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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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度记特约评论员 龙之朱

湖北解封了，武汉也将在不远的4月8日开城，而方方日记的终篇，在这个春夜，在数不清的人的等待中，如约而至。

武汉要开城了，日记画句号了。这样的消息，让两个月来居高不下的民间公共体温骤降，相信很多人都一脸轻松。

追也好，怼也罢，方方“武汉日记”的使命已经完成。想想这都是一个奇迹，一个中文话语世界难以复制的交互传播经典案例。

有那么多凌晨一两点还不睡觉等着看日记的人，也有给“方方阿姨”写信的各种年龄的“高中生”，更有数不清的圈友因为看法不同而势若水火。

一份日记，成了测量民间公共体温的试纸。你发热吗？你怎么还不发热？你今天看方方了吗？你今天骂方方了吗？

疫情之下的封城，让很多人焦虑，也催生了很多欺瞒、恐惧、愤怒、亢奋，当然，还是会有冷静的思考。

舆论场上冷一阵儿烫一阵儿的话语温度，既表征了芸芸众生普遍的思想体温，也传递给我们些许哪怕微茫的希望。

方方日记，就因其难得的冷静、沉稳、绵密，在记录城市日常、追问共同悬疑、勾勒时代面影的同时，也在一点点补缀残缺的公共记忆，激发被同化的思考能力，降低一度高热的民间体温。

没有规划、没有愿景，甚至没有必要的文本打磨，“想到哪写到哪”“经常不小心有错漏字”……这样絮絮叨叨的文字，更接近自言自语，“纯粹的个人记忆”。然而，这份随意、散漫，多有批评的日记，恰恰引发了人们的共情。

不管是批评方方的人，还是追捧方方的人，其实都应该意识到，方方日记的存在，让思考成为可能，让讨论形成价值，让公共舆论多了一些素材和符号。

很多人指责方方的批判性，如同那位“高中生”所质问的，“在一个光明时代，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多用在提振民族精气神上，还是一味地聚焦不足之处，不停地揭露和追问呢？”

这个问题当然不能抽离具体的环境。正如方方写到的，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和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事实上，“揭露和追问”等批评性本身，就是在“提振民族精气神”，就是一种强大的正能量。

也有人指责方方的琐碎。困坐愁城，方方记录生活中诸多毛茸茸的细节，这既是特殊时期的认识标签，也是一种容易引发共振的集体记忆。砖缝里的一株草，枝头的一簇花，路面积水的几纹涟漪，武汉大嫂的一两句骂人的话，每每会直击你的灵魂（如果有的话）。

还有，这场疫情带给小众老作家方方的最大触动，一定是与阅读者高强度的交流。

这或许也意味着，方方日记，其实是方方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作品。用接受美学的理论看，方方日记实现价值的过程，就在与各种人的互动之中。也互动中，日记完成了从个体叙述向公共表达的进阶。

是不是一定能够形成共识，很多时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呼吸困难的日子里，至少有一道门缝，让我们能够保持思考的能力；在普遍性体温高热的环境中，至少有一剂清醒帖，让我们冷静下来，遥吟俯畅，低回辗转，体察众生，观照世界；在公共话语的缝隙中，至少有一些民间记录，让大历史大事件大灾难的叙事更丰盈一些。

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次疫情的各种日记，方方日记、六六日记、老俞（俞敏洪）疫情日记等，都做到了这一点。

作为一种文体，日记的历史源远流长。之前的日记，长处多在事件记录、文献留存，其价值有待长时段的发现。而在互联网语境下，则立竿见影，既是记录，更是表达，本质上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观照，是公民对公共生活、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的意见表达。

这种表达，首先是自发的、主动的，然后才诉诸更多的个体，引发广泛的共鸣或批评，最终则对公共治理提供某种路径上的借鉴。而无论是情绪上的共鸣还是现实社会的变化，无疑又会反过来成为催生嗣后日记的内容。

这实在是一种饶有意味的文化现象。

个体的记录，裹挟着民众的参与、补充、丰富，乃至再创作，成为一个时代大事件的公共记忆。就像那位采访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记录即表达，叙述即评价，这些来自疫区的字符，当然跳动着灼热的价值与力量。

“疫情过后，武汉人便会回到以前的生活轨迹。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像长江，永远奔腾，不会停歇。”方方的话真实可鉴，但正如一缕风、一点雨、一只掠过天空的小鸟，过去了，抹掉了，消失了，能说没有来过吗？

灾难如是。日记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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