边市场覆盖住，到时候他们就算想开展烤鹅生意，也会掂量掂量。

弟也觉得这是眼下最好的办法，于是，第二天我们草拟一份“竞业协议书”，带去了烧烤店。

说实话，我和弟当时心里都没谱儿。张军口头上有了承诺，但如果他看完协议书不签字，那就意味要撕破脸。想到那个场面，我心里就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个曾经玩过枪又坐过牢的人，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举动来。

我们走进了店里，张军独自在厨房里干活儿。弟过去帮了会儿忙，完事后，我把两人叫到了楼上的茶室。

关上门，坐下来，和我想象的不同，张军面色和悦，眼神里看不到冷光。我忽然想起年夜饭那天两家人欢乐开怀的画面，心里很是感慨。叫他一声“军哥”，我告诉他，我预想过有一天他会离开，但绝没有想过会是今天这种场面。

我说：“你面前的这个人，我的弟弟，一直把你当作老大哥看待，甚至为了维护你们这一家，和老婆、亲妈，还有我这个亲大哥，都吵过架。你有没有想过，你这辈子不会再遇到这样的兄弟了？对他来说，就相当于胸口被最信任的兄弟插了一刀，能不伤心吗？”

弟抽噎了，张军满面涕泪，说自己也不想走，只是做不了陈婷的主，活得无奈又压抑，云云。

我保持着冷静，趁他眼泪没干，拿出竞业协议书请他过目，没意见的话就签字画押。他看也不看，立刻就要签字，我有点意外。弟抹掉眼泪，叹了口气，也签字画押。我想起张军以前用过假身份证，又让弟在名字后面写上身份证号码，再让张军补上。张军没有迟疑，留下一串数字。

我把协议书拍了照片发给张军，原件收进包里，对他说，其实这就是一份“君子协议”，如果他以后反悔，我们也不会真的跟他索要50万赔偿。不过我提醒他，王老师不可能像弟这样把他当兄弟看待，多些提防，别被老头利用完扔掉，“如果哪天遇到了难题，请记得我们兄弟还在，随时欢迎他回来”。

张军又流出泪水，紧紧握住我和弟的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离开了烧烤店，我和弟都松了口气。我看着协议书，觉得别的没问题，就是需要查一下张军的身份证号是真是假。弟说不必了，肯定是真的。我提醒他不要被张军的眼泪欺骗了，那家伙哭起来像个演员。弟怅然叹息，不再说话。

之后，张军和弟妹办理了交接，把烧烤店和工具车的钥匙交出来，一瘸一拐地走了。我落实了身份证号的事，回了南阳的加油站。

没多久，火锅店开业了，王老师请弟和弟妹过去吃饭，席间又聊起想要卖烤鹅的事，弟没有同意，王老师借着酒意说了一些气话，不欢而散。弟妹很担心张军不会遵守协议，打电话问我，要是王老师逼着他做鹅怎么办，我说这就全在张军的选择了，我猜大概率这个人会失信于我们，做好打官司的准备吧。弟妹叹气，说弟不这样想，还跟张军有联系。我说，那他就等着再被打脸吧。

可没想到，这次被打脸的是我。

时间过得很快，今年开春，弟要接手一家小型食品厂，让我回去帮他看看。可在我到家之前，他就谈妥了一切。我又看到了他当初接手烧烤店时的冲动，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我只能表示鼓励。

不过，转而听说他要请张军来厂里负责生产，我的眼珠子差点蹦出来——这人早已被我在心里判了“死刑”，我以为再也不会跟他有什么交集了，想不到弟还没长教训，我问他脑袋是不是中毒了。

弟让我别急，告诉我我不在的日子里发生了什么：

火锅店开业当天，他和王老师谈红了脸，事后老头要求张军做烤鹅，张军就把竞业协议的照片摆了出来。王老师看完协议书气得够呛，却也无可奈何。

火锅店开了1个多月，过完年，老头又劝说张军把烤鹅手艺教给他在邻市的一个亲戚，说这样就可以规避竞业协议了，张军拖了许久，最终也没有答应。陈婷为此和他闹起了别扭，把他和宏文赶出了房子。张军带着儿子无处可去，便又联系了弟，弟就让爷俩又回到了烧烤店暂住。弟妹、谭哥听说张军和陈婷不可能再和好了，也都同意张军“归队”。

听完这些，我才明白为什么后来没再接到弟妹的电话。看来是我把张军想错了，他还是有点信义。但我还是有疑问——当初张军可是受了陈婷的撺掇才离开我们的，现在又怎么轻易和陈婷分道扬镳呢？

弟说他也说不准，不过有传言说王老师和那女人有私情，可能张军也发现了，所以才不配合老头，最终离开了他们，“要不然，为什么陈婷还被王老头留在火锅店呢？”

后来我去镇上帮忙搬家，特意绕路经过火锅店，停下瞅了一眼，远远瞧见陈婷烫了头发，衣着洋气，坐在窗前嗑瓜子，俨然一副老板娘派头。

随后来到烧烤店，见到了正在搬东西的张军，晃眼望去，发现他又消瘦了许多。看见我，他露出笑容，喊我名字，我过去和他握了把手。后来一起干活儿，看到张军很卖力，累得气喘吁吁，我也接受了他的重新归来。

想到我们都是单身父亲，领着一个孩子，我便想趁几天后我儿子过生日，邀请他们父子俩聚聚，跟他交交心。

那几天食品厂事情多，张军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等到我儿子过生日，他因为身体不舒服，没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只派了宏文做代表。

几个月不见，宏文长高了不少，但是面黄肌瘦，脸上没有笑容。小家伙没有空手来，把自己钟爱的炮子枪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儿子，儿子拿着枪啪啪地跟我炫耀。我让儿子也挑样玩具送给宏文，那孩子却摇头拒绝。我请他不要客气，叮嘱两个孩子以后要做好兄弟，并说等他过生日，会订一个大蛋糕。

我俯下身问宏文什么时候过生日，他说在下雪的时候，不过又耷拉下脑袋说“不喜欢过生日”。见他的模样很让人心酸，我摸摸他的头，忍不住问他有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他揪着衣服角说：“陈婷就是我妈妈，但是她不喜欢我。”

我心里一震——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我还来不及多想，就听到更让我不寒而栗的话。

“长大了我要杀死她。”宏文用淡淡的语气说。

屋里其他人也听见了这话，都安静下来看着宏文。我马上冷静下来说：“你不能有这种想法，不然会被关进小黑屋的。”

小家伙再也没说话。

等送走了他，我问弟：“宏文到底是谁的孩子，不是说抱养的吗？”

弟说，宏文的亲生母亲确实是陈婷。我很是迷糊，弟说这是以前张军无意中说出来的，至于背后的故事，他也不清楚。

当晚和儿子一起睡，他把炮子枪放在了枕头边上。我把炮子枪拿走了，脑海里一直盘旋着宏文的脸庞。虽说童言无忌，但现在的孩子心智早熟，他已经10岁了，真不想看到他几年后变成一个“弑母杀手”。我更想找个机会跟张军聊聊了，关于孩子，关于我心中的许多疑惑。

厂里的工作一切就绪后，张军又病倒了。弟多雇了2个工人，减少了他的工作量。我看张军的面色，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想让弟跟他说说，别干了，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可弟还没来得及讲，张军就主动找到了我们。

那天是3月10号，晚上在食品厂的小厨房里，张军安排我们坐下。他说以前都是我们请客，今天作为老大哥，他也坐一回庄，炖了几斤羊蝎子，配了一瓶老汾酒。

他拧开盖子，给我们倒上酒，自己也倒了一杯。吃了没几口，响起一声抽泣，抬起头，泪水从张军的眼睛里流了出来——他放下手里的肉，埋下脸哭出了声。我们停下来，不安地望着他。

哭了几声，张军忽然起身出去，往隔壁瞄了一眼，回来把厨房门关紧，回到座位上。我明白了他在担心什么，厨房隔壁就是他和宏文的卧室，那孩子还没有睡。

他抹掉眼泪，说：“今晚这顿饭是为了表达歉意。”

弟问他怎么了，张军摇着头，眼泪又掉下来：“对宏文，我已经力不从心了，再这么下去怕会害了孩子。所以，要跟你们辞行了。”

张军带着无奈的叹息，说以前不常关注宏文的思想，最近看过他的日记，了解到孩子的内心想法，他怕了。昨天夜里他烧了日记，还打了孩子，可是非常后悔，想起来，他认为这一切都怪他自己，如果当初没有带着宏文跟陈婷生活在一起，也许孩子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他没说日记里具体写了什么，但我能猜到大概内容。

不过我还是糊涂，再次向他确认：“宏文是陈婷的儿子吗？”

他叹口气，点了点头。

他看着弟，说过去有些事情确实没有说实话，因为不是光彩的事，还有些事情，是他这辈子都不敢碰触的回忆。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皮夹，打开来，从内里取出一张照片给我们看，是一张合影：他，一个女人，一个男孩。他自己没有看，把照片背面朝上放在桌上，告诉我们，照片里是他的发妻和亲儿子，而亲儿子，因为他的过错不在了。

话音落下，房间里一阵寂静，我和弟僵固在座位上，看着他。

他拿了支烟，点燃，抽了几口，烟雾和着泪水从鼻孔淌出来：“我有罪。”

2001年春天，24岁的张军和结发妻子走进了婚姻。两人在深圳恋爱2年，感情十分甜蜜。妻子是四川人，学历比他高，工作也体面，但为了爱情，不顾家人反对，坚定地追随他回到内蒙古的小镇。

张军的父亲去世早，母亲带着妹妹嫁到了赤峰市，家里只剩父亲留下的一套老宅。张军出去打工早，在工地学会了装修手艺，也存了一笔钱。他用这笔积蓄修缮了老宅，夫妻俩有了温馨的小窝，儿子也出生了。

张军的母亲身体不好，赤峰距离宁城也远，没法帮他们照看孩子。但妻子天性乐观，毫无怨言，独自承担起养育孩子的事，让张军放心地出去赚钱。照顾妻子出了月子，一心想让母子俩过上好日子的张军就回到了工地，可装修工地粉尘多污染重，他疏于防护，肺出了毛病，花了不少钱，治愈后身体素质大不如前。妻子心疼他，不让他再回工地，拿出了自己在深圳工作时攒的钱，让他去开门市。

张军知道妻子这笔存款是她给自己和孩子留的“保险钱”，能把钱交给他，就说明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依靠。妻子让他放心做生意，说如果赔了，娘俩儿也能吃咸菜。

2004年春天，张军买了一辆面包车，在镇上开办了一间小门市，主营水暖五金，兼接室内装修。那时候镇上还没有开发，盖房子的也不多，门市开起来少有顾客。几个月后，生意没有起色，妻子也看出了他的窘迫，但没有抱怨。没过太久，妻子就通过QQ聊天的方式，谈到了一个水暖改造的单子——那是位于敖汉旗的一家老宾馆，老板刚学会网络聊天，妻子是他的第一个网友。

张军心里有些膈应，但待他去了敖汉和宾馆老板一见面，就完全打消了顾虑。那是个60多岁的老伯，很热情，也很正派，那项工程在愉快的氛围里完成了。而且老伯还成了他们的贵人——宾馆改造完工后，老伯很快又给他们介绍了2个工程，加上妻子在网上联系的其他活儿，冬天还没到，他已经赚回了妻子拿出来的本钱。

那年春节，张军带着妻儿去拜访老伯，无儿无女的老人把张军妻子认作了干女儿，还给孩子封了一个大红包。后来，老伯病了一场，干不动了，把宾馆以很低的价钱盘给了张军妻子，2年不到，老人在医院耗尽积蓄，撒手人寰，他们给老人送了终。

也许是受了老人在天之灵的佑护，张军和妻子的事业也在那时候走上了正轨——镇上搞商品房建设，他接到了其中2栋楼的水暖装修工程；敖汉旗搞旅游开发，妻子的宾馆生意也越来越好。不到2年，他家成了镇上的“首富”——至少牌场上的人们是这么传言的。

张军发福了，酒量也大了，天天被狐朋狗友恭维，牌场上出手阔绰。他起初玩牌是为了消遣娱乐，后来经常赢钱，就觉得自己赌神附体，没想到被“朋友”下了套，一夜间输了几十万，还押上了车，几乎是光着屁股被赌场的人送回家的。妻子见到赌债欠条，二话没说就去取钱还了账，先把车赎了回来。在把车钥匙交给他之前，妻子让他写了一封保证书——这是最后一次，下次就是离婚。

张军写了保证书，心里却因妻子用离婚的话威胁他而觉得“不平”。他看到妻子也变了，变得越来越像个女强人，越来越不需要他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在她心里的分量和地位。

2008年秋天，他们一家三口去北京旅游，在鸟巢广场的人群里拍下了那张合影。在那之后，张军和妻子因为去哪儿吃饭吵了一架——妻子订了一家川菜馆，而他不想再吃辣了。

从北京回去后，张军不再爱吃妻子做的菜，甚至看到辣椒就反胃。冬天，他去赤峰办事，在浴场认识一个“身世可怜”的女子，很快也变得不爱回家了。次年春天，结婚8周年的日子，妻子撞见了他和情人在一起的场面，回家平静地拿出了离婚协议。这反而让张军恼羞成怒，一把撕掉协议，还打了妻子。而这一幕，被他7岁的儿子看到了。

那次，妻子带着孩子回了四川的娘家，张军经过反省，和情人一刀两断，去四川用下跪的方式，把妻儿求回了家。

然而裂痕未平，很快又发生了悲剧。

2009年的暑假，为了改善自己的父亲形象，张军独自带着儿子去海边度假，玩了几天，儿子和他亲近多了。在准备回家的前一天，为了实现孩子梦寐以求的海边野炊，他们去了一片无人管理的野湾滩。在那儿，父子俩吃上了自己做的海鲜盛宴，张军喝了些酒，有些困乏，看到儿子在沙滩上痴迷地做“城堡”，便眯了一会儿。可等到醒来，潮水已经涨上来了，“城堡”不见了，孩子横躺在附近，不动了……

讲到这里，张军停下来，静默了好一阵儿，突然打起了自己耳光。我和弟都没有阻止他。我心里想，如果换作是我，那天的大海就是我的坟场了，而他还活着。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我的心里话，张军缓了口气，又继续讲——接到消息的妻子赶来，眼睛是红色的，手上提着刀，见到他就扑了上来。他没有躲避，还侧过脸把脖子露出来。不知道妻子是手软，还是个头不够高，刀刃偏了，落在了肩膀处——他扒开衣服领子，给我们看肩胛骨，那里竖着一条10多公分长的刀疤。

妻子想砍第二刀的时候，被后面的人抱住了，他才没有毙命。他在床上躺了几天，一个律师送来离婚协议书，冷冰冰给他两个方案：要么签字，要么打官司。

他选择了签字。律师告诉他，他妻子把属于自己的产业委托给了事务所处理，带着孩子的骨灰远走高飞了，说等什么时候不想砍张军了，再来找他办离婚。律师说，他妻子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千万别再刺激她了。

张军也知道没脸再见妻子，想等处理完离婚的事情就去死。抱着这样的念头，他从海边回到了镇上。镇上很平静，这件事似乎无人知晓，人们见到张军依旧像以前一样打招呼。但他已无心事业，把门市和手机关掉，每天闷在家里用酒精麻醉自己。他构思了很多自杀方式：上吊，烧炭，跳楼……在妻子出现之前，他已在脑海里把自己杀死了几百遍。

2009年10月，律师终于有了消息。在宁城民政局外面的马路上，张军和妻子见了面，两人都变了模样，几乎不敢相认。领完离婚证出来，他想要开口说话，女人没有给他机会，头也不回上了车。律师打来电话，代转达：请他好自为之，从此永不相见。

他跪下去，伤感了一场，也明白了有些罪过，不可原谅。

当天晚些时候，张军开车回敖汉，在距离镇子不远的一条山坡弯路处，和迎面而来的一辆货车相撞，他的车滚下山坡，人被卡在座位里，奄奄一息。我问，车祸是自杀的一种方式吗？张军说，那是个意外，那时候他虽然还有想死的念头，却没有了自杀的勇气。

那场车祸让他花光了积蓄，变成了瘸子。生意荒废还不上钱，最后除了那套老宅，他几年来赚的资产全被收走了。他说，当年有很多供货商一趟趟来找他，有些他躲过去了，有些他主动联系打算以货抵债，我弟就是其中之一——他并不是因为和我弟关系好才联系他，而是打开手机看到的是弟的拜年短信，而不是威胁的话语，才会让他过来。

可惜我弟白跑了一趟，提起来，张军就说，当时我弟把2000块钱还给他的做法很让他触动，他之所以写欠条，是真想以后有了钱就还。他的脑海里常有自己东山再起锦衣玉食的画面，但最后总会因为想起死去的孩子而破碎。他认为自己不配再拥有那种好日子，所以，就躲在那间铁皮屋里沉沦着，像个行尸走肉一样活着，直到有一天，被一个穷哥们找上门。

那是2010年冬天，大雪封门，穷哥们带着一个陌生人过来向张军要欠账，张军当时没有钱，求对方缓一缓。穷哥们就让他“帮个忙”，完事后不仅欠款一笔勾销，还会给他分点钱。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那个穷哥们蹲过大狱，张军知道对方肯定没有什么好事，爽口答应只是为了脱身。但他想错了，两个男人在铁皮屋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拉着他去了山西。路上，他无意中看到那个陌生男人身上露出了手枪，明白自己上了贼船。进入山西在一家小镇旅馆投宿时，他动了报警的念头，可半夜爬起来没走多远，就被那男人撵上了。

男人早就察觉到了他的不对劲儿，用一顿胖揍警告了他。穷哥们也摊牌了，讲出了他们准备抢劫金店的计划，并用张军母亲和妹妹的安危威胁他“完成任务”。

张军只能认命了。

不久，他辗转跟着两个男人到了吕梁地区的某县，目标金店就在那里。他们更换了一台套牌车，做了几次路线演练，最后动手时间选在一个大雪天气。张军被安排的任务很简单，只需要开车接应得手后的两人，自始至终不用下车。

那天的雪很大，街上人少，3个人把车开到金店附近，蹲守了一上午，待到中午金店员工轮流吃饭，穷哥们和那个男人下了车。张军按照事先计划把车开到另一条路上等候两人，但是直到传来警笛呼啸声也没见两人踪影，他就独自逃窜了。

握着方向盘跑到天黑，他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转而又想，自己这么活着并不比坐牢好到哪儿，就停了下来。他又冷又饿，回头去后车座上翻找食物，扒拉开两条军大衣，却摸到一个冰凉的东西——手枪？

他打开车厢的灯，仔细瞅，果然是把手枪。他猜测，如果那两人不是各有一把枪，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个男人下车时把手枪遗落了，然后进金店掏枪唬人时傻了眼，被金店的保安当场打伤或是制服了，才没有再回来——这个猜测在他后来被抓后，得到了警察的证实。

我问张军：“那你很快也被抓了吗？”

他摇了摇头，又往门口瞥了一眼，告诉我们，他被抓是1个月后的事了，而在这中间，他遇到了陈婷。

那天夜里，张军找到两根火腿肠垫了肚子，裹上棉衣闭上了眼睛。他把手枪藏在脑袋下面，想着如果明天没有冻死，就去投案自首。

可次日到了最近的乡镇警务站，警察问他有什么事儿，他一瞬间有点结巴了，只说自己饿了，没钱吃饭。警察便问他是不是流浪人员，需不需要帮他联系家人。他编了些瞎话，把自首的话咽进了肚里。民警给他搞了桶泡面，趁对方去上厕所，他悄悄离开了警务站。

通过这一趟“试探”，张军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受到通缉，既然这样，也没有必要去自首了。

再次开车上路，他感觉自由了。他已不想再回内蒙古，决定去个温暖的地方落脚。开着车往南走，汽油耗尽后，他在临汾的一座县城找了家小旅馆住下，吃饱喝足睡了一觉。

没想到第二天他发烧了，没爬起来，一停就是几天，身上的钱很快所剩无几。他去街上找工作，雇主们见他拖着一条残腿，说话又闪烁其词，没人敢用他。他打算去个更大的城市找机会，便想把那辆车卖掉换个路费，在旅馆后院收拾车子时，不小心把藏在军大衣里的手枪抖落到了地上，他慌忙捡起来。

然而这一幕，已被旅馆窗口里的某个住客看到了，那便是宏文的妈妈，陈婷。

张军觉得，两人的相遇就是天意——如果他之前被抓或是自首了，他就不会和她住在同一个旅馆；如果他没有带着那把手枪，那天她也就不会敲开他的房门，说出杀人计划。

也许是看到了我和弟的震惊表情，张军停了下来，又到隔壁房间看一眼，才放心回来讲：“宏文睡下了。”

他说，遇上陈婷的时候，她才21岁，一张秀气的娃娃脸，却挺着一个大肚子，怀胎9个多月了。

这些信息在陈婷进入他房门之前，他就已经从旅馆老板娘的嘴里知晓了——此前他有两次在柜台处和陈婷相遇，那老板娘是个碎嘴头子，告诉他，这个河北衡水来的大肚子姑娘已经在店里住了小1个月了，“真怕哪天孩子突然从她裤裆里掉到楼梯上”。

那天夜里，他把房门打开，陈婷自报家门，一口气说了自己的名字和来历，以及肚子里的孩子月份——跟旅馆老板娘透露的信息差不多。陈婷说话时语气冷淡，眼神里毫无畏惧，反而让张军有些忐忑。他问陈婷为何要跟他说这些，他马上要走了，并不想交朋友。陈婷反问他，是想去抢钱，还是抢到了钱？又说知道他的名字，来自哪里，还知道他是个穷鬼，在找工作，最值钱的东西除了那台快要报废的小轿车，“就剩一把手枪了”——想必除了手枪，其他情况也是旅馆老板娘跟陈婷说的。

可听到陈婷说出“手枪”两个字时，张军很是心慌，又有点恼怒，就问她想干什么。陈婷让他把门关上，他照做了，关好门回过头来，陈婷已经坐在了床上，屁股下面压着军大衣——手枪就在军大衣的口袋里。张军慌了神，更不敢轻举妄动。

陈婷很快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一个负心汉的，她要趁着自己还没有生产，把负心汉杀了，这样她可能顶多判个死缓。她想用8000块换张军的枪，杀完人她会去自首，绝不向警察出卖他。

张军冷静下来，分析陈婷的话，摇了摇头。他不相信这个姑娘不会出卖他，宁愿去卖车，也不会卖枪。陈婷又说，那他可以把枪扔到一个地方，她再去捡枪，审讯的时候她就告诉警察枪是捡的，这样就跟张军没有关系了，而且那时候张军也已经带钱远走高飞了。

张军思索许久，同意了。陈婷当即从衣服里掏出一沓钱，说是定金，等明天找个地方交接完手枪，就把剩下的钱给他，为了防止他溜走，她要和他住在一起。

在房间里尴尬地和衣睡了一晚，第二天，两人分乘出租车去一个公园交接了手枪。回到旅馆，陈婷把剩下的钱补给张军，张军迅速退了房准备离开。

就在张军启动车子那一刻，陈婷又拦下他，索要子弹。他泄了气：枪里只有2枚子弹，交接的时候被他取下来，随手丢进了公园的草丛里，想不到这么快就露馅儿了。

我问张军为什么把子弹丢掉，他说没有子弹的枪就不会伤人，他只想赚钱，不想害人。

他当时骗陈婷说，子弹需要单买，1000块一颗。他是想让陈婷回去拿钱，趁机跑路，但是陈婷反而拉开车门钻进了车厢，说自己已经身无分文，让他送一颗子弹。

不得已，张军只能坦白了把子弹丢在公园的事。陈婷不相信，硬是黏住了他。他担心碰坏她的大肚子，没敢使用强力让她下车，只好带上她一起走，想办法路上甩她。他给车子加满油，开出了县城。陈婷似乎看出了他的用意，死活不离开车厢，连撒尿都在车上。后来在一个小镇吃饭，他弃车从饭店后门溜走，拦下一辆出租车走了很远，回想起陈婷已经身无分文的话来，又让师傅返回去了。

回到饭店，陈婷正坐在地上哭嚎。他远远看一会儿，过去把她扶了起来。

两人又一起上路了。在另一座县城的小旅馆里，陈婷才向张军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她出生在一个畸形的家庭里，父母都是不务正业的人，她也很早就离开学校混起了社会，16岁时就跟了一个在衡水开台球馆的山西男人。对方一直许诺，等她成年了就娶她，转眼她过了20岁，对方非但没有实现诺言，还离开了衡水。陈婷跟男人去过山西，待了小半年，发现对方早有家室，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陈婷本想就这么一刀两断，却又发现自己怀了孕。她以为怀孕可以让男人回心转意，然而对方却不承认是他的种。这让她感觉受到了侮辱，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去做亲子鉴定。男人没料到陈婷会有这个决心，等得知她已经怀胎8月，才感到麻烦来临，赶回衡水软硬兼施把她弄去医院打胎。结果，医院怕出人命官司，不敢在没有直系亲属签字的情况下做引产术。离开医院，两人在车上吵了一架，男人又动了手，把她掐晕了过去。

陈婷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躺在树林里，身上盖着一堆树叶。爬起来没多久，看见男人的车又出现了——男人带着一把铁锹跳下车，朝树林走来。陈婷顿然明白了对方的意图，迅速藏起来，男人在树林里扒拉半天，最后扔掉铁锹跑了。

她躲过了劫难，暗下决心要为自己复仇，于是独自来到山西，在男人的县城里找个旅馆住了下来。她分析，凭自己的身体条件，只有用枪才能杀死男人，便通过各种方式买枪，却被骗了好几次，就在想要放弃的时候，偏偏遇到了张军——那把亮闪闪的枪，让她又燃起了复仇的希望。

听完陈婷的故事，张军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他可怜陈婷的遭遇，佩服她的勇气，也鄙视那个负心汉。在陈婷的泪光里，张军答应不再丢下她，并想办法弄到子弹，协助她复仇。陈婷也说，如果他能帮自己复仇，她就不去自首了，以后做他的女人，跟着他流浪天涯。

张军带着陈婷回到之前的县城，找了几天子弹，无果。陈婷很是焦躁，催张军用其他方式动手，张军却没有勇气。陈婷开始动不动就发脾气，终于在一次争吵中破了羊水，生下了儿子。

张军在旅馆里照顾母子俩，过了一周，一天买奶粉回来，床上只剩下了婴儿，陈婷则带着枕头下的钱不见了踪影。等了几天，没听到县城里发生凶杀新闻，他想，陈婷应该是放弃了复仇，也放弃了孩子。

我和弟都舒缓了一口气——有那么一刻，我真担心这两人完成了复仇，然后我和弟发现了一对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亡命鸳鸯”。

张军说，他当年确实动过杀人的念头，之所以没有实施，关键是因为那个快要出生的孩子：当他看到陈婷复仇的决心那么坚定，就想过她肚里的孩子以后将会是个孤儿，也许这是老天爷的安排，让他和这个注定是孤儿的孩子相遇——婴儿的哭啼声就像是他那死去的儿子的召唤，他决意要把他当作亲生骨肉来养育，用余生赎罪。

他把那辆套牌车按废铁价卖了几百块，抱着孩子踏上了回内蒙的汽车。车厢上有人怀疑他是人贩子，报了警，警察把他请下去，结果从他的行李中翻到了那把枪，将他铐了起来。

讯问室里，张军隐瞒了孩子的来历，只说是在路边捡的，但坦白了被胁迫参与金店抢劫的事情。后来他才知道，那两个主谋并没有把他供出来，而他和手枪的出现，让他们又增加了几年刑期。他因为受过胁迫，又有坦白和立功表现，最后被以非法持有枪械罪起诉，判了3年。狱中表现良好，又减刑半年，最终在2013年夏天出狱。

我问那孩子去哪儿了？他说知道自己要被判刑后，就坦白了孩子的来历，可警方没有找到陈婷，就把孩子送进了福利院。出狱后，他跟当初办案的警局取得了联系，在吕梁的福利院找到了孩子。不知算不算缘分，小孩患有先天性右耳失聪，又体弱多病，在福利院待了2年半也没人领养。他就跟我弟借了笔钱，打点关系，费了很多曲折，又把自己的妹妹求过来，才把孩子领养出来。

张军说，那时候多亏了妹妹和妹夫的帮忙，宏文才健康了一些。妹妹很疼爱这孩子，说宏文很像以前的侄儿——这话总让他泪目。如果当初一直由妹妹抚养宏文，也许会更好。但张军心里有个执念，想找到孩子的生母，于是又去了衡水，没花多长时间，就打听到陈婷的消息。

那时陈婷又生了一个不知道父亲是谁的孩子，还欠了很多外债，成了信用黑户，生活艰难。她同意跟张军去内蒙古生活，条件是：如果债主找来，张军要替她还债。

张军答应了她。就这样，两人带着两个孩子组建了“家庭”，为了躲避债主，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陈婷既因为张军赚不到大钱、无法替她还债而讨厌他，也因为需要张军的掩护而离不开他。她把当年对那个山西男人的憎恨转移到了宏文身上，对孩子很是冷漠，从没有给孩子过一点母爱。张军曾经以为时间会让陈婷放下当年的怨恨，但是他错了，有些仇恨是无法消融的。

我问张军怪不怪陈婷。他叹口气，摇了摇头。我又隐晦地提了一下王老师和陈婷的关系，他明白我的意思，还是摇头。

他说，很早就看出来王老师对陈婷有那层意思，两人去年夏天就有了私情。他有过痛苦，但更多的是无奈。在外人眼里，他们是一对夫妻，实际上，陈婷从不和他过夫妻生活。自从那场车祸之后，他就有了勃起障碍，所以对陈婷是有心无力。在他心里，早已把陈婷当作妹妹看待了，她要是遇到一个有能力帮她还债的“下家”，他也乐意离开。

我问，那现在的结局是你的有意“安排”咯？

张军点了点头。

弟问他准备带宏文去哪里。他说没别的去处，为了宏文考虑，只能回赤峰投奔妹妹一家。如果弟同意，他会在赤峰开家烤鹅店，有个营生。弟听了，就让他回去后放心开店，说我们会全力支持他。张军感激地点着头，眼里又泛起了光。

后面张军出去解手，剩下我们两个。弟说，赤峰开店大概也会不错，让军哥在那里发展加盟，对厂子也有益处。我说如果能做起来当然是好，但是看他身体状态，可能干不长久。弟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出了心中预感——张军不像长命的人。

弟叹气，问我哪来这么多预感。见他神情悲悯，我不禁摇头，问：你这就被张军打动了？难道就一点不怀疑他的讲述？

见弟一脸茫然，我说，我是不理解会有这样的人，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还想着收养孩子，明知被戴了绿帽子，还跟着人家去开店，真是奇人。

弟皱起眉头，反问我：“那他编造这些假话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他就是想营造伟大人设，好方便以后再向我们求助吧，而且你刚才已经入了他的套了。”

弟转过脸去，摇头叹息。他心里肯定又在说我，我不怪他，我想等他再收到张军的借钱请求，就会明白了。

张军回来跟我们喝完了剩下的酒，我们握手告别。次日下午，父子俩被弟送上了火车。我也回到了加油站，闲下来常会想起那晚的谈话。

然而，两个月后，我等来的不是张军借钱的消息，而是他的死讯。

弟去了一趟赤峰，从张军妹妹那里了解到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