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检争端背后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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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围绕安检的争端起始于23年底的北京地铁事故后以及凤凰网的一篇有关安检的报道，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安检是否应该取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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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活跃在一二线城市并主要靠地铁等轨道交通（目前没见过公交也安检的情况）通勤的人大多都经历过诸如“安检排队排很久”，因为某种东西被检查出来导致后续被拖延很久时间的情况。剩余大部分人接触安检的时间则主要出现在铁路，轮渡，飞机以及部分展会展馆等情况，如果本身不喜欢出门以及搞活动的话对安检的接触不会很多，所以对于安检其实没有太多的印象，剩余一小部分人是需要经常出境的群体，对于各地安检情况有着较为详细的了解。

这就是对于安检认知的一些基础。

安检是否有用其实一直有争议，比如23年年初出现过在列车上用刀伤人的新闻，这其实比开头的两个新闻还要早一些，那时候网络上其实有隐隐约约在讨论安检到底是否合理的情况，比如会有人抱怨连个眼镜喷雾都查却查不出凶器，但后来也没人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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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有诸如莫斯科袭击事件促成的讨论，对于安检是否有用又回到了“什么算人员密集场所”以及现行安检到底能不能应对那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的程度上，前一个讨论方向其实很有趣，有点“排队核酸到底算不算群聚”的意思，后一个其实更应该加强一下巡防力量，而不是单纯的靠着X光机来维持治安。

目前的资料显示其实国内安检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从08奥运以及10世博会之后被保留了下来，广州地铁更是之后几年才开始铺开安检设备。而港澳台地区的轨道交通至今无安检，和很多人对无安检区域乱糟糟治安差的印象形成了深刻对比。

所以安检的性质其实有些类似于核酸，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在上。

不过两者其实也有区别，做核酸之所以没法持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做核酸不仅浪费时间还是个受罪的过程，很多人做咽拭子都会被捅的干呕，做鼻拭子那更是痛苦不堪，尤其是通过鼻甲直接通到跟咽部相通的位置的时候——我做内窥镜的感受就差不多是那样的。而很早的时候安检并没有那么多查验事项，除非是真的藏了凶器，大部分时候都可以直接走，安检其实顶多起到了一个分流作用，而且不一定所有人都会扎堆去北上广深等地铁覆盖多的地方，去了也不一定能住在地铁线路普及的区域，所以形式上大家都可以接受，没有什么被安检困扰的情况。

但是现代大家就有些接受不了了，除了经济下行地铁票价暴涨（我最早坐北京地铁可是2元通坐的）以及耽误通勤，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目前来看呼声最高的原因有“眼镜喷雾”，以及充电宝等等。

眼镜喷雾很好理解，近视率的增加导致眼镜使用率增加是一点，近视其实是人类宏观发展的一种趋势，眼镜的普及会导致眼镜喷雾的携带率一同增长，就算不喷眼镜也可以喷手机擦汗渍，或者在条件不好的情况下洗手消毒，在covid疫情之后公卫意识的提高也促进了这一点。

充电宝则是伴随手机普及的又一趋势，毕竟充电设施并不普及，而现代手机电池容量日发不耐用，10年以前那种手机里边都很耐用，就算一天内用的多也可以靠换电池解决，而如今的手机都是一体机，换电池需要专门人员进行操作，所以现代人都需要专门的充电宝为自己的体外器官智能手机进行补电，自然而然就有了带充电宝的必要。

那很多人会说喷雾易燃充电宝易爆，这当然有道理，但是没有足够的理由，毕竟手机爆炸以及带凶器上车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了，但并不可能有人会要求禁止带手机上公共交通——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成千上万，不会有人真的提出要不让汽车上路，正确的做法是普及充电装置以及要求相关生产方加强质量检测，有了充足的基础设施就没必要自带了。

但都已经快没钱维持安检了，自然也不会有这个想法。

安检其实和后期的核酸一样，走到了一个尴尬的处境——变成了一种免责协议一样的东西，就好像在体制内“假装做点什么，哪管是磨洋工无用功”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强，属于是专门给一部分人看的精神慰藉，就好像在说“这个东西我确实很努力做了”。但如果取消安检就失去了这层精神屏障，仿佛一下失去了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形式主义总会在类似机构盛行的原因——只要看着像是办事的，而不是一直闲着的就都没问题。

而这部分客户的精神需求就不一样了，因为进行某种改革总是会有一定的动荡，与之相应的话术就有“出了事你来担责吗”之流，在人事关系比较单一，主理人比较保守的机构中这个问题格外严重，以至于很多事情通常要拖到撞南墙的地步才肯回头，或者撞了好几次南墙也不回头。

事实上这也有先例，但其实除了两三年前过早的杀鸡儆猴之外，最后并没有人因为后来的大崩溃而实际担责，反而是从一个胜利回到了另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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