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计划案，蹊跷的“泄密”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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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

5月13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并指定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对令计划案提起公诉，指控罪名是受贿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和滥用职权罪。对这些罪名，分别有“巨额”和“情节严重”的程度描述。

被告人令计划利用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情节严重；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对令计划，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日报》

“泄露国家机密”的套路

令的命运可想而知。由于第二项罪名涉及“国家机密”，此案理所当然将不公开审理。众所周知，与此牵连的令计划之弟令完成已“携密叛逃”，成为“中国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叛逃者”。然而早在2月12日，令完成就通过律师发表声明，否认持有大量中国机密，更否认将机密交给华府的传言。

如今又是三个月过去，令计划已被公诉，而叛逃事件则渐趋销声匿迹。若我们稍加思索，就能发现：在这出不亚于“王立军逃馆”的政治大戏背后，“国家安全”正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据报道，令计划窃密发生于2012年7月被撤换后一个月内。2014年10月，令完成赴美，2015年5月在美“失踪”。2015年8月3日，《纽约时报》披露了中国政府一直对美施压的消息。两天后，《环球时报》发文为中方造势。时值习近平即将访美，中方似乎对与美国达成交易颇有把握。而《环时》此文，一面靠“令完成可能成中国史上最具破坏力的叛逃者”博眼球；一面又借“中国前驻美国资深外交官”之口，反称令完成“掌握大量情报，足以供美国与中国进行政治交易”之说“纯属臆测”，力避渲染情报战气氛。

可是，不管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习访美前夕赴美施压（2015年9月），还是公安部代表团访美呈交指控（2015年11月），均未能遣返令完成。随即，2015年底，“令完成向美泄露核机密，涉最严重叛国罪”的惊天消息以《澳大利亚人报》援引香港两家杂志，再被内地媒体引用的方式“出口转内销”。这一消息来源，据称是中方有意泄露的孟建柱内部谈话。到2016年2月3日，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又据美国匿名消息来源“证实”令完成已向美方披露中国核心机密，称其为“中国叛逃至美国的最有价值的人员”。

所有这一切戏码，均属于中共政治常见的套路：以海外放风助力国内政治斗争。官方公开、正式的回应却只有一次：2016年1月15日，中纪委首次证实令完成一事“中方正在处理，也在和美国进行沟通”。而其后2016年初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却据说并未谈及此案。

“泄密说”背后的蹊跷

其实，此案中故意放出的“国家机密被泄”背后大有学问。据披露，令计划窃取的2700份中共机密文件中，最具危害的包括：中国最高领导层的退休计划与在中南海的住所位置、出入和通讯密码；党中央在危机时如何指挥国务院与中央军委；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动用核力量的程序，包括发射密码。

乍一看，这些秘密命运攸关、惊心动魄。然而细思量，其最大共同点却是一经更改（原有秘密）即告作废。特别是密码，一发现泄露必然更换，窃取者手中的情报即失去价值。即使没发现泄露，文中所涉的几种密码平时也必须不定期更换，情报价值转瞬即逝；即使是更具价值的加密方式泄露，也可以更换补救。

然而一般的舆论显然不深究这些细节。《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文章还称：中国当局发现，这些密件大多是在2012年9月令计划调任统战部长后复印的。卸任中办主任要从已被习的心腹接管的中办挑选、调取上千份高价值核心机密，并用复印这种危险的原始方式保存，实在匪夷所思。故而，媒体报道的泄密内情，其可信度不高。

即使令计划在中办主任任上，早就准备复制一批机密以备自保，也恐怕不会只有现在爆出的这类机密。我们能猜得到：美国最需要的情报，显然是中共的权力争夺、经济军事实力、内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战略的真实意图等等。这些在中办的机密档案中都不难找到。

可以说，令计划能获取的更具威力的信息，还不是国家机密，而是高层的个人政治丑闻甚至罪证。而最终披露的这些与核大战、危机应对程序和特务行动相关的信息，虽不能说对美国无用，但从战略和情报专业角度看，其实远非上品。渲染这类“泄密”，倒像是依照公众从谍战剧中得来的对“国家机密”的印象量身打造。

报道还称孟建柱痛斥“这一泄密事件已造成严重影响”。可是，中共高层退休计划迄今仍在激烈内斗之中，而无定案，最高层危机指挥机制也正因“国安委”和“军改”等伤筋动骨的体制震荡而处在变动之中。美国更需要的，显然是这一过程的实时动态。而这方面的一次性情报，只会迅速贬值。

由此推断，令计划“挟密自保”的动机颇为可疑。如果令完成只掌握传闻中的信息，因为这些机密会过时贬值，靠他在美随时泄密，很难构成长期威慑，迫使中央不敢或只敢象征性处理令计划。而且，既然令计划已无法逃脱，自然就构成人质，不管是泄密还是“泄丑”，都可能遭到中共高层的反制或报复。再则，即使要换取中央放令计划逃美，也要向其证明机密将被可信销毁，不会提供给美方──而这几乎没有可操作性。

“卖国”作为政治斗争炒作

事实上，在泄密一事被炒作之前，令计划已被开除党籍公职，等待审判。此时令完成将情报悉数献美，保本人安全说得通，保护其兄长已然来不及。若令完成手中的筹码尚有此威力，孟赴美的主题就应是“以令计划的人身安全换情报安全”，而非引渡令完成。另一个佐证是，若真是中美情报战，中共也并非没有别的筹码可与美方交易，而如此规格仍引渡不成，或许美国并不将此事视为情报战。

同此前的薄熙来、周永康等高层大案一样，通过法律上的一应流程，从一堆大同小异的高官劣迹或污点中定出罪名，都不算难。但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必须得到“国妖”们认罪伏法的场面，以示“除妖者”代表着充分的正义和权威。这自然需要受审者本人的配合，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被钉上耻辱柱，“永世不得翻身”。

在大陆多数普通公众认知中，腐败和弄权已逐步成为见惯不惊的中共高层劣迹。但借常年神秘而可怕的“国家安全”教育之功，“卖国”还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大恶大罪。而在中共高层政治争斗甚至日常运行中，几乎一切都是“国家机密”，是否“非法获取”更视成王败寇而论。于是，令家兄弟或许有窃密行为和叛国阴谋，但更大的可能是：此事被政治斗争之需严重夸大和炒作。

尽管“令计划泄密”的信息渠道并不扎实，炒作也不专业，但这一渲染，无不有助于中共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令计划十恶不赦”的舆论。在未能将令完成归案，特别是令完成是否已将情报送给华府尚无公开证实的情况下，中共仍能开审令计划，并且把“泄密”包括在内。这里的“泄密”就更像是在施展政治斗争的“障眼法”了。

以上这一切，让人多少联想到：近来中共借“社团改革”，将共青团直属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停招本科，并有意削弱团中央。而原本以改革起家的共青团系统，最近借中共整体严重“左转”之时变本加厉推行极左话语，却也仍然成为“被改革”的对象，这更可见到当前中共政局的有趣。

（丁丁，中国政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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